一座城市的局限

九年前移居南非时，我从当地人那里最初得到的几条建议里，有一条是谨慎使用GPS。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国家的导航规则之复杂和任性，已经远远超过一台电脑所能驾驭的了。你可以驾车驶过这个街区，但晚上不行；而经过那个街区时，你则必须保证你的车窗全都摇上去了，特别是如果你是个白人的话。谈论GPS的，常常是南非的白人，但黑人们也会表示同意。人人都说，这个曾经分裂的国家并未能完全走出它的历史阴霾，真是悲哀呀。但就是这么个情况，规矩就是规矩，有些人已经痛苦地将它们视为某种人类的本性。

当我于3月飞往开普敦，这个南非的第二大城市时，我思索着这些规则。过去的三年里，开普敦正遭遇一场三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许多专家分析，气候变化加剧了它。这座城市外观上的变化令人震惊。一道由众多5000英尺（约合1524米）高的山峦构成的屏障，将开普敦与南非的其他区域隔开。东北方的地貌看上去跟野生动物观光手册上的那个非洲别无二致：干燥，炎热，丛林茂密；但那片卧于山脉和非洲大陆西南部尖角之间的小小的碗状区域，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气候，它的学名叫做“地中海气候”。站在山巅鸟瞰开普敦，这座有着四百万人口、以其典雅的建筑和崎岖的山坡著称的城市，仿佛可以瞥见人们常说的“希腊气韵”，但它比希腊更梦幻：象牙白的房子，钴蓝色的海域，橄榄绿的山野，以及穿过所有这些景色中间，由葡萄酒庄园形成的、延绵的金色缎带和星星点点的黄水晶。海角地区的降雨量是南非中部那些不毛之地的五倍之多，这个地方因此成为整个地球上花朵种类最繁多的植物王国，向世人炫耀着它那些巨大、鲜艳的花束。云的形态有波涛般翻涌的白色积雨云，有像小河般流淌的云雾，也有宛如从南非桌山上倾泻而下的瀑布般的迷雾；桌山就是笼罩在这座城市面前的那道峭壁，让人不禁觉得，仿佛传说中天堂里活泼而丰富的景观在这里成了真，就出现在这片人间大地。

如今，一些景致已不复存在。干旱在开普敦调出的颜色是了无生气的黄绿和灰棕。草地和花园枯死了。城市里那些占地广阔的小镇——种族隔离政策下为有色人种依法保留的区域——它们与沿着桌山面向大西洋的那面山体依山而建的富人社区，有着显著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在于它们的位置恰好隐于山后，不易被看见，也在于这个地区自身的问题：不太理想的局部气候，地如沼泽，风如刀子，雨雪天气容易发生洪灾，干燥微风的夏季则有沙尘席卷。尘土在沟渠里堆积成一团团小小的漂浮物，它们是你正前往一片“不祥之地”的征兆之一，而现在，到处尘土飞扬。

游客们喜爱开普敦：开普敦拥有世界第二高的“千万富豪季节性人口流动率”，仅次于长岛的汉普顿（看看那些夏季游客的超级豪华游艇）；它很时髦：数家科技创业公司和有着“孟买自行车俱乐部”之类名字的时髦餐厅遍布本地；它也非常富裕：南非最富有的街区90%都在这里。我有时怀疑，游客来这儿是因为这里能提供非洲的异域风情，但又不需要你跟黑人打太多交道。在欧洲人抵达这里之时，班图人（Bantu-speakers）还未到来。他们如今从工作机会匮乏的东部乡村地区来到了城里，但是开普敦的黑人人口占比依然低得出奇，只有39%。42%的居民为“有色人种”，这些种族间混血的南非人，有着无法定位的多种文化融合的面貌。国际机场里那些令人激动不已的落地式巨幅照片，向游客们展示着它的葡萄园、庆祝游行、爵士音乐家、令人大开眼界的海滩和斑马——但同样让人咋舌的是，几乎没有任何图像展示黑人们的村庄和黑人区的城市地景，而这些才是这片大陆主体部分的真实面貌。

在南非，这一定位让开普敦的名声变得可疑。它是南非人的土地，也是外来者的——这些外来者虽不愿公开发表种族主义的言论，但却牢牢地紧抓着自己的特权。尽管白人只占到开普敦人口的16%，但相较于整个国家8%的白人比例，他们在这里显眼得多；高档消费大道上的酒吧，散发宝石般色泽的海滩度假区域，这些地方几乎只有白人消费者。我的一个朋友曾帮忙倡议建设一座可以让这个地区容纳更多移民人口的风力农场，却被一群愤怒的英国退休人士和南非白人反对的呼声挫败，他们声称，反对的理由是这将威胁到一种稀有蛙类的生存，在听说这一提案之前，他们很可能连这种蛙的名字都没听过。

餐馆里针对黑人的露骨歧视大量存在。去年（2017），在一个叫克里夫顿（Clifton）的高档社区里，一个专用停车位的售价达到了83000欧元。我知道克里夫顿，那里非常拥挤但是有公共停车场。一些买主很可能花费了相当于一个普通南非家庭二十三年支出的钱，只为了获得不用跟“车童”（一些开普敦人中的黑人或有色人种，会为了两毛五分钱的报酬主动为人看车）打交道的特权。

驱车在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城里行驶时，我曾看到一家开普敦地产公司的广告牌，它邀请南非人来“半移民”（semigrate）。这个词是“移民”（emigrate）的变体，这就是许多白种南非人自1994年白人统治画上句点之后就开始扬言要做的事——搬到一片“更白”的国土上去。它所暗示的是，移居开普敦，就跟离开非洲差不多一样棒了。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对这场旱灾表现出了出奇的沉默。我在约翰内斯堡的朋友们很少提及旱灾，似乎也没那么在意。这些每天放水蓄满他们的豪华泳池的人活该受罪，有几个人尖刻地说道，让他们也尝尝非洲其他地方的人艰难度日的滋味吧。随着“零号日”——最初预计政府将于四月关闭水龙头的日子——到来，《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警告道：“四百万人……可能需要排队取水，由武装警卫看守”。开普敦外的南非人设想，这将是一场富有诗性正义的惩戒。既然开普敦人如此贪恋甜头，抓着所有的好东西不放，从财富到种族特权，那么就让他们在过剩的物质和权利中溺死吧。想到一个为了避免跟车童打交道而宁愿花掉83000欧元的人，大汗淋漓地站在队列里，等着从配给卡车上领一桶水，这画面简直令人愉悦。

粪便

我给我住在中上阶层社区的朋友保罗写信，询问我在开普敦期间能否住他那里。他答应了——但前提是我得清楚目前正在发生什么。

据他说，目前正在发生的不仅是旱灾，而是一场巨大的、计划之外的、疯狂但美妙的社会实验。“我希望你勇于去挑战你节约用水的极限！”他在信中写道，“如今除了厕所下水道里流走的东西，其他的一概出不了这间公寓房。水槽和浴池都被塞住了……我可以把洗衣机调节到最小用水量运行，它排出去的水会进入一个25升的容器，留作冲厕所用。或许是有点做得太绝了。”他承认。

他说，他和他现在的房客，分别只会用到市政府配给的每人每天50升水的1/5——而50升还不到一个普通美国人一天在家330升用水量的1/6。“（但是）这更像是一个挑战而不是要求，”他解释道，“我有点乐在其中！”

出人意料的是，在过去的一年里，这座城市的用水量减少了40%。“桶浴”——或者说用塑料桶接住洗澡水以便重复利用——如今已成惯例。在净水里洗碗是种奢侈，厨房里尽是攒了几天的洗碗水的味道。人们的院子里放着丑陋的蓄水容器，用来收集雨水，这导致地里勉强存活下来的最后一点草叶也干死了。以前，南非的富人们有着苛刻的清洁标准，以此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也为了充分使用大量女佣提供的便宜劳力。现在，向访客展示你家抽水马桶里存了一天而发酵了的尿液，以证明你还没冲厕所，这成了一个自豪时刻。体臭也没那么不能忍受了。很多女性彻底改变了她们的护发方式：接受它自然的卷曲以减少洗发和做造型的次数，一周只洗一次头。在Facebook的一个由社区运营的“干旱”话题页上，一位女士在其中的一次讨论中对我说，她正在“实验”用一种植物提取液“轻轻喷洒在头发上”。也有人则将及臀的长发剪成波波头或者希妮德·奥康纳式[Sinéad O’Connor为了挑战传统的女性形象，一度以寸头示人。——译者注]的发型。我的一个酷儿朋友向我抱怨，她简直无法分辨该勾搭谁了，因为“到处都是剪了酷儿头的人”。

在Facebook已有16万用户的“干旱”话题页上，形成了一种互相打气的氛围。这些来自不同阶级的用户，管彼此叫“节水战友”。他们会因极低的用水量、“污水系统”、“水下管道”，以及其他一些能让家庭省下更多水的奇奇怪怪的装置，给彼此点赞，越古怪且越是自己动手做的，就越好。莫妮卡·塔林和克林特·塔林夫妇（Monique and Clint Tarling）住在主城区边上，他们向我展示了一种用一个500升容量的水槽和几只托盘搭建的“可持续淋浴装置”。为了表露他们对这件新发明的看重，他们将它放置在前门台阶上，自此他们就没法从正门走进家中了。

克林特重装了一个旧的蚯蚓农场，用它充当过滤器。莫妮卡是这个家的主妇，在过去的六年里已经收养了20名弃婴，她发现这个新装置成了她创造力和审美追求的出口，而这些是她以前从未意识到自己有的。她用蕨类和防水的小彩灯装饰他们的新淋浴间，效果如梦如幻。她的孩子们为了能待在那儿，洗澡的时间越来越长，水不断地循环再循环。

在这个处处可能冒犯他人的国家，一个人眼里的笑话可能是另一个人无法接受的嘲弄，但一种相当罕见的、能被共享的幽默，如今大量涌现在Facebook的网页上。

这些并肩作战的住户们为省水所做的努力，常常会招致温和的嘲弄。一个女人非常骄傲地上传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她把她的洗衣机固定在了卫生间的墙上，这样用过的水就能直接通过水管一滴不剩地流进马桶的蓄水箱里了。评论里有人说：“看上去就像一个毒气室！”

另一个人说，“拉屎的时候很容易被洗衣机干掉”。

这种情绪很容易传染。在朋友保罗家的第一晚，当他把手伸进我肮脏的洗澡水里，舀出水来冲马桶时，我目瞪口呆。但来到开普敦一两天后，当我打开一个朋友家客用洗手间的马桶盖并看到粪便时，我几乎兴高采烈地大笑起来。我从来没有如此兴奋地看到一坨堆在马桶里的屎，并且自己也想在上面拉上一泡。

我们总以为“规范”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建立，也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改变。一个富裕的家庭里，赫然出现一坨陌生人的粪便，这基本上是一个不被允许发生的禁忌。这个信号不仅会让发现粪便的人感到恶心，还会让他产生一丝不安全感，它意味着这个地方环境恶劣，缺乏管制，令人不安。但在开普敦，这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象征：它代表着责任感和良好的社群意识。

突袭堡垒

我还没能完全搞明白为什么这些规则改变得如此之快。德翁·斯密特（Deon Smit）向我解释了部分原因。这个有着汤姆·赛力克（Tom Selleck）式小胡子和壮实肌肉的60岁郊区居民，是管理Facebook“干旱”话题页的四名志愿者之一。现在这几乎成了一份全职工作。

“即使我打开水龙头，给我的泳池蓄满水，我的用水量还是不会超过城市规定的用水上限，”他对我说，“但这是不对的！我这是在占用别人的水。”

斯密特是在种族隔离政策下长大的白人，退休前做了三十三年的消防员。我问他为什么愿意把所有的时间花在运营这个网络页面和费劲地将水送往各处农庄和老房子上，况且这些工作还让他的头痛症发作。

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向我解释说，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生命中有两个愿望”，此时他的节水战友们从Facebook发来的私人消息窗口不断在电脑屏幕上弹出，而放电脑的桌上摆满了各类止痛药片。“一个是成为消防员，另一个就是像现在这样，投身到能为自己所在的共同体效力的事情中。”

然而，在过去，“共同体”这个词的意涵非常模糊。为了维护白人的统治，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政府宣称，南非黑人所在的各地区是些“拥有主权的国家”，尽管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真的承认它们。在南非，白人有时还会用“他们”统称黑人以及诸如可耻的政客和罪犯这样的“坏人”。在根本不知道谁偷了你的车的情况下，你抱怨说“他们偷了我的车”，也完全没问题。

但同时，各个种族的人们之间始终存在着亲密的关系，共享着同一种经验，即使这些经验来自不同的视角。斯密特感谢这场旱灾促使了他去为更大的群体做出积极的贡献，曾经的种族隔离政策也让南非的白人们身上沾染了道德污点。“我不知道住在那间老人院里的是什么人，”斯密特对我说，“不论他们是粉色、黑色还是黄色的皮肤，都无所谓。”说这话时他情绪激动，好像在代表他的白人朋友们，或者代表过去的他自己做出声明。我从这座城市的许多人身上察觉了类似的情绪。一位名叫瓦莱丽的女士在Facebook上告诉我，这场旱灾让她“更能体会到周围人的存在……它使我们中的许多人变得更平等了”，她称这“让人谦卑，同时也令人振奋”。

当我开始阅读当代南非白人的文学作品时，我注意到其中的一主题是关于特权结构的崩溃，比如住宅、农场、花园和泳池被转让，大门和墙壁因为疏于照看或旧日的底层阶级的报复而被毁。这些通常会被呈现为一种可怕的情景。

但我开始意识到，这份恐惧中有一层幻想色彩。书中那些边界受到非法侵入的特权角色，常常会感受到一种奇怪的释然。在白人统治结束的四年前，《叛者之心》（My Traitor’s Heart）出版，书中，一个白人农场主的妻子思考她与杀夫凶手的亲人之间的和解，她说，“信任从来不应该是堡垒，或者禁锢生命的安保围墙……没有信任，就没有爱的希望”。

随着民主制的建立，南非的富有者和中产阶级确实建起了堡垒：顶部布满长钉的高高的围墙围住屋宇。许多房子甚至连门铃都没有，因为它们不欢迎不请自来的访客。相反，它们门前立起了牌子，上面画着不祥的图案，比如一个骷髅，或者写着某个安保公司的名字，雇主们只要按下警铃，他们就会安排一支持枪的队伍上门。

但只要跟这些有钱人或白人一起待上一小会儿，你就能感受到他们有多清楚，这些堡垒不能、也不应该存在太久。我一个住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朋友最近对我若有所思地说，他和他的妻子“内心深处”都晓得，南非的白人几百年来做了多少不公之事却“侥幸逃脱”了惩罚。他的妻子几乎从未承认过这一点，或者对他们那座四居室的房子和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表示过任何犹疑，因为害怕自己变成复仇的“众矢之的”：换句话说，必须坚持维护白人生活方式的益处和正当性，否则那些针对白人的犯罪或土地侵占行为可能会进一步合法化。私底下，我的朋友怀疑实际上可能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沉默和分裂激起了黑人的愤怒。总体来看，他妻子的观点占据主流，因为这一看法显得更谨慎。但是如果真的有一种状况自然地发生，让我们有借口推倒这些壁垒，尝试另一种不同的生活呢？真的就有那么糟糕吗？

纽约大学历史学家雅各布·雷米斯（Jacob Remes）致力于研究灾难中的人类行为，他告诉我，尽管“突发性”灾难——比如飓风或地震——会短暂地使共同体团结意识水平高涨，但没有证据显示缓慢发生的灾难可以触发类似心理。他表示，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富有的人将会“花钱避免”任何不便利的情况发生。“当我的学生听到‘老百姓’这个词时，他们想到的是‘悲惨的’”，我所描述的开普敦正发生的事情让他好奇，上层阶级是否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来向他们的邻居、也向他们自己证明，“真的存在一个叫做社会的东西”。

在此次行程的最后，斯密特想给我看看他的草坪，如今已经成了一片可怜的、尘土飞扬的荒地。他摇着头对我说：“你根本想不到它原来是多么绿油油的。”

许多富有的开普敦人非常珍视他们的花园。它们像一些微型的小国家那样运作，如精心修剪整齐的伊甸园一般，隔在高墙之后，被认为完全不受外界频繁变动、错综复杂的公共空间侵扰。“门前那块小小的草坪曾是我的小王国。”斯密特说道。

但当我问他草坪如今的荒芜是否令他难过时，他大笑起来。

“我得适应变化啊，”他说，“它已经死了，那又怎么样呢？”

更自然的泉源

在一个叫做纽兰（Newlands）的前“白人”社区，成千上万的开普敦人每天排着队前往一处天然泉眼取水，这里除了一个原本为监管停车而设的警卫亭，就没有任何其他的执法部门来管控了。42岁的印度人雷亚兹·洛伍德（Riyaz Rawoot）耗时14个月建起了一个泉水采集设施——一个由混凝土、砖块、金属支架以及PVC软管组成的长长的装置，它可以将水分流到26个出水口。各种肤色的人手持水罐，跪在这些出水口前，就像跪在领圣餐的围栏前一样，场面蔚为壮观。

我在Facebook上认识了一个叫做安瓦尔·奥马尔（Anwar Omar）的人，当我告诉他，我很喜欢他用杀虫剂喷头改造成的花洒时，他坚持让我去看看那口泉水。他主动提出用他的摩托车载我去，并声称我即将看到的景象，会“改变我对这个世界上可能做成之事”的看法。洛伍德之所以能建造出这样一个设施，他解释道，是因为他来自一个“每个人都懂分享”的种族文化背景。

有趣的事情是，这口泉水所在的社区在成为白人社区之前，混居着多种族的人——在南非，这样的社区往往隐含着一丝特别的紧张感。因为即便是持有房产时间相对较长的户主，他们仍会担忧那些多年前被驱逐的居民的后代，还会回来提出对土地所有权的申诉。事实上，洛伍德祖先住的地方离这口泉水只隔两条街。“开普公寓区里所有的人都会去那儿。”奥马尔对我耳语。裁决土地所有权争议的法律过程非常复杂，他将人们涌向泉水的行为视为对这片土地超越语言、法律的一种所有权的重新宣称。一些人是从遥远的米歇尔平原（Mitchell’s Plain）来的，这个镇子离这儿有超过10英里的路程。“他们想要回到自己的泉水边。”

更有意思的事情是，尽管如此，许多白人居民似乎也很享受泉水边的氛围。这确实很不可思议。他们形成了混乱嘈杂的一群：60个人踩着人字拖、披着浴袍、裹着头巾，穿着莎尔瓦·卡米兹风格的服饰、托尼私立学校校服、冲浪短裤还有流行于黑人镇子上的紧贴身形的衣服，跨着哈雷摩托或破破烂烂的旧自行车。放在婴儿折叠车、购物车、家制手推车和滑板上的长柄水壶装着水，被来来回回地推着。背包和空水壶在地上散放得到处都是，就像午餐时间高中校园的走廊。一个16岁的孩子在为一小群人表演倒立，“停下，沙哈德。”一个可能是他姐姐的人正窘迫地哀求他。

“别停！”人群里的几个人叫喊着——这群人的构成比例，是我见过最接近南非的纸面人口统计数据所显示的比例的。洛伍德此刻正在分发着葡萄味的冰棍。

但这氛围里有某种虔敬的意味：人们优雅地经过彼此身边，温和地向对方指出最佳出水口，帮忙引导其他人的推车，以有组织的队列传递着装满水的水壶。认为人们可以在完全无等级的前提下进行自我管理的乌托邦梦想，如今早已夭折；无政府主义不过是高中校园里那些反叛乐队的口号。但是在这口泉水边，那个人类大同的乌托邦梦想似乎再次活了过来。一切就这么自然地发生了。泉口左侧的一根水管出了点问题，导致水流过于猛烈。通过一种无声无言的交流，人们意识到需要有人扶稳管子，于是一个穿着杜卡迪T恤、吸着电子烟的男人把管子递到一个年轻的黑人女性手里，她扶了10分钟后，管子又传到阿卜杜勒拉赫曼（Abdulrahman）手上。人与人之间无缝交接着这个扶管子的职责。

阿卜杜勒拉赫曼是一个年长的穆斯林，他告诉我，他在这个小镇上辛辛苦苦地做了四十八年的饮料小贩，卖各种饮品和小吃。他厌倦了售卖，他想给予。几周前，他来到泉水前打水，结果发现自己帮忙扶了一个小时的水管。两天后，他再次走了一趟这段艰难的10英里路程——只是为了过去扶水管。他故意穿了双有洞的鞋，“这样水就能自己流出去了”，他对我说这话时狂笑不止。

他从头到脚都被水浸透了。我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毫无报酬的工作，他看着我，又一次笑起来，好像原因本应显而易见似的。“大家都很紧张，又很赶时间，”他说，幸好有他在水管边扶着，“他们就可以轻松点！”

并且，他看上去特别开心，因为他感觉自己设法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角度，这个角度能让水管里的水最高效地流出。“水是不是流得很快？”他充满期待地问一个金发碧眼的陌生人，这人的脖子上戴着十字架。

“太棒了。”她回答，阿卜杜勒拉赫曼的脸因自豪而神采飞扬。

洛伍德自己出钱建造了这些分发泉水的管道，他是一名理疗师。他领着我前往他位于泉水边的“办公室”——一小片被扔满了烟头的枯草地。他告诉我，他乐于将人们“从痛苦引至欢愉”，跟一般的医生相比，他为病人按摩的手法更加亲密。“痛苦，”洛伍德沉思道，“就像一条被踏平的小路。”它们可能是因一次伤害而起，但是一段时间之后，肉体和精神会习惯痛苦的感觉，即使伤口已经正式愈合，灵肉也还能感受得到。

洛伍德的工作是将手放在病人身体的各个部位并移动它们，轻轻地重新排列肌肉的位置。不是去“修理”它们，而是帮助它们意识到，它们具有一种内在的能力，可以让自己以另一种方式去感受。

他对我解释，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被南非那些“只允许白人……”的标识搞得非常困惑和难过，尽管被官方认定为“印度人”，但洛伍德的祖母拥有白人血统，“我父亲的肤色比你还浅，”他对我说，“我觉得我们所有人是一家人，我们肤色有深有浅，但我们都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所以为什么他们”——白人们——“跟我们不同呢？为什么呢？”

他过去曾跟他的姨妈一同去过中央车站，在那里，白人、混血人、印度人、中国人、黑人都混聚在车站的大厅里——尽管他们要去往不同的方向。这幅快速流动的世界主义图景一直留存在他的脑海里。这就是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1994年成为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时，洛伍德所期待的景象。“但它并没有真正发生。”他凝视着窗外的泉水说道。

相反，在专为黑人居民而建的卡雅利沙（Khayelitsha），大多数黑人家庭住在棚户里，无法得到充足的食物。这座建造于80年代、能容下百万人口的广袤小镇，与纽兰之间隔着尘土飞扬的15英里路。辛迪·卡扎（Cindy Mkaza）是一名在这里长大和工作的老师，她告诉我，有关干旱的笑话并没有让她的学生们产生任何共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本来就没有花园或花洒，因为水资源不足，这里已于好几年前，被悄无声息地切断了水源。“他们早已过上了那种（干旱的）日子。”她说。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这种小镇以及中下阶级社区里，一户人家的居住人口数要多于富人社区，城市以户为单位的用水量限制并没有将一户人家的人口规模纳入考量，除非居民主动进行繁复的申请流程。沙希德·穆罕默德（Shaheed Mohammed）住在一个叫做阿斯隆（Athlone）的贫困镇上，他跟我说，他的邻居们每天早上4点钟就要起床，提着水桶，在城市安在他们家水管上的节水装置启动并截断水流之前打到足够的水，以供他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使用。

当我跟卡扎说起Facebook上的那个女人，说起不得不为节约用水而烦恼让她自己变得“谦卑”，她笑了起来。她说她母亲的邻居们，连跳上一辆面包车前往市里的3美元票钱都几乎付不起，怎么可能知道那些富裕的开普敦人为节水都做了什么。“他们猜测这些有钱人的沮丧大概就像这样，‘哦我的天啦，我都没法游泳了吗？’”而且她担心，如果事态真的失控，这些中上阶级的人仍然比穷人有更多的选择：钻口井，或者搬走。

穆罕默德确实感受到了白人和上层阶级邻居们对他产生了一种新的好奇心，在此之前，他和这些人互相之间都没多少好感。“实际上，我感觉非常有意思，”他承认，“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在一个叫做“用水危机联盟”（成员多为有色人种）的小组会议上，他留意到一些平常不怎么见到的开普敦人来到镇上——白人、有钱人，甚至还有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很难办，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亲巴勒斯坦的，”穆罕默德说，“有几个人不想让他出现在会议现场，但剩下的人说，‘你们要是想开个特别的会（关于以色列问题），就请出去另找个地方吧’。”

历史地去看，穆罕默德沉思道，在各种意义上“我们都处于边缘地带，但我们总在期盼着这种联结。我们不太确定常被安在白人身上的措辞，说他们是‘殖民者’——永远是那个压迫者——到底是不是真的，或者一定无法改变吗？”穆罕默德很高兴看到，他的新盟友们乐意贡献自己的技能或资源，这些都是他原来的伙伴们所没有的。“这些人往往更容易接触到网络，他们可以针对政府目前对待多人口家庭的不当处置提出申诉”。

不仅如此，白人和富人对他这份公共事业的认可，让穆罕默德很感动。在一次用水危机联盟的会议上，白人与会者盛赞了有色人种于20世纪60年代举行的一次反种族歧视的大规模游行，以此为例鼓舞大家——为了改变现状，我们可以如此团结。一位白人女性跟他说：“我们需要来自开普公寓区的支持，没有这些支持，我们什么都做不成。”

在南非，一般情况下，富人的生活方式被视为最值得过的生活方式。这是这个国家持久的创伤之一。但这场旱灾在某些时候解放了人们的心态，让他们拓宽了自己所认可的“有益的行为和知识”的范围。他们认识到，业余的，或是“非白人”的知识，有时也和专业的、西方的知识一样有价值。一个开普敦的上层阶级人士告诉我，他通过一个开普公寓区的老人上传到YouTube的视频，学会了自制雨水回收系统。帕勒萨·莫鲁杜（Palesa Morudu），一个在镇上出版青少年虚构读物的开普敦黑人，回想起自己在广播里听到另一个开普敦黑人说他很开心，富人们如今似乎尊重起他那种所谓的“穷苦”生活，认为它比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更经济也更环保。

干旱催生的改变，远远不止人们对水资源的态度。一个富人区的车童告诉我，他注意到这里的居民更频繁地在街道上行走了——这种事，在南非的某些特定社区里，富人们几乎不会去做。洛伍德叫我去看他泉水边的一群搬运工，他们依靠替别人推运水罐来赚一点小钱。在南非，这样的非正式劳工，比如车童之类，常常为了互相争夺地盘而起冲突。但是在这儿，迟来的搬运工们只是安静地坐在马路边，把活儿让给老手。“现在他们开始自然而然地以一种不同的敬意对待彼此，”洛伍德说，“这就是一种礼节文化。”

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之一就是，如果没有强加的秩序，人们，尤其是那些长期不和的人，会堕落到一种“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野蛮混乱状态；如今的情况更甚，对于有些人而言，英国脱欧的通过和特朗普的当选，已经让“大众意志”与“自我毁灭的部落主义”成为同义词。诸如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经理这样的精英人士告知我们，人类不过是反复无常的恐惧和权力欲念的集合，这些恐惧和欲念只会回应最简单粗暴的操控，如今我们认为，假设所有人都被个人利益、地位和恐惧所驱动，是明智的。想知道我们人类是否偶尔也会被表达敬意的渴望，或者爱之类的东西所激励——这是不聪明的。

权力vs人民

我去见了开普敦的企业与投资部门主管兰斯·葛雷林（Lance Greyling），他答应告诉我一些有关此次干旱鲜为人知的事情。在市政府大楼那间开阔又现代的大堂里，许多游客站在曼德拉那幅五层楼高的画像前自拍。广告横幅在宣传市长的几大首要任务：艾滋病防治、房产开发、社区绿化。没提干旱的事。

葛雷林坦言，他2015年进入市政府时，“水”这个字眼几乎没人提。过去几十年里的降雨量已经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但相比之下，电力缺口显得更加危急。之后，对可能的干旱的危机意识急速上升。到了2017年5月，市长在桌山山脚下主持了一场祈祷仪式，祈求天降雨水。水资源管理专家安东尼·特顿（Anthony Turton）声称，开普敦需要一个“天降奇迹”，上帝，或是某种非常庞大、结实、神奇的机器。

如今44岁的葛雷林，对政府当时考虑过的许多异想天开的念头感到好笑，比如从沙特阿拉伯引入脱盐的海水；或者从南极洲拖来一座冰山，总之政府不想仅仅指望着开普敦市民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些办法都非常昂贵。一个被不断问起的问题是：“我们能否要求市民们为此付钱？”

到了11月，市政府雇了一支战略宣传专家组，他们认为最佳行动方案是吓破民众的胆。葛雷林透露，促使开普敦人观念转变的不仅只有大自然。市政府摒弃了之前那套温和、愉快的“呼吁节水”的路线，转而想用散布恐慌、道德羞辱和强制胁迫等手段胡乱赌上一把。他们部署了穆罕默德提到的那个限水装置——人们管它叫“水锁”（Aqua-Loc）——它对重度用水者所做的事，就像肥胖症治疗手术中的绑带对肥胖者胃部所做的一样：如果你企图使用超过目前的每日配给额度的水量，它就会直接锁死你的水龙头。技术部门现在每周要安装2500个该装置。到了1月，市长断言，不祥的“零号日”不仅是一种可能性，而几乎就是肯定的。省长警告人们，开普敦即将进入一种“无政府状态”。“到目前为止，”省长沮丧地补充道，“有超过50%的（开普敦）居民对我们节水的呼吁置之不理。”

警示奏效了。市政府官员们看到了用水量的直线下降。一半的开普敦人完全无视这场灾难，这一令人羞耻的领悟在“节水”的Facebook页面上引发了许多人的苦恼无措，以及对改进这一状况的坚定决心。但是葛雷林告诉我，政府那套反乌托邦的声明“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大多数开普敦人已经减少了他们的用水量，即使有些人还未能成功将用水量降到限制线以下。暗示“零号日”是某种上天的旨意，过了这条时间红线，此后这座城市的水龙头将会“自动干涸”——这一说法也不准确；它只意味着当水量低于大坝的某条水位线后，政府将认定它需要采取更严厉的配给方案。

某种程度上，这些举措极为大胆。葛雷林说，政府想要传达给公众的信息部分上相当于，“瞧，伙计们，我们还没能彻底搞定这事，能不能搞定就取决于你们了”。一个依靠武力治理人民的政府，同时却承认自己的无能，而不是承诺一个更好的愿景——它令人惊愕地打破了当代政治的惯常实践方式。

但是政府并未能为此受到任何赞扬，将来可能也不会。丹尼尔·奥德里奇（Daniel Aldrich），一名在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研究灾后恢复的学者告诉我，他的多国交叉研究表明，一场灾难过后，对政府的不信任是异常显著且不可避免的。2011年的海啸之后，他在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他说，这场海啸使得日本从“世界上最容易信任别人的国家，变成了最不容易信任人的”。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时，人们起初会很自然地结成新的纽带，他对我解释道，一旦这个敌人被消灭，想到要终止对彼此的这份新的信任之情，人们会感到不悦，因此就会去寻找新的敌人。

再者，他说，灾难期间尤为令人愤怒的，是感到自己被人操控。“你所做的任何让公众觉得你对他们说了谎的事，都将贻害无穷”，奥德里奇说。

成功号召人们减少对一项政府控制的公共资源的消费，这带来的另一个不幸的结果，是政府能从该项供应品中获得的税收收益的下滑。开普敦实行“梯度收费法”，重度用水者为每升水所需缴纳的税率更高。所以开普敦成功羞辱了贪婪的富人，而这带来的结果似乎事与愿违了。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让这座城市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同时为研发昂贵的基础设施项目，水资源与卫生部一直在应对1.66亿美元的巨大的预算缺口。为了弥补这个缺口，12月，市政府在水费上附加了一笔税。人们倍感受伤。你说我们干得很棒，结果你现在却要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惩罚我们？

市长所属党派的党魁在3月初宣布，开普敦人应该为他们骤降的用水量而欢呼庆祝，他们很可能已经通过努力成功避免了“零号日”的到来，没想到居民们却群情激愤起来。有些人觉得政府把这一最新消息说出来，很有可能让市民们再次回到他们之前懒惰的生活方式，这样太愚蠢了。还有些人怀疑这整场危机都是政府编出来的，只是为了让居民支付更高的税。有几个人甚至在开普敦最大的水坝上空投放了无人机，想看看水坝里是不是秘密地蓄满了水（不是）。

“市政府想在我们的屁股底下放把火，结果只是烧着了自己的屁股。”约翰·南基（John Nankin）是将无人机拍摄到的水坝照片上传到Facebook的人之一，他对我这样说：“下次选举时，我觉得人们不会原谅他们。”到2025年，全世界一半的人口都将住在水源短缺的地区。这就使开普敦成了一个有趣的案例：一方面，在如何大胆又高效地应对一场令人恐惧的水资源危机方面，它是一个成功典范；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潜在的充满警示的故事，一个强势的领导风格可能导致它遭到众人反对而倒台，这会严重阻碍此后问题的解决。

当我走访开普敦时，政府和市民之间那个互相加重的不信任与敌视的闭环，似乎已经转动起来。葛雷林如此描述他现在收到的公众反馈：这不是我们的错，全是你们的错。他似乎很受伤。我发现那些跟市政府关系密切的官员们，好像越来越吃政府最初那一套战略话术：市民们非常无知，或者他们只能被武力控制。当谈起穆罕默德的社会运动小组时，葛雷林叹起了气：“我担心他们的很多观点都是被误导的。”而当我提及洛伍德的泉口时，他哼哼着表示不满。

洛伍德以及另一名目击者告诉我，泉眼所在地的一名社区委员曾在3月的一次公开会议上称洛伍德“疯了”，并在之后与他起了正面冲突。一名正在撰写有关这口泉水的社会学论文的教授向我表示，一些官员“无法相信”洛伍德“做这些仅仅是为了帮忙”，他们坚信“他一定从什么人那里得到了好处，目的是贬低政府形象”。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市民们会因为一口私人管理的泉水旁发生的小小不愉快而责备政府，但是政府官员还是称泉水破坏了公共秩序，是由一个缺乏中心规划能力的人胡乱策划的，有潜在的公共健康危害。他们想将泉水引流到一个市政府管理的游泳池中，由守卫看管，这一行为将彻底摧毁泉水原本代表的精神。葛雷林告诉我，泉水边“爆发了武力冲突”，直到市政府往那里增派了警力。去泉水边打水的辛迪·卡扎和那个教授都表示，冲突在泉水边非常罕见。当我向另一个就职于政府的人描述我在泉水边看到的美好的场面时，他提醒我，“我不知道其他的事实。但没有更多的证据，你就不能说你了解全部的故事”。

洪水袭来

回到约翰内斯堡的家中后，我冲了马桶。但在冲之前停顿了一下，想了想。我和当时的男友关系正陷入僵局，我的心理医生曾建议我们去外地度个假，地点的转换可能会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我当时反驳道，“回到家后，我们还是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一份记忆，”她说，“也是一种可能性。”

这是真的：我们只能想象那些我们已经经验过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科幻电影里的外星人看上去跟人类差不多。实际上，这是一种充满希望的想法。一般而言，我们都承认我们正面对的状况是不可想象的：资源竞争、持续的全球化及其带来的文化焦虑、经济系统中潜在的裂缝（而现代文明就建立在这一系统之上）。我们拖延和回避越久，就越难应对这些变化。

作家、水资源分析师詹姆斯·沃克曼（James Workman），在他2009年的著作《干涸之心》（Heart of Dryness）中捕捉到了这种普遍的焦虑。“不是我们统治水，而是水在统治我们。”因为水资源的形态稳定，在工业化社会中多数时候是隐形的，又因气候变化而变得不可预测，我们缺少对这一关键性资源的确定把握，于是一个社会可能会因为它而分崩离析。沃克曼忧虑地说，“这份不加修饰的对人性的人类学记录”表明，“我们每个人都只想着他/她自己的利益”。如果没有可以完全信任和依赖的某物去管理他们，人将无法进行自我管理。

开普敦显示出了一种相反的可能性。有可能，人类是在等待一个挑战、一次机会，让被耗光了政治热情的他们克服自己的厌倦和愤世嫉俗，证明自己可以做个好邻居，可以为了金钱和成功之外的其他事物挺身而出，可以想到别出心裁的小点子，可以一起智胜他们所面临的新困难。某些特定的灾祸——尤其是那些比政治灾难显得更中性和可接受的自然灾难——可能会在那些我们止步不前的地方，为改变打开一片开阔的空间。“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有裂缝”，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曾说，“这种带有惩处性质的情况总是静悄悄地埋伏在我们的人生路途中，哪怕是在人们为了放松心情、抒发情感而创作的诗歌文章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伤口就是光透进来的地方。”鲁米（Rumi）这样说过。或许我们知道，当代社会长期发展所创造的富足、悠闲的时光，很快就要终结了。我们已经比我们所愿意承认的更加感到厌倦，明白我们不能再为这一切付出代价了。或许内心深处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重新回到与自然融为一体、而不是凌驾于自然的人类状态。或许对一些人而言，这不仅能让他们松一口气，还能带来愉悦。或许我们比自己想象的更乐于去过一种更费力的生活。

很难知晓发生于开普敦的哪些变化将会延续下去。但至少，它们可以作为一份记忆留存着。

我记得驱车离开塔林（Tarling）家时，与开普敦后方的群山背向而驰。突然天降大雨，这是天气预报没有预测到的。我在约翰内斯堡淋了很多雨。太惨了，我家屋顶漏雨。当时是晚上，我跟邻居们又不熟。但我还是出于一种新的或是被唤醒的沉睡本能，摇摇晃晃地把车开到路边，安静地看着雨滴在我的挡风板上汇聚，折射着路灯的灯光，像是一束摆动的、将影片投到荧幕上的光束，或是一个微型宇宙的诞生。我登上Facebook页面，已经有四百人发布了降雨消息。“刚告诉了一屋子正在开会的人，我们都欢呼雀跃！”莱斯利写道。“带上伞吧但我们可不想雨停。”莫耶格森这样写。“米歇尔平原此刻正在下雨。”这是卡梅丽塔写的。“海角（Sea Point）此刻正在下雨。”这是吉莉安写的。“感谢上帝！我们伟大的救世主！”寇比写道。“赞美真主。”巴希亚写道。“感谢雨神！”怀恩写道。“赞美万能的飞天神面，阿门。”洛克仙妮说。

---发自南非

---原载于《赫芬顿邮报封面报道杂志》

---（Huffington Post Highline），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