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来自图书馆的救赎

2015年初冬，我从剑桥站出发，乘火车去看望住在伦敦近郊的好朋友长颈鹿。长颈鹿是我老公的少年伙伴，他俩曾一起玩“后朋”“趴梯”，到墓地“吸鬼”，是快乐分裂（Joy Division）和公众形象公司（Public Image Ltd.）的骨灰粉。俩人走到17岁的岔路口时，迎来了一场漫长的别离，长颈鹿因进食困难进了精神病院。原因纷杂，简单说就是他被父亲打坏了头，不仅如此，那个醉醺醺的中年男人还强奸了他的一个女同学。“瘦得有棱有角，跟集中营里出来似的。”每当回忆起长颈鹿在精神病院里的时光，老公就会重复这句话。

多年以来，长颈鹿独自蜗居在一间政府廉租房里，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出院了。身高两米，肢如蚁足，凹陷的胸口像一只被捶扁的皮球，人却十分爱笑，笑时全身骨节咔咔作响；还小有才华，满墙都是他自制的纸本波普版画，录音机里还有他用木吉他创作的黑暗民谣，细听便有几分尼克·德雷克（Nick Drake）的味道。虽从不主动联系我们，可每次临别，长颈鹿都长亭相送，念念不舍，被他拥抱过的肩膀都是生疼的。

对于我们夫妻俩来说，长颈鹿是可触可感的，是我们友谊生活的主角。对主流社会而言，他却像个隐形人，街上也往往看不到他的影子。就连我老公这样的死党，也只有在他状态稳定时趁热打铁、外加一层层含情感剂量的显影液，不断涂抹擦拭，才会（让人松一口气地）让他再次显出轮廓来。

“真想放弃这一切，关上门，走到街上去，像雪一样化掉……”类似的话，长颈鹿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2008年危机之后，紧缩政策就开始在英国大行其道，长颈鹿的生活费曾一度被降至每周96英镑，食物网费水电交通费全部包括在内。为了获得这点维生费，他要每半年一次，填一沓斧柄厚的“精神状态评估”报告，要逼迫自己露出更深的病容，找一个个部门签字画押……不幸的是，他的病情始终只是“进食困难和相关精神障碍”——虽随时有饿死或自杀的危险，却好歹还能走路，看起来也没有小儿麻痹或军工伤残那般可怜，因此不管医生们如何为他据理力争，下次获得津贴的机会，永远在上帝手中。

每填写一次报告，他的状态就恶化一次。那种报告我翻过一次，云山雾罩，迂回反复，估计谁填完都得精神失常。

当我的火车终于到达时，长颈鹿的门窗背后，几乎就只剩一缕瘦长的青烟了。他的冰箱也一样空荡，地板上堆满了杂物和揉皱的纸团，沙发上只有一小块地方可以勉强坐进去。一个畸形的坐印，乌黑发亮。一分、两分和五分钱的硬币，垒成一座维京时代的城墙，在窗台上闪着寒光。2011年12月到2014年2月，英国有2380名特殊人士死于“Fit for Work”（一种由保守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推出的，将特殊人士强行鉴定为“可上岗”、试图中止其残障津贴的机制）。此间，长颈鹿的精神状况糟到了崩溃的临界点。然而，真正把长颈鹿从死神府邸唤回来的，却不是残障津贴，而是图书馆。

在英国，几乎每个城区或乡镇都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如果说公共礼堂是某地的心脏，马路是血管，那么图书馆就是脑颏。有的村子很小，小到可以蹲在村中心，闭上眼睛，用听觉丈量——即便如此，那样的村子也少不了一家图书馆。

村图书馆不但流转着最新的图书和资讯，还收藏着每个地区近千年的地方史和档案资料。比如我居住的村庄，位于英格兰西南水乡，自伊丽莎白一世后，便是英国重要的农业基地，因此村里的图书馆不但保留了人文史，还藏有大量的地况资料和治水秘籍。从圈地运动圈了哪一块公共用地（Common Land），到荷兰工程师如何扬帆而来、挖渠治水，甚至哪一块湿地盛产过哪一种昆虫……都能一一查到。

档案多得足以塞满一艘渔船。遇到洪水季节，村里的人就绝望地盯着这些纸页发黄的传家宝，主意甚至打到了一座破风车上，恨不得来场众筹，从业主手里买下它。那座风车，位于一个苹果林上，年久失修，柄轴全掉了，好在砖砌的主体还在——改造成一座有旋转楼梯的圆塔图书馆也未尝不可，倘若能解决湿气太重的问题。

四年前，我和老公从剑桥搬到这里，怀揣着城里人的好奇心，打算好好打探一番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约翰·克莱尔（1793—1864），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诗人，发表过四部诗集，第一部是《乡村生活和自然景色的描写》。——编者注]笔下的“英国乡村生活”，于是便有人推荐我买《每月村志》（一份印得密密麻麻，像黑板报那样的油墨刊物）。村图书馆的广告，夹在通下水道、修栅栏之类的电话号码之间，因“呼啸山庄”或“哈代”（Thomas Hardy）之类的字样，异常醒目。村图书馆不仅有年度国际读书周和各种少儿活动，还有每月一次的读书会，会员们轮番选择一本书，大家一起阅读，完了再集体讨论。我喜欢读书，便不假思索地加入了它。

读书会阵容不大，八九个人左右。最古老的成员是布莱恩（Brian），估计已经100多岁了，戴着一副助听器，腰椎像雪压的柳枝，声音也仿佛是吸管里发出来的。但他总是一本正经地和我们一起读《发条橙》，讨论末日的着装风格和暴力美学，且几乎从不缺席，圣诞节还给每人送一张贺卡。有次他生病住院，我们都以为他不会回来了，表情凝重地在一张“祝君康复”的卡片上签了名，没想到两个月以后，他又重新出现在图书馆那狭小而局促的空间里，拄着拐杖，左扑右倒，像一只误入歧途的瘦鸟。我们当然都很高兴，只是恨不得也弄上一副助听器。

最让人神往的，是读书会里每个人的口音。苏（Sue）用她那英国北方工业城市的口音讲莎士比亚，听起来像东北人神魂颠倒地唱梅艳芳的粤语歌。莎莉（Sally）是成年之后才从南非回来的，总想极力掩饰她的开普敦口音，但只要讲到“种族隔离的历史遗留问题”，就会怒不可遏地露出尾巴来。我的广西英语就不说了，状态好的时候，可倒背26个字母；不好时，大家只好当BBC国际频道搭错了线，不小心被“越共”占领了。

我经常在图书馆附近瞎逛。容纳图书馆的村礼堂，一座巧修边幅（Artisan Mannerist）[17世纪的英国建筑经常被以“artisan mannerist”这个词形容，意为当地的工匠虽深受文艺复兴的古典理想影响，但只能够制造原始的大陆风格主义的较差版本。——编者注]的黄砖建筑，是1698年在农夫罗伯特·阿肯斯托尔（Robert Arkenstall）留下的土地上修建的。这块地本是农夫留给女儿的遗产，可惜姑娘没到21岁就去世了。根据遗嘱，若无人继承，该地便得归以农夫名字命名的教育基金会所有。基金会因地制宜，在这块地上修了一座小学堂。1723年，村里建起了一间学校，小学堂便空了下来。二战后，村妇女机构提议将空学堂租作村礼堂，作为村民活动基地，租金由地方政府和民间捐款支付。提议以31票赞成、2票反对顺利通过。

为了让它永久地成为公共财产，1971年，地方政府花了2000英镑（彼时的市价），将它从产权方，即“罗伯特·阿肯斯托尔教育基金会”那里买了下来，钥匙则交到一群负责打理礼堂事务的志愿者手中。为了把这座17世纪的建筑改造得现代一些，志愿者们又不辞劳苦地折腾了半个世纪，筹款、募捐、修旧利废，总算把它变成了今天这个有玻璃顶棚、中央暖气、消毒厨房和电声舞台的样子。图书馆（即原校长室）就在它的左边，一条静谧的小径通向它的白漆木门，门口常年种着玫瑰、美人蕉、尼罗河百合或青葙[青葙（拉丁学名：Celosia argentea L.）别名草蒿、萋蒿、昆仑草、百日红、鸡冠苋，河南别名鸡冠子菜，是苋科青葙属植物。——编者注]。图书馆只有一百多平方米，绵密的绿植和高大的法式玻璃窗，将它装扮得像一只精巧的音乐盒，只等书页上的文字启动脑海的琴键。

然而，所有的美好生活，稍不留神，都会化成幻象，图书馆的存在也一样。很快我就发现，要维持这份由书脊的微小波浪所构筑的安宁，可不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那么简单。

一切得从图书馆的历史说起。按1964年颁布的《英国图书馆和博物馆立法》（Public Libraries and Museums ACT），地方政府必须免费为当地居民提供图书馆服务，于是同年9月，村主街道上便建起了第一座图书馆（后迁至今天的村礼堂）。弗雷达·克洛夫茨（Freda Crofts）是彼时的图书管理员，也是历史文献行业的专业级骨灰粉（Enthusiast）。档案库里有她的照片为证：一动不动地站在主街干道上，大喜过望地盯着面前的一堵砖墙——细看才发现，原来墙上挂着一截鬼面具，据说是村里某座教堂修葺时从外梁上削下来的。

弗雷达·克洛夫茨收集一切，剪报、地契、出生纸、入葬记录、氧化的日记本……简单概括，就是“一个村庄的生老病死和喜怒悲哀”。1973年，她创立了“村学档案库”，里面容纳了她一生的藏品，包括近千张旧照片。每次打开它们，我的心情都十分复杂，照片里的主人公们，并不是什么名媛绅士，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布衣芒履，可有的看起来，黑领巾、渔夫帽，竟也相当优雅；有的生不逢时，两战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弗雷达·克洛夫茨是全职图书管理员，待遇也不错，工资算英国中等收入水平。但她的时代（即英国民主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在撒切尔上台之后就渐渐走向了小冰期。1990年，因公共财政减缩，村图书馆开始频频收到准闭馆通知。到了1995年，村民们坐不住了，召集人马，自发创建了一个叫“图书馆之友”的民间社团（Community Organization），暗下决心，如有不测，“之友”绝不会让图书馆“坐以待毙”。

2003年9月6日，地方政府正式下达了闭馆通知。“之友”旋即召开紧急会议，以“只要纳税人愿意支付物业管理费，我们就不要一分工资”为饵反复游说，终于说服地方政府，将图书馆的管理权转到了“之友”名下。邻村的吉恩·亚当森（Jean Adamson）女士也参加了那场图书馆保卫战，她是英国著名的童书作家和插画家，在她的影响力下，闭馆不到一个月，图书馆又重新回到了轰隆的轨道上。

立谈之间，十七年过去了。

2003年，英国有4620家公共图书馆，其中被通知关闭、又在民间社团力量下重启的，难以计数。2008年金融危机，政府保银行不保冻死骨，大砍福利基金和公共服务开支，尽管如此，截至2019年，英国仍有4145家图书馆大难不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民间社团不让它死。据英国图书馆特遣部队（The Libraries Taskforce）2016年的调查报告，由社团自行打理的图书馆全英超过382家；媒体统计的数据则多达590家。单我所在的剑桥郡，47所公共图书馆中，民间社团打理的（Community Managed Libraries）就占了11家，拥有911名志愿者。

“之友”的图书管理员们，也许没弗雷达·克洛夫茨专业，却各有所长。比如英国通史专业毕业的罗斯玛丽·高曼（Rosemary Gorman），就是村里的地方史学家。

“黑草莓”和“地方史学家”是英国乡村两大土特产。地方史学家一生只书写一个地方，格局虽小，却不见得无趣，像荷兰静物画家，一生只在葡萄叶般的细小宇宙里雕琢，一抹淡彩，却能拂动夏蝉的羽翼。

罗斯玛丽·高曼走家串户，采集了一箩筐的残篇断简，将村里参加过一战的年轻士兵和他们的成长故事汇成了一本书。她对我说，对于那些年轻的尸骨，历史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

莎莉·麦克伊其恩（Sally MacEachern）则是一位教材编辑，同时也是读书会的负责人。她个子不高，阅读量却十分惊人，总是在图书馆的脚架上高空作业，像一只啄木鸟，只要是她推荐的书，大家的期望就比较高。还有一位灰发鹰眼、天生长得比较严肃的女士，每次借书还书，总给我一种重返教导室的错觉。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感激她，同时也有一点无辜负疚。按2020年全英最低时薪10英镑算，每轮一次岗，她就为纳税人创造了超过50英镑的市场价值——这还不过只是“市场价值”。

啤酒节、古董汽车展、乡村音乐节之类，对“之友”来说，都是大忙日，必须得抓紧机会卖旧书、卖蛋糕、卖捐赠品，甚至卖唱来赚钱，赚到一点是一点，物业管理费是地方政府出了，水电暖气之类图书馆还是要自付的。每当此时，村里的玻璃艺术家安德鲁·钱伯斯（Andrea Chambers）就会起个大早，载着“之友”们制作的糕点，奔赴某块青草地，从支棚搭架到收拾碗碟，一直忙到日落西山，火烧云天。尽管如此，图书馆还是缺钱买新书。于是小馆和大馆之间达成连锁协议，有人来借小馆没有的书，可向大馆索要，大馆定期开车送书上门。

为省地租，还有人发明了巴士图书馆。车身漆成红蓝两色，狭小，温暖，仿如儿童潜水艇，尾舱还有一块圆形玻璃窗。“驾驶”图书馆的司机同时也是图书管理员，每天开着图书馆，在蜿蜒起伏的乡村公路上潜行，遇到山旮旯和轮椅上的读书人，就停下来，驻留一会，也伺机犒赏一下自己，捧起一本《这个奇异世界上的10分38秒》（10 Minutes 38 Seconds in This Strange World），呷上一口咖啡。

图书馆的重要性，好比《量子论》于爱因斯坦，“世上只有一件事，你是绝对要知道的，就是图书馆的位置”。英国人不一定知道雨伞在哪里，却肯定知道图书馆的位置，它甚至是一个心理坐标。孩子们放学后会跑去看小人书，坐在小板凳上，围成小甜甜圈，一直看到家长打哈欠为止；老书虫们会不露声色，频频光顾，圣诞前两天，还能看到他们捧着某个封皮难看的版本、挑三拣四的身影；失业人士会隔三岔五进去蹭暖气上网，在几寸见方的隔离板里等候天使的垂青；流浪者们会卷起铺盖，搭上一小块毛巾，径直走进它的洗手间，慢条斯理地把自己梳洗成哈里王子脱离王室之后的样子。此外，图书馆还是社区资讯中心，小到“呼啦圈减肥协会”，大到“反抗灭绝运动”（Extinction Rebellion），都可以在它的广播墙上找到。

看到广播墙上的图书馆招募广告，有人便向长颈鹿提议，民间社团打理的图书馆不需要图书专业人士的参与，他应该也可以去应聘一下。那是2019年的初春，长颈鹿被每半年一次的“病情评估”折磨得几近崩溃，什么耶稣仁波切都一概听不进，唯独那句话听进去了，整个人便死灰复燃起来。他在慈善店买了一件庄重的旧外套，又去超市买了些牛奶、蔬菜和面包，还报名参加了“心智”（Mind，一家精神疾病公益机构）免费赠送的瑜伽减压班，甚至主动去大医院治疗因长年进食困难而不断积压在腿上的血栓凝块，还去见了NHS提供的就业咨询师……他没有女朋友，从未出过国，唯一的约会对象就是书，迄今为止，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街道拐角的图书馆。如果说他这一生曾有过哪些比较契合现实的理想，恐怕就是做一名图书管理员了吧！为此，他暂时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一心一意等待身体变好起来。

二　一个直径30英里的圆

和土生土长的长颈鹿不同，我的焦虑是一种异乡人的焦虑，是海德格尔（Heidegger）笔下那种“无乡”（Homelessness）的焦虑。初到英国的头两年，尤其是“伦敦漂”的那段日子，我几乎被这种焦虑吃掉了，上半身是空心的，剩下两条腿，像落叶一样，被风吹得漫无目的。这种焦虑感，并没有随着和一个本土出品的人有样学样地过起了英国式的家家而消失。时不时地，它仍像腊月一样袭来，趁我毫无防备，在我那亚热带的躯体上盖上一层寒霜，这令我比长颈鹿更加期待某种救赎，而图书馆显然具有一股神奇的力量。事实上，比图书馆更让我好奇的是“图书馆之友”那样的民间社团，它们身上有一种我不曾见过却心向往之的微光。发现它们，定是一个发现新大陆的过程。

怀着好奇和期待，我以居住地为中心，画了一个直径30英里（约合48.28公里）的圆。圆画好了，我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缩小，缩到一朵菟葵[菟葵，草本植物，有块状根茎；叶大部合生，掌状深裂，茎叶一枚生于花下而成一总苞；花单生，黄色或白色；萼片5—8；花瓣为鳞片状的空腺；雄蕊多数；雌蕊数至多个，具柄，有胚珠多颗，成熟时变为一束蓇葖。分布于东半球温带地区。可作药用。——编者注]的大小，再用蜗牛的脚步去丈量。我相信只要足够缓慢、细致，就可以一点一点地勘察到它的全貌。

村礼堂是我的30英里第一站。村礼堂离我的住处直线距离约一英里（约合1.61公里），除了我频繁光顾的图书馆之外，我最喜欢的公共建筑就是它了。它有三间大活动室和一个带帷幕的漂亮舞池。舞池的天花板近四米高，像教堂建筑一样，锥形天顶还附带着某种天然的音响功能。此外，它还有一间配套齐全、带消毒碗柜的现代厨房。从为村里的公共项目集思广益（比如滑板池、游乐场或政府福利房增建），到一年一度的祭典（一战、二战纪念日等）；从始于1907年的童子军（Scouts）集会，到创办于1915年的妇女机构（Women’s Institute）每月一会；从苏格兰乡村舞会，到普拉提或童话剧（Pantomime）排演……所有这些公共活动，通通都在村礼堂举行。活动前，各个民间社团会提前预订场地，场租每小时10英镑不等，用来维持礼堂的水电暖气的供应和清洁维修。表面静如白蜡的乡村生活，只要进了村礼堂里，就变成了一只只酒缸，里面豢养着各种活跃的酵母。

每周二是村里的老人活动日，村礼堂不时飘出热茶和糕点的芳香。我总是借跑步为由，不由自主地溜进去，歪着脑袋，蹭老人的时间。

在一间带天窗的活动室，老人的时间被分成三段：早茶、午餐和下午茶。桌子也被齐整地排列成两行，上面铺着长条形的白色桌布。一边是上了年纪的女士，端坐在塞满靠垫的椅子或轮椅上，小口抿着碟杯中的奶茶，不时用颤抖的手按住领口上的印花手帕。她们依然是优雅的，只是像被什么按比例缩小了很多倍似的，像小人国的布偶；说话的声音，也仿佛被一只隐蔽的按钮消去了音量一样，我必须半跪下来，将耳朵凑近她们缩小的身体，将遗落在空气中的词语缀补起来，才能听明白。

男士们则坐在另一张长桌旁，穿着泛白的衬衣，打着谨慎的领带，有的还系着一种早就退出时尚舞台的帆布肩背带，全神贯注地玩着填字游戏、拼图或扑克牌。在与时间的角逐中，长桌上的茶点渐渐变凉。时间随记忆的鲸鱼出没，每一刻都如此珍贵。

午餐过后，是“趣味问答”（quiz），一种英国人酷爱的、百科全书似的答题游戏。老人们停下手中的棋牌，拿出纸笔，竖起耳朵，偌大的活动室，顷刻间鸦雀无声。提问的永远是一个性格活跃的人，在人群中不算太老，吐字清晰，声音洪亮，还会用眼角收集在座的反应。答题的过程，亦是寻找盟友的过程，老人们会跨过座位，交头接耳，划掉不靠谱的答案，或寻求更坚定的认可，一来二去，渐渐地，便成了彼此的知己。

皮特（Peter）告诉我，自从他的女友去世之后，这里便成了他唯一可以找到人说话的地方。他和女友没有结婚，却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村里有个墓园，离村礼堂就两支烟的距离，葬着她的骨灰。“那你就可以经常去看望她了……”粗心大意的我，话一出口，便懊悔不已。对于老人来说，世上许多悲伤是无法安慰的，只能在这种热热闹闹、摩肩接踵的空间，感受到些许暖意。

每周二，从早上9点半到下午3点半，村礼堂为三十多位老人供应着全天的服务。它们包括点心、茶水、餐饮，以及连同趣味问答在内的各种文娱活动。除圣诞休息两周，全年风雨不休。这些活动，貌似从容、松散，实则环环相扣，十分紧凑。很多老人靠助行器出行，十来米的距离得花上二十几分钟，因此必须派专车接送。场地要交租，交接时要打扫和清理，蛋糕要提前两天烤好，午餐要提前去超市采购，食材和作料必须新鲜可口，趣味问答的题目亦要事先打印出来，且至少半年内不能重复……杂志、棋牌还得时常更新——是谁在默默地耕耘着这一切呢？

莎拉·希培（Sarah Shippey）住在村主街的一栋老宅里，是个笑容可掬的热心人，热爱声乐的她同时也是当地民间古典合唱团的女中音，我曾在伊利（Ely）大教堂听过她的演唱。她的歌声，配合大教堂那古钢琴般精妙的建筑回声，堪称天籁。然而此时的她，却是一个看起来再平凡不过的女服务员，穿着工装，戴着围裙，忙不迭地推着餐车。原来，全权负责老人活动日所有事项运作的，正是她。不只是她，还有她的先生，她的左邻右舍，换言之，一整条街的居民志愿者。他们自发组建了一个叫“一日中心”（Day Center）的民间社团，和村图书馆的“之友”一样，堪称百分百“附近出品”。

“一日中心”比“之友”阵容更庞大，拥有几十名义工，包括一个能捣鼓出整套圣诞大餐、堪称专业的厨师队伍。寒暑假，村里的中小学生们也会帮忙。比如一位叫路易斯·希尔（Louise Hill）的小姑娘就曾创立过“每周一蛋糕”的扶助计划，时长一年，希尔也在高度的热情、黄油和面粉当中，度过了一年的少女时光。现在小姑娘已经博士毕业了，经常过来帮忙的，换成了莎拉·波拉德（Sarah Pollard）。她同时也在剑桥Hills Road学院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人长得乖巧秀气，做的蛋糕也像是从童话书里剪出来的，色彩柔美，还有波浪形的奶油花边。她忙起来跑进跑出，不断用手帕擦汗，不太忙时，就坐在小板凳上和老人们玩拼图游戏。我问她对这份工作的感受，她只是咧嘴一笑。有一次，她腼腆地告诉我，她其实有说话困难症，但不知为什么，在老人面前，这个症状就奇迹般地消失了。

“我们这个‘一日中心’，1984年就开始运行了，一天都没有间断过，”莎拉·希培对我说，“圣诞节，我们还会带老人们去附近的园艺市场游览。我们的义工从青少年到退休人士，各行各业都有。有个13岁的小男孩，放学后就过来帮我们搬椅子。场租是一位过世的村民捐赠的，够用好几十年。老人们除了支付5英镑的午餐费以外，茶点和专车接送，全是免费的。我们的支出非常透明。”说到这里，莎拉·希培拿出一个本子，给我看上面的账单：一公斤萝卜，78分；一袋面粉，1.25英镑；年月日、经手人签名，一样不少。八位厨师，十位茶水服务员，轮班工作，从采购到切菜，从送餐到洗碗，整个流程，像丝线一样光滑。

圣诞节前一周，是村礼堂最繁忙的日子。“一日中心”要给老人们准备一年一度的圣诞大餐，还要给每一个老人和义工派送圣诞礼物。我也趁热打铁，系上围裙，当上了洗碗工。孩子们早早就进场了，穿着漂亮的小西装，在舞台上站成三排，唱起了圣诞颂歌。他们来自村里的小学合唱队，平日的捣蛋鬼摇身一变，就成了甜美的小天使。音乐老师却反过来，露出一副“修女也疯狂”的扮相，伏在村礼堂的一台古董脚踏风琴上，狂敲猛击。接下来是一年一度的居民义演，剧目是传统的喜剧或童话，像《三只小猪》之类。纸糊的面具，粉红粉绿地套在头上，露出两只滴溜溜的眼睛。因为台词实在脍炙人口，于是观众席上就出现了那种全场老人化身大灰狼、试图吹倒小猪的画面。

厨房此时已成了流水线军工厂，七八位义工，在首席厨师的精准指挥下，以军事化的速度传递着餐具和珍馐美味。用餐仪式极其繁复，单刀叉就有三四副，不同尺寸的刀叉，对付着不同的甜点咸点，像是要还原出“最传统大餐”之势。一位叫安（Ann）的老奶奶，按捺着激动的情绪，眼眶湿润地坐在我身边的一张轮椅上。像其他老人一样，她原本也住在村子里，可惜因为行动不便，不得不搬到了离村六英里的小镇上。

“我想念这里的一切，”安说。

2018年的圣诞和2019年的圣诞，安都对我说过同样的话。

安的形象，像一幕八毫米的黑白影片，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有一天我也会老，走路也得依靠助行器，手背底下也会铺满脆弱的枯枝。这种衰老的既视感，让我迫切地感到了民间社团之于我的必要性。不像高尔夫球、帆船或红酒俱乐部，在贫富分化加剧、福利被削减的今天，没有什么比民间社团更能反映普通人的日常需要了。

打开谷歌地图，我从“需要”出发，在三十英里内细细搜索，很快就发现像“图书馆之友”“一日中心”那样的非营利性民间社团，竟多达近百家。此外，还有几十家半营利的“企业型民间社团”（Social Enterprise Community Organization）。比如输入“流浪动物庇护”，谷歌地图上就会冒出数个红色的水珠坐标。挨个点入，便可看到每个庇护所的网站、方位和用户评价。从林绿（WoodGreen），到蓝十字（Blue Cross rehoming Centre），到皇家防止动物虐待协会（RSPCA），林林总总竟超过十家。我决定找一个对自己最有用的，于是便打下了一行字：“求免费上门回收旧家具”。一个叫“以马仵斯（Emmaus）流浪者连锁之家”的红水珠便冒了出来，最近的一家，直线距离仅7英里（约合11.3公里）。于是不出半小时，我就站在了以马忤斯那金波荡漾的向日葵园里。

那是一块朝南的园地，目测约五英亩（约合20234平方米），与剑桥郡繁忙的村际公路A10一篱之隔，不仅种植着高大的向日葵，还栽满了豌豆、南瓜和各种沙拉青叶菜。两头猪、若干只鸡、无数只青蛙、各种昆虫，在拥挤而繁盛的园地里，乌托邦般地和平共处着。

园地紧贴着一排排宿舍楼，踮起脚尖，可以看到用牛奶瓶插花的公共食堂。穿过园地，是“以马忤斯流浪者之家”的货仓型回收点和销售点，建材坚实，占地宽广，阳光穿过高窗斜射进来，照亮了从狄更斯时代到脱欧时代的各种宝贝。改良的古董台灯、漂亮的衣帽首饰、实用的厨具，甚至还有自行车和园艺工具，全是旧爱。经过擦拭、打磨、重新上漆的老旧桌椅，呈现出时间特有的、水纹般难以复制的质感。再加上一面墙的旧书，附带一间卖手工甜品和绿色食品的咖啡馆，让人丝毫不觉得萧条落魄。

我以每本1英镑的价格，淘了十本《格兰塔》（Granta）杂志，又花了2英镑，买了一大块麦片枫糖糕，整个人便像心满意足的沙虫那样，陷入了咖啡馆的沙发。从此，“以马忤斯流浪者之家”就成了我的周末度假胜地之一。

一位在那里工作的小哥告诉我，“以马忤斯流浪者之家”是一名叫阿比·皮埃尔（Abbe Pierre）的法国神父兼前纳粹抵抗组织成员创建的。话说半个多世纪前的一个夜晚，有人敲开了皮埃尔神父的房门，将一个自杀未遂的家伙带到了神父面前。原来此人在吃了二十年牢饭刑满释放之后，发现家人已不再需要自己，无法忍受无家可归的生活，便想到了自杀。皮埃尔神父望着这个一心求死的人，心平气和地说，我帮不了你，不过，你正好可以帮我。我想在花园里修一座庇护所，给被遗弃的单亲母亲，你来修建它如何？

于是那个花园里的庇护所，就成了第一个“以马忤斯”。

有了安身之地，“流浪汉们”便开始回收、修理、翻新一切家什旧物，用卖旧物的钱养鸡养猪，种植作物，自力更生。这个理念很快传遍了欧洲。柏林墙倒塌后，罗马尼亚和波兰也随后建起了它的分社。今天，单英国本地，就有29座以马忤斯。

以马忤斯不过只是满天繁星的英国民间社团中的一颗。前剑桥义工服务地方委员会（Cambridge Council for Voluntary Service）的主管杰兹·里夫（Jez Reeve）给我寄来了一份她亲自撰写的报道：“2012年，剑桥市社区民间社团达到了近100家。每年，由当地义工创造的经济价值超过1423350英镑”——这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剑桥城。在英国，以公益为主的民间社团超过了168,000家（2020年数据）。2018年—2019年，36%的英国人不定期地义务从事着至少一份社团工作，每月定期从事义务工作的人数则高达22%；2017年—2018年，义工创造的经济价值高达182亿英镑，相当于GDP的0.9%，超过2019年英国农业0.61%的总产值。

三　民间社团的精神支柱

原来我真的发现了新大陆！这个发现令我突然有点激动。如此庞大的实体，背后必有更为庞大的精神支柱。

“传统”是这精神支柱的基石吗？英国社会历来就有赈贫济乏的传统，不是吗——表面上看，似乎也说得过去。英国最早的济贫机构（workhouse）诞生于12世纪，创办者大多为宗教团体，从贵族或富人那里得到财力支援，转头用来拯救穷人——不过这种宗教色彩浓郁的施舍（后来又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成为某种补偿手段）总是难免让人起疑（不然为什么长颈鹿在领救济金时，老觉得倍受侮辱呢）。

在BBC的纪录片或英国电影里，还经常可以看到：18世纪的慈善学校（Charity School，即民间社团和教会合作的学校），扫盲的同时总不忘灌输“德育”。其形式有点像《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的“女德无极，妇怨无终”，只不过说教的对象从女人换成了穷人，且内容多为“穷孩子要把贫穷看作天意（God’s will）”之类。在《英国慈善学校运动中的慈善和穷人的政府》（Charity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oor in the English Charity-School Movement）一书中，杜伦大学的人类地理学家杰里米·施密特（Jeremy Schmidt）曾这样总结道：“彼时的社团功能，并非简单地为穷人布施，它还必须得起到一个交换作用，就算换不回爱意，也要换取穷人的谦抑、服从、尊崇和感恩。通过这种交换，等级观念才能持久不衰，不同阶层之间的纽带才能得到润滑和巩固。”

19世纪的济贫院表现得最露骨。济贫院表面为穷人提供食宿和教育，实则与监狱工厂无异。孩子们像骡子一样伏在流水线上干活。女性更惨，不能与自己的孩子关在一起，永远超时劳役，且从始到终只有一套工作服。

生存环境过于恶劣，于是便有人提出要对彼时的公益机制进行改革，比如苏格兰牧师托马斯·查默斯（Thomas Chalmers）。

19世纪中叶，托马斯·查默斯从淳朴的乡村教区调入格拉斯哥贫民窟，旋即便被各种惨象震惊了。他深知宗教已不再是社会的黏合剂，因为建立在基督教福音主义之上的慈善，谁更有资格被爱，谁在认真赎罪之类，是有严厉的宗教教义为范本的。因此权力机构的“善举”，像各种侮辱穷人的救济机制、慈善学校的道德课等，不过是“虚伪的慈善”（Artificial Charity）。而真正能与之抗衡的，应是“自然的慈善”（Natural Charity），即普通个体自发地伸出援手，受助者也有自救的意愿，社会力量（家庭、邻居、朋友等）再加入进来，通过家访，与穷人交朋友，帮助老人，为穷孩子提供世俗和宗教的双向教育等方式，筑起一个“贫者自助”的系统。这一观念，对后世英国民间社团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思慈善机构》，Charity Organization Reconsidered，by James Lei.）。

因此，英国的民间社团现象，与其说是基督教传统的产物，不如说它更像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产物（《托马斯·查墨斯的遗产》，The Legacy of Thomas Chalmers，by John Roxborogh）。

不过，仅用“自由主义”作为英国民间社团的精神源头，似乎还是单薄了，应该还有一些别的视角——比如从地理空间上看，几乎每个民间社团都有特定的服务范围，即“在地”，这种强烈的地方性，让人不得不主动联想到英国文化中特有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

“恋地”是英国诗人贝杰曼（John Betjeman）生造的词，指某种浓郁的、对某个地方的留恋与爱慕之情。词虽新造，“恋地”却是一种再古典不过的情结了。在达尔文（Charles Darwin）、比威克（Thomas Bewick）等英国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中，在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雪莱（P.B.Shelly）、济慈（John Keats）等英国诗人的诗句中，它几乎无处不在。

以“恋地情结”闻名于世的，莫过于英国诗人克莱尔了。1832年6月，迫于生存压力，克莱尔不得不离开老家。新落脚点离他的出生地只有三英里（约合4.8公里），然而于他而言，这看似简单轻松的迁徙，却犹如一场生离死别。在一首告别的诗里，他这样哀嗟：

离开老家不过五年光景，克莱尔的脑海里就生出了各种幻象，最终被关进了疯人院。直到1841年，思乡心切的他，才总算从位于艾斯克斯的疯人院里逃了出来，一路狂走90英里（约合144.8公里），喝溪水，吃野草；露宿时，把躯体当成指南针，确定头朝北才躺下，就这样走了三天三夜，才终于回到了老家。可惜五个月后，他又被送回了疯人院，并在那个他称之为“英国自由精神的巴士底狱”里，度完了孤寂的余生（《克莱尔手稿选集》，Pomes Chiefly from Manuscript）。

克莱尔的生长之地，叫郝斯顿（Helpston），是一个坐落于北安普顿郡的小村庄。村子籍籍无名，却像得了神灵护佑似的，在克莱尔长大成人之前，一直未曾遭圈地运动的侵袭。迷人的英格兰湿地风光、淳朴的风土人情、与那块土地共生的劳动史，以及一场低烧似的青春期的初恋，令克莱尔认定了自己是那片土地的情人，她则是他的花草、牛羊、鸟语和河流。他说：“我会摘掉帽子，抬头端详起飞的云雀，或者长久地注视停泊在夏空中的黑鹰……我会寻觅好奇的花朵，低声哼唱它们的美；我爱那牧场，爱它的绒草和割蓟，绵羊穿行的小径；我崇拜那野生的沼泽地，以及像隐士一样划过忧郁天空的白鹭（《它唯一的束缚是回旋的天空：J克莱尔和郝斯顿的圈地运动》，Its only Bondage Was the Circling Sky: John Clare and the enclosure of Helpston，by John Felstiner）。

随之而来的圈地运动，并没有削弱克莱尔对那片土地的依恋，恰恰相反，他对它爱得更强烈了，他把爱的絮语汇聚成诗，掺夹着愤怒和反抗，失望和希冀。在那首广为人知的《湿地情人》（Lover of Swamps）中，他这样写道：

诗中的“他”，既是诗人，据说又是沙锥鸟的化身。沙锥鸟也是那片湿地的古老居民之一，圈地运动将它们的栖息地变成了地主和贵族的打猎场，曾经保护过它们的当地农民，则被拦在了栏杆之外。克莱尔的生活似乎也一样，在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的暴风眼中，他不过也是一只惊慌失措的沙锥鸟。耕地在消失，农民被迫涌入城市，移民被迫涌入他乡，地球表面浮动的板块上，到处都是非洲象群般的迁移，而那只是全球化移动时代的开端。

克莱尔抱着一枚故园的碎镜，死在了疯人院。但他对自然的敬意、对乡土生活和家园的留恋、美学上的质朴主义，以及他那英式的、不作声张的忧郁，作为某种与贵族生活毫不沾亲带故的英国性，却渗入了英国民间社会的骨髓。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成了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的一种新兴文学类型；以田野、花卉以及野生动物为主的自然画派（Wildlife Painting）也在悄然兴起。到了1970年代以后，无论是盛产土豆和甜菜根的英格兰水乡，或是诺福克渔村（Norfolk），或是以亚麻和造船业为主的贝尔法斯特（Belfast），几乎每一块英国版图上，都冒出了星罗棋布的“自然保护小组”（conservation society），它们是生长得最茂盛、普及度最高的民间社团，为英国当代的基层生态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落脚的村庄，也有一个组建于1985年的自然保护小组。我和老公都是它的不定期成员。单人每年社团费7英镑，家庭12英镑。这笔钱维持着一个地方网站，一份打印在黄纸上的季刊，每年两到三次关于鸟类或野生动物的讲座，以及村自然保护区内的各种硬件和法律维护——只要有开发商在里面滴溜打转，就会有人像牧羊犬那样竖起耳朵。

1995年，村自然保护小组决定在老西河边（The Old West River）创建一片9英亩（约合36421.7平方米）的树林，心意有了，地价却不便宜，于是小组成员便找到了“英国林地基金会”（Woodland Trust，英国最大的林业慈善机构），由它出面，将价格谈到了25,000英镑。尽管如此，那笔钱在当时来说，也是一笔巨款，因为1995年英国中间阶层的平均周薪只有262.55英镑。好在英国人对美景的仰慕，完全超出了他们在柴米油盐中那点精打细算的理智，不仅村民踊跃募捐，教区委员会、地方政府、郡政府都不同程度地拨了款。土地买到了，村自然保护社团又召集了200多名居民义务参与植树造林活动，一片原本根植在脑海中的树林，终于像仙鹤那样立了起来。今年83岁的大卫·帕尔默（David Palmer）告诉我，那片林子里有三棵树就是他亲手种下的。至今他仍保留着那场造林运动的照片。照片中的他，看起来和他手中的树苗一样年轻。二十五年后，那片树林夏木沉沉，水色晴柔，却已然是当地野生动植物长久的栖息之地。

是基于这份深入骨髓的恋地情结，不愿看到家园变得荒芜、冷漠和贫穷，英国人才会如此频繁地参与在地的社团工作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我像爱尔兰人那样漂洋过海，最终在距离郝斯顿四十英里（约合64.4公里）的这个小村庄落脚时，人类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移动的全盛期。家园的概念变得前所未有的模糊起来，古典的恋地情结也迎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我落脚的村庄，早就在农业工业化和全球垄断经济体制下，失去了自然村原有的熟人社会风貌，其人口结构也从世代务农人口为主，向城市新迁人口和移民人口为主转化，这种转化和“工业革命时代人口纷纷涌向城市”比起来，无疑是一种“逆袭”。随着农业工业化和精细化，农民作为一种“过时的身份”退出了历史舞台，农业用地也被地产商巧取豪夺，变成了他们手中的金矿。在大城市买不起房的上班族，其蜗居范围，像蚁群一样，越扩越大，最终渗透到几十英里外的田垄。城市上班族和外来移民，下乡养老的退休中产，以及少量原住民们……混合衍变，渐渐生出一个外表19世纪、内里21世纪的变体。资产、代际、种族和文化的大相径庭，传统亲缘、地缘关系的渐渐消失，令这个变体充满了滑向“陌生人社会”的风险。

不像郝斯顿之于克莱尔，我的新落脚点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从气候到风景，从食物到方言，从生活到思维习惯……而我这样的移民，在稍大一点的地方，更比比皆是。古典的恋地情结，对陌生人社会显然是无效的。这时候，一些更当代的社群理念，比如英国纪实记者、生态作家乔治·蒙比奥特（George Monbiot）在他那本书《跳出碎片：一种对付古老危机的新对策》（Out of the Wreckage: A New Politics for an Age of Crisis）提到的“地理上的邻近社区”（Geographical Communities），即“附近”（vicinity），就显得十分应景起来。

乔治·蒙比奥特理解的“附近”，不只是附近，它还应该是心理位移上让人能够产生归属感的“社区”（Communities），是一个不断生长和变化的有机体。回想起来，牛津大学人类学家项飙也在一篇访谈里谈到过“附近”。他说：“附近，是指跟你日常生活直接发生关系的那些地方和人。附近意味着个人与世界的真实连接。透过附近的概念，个人能够完成自己情绪、思想的投射并切实收到反馈。”

这么一比，倘若要把一个地方的居民粘合起来，让他们纷纷参与在地民间社团的建设和互动，当代的附近理念显然就比古典的恋地情要有效多了。比如作为陌生人的我，就可以偷梁换柱地，把“恋地情结”中的“地”，即“Topophilia”中的“topos”（地方），换成“附近”。

我的“附近”，和克莱尔的“附近”一样，是典型的英格兰湿地，即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书写《水之乡》（Waterland）的地方。在这里，田野是舒缓而平展的，每到秋收时节，田野上就会布满一捆捆被扎成圆筒的麦秸。阳光穿过冰片般的薄云，化成金色的箭雨。马路和树林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田野之间，水渠宛若无数条绿色丝带，信马由缰地牵引着牛羊和马群。麦穗丰腴而饱满，夏天的夜晚明亮而漫长。吃过晚饭，在田野和树林中行走，每次都以为世上不会有比这更孤寂的小路了，却总是冒出绵亘的河道来。然后是船，各种颜色的船，各种生活过的痕迹，有力或无力地被刻在斜阳里。草间闪耀着白露，光是时间的晚餐。

我的附近无疑是美丽的，然而这只是它的表面。我当然也可以像贵妇爱上狐皮那样爱上这个表面，可这种爱注定不会长久，注定不会像克莱尔的爱那样长久。

四　附近的内核

搬到乡下之后，我渐渐养成了跑步的习惯。每天早上，从村头跑到村尾，不错过任何一条腊肉飘香的小径。附近的居民恐怕早已熟悉那个神龟般的身影了，隔着窗口，远远朝我挥着手。一对黑鸟，在我中场休息的某棵柳树上筑了巢。教堂附近的草坪上，还有一位不施粉黛的女园丁，总是蹲在橡胶膝垫上，鼹鼠般地刨着土。她的不远处，是穿橘色吊带裤的环卫工人，掀开小狗标识的桶盖，拎出一只黑色塑料袋，将其准确无误地甩入卡车尾箱，后视镜里闪过一张吹着口哨的大圆脸……每当看到这一切，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放慢速度，让心跳像蜗牛的心跳那样平缓下来。果然，一个写着“公共小径”（Public Footpaths）的路牌恍如一道守候已久的启示，闪入我的眼帘。

英国版图内有无数条公共小径，大多通向田野或自然保护区。每个城镇或村庄至少有一到两个自然保护区。英国人像守卫传家宝似的，守卫着它的每一帧风景。许多自然保护区看起来幽绿而古朴，追溯其由来，原来竟是“公共用地”的一部分。

“公共用地”本是一项英国的土地传统，历史相当久远。中世纪前后，英国的土地虽被皇家、贵族、教会和大地主所占，上面还建起了大大小小的庄园，但庄园之间却会刻意留出一片森林、牧场或荒地，作为“公共”之用，故曰“公共用地”。为庄园主劳作的佃农或农奴可随意在公共用地上采伐、狩猎或放牧，流民或穷苦人家也可以在它里面小面积地开荒，这种公共占地模式也叫“敞田制”（Open Field System）。1600年，26%的英格兰土地属于公共用地（《1475年到1839年英格兰土地公共权利》，Common Right in Land in England 1475—1839，by Gregory Clark & Anthony Clark）。

16世纪后，许多贵族和大地主们发起了“圈地运动”，致力于通过买卖兼并土地。圈后的地，被高墙和栅栏围封起来。敞田时代的公共用地逐渐消失，有的地区公共用地被圈至只剩无人垂青的穷山恶水。1700年至1860年之间，500万英亩的公共用地被圈走，供贫民使用的耕地仅占全国土地的0.5%（“英格兰份地简史”，Brief History of Allotments in England，by BK.），克莱尔的绝望，可想而知。

“公共用地”在消失，但“公共”（The Commons）的观念却像克莱尔的诗作一样保留了下来。持这一观念的人认为，阳光、空气、水源、栖息之地、信息、思想、艺术等自然和人文资源，都应该属于公共资源，不应被国家或市场垄断。美国作家和行动派改革家戴维·博利尔（David Bollier），上文提到的英国纪实记者、生态作家乔治·蒙比奥特等当代西方思想界的活跃人物，都很认同这一主张。同一战线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还凭借她在此领域的研究，首次为女性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当学界谈到“公共”，普遍沿用的就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阐释：“公共并不单纯指公共资源，它还是一种自发组织的民间社会体系，一个丰富的民间公共领域”。

伴随着平等主义的发展，“公共”的概念变得更有迹可循。比如1750年到1850年工业革命期间，英国人口猛增近一倍，贫穷人口也随之飙升，一些上流人士和神职人员便借机提出了“既然圈走公共用地，那么就请出让份地”的主张，发表在1760年代的《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上。主张呼吁，英国社会应在圈地运动中加入对贫穷问题的考量，将部分土地廉租给贫民耕用以缓解贫困压力，减少社会犯罪和混乱。倡议者们还给廉租地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即“份地”（Allotment）。一些民间社团，比如SBCP（促进社会进步和扶贫协会）亦相应成型，会员包括彼时的英国社会改革家托马斯·伯纳德（Sir Thomas Bernard）等颇有影响力的人物。

虽然倡议有理有据，宁可死后大修陵墓、也不愿活时分一杯羹的贵族和地主们却大有人在。毕竟英国寸土寸金，即使是最廉价的农用地，据2020年的市价，一英亩（约合4046.86平方米）也得至少一万英镑。从封建世袭封地制、到敞田制、圈地运动，再到今天的土地商品化……英国的土地私有制一直不曾动摇。36,000个权贵家庭拥有全英50%的土地（《谁在占据着英国》，Who Owns Britain，by Kevin Cahill.），想把手伸进自由主义鼻祖约翰·洛克（John Locke）心目中那“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除非法国大革命卷土重来。

尽管阻碍重重，第一块份地还是诞生了。1809年，在英格兰威尔特郡的大索玛福村（Great Somerford），神职人员史蒂芬·德曼布雷牧师（Rev Stephen Demainbray）向乔治三世请愿，求国王将其名下的八英亩（约合32374.85平方米）地划作份地，并写入立法，即流芳千古的“大索玛福份地法”。立法指出，份地由地区政府负责打理，廉租给贫民耕种，不经议会讨论一律不许买卖和挪用。

1830年到1840年期间，更多的人参与了份地运动。英格兰中部63个地区800英亩耕地，以私人捐赠、地方政府买断或廉租的方式变成了份地。“东萨默塞特郡（East Somerset）劳工之友”的创建人乔治·斯科贝尔（George Scobell）也将名下的土地捐了出来。大势所趋，贵族们也只好加入了份地运动，贝德福德（Bedford）公爵廉价出租600块份地，里士满（Richmond）公爵1500块，纽卡斯尔（Newcastle）公爵2000块……1834年前后，英格兰和威尔士42%的教区实行了份地政策。1873年，全英已拥有243,000块份地，平均每块1/4英亩（约合1000平方米）。到了1913年，全英份地增至600,000块。一战期间食品短缺，政府发动全民自食其力，份地数量猛增至150万份，二战时更暴增至175万份，一跃成为英国普通民众的备战粮仓（“英格兰份地简史”，Brief History of Allotments in England，bkthisandthat.org.uk）。

今天，英格兰份地数量大概在330,000份左右。排队等着耕种份地的人也不再局限于贫民，因为份地不单只带来食物，还捎来了一种绿色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将“公共用地”中的“公共意识”，通过公众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完美地传承了下来。它证明了在国有和私有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行动和想象空间。

搬到乡下后的第二年，我也奇迹般地申请到了一块份地，它有半个篮球场大，四季朝阳，年租低于21英镑。于是我这个五谷不分的人，便疯狂地开始了耕种生涯。春寒料峭，我就已经开始了室内播种。种子埋入5厘米高的小花盘里，底下用毛巾和旧棉裤蘸水加湿，上面盖保鲜膜保温。除了书架，每个架子都放满了种子。土豆、抱子甘蓝、洋葱和大蒜是主力军，浩浩荡荡，分布在各种托盘上。邻家那憨厚的狗子若闯进来，看到密密麻麻的小盘子，没准还以为我在开“吃土自助餐”。

小面积有机耕种是典型的苦力。豌豆和向日葵从不辜负，番茄和小黄瓜对温度和湿度要求颇高，就经常难产。共情起来，感觉自己也在分娩，半夜起来上厕所都忍不住跑去掀保鲜膜，看有没有出芽。等到最后一场霜冻过去，春芽长到铅笔高时，满以为可以下地，却又面临着除草的问题。空置的份地，眨眼工夫就杂草丛生。匍匐冰草、羊角芹、荨麻、小旋花、马尾……林林总总几十种，都是野火烧不尽之物。有的野草横蛮如狡兔，在一米多深的土里建起迷宫，枝蔓又粗又长，绞杀纵横，不费蛮荒之力便不能斩草除根。有段时间我除草除到脑中空无一物，像是进入了冥想的最高境界。

奇妙的是，这些苦行僧式的农活，却令我和“附近”的关系一下子变得前所未有地亲密起来。尤其是当我俯下身，把手伸入黝黑而肥沃的泥土时，一种比地心引力更牢固的力量便会将我温暖地裹在其中。而当我从地里挖出第一筐土豆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了。我不假思索地加入了村里的“份地小组”，和其他租户们分享着耕种的喜悦。租户们除了来自中国的我之外，还有来自马来西亚、波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别看我们只有几十户人家，我们的公共意识可一点也不滞后。我们分享着水源、农具、丰收的果蔬和花朵，以及各种关于有机农业和生态的知识。

在英国，这种公共意识无处不在，因此仇视它的人也无处不在。1968年，人口怀疑论者、美国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还做过一个著名的假设，叫“公共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大意是，反正谁都可以到公共用地去放羊，那么出于人类的私心，公共用地很快就会挤满了羊；也不会有人打理青草，因为打理完了也会被别家的羊吃掉；久而久之，公共用地就会被群羊耗尽，最终成为荒地——这一假设，很快便成了公共资源私有化的重要理论依据。20世纪70年代后，英国经济体制也从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逐渐走向了新自由主义。

讽刺的是，即使十分忠于这一假设，悲剧也依然照演不误。杀伤力最大的，是土地的悲剧。在英国，因为披着一件“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田园牧歌式的外衣，土地的悲剧十分隐蔽，但只要受够了洪水、碳排放量、农业工业化带来的低劣土质，你就能感受到它的摧毁力。

每次看到斜坡上的羊群，我就会呼唤，狼啊，快来吧！一个没有狼的世界，是多么贫瘠啊。没有狼，庄稼地和牧区以外的野鹿就会呈几何级增长。在英国，野鹿一度繁殖到200万只，比上个冰川纪还要多。鹿群横扫一切，能把人脚底刺穿的小尖松叶也不放过，土地上的那点单衣都快要被它们吃没了。

但如果把狼招回来，画风就会彻底改观。狼会吃掉一些野鹿——这并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狼会改变鹿的行径。鹿会特意避开一部分地区，尤其是容易被袭击的坡底和峡谷。鹿一走，这些低洼地带就会立刻重现生机，树木会迫不及待地长回来，在短短几年内聚成树林，尤其是易生的山杨、柳树和三角叶杨。林地的茂密，唤回一度无以为继的鸟类，爱吃叶子的海狸也会顺着美味游回来。像狼一样，海狸也是生态工程师，为其他物种催化着大量的生态区（niches）。海狸会用树枝垒起鸟巢般精密的堤坝，瞬间就可以将一个行将枯死的河岸变成麝鼠和野鸭的家园……一个生机勃勃的自然复兴就开始了！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眼巴巴地渴望森林。英国大部分的土地掌握在皇家、贵族和大地主手里（少于1%的人口世袭着英格兰半数以上的土地）。按每英亩85英镑左右的“欧盟农业补贴”来算，拥有的土地越多，收入就越高。比如18世诺福克公爵在苏赛克斯的农场所赚的补贴，就高达每年473,000英镑（这笔钱归根到底，来源于英国纳税人的腰包）。因此许多地主宁可养几只羊，或干脆烧掉植被伪装出“农业用地”的样子，也不愿种树，更别提“引狼入室”了。2013年初夏，当特殊人士生活津贴被大幅度裁减、长颈鹿几度精神崩溃之时，保守党环境大臣欧文·帕特森（Owen Patterson）却急匆匆地跑到欧盟议会，阻止欧盟在这一补贴上添加“上限”，仿佛权贵们到手的银子还嫌太少。

今天，英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只有13%，远低于33%的欧洲平均水平，而这种情况与这种高密度的土地世袭制、外加二战后的农业大工业化不无相关。在一些农场，土质差到可以将半只手臂伸进泥土的裂口，从前吃一个萝卜就能补充的养分，现在吃八个都不够；而真正的农场主们也因劣土而丧失了市场竞争力。这一切，无不在为“公共的悲剧”这种假设打脸。

此时，除了“公共意识”，恐怕再也找不到其他可以使大地回春的力量了。毕竟，人类已经彻底告别了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凭借不屈不挠的公共意识和近三十年的努力，一个叫“回归野生”（Rewilding）的民间运动正在变得强大起来。它的野心，比83岁的大卫·帕尔默曾在老西河边种过的那几棵树大多了——它要将英国1/4的土地变回野生状态。为此，它几乎在英国的每一个大城小镇都设立了民间社团，频频邀请专家举办讲座，四处宣传归林的迫切性；他们上书议会，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在脱欧之后，将此前投喂给大地主每年数以亿计的“农业补贴”改成“森林建设资金”；它们建立会员制，开展众筹，为有意参与该运动的小农场主和社区居民唤来启动金……这一切，都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在苏格兰高地尼斯湖（Loch Ness），一个叫“依林而生”（Trees for Life）的民间社团，用捐款购置了一万英亩土地，又用十二年将其改造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回归野生森林中心”。在另一些地区，20万英亩的土地亦走在归林的路上。英国生态作家伊莎贝拉·崔依（Isabella Tree）是这一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1980年代，她和丈夫继承了一块祖上的土地，苦苦耕耘了近二十年，换来的却是愈加贫瘠的土壤和农场的倒闭。她随后加入了归林运动，将名下3500英亩土地交给大自然打理。今天，仅靠生态旅游一项，她的年收入就有460,000英镑，差不多是农业补贴297，550英镑的一倍。

归林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2018年英国大旱，为了让蜻蜓和蝴蝶获得最大限度的庇护，有人提出了“不割草计划”。话音未落，那些原本被主人铲得青皮毕现的前园后院，画风一转，变换成了“野草当阶生，偶坐蝶成群”。

我找不到比“公共意识”更坚韧的东西了，我觉得它就是附近的内核。被地方政府买下并移交到民间社团手中的村礼堂和图书馆、份地、自然保护区、野生森林，甚至NHS、二战后曾为英国近半数人口提供住所的政府廉租房，以及至今遍布英国的公立学校等等一切公共设施，都是这种“公共意识”的产物。

五　边界

我的30英里第二站，是一个叫“再想象资源中心”（Re-Imagine Resource Centre）的企业型民间社团。它在脸书上四处广告：“无需食物券，任何人，只要支付2.5英镑，就可以捧走10件食品”。我将信将疑地点开照片，一件件放大侦察，竟然都是好货，除了新鲜奶制品和果蔬得马上消灭以外，包装食品大可储放一两年。10件算下来，总值20—30英镑不等，分量还不轻。如果不是耶稣显灵，这就意味着，一个住在它附近的低收入者，只要每周骑自行车前往采购，就可以靠2.5英镑存活下来。当然，不喜生食，燃料费还是要出一点的。

我在英国食物银行工作，食物银行没有冰箱，因此只能供应超市和民众募捐的罐头食品。此外还得有“食物劵”，它是当地就业中心、医院、公民咨询中心之类的机构开具的，没有它就不能证明贫穷或饥饿的程度，因此也是行政和慈善挂钩的产物，即传统救济法中“经济状况调查”（Means Test）中的一种。

对于英国传统救济机制里的各种小心眼，我其实是有些耿耿于怀的，因为它们正面像菩萨，反面像老虎。毕竟，那几毛钱一听的罐头豆子、浸在保鲜剂里的午餐肉和盒装牛奶，除非得在防空洞里躲纳粹，否则谁会将其视为饕餮大餐？把自己穿成狼外婆，拎着篮子进来招摇撞骗吗？尽管如此，很多人还是觉得这些小心眼颇有存在的必要。这些人多半秉持“劳役即赎罪”的新教主义传统，坚信“福利喂养懒惰”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从未领取过救济金，估计也没怎么吃过罐头食品，却认为扶贫必须严审，宁可错杀三千也不能放过一个。

所以当我看到“不需食物券”几个字时，心中那点小激动是在所难免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驾驭民间公共领域”的方法梳理中，最先强调的就是“边界”[Ostrom’s Theory: the first one is to define clear group boundaries.]，而许多公共事务也表明，单有公共意识是不够的，还得有一个让公共意识畅行的公共空间，拆掉旧有的边界，或重新定义边界，即是对这个空间的重塑。“食物券”是一条横跨在“有资格的穷人”和“没有资格的穷人”之间的边界，我早就等不及它被拆除了，正好天气也十分配合，我关了网页，二话不说便跨上了自行车，朝“再想象资源中心”驶去。时值2019年仲夏，大麦刚熟，金色的麦穗在微风里摇曳，宛如金丝牦牛光崭油亮的毛皮。大朵的白云悬浮于蓝天和村际公路之间，车辆稀少，下坡路宁静而平缓，我的目光不时和鸟羽相撞，不知不觉就到了目的地。

“再想象资源中心”坐落在“毕渠弗垃圾回收站”（Witchford Recycling Centre）里，想象中的垃圾山和焚烧炉并没有出现，竖立在我面前的，是一片科技园式的现代建筑。“再想象资源中心”面对着一个小停车场，考虑周到地设置了自行车停靠点和特殊人士通道。走进高阔的拉闸门，一个阿里巴巴式的藏宝洞便从脚底一路向前铺排开来。所经之处，布满了颜料、彩笔、布匹、纸张、塑料珠片和镶花挂饰……一个大型童话剧所需要的一切布景材料，似乎都能在这儿淘到。几个小孩小猴似的爬上爬下，看到有什么合适的就扔进购物篮里。那种超市标准手提购物篮，不管什么宝贝，只要装满，一律6英镑。

宣称“2.5英镑”的食品则一筐筐地摆在入口处：土豆、红萝卜、番茄之类的时令蔬菜，甚至进口香蕉和哈密瓜，一样不少。入口处转左，通向一间不大不小的厨房，里面也有几排货架，盛放着大米和面条。透过冰箱柜门，还可以看到牛肉、奶酪、芝士之类的冷藏食品。

踌躇片刻之后，伴随着加快的心跳，我掏出了两枚事先准备好的2.5英镑硬币，递给了收银台后一位高挑黝黑、目光如炬的混血姑娘。

“我给你开个卡好吗？”混血姑娘说。她看起来正值壮年，一头浓密的非洲卷发紧紧地扎在后脑勺上，显得非常利落。“开了卡，有什么新的食品到货，我们就可以随时通知你，”她又说，“我们的食品都是赶在超市要扔掉之前从货架和货仓里打捞出来的，所以每次都不一样。”

可这不是还有一年多才过期吗？我顺手拿起一袋米。

“超市不单只淘汰即将过期的食品，包装有瑕疵或编码错误的食品也一概扔掉。扔的时候，还不会拆包装，导致塑料和食品一起葬身垃圾掩埋场。食品释放出毒气，塑料几百年都不降解，造成巨大的污染。想象一下，全球每天扔掉350吨的食物，英国每年也有超过百万吨的食品被推入掩埋场……”

“你是怎么打捞食品的呢？是直接跑到超市的蓝色（不可回收）垃圾箱里，像潜泳员那样跳进去吗？”

“哈哈，当然不是，我这不是一个民间企业社团嘛！是经过了正式注册和审核的，所以超市有食品过剩，就会提前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会开个货车杀过去。”

“是我们本地的超市吗？”

“对，全是附近的超市。比如过两天，我就得到附近一家绿色农场打捞几只鸡，那可不是工业养殖的鸡哦！”

“走地鸡吗？恐怕会很贵吧？”

“一样的，全在2.5英镑以内。但你要早点来，晚了就给人领走了。我们还开设了一个社区食堂（Community Larder），所有打捞食品全部免费赠送。别看它规模小，最近两年内，它可为这一带的居民提供了近35,000多顿正餐呢。”

我惊叹地睁大眼睛。

“这个2.5英镑的新项目，叫社区食品室（Community Pantry），是对此前社区食堂的一个补充。目的是建起一个会员制，稳定用户源，2.5英镑就像是会员费。社区食品室开放的时间是每周五10到12点，先来先得哦。”混血姑娘边说边递给我一张崭新的会员卡，除了名字和联系方式，亦没有任何多余的填项。

世上不少地方，谁可以、谁不可以使用公共资源，是受地方文化限制的。在一些乡村，你甚至先得有那儿的祖先，才能饮用当地的井水——这么一比较，英国民间公共领域的进步性就彰显出来了。原来不仅“无需食物券”，性别、年龄、种族、国籍、学历、签证种类，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是“川粉”还是“川黑”，也一概无须考虑。边界能拆就拆，门槛低到几乎没有门槛，像圣诞前夕，全英各大教堂为孤寡人士举办的聚餐，管他总统还是乞丐，中国人还是爪哇人，订餐时一律不问来路，订好餐位就可以开吃。这种鼓励公共参与的精神之高亢，甚至完美地解释了“companionship”（陪伴）这个英语单词。在词根学里，“panis”指的是“坐在一起分享面包”的意思。

不仅参与的门槛低，运行的门槛也很低。混血姑娘告诉我她叫露丝·马利（Ruth Marley），一半美籍，一半英籍。七年前，她把脑中的想法写进了一份“申请书”，并在政府网站上按下提交键，旋即就通过了。我后来上英国政府网站查询“如何申请为民间社团”，果然挺容易，写明目的，再申请一个用来收取公益基金的银行账号，并保证其绝对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就差不多完成申请了。至于兴趣小组或年收入5000英镑以下的社团，甚至不用申请，公共领域的自治权，可见一斑。

申请成功之后，下一步就是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了。露丝·马利无疑是这方面的高手，脑洞大，口才还出奇地好。由地方政府出面，与地方政府签约在先的“毕渠弗垃圾回收站”便以低廉的租金，供出了仓库和铺面。附近商家更是积极捐赠，各种装饰材料的边角料，一箱箱地送过来，再在脸书上打个广告，急于搞舞台剧的老师们就带着学生跑过来了。至于打捞的食品，一部分来自附近超市，另一部分，则源自与“公平分享”（FareShare）的合作。

“公平分享”是一家大型连锁打捞食品货仓，专事收集过剩食品。在露丝·马利的描述中，它像是有几个篮球场那么大，英国所有的大型超市都和它签了约：条件只有一个，从它那里流出的食品，必须无偿赠出，不能进入任何售卖环节。第一家“公平分享”建于1994年，是在“危机”（Crisis，一家帮助无家可归人士的慈善机构）的名下创立的，旋即便以伦敦为中心遍地开花，为全英1000多个以“食物救济”为主的民间社团提供着食品来源。这些民间社团，像水母的触角，游弋于一个宽广而幽暗的底层社会。二十五年来，通过这些触角，“公平分享”为穷人和低收入者供应了23.68亿顿餐食，总值17.99亿英镑，“再想象资源中心”就是它那为之骄傲的触角之一。

对于这套“打捞—收集—分发—享用”的行动，露丝·马利将它归根于“飞根主义”（Freeganism），即通过消费回收的食品和物资，改善恶化的环境，同时也为消除贫困开拓新的可能。

由于参与和运行的门槛都很低，飞根主义者便逐年增多起来。不单露丝·马利的社团在分发打捞食品，附近小镇上，做同类工作的，还有一个叫“灯塔”的社区食堂（Lighthouse Pantry）。成为其会员的程序也同样简单，只需在一张表格上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即可。会员费每周3.5英镑，可任意领取十件食品，外加四种免费水果或蔬菜。新科技也被利用起来，2016年，一个叫“Too good to go”（天物不可弃）的应用软件新鲜出炉，下载后输入地名，就可以联系到各种超低价或免费送出处理食品的餐馆。在伦敦的闹市区，不论是卡姆登区（Camden），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抑或Soho，刷一下手机，便可像嗅觉灵敏的猫一样，一路顺着谷歌地图，找到那些餐馆。至今，已有15个国家2970万飞根主义者在使用这个软件，合作商家多达75,000家。

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我迅速填好了会员卡，将我最喜欢的印度袋装米饭还有久违的哈密瓜扛到了自行车上。

在走访社区食堂的同时，我还专程趁着每周一天的公众开放日，去参观了一趟附近的垃圾掩埋场，它离我家竟然不到七英里（约合11.27公里）。庞大而不可降解的垃圾坟地，远看像一座座连绵起伏的人造山丘，机器爪一刻不停地刨土挖埋。挖得太深，没有氧气，埋了十年的报纸，展开来还可以品读；太浅，臭气熏天，海鸥循味而来，叼啄潜在的藏尸。不管埋多少米，不可降解就是不可降解。在足以让恐高症患者昏厥的分类车间上空，工人们像分散于太空的星体一样，各自戴着面具，穿着连体防护服，孤零零地站在高耸的电动传送带一端，连续不断地将不可降解垃圾从普通可回收垃圾里挑拣出来，每天八小时，如此重复——这个画面，让我对食用打捞食品的身体充满了敬意。

不仅如此，寻觅打捞食品的体验，也比超市买菜的体验好多了。在超市里，物欲的满足感消失得像德国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扬科夫斯基（Christian Jankowski）的箭一样飞快（《超市狩猎》，The Hunt，1990年）。自动售货机更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体验消解至零。与此相反，到民间社团里觅食，却伴随着一股持久的幸福感。额外的骑行、体力的消耗、被延迟的欲望等，似乎都不能消解这种幸福感——它包含了惊喜（陈列柜里的食品每次都不尽相同）、确幸（对不济的命运和瘪小钱包的掌握）、感激（对陌生人的仁慈以及参与者的艰辛付出）、正义（不让地球毁于垃圾和毒气的坑洼）……在所有这些丰富性当中，还掺夹了一种平淡而柔韧的友谊，一种多于熟人和水果小贩之间的古老默契，与其说它是“友谊”（friendship），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种来自同温层内的“抱团”（solidarity），一种在地的点赞——而这一点，对我这个“陌生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它的在地性、附近性、现场感，它所提供的关于“融入”的即刻体验……一切都正是我所需要的。

带着一股日新月异的融入感，我起了个大早，来到了我的30英里第三站，它是位于剑桥大学的西路音乐厅（West Road Concert Hall）。据说那里设有为少年儿童创办的音乐课，每个暑假都会定期开放。

不到8点，孩子们就已鱼贯入内，在接待大厅里等待报到了，放眼望去，百多个萌头萌脑的小人儿。看装备，大部分来自工薪家庭，乐器算不上牌子货，屁股上吊着那种平凡的、印有卡通画的书包。

接待大厅径直通往中央演奏厅，它阔大、高耸，像梯田一样向四周延展，音响效果和伦敦最好的歌剧院不相上下。围绕着它的，是一间间装有隔音设备的排练室。一整个早上，我像隐形虫一样，轻轻挤进一道门，又悄悄溜出一道门，从一个排练室钻到另一个排练室，在巴赫（J.S.Bach）的钢琴曲、皮亚佐拉（A. Piazzolla）的探戈舞曲或弗兰德斯与史旺（Flanders & Swann，英国歌唱喜剧二人组）的喜剧音乐里穿梭往来。当孩子们拿出乐器，像驯马师跳上马背那样闪出一道亮丽的音符时，他们身上那些平凡的假象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真挚的童真和专注，像射入冰块的阳光，出其不意地征服着我。

音乐课的筹划委员会主席莉迪亚·希尔（Lydia Hill）告诉我，这里的音乐课总共分三期，暑假、复活节、圣诞节各一期，每期约一周，全天上课，周末聚演。听起来相当具有吸引力，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问了一个克莱尔式的问题：“在这么高大上的空间里，和专业素养一流的老师学习，恐怕得不少银子吧？”英国穷人的生活普遍比克莱尔的时代有所改善，感谢民主社会主义时期创下的劳工法和福利制度，但全英依然有140万学童因为出身贫寒，必须申请免费午餐。果腹尚成问题，就不要说那些动辄每小时30英镑的文艺补习班了。

“哦，不贵。”莉迪亚·希尔边说边递给我一份报名表，上面印着：每期80英镑。来自同一家庭的孩子还可享受优惠，两孩150英镑，三孩210英镑等。此外，针对特别贫困的孩子，亦有不同程度的奖励和减免。我瞪大眼睛，简直难以置信。更令人惊叹的是，所有学费全部用来支付场租和音乐老师的工薪，至于幕后运营团队则分文不取。

这支运营团队叫“剑桥郡假日管弦乐队”（Cambridgeshire Holiday Orchestra），是本地工薪家庭中知名的企业型民间社团之一，靠廉价的学费和优异的师资，它每期都能招到数百名学生。而它的执行人员加起来却只有七位，分管宣传、招生、招聘、课程统筹、演出安排各种事宜。切除了行政管理的赘肉，省去了各种繁文缛节，七个人各司其职，神速又高效，至于那些戴着胸花、在幼小的孩子中帮忙维持秩序的则是每期临时招募的志愿者。

如此规模庞大、师资雄厚的音乐课，谁会想到它的发源地竟是一间普通居民的客厅呢？

莉迪亚·希尔告诉我，“剑桥郡假日管弦乐队”在1950年代就诞生了。那也是英国社会真正脱胎换骨的年代，年轻人正迫不及待地打破帝国殖民时代的各种陈腐，莫莉·吉尔莫（Molly Gilmour）就是其中的一员。莫莉·吉尔莫是剑桥本地的一位音乐家，出生于1913年的她，不仅是两次大战的见证者，还是战后重建的见证者。她在自家的客厅里开设了一个小型排练室，和朋友们一起授课，对象是“热爱音乐的孩子”，且一概不论出身，势必要将属于上流社会的高雅音乐普及开来，于是“剑桥郡假日管弦乐队”的雏形便出来了。1956年，它获得了一些捐款，从莫莉·吉尔莫的客厅移到了剑桥植物园（Botanical Gardens）。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它不断升级场地，扩大生源和师资，最终搬进了西路音乐厅。在没有任何政府资金支持的年代，它靠捐款购买了大量的乐器，提供给买不起乐器的学生。在艺术教育资金被大幅削减的今天，它靠廉价的学费和一以贯之的平等主义活了下来。

趁午间休息，我拿出录音笔，逮住了一位叫保罗·加纳（Paul Garner）的小号老师。他看上去五十出头，高大健壮，挥起手臂来，气势蓬勃，像一股招纳百川的疾风。他出身音乐世家，毕业于伯明翰音乐学院，最辉煌的时候，曾作为英国国家管铜乐的一员在皇家艾伯特音乐厅角逐过全英管铜乐的冠军。他还到过全世界许多国家巡演，其中也包括中国。

一番寒暄过后，我单刀直入：“如果遇到家境特别贫寒却天赋过人的学生，你会如何对待他呢？”

他不假思索地说：“我会额外鼓励他，教给他我所知道的关于音乐的一切。”

“如果他穷到连买乐器的钱都没有呢？”

“那我会给他买乐器，并为他全力争取奖学金。”

保罗·加纳的采访录音，我反复听了好几次，每一次都很感动。倘若可怜的克莱尔能活到今天，想必也会感动不已吧！遥想那个在拿破仑战争时代出生的诗人，之所以有机会上学，全凭他的三个姊妹的夭折——毕竟，少了三张口吃饭。但他也只是上到了12岁就辍学了（《克莱尔的死亡：贫穷，教育和诗歌》，John Clare’s Deaths: Poverty, education and poetry, by Simon Kovesi）。没办法，太穷了，一家老小挤在破旧的瓦房里，靠院子里的一株苹果树贴补房租。当他那做了一辈子雇农的父亲体力不支、终于累倒后，苹果树无人料理，房租问题便立刻迫在眉睫。房租像一头光膀子的狼，自克莱尔的幼年起，就对他穷追不舍，直到他进了精神病院为止。短暂的成名也没有为他带来稳定的收入，彼时伦敦的上流社会还不时以拜访为名，“组团”到郝斯顿，像一群窥穷癖者，不知疲倦地窥视着这个被他们称为“农民诗人”（Peasant Poet）的穷苦人。

在所有的边界中，最难拆除的，恐怕就是阶级的边界了。而剑桥郡假日管弦乐队却霸王硬上弓，一试就是七十年。其实何止它一家？图书馆、自然保护小组、份地小组、老年活动中心、回归野生森林小组、社区食堂……至今，我所走访过的任何一家民间社团，无不做着相同的尝试。分享（commoning）公共空间最大的困难之一，也许就是“如何在分享它的同时，不加进某种领地感（sense of territoriality）或不赋予其某种特定身份”了。当有人说（哪怕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并不真正张口），“这个空间属于富人，这个空间属于穷人，或这个空间属于黑人，这个空间属于白人”时，这个空间就已经伤痕累累了。而民间社团这种停留在附近和邻舍关系上的浅层尝试，或许依然触不到制度性歧视的根源，却展现了一种公共空间的可能性：当底层的邻居和中产的邻居为了某种共同的、切身的、在地的利益（比如共同抵御环境恶化，或合奏同一首曲子）而齐心协力时，一个个开启平行宇宙的对话框就打开了。

六　联结之美

自从以居住地为中心，画了一个30英里的圆之后，我的生活就挂在自行车上了。2019年的整个夏天，我都在彩蝶翩跹的英格兰湿地里穿梭。风吹芦苇的声音、雨水滑过荷叶的声音、野马在硬度适中的黑土上奔跑的声音……这些美妙的声音，被大自然的梭织机织入空间的纤维，带给我一种奇异的时间感。和生活里那些被量化的时间比起来，我体验到的仿佛是另一种时间，一种被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称为“纯时间”（Pure Time）的时间。与切割成刻度的数学时间（Mathematical Time）不同，“纯时间”充满了流动性，并与意识的延绵融合在一起。在意识的延绵中，历史和过去渗入此刻的每一个细胞，并更新出新的细胞，时间便打开了新的可能性。[Henri Bergson examines the time of the mind.]

“附近”，用可量化的时间来丈量，或许就只是一个“开车1小时31分零3秒”即可横跨南北的地理空间而已，倘若用“纯时间”来丈量，它顿时就变得无限广岙起来。每一片土壤的“此刻”都涌动着历史和过去，每一朵花的开放和凋谢都意味着改变和发生。在一个叫维根（Wicken）的湿地自然保护区里，这种时间感尤为明显。而它的空间，也不再是一幅地表生出的风景静帧，而是住在它附近的人，在千百年来漫长的意识的延绵里，在每一个互相联结的时间点上，对它不断地进行塑造和改变的结果。此时此刻，它仍在改变之中——维根保护区的义工们告诉我，几千年前，他们引进了野马，野马那不含毒素的粪便为屎壳郎提供了永久的搬家合约。屎壳郎驮着野马的粪便，在原本贫瘠的泥土里大造行宫，土壤变得养料充足起来，土壤的改变加速着生态的改变，昆虫开始大量繁殖，鸟类也循食而来，宁静的天空底下，四处涌动着蓬勃的生机。

维根通往一个叫瑞奇（Reach）的村庄，那里有一家专门为特殊人士打造的绿色农场，它是我的30英里第四站。每年，露丝·马利的“再想象资源中心”都会为该农场的节日和庆典提供食品或装饰材料，这一行动上的呼应，让我欣喜地看到了两个形态不同的点，在同一个公共空间里的联结。

穿过维根的芦苇丛，骑至一片草场地，我很快就发现，这种联结似乎不止一个。比如我脚下的“自行车和特殊人士通道”，它宽约两米，在草场地中央划出一条平缓的细砂小路，一路蜿蜒向前，融入远方的地平线。车道口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印着“国民自行车道网”（The National Cycle Network）的字样。打开手机一查，原来英国“国民自行车道网”也是一个民间社团，它是由一个叫Sustrans的慈善机构，在获得了一笔4250万英镑的国家彩票基金（National Lottery）之后筹建的。自1984年始，它就开始修建自行车和轮椅车道了，截至2020年，总计完成的车道超过12,739英里，其中1/3是无汽车车道。它们像细密的白色织网，连接起田野、河流、树林、村庄与市镇，并运用大自然的天然屏障，将闹市和空气污染巧妙地隔绝开来。

英国的自然保护区大多隶属当地自然保护小组的义务管辖区。自行车道的修建因最低限度降低了对野生动植物的侵扰，故而是自然保护小组们的首选。至于在哪里修，怎样才能不伤及生灵，则完全取决于自然保护小组与“国民自行车道网”之间的合作。显然，这两个功能各异的民间社团没有一官半职，却心有联结，并全心全意致力于一种永恒的美。

骑行大约17英里之后，那个叫瑞奇的村庄便从一片金边云里冒了出来。我拿出笔记本，打算先采访一下在村里散步的老人。哦，那个农场啊，一个老人说，有好几十年了！本来是块荒地，土质差得很，翻几层就见石灰，后来一群年轻人去建棚开荒，硬是把它种出来了；另一个老人说，我们经常去它家的店里买菜，能帮一点是一点吧，这年头的幸运者太少了，而且它也不远，走个600来步就到了。

我道了谢，蹬上自行车，一溜烟就到了农场。刚把车停好，一个只有几截竹笋高的迷你小哥就噗呲噗呲地迎了上来，热情地要和我击掌。农场经理汉娜·奥斯丁（Hannah Austin）紧跟其后，用一种幼儿园老师的口吻，把我俩介绍给了对方：“Hello，这是吉姆（Jim），这是梆（Bang）。”

“吉姆，你几岁了啊？”汉娜代我问道。

吉姆叽里咕噜地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汉娜把头转向我，代他回答，“吉姆已经28岁了哦，是我们的老学员了哦！是吧，吉姆？”

吉姆咧嘴笑了起来，开心得跟秋天的南瓜似的，嘴角也像顺溜的瓜藤一样，几乎勾到了耳根。就这样摇头晃脑，一直走到养鸡场，他才渐渐沉静下来，脸贴在栏杆上，专心致志地数起了鸡，很快便进入了那种看小人书的状态。

汉娜告诉我，农场只有18英亩（约合784平方米），土质太差，几个世纪一直空着。1989年，住在附近的一群热心人异想天开，要用它来“种菜育人”，将特殊人士培育成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出乎意料的是，该土地的产权拥有者，地方政府名下的剑桥郡农场（Cambridge County Farms）竟也一口答应了这项合作，并以几乎几十年不变的低廉租金，将这块地交到了这群理想主义者的手里。

每周两到三天，吉姆都会持特殊人士乘车卡，坐村际巴士来到这里。刚开始，村际巴士公司还嫌绕道，不愿经过这家农场，在一次农场发起的签名请愿之后，它妥协了，从此成为方圆几十里将特殊人士和农场连接在一起的交通纽带。农场的规模也逐渐扩大，不单有大棚暖房，还有恒温粮库、舞台和木工作坊。每周，超过100名特殊人士分批到此学习农艺、养鸡和木工工艺，地方政府按约定付给农场一定的栽培费，即每人每天41.50英镑。这笔钱用来支付看护和指导员的工资，购买农机装置，添置营养土和交纳冬季取暖费。看护和指导员的工资，老实说实在不高，也就和当地平均工资齐平，打开英国慈善机构工资报表，具体到小数点后的两位数都可以一一查到。好处就是，这样一来，农场的开支基本能达到一个持平状态了。能“持平”，就是“永续”（Sustainable），农场因而活了下来，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名字，“Snakehall Farm”（蛇廊农场）。

农场还开设了两家便民蔬菜商店，一家在农场的大门口，一家在附近小镇上，由上文中提到的那个叫“灯塔”的社区食堂提供店面，一切遵循绿色农业、环保或飞根主义原则，名字也生态味（Eco）十足，叫“Unwrapped”（不包装）。此前我还专程去了这家店的开幕式，挂着金色颈链的胖镇长亲自到场，和一脸憨笑的特殊人士合了影。因为自磨的咖啡和手工甜点比一般的咖啡馆便宜，那家店一直生意奇好。小镇居民们还经常提着藤篮子，自带空瓶子到那里去买菜，顺便补充洗发水。农场如果有剩余产品，则批发给剑桥郡的几家工人合作社零售点。抛弃了杀虫药和催长剂，依赖传统农业自然平衡法生长的果蔬，个头大小不一，色泽却是极好的，搁超市眼里，好比雅利安人种主义者眼中的残障儿一样都是废品，搁工人合作社的货架上则都是宝贝。

参观完暖房，汉娜带着我走进了木工室。几位看上去有先天学习障碍的青年工匠正在指导员的辅助下，有说有笑地用砂纸打磨着“驯鹿”。两截原木，一截脑袋，一截鹿身，弯曲的树枝做鹿角，再涂上橘红色，便是炙手可热的圣诞礼品了，放在小镇的圣诞露天集市出售。买家通常不是游客，而是每天互相点头致意的街坊邻里，即“附近”的创建者和受益者。

除了“再想象资源中心”以外，附近的许多民间社团，也都不遗余力地与农场进行着各种合作。屹立在农场中心的一架崭新的多功能农耕机，就包含着我的挚爱“以马忤斯流浪者中心”6000英镑的捐款——相当于100只旧衣柜，或500件旧衣服和1000套旧餐具的收入总和。

汉娜指着农场的办公设备对我说，“你看，这全都是附近的装修公司免费安装的，我们只付了一点材料费”。在公共厨房里，汉娜按下炉灶上的遥控器，它就像升降机那样，平稳流畅地降了下来，一直降到轮椅使用者得心应手的高度——这个让我瞠目结舌的装置同样也来自捐赠。募捐者从以马忤斯那样的所谓弱势群体，到玛莎百货公司，“英版星巴克”、Costa之类的大型连锁企业，不一而足。整个农场的运行体系，像深远而清冽的星空。附近居民、地方政府、民间社团、国民自行车和残疾人通道、巴士公司、社区食堂、工人合作社、圣诞露天集市、各家赞助公司等等皆是它的小行星。行星之间纵横交错的联结，以及这些联结迸发的新关系和可能性，构成了民间公共领域的生态区。在某种程度上，它与大自然的生态区是多么相似啊，由野马引出屎壳郎，又由屎壳郎带动起泥土、昆虫和鸟类乃至整片湿地的复兴。

2019年9月14日是蛇廊农场30周年大庆，方圆几十里的民间社团和公益组织几乎都来了，搭棚支架，卖起了甜点、书籍、玩具和各种手工制品。以马忤斯更是一早到场，在南瓜地旁摆起了旧货摊，安静的农场瞬间变成了热闹的墟市。两位扎着头巾的小提琴手，站在葡萄藤底下，用爱尔兰的乡村音乐为这一幕伴奏。我则在农场的另一头，手中牢牢地握着一根擀面杖粗的木棒，和一群农场学员们跳起了莫里斯舞（Morris Dance）。木棒替代热烈的击掌，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发出清脆的欢响。我们在旋转中频繁地交换着位置和舞伴，像鸟群般变换着图形。

这是我第一次学跳这种15世纪的舞蹈，很快便被它那简洁明快的节奏俘获，有那么一刻，我甚至觉得自己苦练三年，说不定也能掌握它的秘诀。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只有地道的英格兰人才具有把它跳出“天鹅湖”的潜质。此时我又想起了克莱尔，想起了他那过人的恋地情结，那些让他魂牵梦绕的关于成长地的细节：穿上未经漂染的米色衬衣跳莫里斯舞，和好朋友一起拔豌豆荚子，将两颗有天然洞眼的石头穿起来，制作象征好运的护身符……这一切，对我这个异乡人来说，显然是陌生的。然而是否一定要像克莱尔那样土生土长，才能融入这一切，变成“这里”和“此刻”的一部分呢？我在舞伴们眼中的倒影告诉我，不，这并不是绝对的。

七　在地的造乡

在我的居住地附近，民间公共领域的生态区比比皆是。即使是2020年的疫情，也没有斩断它们的根基。恰恰相反，它们似乎比从前更有活力了。

疫情像一道旷日持久的闪电，照亮了各种不良制度酿造的坑洼。自由主义和算法集权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早已变异的全球化之间的矛盾，更加剧了一种近乎返祖的、猎巫时代的两极化。再坚硬的事物，也抵不过各种巧言令色、阴谋论或假新闻的滴水侵蚀。尤其在线上，大数据自带的偏见、互联网的虚拟人设、网络自身的陌生人社会属性、低廉的社交成本……都在迫不及待地把人类变成彼此眼中的异教徒。

然而在线下，疫情又势不可挡地变成了一道神奇的黏合剂，在末世般的惶恐和无法排遣的孤独感面前，催促着人们尽快地联结起来。无法进行肢体接触，人们便在窗台上放置联络信物。为了吸睛，有人还在4月就挂出了圣诞彩灯。我们的份地小组，竟在疫情的高峰期，丧心病狂地搞了一个“稻草人比赛”。一夜之间，耕地上冒出二十几个奇形怪状的稻草人，有的长得像胖乎乎的向日葵，有的像中世纪的骑士，就这样披星戴月地站着，一直站到了圣诞。至今，没有一个稻草人因为主人不同的政治倾向而遭到另一个稻草人的殴打。

凭借从民间社团那里积累的丰富经验，我落脚的村庄，仅在十天之内就建起了一个近百人的“志愿者”团队，我也迅速成了该团队的一员。简单填了一份自我介绍之后，我便收到了一张工作地图，其中黄点为志愿者，红线范围内为每个黄点的负责区域，每个区域用绿色字母划分开来——我属于Z区。Z区内有五户老人，其中三户为独居寡妇。接下来的工作是印制表格：志愿者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负责事项，像帮忙去药房取药、遛狗、去超市买菜之类，一一填入表格之中。完了再将表格投入各区居民信箱。整个过程，描述起来像洗衣机说明书一样枯燥，实践起来却其乐无穷。当2020年的秋天来临的时候，我已经和负责区内的三位独居寡妇建立了患难与共的友情。

同样的模式，心照不宣地在整个英国迅速蔓延开来，我们把它叫做“共助模式”（Mutual Aid）。单剑桥郡本地的共助小组就有5300名志愿者。我们在脸书上发布各种求助、捐款或支援信息，除了救人，也救宠物和野生动物，我们还征求上书议会的签名，对各种不合理的决策提出异议。高科技也在帮忙，在英国共助（covidmutalaid.org）网上，只需输入邮编就可以立刻找到附近的每一个共助小组，它们像缜密的渔网一样，均匀地分布在英国的地理版图上。

至今，我还记得自己推着自行车到附近农家门口收集土豆的情景。一大麻袋沾满泥土的土豆，重达上百公斤，自行车运，要分三次才能运到我的工作地点，即本地食物银行的配发中心，而我只是随便招了招手，就有开着汽车的街坊停下来，三下五除二，为我将土豆送达目的地。整个疫情期间，在全英救济食品需求量猛增三倍的情况下，附近居民马不停蹄地为我们送来了总量以万吨计的食品，从而断绝了路有冻死骨这种情况的发生。每一个小物件：罐头食品的味道、香皂的味道、草纸的味道……构成了某个特定时期的物质生活。这种生活充满了匮乏和焦虑，却也隐含着淡淡的温情和希望。每一件物品，都是通过一个具体的人、一段具体的地理距离传递的。

我的邻居和朋友乔·菲茨帕特里克（Jo Fitzpatrick），自疫情以来，也几乎片刻未歇。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她在路上义务跑了三个月，行程超过2000英里。原来，自疫情爆发后，成千上万的人因感染或有感染嫌疑，接到了医院的隔离通知。不能出门，怎么解决吃饭问题呢？于是中央财务部便给每个地方政府定期打进一笔钱，让地方政府购买食品并分发给隔离者。但地方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进行实际分发，于是民间社团进场了，先由红十字会的义工进驻食品仓库，整理打包，将食品按人口配额、营养以及素食需要装箱，再由英国搜救队（Search and Rescue Teams）的志愿者以及各种在地民间社团的成员，将标注好的纸箱亲自运送到每一个隔离者的手中。

乔就是英国搜寻队的志愿者之一，除了派送食品，她也派送药品和PPE，地方政府为此支付她每英里45分钱的汽油费。整整三个月，她学会了怎样安排路线，哪片密林可以抄近道，甚至还研发出了一套为保护隔离者隐私而设置的接头暗号系统，简直是二战时期抵抗组织（Resistance）的最佳人选。

村图书馆的“之友”也没闲着。封城并不意味着“图书馆之死”。“之友”很快便推出了网上借书、再由义工送书上门的服务。被指定的书，用报纸包好，放在用户门口，进了门再隔离三天，以确保安全。我经常在村主街上撞见“之友”的义工们，拎着一沓厚厚的书，脸上挂着邮差的微笑。露丝·马利的“再想象资源中心”则每周六为附近的穷困户送菜上门，一直送到第一波疫情解封的那天为止；她还赶制了400多个口罩，免费送给了前线工人。

疫情之初，蛇廊农场就把特殊学员送回了家，但这并不等于歇业，鸡要喂养，果蔬也要除草浇灌，种植和收割的重任落在了农场的教员和志愿者身上。奇妙的是，2020年的天气格外的好，风调雨顺，为农场的“不包装”绿色生态店提供了充足的货源，“不包装”因此得以推出社交距离内的送菜服务，前线工人成为优先投送的对象。就连“剑桥郡假日管弦乐队”也没有全面停课，它随机应变，推出了在线音乐课——响应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的观点，科技应该服务于人类的福祉。

一心等待图书馆开门的长颈鹿，疫情期间则加入了精神疾病公益机构“心智”组织的Zoom会议。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和“心智”的志愿者们一起，通过Zoom为附近的精神类疾病患者提供陪伴和心理解压服务。2020年是Zoom元年，因为Zoom彻底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数字民间公共空间。此前活跃于线下的本地民间社团，连同各种五光十色的兴趣爱好小组，像“斯多葛哲学研究组”“AI研究组”“冥想小组”“西班牙语小组”“瑜伽小组”之类也几乎全都把家搬到了Zoom上。有个叫“国际诗歌小组”的，还标明了从开普敦到洛杉矶再到伦敦的时差，打开Zoom窗探头进去，里面果然端坐着各种奇装异服的国际友人。整个2020年，只要不工作，我就会泡在Zoom上。穿着棉拖鞋，抱着暖手器，坐在Zoom前参加读书会；或者捧着一杯水果茶，歪着脖子，看野生菌类专家在Zoom上展示那种能把人五秒内毒死的本地蘑菇。

关于公共意识、民间公共空间和凝聚力的讨论，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多了起来。在我的附近，一个叫“剑桥民间公共领域”（The Cambridge Commons）的民间社团横空出世。每周三晚，它通过Zoom把本地居民聚在一起，讨论着如何从地方事务着手，改变疫情引发的社会问题——细想一下，这也是环境使然，英国纪实记者、生态作家乔治·蒙比奥特就不止一次地说过，那种以工厂和作业基地为核心的劳工聚合/抵抗模式，早已随工会的式微，零工经济、Soho经济的出现而日趋瓦解了，人类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只剩糊口的意义。民间公共领域因此成了人类仅剩不多的宝藏，它的公共意识、在地性、无边界、联结性……它的所有特质都让它天然地具有一股自下而上的力量。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叫“附近”的小世界里。每当我对现实感到绝望的时候，它们就像热带雨林中的金丝猴一样，从树枝上跳下来，在我的后背轻拍一下。听说1960到1970年代，许多北美人不满现实，抱着锅碗瓢盆跑到偏远地带，为了造出一个理想的栖息之地回归自然，建生态村，发展一种A.C.麦金泰尔（Maclntyre）认可的社群主义，当然也没什么不好，只是路径有些非凡。如果类似的“造乡”（Placemaking）在附近就能展开，那就再好不过了。通过对地方记忆的挖掘，对社会关系的深耕，对身份认同的培育——就像法国人类学家马克·欧杰（Marc Augé）所设想的那样[法国人类学家马克·欧杰定义的“地方”是：对历史记忆的挖掘，对社会关系的深耕，对身份认同的培育。这些理念出自《非地方》（Non-place）.。]，将公共意识，这一源自敞田制时代的思想遗产秉承下来，再将自己变成一颗小行星，通过与其他行星的联结，进入民间公共领域的生态区，继而一起分享公共资源，改进公共空间，最终将附近变成“恋地之地”。

这一切，听起很宏大，却绝非是一个缔造个人里程碑的过程。对我来说，它是陌生的个体与在地建立私密关系的过程，是化解“无乡的焦虑感”的过程，是一个雨滴与溪流的汇合过程。尽管雨滴汇入溪流的运动，较之于时代的电闪雷鸣，是如此微乎其微，但我却偏爱它的微小。英国文化历史学家大卫·弗莱明（David Fleming）曾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大问题并不需要大规模的解决方案，一个行动上的基本框架，外加无数微小的对策就足够了。”

数据和资料引用出处（按出现顺序）：

Some 2,380 people have died after being found fit for work and losing benefits,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DWP） figures show.

2003, there were 4,620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 Statistics & Facts：there were 4,145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Community Libraries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case study: Community managed libraries: Somersham library, Cambridgeshire, East

The Libraries Taskforce report （March 2016） reports 214 “community supported or community managed” or 382 “when commissioned community libraries are included”. 590, this figure constantly updated from media reports.

11 community managed libraries in Cambridge 911 volunteers

There are just over 168 thousand charities operating in England and Wales as of March 2020

Over a third （36%） of people volunteered formally （ie with a group, club or organisation） at least once in 2018/19.

The voluntary sector contributed ￡18.2bn to the economy in 2017/18, representing about 0.9% of total GDP.

In 2019, agriculture contributed around 0.61 percent to the United Kingdom’s GDP

Charity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oor in the English Charity-School Movement（P786） by Jeremy Schmidt

Charity Organization Reconsidered, by James Lei

The Legacy of Thomas Chalmers, By John Roxborogh

The Letters of John Clare, by John Clare

Pomes Chiefly from Manuscript, by John Clare

Its only Bondage Was the Circling Sky: John Clare and the enclosure of Helpston, by John Felstiner

here are the median values for the adjusted income data in ￡ per week: 1995/96 ￡262.55

Common Right in Land in England 1475-1839, by Gregory Clark & Anthony Clark

Brief History of Allotments in England, by BK https://bkthisandthat.org.uk/

Who Owns Britain, by Kevin Cahill

Great Somerford has Britain's first allotments. Enclosure of common land, facilitated by the Inclosure Act 1773

There are an estimated 330,000 allotment plots in England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by Garrett Hardin

the UK deer population is thought to be up to 2m, more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last Ice Age

Half of England is owned by less than 1% of the population

Why do farmers get paid by taxpayers?

The largest single payment - ￡473,000 - was paid to a Sussex farming firm run by the 18th Duke of Norfolk

Big farms will no longer get such huge EU subsidies, but Owen Paterson, the Environment Secretary, has called for more reforms to stop the cap.

Only around 13% of the UK is covered in woods and forests

In Europe, forests cover approximately 33% of total land area,

Rewilding Britain

Topophilia and Quality of Life: Defining the Ultimate Restorative Environment, by Oladele A Ogunseitan

Trees for Life establish the centre on 10,000acre estate in the highlands

Wilding Knepp: The Return of Nature to a British Farm with Isabella Tree: Isabella Tree annual income: ￡460,00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vD1DGSS8Aw

Re-Imagine Resource Centre

in the 25 years since launching FareShare has provided food equivalent to 236.8 million meals - all provided to people in need via our network of frontline charities, and worth ￡179.9 million in costs avoided by the voluntary sector if they bought the same food and drink.

29.7million happy users fighting food waste

75,000 BUSINESSES BY 2020

Waste Warriors fighting food waste across our 15 countries

（This date was from 2020.12.14）

This means an extra 1.4 million children will be able to rely on at least one free, nutritious meal every school day.

John Clare’s Deaths: Poverty, education and poetry, by Simon Kovesi

It was created by the charity Sustrans who were aided by a ￡42.5 million National Lottery grant.

In 2020 the NCN was recorded as having 12,739 miles （20,501 km） miles of signed routes.

Snakehall Farm

Topophilia and Quality of Life: Defining the Ultimate Restorative Environment

Yuval Noah Harari and Tristan Harris interviewed by Wired

The Cambridge Commons

George Monbiot - The invisible ideology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 An Introduction to Supermodernity, by Marc Augé

David Fleming：large problems don’t need large-scale solutions.

They require small solutions with large frameworks for action.

---发自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