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许知远

一

它就像是一头巨鲨，俯冲下来。这个小小博物馆的二楼露台，是观看美军基地的最佳去所。我睡眼惺忪，端着一杯迅速冷去的咖啡，等待着飞机的起降。

是B-52，F-15，抑或运输机？我分不太清。我在部队大院长大，父亲差点被派往老山前线，在各式战争电影中度过少年时期，军事行动与武器从未对我产生吸引力。我多少吃惊于同学们对舰船、冲锋枪与导弹的热忱，私下感觉它们总与迷狂、偏执相关。

从露台望过去，军事基地是水泥跑道与绿地和低矮房屋的组合。比起围墙外拥挤的民宅、加油站与街道，它过分空旷、静默。那些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像是大号的玩具，与我一样昏昏沉沉。玩具启动时，噪音尖锐、排山倒海般涌来，似乎真会刺破你的耳膜，眼前的一切都变得失真、凝滞。

讲解员脸上挂着某种确认的微笑。半小时前，他向我展示了卡车、民航机、战斗机的噪音列表，它们的峰值递进跃升。他个头不高，三十岁上下，黝黑、精干，他就出生在此。占地近20平方公里、停泊近百架军用飞机的嘉手纳（Kadena Air Base），是美军在远东地区最大的空军基地。1944年，它原本为日本陆军航空队所建，1945年，美军接管了它。地理位置给了它显著的优势，从这里起飞，两小时内即可抵达朝鲜半岛，它是美国亚洲战略的重要支点，此刻东亚秩序的象征。

对于讲解员，这一秩序以如此具体的方式进入他的生活。噪音、燃油味，从来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鲨鱼”随时起飞，随时降落。在一张嘉手纳町的老照片里，那个黑白的、匮乏也悠然的世界，被战机、水泥跑道、围墙挤压。

这是冲绳命运的缩影。它只占日本国土的1%，却承载了75%的美军基地。除去规模最大的嘉手纳，还有40处大大小小的基地，超过2万名美国士兵驻扎于此。全岛面积的五分之一皆是军事禁区。

这也是我对冲绳的最初印象。20世纪90年代的新闻上，美军士兵强奸冲绳少女，接连不断的抗议，时常出现。我从未对此产生兴趣，不知冲绳在哪儿，与关岛、塞班岛有何区别。在我的青春里，美国以一个灵感与希望，而非霸权的面貌出现。技术与商业是时代的新叙述，地缘政治、军事冲突退隐了。冲绳的冲突，就像是即将消失的历史力量的偶然回响。或许，也是一种“必要之恶”，比起日本的再度军事化，美国人的存在似乎更令人安心。

我对冲绳的真实兴趣，与中国自身相关。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戏剧性攀升，人们开始议论朝贡体系的归来。14至18世纪，中国是整个体系的核心，周围国家向中心朝贡展开贸易、文化交流。琉球王国，冲绳的前身，是这个朝贡系统的重要一环。

2016年，首次前往那霸，我特意在久米村的小巷中闲逛。这是中国人后裔的居所，14世纪末，三十六位不同姓氏、职业的福建人被明王朝派遣至此，促进琉球与大明的关系。那个寂寥的午后，在一家仍营业的餐厅，眼眉皆细长的年轻厨师用破碎的英文告诉我，他的祖先就来自中国。

在一杯啤酒与一份金枪鱼，以及注定无法深入的交谈后，我走进福州园。1992年它由福州政府所建，有力地提醒着历史的延续，福州曾是财富、文化的来源，辐射至琉球王国、日本九州与菲律宾。我还在孔庙的红墙前发呆，想象四个世纪前，琉球人如何理解孔子的模样，又怎样念诵《论语》。身份优越感的诱惑难以抵挡，即使它仅来自过往的荣耀。

我刻意忽略了美军基地，路过那些铁丝网围墙时，并未多想，将剩下的时光消磨于海滩上。蓝绿相接的海水，是此刻冲绳的形象，一个让你遗忘现实的度假地。一部叫《恋战冲绳》的香港电影，加深了我的印象，情节早已忘记，却记得《伟大的伪装者》（The Great Pretender）这首歌，里面有种玩世不恭的深情。后来，我意识到自己也是在伪装些什么，刻意回避深层的冲突。

二

这一次，我站在冲突的中心，它比我想得更复杂。

十五年前，当地人建造了这栋博物馆兼观察台的二层小楼，期望它展现冲绳人的痛苦，并吸引到游客。历史的伤口，亦是牟利的景观。

2019年有五十八万人到此。除去来自世界的游客，还有大批日本学生将此作为修学旅行的一站。这些少年会怎么看待这些基地，美国人显著的、压迫性的存在，历史伤痛、地缘冲突，发出刺耳噪音。

对美国的态度，象征着日本进入近代世界的矛盾情绪。1853年，佩里（Matthew Perry）将军打开了闭锁的日本，1941年，日本人充满愤怒地袭击了珍珠港，要洗刷常年的屈辱，1945年，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击败日本，又重新塑造它。从佩里到麦克阿瑟，美国是入侵者，也是解放者，象征屈辱，亦是希望的来源。

冲绳的故事更为复杂。1609年起，琉球王国就处于中国与萨摩藩的双重统治下，它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忠诚的朝贡国，掩饰这双重关系，也扮演起中日贸易的沟通者。这贸易是萨摩藩的重要财政来源，并促使它挑战幕府，推动了明治时代的来临。

一个中央集权的日本，即刻展现出扩张欲，一个衰落的中国，让出了空间。1879年，东京废除琉球王国，将之变成了冲绳县，进入日本版图。朝贡体系解体了，东亚权力中心转移，前往北京国子监的琉球青年，变成了在东京求学的冲绳学子。他们也注定承受边缘者的困境，低人一等、身份不明。

当美军跨越太平洋，准备进攻日本时，它却率先承担了代价。冲绳之战是太平洋战役中最惨烈的一役。美日两军伤亡惨重，还有四分之一的冲绳人因此丧生，多年来，他们一直被灌输对天皇的盲目效忠。

接下来的二十七年，它被美国统治，又非关岛、塞班这样的托管地。冲绳人原以为美国会带来解放与民主，却发现陷入新的压迫，冷战更令它面对地缘政治的巨大压力。冲绳人又将希望寄托于重返日本的斗争中，它于1972年回归日本，并未获得期待的归属感。他们的命运被自己的地理位置所决定，找不到自我身份。交替的期望与幻灭，似乎是这个岛屿的主旋律。

当我在嘉手纳体验恼人的噪音时，冲绳的情绪又到了一个新阶段，抗争仍在继续，人们却也陷入疲倦与麻痹。人人抱怨着噪音，却未准备搬迁，阳光、海滩外，这里的医疗、教育与社会福利富有吸引力。经济发展迟缓、就业率低，却有种独特的基地经济。日本政府以高额补偿，来交换军事基地的存在，像是一种慢性、难以戒除的腐蚀。

基地与社区的界限，也比我想象得更暧昧。围墙内有农田，只要有通行证，农民们可以去耕种。依靠基地美军的消费，附近社区发展起自己的商业空间。很可惜，野国总管的墓地，也在军事基地中，无法参观。他把番薯从中国引入琉球，接着自萨摩藩传入日本。日文中，番薯的发音正是萨摩（Satsuma）。这种食物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它促成了中国人口的爆炸，压垮了清帝国。

三

这家斜坡之上的餐厅，简约随意，线条硬朗，颇有布鲁克林风格。墙上所贴66号公路的标牌，令你想起凯鲁亚克的混乱、迷人的旅程。餐厅还摆放着一台老爷车，艳红车身分外夺目。它的口味是美国式的，菜单上是沙拉、炸鸡与波本威士忌。透过窗廊，你看到粉色的吊角屋檐，这典型的闽南风格，提醒着人们琉球王国时代的延续。

偶尔，噪音刺破这悠闲，提醒你冲突的继续。餐厅紧邻的普天间军事基地，是此刻冲绳的中心议题，二十年来，它的搬迁与否，总激起舆论风暴。这次短暂的停留期，我没遇到抗议人群，却总在《冲绳时报》的头版上看到相关消息。

我与藤田相约在此。他有张可爱的圆脸，留着整洁的寸头，是一位救援直升机飞行员。七年前，为了蓝天、海滩、缓慢节奏，以及和善的冲绳人，他从东京搬到这里。

“那时，只会三个英语单词，No, Thank you”，说起前往澳大利亚的往事时，他坦率、诙谐。那次行程不仅令他学会驾驶直升机、讲英语，更开启了一次发现之旅。“我头次对日本历史发生了兴趣，想知道做一个日本人意味着什么”，他说，单一民族的日本人，很少意识到他者的存在，容易陷入自我封闭。

我们还说起鲸鱼，这海洋中的庞然之物，让我着迷不已，像是某种神秘、不可阻挡的力量。它也是日本开放之动因，美国人希望保护他们的捕鲸船，强迫日本打开国门。我们就鲸鱼肉的味道展开了小小的争论，我觉得它实在太难吃了。

餐厅老板Muncha先生，随即加入了谈话。他消瘦、爽朗，喜欢戴着戴棒球帽做菜，络腮胡须带来少许不羁，增加了他的美式做派。没有藤田那样敏感，却有种特别的天真。对他而言，美军基地带来的并非不安，而是机遇。美国军人是他客人的主要来源，他们常在此饮酒、欢笑。在笑声中，地缘政治的压迫乃至噪音，都消退了。天真，即使是幼稚的，也是对沉重历史的最佳的解毒剂。

同声传译设备不足，我们用英语沟通。发音、语法各异，却有种意外的默契，两杯波本入腹，气氛更为热烈。或许，这也是人生命运的另一种呼应，我们都是英语为中心的世界的边缘人。

他们着迷于谈论冲绳的身份，认定它对日本至关重要。这重要性的表现方式，让我不无意外——因为美国村的存在，冲绳要成为语言、文化的基地，吸引各地的日本人来此学英语。他们多少遗憾于，看起来这样西化的日本，人们的英语为何这么差，连基本的交流都成障碍。

这建议令我困惑，一个东京人、名古屋人、北海道人，为何不去纽约、伦敦，而要来冲绳学英文？我抑制了自己的困惑，点头了事，也多少意识到这不过是种朴素的身份确认，每个人、每一代、每个地区，都在寻找自己的独特之处，尽管很多时刻，这独特不过是想象出来的。

也是带着这困惑，我前去拜访玉城丹尼。在冲绳，甚至整个日本，没人比他更代表身份的困惑。

四

“琉球国者，南海胜地而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之蓬莱岛也”，我一字一句地读着屏风上的汉字，熟悉却吃力。

一个春日午后，在县政府宽大的会议室中，我等待玉城丹尼的到来。睡眠不足以及午餐的一杯啤酒，皆让我迷糊。但这屏风激起我的兴味，它该是明朝年间的文字，出自本地一位宿儒之笔。它直截了当地说出了琉球王国的地位，它夹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却有“蓬莱屿”的自信，在落款处，它自称“万国津梁”。

对于玉城丹尼来说，这是他试图重塑的冲绳形象。“中国、韩国、朝鲜、菲律宾、泰国、越南……，冲绳与亚洲各地区很近，四个小时的飞行圈，覆盖了20亿人口”，在这位县知事头脑中，冲绳应成为现代之“万国之津梁”，它是20亿人的贸易中心，要为亚洲和平发挥作用。

这是期待已久的见面。在沉闷的日本政界，玉城丹尼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端。出生于1959年的他，是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与冲绳女招待短暂情感的产物。这也是充满伤痛的结合，他出生前，父亲就已离开。这带来注定苦涩的童年，他的混血面孔，不知所终的父亲，皆引起嘲弄。自小，他就被称作丹尼（Denny），十岁时，他更名为玉城康裕，也没人把他当作本地人。

他将逆境转化为动力。长大后，他成为一股轻松的美国风的代表，他做过歌手与吉他手，还是一名广受欢迎的DJ。意外进入政界后，他将身份困境反变为某种优势。在竞选中，他力图使选民相信，他的血统，能助他更好地与美国协商，使冲绳在东京、华盛顿间获得更平衡的关系。“我父亲的国家不可能拒绝我。只有丹尼可以这么说”，他曾这样开玩笑。或许这奏效了，尽管他的政治立场与执政党相左，却出人意料地赢得选举。

面对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政治人物，我该问些什么？我手中攥着一张提问清单，这是对方反复修改的结果，每一个问题已由相关部门做出周详的解答，他们还要求，必须按照顺序提问。官僚们，期望稳定而非意外，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次例行的外事，知事接受了一位中国记者的采访。

楼道中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知事走进房间，与每个人微笑、握手。他窄脸，鼻梁挺拔，眼窝轻微凹陷，头发卷曲，仪态有种美式的轻松，你想叫他丹尼，而不是玉城知事。

我们在过分宽大的沙发上坐下，背后即是那幅屏风，五个世纪的历史延续，弥漫在空气里，可惜，我们无法如往日中国人与琉球人一样，用汉文笔谈。

“当时，琉球国派人到中国，学习知识与技术，回来后掌握这个国家的中枢系统，中国对琉球的影响非常之深，”他主动谈起与中国的交往，“冲绳虽小，我却觉得，它可以发挥国际化的特长，与中国实现一个更大范围的合作。”

我问他，出任知事两个月，给他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走在街上，从小孩到老人，都与我打招呼，觉得自己有点像冲绳的父亲，感到责任”，他说。

解决美军基地，是这个父亲角色最棘手的问题。“我就是在基地附近的小镇上出生的，日常生活中就是军人的环境，周围很多人与基地做生意。我也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包括喜欢摇滚乐”，他说起与美国的复杂关系。

他期望，不要再建设新基地，并展开与日本、美国的直接对话。倘若，基地关闭，冲绳经济如何维持？他则计划，冲绳利用地理位置，成为新的贸易中心，“距亚洲各国都很近，吸引外资，把经济自主率提升上来”。

几个问题后，他意识到，与提纲并不相同。我也发现，比起冲绳的历史变迁、身份认同，玉城知事的个人体验，更让我好奇。在这地缘政治的夹缝中，一个被高度符号化的政治人物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我记得，他在Twitter上偶尔也流露感伤，“玉城丹尼，不管你多么努力，也不能称为一个日本人，你只是‘未完成的一半’”。

“因为长相，我受到很多欺负，2岁到10岁时，我被寄养在别人家里”，他说起自己的童年。养母的一段话对他影响甚深，她说，你看10个手指头，粗细都不一样，每个人也是不一样的。她让他接受自己的特殊性。

我问他，一个政治人物，必然遇到很多挫败与不适，他会怎样应对？他掏出手机，给我看上面的歌单，不少是重金属风格。特别烦躁时，那就听摇滚乐，转移心情。他还说，政治人物与DJ不无相似，他们都是现场工作者，迅速接收信息，作出判断与回应，“我感到，广播能跟各位心意相通，对于政治人物，心意相通也很重要”。

他最喜欢的歌手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一位英国歌手。提到那首《泪洒天堂》（Tears in Heaven），甚至轻声吟唱起来，冲绳式英语弥漫在屋内，也包围了汉字屏风。我突然意识到，失去儿子的克莱普顿，与从未见过父亲的丹尼，或许在歌声中情义相通。

在某种意义上，他就是冲绳苦闷、焦灼、困惑的化身。他也了解如何将这一切转化成新的可能性。在他眼中，冲绳不应被过去吞噬，而要大胆地畅想未来，成为亚洲的新桥梁，它曾经扮演过，将来仍可能扮演。

我问他，如果努力都失败呢？他沉吟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那怎么办呢，只能说干到我成功为止，我一直努力着。

半小时转瞬即逝。会议室内的人盯着我，提醒我时间已到。我突然想问他，是否寻找过父亲。这样的问题，太过私人，在日本社会，实属一种冒犯。丹尼却有种意外的轻松，似乎终于有人和他谈心里话。

他说，当自己的孩子出生后，觉得应该和他说他爷爷的事情，想过去美国找父亲。很可惜，没找到。作为冲绳知事访美时，他也暗暗期待，父亲会突然出现。

告别时，我问这位意外的政治人物，希望自己留下怎样的遗产。“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我想改变到目前为止那个生硬的政治家的感觉，想要大家很欢快、一起努力的感觉”，他说。

一丝暖意触到心头，我期望，他离任后的某一刻，我们能在海边喝啤酒、唱歌。

五

我试着去想象他们的绝望。坑道狭窄、悠长、潮湿，光线昏暗，时空丧失了意义，你不知自己走向何方。

1945年春至夏，4000名日本海军士兵，藏身于此。冲绳是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役，亦是最惨烈的之一。125,000名美国军人，110,000名日本军人以及75,000名平民付出生命。这坑道亦是昔日战场，当时的日本海军司令部。对其中大部分人，战争不是射击、肉搏，而是在恐惧、饥饿、伤痛中的无尽的等待，很多人用手榴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都是手工挖掘的，没借助任何机器”，川崎先生说。他领我沿台阶而下，途经参谋室、发报室、医护室，到处是残破的镐头、铁锨，一个地下世界逐步展现，昔日大军已成幽灵。

四十岁上下的川崎先生，是这家旧海军司令部纪念公园的讲解员，身上有种小学教员式的拘谨。像很多本地人一样，他很少从家中听到冲绳之战的记忆。这是冲绳史上最悲惨的时刻之一，本地四分之一的人口因此丧生，每个家庭也皆有惨痛故事。这也是充满历史嘲讽的一刻，长期处于帝国边缘、被漠视的岛屿，又要为帝国付出不相匹配的代价。

川崎先生记得，父母从未提过这段历史，只偶尔，祖父会谈起。长大后，他碰到战争经历者，“他们往往边说边哭，我也边听边哭”。冲绳的眼泪与广岛、长崎或东京不同，似乎更为纠结。

这个纪念公园也象征了这种纠结。它在1970年建立时，冲绳仍处于美国人的管理之下，冲绳人期望重回日本。你很难说清，这个公园是对美国胜利的庆祝，还是对日本死者的哀悼，或是对冲绳人的牺牲的告慰？

慰灵塔被设计成军舰，事实上，死于地道中的并非正规海军，他们的主力已去支援首里城，留下的是机械师、维修工等非作战人员。1944年8月12日，几千名日本士兵夜以继日修建战壕，期待以此痛击即将登陆的美军。为了保守秘密，他们手工完成了挖掘，甚至四周的居民都不知有这样一个浩大工程的存在。

它注定是个笨拙、无用的工程。1945年6月13日，大田司令在隧道中自杀。几个月来，他们没有发起任何像样的进攻，偶然冲出战壕，也是为了逃生。大部分时刻，他们只是在潮湿、饥饿与绝望中等待。天皇玉碎的情感不断松动，大田在自杀前解散了残余的军队，让士兵们各自逃生。

“这战争是没有意义的”，川崎先生激动起来，之前的拘谨突然消失，“他们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必死无疑”。他说起这份工作的使命感，他有责任让更多的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战争的无意义。这是令人动容的一刻，他该也属于日本和平主义运动的一员，这是战后日本最重要的潮流。和平是对伤口的弥合，也是对未来的期待，它助你获得一个新身份。

从战壕向外走，我们路过一株松树躯干，建造者用来它支撑墙体，如今早已干枯。它过分弯曲，婀娜又狰狞，就像一条盘旋的蟒蛇，在昏黄的灯光下，尤显神秘。

一种困惑袭来。困死其中的士兵令人同情，他们从未寄出去的信件也让人心酸，但他们只是历史的受害者吗？他们不也是侵略、屠杀的执行者吗？你真的可以将所有责任都推给东京的指挥者吗？甚至东京的指挥者也不愿意承担责任。日本人迷人的暧昧，在这一刻显得可疑。在对历史的悔恨与对和平的憧憬中，他们似乎放过了本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将一切皆归咎于不可抗、不可解释之力。而那个代表着不可抗、不可解释之力的天皇，不仅安然度过战争危机，还将生命延续到1989年，此刻，日本再度以经济强权的面貌出现。

与川崎先生告别后，我坐在长凳上发呆，刺耳的噪音再度袭来。几天来，这声音无处不在，无远弗届，甚至进入我的梦中。梦中，我顺着坑道不断下滑，愈来愈快，不知何时触底。噪音穿过泥土，刺入我耳膜。我被疼痛惊醒，身心疲倦。

清晨，我走出酒店。三月的冲绳，气温宜人，阳光温柔，令你忘却任何梦魇。我在那霸的小巷中闲逛，在便利店买到了当日的《琉球新报》与《冲绳时报》，尽管报名表明不同的时代精神，头版新闻却是一致的，边野古军事基地惹人争议的搬迁。

我把目光从报纸上移开，看到一家麦哲伦咖啡（Magallanes Café）。我愣了一下，想起多年前读到茨威格笔下的麦哲伦，他如何鲁莽、无畏地开始了一场跨越太平洋的旅程，即将胜利前，死于一场与菲律宾土著的莫名冲突。死前，他对于自己的壮举毫不知情，他将是第一个环球旅行者。

他也来过冲绳吗？我不知道。但这咖啡馆名字却流露了冲绳人的胸怀，它是环球旅途的重要一站，它属于整个广袤的太平洋，随时接纳、拥抱来自任何角落的探索者。

---发自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