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

女护士阿姆拉·阿德莫维奇警告过伊德里斯和铁木尔。她把他俩拉到一边，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有反应，哪怕一丁点，她要伤心，我踢你们出去。”

他们身处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的男区，站在一条长长的、灯光昏暗的走廊尽头。阿姆拉说过，那女孩剩下的惟一亲属，或者说惟一来看过她的，是她舅舅，如果把她放到女区，那么她舅舅便得不到探视的许可，所以院方把她放到了男区，但她进不了病房，让女孩与不是家属的男人同处一个房间是不得体的，因此让她住到这儿，走廊尽头，一个非男非女的地方。

“我还以为塔利班早被赶跑了呢。”铁木尔说。

“很疯狂，不是吗？”阿姆拉说，然后不明不白地傻笑了一下。回到喀布尔的这个礼拜，伊德里斯发现，这种明明窝了一肚子火，却故作轻松的腔调，在外国救援人员当中非常普遍，他们不得不小心应对阿富汗文化的种种不便和特异之处。这种嬉皮笑脸、讥讽嘲弄的特权，这种睥睨众生的心态，让伊德里斯模模糊糊地感觉受到了冒犯，但本地人对他们这副德行好像没有察觉，或者没觉得受辱，因此他认为自己也应该不以为意。

“可他们让你过来。你来去自如。”铁木尔说。

阿姆拉抬了抬眉毛。“我不算。我不是阿富汗人。所以我不是真正的女人。这你都不知道？”

铁木尔咧嘴一笑，油腔滑调地说：“阿姆拉。波兰人喽？”

“波斯尼亚。不许有反应。这是医院，不是动物园。你保证。”

铁木尔说：“保证就保证。”

伊德里斯看了一眼女护士，担心铁木尔这种有点鲁莽，又没什么必要的挑逗会触怒她，但是明摆着，这点儿小便宜又让他占到了。对堂弟的这种能力，伊德里斯既厌恶又嫉妒。他总是注意到铁木尔的粗俗，觉得他缺心眼儿，又不解人意。他知道铁木尔不仅对妻子不忠，还作假逃税。在美国，铁木尔开了一家房屋按揭贷款公司，伊德里斯几乎可以肯定，他在大搞贷款欺诈。但是铁木尔交游广泛，即便惹祸上身，也总是能用好人缘、铁关系，以及那副人见人爱、假装无辜的面具加以摆平。长得帅可没坏处——肌肉发达的身体，碧绿的眼睛，带酒窝的笑容。伊德里斯觉得，铁木尔固然是个成年人，却还在享受着儿童的特权。

“很好。”阿姆拉说，“好吧。”她拉开挂在天花板上，权充隔帘的床单，放他俩进去。

女孩本名罗莎娜，可阿姆拉给了她一个简称，叫她罗诗。她看上去大约九岁，也许十岁，此时膝盖顶着胸脯，背朝墙坐在铁床上。伊德里斯马上放低了目光，一口凉气已经到了嘴边，又硬生生地倒吸回去。可想而知，铁木尔才压不住呢。他咂着舌头，不停地说着“噢！噢！噢！”声音不大，却清晰可闻，充满了痛苦。伊德里斯瞟了一眼铁木尔，毫不吃惊地发现他已经眼泪汪汪，泪水戏剧化地在他眼眶里打着转儿。

女孩抽搐着，闷叫了一声。

“行了，结束了，都出去。”阿姆拉怒冲冲地说道。

到了室外，站在大门前破碎的台阶上，阿姆拉从浅蓝色护士服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包红盒万宝路。铁木尔的眼泪来得快，去得也快。他拿了支香烟，先给女护士点着，再给自己也点上。伊德里斯脑袋晕乎乎的，觉得恶心。他嘴里发干，担心自己吐出来，那可就丢人了，会让阿姆拉认准对他，对他俩的印象——富有的、总是大惊小怪的归侨，如今回到了家乡，被眼前的屠杀弄得目瞪口呆，而杀人的妖怪们已经离去。

伊德里斯本以为阿姆拉会申斥他们，至少把铁木尔骂一顿，可她的态度更像调情而不是责骂。这就是铁木尔在女人身上催生的效应。

“成。”她卖弄风情地说，“你说该怎么办，铁木尔？”

在美国，铁木尔用的是“蒂姆”。“9·11”事件后，他改了名，并且声称，自此以后他的生意差不多翻了两番。他告诉伊德里斯，改成这两个字，给他事业带来的好处比大学文凭还要多——如果他上过大学的话。他没上过。伊德里斯才是巴希里家族的大才子。可是这次回到喀布尔，伊德里斯听到他总是自称铁木尔。这种表里不一当然无伤大雅，甚至非这样做不可，可还是让人耿耿于怀。

“刚才在里面的事我很抱歉。”铁木尔说。

“也许我惩罚你。”

“悠着点，小乖乖。”

阿姆拉把目光转向伊德里斯。“成。他是牛仔。你，你安静，懂事。你是个……怎么说来着……内向的人。”

“他是医生。”铁木尔说。

“噢？那么这一定吓着你了。这医院。”

“她出什么事了？”伊德里斯问，“罗诗出什么事了？谁干的？”

阿姆拉一下子变得严肃了。再讲话的时候，她的脸带上了一种母性的坚定。“我为她战斗。我和政府，和医院的官僚，和王八蛋神经外科医生战斗。每个步骤，我为她战斗。我不停下。她没有任何人。”

伊德里斯说：“我本来以为她有个舅舅。”

“他也是王八蛋。”她弹了弹烟灰，“成。你们为什么来这里，小家伙们？”

铁木尔一开口就滔滔不绝，总的来说还算实话，说他俩是堂兄堂弟，苏联人蜂拥而至以后，他们两家人就都逃出去了，先在巴基斯坦待了一年，八十年代初在加利福尼亚安顿下来，这是二十年来他俩头一次回国。可他又说，他们回来是为了“寻根”，为了“教育”自己，为了“见证”这么多年的战争和破坏造成的后果。他说，他们想回美国唤起人们的认识，募集资金，以图“回报”。

“我们想有所回报。”他说。他把这句套话讲得那么真诚，真让伊德里斯害臊。

铁木尔当然不会道出他俩回到喀布尔的真正原因：索回曾经属于父辈的房产，他和伊德里斯十四岁之前住过的那幢房子。由于数以千计的外国救援人员突然涌入喀布尔，需要地方落脚，那座房产的价值如今已大大地飙升了。当天上午，他们去过那儿，去了那房子，现在那儿住了一群破衣烂衫、面色萎靡的北方联盟士兵。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中年男人，他住在马路对面，隔了三户人家。他名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是个希腊来的整形外科医生。他请他们吃了午餐，还提出来带他们看一看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他为之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在那儿有间办公室。他还邀请他们出席当晚的派对。到了医院，他们才听说那个女孩儿，无意中听到的——正门台阶上有两个护理员在说她的事，然后，铁木尔便用胳膊肘顶了顶伊德里斯，说：老兄，咱们应该去瞧一眼。

对铁木尔的故事，阿姆拉好像听烦了。她丢掉香烟，紧了紧橡皮筋，把金色卷发扎成发髻。“成。我今晚会在派对上看到你们小家伙吗？”

是铁木尔的父亲，也就是伊德里斯的叔叔，把他们打发到喀布尔来的。在过往二十年的战争中，巴希里家的老房子已经多次易手。重新确立房主的身份需要时间和金钱。阿富汗的法庭上已经积压了好几千件房产纠纷的案子。铁木尔的父亲说过，他们得“活动”一下，才能打通阿富汗官僚机构臭名昭著的懈怠和拖延，说白了，就是“找对人，送对钱”。

“这是我的强项。”铁木尔说，好像谁不明白他精于此道似的。

伊德里斯的父亲已经在九年前去世了。他跟癌症较量了很长时间，最后死在了家里，妻子、两个女儿，还有伊德里斯陪在床边。他死的那天，家里乌泱乌泱来了一大帮人，叔叔舅舅，姑姑阿姨，各路朋友，还有好多熟人，坐在沙发上，饭厅椅子上，等到能坐的都坐满了，他们就往地板上坐，往楼梯上坐。女人们聚拢到饭厅和厨房，一壶又一壶地沏茶。伊德里斯是惟一的儿子，所有的文件都要他来签。有给验尸官的文件——此人大驾光临，来宣布他父亲已经死亡。还有给殡仪馆的文件，来的是几个彬彬有礼的小伙子，带着担架，抬他父亲的遗体。

铁木尔始终不离左右。他帮伊德里斯接电话，招待前来慰问的人潮，从亚伯烤肉馆订米饭和羊肉，这是当地的一家阿富汗饭馆，老板是铁木尔的朋友阿卜杜拉，铁木尔老跟他开玩笑，叫他亚伯大叔[亚伯大叔（Uncle Abe）曾为亚伯拉罕·林肯的别号。]。下雨了，铁木尔就帮那些上了年纪的亲友停车。他还从当地的阿富汗电视台叫来了哥们儿。和伊德里斯不同，铁木尔与阿富汗社群非常熟络，他有一次告诉伊德里斯，他手机通讯簿里的名字和号码不下三百个。他已经安排好了，阿富汗电视台当天晚上就会播出讣告。

那天午后，铁木尔开车，载着伊德里斯去海沃德市的殡仪馆。当时大雨倾盆，沿680号州际公路北行，车流缓慢。

“老兄，你爸爸对谁都好。他有自己的一套老传统。”他一边嗓音沙哑地说着，一边驶出了传教团匝道。他不停地用那只空着的手抹着眼泪。

伊德里斯点点头，面色凝重。他活这么大，每逢需要当着别人面哭的场合，比如在葬礼上，他却说什么也哭不出来。他把这一点看成轻微的缺陷，就像色盲一样。不过，虽然知道这样想不近人情，他还是对铁木尔产生了一丝厌恨，恨他在家里忙上忙下，夸张地哭个没完，抢去了自己的风头。好像是他的父亲死了一样。

有人把他们领到一个安静而略显阴暗的房间，屋里摆放着厚重的深色家具。迎接他们的是个身穿黑色夹克，头发中分的男人，闻上去有一股高价咖啡的味儿。他操着一口专业腔，请伊德里斯节哀顺变，然后让他签署了《安葬授权书》，又问家属想开多少份死亡证明。等所有文件都签完，他才灵巧地把一本小册子放到伊德里斯面前，上面印着“价目表”。

殡仪馆经理清了清嗓子。“传教团大街那边有个阿富汗清真寺，如果令尊是在册教友，这些价格当然就不适用了。我们与他们有合作。这些东西，这些服务由他们来付费。我们给你免单。”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册。”伊德里斯翻看着价目表说。他知道，父亲始终是个虔诚的人，但只是私下里如此。他很少去做主麻日的礼拜。

“那我等你一下？你可以给清真寺打个电话。”

“不，伙计。不用了。”铁木尔说，“他不是在册的。”

“你确定吗？”

“确定。我记得他跟我说过。”

“我懂了。”殡仪馆经理说。

出了门，走到SUV边上，他们抽了支烟，你一口，我一口。雨已经停了。

“拦路抢劫。”伊德里斯说。

铁木尔往黑乎乎的雨水坑里啐了一口。“这买卖很牢靠，别看……别看挣的是死人的钱，可你得承认，需求一直不断。呸！这比卖车强多了。”

当时铁木尔正跟人合股，做二手车行。在他和朋友接手之前，车行一直经营不善，相当糟糕。不到两年，铁木尔就让它翻了身，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买卖。一个白手起家的人。谈起侄子，伊德里斯的父亲总是这么说。当时，伊德里斯还挣着奴工般的薪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着做完第二年的内科医师实习。妻子娜希尔和他结婚一年了，每星期还要花三十个小时，去一家律师事务所做秘书，同时还要准备自己的法学院入学考试。

“算你借给我的。”伊德里斯说，“你知道的，铁木尔。我一定还你。”

“别放在心上，老兄。你说了算。”

这不是铁木尔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对伊德里斯伸出援手。伊德里斯结婚时，铁木尔送了他一辆崭新的福特探险者，作为新婚贺礼。伊德里斯和娜希尔在戴维斯买下一户小公寓的时候，也是铁木尔和他一起签的贷款协议。在亲戚们中间，铁木尔是所有孩子最喜欢的叔叔。如果事到临头，只准伊德里斯打一个电话，那么他九成九会打给铁木尔。

不是百分之百。

就拿联合贷款的事来说吧，伊德里斯发现所有的亲戚都知道了。铁木尔告诉他们的。在婚礼上，铁木尔让歌手关掉音乐，当场做了宣布，还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探险者的车钥匙轰轰烈烈地交给了伊德里斯和娜希尔——居然拿托盘托着。照相机一通乱闪。这种炫耀，这份张扬，这套不害臊的当众表演，这副牛哄哄的架势，真让伊德里斯觉得别扭。他不愿意这样想自己的堂弟，他就像亲弟弟。可伊德里斯又觉得铁木尔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他还怀疑，铁木尔的性格错综复杂，他的慷慨不过是其中精心计算过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天晚上，在铺新床单的时候，伊德里斯和娜希尔为铁木尔小小地吵了一架。

人人都想讨别人喜欢。她说，你不想吗？

也对。可我不会花钱买别人的喜欢。

娜希尔告诉他，他这样说不公平，也显得忘恩负义，对不起铁木尔为他们做的这一切。

你没弄明白我的意思，娜希尔。我说的是，你把你做的好人好事贴到广告牌上才显得差劲。做好事不留名，高风亮节，这样才值得称道。真要行善，也用不着大庭广众之下签支票嘛。

行了。娜希尔说，使劲抖了一下床单，亲爱的，再说就没意思了。

“伙计，我还记得这地方。”铁木尔看着那房子说，“房主人叫什么来着？”

“我想，是姓瓦赫达提吧。”伊德里斯说，“名字叫什么我忘了。”他想起孩提时代，他们曾经无数次在这儿，在这条马路上，在这些大宅门外嬉戏，然而只是到了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才头一次有机会走进这户人家。

“真主的指引。”铁木尔低声说。

这是一幢普通的两层住宅，若是换了圣何塞，到了伊德里斯所在的居民区，它想必会引起屋主协会成员们的不快。但以喀布尔的标准来看，这处房产颇为奢华，配有高高的院墙，金属的大门，还有宽阔的车道。一个武装警卫带他和铁木尔入内。伊德里斯看到，和他在喀布尔见过的许多事物一样，在这幢房子破败的外表之下，也有一丝过去的辉煌。证据到处都是：煤烟熏黑的墙上遍布着弹孔和弯弯曲曲的裂缝，大片的灰泥已经剥落，砖石裸露在外，车道上的矮树都死了，花园里的树木也掉光了叶子，草坪枯黄，俯瞰后院的游廊有多半个不翼而飞。但是也像喀布尔的许多事物一样，这里也有缓慢、犹疑的重生迹象。有人已经开始重新粉刷房屋，在园内种下了玫瑰花丛，花园缺失的一大块东墙已经修补完成，只是有点粗陋。房子朝向马路的一面立着一架梯子，伊德里斯心想，房顶看来正在修葺。半毁的游廊也已开始修复。

他们在门厅见到了马科斯。他花白的头发已有谢顶的迹象，眼睛淡蓝，穿一身灰色的阿富汗式服装，脖子上优雅地围着黑白方格的阿拉伯头巾。他把两人领进了一间喧闹而又烟雾弥漫的房间。

“我有茶和葡萄酒，还有啤酒。也许你们想喝点更有劲儿的？”

“你点，我喝。”

“噢，我喜欢你这样的。到这边来，音响边上。对了，冰块是安全的，用瓶装水冻的。”

“真主保佑。”

铁木尔在这种聚会上如鱼得水，他轻松自如的举止，脱口而出的俏皮话和与生俱来的魅力，让伊德里斯不得不感佩有加。他跟着铁木尔去了酒水台，到了那儿，铁木尔拿起一个深红色的瓶子，给两人倒了酒。

大约有二十来个客人，坐在屋里的靠垫上。地板上铺着酒红色的阿富汗地毯。房间装饰得朴素而雅致，让伊德里斯感觉到有一种“外侨风格”。一张妮娜·西蒙的CD在浅吟低唱。人人都在喝酒，差不多人人都在吸烟，谈论着刚刚在伊拉克打响的战争，以及它对阿富汗将要造成的影响。角落里的电视调到了CNN国际频道，声音关着。夜晚的巴格达正在经历“震撼与威慑”行动的剧痛，城市一次次被绿色的闪光照亮。

他们拿着加冰的伏特加，和马科斯，还有两个神态严肃的德国青年凑到一起。这两个人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伊德里斯发现，和他在喀布尔遇见的很多救援人员一样，他们也有那么一点儿阴冷，仿佛看透了世界，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他对马科斯说：“是座好房子。”

“这话得跟房东说。”马科斯走到房间另一边，带回一个瘦老头。此人头发斑白，从脑门往后梳，弄得像堵厚墙。大胡子新剪过，牙快掉光了，腮帮子因此往里缩着。他穿着一件破旧不堪的、尺寸过大的橄榄绿西装，大概是一九四几年的款式。马科斯对老头微笑着，满脸的友爱之情。

“纳比江[“江”出自波斯语的“生命”，转义为“亲爱的”，成为敬称或人名的一部分，男女通用。]？”铁木尔大叫了一声，伊德里斯也马上认出他来了。

老头子咧开嘴，回以腼腆的笑容。“请您原谅，咱们以前见过吗？”

“我是铁木尔·巴希里。”铁木尔用波斯语说道，“我们家过去就住马路那边。”

“至大的真主啊。”老头子深吸了一口气，“铁木尔江？那您一定是伊德里斯江了？”

伊德里斯微笑着点点头。

纳比拥抱了他们俩，亲吻他们的脸。他脸上挂着微笑，用难以置信的目光打量着他们。伊德里斯想起来了，纳比总是用轮椅推着主人瓦赫达提先生，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有时他把轮椅停放到人行道上，和瓦赫达提先生一起，看他和铁木尔跟街坊里的小孩们踢足球。

“纳比江从1947年就一直住在这房子里。”马科斯搂着纳比的肩膀说。

“这么说，房子现在是你的了？”铁木尔问。

纳比看着一脸惊讶的铁木尔，笑了笑。“我在这儿服侍瓦赫达提先生，从1947年一直到2000年，然后他过世了。他是大好人，在遗嘱中把房子留给了我。是的。”

“他给了你？”铁木尔不相信地问。

纳比点点头。“是的。”

“你肯定是个好得要死的厨子！”

“您啊，要我说，您过去就是个小捣蛋，我还记着呢。”

铁木尔咯咯笑了起来。“从来也没安分过，纳比江，安分都给我哥了。”

马科斯轻轻摇晃着酒杯，对伊德里斯说道：“妮拉·瓦赫达提，以前这房主人的妻子，她是个诗人，事实上有点小名气。你听说过她吗？”

伊德里斯摇了摇头。“只知道在我出生之前，她就离开了这个国家。”

“她住到巴黎去了，和她女儿。”其中一个叫托马斯的德国人说。“她1974年死了。我想是自杀的。她酗酒，可能还有别的问题，但至少她酗酒，我读来的。一两年前，有人给我了一本她早期作品的德语译本，说实话，我认为相当优秀，而且特别性感，我记得是。”

伊德里斯点了点头，又一次觉得有些别扭，这一回是因为外国人在给他上课，讲的竟然是阿富汗艺术家。隔着几尺远，他听到铁木尔正在劲头十足地和纳比讨论房租的事。当然了，他们说的是波斯语。

“你知不知道这样一幢房子你能收多少钱，纳比江？”他问那老汉。

“知道。”纳比说，一边点头，一边大笑，“我知道在城里租房要多少钱。”

“你满可以狠宰这帮家伙一刀的！”

“呃……”

“可你却让他们白住。”

“人家来这儿是帮助咱们国家的，铁木尔江。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跑到这儿来。我要是那么干，像您说的，‘狠宰他们一刀’，那可就不对喽。”

铁木尔发出一声哀叹，干掉杯中剩下的酒。“行啊，老朋友，要么你跟钱有仇，要么你是大好人，远远比我强。”

阿姆拉走进了房间。她穿着一件宝石蓝的阿富汗束腰外衣，底下是褪色的牛仔裤。“纳比江！”她大叫道。她吻纳比的脸，还用一只胳膊环住他，纳比这个时候好像有点儿受了惊吓。“我喜欢这男人。”她对大伙说，“我也喜欢让他难堪。”她把这话又用波斯语对纳比说了一遍。他笑得前仰后合，脸上泛起了红晕。

“也让我难堪一下怎么样？”铁木尔说。

阿姆拉拍了拍他的胸脯。“这一位是个大麻烦。”她和马科斯互吻，用阿富汗人的方式，吻脸颊的一边，吻三次，和那两个德国人也一样。

马科斯把手搭在她腰上。“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喀布尔工作最卖力的女人。你们可别错过这姑娘。还有，她一定能把你们喝躺下。”

“那咱们试试。”铁木尔说着，伸手到身后的酒水台上拿了个杯子。

老纳比告退了。

随后的一个来小时，伊德里斯到处和人扎堆，或者说，他想办法和人扎堆。酒线在一个个瓶子里下落，谈话的音量却在不断提高。伊德里斯听到了德语、法语，肯定还有希腊语。他又喝了杯伏特加，接着是一听微温的啤酒。他鼓起勇气，吭哧吭哧，讲了一个关于奥马尔毛拉[奥马尔毛拉是塔利班的精神领袖。]的笑话。他在加州听人用波斯语讲过这笑话，现在翻译成英语却大为减色，讲起来如同受刑，结果笑点全无。他走开了，去听另一拨人聊天，谈的是即将在喀布尔开张的一家爱尔兰酒吧。大伙一致同意，它肯定开不长。

他在屋里四下走动，啤酒罐在手中渐暖。在这种聚会上，他一向放不开。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干，他开始细细打量屋内的装饰。招贴画上有巴米扬大佛，有叼羊比赛，还有港口，位于一个名叫蒂诺斯的希腊海岛。他从没听说过蒂诺斯。他在门厅看到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幅黑白照片，有点模糊，好像是用自制相机拍出来的。照片上是个小姑娘，留着长长的黑发，背对着镜头。她坐在海滩的礁石上，面朝大海。照片的左下角似乎有烧过的痕迹。

晚餐是羊腿，洒了迷迭香，加了少许蒜瓣。还有羊奶酪沙拉，意大利面条浇香蒜沙司。伊德里斯舀了些沙拉，走到屋角，心不在焉地吃着。他看见铁木尔和两个年轻撩人的荷兰女人坐在一起。拈花惹草，伊德里斯想。他们忽然放声大笑，其中一个女人摸弄着铁木尔的膝盖。

伊德里斯拿着一杯葡萄酒，出门走到游廊，在木头条凳上坐下。天已经黑了，只有顶棚下垂挂的一对灯泡照亮了游廊。从这里，他能看到花园尽头一间住屋的轮廓，右侧有一辆汽车的剪影，又大又长，很有些年头了，从轮廓上看，好像是美国车。一九四几年的款式，也许是五十年代初的，伊德里斯看不出来，而且他从来都不是车迷，他猜铁木尔肯定知道。铁木尔随口就能说出款式，年份，引擎大小，所有的配置。看上去，这辆车下面的四个轮胎已经瘪了。邻居家的狗断断续续地叫着。屋里有人换了一张莱昂纳德·科恩的CD。

“安静又敏感。”

阿姆拉坐到他身边，酒杯里的冰块叮当作响。她光着脚。

“你堂弟弟牛仔。他是派对人生。”

“我不觉得奇怪。”

“他非常好看。他是已婚的？”

“孩子都三个了。”

“真可惜。那我守规矩。”

“听你这么说，他肯定会失望的。”

“我有规矩。”她说，“你不太喜欢他。”

伊德里斯非常真诚地告诉她，铁木尔就像自己的亲弟弟。

“但是他让你难堪。”

这是真的。铁木尔一直都在让他难堪。伊德里斯想，铁木尔的举止做派始终都像一个典型的、丑陋的阿富汗裔美国佬。他在这座饱受战争摧残的城市里穿行，仿佛自己也属于这里。他拍着当地人的肩膀，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口口声声叫着“大哥”、“大姐”、“大叔”。他尽情表演，给乞丐发钱，他管这些钱叫“赈灾专款”。他跟老太太开玩笑，管她们叫“大妈”，和她们搭话，让她们讲自己的故事，还拿手持摄像机拍摄，他自己也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假装是当地人中的一员，仿佛他自始至终都住在这儿，仿佛这些人遭受炮击，被杀害，被强暴的时候，他不是在圣何塞的戈尔德健身房里举杠铃，练他那副胸肌和腹肌。这是伪善，也令人反感。让伊德里斯吃惊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看穿他这套把戏。

“他没跟你说实话。”伊德里斯说，“我们来这儿是为了索回父辈的房产。就这些。没别的了。”

阿姆拉扑哧一笑。“我当然知道。你认为能骗过我吗？我一直在跟这个国家的军阀和塔利班打交道。我看到一切。什么都不能给我震惊。什么都不能，谁也不能，不能骗我。”

“我想你说得对。”

“你很老实。”她说，“至少你是老实人。”

“我只是觉得这些人，他们经历了一切，我们应该尊敬他们。‘我们’，我的意思是铁木尔和我这样的人。我们是幸运儿，我们是这个地方被炸成地狱时不在场的人。我们和这些人不一样。我们不该假装和他们一样。故事得人家来讲，我们没资格把自己也放进去……我在信马由缰了。”

“信马由缰？”

“我在瞎扯。”

“不，我懂。”她说，“你说他们的故事，那是他们给你的礼物。”

“礼物。是的。”

他俩慢慢地喝着酒，继续聊了一会儿。对伊德里斯而言，这是他抵达喀布尔后第一次真诚的交谈，摆脱了当地人、政府官员，以及救援机构的员工们那些难以捉摸的嘲讽，含糊不清的指摘。他问起阿姆拉的工作，她说她一直在科索沃，和联合国的人员一起做事，也在种族屠杀后的卢旺达，在哥伦比亚和布隆迪服务过。她还在柬埔寨帮助过雏妓。她来喀布尔已经一年了，这是她接到的第三份委派，这一次，她和一个规模很小的非政府组织一起，在医院工作，每逢星期一还要操持一个流动诊所。她结过两次婚，离婚也两次，没孩子。伊德里斯发现，很难猜出阿姆拉的年龄，不过她应该比看上去要年轻一些。她泛黄的牙齿后面和疲倦的眼袋里，有一种凋落而未尽的美，一种冷血的性感。再过四年，也许五年，伊德里斯想，它们终将一去不返。

后来她说：“你想知道罗诗出什么事？”

“你不用非得告诉我。”他说。

“你认为我喝醉了？”

“你醉了吗？”

“一点点。”她说，“但是你是老实人。”她拍拍他的肩膀，动作温柔，也带了点调皮。“你要求知道是有正当理由的。其他像你一样的阿富汗人，从西方来的阿富汗人，就像……怎么说呢？……就像脖子伸得老长。”

“观光客。”

“对。”

“像看色情表演。”

“也许你是个好小伙子。”

“如果你讲给我听，”他说，“我会把它当成一件礼物。”

于是她讲给他听了。

罗诗和父母、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很小的弟弟一起住在农村，村子位于喀布尔和巴格拉姆之间三分之一远的地方。就在上个月的一个礼拜五，她大伯，也就是她父亲的大哥，过来串门。大约有一年了，为了罗诗家住的房子，她父亲和大伯一直在闹别扭，大伯觉得那房子按理应该属于他，因为他是长子，可父亲把房子留给了最喜欢的小儿子。不过他来的那天，一切都挺好的。

“他说他想给争斗做个了结。”

为了做准备，罗诗的母亲杀了两只鸡，做了一大锅米饭加葡萄干，去市场买了新鲜的石榴。大伯一来，就和父亲亲吻，拥抱。罗诗的父亲抱得那么用力，把他哥哥的两只脚都从地毯上提了起来。罗诗的母亲哭起来了，因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家人坐下吃饭，菜上了一道又一道。他们吃完石榴，还有绿茶和小奶糖。大伯离席，到屋外去上厕所。

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抓着一把斧头。

“砍树的那种。”阿姆拉说。

头一个砍的就是罗诗的父亲。“罗诗告诉我，他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什么也没看见。”

只一下，从后面砍到脖子上，几乎让他身首分离。接下来是罗诗的母亲。罗诗看到母亲试图反抗，可是几斧子下去，砍在脸上和前胸，她便没了声音。此时，孩子们在尖叫，奔逃。大伯在追逐。罗诗看见一个姐姐跑向走廊，可是大伯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掀翻在地。另一个姐姐虽然跑进了走廊，但大伯追了上去，罗诗听到他踹倒了通往睡房的门，一声又一声的尖叫过后，便是寂静。

“所以罗诗，她决定带上小弟逃跑。他们跑出屋外，他们跑向大门，可是门锁上了。大伯他干的，肯定是。”

他们又往院子里跑，惊慌和绝望之下，可能忘记了院子里没有门，没有出路，墙又太高，爬不上去。当大伯冲出屋子，冲向他们的时候，罗诗看见，年仅五岁的小弟跳进了泥炉，就在一个钟头之前，母亲刚刚在炉子里烤过馕。罗诗听到他在火焰中不停地尖叫，自己绊了一跤，摔倒了。她翻过身，仰面朝上，正好看见天蓝蓝的，斧头呼啸而下。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阿姆拉住了口。屋子里，莱昂纳德·科恩唱起了现场版的《谁死于火》。

伊德里斯此时一个字也讲不出来，即使能开口，他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这是塔利班、基地组织，或者某个妄自尊大的圣战者游击队指挥官干的，他也许会说几句，表达一下于事无补的愤慨。可这事不能怪到希克马蒂亚尔、奥马尔毛拉、本·拉登，或者布什和他发动的反恐战争头上。在这场屠杀的背后，是普普通通的、完全世俗的原因，这便显得更为恐怖，也愈发让人沮丧。“无谓”这个词在脑海里浮现，他却说不出口。人们总是这样讲。无谓的施暴。无谓的谋杀。仿佛你可以实施有谓的、明智的谋杀。

他想到那个女孩，罗诗，待在医院里，靠着墙蜷成一团，脚指头绞在一起，脸上还带着孩子气，剃光的头顶上是一条裂缝，拳头大小的一团白花花的脑组织从里面挤漏出来，堆在她的头顶，好像锡克教徒缠头布上打的结。

“事情的经过是她亲口跟你讲的吗？”他终于开口问道。

阿姆拉用力点了点头。“她记得非常清楚。每个细节。她能告诉你每个细节。我希望她能忘记，因为这些很坏的梦。”

“那个小弟呢，他怎么样了？”

“太多烧伤。”

“那位大伯呢？”

阿姆拉耸了耸肩。

“他们说要谨慎。”她说，“在我的工作中，他们说要谨慎，要职业，卷到里面不是好主意。可是罗诗和我……”

音乐戛然而止。又一次停电。有一会儿，四下里漆黑一片，只有月光。伊德里斯听见人们在屋里嚷嚷。手提的卤素灯迅速派上了用场。

“我为她战斗。”阿姆拉说。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不罢休。”

第二天，铁木尔要坐那两个德国人的车去伊斯塔立夫，一座以黏土陶器闻名的小城。“你应该一块去。”

“我要待在屋里，读读书。”伊德里斯说。

“读书在圣何塞也能读，老兄。”

“我需要休息。昨晚可能喝得太多了。”

德国人接走了铁木尔，伊德里斯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凝视着墙上已经褪色的六十年代广告画，画中四个笑容满面的金发游客，正在班达米尔湖畔徒步旅行，它仿佛一份遗物，出自他本人在这儿、在喀布尔度过的童年时代，那时战争还没有爆发，一切都有待呈现。过了中午，他出门散步，在一家小饭馆吃了烤肉，权当午餐。这顿饭吃得可不算好，因为有一大帮脏兮兮的小脸儿贴在玻璃上往里看，盯着他吃东西。真不舒服。伊德里斯暗自承认，对付这种事，铁木尔要比他强。铁木尔把它当成游戏。他活像一个带操的教官，吹着口哨，让要饭的小孩排成一队，然后，突然从他的赈灾专款里抽出几张钞票，一张接一张发钱，每发一张，就磕一磕脚后跟，敬个军礼。小孩们喜欢这一套。他们还会还礼呢。他们叫他卡卡，有时往他腿上爬。

吃过午饭，伊德里斯拦了辆出租车，吩咐司机开到医院。

“先找个巴扎停一下。”他说。

他抱着盒子穿过走廊，两边的墙上遍布涂鸦，一间间病房用塑料布做了屋门，有个戴眼罩的老汉拖着赤脚，病人们躺在闷热的房间里，屋里的灯泡已不知去向。到处都是酸臭的体味。到了走廊的尽头，他先在帘子外稍停了一下，然后才把它掀开。看到那女孩的时候，他觉得心里翻江倒海。女孩坐在床边，阿姆拉跪在她身前，正在给她刷那口小牙。

有个男人坐在床的另一侧，骨瘦如柴，皮肤黝黑，黑发短粗，胡子像耗子窝般又脏又乱。伊德里斯一进来，他立刻起身，一只手平按在胸前，鞠躬致意。伊德里斯又一次受到了打击，因为当地人一眼就能认出，他是个西方化了的阿富汗人，因为一点点的金钱和权力，就能为他在这座城市换来毫无根据的特权。男人告诉伊德里斯，他是罗诗的舅舅，娘家那边来的。

“你回来了。”阿姆拉一边说，一边把牙刷浸到水碗里。

“行吗？”

“为什么不。”她说。

伊德里斯清了清嗓子。“赛俩目[穆斯林之间的问候语。]，罗诗。”

女孩看了看阿姆拉，请求允许。她的声音是一种犹疑、紧张的低语。“赛俩目。”

“我给你买了件礼物。”伊德里斯放下盒子，把它打开。他拿出了一台小电视机和录像机，罗诗的眼睛亮了起来。他给她看自己刚买的四部影片。商店里的大部分录像带都是印度电影，要不然就是李连杰、让-克洛德·范达姆的动作片和功夫片，还有史蒂文·西格尔的全部影片。可他还是找到了《E.T.外星人》、《小猪宝贝》、《玩具总动员》和《铁巨人》，他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在家里全都看过。

阿姆拉用波斯语问罗诗，她想看哪一部。罗诗拿起了《铁巨人》。

“你一定会喜欢的。”伊德里斯说。他发现自己很难直视她。他的目光总会滑向她头顶上的那堆东西，那闪闪发亮的一团脑组织，密布着纵横交错的静脉和毛细血管。

走廊尽头没有电源插座，阿姆拉花了好一阵子，才找来条延长线，可是等到伊德里斯插上插头，画面一出现，罗诗的嘴巴便漾出了微笑。从这笑容里，伊德里斯才发现，虽然已经三十五岁了，可他对这个世界，对这世界上的野蛮，残忍，无穷无尽的暴行，知道得何其稀少。

阿姆拉走开去看别的病人，伊德里斯便坐到罗诗床边，和她一起看电影。那位舅舅是屋里一个悄无声息、难以理解的存在。影片放到中途，停电了。罗诗开始哭泣，舅舅从椅子上靠过来，大大咧咧牵过她的手，急速而简洁地说了几个词儿，用的是伊德里斯不会讲的普什图语。罗诗往后躲，想把手抽出去。伊德里斯看到舅舅用力而紧张地一握，她的小手便消失了。

伊德里斯穿上外套。“我明天再来，罗诗，咱们可以再看一盘带子，如果你想看的话。你想看吗？”

罗诗在被单下缩成了一团。伊德里斯看了看舅舅，琢磨着铁木尔会怎么对付这汉子。铁木尔和他不一样，火一上来就压不住。他会说：给我十分钟，我要和他单独谈谈。

舅舅跟着他出了门。走到台阶上，他一开口就吓了伊德里斯一跳：“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老爷。”他肯定看到了伊德里斯的表情，因为他随即改口说道，“当然她是受害者。可是，我的意思是，我也是个受害者。您懂的，当然懂，您是阿富汗人。可这些外国佬，他们就不明白。”

“我得走了。”伊德里斯说。

“我是个马兹杜尔[马兹杜尔（Mazdoor），乌尔都语，工人，日工，苦力，搬运工。]，只能卖苦力。我挣一个美元，赶上好日子，也许两个美元。我自己已经有五个孩子了，有一个还是瞎子。现在又摊上这种事。”他叹了口气，“有时我心里想——真主宽恕我——我对自己说，也许安拉应该让……唉，您懂的。那样也许更好。为什么？我问问您，老爷，如今哪个小伙子还会娶她？她永远也找不到丈夫。那谁来照顾她？只能是我。我得照顾她一辈子。”

伊德里斯知道自己已无路可逃。他伸手去掏钱包。

“您给多少都行，老爷。当然不是为我。是为了罗诗。”

伊德里斯递给他两张钞票。舅舅飞快地看了钱一眼，抬起头，开了口：“两……”可他马上把嘴巴闭上了，好像害怕让伊德里斯明白过来，觉得自己给错了。

“给她买双好鞋吧。”伊德里斯说着，走下了台阶。

“安拉保佑您，老爷。”舅舅在他身后叫着，“您是个好人。您是个善人加好人。”

第二天，伊德里斯又来探视，第三天同样如此。很快这就成了惯例，每天他都出现在罗诗身边。他能叫得出护工的名字了，还认识了在一楼工作的男护士，看门人，以及医院门口那几个营养不良、满脸倦容的警卫。他把探视当成秘密，尽可能不告诉别人。打电话回国时，他从未和娜希尔谈起罗诗。他没告诉铁木尔自己去哪儿，也没说为什么不能和他一起去帕格曼，或是到内政部拜会某个官员。但铁木尔还是知道了。

“好样的。”他说，“你在做正经事。”他停了一下，又说：“不过千万要慎重。”

“你的意思是别再去探视了。”

“再过一个礼拜咱们就该走了，老兄。你不能让她黏上你。”

伊德里斯点点头。他不知道铁木尔是不是对他和罗诗的关系有点嫉妒，说不定还会心生怨恨，因为他，伊德里斯，抢走了他轰轰烈烈扮演英雄的机会：瞧啊，慢动作，铁木尔的身影从熊熊燃烧的大楼里浮现，手里抱着一个小孩，人群欢声雷动。伊德里斯打定主意，不让铁木尔用这种方式拿罗诗示众。

但是铁木尔说得对。再过一个礼拜他们就要回家，可罗诗已经开始管他叫伊德里斯卡卡了。如果他去晚了，就会发现她坐卧不安。她用双臂搂住他的腰，脸上一下子便有了宽慰的表情。她告诉他，她最期待的就是他的到来。一起看录像带的时候，有时她会伸出两手，死死抓着他的手。一旦她不在身边，他常常会想起她手臂上淡黄色的汗毛，她小小的褐色眼睛，漂亮的脚丫，圆圆的脸蛋，还有她双手托腮，听他读儿童书的模样。书是他在法国高中附近的书店里找到的。有几次，他耽于狂野的想像，设想着把她带到美国，带她回家的情景，想着怎样让她跟儿子扎比和勒马尔相处融洽。就在去年，他还和娜希尔谈到了生第三个孩子的念头。

“现在怎么办？”他计划动身的前一天，阿姆拉问道。

当天早些时候，罗诗送了伊德里斯一张画，用铅笔画在医院的记录纸上，画的是两个人正在看电视。他指着那个头发长长的，问道：“这是你？”

那这一个就是你，伊德里斯卡卡。

你留长发吗，那时候？从前？

姐姐每天晚上给我梳头。她知道怎么梳才不疼。

她肯定是个好姐姐。

等头发长出来，你帮我梳。

我很乐意效劳。

别走，卡卡。不要离开。

“她是个可爱的女孩。”他对阿姆拉说。她的确是。有礼貌，也很恭顺。他带着些许负罪的感觉，想起了圣何塞家里的扎比和勒马尔，他们很早就叫嚷着不喜欢自己的阿富汗名字，他们正在迅速地变成小霸王，变成飞扬跋扈的美国儿童，而他和娜希尔曾经发誓，那种孩子绝对不养。

“她是幸存者。”阿姆拉说。

“是的。”

阿姆拉靠到墙上。两个护工推着一具轮床，从他们身边匆匆而过。床上躺着个小男孩，鲜血浸透了他头上的绷带，大腿上还有开放性的创口。

“其他阿富汗人从美国来，或者从欧洲来，”阿姆拉说，“他们过来拍她照片。他们录像。他们许诺。然后他们回家给家人看。好像她是动物园动物。我同意这样做，因为我认为也许他们将帮忙。但是他们忘记。我永远没有他们消息。所以我再问一遍，现在怎么办？”

“她要做的手术吗？”他说，“我想我能做到。”

她看着他，欲言又止。

“我们集团有个神经外科医院。我会跟我上司讲。我们来安排，让她飞到加州动手术。”

“是，但是钱。”

“我们一定能弄到资金。再不济的话，我来付钱。”

“自掏钱夹。”

他大笑起来。“应该说‘自掏腰包’，可是没错，我掏。”

“我们需要舅舅的允许。”

“如果他再露面的话。”自从那天伊德里斯给了舅舅两百美元，就再也没人看到他的人影，听到他的动静了。

阿姆拉冲他微笑着。他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有一种兴奋、陶醉，甚至愉悦的感觉，猛地推了他一把，让他做出了这样的保证。他觉得浑身是劲儿，几乎喘不上气来。让他自己也吃惊的是，泪水刺痛了他的眼睛。

“Hvala[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她说，“谢谢。”她踮起脚尖，吻他的脸。

“干了荷兰妞，”铁木尔说，“派对上那个。”

伊德里斯把头抬离舷窗。下面是紧紧簇拥的兴都库什山脉，棕色的山峰却格外柔和，让他惊奇了好一阵子。他转过头，看着靠走道坐的铁木尔。

“有点黑的那个。嗑了半片威他命威[威他命威（Vitamin V），美语里对西地那非（威尔刚）的俗称。]，一直把她整到早晨宣礼。”

“我的天，你还能不能长大啊？”伊德里斯说。他厌倦了铁木尔又一次让他背上包袱，心里不得不装进这家伙的出轨和不忠，还有他那怪诞的、兄弟会式的哗众取宠。

铁木尔得意地笑了。“记住了，老兄，有一天，在喀布尔……”

“拜托不要再往下说了。”

铁木尔大笑起来。

飞机后舱开起了小派对，有人在用普什图语唱歌，有人拍打着一个泡沫塑料的盘子，好像那是个弹拨尔。

“真不敢相信咱们碰到了老纳比。”铁木尔低声说，“天啊。”

伊德里斯把手伸进胸前的口袋，摸出一片预留的安眠药，硬生生咽了下去。

“所以我下个月还得回来。”铁木尔说着，抱起双臂，闭上了眼睛。“过后可能还得再跑两三趟，不过咱们应该办得成。”

“你信任这个叫法鲁克的家伙吗？”

“操，才不呢。要不然我还回来干吗？”

法鲁克是铁木尔雇的律师。他专门帮助流亡国外的阿富汗人，在喀布尔追讨被占的房产。铁木尔唠叨着法鲁克要呈递的文件，希望主持审理的法官是法鲁克的远房小舅子。伊德里斯歪着头，贴紧舷窗，等着药劲上来。

“伊德里斯？”铁木尔小声叫他。

“嗯。”

“在那儿看见的事真他妈伤心，哈？”

您眼力实在太惊人了，老弟。“就是。”伊德里斯说。

“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伙计。”

很快，伊德里斯的头开始昏昏沉沉，视线也变得模糊了。沉入睡眠之际，他想到了与罗诗的道别，他抓着她的手指，说他们还会再次见面，她伏在他肚子上，呜咽着，几乎无声无息。

从旧金山国际机场驱车回家的路上，伊德里斯带着怀恋，想起了喀布尔疯狂的交通乱象。现在驾驶着雷克萨斯，沿101号高速公路向南，却有种奇怪的感觉，一路上秩序井然，路面连个坑都没有，总是不缺少辅助的交通标志，人人礼貌有加，亮灯示意，主动让车。在喀布尔，他和铁木尔曾把生命交托给那些视死如归，乳臭未干的出租车司机，一想到这儿，他不禁露出了微笑。

娜希尔坐在前座，问题一个接一个。喀布尔安全吗？吃得怎么样？他病过吗？照片，录像，什么都拍下了来吗？他尽力回答，向她描述炸毁的学校，住在残垣断壁下的流民，乞丐，淤泥，时断时续的供电，可他仿佛在描述音乐。他没办法让这些事鲜活起来。喀布尔那些生机勃勃、令人心动的细节——比如那座废墟里的健身房，窗户上画着施瓦辛格。如今他正在忘掉这些细节，在自己听来，这些描述不过是泛泛而谈，清汤寡水，如同美联社一篇寻常的报道。

后座上的两个孩子只听了很短的一会儿，至少假装在听，算是迁就他。伊德里斯能感到他们的厌烦。然后八岁的扎比便求娜希尔放电影。勒马尔大两岁，虽然努力多听了一小会儿，但没过多久，伊德里斯便听到，他的任天堂DS传出了赛车游戏低低的轰鸣。

“你们俩怎么回事？”娜希尔训他们，“爸爸刚从喀布尔回来，你们就不好奇吗？什么问题都不问他吗？”

“没关系。”伊德里斯说，“别管他们了。”可他们的漠不关心的确让他恼火。只是由于遗传上的好运，才让他们获得了与生俱来的特权，他们却对此浑然不觉。他觉得自己和家人之间突然产生了一道裂隙，就连娜希尔也是如此，她问起他的旅行，总是围绕着餐馆和自来水的缺乏。现在他用责备的目光看待他们，一如他刚到喀布尔时当地人对他的看法。

“我饿死了。”他说。

“想吃什么？”娜希尔问，“寿司，意大利式的？橡树岭那边有家新馆子。”

“去吃阿富汗菜吧。”他说。

他们去了亚伯烤肉馆。它位于圣何塞东城，离老贝里耶萨跳蚤市场不远，老板阿卜杜拉六十出头，头发花白，留着八字胡，两只手看上去特别有劲儿。伊德里斯给他看病，也给他妻子看过。看见伊德里斯一家子走进饭馆，他便从柜台后面招手。亚伯烤肉馆是个很小的家庭买卖，只有八张桌子，盖着塑料台布，上面常常黏乎乎的，菜单是过塑的，墙上贴着阿富汗海报，角落里有台旧的冷饮售货机，当年叫“汽水柜”。阿卜杜拉负责招呼客人，打理柜台，搞卫生。他妻子苏丹娜在后厨干活，她才是这饭馆的顶梁柱。伊德里斯看到，她这会儿就在厨房，弯着腰，忙活着。她头发塞在帽网里，水汽弄得她眯起了眼。两口子告诉过伊德里斯，她和阿卜杜拉是七十年代末在巴基斯坦结的婚，当时共产党已经接管了祖国。1982年，他们在美国获得了庇护，女儿帕丽在同年出生。

现在帮他们点菜的就是帕丽。她很温和，懂礼貌，继承了她母亲白皙的皮肤，目光中流露着同样的果敢。她还有一副奇妙的，不成比例的身材，上身苗条而秀美，腰以下却骤然丰腴，大屁股，大粗腿，大肥脚。现在，她穿着一件常穿的宽松短裙。

伊德里斯和娜希尔点了羊肉、糙米饭和波拉尼烙饼。儿子们勉勉强强，要了拖鞋烤肉，他们在菜单上找来找去，只有这东西最像汉堡里的肉。等着上菜的时候，扎比告诉伊德里斯，他所在的足球队打进了决赛。他踢右边锋。比赛时间是星期日。勒马尔说，星期六他要表演吉他独奏。

“你弹什么？”伊德里斯懒洋洋地问。他觉得时差反应开始上头了。

“《把它涂黑》[《把它涂黑》（Paint It Black），滚石乐队1966年的歌。]。”

“很酷。”

“不知道你练得够不够。”娜希尔说，语气中带着小心翼翼的责备。

勒马尔把手里卷来卷去的纸巾往下一放。“妈妈！什么呀？你看见我每天忙什么了吗？多少事要做呀！”

饭至中途，阿卜杜拉走过来，一边向他们问好，一边用腰里的围裙擦着手。他问饭菜好不好吃，是否再要点什么。

伊德里斯告诉阿卜杜拉，他和铁木尔刚从喀布尔回来。

“铁木尔江去哪儿了？”阿卜杜拉问。

“跟往常一样，不是什么好地方。”

阿卜杜拉咧开嘴笑了。伊德里斯知道他多么喜欢铁木尔。

“烤肉买卖怎么样？”

阿卜杜拉叹了口气。“巴希里大夫，如果真要让我诅咒谁，我会对他说：‘但愿真主赐你一个饭馆。’”

大伙哈哈一笑，阿卜杜拉也笑了。

饭后，他们离开饭馆，爬上SUV的时候，勒马尔问：“爸爸，所有人来这儿吃饭他都不收钱吗？”

“当然不是。”伊德里斯说。

“那他为什么不肯收你的钱。”

“因为我们是阿富汗人，还因为我是他的医生。”伊德里斯说。这话只有一部分是真的。更重要的原因，他猜，是因为他是铁木尔的叔伯哥哥，因为几年前，是铁木尔借钱给阿卜杜拉，让他开了这家饭馆。

回到家，让伊德里斯没想到的是，头一眼就看见家庭娱乐室和门厅的地毯撤掉了，露出了楼梯上的钉子和木板。然后他才想起来，他们在装修，把地毯换成硬木地板——宽宽的樱桃木板条，颜色是地板行所说的“紫铜壶色”。橱柜门上的漆已经用砂纸打掉了，原先放微波炉的地方现在留了个大豁口。娜希尔说，星期一她就上半天班，上午去见铺地板的，还有杰森。

“杰森？”他一下子想起来了，杰森·斯皮尔，搞家庭影院的伙计。

“他要过来量尺寸。他已经给咱们的低音炮和放映机打了折。星期三他就派三个伙计过来施工了。”

伊德里斯点了点头。家庭影院是他的主意，他一直都想装一套。现在他却为此难堪。他感觉自己和这一切脱节了，什么杰森·斯皮尔啊，新橱柜啊，紫铜壶地板啊，还有孩子们一百六十美元一双的高帮鞋，他房间里的绳绒床罩，以及他和娜希尔一直以来对这些东西孜孜以求的热情。满腔的宏愿结出了果实，如今却让他感到浅薄无聊，只是让他回想起，在他的生活与在喀布尔看到的那一切之间，有着残忍的天壤之别。

“怎么了，亲爱的？”

“时差。”伊德里斯说，“我得睡一会儿。”

星期六，他听完了整场吉他演奏会，星期天是扎比的足球比赛，他坚持了多半场。下半场溜了出来，到停车场睡了半个小时。让他安心的是，扎比没注意到。星期天晚上，几个邻居过来吃饭。他们传看了伊德里斯此行的照片，又客客气气地坐着，看了一个小时喀布尔的录像，伊德里斯本来不想放这个，可娜希尔坚持要放给人家看。吃晚餐的时候，他们问起伊德里斯的旅行，他对阿富汗局势的看法。他喝着莫希托鸡尾酒，长话短说，一一作答。

“我真没法想像那里是什么样子。”辛西娅说。她是个普拉提瑜伽老师，在娜希尔常去的健身房上班。

“喀布尔嘛……”伊德里斯寻找着合适的措辞，“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

“肯定是相当大的文化冲击，到了那儿。”

“没错。”伊德里斯没说，真正的文化冲击是回来以后发生的。

最终，话题转移到了本区近来频繁出现的邮件失窃案上。

夜里躺在床上，伊德里斯问：“你觉得这一切咱们非要不可吗？”

“一切？”娜希尔说。他能从镜子里看到她。她在洗手池前刷牙。

“这一切。这些东西。”

“不，咱们不需要，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她说。她吐在洗手池里，接着漱口。

“你不觉得这太多了吗，这一切？”

“我们拼过命，伊德里斯。还记得吗，你的入学考试，我的入学考试，你的医学院，我的法学院，实习的那些年？这些东西哪一件也不是白来的。我们用不着为这个道歉。”

“用那套家庭影院的钱，咱们能在阿富汗盖一座学校。”

她走进卧室，坐到床头，往外取隐形眼镜。她有着最美的侧影。他喜欢她额头的样子，额头与鼻梁之间几乎没有凹陷。他喜欢她高耸的颧骨，细细的脖子。

“那就两样都做。”她说着，朝他转过身，挤着眼睛，不让眼药水流出来。“我看不出为什么你不能。”

几年以前，伊德里斯才发现，娜希尔在资助一个名叫米格尔的哥伦比亚小孩。这事她从来没跟他说过，因为是她在管钱，负责收信取信，所以多年来伊德里斯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他看见娜希尔在读一封米格尔的来信。信已经由一个修女从西班牙文翻译过来了，还有一张照片，是个高高的，结结实实的男孩子，站在一间草屋外，手捧足球，背景里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些枯瘦的奶牛和连绵的青山。自从在法学院上学的时候，娜希尔就开始资助米格尔，这种悄悄的你来我往，已有十一年的时间，娜希尔寄去支票，收到米格尔的照片和修女翻译的感谢信。

她摘下戒指。“怎么回事？你在那边染上了幸存者的负罪感？”

“我只是现在看事情有点不一样了。”

“好啊，那就用这眼神干点什么吧。别老傻看着不动手。”

时差反应盗走了他的睡眠。他读了一会儿书，下楼看了半集《白宫风云》，最后坐到了客房的电脑前，娜希尔已经把这儿变成了书房。他发现了阿姆拉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她希望他平安到家，全家健康。她写道，喀布尔一直在下着“怒雨”。马路上堆满了深达脚踝的泥浆。大雨引发了洪涝，在喀布尔以北的绍马利，出动了直升机，大约两百个家庭不得不疏散。由于喀布尔政府支持布什在伊拉克的战争，安全形势越来越紧张，预料基地组织将发动报复行动。她最后一句话写的是：你与你老板谈了？

在阿姆拉的信文下面，另附了一小段罗诗的话，由阿姆拉用拉丁字母抄录。内容如下：

他给阿姆拉复信，向她致谢，说他为洪水的事难过，希望雨情能够缓解。他告诉她，本周之内他就找上司讨论罗诗的事。然后他又写道：

他关了电脑，上床睡觉。

星期一，他一进办公室，就有一大堆电话留言迎接他。文件筐里，续开处方的申请已经装不下了，等着他一一核准。有一百六十多封电子邮件需要细读，语音邮箱也满了。他在电脑上查看日程表，吃惊地发现本周他所有的空当都挂满了加班号，医生们管这叫“加塞儿”。更糟的是，当天下午他要面见令人生畏的拉斯穆森太太，一个特别讨厌，对抗性极强的女人，多年来带有模糊的病征，治疗却总是难以见效。一想到要面对她的胡搅蛮缠，他便冷汗直冒。最后还有一封语音邮件，是他上司琼·谢弗发来的。她告诉他，在他前往喀布尔之前诊断为肺炎的一个病人，实际上患的是充血性心脏衰竭。下星期的同行评议会上将使用这个病例，这样的视频会议每月召开一次，各科室都要观看，医生们犯的各种错误将在会上加以演示，用以说明可供检讨的要点。虽然不会对犯错的医生指名道姓，但伊德里斯知道，这种匿名没有太大的用处。谁是元凶，会场里至少一半的人都能知道。

他感到头疼开始发作。

很不幸，当天上午他就没有完成进度。有个哮喘病人没预约就来了，得给他做呼吸治疗，还要密切观察他的峰流速值和血氧饱和度。还有一位他三年前看过的中年经理，现在得了进展性前壁心肌梗死，进了医院。直到午休时间过了一半，伊德里斯才吃上午饭。在医生们用餐的会议室里，他一边匆匆地咬着干火鸡三明治，一边抓紧记笔记。他回答着同事们相同的问题：喀布尔安全吗？阿富汗人对美国驻军怎么看？他的答复比较简略，掐头去尾，心里总在想着拉斯穆森太太，需要回复的语音邮件，尚未核准的续开处方，下午日程表上的三个加塞儿，即将到来的同行评议，还有家里，装修工们锯啊，钻啊，敲着钉子。他极为惊讶地发现，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如此难以察觉，谈起阿富汗，突然感觉就像在讨论最近看过的一部悲情大片，其效果已经开始消退了。

这是工作以来，他过得最艰难的一个星期。虽然本意上很想，他却找不到时间和琼·谢弗谈罗诗的事。整整一周，他的情绪都很差。在家里，他对孩子们发脾气，被那些吵吵嚷嚷，进进出出的工人们，被各种各样的噪音烦得要死，但睡觉的时间恢复了正常。他又收到了阿姆拉的两封电子邮件，得知了喀布尔更多的动态。拉比娅·巴尔希妇女医院重新开门，卡尔扎伊的内阁不顾伊斯兰强硬派的反对，将批准有线电视网播放节目。在第二封邮件临结束的附言里，她说罗诗自他走后已变得沉默寡言，并再次问他是否和上司谈过。他丢下电脑走开了，过了一会儿才回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刚才他被阿姆拉那句话惹恼，竟然一时头脑发热，用大大的黑体字给她回了信：我一定。再等等。

“希望你没事。”

琼·谢弗坐在办公桌后，双手交叠，放在腿上。她是个活力充沛的女人，圆脸，头发斑白，鼻梁上架着窄窄的老花镜，她从眼镜上方盯着他，“你明白这么做不是为了责备你吧。”

“当然当然。”伊德里斯说，“我明白。”

“别不好受。这种事我们谁都可能摊上。在X光片上，充血性心衰和肺炎有时候很难分得清。”

“谢谢，琼。”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噢，有件事我一直想和你商量。”

“好啊好啊。坐。”

他重新坐下，向他讲了罗诗的事，描述了伤情，以及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的资源匮乏。他口吐真言，说他已经对阿姆拉和罗诗做了承诺。大声讲出此事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已不堪这诺言的重负，而身在喀布尔，和阿姆拉一起站在走廊里，她亲他脸的时候，却不曾有过这种体会。他心烦意乱地发现，这像极了买完东西就后悔的感觉。

“我的天啊，伊德里斯。”琼摇着头说，“我很赞赏你。可这太可怕了。可怜的孩子。真没法儿想像。”

“我知道。”他说。他问集团是否能负担罗诗的治疗。“也许是一系列的治疗。我感觉她一次肯定不够。”

琼叹了口气。“我希望能。可老实讲，伊德里斯，我拿不准董事会能不能批准。完全拿不准。你知道这五年咱们一直入不敷出。而且还会有法律问题，非常复杂。”

她等着他，也许已经做好了准备，等他对这些理由提出反驳。可他没有。

“我懂了。”他说。

“你应该能找到管这种事的人道组织，对不对？可能要下点工夫，不过……”

“我再打听打听。谢谢，琼。”他又一次起身，惊讶地发现自己感觉轻松多了，琼的回答让他如释重负。

家庭影院又花了一个月才装好，但效果美妙至极。投影机装在天花板上，放出的画面鲜艳锐利，102英寸的银幕上，运动场面极为流畅。7.1声道的环绕音效、图形均衡器，加上放在四个角落里的低频陷阱，打造出了奇迹般的音响效果。他们一起看《加勒比海盗》，两个儿子也被高科技弄得心花怒放，一边一个，坐在他身旁，吃着放在他腿上的一大桶爆米花。最后那场漫长的战斗开始之前，他们就睡着了。

“我把他们搁床上去。”伊德里斯对娜希尔说。

他先抱起一个，然后再抱另一个。儿子们正在长个儿，瘦巴巴的身体以让人害怕的速度不断长高。他把他俩放到床上，挨个盖好，忽然意识到，儿子眼瞅着就要给他带来悲伤。再过一年，至多两年，他就要被取代。儿子们将倾心于别的事情，别的人，会因为他和娜希尔而感到难堪。伊德里斯不禁想起那个时候，他们又小又无助，完完全全地依赖着他。他记得扎比还是小不点那会儿，最怕的就是下水井盖，他走起路来东倒西歪，笨手笨脚地围着他们绕圈。还有一次，看一部老电影的时候，勒马尔问伊德里斯，他以前是不是一直活在黑白的世界里。回忆让他露出了微笑。他亲了亲儿子们的脸蛋。

他坐在黑暗里，看着睡梦中的勒马尔。此时，他发现自己对儿子的评价未免过于匆忙，有失公平。他对自己的评价也太严厉了。他不是罪犯。他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挣来的。在九十年代，他认识的人当中，有一半整天出去泡吧，泡妞，而他一直埋头苦学，凌晨两点还强撑着穿过医院的走廊，把悠闲、舒适与睡眠统统忘在了脑后。他把二十岁到三十岁这段年华交给了医学。他已经付出过了，为什么还应该感到难受？这是他的家庭。这是他的生活。

此前的一个月里，对他而言，罗诗已经变成了某种抽象的事物，仿佛戏里的一个角色。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已经磨蚀了。那种意想不到的亲密关系，纯属他在医院里偶然所得，发作起来是那么急迫，又那么强烈，现在却已蜕变成了慢性的溃疡。这段经历已经失去了活力。他意识到，他曾经深陷其中的那种强烈的决心，其实只是一个幻象，一种妄想。他一度仿佛落入了迷药的操控。如今他和那女孩之间，感觉已相隔极远，几乎是无限的、不可逾越的距离。而他对她做出的保证，显然是被误导了，俨然一个鲁莽的错误，一个对他本人的力量、意志和性格的可怕误判。有些事情最好忘掉。他对此无能为力。就是这么简单。此前的两个星期，他又收到了阿姆拉的三封电子邮件。他读了第一封，没有回复。他删除了余下的两封，根本没读。

书店里排队的人大概有十二三个，从临时舞台拉长到了杂志区。一个高个子，宽脸膛的女人分发着黄色的小即时贴，让排队的人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还有他们想签在书上的其他文字。队列最前面有个女店员，帮人把书翻到书名页。

伊德里斯排在前列，手里拿着一本书。他前面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留着金色短发，此时转过身问他：“你读过了吗？”

“还没有。”他说。

“我们要在下个月的书友会上读这本书。这次轮到我来选书。”

“哦。”

她皱了皱眉，一只手按到胸前。“我希望大家都来读这本书。真是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太鼓舞人心了。我敢打赌，它一定会拍成电影。”

他告诉她，她说得对。他还没读过这本书，八成以后也不会读。他可没有心情在书里看见自己。但别人会读的。而别人一读，他也就暴露了。娜希尔，两个儿子，同事们。一想到这儿，他就觉得恶心。

他又一次打开书，翻过致谢部分和实际执笔的合著者小传，再次看着后勒口上的那张照片。没有受过伤的痕迹。如果她留了疤——她肯定留了疤——那长长的、波浪形的黑发也把它盖住了。罗诗穿着宽松的短衫，上面缀有金色的小玻璃珠，戴一条安拉项链[项链的吊坠为阿拉伯文的“安拉”。]，青金石的耳钉。她倚着一棵树，直视着照相机，面露微笑。他想起了她画过的简笔小人。别走，卡卡。不要离开。在这个年轻姑娘身上，他完全认不出六年前帘子后面那个怯懦的小女孩了。

伊德里斯扫了一眼题献。

献给我生命中的两位天使：我的妈妈阿姆拉，我的卡卡铁木尔。你们是救主。你们给了我一切。

队列向前移动。留金色短发的女人签完了。她挪到了旁边，伊德里斯揪着心，迈步上前。罗诗抬起头。她围着一条阿富汗披巾，下面是南瓜色的长袖衫，戴一对小小的、椭圆形的银耳钉，眼睛比他记忆中的还要黑。她身形丰满，显出女性的曲线。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没有什么明显的迹象，表明她已经认出了他，虽然她在礼貌地微笑，可她的表情里却带着几分愉悦——调皮，狡黠，不慌不忙。他一下子土崩瓦解，他想好的那些语言，甚至曾经写下来，在来这儿的路上反复默念过的那些话，突然之间被蒸发掉了。他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只能站在那儿，一副傻呆呆的模样。

女店员清了清嗓子。“先生，请把书递给我，我来翻到书名页，好让罗诗给你签名。”

书？伊德里斯低头一看，发现它就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他来这儿当然不是要签名的。在那一切发生之后，这样做会很难堪，难堪到不可理喻。不过，他还是看到自己把书递了过去，女店员熟练地翻到要签的那一页，罗诗抬手，在书名下方飞快地写了些什么。现在他还有几秒钟的时间，能在离开之前说点什么，这样做，并不是要给无法辩解的事找个台阶，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对她有所亏欠。然而店员把书递还给他的时候，那些话仍然无法说出口。他现在希望，哪怕自己有铁木尔的一丁点儿勇气也好。他又瞅了一眼罗诗。她的目光已经越过了他，看着队列里的下一个人。

“我……”他张了嘴。

“请给后面的人让一下，先生。”女店员说。

他垂下头，走出了队列。

他的车放在书店后面的停车场。走到车边的这一段，感觉就像他人生中最漫长的路。他打开车门，没有立刻上车。他用颤抖不停的手，再一次把书翻开。那些字迹不是签名。她用英语给他写了两句话。

他合上书，也合上了眼睛。他以为自己应该放心了，可他还有一部分心思期盼着别的事情。也许她该一脸不屑，带着满腹的厌与恨，说些幼稚的话。也许应该是喷涌而出的怨恨。也许那样会更好。正相反，她利落，老练地把他打发掉了。还有那句留言。别担心。里面没你。好心之举。也许更确切地说，这是施舍。他理当如释重负。可它伤了他。他感到了它的重击，如一把斧子劈头而落。

附近有棵榆树，树下有条长椅。他走过去，把书放到长椅上。他回到车上，坐到驾驶座上。过了一会儿，他才对自己放了心，于是他发动汽车，扬长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