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仍在下雨，已连下三天了。单调的、无个性的、不屈不挠的雨。

雨几乎是与我到达这里同时下起的。翌日早上睁开眼睛时雨还在下，晚上睡觉时也下，如此反复了三天，一次也没停止。不，也许不然，也许实际上停过几次。即使停过，那也是在我睡着时或移开眼睛时停的。在我往外看时雨总是下个不停，每次睁眼醒来都在下。

雨这东西有时候纯属个人体验。就是说，在意识以雨为中心旋转的同时，雨也以意识为中心旋转——说法固然十分模棱两可，但作为体验是有的。而这时我的脑袋便乱作一团，因为我不知道此时我们看的雨是哪一侧的雨。但如此说法实在过于个人化，说到底，雨只是雨罢了。

第四天早上，我刮了须，梳了发，乘电梯上四楼餐厅。由于昨晚一个人喝威士忌喝得很晚，胃里面沙沙拉拉的，不想吃什么早餐，却又想不出其他有什么事可干。我坐在靠窗位子上，把食谱由上至下看了五遍，然后很无奈地要了咖啡和纯煎蛋卷（Plain Omelet）。东西端来之前，我一面观雨一面吸烟。吸不出烟味儿，大概威士忌喝多了。

六月一个星期五的早上，餐厅空空荡荡的没有人气。不，也不是没有人气。有二十四张餐桌和一架大钢琴，有私人游泳池那么大的油画。客人则只我一个，何况只点了咖啡和蛋卷。身穿白上衣的两个男侍应生百无聊赖地看雨。

吃罢没滋没味的煎蛋卷，我边喝咖啡边看晨报。报一共二十四版，想细看的报道却一则也找不到。试着把二十四页逐页倒翻一遍，结果还是一样。我折起报纸置于桌面，仍旧喝咖啡。

从窗口可以看见海。若是平时，离海岸线几百米远的前方当有小小的绿岛出现，但今天早晨连轮廓都无从觅得。雨把灰蒙蒙的天空和暗沉沉的大海的界线抹得一干二净。雨中的一切都模模糊糊，但一切都显得模模糊糊也可能是我丢掉眼镜的关系。我闭目合眼，从眼睑上按眼球。左眼酸痛酸痛的。一会儿睁开眼睛时，雨依然在下，绿岛被挤压到了后方。

当我用咖啡壶往杯里倒第二杯咖啡时，一个年轻女子走进餐厅。白衬衣肩上披一件薄薄的蓝色羊毛开衫，一条清清爽爽的及膝藏青色西服裙，移步时“咯噔咯噔”发出令人惬意的足音——上等高跟鞋敲击上等木地板的声响。因了她的出现，宾馆餐厅终于开始像宾馆餐厅了。男侍应生们看上去舒了口气，我也一样。

她站在门口“咕噜”转头打量餐厅，一时间显出困惑。情有可原。虽说是度假宾馆的下雨的星期五，但早餐席上只有一个客人无论如何也过于冷清。年长的男侍应生不失时机地把她领到靠窗位子。和我隔两张餐桌。

她一落座就三眼两眼扫了扫食谱，点了葡萄柚汁、面包卷、培根煎蛋和咖啡。点菜顶多花了十五秒。培根请煎好些，她说。一种似乎习惯于对别人颐指气使的说法。那种说法的确是有的。

点完菜，她臂肘拄在桌上，手托下巴，和我一样看雨。由于我和她相对而坐，我得以隔着咖啡壶把手有意无意地观察她。她诚然在看雨，但我不大清楚她是否真的看雨。似乎在看雨的彼侧或雨的此侧。三天时间我始终看雨，对雨的看法已相当成熟，分得出真正看雨的人和不真正看雨的人。

就早晨来说，她的头发梳得可谓相当整齐。头发又软又长，耳朵往下多少带点波纹，并且不时用手指划一下在额头正中分开的前发，用的总是右手中指，之后又总是把手掌放在桌面上瞥一眼。显然是一种习惯。中指与食指约略分开，无名指和小拇指轻轻蜷起。

总的说来偏瘦，个头不很高。相貌未尝不可以说漂亮，但嘴唇两端独特的弯曲度和眼睑的厚度——给人以固执己见之感——是否让人喜欢就要看各人的口味了。依我的口味，感觉也不特别坏。衣着格调到位，举止也够脱俗，尤其让人欣赏的是她全然没有下雨的星期五独自在度假宾馆餐厅里吃早餐的年轻女子很容易挥发的那种特有氛围。她普普通通地喝咖啡，普普通通地往面包卷上抹黄油，普普通通地把培根煎蛋夹到口中。看那样子，似乎既不觉得十分有趣，又不感到怎么无聊。

喝完第二杯咖啡，我叠好餐巾放在餐桌一角，叫来男侍应生往账单上签字。

“看来今天又要下一天了。”男侍应生说。他很同情我。整整被雨闷了三天的住客谁见了都要同情。

“是啊。”我说。

我把报纸夹在腋下从椅子上欠身立起时，女子仍嘴贴咖啡杯，眉头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外面的风景，似乎我压根儿就不存在。

每年我都来这家宾馆，大致是在住宿费便宜些的旅游淡季。夏季和年头岁尾等旺季时的住宿费以我的收入来说未免过于昂贵，况且人多得像地铁站一样。四月和十月最为理想。费用便宜四成，空气清新，海边几乎不见人影，又能天天吃到百吃不腻的新鲜可口的牡蛎。开胃菜两样，主菜两样，全是牡蛎。

当然除了空气和牡蛎外，还有几个理由让我中意这家宾馆。首先是房间宽敞。天花板高，窗大，床大，还有个桌球台那么大的写字台。一切都阔阔绰绰。总之是座应运而生的老式度假宾馆——在久住客占了客人大半的和平时代，人们有这个需求。在战争结束、有闲阶级这一观念本身烟一般消失在空中之后，唯独宾馆酒店始终如一地默默生存下来了。大厅的大理石柱、楼梯转角的彩色玻璃、餐厅的枝形吊灯、磨损的银制餐具、巨大的挂钟、红木橱柜、按上拉手开关的窗扇、浴室里的马赛克……这些都让我喜欢。再过几年——也许不出十年——这一切必然灰飞烟灭。建筑物本身已经到了风烛残年，电梯摇摇晃晃，冬日里餐厅简直冷成了电冰箱，改建日期显然迫在眉睫。任何人都无法阻挡时间的脚步，我只是希望改建日期多少推后一些罢了。因为我不认为改建后的新宾馆的房间能维持现在四米二十的天花板高度，何况究竟有谁追求四米二十高的天花板呢？

我屡次领着女友来这家宾馆。若干个女友。我们在此吃牡蛎，在海边散步，在高达四米二十的天花板下做爱，在宽宽大大的床上安睡。

我的人生本身是否幸运另当别论，但至少在这宾馆的范围内我是幸运的，至少在这宾馆的屋顶下我们的关系——我和她们的关系——是一帆风顺的。工作也一帆风顺。运气与我同在。时光缓慢然而不停滞地流淌。

运气发生变化是不久之前。不，其实很久之前运气就有了变化，只不过我可能没注意到罢了。说不清楚了。反正运气变了。这点确切无疑。

首先是同女友吵了一架。其次开始下雨。再次是眼镜打了。足矣。

两个星期前我给宾馆打电话，订了五天双人房。准备最初两天处理工作，剩下三天同女友优哉游哉。不料出发前三天——前面也说了——我和她不大不小地吵了一架，一如大多数吵架一样，起因实在微不足道。

我们在一处酒吧喝酒。星期六晚上，里面很挤，两人都有点烦躁不安。而我们所进的电影院又人满为患，且电影不如所说的那般有趣，空气也极其恶劣。我这方面工作联系渠道不畅，她则是月经第三天。种种事情凑在一起。我们桌旁坐着一对二十五六岁的男女，双双醉得不成样子。女的突然起身时把满满一杯金巴利苏打（Campari Soda）洒在我女友的白裙子上，道歉也没道歉。我抱怨了一句，结果一起来的男的出马吵了起来。对方体格占上风，我练过剑术且无须护面具，旗鼓相当。满座客人都看着我们。调酒师过来说若是打架就请付完账到外面打去。我们四人付账出门。出门后都已没了吵架的劲头。女的道歉，男的出了洗衣费和出租车费。我拦了一辆出租车，把女友送回宿舍。

到宿舍她就脱掉裙子到卫生间洗了起来。那时间里，我从冰箱拿出啤酒，边喝边看电视上的体育新闻。想喝威士忌，但没有威士忌。她淋浴的声音传入耳中。桌上有曲奇罐，我嚼了几块。

淋浴出来，她说喉咙干了。我又开了一瓶啤酒，两人喝着。她说干嘛老穿着上衣，于是我脱去上衣，拉掉领带，扯下袜子。体育新闻播完，我“咔嚓咔嚓”转换频道寻找电影节目。没有电影，遂把关于澳大利亚动物的实况节目固定下来。

不愿意这样子下去了，她说。这样子？一星期约会一次干一次，过一星期又约会一次干一次……永远这样子下去？

她哭。我安慰。没有奏效。

翌日午休时间往她单位打电话，她不在。晚上往宿舍打电话，也没人接。下一天也同样。于是我改变主意，出门旅行。

雨依然下个没完。窗帘也好床单也好沙发也好，一切都潮乎乎的。空调机的调节钮疯了，打开冷得过头，关掉满屋潮气，只好把窗扇推开半边再开空调，但效果不大。

我躺在床上吸烟。工作根本干不进去，来这里后一行也没有写，只是躺在床上看推理小说、看电视、吸烟。外面阴雨绵绵。

我从宾馆房间往她宿舍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人接，唯有信号音响个不止。没准她一个人去了哪里，或者决定电话一律不接也有可能。放回听筒，周围一片岑寂。由于天花板高，沉寂仿佛成了空气的立柱。

那天下午，我在图书室再次遇到了早餐时看到的那个年轻女子。

图书室在一楼大厅的最里边。走过长长的走廊，爬几阶楼梯，来到一座带游廊的小洋楼。从上边看，左边一半是八角形，右边一半是正方形，左右完全相当，样式颇有些独出心裁，过去或许曾被时间多得无法打发的住客欣赏有加，但现在已经几乎无人光顾。藏书量倒还过得去，但大多像是落后于时代的遗物，若非相当好事之人，断没心绪拿在手上阅览。右边正方形部分排列着书架，左边八角形部分摆着写字台和一套沙发，茶几上插着一枝不大常见的本地花朵。房间里一尘不染。

我花了三十分钟，从一股霉味儿的书架上找出很早以前读过的亨利·赖德·哈格德（H. Rider Haggard）的探险小说。硬皮英文旧书，里面写有捐赠者（大概）的姓名，书中到处有插图，感觉上同自己以前读过的版本插图颇为不同。

我拿书坐在凸窗的窗台边，点燃烟，翻开书页。庆幸的是情节差不多忘了。这样，一两天的无聊当可对付过去。

看了二三十分钟，她走进图书室。看样子她原以为里面空无一人，见到我正坐在窗台边看书显得有些惊讶。我略一踌躇，吸口气朝她点头。她也点头致意。她身上穿的同早餐时一样。

她找书的时间里，我继续默默看书。她以一如清晨时的那种“咯噔咯噔”令人快意的足音在书架间走来走去。安静了一阵子，之后又是“咯噔咯噔”的足音。隔着书架看是看不见，但足音告诉我她未能找到合意的书。我不禁苦笑，这间图书室哪会有引起女孩子兴趣的书呢！

不久，她似乎放弃了找书的念头，空着两手离开书架向我走来。足音在我面前打住时，飘来一股高雅的香水味儿。

“能讨一支烟吗？”

我从胸袋里掏出烟盒，纵向晃了两三下递向对方。她抽出一支叼在嘴里，我用打火机点燃。她如释重负地深深吸了一口，缓缓吐出，随即目光移往窗外。

凑近看来，她要比最初印象大三四岁。久戴眼镜的人一旦失掉眼镜，看大部分女人都显得年轻。我合上书，用手指肚擦眼睛，之后想用右手中指往上推眼镜腿，这才发觉没戴眼镜。没戴眼镜这点就足以让人觉得失落。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是靠几乎毫无意义的细小动作的累积才得以成立的。

她不时喷一口烟，一声不响地眼望窗外。她沉默的时间很长，长得几乎使正常人无法忍受其沉默的重量。起初似乎想找什么话说来着，但我随后察觉她压根儿没那个意思。无奈，我开口了。

“有什么有趣的书来着？”

“根本没有。”她说。旋即闭嘴淡淡一笑，嘴唇两角略略向上挑起。“全是不知干什么用的书。到底什么年代的书呢？”

我笑道：“很多是过去的风俗小说，从战前到昭和二三十年代的。”

“有谁读？”

“没谁读吧？过了三四十年还值得读的书，一百本里边也就一本。”

“为什么不放新书？”

“因为没人利用。如今大家都看大厅里的杂志，或打电子游戏，或看电视。何况也没什么人逗留时间长到足以读完一本书。”

“确是那样。”说着，她拉过旁边一把椅子，坐在上面架起腿，“你喜欢那个时代？很多事情都更从容不迫，大凡事物都更为单纯的……那样的时代。”

“不不，”我说，“并不是那个意思。果真生在那个时代，我想也还是要为之气恼的。随便说说罢了。”

“你肯定喜欢消失了的东西。”

“那或许是的。”

或许是的。

我们又默默吸烟。

“不管怎么说，”她说，“一本可读之书也没有，多少也还是个问题的。保留昔时浅淡的光辉未尝不好，但是，也要为被雨闷在房间里、电视也看腻了、不知怎么打发时间的客人着想一下嘛！”

“一个人？”

“嗯，一个人。”她看看自己的手心，“旅行时一般都一个人，不大喜欢和谁一块儿旅行。你呢？”

“的确是的。”我说。总不好说什么被女友甩了。

“如果推理小说可以的话，我倒是带来几本。”我说，“新的，中不中你的意我不知道，要看就借给你好了。”

“谢谢。不过明天下午就打算离开这里，怕一下子读不完。”

“没关系，送给你。反正是口袋本，带着又重，本想扔在这里来着。”

她再次淡然一笑，眼睛看看手心。

“那，我就不客气了。”她说。

我经常想：拿东西拿得老练也是一种伟大的才能。

她说我去取书的时间里她要喝咖啡，于是我们走出图书室移到大厅，我叫住一个似乎闲得发慌的男侍应生，要了两杯咖啡。天花板上吊着一个极大的电扇，慢腾腾地搅拌着大厅的空气，而潮湿的空气并无多大变化，无非下来上去而已。

趁咖啡没来，我乘电梯上到三楼，从房间里取了两本书折回。电梯旁边摆着三个用了很久的旅行皮箱，看情形有新客人进来。旅行箱看上去俨然是等待主人归来的三条狗。

回到座位上，男侍应生往平底杯里倒进咖啡。细细白白的泡沫泛了一层，俄尔消失不见。我隔着茶几把书递给她，她接过书看了眼书名，低声说“谢谢”——至少嘴唇是那么动的。我不知道她是否中意这两本书，但这怎么都无所谓的。什么原因我不晓得，总之我觉得对于她似乎怎么都无所谓的。

她把书摞放在茶几上，啜了一小口咖啡，啜罢放回杯子，用咖啡匙满满加了一匙精砂糖进去，轻轻搅拌，又把牛奶沿杯边细细注入。牛奶的白线勾勒出优美的漩涡，稍顷线混在一起，化为薄薄的白膜。她不出声地啜着这白膜。

手指很细、很滑。她轻捏把手来承受杯重。唯独小拇指直直地朝上竖起，既无戒指又无戒指痕。

我和她眼望窗外闷头喝咖啡。大敞四开的窗口有雨味儿进来。雨无声。无风。窗外以不规则的间隔滴落的檐水也无声。单单只有雨味儿蹑手蹑脚潜入大厅。窗外一排绣球花活像小动物一般并排承受着六月的雨。

“在此久住？”她问我。

“是啊，五天左右吧。”

对此她未置一词，感想什么的都好像没有。

“从东京来的？”

“是的。”我说，“你呢？”

女子笑笑，这回稍稍现出牙齿。“不是东京。”

无法应答，于是我也笑笑，喝口没喝完的咖啡。

如何是好呢？我拿不定主意。作为最稳妥的做法，我觉得还是三两口喝完咖啡、把杯放回杯托、再微微一笑截住话头、付款撤回房间。可是我脑袋里有什么挥之不去。时不时有此情形，解释不好，类似一种直觉。不，还没有明确到直觉那个地步。那个什么微弱得很，事后根本无从记起。

每当这时，我就决定不主动采取任何行动，委身于此情此景，静观事态。当然，以未中而告终的时候也是有的。但正如人们常说的，微不足道的小事逐渐带有重大意义的情况也并非没有。

我沉下心，喝干咖啡，深深地歪进沙发，架起腿。较量忍耐力一般的沉默仍在持续，她看窗外，我看她。准确地说，我不是看她，是看她前面一点的空间。由于没了眼镜，无法把焦点长时间定于一处。

这回对方好像多少沉不住气了，她拿起我放在茶几上的香烟，用宾馆火柴点燃一支。

“猜猜好么？”我看准火候问道。

“猜？猜什么？”

“关于你的。从哪里来的啦，做什么啦，等等等等。”

“可以呀。”她一副无可无不可的神情，把烟灰弹落在烟灰缸里。“猜吧。”

我十指在唇前合拢，眯起眼睛，做出聚精会神的样子。

“看见什么了？”她以不无揶揄的语调问。

我不予理会，继续看她。她嘴角浮出神经质的微笑，转而消失——步调多少开始出现紊乱。我不失时机地松开手，直起身。

“你刚才说不是从东京来的，是吧？”

“嗯，”她说，“是那么说的。”

“那不是说谎。但那之前一直住在东京了吧？对了……二十年左右吧。”

“二十二年。”接着，她从火柴盒取出一根火柴，伸手放在我面前。“你先得一分。”她吐了口烟，“有趣有趣，接下去。”

“那么着急是做不来的。”我说，“要花时间。慢慢来好了。”

“好的好的。”

我又佯装全神贯注，装了二十秒。

“你现在居住的地方，从这里看……西边吧？”

她把第二根火柴摆成罗马数字Ⅱ。

“不赖吧？”

“神机妙算。”她心悦诚服地说，“行家？”

“在某种意义上。类似行家吧。”我说。的确如此。只要具有语言基础知识和能听出语调微妙区别的耳朵，这点事就不在话下。就观察如此人等而言，我未尝不可以说是行家里手，问题是往下如何。

我决定从初步的入手。

“独身吧？”

她把左手指尖搓了一会，摊开手道：“戒指么……不过算了。三分。”

三根火柴在我面前排成Ⅲ形。在此我又停顿片刻。形势不坏，只是头有点痛。干这个总是头痛，佯装聚精会神的关系。说来滑稽，佯装聚精会神同真正聚精会神同样累人。

“还有？”女子催促道。

“钢琴从小开始练的吧？”

“五岁的时候。”

“专业性质的吧？”

“倒不是音乐会上的钢琴手，可也算是专业的。半是靠教钢琴吃饭。”

第四根。

“何以晓得？”

“行家是不点破手法的。”

她嗤嗤地笑，我也笑。不过底牌亮出的话也简单得很：专业钢琴手总是下意识地做出特殊的手指动作，而且观察其指尖的叩击方式——哪怕叩击早餐桌——也能看出专业和业余的区别。过去我曾同弹钢琴的女孩交往过，这点儿事还是明白的。

“一个人过吧？”我继续道。没有根据，纯属直觉。预热阶段大致过去，一点直觉赶来助阵了。

她不无淘气地把嘴唇往前噘起，又拿出一根火柴，斜放在四根之上。

不觉之间雨变小了，须凝目细看方可看出下还是不下。远处传来车轮碾咬沙砾的声响——海滨通往宾馆的坡路有车上来了。在前台待命的两个男侍者听得声响，大踏步穿过大厅，到门外迎接客人，一人拿一把大大的黑伞。

不大工夫，门前宽大的停车檐前出现一辆黑漆出租车。客人是一对中年男女。男士身穿奶油色高尔夫球裤和咖啡色外衣，戴一顶窄边礼帽，没打领带，女士一身质地光滑的草绿色连衣裙。男方身材魁梧，已经晒黑到一定程度，女方虽然穿着高跟鞋，但男方仍比她高出一头。

一个男侍者从出租车尾部的行李厢里提出两个小型旅行包和一个高尔夫球具袋，另一人打开伞朝客人遮去。男士挥手示意不用伞。看来雨几乎停了。出租车从视野中消失后，鸟们迫不及待地齐声叫了起来。

女子好像说了句什么。

“对不起？”我说。

“刚来的两个人，可是夫妻？”女子重复一遍。

我笑道：“这——，是不是呢，看不出。不能同时思考很多人。想再思考一下你。”

“我，怎么说呢……作为对象很有趣不成？”

我挺起腰，叹了口气。“是啊，所有人都是同等有趣的，这是原则。但有的部分光凭原则很难解释得通，这同时意味自己身上也有难以解释得通的部分。”我试着搜索接下去的合适字眼，但未如愿，“就是这样。解释得有些啰哩啰嗦……”

“不大明白啊。”

“我也不明白。反正接着来吧。”

我在沙发上坐好，十指重新叉在唇前。女子仍以刚才的姿势注视着我。我面前已齐刷刷地排出了五根火柴。我做了几次深呼吸，等直觉返回。不必是举足轻重的东西，一点点暗示即可。

“你一直住在带大院子的房子里吧？”我说。这个简单。只要看她的穿戴和举止，就知其有良好教养，而且把孩子培养成一个钢琴手要花相当一笔钱。还有声音问题，不可能把大钢琴放到密集型住宅区。住在带大院子的房子里毫不奇怪。

但如此说罢那一瞬间，我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击中感。她的视线冻僵似的对着我。

“嗯，的确……”说到这里，她有点困惑，“住的的确是带大院子的房子。”

我觉得关键在于院子这个场所，于是决定试着深入一步。

“关于院子有什么回忆对吧？”我说。

她默然地看自己的手，看了许久，实在看了许久。及至抬起脸时，她已找回了自己的步调。

“这么问怕不公平吧？不是么，长期住带院子的房子，关于院子任凭谁都要有一两个回忆的，是吧？”

“确实如此。”我承认，“那就算了，说别的好了。”

我再没说什么，头转向窗外，眼望绣球花。连日不停的雨将绣球花的颜色染得甚为明晰。

“对不起，”她说，“这点我想再多听一听。”

我叼烟擦燃火柴。“不过那是你的问题。这点你本身不是比我知道得更详细吗？”

香烟燃烧了一厘米，这时间里，她只管沉默着。烟灰无声地落进烟灰缸。

“你能看见什么样的……怎么个程度的情形呢？”她问。

“我什么也看不见，”我说，“假如灵感是这个意思的话。我一无所见，准确说来只是感觉，同摸黑踢东西一个样。那里有什么自是晓得，至于什么形状什么颜色却无从得知。”

“可你刚才说了自己是行家啊！”

“我在写文章，访谈录啦、通讯报道啦，反正这类东西。文章是没什么价值，但毕竟是观察人的工作。”

“原来这样。”她说。

“那么就到此为止吧。雨也停了，天机也泄露完了。来瓶啤酒什么的吧？也算感谢你陪我消磨时间。”

“可是为什么偏偏出现院子呢？”她说，“其他任凭多少都该有想得到的嘛，是吧？为什么单提院子？”

“偶然。一来二去之间，有时候是会偶尔碰上真货的。若是惹你不快，道歉就是。”

女子微笑道：“哪里。喝啤酒吧！”

我朝男侍示意，要了两瓶啤酒。茶几上的咖啡杯和糖壶被撤下，烟灰缸换了新的，随之上来啤酒。玻璃杯冷冻得很彻底，四周挂满白霜。女子往我杯里倒啤酒。我们略略把杯举起，象征性地干杯。冰啤酒通过喉咙时，颈后的凹坑竟针扎一般痛。

“你经常……做这种游戏？”女子问，“说游戏怕不合适？”

“是游戏。”我说，“偶一为之。不过倒是相当累人的。”

“那又何苦？为了证实自己的能力？”

我耸耸肩：“跟你说，这算不得什么能力。我既不是为灵感所诱导，也不是讲述普遍真相，只不过把眼睛看到的事实作为事实说出来罢了。就算是有什么比这更厉害的，那也不值得称为能力。刚才也说了，我仅仅是把黑暗中隐隐约约感觉到的变成含含糊糊的话语而已。纯属游戏。而能力是截然有别的东西。”

“假如对方并不觉得是纯属游戏呢？”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无意间把对方身上某种不必要的什么牵引出来的话？”

“啊，大致。”

我边喝啤酒边思索。

“很难认为会发生那样的情况。”我说，“万一发生了，那恐怕也不能说是什么特殊事件，而是所有人际关系中日常发生的事，不是吗？”

“是啊，”她说，“可能真是那样。”

我们默默地喝啤酒。差不多该到撤离的时候了。我已筋疲力尽，头痛也逐渐加剧。

“回房间躺一会。”我说，“我觉得自己总是多嘴多舌的，每每后悔不已。”

“没关系，别往心里去。开心得很。”

我点头站起，正要拿茶几边上的账单，她迅速伸手按在我手上。手指很长，滑溜溜的，不凉也不热。

“让我付。”女子说，“让你累得够呛，又拿了书。”

我略一迟疑，再次确认她手指的感触。

“那，让你破费了。”我说。

她轻轻抬手。我点点头。我这侧茶几上仍然整齐地排着五根火柴。

我径直朝电梯那边移步，那一瞬间有什么拦住了我——是我最初在她身上感觉出的什么。我还没有完全解决它。我停住脚愣了片刻，终于决定把它解决掉。我折回茶几，站在她身旁。

“最后问一点可以么？”我说。

她有些吃惊地扬脸看我：“嗯，可以的，请。”

“你为什么总看右手呢？”

她条件反射地把目光落于右手，随即抬头看我，表情仿佛从她脸滑落了似的不知去向。刹那间一切都静止了。她把右手扣在茶几上，手背朝上。

沉默如针一样锐利地刺着我。四周空气骤然一变。我在哪里受了挫，但我不晓得我道出口的台词到底什么地方有错，因此也不知道应如何向她道歉，只好双手插兜站在那里不动。

她以原有姿势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良久，她转开脸，目光落在茶几上。茶几上有空啤酒杯和她的手。看上去她确实希望我消失。

∗

醒来时，床头钟针指六点。空调机失灵，加之做了个分外活龙活现的梦，出了一身汗。从意识清醒过来到手脚自如竟花了相当长时间。我像条鱼一样躺在热烘烘湿乎乎的床单上望着窗外的天空。雨早已停止，遮蔽天空的淡淡的灰云到处现出裂缝。云随风走，缓缓穿过窗口，但见云隙不断微妙地改变其形状。风自西南吹来。随着云的飘移，蓝天部分急速扩大。静静望天的时间里，发现其色调已不再那么透明，遂不再望。总之天气正在恢复。

我在枕头上弯起脖子，又一次确认时间：六时十五分。但我搞不清是晚上六时十五分还是早上六时十五分。既像是傍晚，又像是清晨。打开电视自然立见分晓，却又没心绪特意走去电视那里。

大概是傍晚，我暂且这样判断。上床时三点已过，总不至于睡十五个钟头。但那终究是大概，并无任何证据说明我就没睡十五个钟头，就连没睡二十七个钟头的证据也没有。如此想来，不由十分伤感。

门外有谁说话，听那口气，似乎是谁对谁在发牢骚。时间流得极为缓慢。思考问题所花的时间格外之长。喉咙干渴得要命，而得知是干渴竟费了半天时间。我拼出全身力气翻身下床，一连喝了三杯壶里的冷水。杯里的水有一半顺着前胸落地，把灰地毯染成深色。水的清凉仿佛一直扩展到脑核。随后我点燃一支烟。

往窗外看去，云的阴影似乎比刚才浓了几分。仍是傍晚，不可能不是傍晚。

我叼着烟，光身走进浴室，拧开淋浴喷头。热水出声地拍打浴缸。旧浴缸，到处都像有裂缝，金属件也黄成了同一颜色。

我调好水温，坐在浴缸沿上怅怅地看着被排水孔吸进去的热水。不久烟吸短了，便摁进水里熄掉。四肢酸软得什么似的。

但我还是冲了淋浴，洗了头发，顺便刮了胡须，心情多少有所好转。之后推窗放进外面的空气，又喝了一杯水，擦干头发，看电视新闻。仍是傍晚，没错。不管怎么说都不至于睡十五个小时。

去餐厅吃晚饭，四张餐桌已有人凑了上去，睡前到的那对中年男女也露面了，另外三桌由西装革履的初老男人占据。远远看去，他们衣着打扮大同小异，年纪也大同小异，感觉上似乎是律师或医生的聚会。在这宾馆里还是第一次见到团体客人。但不管怎样，他们给餐厅带来了应有的生机。

我坐在早上那个靠窗座位，看食谱前先要了杯不掺水的苏格兰威士忌。舔威士忌的时间里，脑袋多少清爽起来。记忆的残片被一片接一片埋进相应的场所——连续三天雨，早上到现在只吃了一盘煎蛋卷，在图书室遇上一个女子，眼镜打坏了……

喝完威士忌，我扫了一遍食谱，点了汤、色拉和鱼。食欲虽然照旧没有，可也不能一天只吃一盘煎蛋卷。点罢菜，喝口冷水把嘴里的威士忌味儿消掉，之后再次环视餐厅。还是没有那个女子的身影。我舒了口长气，同时也颇有些失望。自己也搞不清是不是想再见一次那个年轻女子。怎么都无所谓。

接着，我开始想留在东京的女友。同她交往几年了呢？一算，两年三个月了。两年三个月总好像是个不好分界的数字。认真想来，说不定我同她多交往了三个月。可是，我中意她，不存在任何——至少我这方面——分手的理由。

也许她会提出分手。想必会提出。对此我何言以对呢？算了，这种事怎么考虑都很傻气。就算我中意什么，那东西也无任何意义。我中意去年圣诞节买的开司米毛衣，中意干喝高档威士忌，中意高高的天花板和宽宽大大的床，中意吉米·奴恩（Jimmie Noone）的旧唱片……总之不过如此而已。我足以吸引她的证据却是一个也没有。

想到同她分手另找新女孩，我一阵心烦——一切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我喟叹一声，什么都不再往下想。无论怎么想，事情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天完全黑了下来。窗前，海如黑布一般横陈开去。云层已七零八落，月光照着沙滩和白亮亮地摔碎的波浪。海湾那边，轮船的黄色灯光扑朔迷离。衣着考究的男士们一桌桌斜举葡萄酒瓶，或侃侃而谈或高声朗笑。我独自默默吃鱼。吃罢，唯鱼刺剩下。奶油汤用面包蘸着吃得干干净净。之后又拿刀把鱼头刺和鱼身刺分开，平行摆在已变得雪白的盘子上。谈不上有什么意思，只是想这样做。

不久，盘子撤下，咖啡端来。

开房门时，有纸片掉在地上。我用肩膀顶开门，拾起纸条。带宾馆标记的草绿色便笺上用黑圆珠笔写着小字。我关门坐在沙发上，点上一支烟，开始看便笺：

白天很抱歉。雨也停了，不去散步解解闷儿？如果可以，九点我在游泳池等您。

喝完一杯水，又看了一遍。一样的语句。

游泳池？

这宾馆的游泳池我很清楚，在后面山丘上。游是没游，但看过几次。池很大，三面环树，一面可以俯视海。至少据我所知，那并非适合于散步的场所。想散步，海边有几条合适的路。

钟指在八时二十分。但不管怎样，事情并不令人烦恼。有人约见我，见就是了。倘场所是游泳池，反正就是游泳池。明天我就不在这里了。

我给总台打电话，说有事明天要回去，剩下一天订房请取消。对方说明白了。问题一个也没有。我从立柜和衣橱里取出衣服，整齐地叠好放进旅行箱。比来时少了书的重量。八时四十分。

乘电梯下到大厅，走到门外。静悄悄的夜，除了涛声一无所闻，潮润润的西南风迎面吹来。回头往上看，建筑物的几个窗口已透出黄色灯光。

我把运动衫袖口挽到臂肘，双手插进裤袋，沿着铺满细沙的徐缓的坡路朝后面山丘爬去。及膝高的灌木丛沿路排开，高大的榉树遮天蔽日地展开初夏水灵灵的枝叶。

从温室往左一拐有段石阶。石阶相当长，又陡。大约爬了三十阶，来到游泳池所在的山丘。八时五十分。女子没见影子。我喘了口粗气，打开靠墙立着的帆布折椅，确认不湿之后，弓身坐在上面。

游泳池的照明灯已经熄了，但由于山腰有水银灯和月光，所以并不黑。游泳池有跳台，有安全监视台，有更衣室，有饮料亭，有供人晒太阳的草坪。监视台旁边堆着泳道隔绳和浮板。到游泳旺季还要等几天，却满满灌了一池子水，想必是要进行检查。水银灯和月光各占一半的光亮将池面染成奇妙的色调，正中间漂浮着死蛾和榉树叶。

不热也不冷。微风轻轻摇曳树叶。吸足了雨水的绿色树叶向周围散发着清香。的确是个心旷神怡的夜晚。我把帆布折椅靠背几乎水平地放倒，仰面躺下，对着月亮吸烟。

女子来时，时针大约转过九时十分。她脚上一双白凉鞋，身穿正贴身的无袖连衣裙，连衣裙的颜色蓝里透灰，带有不近前细看几乎看不出的粉红色细条纹。她是从同入口正相反一侧的树木间出现的。我因一直注意入口那边，以致她已经出现在视野一角，我都好一会没觉察到。她沿着长长的池边姗姗地朝我走来。

“对不起，”她说，“来半天了，没想到在那边散步时迷了路，把丝袜都刮破了。”

她在我旁边同样打开帆布折椅坐下，把右腿肚转向我。丝袜腿肚正中间绽了一条线，长约十五厘米。身体前倾时，从开得很低的领口闪出白皙的乳房。

“白天真是抱歉，”我道歉说，“没什么恶意的。”

“啊，你说那个？那个已经可以了。忘掉好了，也没有什么的。”说着，女子把手心朝上齐齐地放在膝头。“夜色美妙至极，不是吗？”

“是啊。”

“喜欢一个人也没有的游泳池，静悄悄的，一切都停止不动，像是什么无机质……你呢？”

我眼望池面掠过的微波细浪。“倒也是。不过在我眼里有点像死人似的，也许是月光的关系。”

“死尸？见过？”

“嗯，见过。溺死者的尸体。”

“什么感觉？”

“像悄无人息的游泳池。”

她笑了。一笑，两眼角聚起了皱纹。

“很久以前见到的，”我说，“小时候。被冲上岸的。虽是溺死者，尸体倒蛮够漂亮。”

她用手指捅了捅头发的分缝。看样子刚洗过澡，头发一股洗发水味儿。我把帆布折椅靠背往上调到和她同一高度。

“喂，你养过狗？”女子问。

我有点惊讶，目光落在她脸上。稍顷，将视线重新投回池面。“没有，没养过。”

“一次也没有？”

“嗯，一次也没有。”

“讨厌？”

“麻烦。又要遛，又要一起玩耍，又要做吃的东西，这个那个的。也不是怎么讨厌，只是觉得麻烦。”

“讨厌麻烦啰？”

“讨厌那一类麻烦。”

她似乎在默然思考什么，我也没作声，榉树叶随风在池面上慢慢滑行。

“以前养过马尔济斯犬，”她说，“小孩子的时候。求父亲买的。父母就我一个孩子，我没有朋友，又不愿意说话，就想有个玩的对象。你有兄弟？”

“有哥哥。”

“哥哥可好？”

“这——，怎么说呢，已经七年没见了。”

她不知从哪里掏出烟来，吸了一支，继续讲马尔济斯犬。

“总之，狗全部由我照料，八岁的时候。喂食、收拾粪便、遛、领去打针、抹跳虱粉，全部包揽下来，一天也没断过。同一张床上睡，洗澡时也一起……这样一起过了八年，要好得很。我明白狗想什么，狗也知道我想什么。比如早上出门时说‘今天给你买冰淇淋回来’，那天傍晚它就在离家百米远的地方等我。另外……”

“狗吃冰淇淋的？”我不由问道。

“吃的，当然。”她说，“那可是冰淇淋哟！”

“那是。”

“另外，在我伤心或情绪低落时，它还总是安慰我，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明白？非常要好，好得不能再好。所以八年后它死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如何活下去。我想狗那方面也是同样，假如反过来我先死了，它也会这样觉得的。”

“死因是什么呢？”

“肠梗阻。毛团堵在肠子里，肚子胀鼓鼓的，瘦得嘎巴嘎巴的死了。痛苦了三天。”

“给医生看了？”

“嗯，当然看了。但是晚了。知道晚了我就把它领回家，让它死在我膝头。死时一直看我的眼睛，死后也……看着。”

她像轻轻抱起看不见的狗似的，双手在膝头轻轻朝内侧弯曲。

“死后过了四小时开始变硬。温度渐渐离开身体，最后变得石头一样硬邦邦的……就那样完了。”

她盯着膝头的手，沉默有顷。我不知道往下如何展开，犹自眼望池面。

“尸体埋在了院子里，”她继续道，“院角的棣棠树旁边。父亲给挖了个坑。五月的夜晚。坑不太深，大约七十厘米。我用自己最珍爱的毛衣把狗包起来放进木箱，威士忌箱或别的什么箱子。里边还装了好多东西：我和狗一起照的相、狗食、我的手帕、经常一起玩的网球、我的头发，还有存折什么的。”

“存折？”

“嗯，是的，银行的存折。很小的时候开始存的，估计有三万日元。狗死时候太悲痛了，觉得钱也好什么也好都用不着了，就埋了起来。另外恐怕也有通过埋存折来完整地确认自己的悲痛的心情。如果去火葬场的话，想必就一起烧了。实际上也是那样好……”

她用指尖蹭了下眼圈。

“那以后不知不觉过了一年。非常寂寞，就像心里一下子开了个空洞，但还是活了下来。那倒也是，再怎么样，也没有人因为狗死了而自杀。

“总而言之，对我来说那也是个小小的转折期。就是说——怎么说好呢——是闷在家里不声不响的少女开始睁眼看外面的时期。因我自己也隐约明白了长此下去是没办法活到久远的将来的。所以，如今想来，狗的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象征性事件。”

我在帆布折椅上坐直身体，仰首看天。几颗星星蹦了出来，看来明天是好天气。

“嗳，这话够枯燥的吧？”她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个沉默寡言的少女——无非这样的故事。”

“没什么枯燥的，”我说，“只是想喝啤酒。”

她笑了，把搭在椅背上的脑袋转向我。我和她之间相隔不到二十厘米。每当她深呼吸时，其形状姣好的乳房便在帆布折椅中上下摇颤。我重新看游泳池。她看着我，半天没有出声。

“总之，”她继续下文，“我开始一点点融入外面的世界。当然一开始并不顺利，后来多少有了朋友，上学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我只是搞不清：那是由于狗死了的缘故呢，还是说即使狗活着最后也仍要那样呢？试着想了几次，终究都没想明白。

“到十七岁那年，我遇到了一点麻烦事。细说起来话长，总之是关于我最要好的朋友的。简单说来，她父亲由于出什么问题被公司解雇了，学费支付不起。她全跟我说了。我上的学校是私立女校，学费相当高。再说你也知道，女校里女孩子向别人说出一切，对方是不能一听了之的。即使不考虑这个因素，我也觉得十分不忍，很想帮她一点，哪怕钱再少。但没有钱……那，你猜怎么着？”

“把存折挖了出来？”我说。

她耸耸肩：“别无他法。我也相当犹豫来着。但越想越觉得好像该那样做。不是吗？一边是一筹莫展的朋友，一边是死去的狗。死去的狗是不需要什么钱的。若是你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既没有一筹莫展的朋友，又没有死去的狗。我说不知道：“那，可是一个人挖出来的？”

“嗯，是的，一个人挖的。也不好跟家里人说。父母不晓得我把存折埋了进去，挖之前必须先解释埋的原因……明白吧？”

我说明白。

“趁父母出门，我从仓库里拿来铁锹，一个人挖了起来。下过雨，土很软，没怎么费力。呃——，前后花了十五六分钟吧。挖着挖着锹尖碰上了木箱。木箱没有预想的那么旧，感觉上就像一个星期前刚埋的。本来觉得埋很久很久了……木板白得厉害，真的像刚刚入土似的，原以为过了一年就变得黑乎乎了呢。其实是怎么都无所谓的事，可是我总觉得应该有点差别才是。接着拿来起钉器……打开盖子。”

我等待着下文。没有下文。她把下巴稍稍向前探起，默然无语。

“往下怎么样了？”我提醒道。

“打开盖子，拿出存折，又合上盖子，把坑埋上。”她说。接着又是一阵沉默，空漠的沉默。

“有什么感觉了？”我问。

“六月间一个阴沉沉的午后，雨不时星星点点地落下。”她说，“无论屋里还是院子都悄无声息。虽说下午三点刚过，却像傍晚似的。天光很弱，模模糊糊的，很难把握距离。记得一根一根起箱盖钉子时，家里电话铃响了。铃一次一次一次又一次——响了二十次。二十次哟！响声就像有人在长走廊里慢慢走动，从某个角落出现，又消失在另一角落似的。”

沉默。

“打开箱盖，看见了狗的脸，不能不看。埋时包狗的毛衣掀起来了，前肢和头露了出来。因为横躺着，鼻子牙齿耳朵都看见了。还有照片、网球、头发……等等。”

沉默。

“当时最让我意外的，是自己一点都不害怕。为什么不知道，反正一点都不怕。要是那时多少害怕一点，说不定更好受些，我觉得。也不是说必须害怕，但至少感到难过或伤心什么的也好。但是……什么也没有，什么感情也没有，简直就像去信箱取回报纸，感觉上。就连是不是真的、真真正正做了那件事都说不确切。肯定是因为很多很多事都记得太清楚了，肯定。单单只有气味永远剩了下来。”

“气味？”

“存折沁入了气味。不知该怎么说好，反正……一股味儿、气味。拿在手上，手也有气味，怎么洗也洗不掉，怎么洗都没用。沁到骨头里去了。至今……是啊……是这么回事。”

她把右手举到眼睛那儿，对着月光。

“归根结蒂，”她说，“一切都白费劲了，什么用也没有。沁入存折的味儿太厉害了，也没拿去银行，烧掉了。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我叹息一声，不知道该怎么谈感想。我们默然无语，各自看不同的方向。

“那么，”我说，“朋友怎么样了？”

“最终没有退学，实际上也没缺钱缺到那个地步。女孩子的话都是那样，习惯于把自己的处境想得格外凄惨。傻气透顶！”她又点上一支烟，看着我，“不过别再说这个了。你是第一个听我说这事的，往后我想不会再说了，毕竟不是对谁都能说的事。”

“说完多少轻松些了？”

“是啊，”她微微一笑，“觉得好受多了。”

我踌躇了很长时间，几次想把那个说出口，都转念作罢。又是一阵踌躇。已很久没这么踌躇过了。我用手指肚久久地敲着帆布折椅的扶手。想吸烟，烟盒已经空了。她臂肘拄着扶手，一直望着远处。

“有一个请求。”我一咬牙开口道，“如果惹你不高兴，我表示歉意，就请忘掉好了。但我总觉得……恐怕还是那样做好些。一时表达不好。”

她依旧手托下巴，看着我说：“没关系，说说看。如果我不中意马上忘掉就是，你也马上忘掉——这样可以吧？”

我点点头：“能让我闻闻你手上的气味么？”

她以恍惚的眼神看我，手仍然托着下巴，随后合目几秒钟，用手指揉了一下眼皮。

“可以的，”她说，“请！”她把托下巴的手拿开，伸到我面前。

我拿起她的手，像看手相那样把手心对着自己。气力完全从她手上退去，纤长的手指极为自然地稍稍朝内侧蜷起。我把手合在她手上，不由想起自己十六七岁时的事。接着我弯下腰，把鼻尖轻轻碰在她手心上。一股宾馆里的香皂味儿。我掂量了一会她手的重量，之后悄悄放回连衣裙膝头。

“怎么样？”她问。

“只有香皂味儿。”我说。

∗

和她道别后，我返回房间，又给女友打了次电话。她没接，唯独信号音在我手中一遍又一遍响个不停。一如上次，但这也无妨。我让几百公里外的电话铃反反复复发出响声。现在我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她就在电话机前。她确实在那里。

我让铃响了二十五遍，然后放回听筒。夜风摇曳着窗边薄薄的纱帘，涛声也传来了。我再次拿起听筒，重新拨动号码盘，慢慢地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