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我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于是和十六路公共汽车结下了不解之缘。

同今天一样，它的起点和终点，自然都是在北太平庄。

当年北太平庄一带，远没有今天这么热闹。没有远望楼饭店，没有专利局大厦，没有它旁边的电影学院新址，没有电影学院旁边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北影门前的马路，也没有今天这么宽，而且主行线两侧路面是沙土的。春季秋季，大风一起，沙土飞扬，天地玄黄。当年春秋两季里，骑自行车从北影门前驶过的女士，脸面常罩纱巾。望着她们，你竟会觉得自己仿佛是在神秘而落后的异国。左方，自然没有什么立交桥。右方，不消说也没有。不进市区，北太平庄一带，一点儿也不能使你感到，生活在北京与生活在一个荒蛮的小县城究竟有什么区别。北太平庄的“庄”字，最意味着它当年的情景。在我的印象中，伫立北影门前，放眼向右眺去，燕山起伏的脉脊依稀可见。虽身在京都一隅，却能使人不禁地联想到鲍照的诗句“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飞扬”，或联想到于鹄的诗“碛冷唯逢雁，天春不见花”。

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的外国留学生朋友一次到北影访我，见面时他浑身灰土，仿佛刚从水泥搬运工地赶来。他是个大胡子，灰土似乎使他的每一根胡子都变粗了。我给他换了两盆水他才洗尽他的脸和胡子。我问他对北京有何印象？他委婉地回答：“我已经去过长安街和东单西单了……”又问：“如果尚未去呢？”他坦言道：“那就太像一个大农村了！而且是你们黑龙江那‘嘎塔’的。”我曾不免地有些后悔过——毕业时没听从老师的劝说留在上海，义无反顾地就到北京来了是否很理智？如果不是后来我爱上了北影的一位姑娘的话……

她是道具车间的服装员。

当年主动而又热情地关心我之婚姻大事的“老师”们“阿姨”们真不少。我想我活到二十八岁还没自己做主过什么事。我总得试试自己替自己做主的能力。于是我就爱上了她。

某一天晚上，她终于接受了我的虔诚来晤我。月光下的男人还不及月光下的女人一半动人。我当时觉得我是一个丑陋又真挚的朝圣者，而她是一位女神。在那一个晚上在月光下我觉得她那么地动人。她并非通常所说的什么“佳丽”。我也并不专爱漂亮的脸庞。“动人”是另一个层面的对女性的修饰词，也许还更是男人的主观心态的写照。

可是，她很歉意地低垂着头轻声说：“可是……我已经有朋友了……”我注视着她一时呆住了。不知过了多久，我也轻声说：“对不起……”之后我便再也找不到适当的话说。不知又过了多久我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她说：“我们走吧？……”我说：“是啊，你走吧……”当时二十八岁的我只想哭。二十八岁的我这一个男人当年不啻是一个大男孩儿，书生气十足且单纯得要命。在恋爱方面几乎还是白纸一张，没有预习过。也没有谁告诉过我“谁按规定去爱，谁就得不到爱”或“爱情和战争都需要有必胜的信心”之类格言。我在北大荒的初恋没给我留下什么经验，留下的不过是长久氤氲内心的忧伤……

我想她是领悟了我的暗示才离去的。望着她的背影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太迂腐。我想追上她。我想我当时是在发呆之后又寻找到了一些可对她说的话的。并且我确实已在快步赶上她。然而迟了，返程的十六路公共汽车在马路对面停了片刻又开走。

它开走后我已不见她的身影。

当年十六路公共汽车站的行车路线是从北太平庄到动物园。往返途中在北影门前都有站。她是乘往北太平庄方向，我骑上自行车追至北太平庄，追至二十二路的起点站。末班车刚刚开走，站上已无一人。

几天后她随摄制组出外拍景。半年内我再没见过她。又过了半年我还没见过她，据说她接着又上了一部戏。如今北影周围已经楼群林立了。如今北影门前的马路又宽又直，路上已架起了几座立交桥。如今一条人工环城河漾澜而来漾澜而去。河上的小桥两岸的草地园、圃，为京都的这一带增添了许多风景。春季里路两旁的桃花和秋季里的菊花开得烂漫一片。到我家做过客的“老外”们，再也没谁说北京像一个大农村了。倒是几乎都说过——“你住的这一带环境真美啊！”

当然，如今十六路的行车路线也改变了，往返途中不再各站交错了。立交桥使它的运行路线更通畅自由了。有时我乘十六路公共汽车，不禁地想，如果当年的那个夜晚是今天的某一个夜晚，我怎么竟会追不上她……妻早已了解了我的十六路公共汽车情结。每每地调侃我：“当年的十六路是你‘心口永远的痛’吧……”如今，当年的她已不再变化发型。奥斯丁说过：“假如哪个女人不再变化发式，证明她已迈入了人生的安稳阶段。”我衷心祝福她。如今妻也不再变化发型了，任劳任怨地做着贤妻良母。我，也不经常刮胡子。男人不经常刮胡子证明些什么，似乎还没有哪一位名人说过一句格言。而我要说的是：“在城市里恋爱的青年男女，掌握附近公共汽车运行时刻的规律，是不无必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