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很正常的早晨。

天气相当不错——从窗口望出去，晴空万里，阳光明媚。可谓朗朗乾坤，荡荡宇宙。

我自己也很正常——不，完全错误的说法。我的意思是，我觉得自己——或者更深刻地作一个交代——我自以为我自己——很正常。

你们都了解的，我是个一向自以为是的人。

你们也都了解的，我又是个一向循规蹈矩的人。

我洗漱完毕，然后坐下来吃饭。而不像某些不循规蹈矩的人，吃罢早饭才洗漱。

我坐得也很端正，吃饭要有良好的吃相是不是？

我从会使用筷子那一天起就右手拿筷子，这是正常的大多数人的正常规则。那个“那一天”我并未心血来潮违反这一规则。我坐在椅子上，将碗放在桌子上，而没有坐在桌子上，将饭碗放在椅子上。

我抬头时，就看一眼墙上的挂历——女电影明星挺正经，不苟言笑的模样，作深沉状，或曰“玩深沉”。她也很正常，并未朝我真的“飞”出一媚眼，也并未将她那种可人的深沉“玩”得活起来。

我有胃病，有胃病就吃得少。我又有肝病，肝病需要注意营养。

这是一对儿矛盾。我是怎样解决这一对儿矛盾的呢？靠的不是辩证法，不是练气功，不是中草药。一日三餐，吃一口饭，我看一眼挂历。“秀色可餐”这话是符合科学道理的。就着些个人面桃花，原先早饭只能喝一碗粥，现如今能喝两碗了。而且无需乎小咸菜佐味儿了。尤其夏天，她们穿得很少，使你看着就心里往外感到凉快……

妻子上班了，儿子上学去了。

电视机开着——一位穿红色紧身旗袍的姑娘捏着麦克风，表演印度蛇舞般地扭动着窈窕身段，死去活来地唱着“死去活来……”当我的目光从挂历移向电视屏幕——不幸就此发生——啪！——读者诸君啊，尽管白纸黑字，我这么写着一个——啪！——而事实上……

事实上不是枪声。

朗朗乾坤，荡荡宇宙，响的什么枪？

再说枪声该是砰该是叭而不是啪……

事实上是，粥碗落地——水泥地。粥浆四溅，细瓷破碎！

但——居然没有——啪！

果真——啪！——的话，那一个早晨，也就一切一切都很正常了！

也就该唱“我们的生活比蜜甜”了！

我半点儿响声没听到。

无声落地，无声破碎，我低头怔愣地瞅着它的碎片，忽然觉得这碗有点儿邪，有点儿不对劲儿。

它怎么可以默默地就破碎了呢？

一只碗——瓷碗，落在水泥地上，四分五裂居然没有——啪！难道不是比发出——啪——的一声脆响，更令人吃惊吗？

我是一个凡事很认真的人。这一点想必读者诸君早已公认。

于是我又拿起一只碗，和那只破碎的一式一样的，高高举起，狠狠朝水泥地一摔……

我想弄明白，究竟是我自己有什么不对劲儿，太邪门了，还是那只默默地就破碎了的碗不对劲儿太邪门了。在一个原本很正常来着的早晨，这个疑问的产生，难道还不够严肃吗？我所采取的证明方式，也不算怎么荒唐吧？

读者诸君呀，我诚诚实实地告诉你们，我是多么希望听到——啪！——的一声脆响哇！

然而，真可悲，真叫人沮丧啊——我还是半点儿声音也没听到！

我感到问题更加严重了。

这个早晨怎么这样不正常，世界怎么瞬忽间变得这样不正常？几乎我们所有的人，当自身出了毛病的时候，起初不是都认为这世界变邪了吗？

这一个早晨这世界怎么如此静悄悄的？世界难道可以这样的吗？

我又起身去调电视机的音量，调至最大，仍毫无声音。看看荧屏，荧屏之上还是那个穿红色紧身旗袍的女歌星，还在表演蛇舞般地扭动她那美妙的身段，还在死去活来地唱着——我却毫不被她的歌声所感动。歌声……吗？见鬼！我半点儿都没听到！比他妈的在电影院里看无声片还默默无声！

突然我家的邻居小刘出现在我面前，对我大吼大叫。看他那挥舞着胳膊的样子，分明是气愤已极。

当时我却还不能明白这世界的毛病恰恰出在我自己的身上——如果我也不折不扣地算作这物质世界的物质的一部分的话。更没有想到他是被我家的电视机音量从床上震醒的——他上夜班，刚回到家里入睡不久，我甚至也没有来得及问问我自己——他怎么能够悄没声儿就闯进了我的家？并且我为什么连他对我吼叫了些什么也没听到？

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正常之中生活惯了，当不正常突兀到来的时候，我们往往傻乎乎地整个儿发蒙！

我居然虚心讨教地对他说：“你看我这电视机怎么了？光有图像没有声音！”

他像一位哑剧演员似的，凑近我，说了一通什么。说罢，用一根指头，恶狠狠地朝我家的电视机开关按键一捅，转身扬长而去。我家屋门，在他背后，骤然关上。

我看得清清楚楚——用一句文词形容之，那叫“掼门而去”！

门被掼之却毫无声响。

这个世界令我茫然不知所措。我对此是太缺乏心理准备了。

我懵懵懂懂地坐在椅子上，呆愣了半天才恍然大悟——妈的，我该不是双耳彻彻底底聋了吧？

这究竟算怎么一档子事儿？……

昨天晚上我还很正常，双耳还没聋嘛！

昨天晚上临睡前，妻子蹬了我一脚，说：“往床里边靠靠，想把我们娘儿俩挤下床呀！”

而儿子紧接着对我说的是：“爸，给我搔搔痒儿，后背这儿！”

我记得很清楚，不是梦。

那么不幸真的是从今天早晨才开始的了？

那么我的的确确是变成一个聋子了？

而这世界却并没出什么毛病？很正常？

而两只默默就摔碎了的饭碗，也完全不是由于质量问题？

电视机并不需要往维修部送？

邻居大发脾气责任全在于我？……

我不信！

我不信我聋了！

我猛地站起来，敞开喉咙，高声呼喊：哦……嗬嗬嗬嗬……就像山里人站立在一座山顶上，向另一座山顶上的人呼喊一样。

妈的！我居然听不到我自己的呼喊之声……仿佛我的声音刚一出口就变成了空气。

一个人听不到自己的喊声，亲爱的读者诸君，请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吧，那会使一个人自己首先感到自己多么古怪啊！

我看见家门又被缓缓推开了，筒子楼内另一邻居的小女孩，探进脑袋，瞪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瞅我。

我瞅她时，她缩回脑袋跑了。

我看见我家和小刘家之间薄如纸板的隔壁墙忽悠了一下，想必是小刘挥拳猛擂的结果。挂在那面墙上的贝雕工艺品被震了下来，像那只瓷碗的下场一样，也他妈的默默地碎了。

这未免太不像话了！我不是指小刘……我的意思是，难道对于我，一切物质的破碎，从此后都他妈的成了无声无息的事情了吗？读者诸君，请试想想吧，想想这样的情形，如果一个贼溜入你的家里，哪怕噼里啪啦地翻箱倒柜，而你除非看见了他，否则竟毫无觉察！如果你家的高压锅因没有及时关闭煤气火而炸上天花板，将天花板炸了一个大窟窿，你眼睁睁地看见了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却连丝毫声响也听不到，这不简直比瞎子能听到不能看到更令你觉得世界变得荒谬了吗？须知是声音才使世界生动起来的！一个完完全全没有了声音的、静悄悄的世界，那同变幻无穷的卡通有何区别？你一定会感到一切都很虚假，匪夷所思。你不是定会认为你自己的存在都很虚假，太不真实了吗！

我怀着纠缠不清的疑惑，走到衣柜前。当然了，穿衣镜中的我，并没变成一个怪物，反而比往日体面有加——吹过风定过型的中分式大背——某些人又叫作“青年毛泽东式”，深灰色西服使我显得成熟而持重，红色加黑色斜条的领带不松不紧地系在我不粗不细的脖子上，喉结并不突出。脖子的皮肤看去也很卫生。并非所有男人的脖子看去都很卫生。如此一段男人的脖子，木桩顶球似的，顶着的是一颗智商满够用的头，我的头。一般的一张脸，国字脸，满脸一览无余地告诉给人们的是四个字——踌躇志得，这张脸是我自己拾掇出来的！刮胡子用的是七毛钱一片的进口刀片！……

可这一切，现在还有什么意义了呢？今天原本对我的一生是十分重要的日子——昨天我刚被任命为文学艺术信托开发及研究所之所长。

正局级的一个职位啊！而今天早晨我却双耳失聪，聋啦！盼这个职位我已盼了三年四个月二十七天，屈指算来，提前了大约两千余天。我的前任暴病猝死，对我不啻一大喜事……

可是……可是……

难道堂堂文学艺术信托开发及研究所之所长能被允许是聋子吗？

今天我要向我的下属们发表就职演说……

哦，圣母玛丽亚！

我又坐在椅子上，陷入了沉思——

一个人双眼失明是骗不了别人的。一个人瘸了也是骗不了别人的。感冒就会流鼻涕打喷嚏。发烧到一定程度就会打摆子说胡话。而一个人聋了，单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只要我自己不说，谁又能知道呢？而我干吗非说呢？

这样一想，我对个人前途和我们的总体生活，又乐观起来。

聋又算得了什么不幸呢？不就是听不见声音了吗？听不见声音了究竟又有什么不好呢？通常情况下，我们不是要寻求片刻的宁静都很难吗？我们不是想逃避那些噪音的干扰都不知向何处逃避吗？

我手中拿着单放机，头上戴着耳机；抖擞起踌躇志得的中年人的精神；伪装起一副充满了自信的佼佼者强中人的神态，嘴角抿一抹对现实表现出嘲讽意味的矜持的冷笑，以一种一往无前的豪迈的姿态和气概迈出了家门。我在心中暗暗鼓励自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宁静的正确含义是这样的——它时时提醒我们这世界是不宁静的。

先天失聪的人无法想象声音，正如先天失明的人无法想象色彩。

而我，读者诸君已十分清楚，刚刚才是一个后天的聋子！生活呈现在一个后天的聋子眼前的则是一派虚假景观。我一走到街上就感到了这一点。

各种车马在路上悄无声息地开来驶去，行人悄无声息地走行。我驻足饶有兴趣看一个园林工修剪树墙。尺半长的大剪刀悄无声息地绝对悄无声息地剪动。树枝被悄无声息地绝对悄声息地剪断。他剪了一阵，停止，从工具袋里取出头，将剪刀垫在人行道沿上，砸了一阵。对我来说，那是悄无声息的绝对悄无声息的一串动作而已。他发现我总在看他，瞪着我对我说了一句什么。我当然不知他说了什么，但又不愿使我碰到的这第一个人明白我是聋子，于是我抬头望望天空，回答道：“今天的天气……哈哈哈……”

他站起来了，走到我跟前，掏出烟盒，弹出一支烟叼在嘴上……

我以为他刚才对我说的是借火之类的话，赶紧掏出我的打火机……

他却用他自己的打火机点着烟，吸了一口，板着他的脸，盯着我的脸，又对我说了一句什么。

我大惑不解。

我想我仍得对他也说句什么，于是我又说了一句话是——“我十分愿意为您效劳，但您是否可以把您的话说得更清楚？”

他眯起了眼睛。他摘下了我一直戴着的耳机，使它卡在我的脖子上，接着他对我耳朵吼。

我从他的口形判断，他一字一顿吼出的四个字是：“滚你妈的！”

这时我发现已有不少男女停下脚步观看，一个个脸上都有一种期待，分明是期待发生什么热闹。我想事情有些不妙，转身便走。

不料他一把揪住我的衣襟，不许我走。

我大声向他也向那些围观者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大家看见了，我没动手，他可已经动手了，我是知识分子。我有知识分子的涵养。我既没招他也没惹他……”

他也同时在说，理直气壮地对围观者们说，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

看得出来，他是渐渐地赢得了公理了，因为那些停下脚步围观的男女，一个个将谴责的目光投射在我身上……

情急之下，我冲口而出喊了一句：“我是聋子！”

于是那些男女们纷纷笑起来。

四周悄无声息地绝对悄无声息。

这时我多么希望打天上垂下一条幕布，幕布上写着解说词。那就好了，那些闲男散女就不会嘲笑我了。我自己也能明白，我和那园林工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误会以及他为什么像受了凌辱似的发那么大的脾气……

那些男女笑了一阵，获得微小的某种满足，就都走了。

只剩下了园林工和我。

他终于放开我衣襟，竟也笑了。接着弄正我的领带，将卡在我脖子上的耳机戴在我头上，拍拍我肩，嘟哝一句什么，转身干他的活儿去了。

我大步匆匆，连头都不敢回一下。要不是考虑到自己是知识分子，而且西装领带的，未免太使人注意，我真会撒开腿飞快地逃之夭夭……

揣着一肚子莫名其妙，我在公共汽车站等候汽车。

马路对面有一家新营业的商店正庆贺开张。十来人组成的管乐队分列店门两侧，齐奏着什么曲子。一长列鞭炮炸飞不止，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儿……

突然我周围的男女一片惊慌，四处散开。

我低头看时，一只“二踢脚”，不知怎么会横着飞到了马路这边儿来，躺在我鞋跟前，眼睁睁地我见它肚子那儿炸出个大窟窿，还冒着烟。

我岸然不动眼皮都没眨一下。

我身后的男女个个双手还捂在耳朵上，他们皆以那么一种愕异的眼神儿瞧着我，仿佛瞧着一个机器人儿。

倏忽间我感到非常自得——与那些男女比较起来，我是一个特殊的人。尽管我聋了，但聋有聋的优势。同时我预见到，今后，我的优势，定会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

我竟觉得聋了对一个人来说未见得是什么不幸，简直是挺好玩挺有意思的事儿。世界因此而妙趣横生了，相当值得观赏了。连自身，都妙趣横生起来，相当值得自我玩味了。

一辆公共汽车悄无声息地靠站，停下。车门被打开，人们悄无声息地挤着上车。我踩了一个小伙子的脚，他悄无声息地大骂了我一句（从他脸上的表情，我判断他是骂了我一句什么而不是说了我一句什么），并且朝我肩胛窝捣了一拳。他又踩了一个女人的脚，那女人发出无声的尖叫，挥手提包儿抡了他一下。于是小伙子不依不饶，也不上车了，跟那女人较量起高低来……

我刚挤上车，车门就悄无声息地关了。售票员拿起话筒，张着嘴说些什么。被遗留在站台的那个小伙子和那个女人，仍在悄无声息地互相辱骂不休。

公共汽车开走了，我仿佛置身在一个悄无声息的真空的器皿里。

忽然我头脑中产生一个设想，或者说一项发明——我感到聋对于脑力劳动者简直是何乐而不为的大好事，比如对于哲学家、小说家、诗人之类。他们不是总抱怨缺少宁静干扰思考吗？如果发明一种药物，或一种外科手术，使他们全成为聋子，岂不就等于做了一件于他们有益的事吗？

一个站在我身旁的男人轻轻碰了我一下，看模样是外地人。他将一个纸条诡秘地塞在我手里。我展开纸条，见上面写的是：同志，我聋。请您在这纸上告诉我，王府胡同怎么走？谢谢！

我再看他，他对我自卑而且信赖地笑着。

既然他也是聋子，我想无论我对他说什么岂不全等于废话？

于是我从内衣兜取出自己的笔，垫着售票台在那页纸上写：你要去旧王府胡同还是新王府胡同？

他接过笔，写的是：我不知王府胡同还有新旧两条之分……

我又写的是：旧王府胡同是旧文化街的第一条胡同，旧文化街离旧文明广场不远，在民主巷下，转乘去自由路无轨电车。不过旧王府胡同现在已是拆迁地带。新王府胡同在政府街的街尾，往左拐，再往左拐，总之一直左拐，拐三五次，你一打听，就是了。不知你要找的是单位还是人家？……

那一张纸，密密麻麻地，已经被我写满了字。

那个聋子，再次接过我的笔，将那张纸翻过来，又写的是：我要找一位专治耳聋的老气功师……

我又写的是：我记得本市晚报介绍过一位专治耳聋的老气功师，听说死了。死于中耳癌。你不妨到报社去问问，乘三站下车，路左……

一抹失望掠过那聋子的脸膛，他收好纸条，感激地握了握我的手。

售票员也对我满目敬意，瞧我的神态像瞧着转世的雷锋。

我心里倏地产生一个怪想法——要是立刻地，所有的人都一齐变成了聋子多好？那么，他们的思维逻辑一定会是——渐渐忘却语言习惯，而不得不依赖于纸笔。再无人跟我说话，我也就不必不安于哪一天被指出是聋子这样一个事实。你看，此时此刻，仅仅因为另一个聋子的存在，我在满车厢的人眼中，不是明明的不是聋子吗？他们不是以称赞的目光向我表示敬意吗？……

一、二、三……

如果这么着，他们一齐都变成聋子，他们一定都会虔诚地作证，还有一个人不是聋子——那就是我！……

一、二、三……

再接着，全市的人一齐变成了聋子……

一、二、三……

再接着……

四周悄无声息绝对悄无声息。

我在悄无声息的车厢里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坏思想，脸上挂着具有助人为乐之美德的人那种堪称信赖的微笑，藉以回报投到我身上充满敬意的目光。

突然这辆公共汽车猛烈地震荡了一下，好像一匹驽马猛地尥了一个大蹶子——原来它和一辆载重卡车相撞了……

于是交通警察适时出现……

于是许多人围观……

于是旋转着独眼的交通警车默默地赶到……

于是车门被打开，售票员对全体乘客大声说了些什么话……

于是满车男女悄无声息地下车，某些男女还在默默地嘟哝着什么……

于是两个聋子也不得不下车——唯恐被发现是聋子的我和唯恐不被当聋子的外地人……

我见围观者中有人脸上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

我见从车上下来的男女中也有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笑……

自己乘的车半路出了车祸本没什么可幸灾乐祸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那个外地聋子又跟我握手又对我说了一堆悄无声息的话才与我依依惜别。

平素被挤对惯了，谁给谁点儿不足论道的好颜色就足以使对方受宠若惊。我这本地聋子望着那个外地聋子远去的背影心中倏起一种茫然若失之感，仿佛另一个孤雁飘游似的离我而去……

我来到单位，传达室的老张头走出传达室恭恭敬敬地交给我几份报，张着嘴对我诉说了一番话。看他那种期期艾艾的表情我猜想他诉说的准是关于他小女儿接班的问题。

我回答：“放心，放心，你的个人困难，你不说我也清楚。等我们研究研究。凡事总需要研究，啊？……”

要求子女接班的人本所绝不止老张头一个，十几个呐！哪儿那么容易解决啊？按哪方面的资格排队，他也得是最末一个呀。“研究研究”不过是种说法，既然我的前几任都是习惯于这么说的，从今天起，我也会很快就习惯的。

老张头听了我的话，竟一时怔愣在那儿，眨巴眨巴眼睛，再就没说出什么话来，像是挺受感动。

我唯恐被他纠缠住，拍了拍他的肩，趁机抽身急急便走。科长们处长们领导班子一干人等，早已聚齐在会议室内恭候我的大驾了。有的在悄无声息地交头接耳，有的在悄无声息地大发宏论，见我到来，人人缄口，个个正襟危坐，气氛一时显得有几分肃穆。

我落座后，郑重其事地将耳机从头上摘下来，将袖珍录音机从兜里掏出，轻摆轻放。于是大家的目光就都集中于它。仿佛要开的，是关于它的质量鉴定会，或产品推销会。这恰是我要达到之目的。我希望它引起他们的充分注意。藉它而向他们证明——他们的顶头上司不是一个聋子，绝对地不是。

“同志们，”我开口说道，“首先请大家原谅，我迟到了二十分钟。我为什么会迟到呢？因为，我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一个失聪的外地人，也就是一个彻底的聋子，以纸和笔询问他要去的地方，却无人愿以同样的方式告诉他。同志们，目前世风日下，人与人的关系太冷漠，这非常令人沮丧。所以，我宁可迟到二十分钟，使大家在这里久等，也要把那个两耳失聪的外地人亲自送到他要去的地方。只有这样做了，我才安心。同志们，你们说我这样做对不对呢？……”

众人纷纷点头。

“同志们，我们是一个文化信托开发和研究单位。文化是一位老大姐，左手挽着的是文艺，右手挽着的是文明。同志们，我们的工作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呀！任重而道远呀！今天我特别要解释我迟到的原因，并非做了一件好事就夸夸其谈，而是要呼吁我们的同志，今后人人争当活雷锋，以实际行动……”

我的话被一阵热烈的悄无声息的掌声打断。尽管我什么都没听见，但众人鼓掌之时，我是明白应该装作听见了的样子的。我有自知之明，并且很识趣。

我无法判断众人一齐鼓掌，是否证明个个都很虔诚。但是我认为，虔诚不虔诚一点儿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赢得了掌声。我自己听得见听不见也不重要。听不见的掌声使人产生骄傲心理的可能性相对小些。如果众人对我的话内心里并不以为然，却还要当着我的面大鼓其掌，起码证明他们畏我三分，起码证明他们都想讨好于我，取悦于我。

敬畏敬畏，要博得下属们的敬，那对当官的来说，是挺不容易的事儿。

纵然他们内心里并不敬我，也行，那我也有充分的信心对付着当他三年五载的。对自己对他人对现实要求过高，在今天不都是一种矫情吗？我可不是个矫情的人。

“同志们，”我又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种起码的自省意识，有种起码的分析自己解剖自己的勇气。我提倡自省意识和解剖自己的勇气，并且先带一次头——如果我刚才对自己的迟到所作的不无必要的解释，有什么私心杂念作祟的话，那也无非是——我企图趁机向大家证明，你们的新任所长自己不是一个聋子……”

笑声。

一阵悄无声息的人人由衷的笑声。

气氛由最初的肃穆而变得活跃了起来。

“我想，本所长的企图已经达到了是不是？”

又是一阵悄无声息的人人由衷的笑声。

我自己却不笑。我知道幽默的最低技巧便是自己很严肃。我——扫视众人，心想这真是些可爱的好同志啊。上司不失时机地跟他们幽一小默，他们的心便顿时就和上司贴近了些，多么好的同志们啊！干部审批条例中，怎么就总忘了加上“幽默素质”这一项呢？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一定要郑重其事地向上级干部部门提此建设性意见。要郑重其事得如同我此时此刻在这儿众目睽睽之下证明我不是一个聋子一样……

我接着说：“同志们，大家请看——这是什么？这是耳机。这又是什么？这是袖珍收录机。它有什么用途呢？它可以收听广播。养成收听广播的习惯，就会使人关心国际国内大事。还可以在不干扰别人的情况下收听音乐。听音乐，对于我们的同志来说，也很重要，足以陶冶我们的性情。潜移默化地，对我们的艺术感觉精神状态，起良好的影响作用。当然，要听健康的好音乐，音乐乃诸艺术之母。我们是搞文化工作的，怎么可以不懂得音乐呐？我提议，从文化事业基金中，拨出一笔钱，凡本所的同志，每人发一台袖珍收录机……”

掌声。

几乎可以说是经久不息的一阵掌声。

有点儿遗憾的是，悄无声息。

“不过，得有个原则。耳聋的同志，我看就大可不必了吧？”

笑声。

又是一阵悄无声息由衷的笑声。

这年头，对于当官的，发东西也未必就一定能赢得掌声，幽默也未见得就一定有人给你面子笑一笑。我没想到我还这么有人缘儿！多可爱的多好的这些个同志啊！我对自己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极为满意。

“下面请同志们自由发言，咱们也无须列什么中心议题了，对本所的批评性意见也罢，建设性意见也罢，改革设想和措施也罢，随便谈吧！”

气氛相当活跃，发言相当踊跃。

四周悄无声息绝对地悄无声息。

有人在娓娓道来，有人在侃侃而谈。有人十分激动，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如果无视他们的表情他们翻动的双唇，他们的样子就显得非常可笑，好像一泡尿眼看就要憋不住了，站起来准备冲出会议室冲向厕所，却又不敢冒失行动……还有的一边踱来踱去一边无休无止地说着些悄无声息的自言自语般的话，还有的一边指手画脚一边眉飞色舞地说着一套接一套的悄无声息的话……凡能一套接一套地说的，必是些废话无疑，我想。

之后的两个半小时我就坐在我的位置听。不，不是听，是看。你周围一旦悄无声息绝对地悄无声息一切进行着的事情都不过是哑剧，都变得好玩儿而有意味儿而有旨趣，近乎艺术水准的意味儿和旨趣。

很现实的一个我和他们仿佛处在非现实的情境中。

我为了向自己也向他们证明我们眼前是一个绝对真实的现实，我便勇敢而谨慎地参与到这一场非现实的哑剧之中。我目不转睛地注视每一个说话的人。我知道在他们说话时我是否注视着他们对他们是很重要的。他们当然会挺在乎这一点，我可不扫他们的兴。我不时地点头表示同意，不时地说“正确”“有道理”“对，很对”之类的话，不时地加以鼓励——“说下去！难道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怎么觉得你还有许多话没说出来呢？”我甚至不时地表现出亢奋——“此处当为之鼓掌”——于是带头鼓掌。于是众人跟我一起鼓掌。我还要不时地对秘书加以强调——“老张提的这一点很客观，一语中的，原话记下来！”或“老李的话很深刻，别光听着不记呀！”……

起初我有些忐忑，不知会不会一旦失误，露出马脚，渐渐地我发现，不管每个说话的人说的是些什么，只要我在注视着他，显出认真倾听的样子，只要我不是摇头而是点头，只要我的话表示的是一种认同的态度，只要我自己是表情严肃若有所思的，说话的人总是很受用的。其他的人也都因我之严肃而严肃，因我之深思而深思，倒未见得他们全都虚伪或谄媚。不，并不是那么回事儿。我看出一点儿我不是聋子的时候很难看出的门道，就是——哪怕别人说“饿极了糖也充饥”这类半聪明不聪明的话，你的表情异常严肃，你的沉思状做得很到家，你频频点头，你附和“讲得好”，有些人也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你变得异常严肃起来，也会情不自禁地跟着你作深思状，也会和你一样频频点头，咀嚼那句半聪明不聪明的话，仿佛其中有无尽的含意无尽的哲理。只要你尽量摆出一副权威的模样。如果你还是一位顶头上司，那情形就更好玩更妙不可言了。

失聪后的观察往往变得细腻多了，所谓有一失必有一得……

于是我的表演到后来也就很放得开。放不开白放不开，是不是？

轮到我结束的时候我说：“同志们，大家都对我今后的工作发表了很好的见解，谢谢。最后我想强调一点，每一位当领导的，都有各自的领导风格。我这个人最反对的，就是在日常工作方面说废话，这使我们的机关氛围有时简直如同茶馆。我现在郑重颁布第一项机关工作条例——凡须直接向我请示或汇报工作的同志，包括商谈什么事务，巨细无论，都请采取书面的方式。我认为这至少是一个可以避免说废话的方式。因为最爱说废话的人，当他拿起笔的时候，也是希望自己能尽量写得简单扼要的，对不对？坚持这样的方式，我相信，对我们每个人今后的行文水平都将有提高，这并非提倡文牍作风。恰恰相反，这有利于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克服口头八股。如果同志们没有异议，请大家鼓掌支持我……”

于是众人鼓掌。

于是我说——“散会”。

当然也就散会了。

我看得出来，众人对我今天的就职演说很满意，因为我毕竟今天显得特别。特别就是新颖。大多数人总喜欢特别的东西，包括顶头上司……

整个下午我在所长办公室里喝茶，吸烟，看报，倒也清静自在，没谁来烦我。有那么七八个下属来过，并不开口说话，只把写了字的纸，恭恭敬敬地放在我的办公室桌上。我也不开口说话，仅在那些纸上批几行诸如“同意”“缓办”“请×处长解决”“与×科长协商”之类。

由于我对处长科长们庄严若此，秘书对我的要求则倍加遵守，好比一只小猫，换了一位主人，一时不完全了解主人的脾气秉性，不敢贸然亲近。她一下午专心致志整理会议记录，静若处子般坐在我的办公室外间，仿佛根本不存在她这么个人似的。

快下班时，她如释重负般地将会议记录呈送给我。

我独自看了几页，七窍生烟，几乎拍案而起。原来上午的发言，十之八九，矛头乃是直指我个人的。归纳起来，无非一点，对上级委我所长之职，对我未经受过任何考验的领导能力，表示了他们的不信任和由此产生的忧虑。而我恰恰对那些最放肆、最露骨、最具有挖苦意味的发言，插话说了些“好，一语中的”“很深刻”“正确无比”之类……

如此看来，上午我简直等于扮演的是一只猴子。即使我因耳聋表现出了极大的涵养和无与伦比的镇定，那也不过是猴子的涵养和猴子的镇定呀。

我一个劲儿地在心里对自己说：“冷静，冷静，所长同志，您可要保持高度的冷静呀！上午你不是相当出色来着吗？……”

于是我吸烟。

吸完两支烟，我笑了。

于是，我在记录上当着秘书的面写下如下批语——多么好的一次会议啊！此记录须妥善存档。

秘书拿过记录时，我亲切地对她笑笑，说：“大王，你整理得很认真，应受到表扬。”这是我下午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也许是我的亲切的笑容鼓舞了她，她那种随时准备接受批评和教训的模样松弛了些。她从兜里掏出一张折几折的纸，展开来铺放在桌上。

我见几行字写的是——所长，今晚我想请您去看歌剧，不知您是否肯赏光？

我想不到有什么值得犹豫的理由，欢颜悦色写的是——愿陪您度过美好时光！

她又写的是——我太高兴啦，我去准备一下就来。

我又写的是——我耐心等待！

当我和她走下楼，小汽车已停在楼口。我一时挺替自己刚买不久的月票遗憾。

我怕她在车上对我说什么，问什么，心想主动权还是掌握在我方为妙，于是喋喋不休地向她讲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以及我对一种恬淡的无忧无虑的卸除了责任感和义务感的老年生活的憧憬。

大学文科毕业生，二十九岁的既渴望拥抱浪漫又过分矜持过分言谨行规的老姑娘，不时地忽闪着一双大眼睛，故作小女孩的天真状。

我这才发现——她圆珰耳上照，方绣领间斜，淡施脂粉，梨窝浅现。

我不禁有些心猿意马。

我的异样情绪的冲动以及她对我造成的不负责任的蛊惑，使我极想在那一时刻对她说些与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和几十年后的老年无关的话。但碍于司机，有话不好直说。

于是我从兜里掏出那张我俩对过话的纸，写了一行字，暗暗给她看。

我写的是——今晚你真漂亮！

她笑笑，脸红了，那是一种羞红。那一时刻她的脸才叫“秀色可餐”呐！

她缓缓由我手中接过笔，写的是——您拿我开玩笑，我老了。

——是吗？……

我亲爱的读者诸君，原谅我不能向你们评价那一场歌剧的水平。

歌剧不是聋子欣赏的艺术。就我的个人体验而言，“看”歌剧和“听”马戏的情形是差不了多少的。如果没有节目单，我根本不晓得那是普希金的著名小说改编的歌剧《黑桃皇后》。

但我不断地向她喃喃私语：“音乐太美啦！真是太美了，可谓声遏行云，歌成白雪啊！”

她也是，不断地向我悄悄说些比我更内行的话——“男高音的音域多宽广啊！简直是我们中国的帕瓦罗蒂！”

中场休息时，我请她喝冷饮。有一个女人和卖冰淇淋的小伙子争吵什么。我想我应不失时机地进一步向我的秘书证明我绝不是一个聋子，于是我彬彬有礼上前调停。我只管对双方说：“同志，同志，何必呢，何必呢，我已听一会儿了，我认为你这位同志火气太大了点。而你，女同志，您的态度也有些不对。你们双方该冷静点儿是不是……”

直到下半场开演的铃声响了，我的秘书才挽着我的手臂使我停止表演。

我嘟哝：“吵架是人为的噪音！我这个人最听不得争吵！……”

演出结束，善解人意的秘书俯耳提议我到后台去见见演员们。这正中我下怀。一切作家、诗人、文艺家、演员，当然都在我的信托、开发、研究有限公司之研究之列。他们研究艺术，我们既不但要研究艺术，更责无旁贷地是要研究他们本身。我这位所长见见他们，使他们认识认识我，了解到我对他们进行研究的使命，岂不顺理成章？

于是在秘书的陪同下，我来到后台。她把正忙于卸妆的男女演员们引荐给我，并像介绍一位权威似的，把我介绍给他们。他们对我肃然起敬。我觉得不就演出说点什么，反而未免显得谦虚过了头，于是对演出水平大加赞赏一番。尤其就歌剧的音乐和唱法方面，谈了些“技巧是高的，特点是鲜明的，追求是健康的”之类套话。说套话是很便当的事。套话由所谓“权威”口中说出，就宝贵了。演员中有人掏出小本，飞快地记录……

我回到家里，已十点三刻。

儿子睡了。妻子坐在沙发上，像是一心一意等我回来，又像等的根本不是我——瞪我一眼，一扭身子，不知为哪般赌气不理我。

一个聋子，尤其一个当领导的聋子，想瞒天过海，证明自己不是聋子，毕竟相当不容易。

我感到很累，没情绪问问妻子为哪般和我赌气。匆匆脱衣，上得床去，倒头便睡。

睡乡中，我被妻子拧耳朵拧醒了，揉揉蒙眬睡眼瞅瞅表，正是子夜时分。

我说：“哎，你拧我干什么！”

妻说：“你自己心里明白！”

我说：“我什么也不明白，见鬼！”

说罢翻身又睡。

她又拧我耳朵。

我火了：“深更半夜，你抽什么风？”

妻问：“你想想，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看挂历，回答她是星期五。

“不对！”

我又看看挂历，明明是星期五。我反问：“那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

妻说：“今天是我生日！”

我说：“今天是你生日？那也不是你拧我耳朵的理由呀！”

妻说：“人家做好了饭菜，左等你不回来，右等你不回来！连儿子都记着今天是我生日，可你！你！你！你！……”

妻子把我的胸膛当成一面鼓。

我抓住她双拳，说：“你别这样好不好，同志？老夫老妻的了，你这不是耍娇吗！你不就是要让我送你一件什么礼物吗？一百元以内，随便你要什么，我明天给你买回来就是了嘛！”

她咬我手，我一疼，她挣脱了双拳。她对我大喊大叫……

我却瞪着她呆若木鸡。

四周悄无声息绝对地悄无声息。

于是猛地想起我聋了。

我大声说：“你别这样行不行？我聋了！你喊叫也白喊叫！……”

妻瞪着我，像一只乌鸦瞪着另一只乌鸦，恨不得啄出我眼珠子似的。

啪！她甩手给了我一个大嘴巴。

当然，我没有听见她的手掌扇在我脸上发出的那一声“啪”，纯粹是我的想象。那一声“啪”事实上一定很脆生，因为我的脸顿时火辣辣的。

我捂着脸，懵了。分明她根本不相信我聋了，所以我说“我聋了”，她才愤怒地扇我嘴巴了。

她又怎么能相信我聋了呢？我刚才不明明和她一问一答地对话来着吗？可是——是聋了呀！可我——刚才怎么不聋了呢？

我对我自己也糊涂起来了。

四周悄无声息地绝对悄无声息。

我又说：“亲爱的，你千万要相信——我聋了。你别激怒，你别和我争辩，因为我聋了，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你和我争辩也没有用，事实终归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从现在开始，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你的丈夫是一个聋子。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不幸，你也不必感到悲哀。你要节哀……”

“我、一、点、儿、也、不、哀！”

妻一字一句地，咬牙切齿地说。

噢，上帝！噢，我的天！

我瞧着她目瞪口呆。

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我的耳朵它、它、它、它、它又能听见了。

同时还听见，外面有个“城市的幽灵”在吼：“吉昌跳下去了！唐卡也跳下去了！现在该轮到你了，跳吧，跳呀跳呀！”紧接着就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八岁的儿子出现了，瞅瞅我，瞅瞅妻，一副惴惴不安、马上要哭的模样。

我的震惊文字无法形容。

这一种震惊绝对强大于我今天早晨发觉自己双耳失聪时那一种震惊。

我下了床，赤着脚走到穿衣镜前，观察镜中的我，观察我的两只耳朵。从外形上看，它们没什么变化，还是老样子。我拨拉一下左耳，又拨拉一下右耳，它们都还长得结实，都没掉下来，也并不摇摇欲坠。

我转身从茶几上拿起了彩琉烟灰缸，用力摔在水泥地上。

啪！——

我把自己吓了一大跳。

十几个小时没听见任何声音了，很寻常的破碎声听来也不寻常了。

儿子终于哇地哭了起来。分明地，并非是被那一声“啪”吓的，而是被我吓的。

该轮到妻子震惊和目瞪口呆了。

“好儿子好儿子，别哭别哭。爸爸没和你妈吵架。爸爸和你妈闹着玩呐！爸爸不过是变个小戏法给你看，没变好……”

我抱起儿子，哄他，把他抱到他的小床上，耐心地拍睡了他。

妻子却嘤嘤哭起来。

我不看她，径直走向床。我想，一不做二不休。如果使她明白我此时此刻又不聋了，大概比使她明白我曾经聋过还要艰难，一切误会将更无法解释清楚了。本来她就那么不相信我聋了这件事儿。倘由我自己承认这会儿又不聋了，几分钟后若我又聋了，她不以为我耍弄她才怪呢！我聋时须佯装不聋，不聋时也须佯装聋，总之我得装啊！既听不见，也装没看见，我就有充分的理由不理睬她在哭这一个事实，是不是？

那么我难道不该继续睡觉吗？

不料她不许我睡觉。

她一步跨到床前，喝问：“这是什么？”

她手里拿着那页纸，也就是我和我的秘书进行笔谈的那页纸。

我摇摇头，说：“我已经告诉过你，我聋了，所以我根本听不见你在跟我说什么。要不，你把你的话写在纸上吧！”

她眯起眼睛，盯视了我半天，那样子，看来是把我恨透了。于是她找来厚厚的一沓稿纸，在第一页上写了一行字是——你跟你的秘书，究竟是什么关系？老实交代！

我接过笔，在第二页写了一行字是——革命同志之关系。刀搁在脖子上，也是革命同志之关系，没什么好交代的！

——放屁！你和她写在那页纸上的话，白纸黑字，便是证据！还不放老实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那页纸上的话说明不了什么，你威胁不了我！

——说明你和她调情！

——那是你的看法！

——而且你们还有可耻的行为！

——什么行为。请讲！

——被你们用删节号删去啦！足见你们做贼心虚！

——这不可能，人的行为是没法儿用删节号删去的！

——可能！你自己看！这不是删节号是什么？小说里男女间的下流勾当都是靠删节号掩护的！证明你们的下流超出了文字和语言表述的范围……

——你自己这不是也用了删节号吗？

——用的地方不同，性质也不同……

——我揍你！

——你敢！你碰我一指头，我明天就到你单位揭发你！还跟你打离婚！孩子归我。

——你自己用了这么多删节号，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你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还敢跟我争什么平等？

……

读者诸君呀，一个人聋了，要装没聋，仅仅需具有表演技巧的话，那么一个人装聋，则常常是有理也变得无理了。装聋的下场，大抵总是很吃亏的。装聋其实莫如真聋，真聋听不见对方的胡说八道，对方等于在对牛弹琴。而装聋等于你在对牛弹琴，思维的速度能和语言同步。不过是第一和第二差别。语言迟些也迟不到哪儿去，却不能和文字同步。你在思维方面逻辑清楚，但文字随即表达明白了思维的逻辑，却并非易如反掌的事儿。

笔谈使我处于很吃力很被动的地位。在几个回合后我想张开口大喊大叫：“亲爱的，我这会儿根本不聋，你别得寸进尺欺负一个装聋之人！”可又一想，千万不能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嘛！我和妻进行的这一场笔谈好比是一场笔战。一个回合接一个回合厮杀得不可开交。文字碰文字，火星乱迸，刀光剑影，你刺过来，我砍过去。逐渐地，我疲惫了，一路败下阵来。而妻则越杀越勇，可谓狠批负心郎，穷追下坡兔。“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稿纸用完，遂又取一沓，比用完的那一沓厚两倍。并且，吸了一次墨水儿。笔管插入墨水儿瓶，半天不动。取出时，仿佛沉甸甸的，在我看来，好比她又往手提机关枪里压上了一万发子弹。

我暗暗叫苦不迭，心想此番命休矣。瞥一眼表，差十五分凌晨三点……

胜败已成定局，我不趁早投降，还负隅顽抗个什么劲儿呢？

好汉不吃眼前亏。

于是轮到我“发球”时，我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写了几个字是——我供认不讳，我该死。

妻又写的是——供认不讳就拉倒了吗？必须写三千字书面检查！

妻放下笔，将写字的那一厚沓稿纸归拢，塞入一个大信封，锁进了抽屉。她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入静片刻，做了一节“宇宙自然功”，心安理得睡觉去了。

于是我伏案写检查。

没被逼到写检查的份儿上时，我觉得自己清白，很无辜，很委屈。真写起来，竟又觉得自己并不那么清白，并不那么无辜，也就并不那么委屈。在汽车里，在剧院里，我难道不是心猿意马过吗？如果汽车不是汽车，剧院并非剧院，而是密室，而是闺房，而是床笫，细思忖之，我未必就能做到仅仅心猿意马而方寸不乱，若方寸乱，则淫念生，进而做出什么苟且之事，岂不在逻辑推理之内吗？

好比一个人没偷东西，试问潜意识里不曾想偷东西？就算不曾想偷过，也不曾想捡过吗？就算连捡也不曾想过，那么是否做过在现实中获得不到而在梦中捡到了的梦呢？梦乃白日所思，捡得之物亦属不义之财。你在你的潜意识里分明也是个贼了，你还有什么好狡辩有什么感到委屈的呢？

有位国际名记者问美国前总统卡特——请问总统先生，您见到那些漂亮女郎时，都做何想法？

那位美国佬回答曰——什么想法都有，最经常的想法是企图强暴她们。

联想到卡特，我觉得我该向他学习。诚实难道不是一种可敬的品质吗？

于是遂没了任何顾虑，也没了种种心理负担，唰唰唰，唰唰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气呵成，一挥而就，态度虔诚，胸臆率肆。老婆规定不得少于三千字，我一发而不可收，竟写了五千七八百字。超额完成指标百分之九十多，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

我也不知自己究竟什么时候上的床，什么时候睡的觉。

当我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张女人的泪涟涟的脸。我自然不晓得她为什么哭成泪人儿般模样，十分的惊异，也不无惊恐，以为她换了一种战术，又要开始夜以继日地整治我了。

不料她拿了一张纸给我看。纸上写的是——亲爱的可怜儿的，我彻底相信你是真的聋了！你睡着了的时候，我将收录机耳塞插入你耳朵里，拨到了最大频率，换了四盘摇滚歌曲的带子，用的是新买的三节大号电池，而你却能睡得像死狗，还打呼噜，不是真聋了谁能这么样呢？这将多么影响你和我和孩子之间的感情交流哇？天呀！我怎么能习惯你突然变成了个聋子……

我默默地看她写在纸上的这番话如同看一段戏剧台词，她则在一旁一把鼻涕一把泪。

屋里倏地一亮，窗外一次大闪电在窗上划过，紧接着大概是一串雷霆——因为她双手捂上了她的耳朵，一头扎在我怀里……

这世界重又变得悄无声息绝对地悄无声息。

我又成了一个聋子。

想想昨夜妻子对我实行的疲劳战术，我竟不免幸灾乐祸，觉得也算是对她的报复。

我首先问她儿子呐？

她用笔和纸回答我儿子上学去了。

我又问儿子是否知道我聋了？

她写道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

我安慰她不必伤心，聋了也有聋了的好处甚至妙处，比如听不到雷声，听不到闲言碎语流短蜚长。听不到批评、批判、表扬、表彰也就有可能做到荣辱不惊、处之泰然。听不到噪音不但耳根清净并得以脑静心静等等。唯一遗憾的是也就同时听不到音乐了……

妻用笔和纸说我太自私，说我没替她想一想，说夫妻俩有一个是聋子终归交谈起来不方便。

我回答道，在我没聋的时候我们也很少交谈什么，这根本不算什么损失，何况用笔和纸交谈能提高我俩的书写速度和水平，是一种大的补偿，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也。

又一次大闪电撕裂窗子，又一串悄无声息绝对地悄无声息的雷霆，妻又一次双手捂住耳朵一头扎在我怀里。雨，瓢泼般的大雨夹杂着拇指甲般大的冰雹，悄无声息绝对地悄无声息地扫射着窗子。那情形由于悄无声息绝对地悄无声息便很值得欣赏。

妻突然奔到窗前，不顾被雨和冰雹淋打，将上身探出窗外朝楼下观望什么。接着，湿漉漉地用笔和纸问我——楼下停了一辆小汽车，已经按了很久喇叭，是不是接我上班的？

我这才想起我不但是个没有任何规律性可循的聋子，而且是位在上下班时间观念方面必须以身作则的所长。我一跃而起，匆匆穿上衣服，就要奔出家门。

妻跑在我身前，又将一页纸展示给我看，上面写的是——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就会灰尘满面。

我犹豫片刻，回答道：“我不洗自有我不洗之考虑。这不是讲不讲个人卫生的问题，而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

我坐入车，见司机虎着脸，便知他因等久了不高兴。

我赔了歉意的笑脸，自言自语：“有份报告今天必须交上去，开夜车一直开到这会儿，连脸都顾不得洗了……”

司机听了我的话，神色顿时好转，扭回头对我也赔了个笑脸。他那笑脸中有几分体恤的意味。

跨入办公室，一和秘书照面，我又将对司机说过的那番话说了一遍。她那体恤的模样儿，分外令我感动。

她旋即出去，一会儿，端回一盆温水，并带回了毛巾、香皂、牙刷、牙膏、牙缸。显然是在本所的小卖部刚买的。

于是我在办公室从容不迫地洗漱完毕。

她又及时地将她的“增白蜜”给我用。用过了她的“增白蜜”，她又递给我她的小梳子。

在家里我也用过老婆的这些东西。第一次用不是老婆的女人的这些东西，觉得那都是些特殊的富于女性味儿的东西，潜意识里便可耻地萌发一种占为己有的念头，包括它们的主人。

瞧着她又默默地端起脸盆去倒水。我暗想，若我和她反过来，那多好！不，我的意思，并不是她也是聋子，聋子当秘书，无论怎样可亲可爱的女性，情形都是很难想象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不聋，而她是哑巴，那多好！她是哑巴，她就必须用文字请示和汇报，而我就毫无唯恐被她识破我是聋子的忧患了。进而联想到一部叫作《哑奴》的外国电影。奴而哑而女性，才是主人的幸运呐。那部外国电影中的男主人公，十分地宠爱自己的漂亮的女哑奴，不是没有道理的。女性哑而漂亮，魅力无穷。

我正独自想入非非，她倒罢水回来了，交给我一个折成燕尾形的纸条。

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所长，听司机说您通宵达旦开夜车，很心疼您。您还年轻，刚走上领导岗位，千万别累坏了身体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珍重，珍重。

署名是所里的某一位处长。

所长总换，有一年换两次的时候，有两年换三次的时候。给所长开车的却始终是一个，由小王而大王，一直开到现在，已然被小青年们称起老王来了。某处长跟司机一向是“哥们儿”。谁也不知为什么他们会是“哥们儿”，他们的脾气秉性大不相同。司机还常常挖苦某处长，讽刺他，训他，当众抢白他，甚至当众出他的丑。他却从不生气，更不记仇，始终跟司机很讲交情，供给司机烟。倒也没听他求过司机什么事儿，反而是司机总求他帮些什么忙。有一点是多少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那就是由于他跟司机“哥们儿”，在哪一任所长面前说话都很得宠，是备受器重的人。人们评论他这是“曲线巴结”，和西方的“夫人外交”乃是同一手段。他的夫人其貌不扬，否则，人们断言，他才不屑于和司机“套磁”呢！

秘书也凑过来看。看罢，她就抿嘴儿笑。

我在那纸上添了一行字是——点点滴滴记心头。照原样儿把纸条折成燕尾形，吩咐秘书“物归原主”。

她转身离开时，一阵风雨袭入办公室。她急忙去关窗，碰倒了暖瓶。暖瓶悄无声息绝对地悄无声息地掉在地上。瓶胆的碎片儿悄无声息绝对地悄无声息地散成一片……

我认为那该发出一声猝响的，尽管我一点儿声音也没听见……

我瞅着女秘书背身一时惊愕不已。

分明是，我的秘书她、她、她、她也仿佛一点儿声音没听见……

她关好窗，才发现她造成的“事故”，“呀”了一声，显出慌乱。拿起暖瓶壳，放到墙角，赶紧就扫地上的碎片和水渍。

我一直狐疑地从旁观察她，企图进一步观察出什么破绽。待她放下笤帚，拿起拖把时，我说：“我来。”

我一边拖地，一边问：“吓了你一大跳吧？”

这时她的神色已恢复。

她什么都没说，她从她两个耳朵里各取出一个耳塞给我看——我竟没有注意到她是戴着耳塞的！

我不敢再问什么，怕自我暴露。

但是从那一天起，我常常在不引起她注意的情况下，细心监视她的举动，想要获得某种根据，证明她也是一个聋子或她并不是一个聋子。

事实告诉我，一个聋子是可以当领导的，比如像我这么个当法儿，而且还会当得怪省心的。我为自己坐办公室里画圈和批示，颁布了堂而皇之的制度，这套制度已被我的下属们渐渐习惯成一种由我倡导的“机关作风”。这一种“机关作风”使我所肃静非常。

由我批准买的小型录放机买了，也发下去了。从传达室到办公室到食堂到厕所，我见到的每一个人几乎时时刻刻戴着耳机。也不知他们百听不厌的都是些什么音乐。简直使我常常怀疑，我这一不得已而为之的纯粹是保全自己的倡导，是不是同时也掩护了为数不少的些个聋子？既然我的倡导蔚然成风，则我自己耳朵上戴不戴耳机倒也必要也不必要了。

于是我感到，我们通常说的人的那个叫作“灵魂”的东西，恐怕原本未必是那么不喜欢孤独的，恐怕原本未必是那么耐不住寂寞的，也许恰恰相反，不喜欢孤独的是人自身，耐不住寂寞的也是人自身。而“灵魂”，其实是个寻求独立甚至可能是个时时刻刻希望摆脱人自身的东西，我的下属和我的全体群众，一旦人人戴上了我“赐”给他们的耳机，则聚在一起“侃大山”、吹牛皮，三三五五嘀嘀咕咕什么，密议什么，谋划什么，彼此探问什么，钩心斗角进行什么“冷战”的少了。每个人似乎都有非常正大的理由，将和他人的接触面缩小到最低程度。仿佛，是是非非少了，恩恩怨怨少了，磕磕绊绊少了。当然擦痕也少了，每个人似乎都多了些安全系数。

我竟有点儿窃喜了。

料想不到的是，上级机关里有位朋友预先向我通风报信儿，说是收到了联名信，揭发我是聋子。直属领导很重视，说在干部队伍中居然有聋子滥竽充数，是可忍孰不可忍？着令立即组成调查组，不日即将来所调查核实。如若我真是聋子，定要抓此典型，做反面教员，严惩不贷，以儆效尤。

托朋友关照，以“病因不详，住院检查”之名，朦朦胧胧地住了两星期医院。本没什么病，连小病也没有。全身零件，一项项细细会诊，直至出院那一天，医生们对我的病情，还是莫衷一是，朦胧得很。

唯一没检查的，是耳朵。

一场小风波，在我出院之前，烟消云散。秘书、司机、传达室的老张、某处长及所内广大有正义感的干部群众，对我遭到卑鄙诬蔑，表示了无比的义愤，列举出桩桩件件事实，证明我根本不是一个聋子。聋子提倡大家以爱听音乐为荣、不爱听音乐为耻吗？聋子在公共场合，比如剧院这种地方会劝架吗？聋子能够耐心倾听群众述说困难，主动保证解决吗？聋子？笑话！人们认为，这不但是对一名刚上任的干部的诬蔑，也是对全所广大干部群众的诬蔑。难道广大干部群众眼睛瞎了，居然看不出来自己的所长是聋子，而只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小人才看得出来？

妻子还到所里大闹一场，要求调查组非将那“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小人揪出来示众不可。同时要求工作组给我恢复名誉。经工作组做了一番工作，方才罢休。

工作组撤离之日，宣布所谓“联名信”是无聊的阴暗心理驱使下的勾当，是痞子行径，是百分之百的诬蔑。此风该煞，绝不可长。

我回到所里的当天，召开全所大会，作了三五分钟的一次演说：“同志们，我刚出院没回家就直接来所里上班。在我住院这两个星期，据悉所里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什么事，我不讲了。我只想告诉大家，我不是聋子，尽管我常常希望自己是聋子。聋子可以少听到许多不想听到的话是不是？世上原本没有那么多值得用耳朵去听的话是不是？至于那件令人不快的事，只当它是一阵风，就算刮过了好不好？或者，当它是玩笑，并无恶意的恶作剧，黑色幽默。大家活得都挺累，无妨多些幽默。而幽默顶数黑色的为上等货色……”

于是全体笑了。

我扫视着那一张张脸上各式各样的笑，尽量使自己保持绝对的严肃。亲爱的读者诸君，你们知道的，我一向很会这一套。那一时刻，我竟体验到一种欺骗的快感。

下午我收到一封信，是我在公共汽车上帮助，不，欺骗过的那个外地的聋子写给我的。

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梁所长：

您好！认识了您很高兴。您使我相信，雷锋还活着，并且会永远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虽然我没寻找到那位专治耳聋的气功大师，虽然我的双耳依然聋，但请不要以为我会失望。不，我一点儿也不失望。我此行之目的，只不过在于寻找，而并不在于根治耳聋。若我寻找到了那位气功大师，若他果真使我的耳朵恢复了听力，那我便也没有了从此想根治耳聋的心愿。而这一点是我目前唯一的心愿。

一个人没有了心愿，他的灵魂便会渐渐干瘪。我倒宁肯我永远是聋子，永远保留有想根治耳聋的心愿，永远寻找能使我恢复听力的人，永远产生一种实现自己心愿的憧憬和寻找某一个人的冲动……

其实我早已很习惯于聋。聋有聋的绝妙的好处，比如全中国的人，对“文化大革命”都该有反思的责任，而我就从不受这种责任的压迫。因为当年那一种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实际上对我是一如既往的静悄悄。悄悄地开始，悄悄地结束，悄悄地运动了十余年。当年造反派对我有过特殊的照顾——允许我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有权保持庄严的沉默，不跟随着喊口号。所以我在“文革”中从未喊过一句口号，连“毛主席万岁”也没跟着喊过。因为我无法判断，我以为我是在跟着喊“毛主席万岁”，而实际上是不是跟着喊了一句反动口号。我有充分的理由说，我没参与打倒过谁，也没参与捍卫过任何人。我没正确过，所以也就没错误过。

“文革”后，许许多多的人都不得不“说清楚”，而我什么也不用说。我是清清楚楚的人，完全由于我是聋子。

你无疑是个善良的人。

我将为您天天祈祷有朝一日双耳全聋。

我是虔诚的基督徒。尽管上帝是根本不存在的，但唯一值得我相信的，想来想去，还是上帝。

愿上帝赐福于您！

名不具

×月×日

这封信使我独自沉思默想了一个多小时，并使我一支接一支地吸掉了半包烟。

我把这封信烧了。

我没回信。

因为对方“名不具”，也因为我根本不愿回信。

我恨那个外地的聋子，又有几分感激他。

他的信仿佛在点拨我明白什么，亦仿佛在诱惑我坠入迷津。

从此我也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强烈的冲动，想要寻找一个人。寻找到一个能根治耳聋的人。管他是“气功大师”还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我只是希望寻找到他而已，并不指望使我的听力恢复。

我曾潜访过本市某一位气功大师。

起初他竭力否认他能治耳聋，他说那纯粹是以讹传讹。

我说晚报上都登了，分明是替他宣传，并出示一份旧晚报请他看。

他根本不屑于看一眼。他用笔坦率地告诉我采访他的那位晚报记者是他朋友的女儿。女孩儿家没经验，意在吹捧他，反而给他平添了许多烦恼。他说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个人崇拜很讨嫌，但人人有时候都需要。一位伟大领袖在某些方面也是凡夫俗子，气功师更不例外。想不想要点儿个人崇拜是他的事儿，如何替他制造点儿宣传效应是记者的事儿，信不信则是读者的事儿，玄化各异，灵用不同，我应姑妄听之才对。

听他这么一说，倒好像我很愚了。

我央求他半天，他拗不过我，遂对我左右两耳，各发功半小时。

半小时后，他脑门儿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儿。世界对我依然悄无声息绝对地悄无声息。

他无奈地对我摇摇头，在纸上写下一句话是——另请高明吧！

我就笑将起来。

他奇怪地端详了我一阵。

我忍俊不禁由微笑而大笑。

他在纸上又写了一句诘问——你笑什么？

我在纸上写下一句话回答——未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莫非因我心不诚？

他复写道——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世道业已不诚，人心还有什么诚与不诚的？咱俩不过相互奉陪着玩了一把气功，玩得好接着玩，玩得不好就此拉倒，只不过双方都别太认真玩恼了就是……

于是我很知趣地告辞。

而我想寻找到值得相信的什么那一种冲动，从此更巨大更强烈。

晚上。儿子将他上学以来的第一次作文给我看。题目把我震得愣了许久——《论我的爸爸不是聋子》：

在我爸爸的单位，有人诬蔑我爸爸是聋子。我爸爸究竟是不是聋子，我最清楚。我认为我爸爸绝不是一个聋子，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怀疑我爸爸是一个聋子，就是怀疑铁一般的事实。怀疑铁一般的事实，跟怀疑真理犯的是同样的错误。如果连真理都瞎怀疑，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可相信的啦。真理万岁！……

他的教师用红笔作的批语是——立论明确，逻辑性强。难能可贵的是，将相信爸爸不是聋子，同相信真理联系在一起，就有一种严肃的思想，意义深刻了！

为了表示鼓励，我给儿子一元钱，并允许他邀同学去看录像。

儿子走后，我和妻子相对无语。

后来我们又开始进行一场长达两小时之久的笔谈。

通过笔谈，统一了判断和看法。一致认为，儿子显然明明知道我已经变成一个聋子，但儿子不愿面对这样一个铁的事实。我们都并非欺骗儿子，我们只不过是想瞒着他，结果却是他自己欺骗自己，还很自豪，把自己欺骗到了并不觉得自欺欺人的地步……

我们为此忧心忡忡。

我们不知该如何是好。

还是妻子聪明，她说她一位同事的丈夫，是本市最有权威的耳科专家。她说她一定要陪我去医院，她说只要我的听力恢复了，哪怕恢复了一点点儿，也就等于我不是一个聋子真正是“铁的事实”，也就可以把我曾经聋过当成一件莫须有的事儿，也就等于儿子并没有自欺欺人，而儿子的作文，当然是一篇好的作文，他的教师那番评语也就值得我们替儿子高兴……

事关教育下一代的重大问题，我们都表现得非常识大局，顾大体，求大同，存小异。思想统一到了一个正确的原则上。

第二天我向单位请假，说胃疼，其实是在妻子的陪同下去看耳朵。

看了就令人肃然起敬的耳科专家，对我的耳朵检查得很认真，之后单独跟我的妻子谈了许久。其实他有什么话，完全可以当着我的面儿跟我妻子说。在医院里，一个聋子是愿意被一位耳科专家视为聋子的。

在别的地方，比如在我的单位，才是另一回事儿。

结束谈话，妻子的脸色很难看。

走出门诊室，我一眼看见，在候诊的一排长椅上，间隔地坐着好几位我们所的人！有某处长，有几位群众，有传达室的老张头儿！还有……我的秘书！他们人人手里都明面儿捧着录放机，耳朵上都戴着耳机。他们有的和我心照不宣地点头微笑。有的目光旁视，佯装没有看见我。唯独我的秘书表现得最自然，笑得也自然，仿佛我来医院看耳朵，她来医院看耳朵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儿。一副见怪不怪、其怪必败的庄重模样。

一回到家里，我就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专家的诊断结果。

妻子在纸上写了三点：

一、专家认为，我的两耳作为器官，根本不存在任何毛病。

二、我之两耳失聪，可能是因为神经系统的负担一度太紧张造成的。这种现象，本无须治，神经松弛，自然会好。

三、而我的听力这么长时间未恢复，显然不单单是神经系统方面的毛病，问题很可能出在心理障碍方面。专家为我发明了一种说法，叫作“功能拒绝症”。好比我希望我的眼睛看不见，于是导致失明，我希望我的鼻子丧失嗅觉，于是香臭不分。

妻子在纸上继而质问我——你说，你为什么希望你是聋子？你这不是和你自己过不去，你这不等于是在报复我吗？我和你夫妻这么多年，替你生了一个儿子并且抚养大，从无二心，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接着她伤心痛哭。

我猛然地想到了那个外地的聋子写给我的信。难怪我当时读着就感到意识里受着某种不可抗拒的诱惑！我真恨不得一刀子捅了那家伙。

翌日去上班，见了所里的每一位同志，照例主动点头微笑，主动打招呼，主动说“早”，对年轻的，则拍拍他们的肩膀，传达给他们无须言语表达的友好。对年老的，则敬一支烟，说几句关于天气的话。而不管他们回答什么，我总是哈哈一笑，笑得爽朗而富有感染力。经验证明，这是最巧妙的掩饰方式，不信你们也试试。

我昨天在医院耳科门诊不期然而见到的几个人，见了我模样都有些不自然。我想不自然本该是我，他们仿佛认为该是他们，那就随他们去吧，我也就大可不必显得心中有鬼似的了。

我在办公室门外挂出了“请勿打扰”的牌子，和我的女秘书进行一次坦率的、诚恳的、态度庄重又庄严的“笔谈”。

我一开始写道——生？还是死？

她注视了我片刻，写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何必忒认真？

——咱俩是一根绳拴俩蚂蚱。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苦海无涯，回头是岸。

——岸在脚下，何须回头？

——你的意思是，继续当下去？

——你不认为你聋？谁敢认为你聋？何况患“功能拒绝症”的人，目前相当多，本所的几位处长副处长，其实不同程度地都染上了此症。有视而不见的，有听而不闻的，有沉而不思的，有言而不行的，有行而不果的。现在不撞钟也能当和尚，甚至能当比和尚更和尚的和尚。否则，你能假装到今天却安然稳坐吗？试想，如果你不聋，当那些申请解决住房问题的，工资低的，子女待业的，评不上职称的，夫妻闹离婚的，邻居打架的，对你诉苦、愤怒、喋喋不休和大喊大叫时，你能表现出那么彻底的涵养么？就像你表现出的那么成功？……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彼此彼此。

——相见恨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