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之初，就能知晓50年后自己将出版一本关于人类的书，我一定会感到非常惊讶。在20世纪70年代，我有幸成为一名研究生，并参与简·古道尔关于坦桑尼亚黑猩猩的研究项目。整天都在自然栖息地跟踪单个猿类是很快乐的。我想做的就是研究动物行为，1987年，我在乌干达的基巴莱国家公园开始了自己关于野生黑猩猩的研究工作。

然而，某些极为吸引人，且让人无法忽视的发现扰乱了我的研究计划。黑猩猩偶尔也会表现得异常暴力，为了阐明这种进化行为，我将黑猩猩与其姊妹种倭黑猩猩进行比较。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认真研究倭黑猩猩。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是一个非凡的组合，相比之下倭黑猩猩更加爱好和平，而黑猩猩则相对好斗。在本书里我所描述的各种合作中，最特别的是我与布莱恩·海尔和维多利亚·沃伯的合作。我和同事们得出结论：倭黑猩猩从类似黑猩猩的祖先分化出来的过程高度类似于驯化。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自我驯化”。通常认为，人类的行为与家养动物的行为类似，关于倭黑猩猩的深刻见解也能为人类进化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关键事实是，在人类的社会群体中，人们发生争斗的倾向很低，与大多数野生哺乳动物相比，人类的忍耐力很强。

我敏锐地意识到，即使人类在某些方面的表现非常不活跃，但在其他方面，却是非常具有攻击性的。1996年，在一本名为《雄性暴力》的书中，我和戴尔·彼得森对黑猩猩和人类在攻击性方面的相似程度做了进化性的解释。人类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普遍的暴力情况，而解释暴力的进化理论似乎也很合理。那么应该如何调和我们被驯化的品质和我们强大的暴力能力呢？在这20多年里，我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社会容忍度和攻击性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对立的。因为这两种行为涉及不同的攻击类型。我们的社会容忍度源于我们有一个相对低的反应性攻击倾向，而对人类致命的暴力则源于主动性攻击倾向。以前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人类应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倾向——低反应性攻击倾向和高主动性攻击倾向——结合起来。这涉及许多人类学、生物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且无疑将会继续发展。但我相信，它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丰富而崭新的视角，来探讨我们的行为和道德倾向的演变，以及智人存在的方式和原因这一引人入胜的问题。

本书中的许多材料都是新的，仅在科学论文中发表过。为了让这个技术含量丰富的作品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更容易被人理解，在书中，我以一个黑猩猩观察者的视角进行探讨。我曾到访过东非和中非的许多栖息地，在那里观察和聆听。我们这些有幸与猿类单独相处过的人都觉得自己被更新世的微风触动了。我们祖先昔日的浪漫故事令人激动，给在时间深处寻求现代思想起源的后代留下了无数的谜团。更加了解我们的史前时代和我们是谁并不是唯一的回报。如果我们对于超出自身熟知领域的世界敞开心扉，那么非洲那片天地所激发的梦境就能让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更强大、更稳定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