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

现在是北京时间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深夜九点，西班牙马德里时间下午三时。我有两个时间。我必须有两个时间，因为我被切成两半：一半在马德里，一半在中国。我已经六十二岁，在中国是退休的年纪，但我忙得很，现在。崛起的中国给了我创业的机会，我四十九岁开第一家公司，如今有三家，上百号员工，一堆事，几乎每个月要回国一两次，因为时差原因，经常白天黑夜连轴干。开始我担心身子会累垮，但十几年下来我身体越来越好，甚至称得上强壮。都说人是血肉之躯，在健康面前没有谁是铜墙铁壁，可我仿佛是个金刚之身，经常累得站着就睡着了，而疾病从没有在我身上醒过，十几年伤风感冒都没来招呼过我。我觉得自己有两个心脏，像我经常搭乘的民航客机，有两部引擎。

报纸上说，民航飞机是最安全的，因为所有核心机部都有双份，有预备。当然遇到恐怖分子预备再多也没用，只有预备死。恐怖分子是当今人类的肿瘤——这也是报纸上说的。我每天看报，回国看《参考消息》，在国外看西班牙《国家报》和中文版《侨新报》《欧洲时报》，四张报纸一年四季陪着我，影子一样，奖牌一样——我曾对妻子说过，它们是我年轻时与孤独交战的战利品。现在我不孤独，公司家庭，妻子儿孙，七姑八姨，员工老乡，都要我的时间，我忙得没时间孤独，孤独像风化的干尸，我不认识了，想不起了，唯一留下这战利品：看报纸，伤疤一样，褪不掉。托祖国的福，我生意越做越大了，去年我还去人民大会堂开过侨胞联谊会，中央四台报道过，我妻子在家里看见，激动地抱着孙子哭起来，把小家伙吓坏了。

做人如做梦，倒退几十年，我拿两个脑袋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父亲是怕爷爷作的孽把我作死——不死也活不好，才铤而走险，送我一条逃生之路。尽管这条路寒风凛冽，但事实证明，父亲的选择是明智的，那个乡村已经容不下我们，与其留下来受罚不如逃走。我逃了，其实大哥和二哥也逃了，方式不同而已。

我逃出来后第一站落脚在巴塞罗那，是西班牙海边的一个城市，很大很美，像中国的上海。城市有多大多美，我就有多小多丑，小得连名字都没有，大白天不敢上街，听到警笛就发抖。偷渡客都这样，像阴沟里的老鼠，只能苟且活着，能找到一条阴沟卖命就是最好的活路。我有幸在一家老一代华人开的鞋厂找到活路，一天上两个班，只做一道工，给皮鞋钉绳扣。一年学徒期不算，整整五年，经我手的皮鞋少说数以万计，可我没见过一分钱。我的钱都让龙头收走了。现在叫蛇头，那时叫龙头，龙头老大，本事很大的意思，带我们漂洋过海闯天下的。但不可能免费，要收钱，收的钱叫出头费。多年后，父亲告诉我，他当初给接手的人付过出头费的，是一只金手镯，从上校屋里拿的，算偷吧。可龙头说，交手的人一个屁都没给他，只给他我一条命。就是说东西没到他手，我只有用工钱抵。手镯去了哪里？不知道，过去那么多年，当初接手的人作了古，说不清楚。

这是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回国，二十二年前的事，也不必要去说了。

报纸上说，人要学会放下，放下是一种饶人的善良，也是饶过自己的智慧。我这一生许多事都放下了，但有些事又怎么放得下？我在鞋厂给皮鞋钉了六年扣子，深知一个道理，扣子不是鞋带，可以脱下，扣子钉上去后就跟鞋子长在一起，脱不下的，脱下皮子就坏了。有些事长进血肉里，只有死才能放下。一九九一年，我还没做生意，挣钱难，为了攒足一张机票钱，我得熬五六年时间，像养大一个孩子一样难。我说过，那时回国是伤筋动骨，但只要伤得起，不是粉身碎骨，我是不会放弃的。我已经等了二十二年，每天我用回忆抵抗漫无边际的思念，用当牛作马的辛劳编织回来的梦。

一切都是为了回来！

像一个人不能把自己拎起来一样，我放不下回来的念想。一定意义上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回来。

谢天谢地，我总算等到了这一天：用二十二年等的一天！记得那天从售票台接过机票的一刻起，我的心就开始怦怦跳，像接到手的是一张生死命状，激动，紧张，害怕，兴奋，太多的情绪，太乱的心思，一路上我都天昏地黑的。等踏进家门，我一下咚地跪在地上，像这套纸票（我订的是中转往返票，便宜）有千斤重量，我负重竭尽全力挺一路，到家再也挺不住，累垮了。现在想起这些，我依然感到膝盖发胀，眼前浮现出妻子用手轻轻抹去我脸上泪水的情景，仿佛发生在昨天。

人活一世，总要经历很多事，有些事情像空气，随风飘散，不留痕迹；有些事情像水印子，留得了一时留不久；而有些事情则像木刻，刻上去了，消不失的。我觉得自己经历的一些事，像烙铁烙穿肉、伤到筋的疤，不但消不失，还会在阴雨天隐隐疼。

七九

哪里埋着你亲人的尸骨，哪里就是你的故乡。一九九一年，我行囊空空、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乡时，后山的老虎背上已多出三座我亲人的坟墓：一座是爷爷，一座是母亲，一座是我二哥——如果嫂子也算亲人，就有四座，是我未曾谋过面的二嫂。我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春日（这是航线淡季）的下午小心翼翼地走进睽违二十二年的老宅时，父亲正落寞地坐在我和爷爷曾经睡觉的东厢房门前的躺椅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屋檐水滴答在天井里结满污垢的青石板上。他把我当作走错门的人，抬头看我一眼，又低头抽烟，问我：

“你找谁？”

我叫一声爹，报出自己小名。他像只有二十二个小时没有看到我，没有些许激动——也许是怕激动，也许是要给我腾出时间，认识一下这不堪的老屋，目光自下而上、自外向里无精打采地睃视着，好像在告诉这些老墙、老门、老楼板：有故人回来了。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发霉酸腐的浊气，门楣上、楼板下、屋檐下、角落里，挂满蒙尘的蜘蛛网；几张条凳、竹椅横七竖八地散乱在前堂；堂前正壁贴着我熟悉的毛主席像，已经脱落一只角；阁几上灰扑扑的，像父亲抽了几年的烟灰都撒在上面，并被摊匀。屋里唯一干净的是那张我从前做作业的八仙桌，即使在昏暗的光线下依然泛出丝丝红光。

我以为父亲痴呆了，数着他脸上一条条狂野、黝黑的皱纹。父亲瘦成了一把骨头，手背的青筋有他指头间夹的纸烟一样粗。足足过了一分钟，我再次叫他一声爹，报明身份。他丢掉烟头，看着烟火在雨丝里慢慢熄灭，终于开口：

“你爷爷死了。”

这我早就猜到，从几方面都猜得到。爷爷是那么要面子的人，当初一个鸡奸犯的假传闻都差点把他送进鬼门，何况后来全村人包括父亲集体公然向他发难谴责，他哪受得了？报纸上说，智者可以从过去摸到未来的痕迹。我不是智者，也从爷爷犯的错误中听到了他死亡的脚步声：一步之遥，触手可及。此外，我出去后每年都给家里写一封信，从没有收到一封回信。头些年我还苦等回信，后来根本不等了，写信只是告诉他们我还活着。家里只有爷爷能写信，他要活着一定会给我回信，哪怕明知第二天要死，也会给我写好回信。后来父亲告诉我，在我走后没几天，还没等到上校的申明告示，爷爷已经把命交给他的裤带，在猪圈里上吊了。上校的申明起的作用，也许只是没人去刨他坟墓。老保长一再公开扬言，爷爷没资格葬在村里任何一寸土里，他应该碎尸万段，喂豺狼吃。何况，爷爷要在世，已是年近百岁的老寿星，一个背负骂名、胆战心惊的人无论如何是享不到这福寿的。

过一会儿，父亲又说：

“你妈也死了。”

这我从刚才看到的屋子的凄凉景象中猜得到的。母亲要在世，这些灰尘蜘蛛网不可能这么耀武扬威在我面前。母亲是天底下最勤劳的人，屋子在她手里，哪怕是猪圈，地上的垃圾也不会过夜，板壁上、楼板下的灰网不会过月，如今它们成年不败的威风，显然是母亲入土化为尘灰的证据。我问父亲母亲是哪年走的，怎么走的——我希望是自然走的，不是自杀，也不是他害。父亲不理我，继续说：

“你二哥也不在了，比你妈先走。”

二哥是病死的，白血病。这对一个漆匠来说也许是职业病，但父亲不这么认为，理由是镇上漆匠多了去，只他一人得这怪病。我们三兄弟，二哥最像父亲，不爱说话，绰号叫铁疙瘩，心思被铁包着。所以父亲有理由认为，二哥是郁闷死的。父亲说二哥：“他就像被老婆戴了绿帽子，整天愁眉不展，闷声不响。他是被自己憋死的，也是我们逼死的，老辈子作了孽，他是替死鬼。”这是父亲后来说的，那天他像口丧钟似的，只报丧，报了二哥，又报二嫂：

“你二嫂也死了，比你二哥先死。”

二哥的性格不讨人喜，三十岁没女朋友。三十二岁，在父母亲极力张罗下，花钱从贵州买了个媳妇，年纪相差十岁。不知是语言不通的缘故，还是年龄相差大的原因，两人结了婚像结了冤，二哥经常不回家，回家就吵架。他宁愿跟家具、漆桶待在一起也不爱回家，像配给家具似的。据说二嫂到死也没学会我们这边话，因为二哥老不着家，没人跟她说话。因为语言不通，两人吵架经常动手，摔家伙，砸东西。一次，二哥下手重了，一巴掌打掉她一颗门牙，然后摔门走掉。二嫂哭了一夜，凌晨喝下一瓶农药。这是他们婚后第三年，遗下一个儿子，当天晚上我就跟他睡在一张床上，十一岁，长得一点不像二哥，在读小学。据说学习成绩很好，门门功课全班第一，这也不像二哥。二哥是反过来，门门功课班上倒数第一，所以早早退学，去学手艺。

父亲说完二嫂的死，我已经被死人包围，心里已胆怯得发抖，不敢去想大哥。看屋里这惨恻的败象，也不像有大哥大嫂鲜活的样子——当然可能根本就没有大嫂这个人。我问大哥是不是也走了，结果父亲说：

“是走了，但人还在。”顿了顿，又说：

“幸亏走，否则也活不成，你也一样。”

我一下泪满眼眶，好像在战场上，全军覆没，终于保下来一个，也终于保住了我千辛万苦回来的价值。父亲这样子，哪是欢迎我回来的样子——对他，我回来的价值是个负数，他巴不得我别回来呢。后来他告诉我，所以这么多年没让人给我回一封信，就是不想让多一个人知道我还活着。他怕死神恶鬼对着地址去寻我，追杀我。他已经认定，这村子是克我们一家的，他怕我回来，沾了晦气，活不成。

八十

大哥是去了秦坞，一个偏僻小山村，做了倒插门女婿。在生死面前他躲过一劫，但在荣辱面前，丢尽了脸面。长兄如父，再穷困潦倒的人家也不会把长子拱手出让，这是一个破掉底线的苟且，形同卖国求荣，卖淫求生。这是生不如死，是跪下来讨饶，趴下来偷生。我忽然明白，即使村里人已原谅我们家，但我们家却无法原谅自己，甘愿认罚赎罪。爷爷寻死是认罚，大哥认辱是认罚，二哥年纪轻轻抱病而死和我奔波在逃命路上，亡命天涯，又何尝不是认罚？

父亲数完家里遭受的罪罚后，再不吱声。他心里有鬼。他怕跟我说的太多，透露出情感，被死神恶鬼识别出我的身份，又对我作恶。他已经被严酷的事实吓怕了，丢了魂，犯了强迫症。阴雨绵绵的天色，黝黑骨瘦的脸色，胆怯压抑的神色，一头稀疏灰白的乱发，一脸麻木不仁的绝望：这一切，都叫我想起那次漫长的海上逃生之旅。那时我天天做着死的打算，夜夜做着死的噩梦，当终于上岸时，年少的我已变得像一个老人一样懂得感天谢地。我和一群九死一生的同伴一起跪在码头上，一下下地磕头，引来一群海鸥好奇。它们从高空俯冲下来，翅膀扑扑响着盘旋在我们头顶，嘎嘎叫，仿佛我们在抢吃它们的盘中餐而破口大骂——我们的样子确实像鸡在啄食。

报纸上说，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而是你记住的样子。

父亲甚至不许我住在家里，交给我上校家钥匙，让我去那儿住。我问上校的情况，他依然惜字如金，含糊其辞地说：

“你都会知道的。”

我以为上校在他家里，我可以去找他相问。去了发现，门前屋后，楼里窗外，一派年久空置的乱象败象：菜地里杂草比人高，乱草堆里藏着各种动物的粪便乃至死尸，在雨水浸泡下散发出阵阵恶臭；院子里野草丛生，铺地的青砖受不了柔软的蚯蚓的顽强拼搏和野草来自地下的压力，已经七拱八翘；一种不知名的藤草爬上台阶，正试图向窗户进军；廊台上从前上校经常躺着看报的躺椅，已经完全散架，支离破碎，像被天打雷劈过。钥匙已经失用，锁眼被铁锈堵住，我只能强行入屋。

屋里看上去摆设整齐，但闻起来是一股死亡阴森的气息，灰尘和蛛网统治了一切；我每迈出一步，灰尘就在脚底下兴风作浪群魔乱舞，嘴巴眼睛都可能吃进蛛网；放眼看去，目光所及，都令我胆寒心惊，如受了凌迟似的；挂在门后衣架上的一件白色棉衬衫，也许曾有汗水留下的咸味，已被蛀虫吃得千疮百孔，像是从骷髅身上脱下来的；猫房里，金丝绒的窗帘一角悬着，大半挂落着，即将拖地，像裹着个吊死鬼；两只精致的猫篮，里面盛满一层黑干的老鼠屎，无法想象两只猫曾经娇生惯养的荣耀风光。

我没有上楼。

我害怕上楼。

父亲认为我们家里有鬼，我并没有切实感受，但到这儿我切实受到了鬼的威胁，似乎鬼随时可能从楼上或哪个角落里钻出来，对我伸出血淋淋的长舌头。或者，整栋楼就是一个孤独的野鬼，没有任何人迹和烟尘火气。父亲说我都会知道的，现在我终于明白父亲的意思：上校仍在坐牢，要不已被判死刑。我想，若是坐牢，二十二年都坐不穿的牢底，就是死牢啊，还不如判死刑。我沉浸在对上校的哀伤中，心里涌起一阵阵想哭的冲动。这也是我要离开这屋子的冲动。我像被这里的一切羞辱伤害一样，气愤地掉转头，不想在此多滞留一会儿。

毫无疑问，我不可能来这里住。

毫无疑问，任何人要来住，都得拿出至少几天时间来收拾、清理大量时间残留的大量垃圾废物。说它是废墟也不为过，所有木头都朽烂，所有铁件都锈蚀，砖墙上长满青苔和各种虫卵，屋顶瓦楞间长出小树。这是一个被冷酷的时间无情啄烂的躯体，父亲大概至少几年没来看过它，他保留的也许是十年前的印象。也许，他认为鬼是怕鬼的，我住在鬼屋里可以借鬼杀鬼，保全自己。

我转身往外走，在经过一只边橱时，无意间一只相框撞进我目光里：它斜着、平摊在橱柜向门的一边。柜面上除了厚厚灰尘，别无他物，它孤独的样子，斜置的角度，饱含着等人带走的渴望。相框有一本杂志的大，灰尘已盖住相片。我拭去灰尘，看到一对中年男女的半身像，两人肩并肩对我微笑着，好像是一幅婚照。我没有马上发现，但也很快认出男人是上校，他笑得不自然，拘谨又努力，反而显得有些木讷：这也是我没有马上认出的原因。在我印象中上校的笑容是自由灿烂的，笑声是响亮的，并且一贯如此。他是个开朗爱笑的人，现在似乎腰肚里被旁边的女人抵着枪，是被强迫笑的。

女人剪着齐肩短发，圆盘脸，肉鼻子，阔嘴巴，短下巴。黑白照，肤色是看不出的，但看年纪似乎比上校要小不少，也许是笑得甜的原因，减少了她年龄。在上校拘谨木讷的笑容衬托下，她确实笑得尤为甜蜜，好像在照相机的镜头里看到了上校的拘谨，是一种获胜的窃笑，暗藏着满肚子秘密。我不认识她，但婚照的样式给了她明确身份：上校妻子。这对我是一个惊人的意外，它留在这儿应该也是个意外。我想，照片上的人——也许是上校，也许是他妻子——一定是准备带走它的，其实已经带它到门口，临时不知怎么忘了，像我们有时出门把钥匙落在鞋柜上一样。

我回去问父亲婚照的情况，父亲倍感意外的同时，断然拒绝开口。他说会告诉我的，但不是在这里。他要求我马上回去收拾那边房间。他怕在这里对我多语，更怕我晚上住在这里。他慌张地睃视着四周，仿佛四周的鬼在偷听偷看我们。他心里已全是鬼。他自己也许并不怕这些鬼，是在替我怕。我告诉他，若真有鬼，我宁愿被自己家里的鬼所害，也不愿被上校屋里的那些野鬼所害。他怔怔地看着我，哭了。这是我此生第一次看见父亲哭，他是个咬碎牙也不愿吭声的闷葫芦，哭需要学习——那么多亲人离去他已经学会了，声音低弱，嘶哑，咝咝的，像一只衣袖被间歇地撕开，而泪水却不间断，分多头，唰唰而下，令我不禁悲伤地想到一个词：老泪纵横。

八一

第二天清早，我去镇上请了香火、冥钱，然后直奔后山老虎背上，给爷爷、母亲、二哥、二嫂四座新坟上坟。清明节未到，老坟不能上，这些对我是新坟，又是必须要上的。正是惊蛰时节，乍寒乍暖的，昨天下雨，冷得冻手指头，今天雨后出晴，天气转暖，一路上山，热得我一路脱衣服。父亲只怕鬼认出我来，不愿陪我，甚至阻止我，但也知道阻止不了。正好是星期天，我叫上小侄子，他说他知道坟在哪里。可到了坟地，遍地是坟，冬天的枯草乱蓬蓬的，早春的花草又蓬蓬勃勃的，有点考验他毕竟才十一岁的记性。在反复寻找、回忆和比较中，他给我确定了四座坟。我拜过哭过，心里却在犯嘀咕，小侄子有没有认错坟。我只能安慰自己，如果认错了，正好顺了父亲心愿，叫鬼认不出我。

下山已过午饭时间，我们在祠堂门口的小吃摊上随便吃了点小吃。有人认出我，七说八说，小侄子陪着无聊，跟一个撞到的同学走了。我不是荣回故里，并不想抛头露面，敷衍过去，便独自回家。经过上校家门口时，只听院门痛苦地呻吟一声，稀开一半，钻出父亲的头脑。他冲我一个摆头，说：

“进来吧。”

我很诧异他在二十二年后依然能听出我的脚步声，也诧异他怎么在这儿。进去，我发现父亲已经把门廊收拾干净，摆着一对拭去尘灰而显出古旧老色的竹椅子，地面和椅子都用水冲刷过。午后的阳光明亮温暖，正好铺在门廊的水泥地上，照出水洗过的湿印子。椅子空着，是等着人去坐的样子。我和父亲坐下来，没有寒暄，像一切在意料中，沉默是应有的预备和等待。我看父亲掏出烟，点旺，抽着。抽过几口，他没头没脑地说一句：

“村里人都知道。”

“什么？”我问。

“上校的事。”他说，“女人的事。”

在这儿，他不怕鬼，甚至喜欢这儿的鬼。不等我催问，他一径说起来，说话的方式、语气和个别使用妥帖的字句，显然是事先思量斟酌好的。父亲这辈子从没有一下对我说过这么多话，不过也并不多，写下来超不过两页纸。他攒了二十二年的话也就这么多，不愧是个真资格的闷葫芦。

父亲告诉我，公安先给上校母亲判刑，三年有期徒刑，关在杭州女子监狱。上校的刑迟迟没有宣判，他被列入大案要案，县里报市上审，市里又报省上审，判决因而一拖又拖，直到我走后几个月，那年的“五一”劳动节这天，才召开宣判大会，地点在公社礼堂。宣判前一天，广播上一再广播，大特务，大汉奸，大流氓，毒害红卫兵的大凶手，公社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判大会：一长串吓人巴煞的噱头，诱得第二天去看热闹的人把大礼堂挤破，最后闹出严重的踩踏事件，踩伤小孩子好几个。恰恰是我们村，去的人少，大家出于对上校的尊敬，不想去看他洋相。

父亲说：“我也不想去，但想到可能是最后一面，要给他收尸，只好去。”

讲台上坐一排判官，有穿便衣的县革委会领导，有穿制服的公安局长、法官，有红卫兵和群众代表。胡司令——父亲叫他小胡子——坐在最左边，他已提拔到县革委会宣传部当什么股长，这天主要负责喊口号。他带着革命热情和个人感情工作，口号喊得特别响亮起劲，带表演性，有煽动性，把台下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再激发出来，上校人没出来，礼堂里已经山呼海啸的杀声阵阵。上校从后台被押出来后，礼堂一阵安静，像演出开始似的。上校没有五花大绑，小绑也没有，因为有两个持枪的民警押着，即使他能变成鸟飞，两支枪照样可以把他从空中击落。

父亲说：“他瘦成一只猴子，蓬乱的胡子遮住半张脸，我都认不出来。”

那天是大晴天，五月，天已经热了，上校只穿一件衬衫单裤，整个人轻薄得发飘，要不是被公安架着，后来又掀起的喊口号的热浪都可能把他卷走。法官从座位上起身，捧着黑皮夹子，把上校的罪名一项项读出来。当读到他肚皮上有字，证明他曾做过女鬼佬和女汉奸的“床上走狗”——父亲强调这是法官的判词——时，台下有人突然高声喊：

“把他裤子扒下让我们看一看！”

这人正是小瞎子父亲，瞎佬，他什么也看不见，那天却挤在台子最前头，瞪着两只白乌珠，冲着大家高喊，引来一阵回应。与此同时，瞎佬的弟弟领着小瞎子和两个从镇上花钱雇来的二流子上台，要去扒上校裤子。小胡子没有用喇叭阻止，反而高喊口号：毛主席万岁！人民群众万岁！其实是在鼓励群众去扒他裤子，看他耻辱。

父亲骂：“这个畜生！他存心想看上校洋相，专门不制止。”

押人的民警不知该怎么办，回头看一排领导，领导交头接耳，一时没有形成决定。转眼间，瞎佬弟弟已带人冲到上校跟前，要扒他裤子。瘦弱的上校刚才似乎连站都站不住，这下却爆出天大的力量，像手榴弹开了爆，把后面两个公安和前面四个混蛋，一下全炸散，掀的掀翻，踢的踢倒，撞的撞开，任他逃。他逃的路线怪，先在台上转一圈，找出口，最后却不选安全的后台逃，而是从前台跳下去，跳进人堆里。这一跳又是一个炸弹，把一堆人炸开，有人当场被撞伤，痛得哭叫，却被他癫狂的号叫吞没。他喉咙里像安了扩音器，身躯像一匹野马，横冲直撞，吓得所有人纷纷逃开，怕被他撞碎。他一路嗷嗷叫着，冲着，把人群像浪花一样一层层拨开，最后没人了，他竟然不朝大门逃，而是又回头冲进人群，好像要再表演一次。

父亲说：“他就这样疯了。”

八二

公安不要疯子，监狱也不要，带走后，不到一月，派出所通知村里去监狱领人。村支书和老保长带头，领着全村几十号人，浩浩荡荡去了县城，把人领回村里。一路上，上校都在操人骂娘，村民们都在为他伤心抹泪。

父亲说：“他彻底疯了，连我都认不得，见人就要打，要骂。”

以后一直由父亲照顾，村里给父亲记工分，照顾上校就是他的工作。父亲住在他家，吃喝拉撒管完，保姆一样。

管吃喝拉撒容易，只要尽心尽力好了，而父亲有的是这份心力。难的是管住他不发癫，发癫时不打人和不伤害自己。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癫，但所有人知道发癫时他见人要打，见刀要抢，捅自己小腹。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大概就是没有用自己的技术把肚皮上的字涂掉，疯了都惦记着，想涂掉。

父亲说：“其实我看也是涂过的，涂过两处，但没涂掉，也许是太难吧。”

为了不让他伤害自己，父亲像牢里的狱警，每天给他戴手铐。这样过去半年多，一个女人寻到村里，找上校。女人干干净净，说普通话，像城里人。她见到上校就哭，哭得稀里哗啦的，好像是上校的亲妹妹。上校是独根独苗，哪有什么妹妹。她是什么人？

父亲说：“就是照片上的人。”

她拿出随身带的两张照片，证明她是上校在朝鲜当志愿军军医时的战友。她要把上校带走，说是带他去看病。村支书召集十几个老人，在祠堂召开村委扩大会，大家举手表决，最后同意女人带他走。一年多后的一天，女人带着上校回到村里，疯病是好得多，不会见人打骂吵闹，反而变得十分安静，人也是清清爽爽的，见人有时会笑。多数时候是一声不响，很老实的样子，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做就不做，像小孩子一样听话。

父亲说：“他从一个武疯子变成文疯子了。”

女人这次回来，随身带着一张结婚证明书，她要嫁给上校，一辈子照顾他，请求村里给上校出同样一份证明。村里又开会，征求大家意见。哪有反对的道理？都同意。于是便去镇上办手续，拍照片，就是我看到的那张照片。这年冬天，上校母亲刑满释放回家——这也是女人带上校回来的目的，算好时间的，专门等老人家出狱回家。老人家本来身体就差，在监狱里受累吃苦三年，身体差到底，走一步停三秒，吃饭要吐，只能喝粥，怎么看都像一支风中残烛。女人一边照顾一个病得下不了床的老人，一边照顾一个像小孩子一样懵懂无知的大人，比男人辛苦，比任何女人周到。在她的悉心照顾下，两个病人活得体体面面，一点不受罪。

父亲说：“村里人都说，上校妈一辈子拜观音菩萨，真的拜到一个观音菩萨。”

村里人都叫她“小观音”，也把她当观音菩萨待，她也像观音菩萨一样待全村老小。后来我听村里好多人谈起她，都说天底下这样的女人找不出第二个，家里要有这样一个女人死都愿意。

一年多后，上校母亲被一口粥呛死，她以嘹亮悲怆的哭声给老人家送终，哭声像鸽子的哨音一样，泣着血，盘在空中，照亮夜空，把村里所有女人的泪腺激活。后来送葬，她一手死死扶着棺材，一路洒着同样泣血奔泪的恸哭，把村里所有男人的泪腺也激活。所有跟我回忆上校母亲出丧那天情景的人，没有一个不带着迷离的神情，噙着泪，一种无法慰藉的悲伤像岁月一样抹不去。

父亲说：“上校身边有这样的女人，这屋子的风水笃定是好的。”

这也是父亲所以要安排我到这儿来谈话，包括让我来这儿住的缘故，他认定我们家里有鬼，这儿笃定没鬼。这儿只有观音菩萨，两个女人都是观音菩萨，一老一小。

做完婆婆“七七”后，女人把上校屋里的东西分好，能带的带上，不能带的都分给村里需要的人，然后领着上校和两只猫回她老家去了。猫是畜生，不知人间沧桑，只是年迈得走不动了，要用篮子拎着。上校体力还是好的，猫对他的感情也是好的，甚至更好，因为朝夕相处，相濡以沫一样的。

父亲说：“两只猫在他手上拎着，像他人一样老实听话，他们就这样走了。”

村里出动几百人，男女老少，成群结队，送他们到富春江边，船埠头。船在汽笛声中离开码头，女人对着送行的村民长跪不起，抹着泪，上校像孩子随母亲一样，跟着跪下来，那情景把几百人都感动哭了。几百人哭的场面能感动所有人和所有时间，父亲在回忆中依然禁不住滚出泪花。

父亲说：“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他们，我不想把身上晦气传给他们。”

我想去看看上校和这天底最好的女人。父亲给我地址，是女人亲手写在一页作业本的纸上的。我看地址居然在上海青浦朱家角镇，是我返程去上海虹桥机场必须要经过的，更加坚定了我要去见他们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