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座北方省的省会城市，我们就叫它A城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向居民颁发了正式而统一的城市户口本以后，它出现了，不，确切地说是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共乐区。

是的，是产生而非出现，因为它早在成为一个区之前便已存在着了。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又一批从苏联举家逃亡过来的人，先后在那处距市中心十几里远的地方建起了一幢幢异国家园。

他们大抵是“十月革命”的敌人，起码是不被革命信任，划入了另册的人。至于他们到底对革命有过什么危害，或可能有什么危害，则不是任何一个A城人说得清楚的。估计当年他们之间也讳莫如深。

他们却肯定不是富人。若是，他们的家就该在市中心了——A城当年最有特色也最漂亮的一处市中心，便是与他们同命运的逃亡者们建的，由十几条沿江街组成的那处市中心区，至今仍是A城的特色名片。同样是逃亡者，彼们住的却是独栋的或连体的俄式楼宅，美观得如同老俄国时期的贵族府邸。十几条街的道路皆由马蹄般大小的坚硬的岩石钉铺成。那叫“马蹄石”，实际上是由一尺长的条石一凿凿敲凿成钉状，再一排排按照图案砸入地里，那样的街道几乎没有凹陷一说。当年，高辁骏马之车载着彼国逃亡富人中的男男女女经过街道时，马蹄踏石发出的脆响声伴着悦耳的马铃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宛如出行进行曲。他们还建了商店、饭店、旅馆、书店、电影院、医院、教堂。他们虽身为逃亡者，当年在A城过的还是一如既往的贵族生活，说明他们从本国带出的钱财是多么雄厚。

联想力不差的读者，肯定已联想到了近二三十年内携巨款逃到外国去的那些中国贪官及形形色色的经济罪犯们。据说后者们转移到国外的钱财，建几座深圳那么大的新城市也不在话下呢！当年逃亡到A城的老俄国时期的达官显贵与之相比，又简直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呀！而且，老俄国的高官们、将军们，实际上并不怎么干贪污受贿的勾当。他们多是贵族出身，一向比较在乎所谓贵族品性，与清王朝的高官们大有区别。普遍而言，他们的财富是靠世代剥削来的。《死魂灵》中所写的那类事他们也是不齿的，那是乞乞科夫之类小人物勾结中小地主们干的勾当。而乞乞科夫之类，也不过如同在中国搞非法传销的骗子而已。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逃亡到A城，并在后来划分为共乐区的地方重建家园的那些苏联所不信任或心理上惧怕苏维埃政权的人们，十之八九是革命前的一些富农或小地主，包括受亲友政治立场牵连的中农。比如亲戚中有什么人参加了白军，受到通缉或镇压，他们害怕，于是也成了逃亡者。中国的A城，是他们逃亡国外的最容易也最近的目的地。若在冬季，夜间乘一辆爬犁过了黑龙江，逃亡行动便大功告成。

《列宁在十月》电影中有如下片段——列宁的贴身警卫瓦西里的农村穷亲戚给他写了一封信，列宁备感兴趣地让他读给自己听。

如同在中国的情形一样，仍与农民们同村而居的地主，大抵皆是小地主罢了。而富农，也只不过是比贫穷农民们生活好过些的农民——正是他们，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后来叫作“共乐区”的A城那一带地方的最早侨民。

当年，A城的边缘与后来的共乐区之间，有一条沙俄政府投资的铁道穿过。城市那边，房舍业已稀少；城市这边，基本无人烟，蒿草遍地，荒野成片。有数条土路从远方通过来，是农村的马车年复一年轧出来的。十几里是农村与城市的最佳距离。农民希望他们的家园以及土地离城市近一些，进城买卖东西较方便；但又不愿离城市太近，担心自己土地上的劳动成果遭到不良的城里人偷抢。

那些最早的逃亡侨民，在此处烧荒，铲除蒿草，辗平地面，建造异国家园。A城地势东高西低，他们明智地将家园建在高处。当年，只需向管理土地的中国小官吏缴纳很少的钱，他们都是缴纳得起的。他们根据家庭人口的多少、经济状况、是否长期定居，建起了一处处院子或大或小、房间或多或少的家。所建大抵是“板夹泥”式的房子，即在里外两层木板之间，填塞掺沙的泥土。里层钉板条，抹白灰，粉刷上喜欢的颜色。若图省事省钱，外墙便也如此做来。若对美观有较高要求，并且不愿年年对外墙进行维修，那么就再钉上一层装饰板，之后同样刷上喜欢的颜色。随着逃亡者们纷至沓来，俄式家园渐多。他们的房舍普遍涂成乳白、浅黄与深黄三种颜色，铁皮屋顶也一律刷成褐红色。在当年，水泥和砖比木材贵，所以他们的家多以木材建成，砖房不多。窗的两侧都安装了可以开合的窗板，四边也有美观的装饰木框。他们喜欢在院门外植树，在院内种花。总之，虽然基本上仍是农民，却与大多数中国农民不同。生活一旦重新安定了，他们是特别肯在环境上下功夫的。自从成了那地方最早的住户，他们的家园便成了那地方最早的风景。

然而，他们不可以在那地方拥有农业土地。即使当年，亦有严格的中国当地法规限制着。于是，他们饲养马、牛、羊。养马的，同时拥有马车，以供城里那些富有的“自己人”租用。牛奶羊奶也大抵卖给“自己人”，双方都觉得放心。据老辈人讲，不知为什么，羊奶的价格比牛奶的价格还要贵一些。自然，他们也养鸡鸭鹅，狗和猫。他们对狗和猫的爱心，非是一般中国人所能理解的。若狗妈妈猫妈妈生了小狗小猫，便也卖给或送给城里的“自己人”，而那是“自己人”所欢迎的，因为狗妈妈猫妈妈大抵是与他们一起逃亡出来的，某种程度上能医治富有的“自己人”的内心哀伤。他们中的年轻男女更愿进城打工，不消说雇主大抵是“自己人”。既是“自己人”，城里的城外的他们便都挺抱团儿。

由于灾荒之年，也由于战乱，从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拥来了大批流民。他们在城里不可能有安家之地，目光也纷纷锁定了那里。都是身无分文的中国贫穷农民，没钱建起哪怕稍微讲究一点儿的家园。何况他们中许多人并不打算长期扎根，有朝一日还是想回原籍的。于是就地取材，挖土脱坯盖起了一片片泥墙草顶的临时之家。那样的房子，想往大了盖也不行，最大也就三间，居中一间还是厨房。多数只盖一间半，半间是厨房。十之七八不敢盖三间的，在漫长的冬季取暖将是个费钱的大问题。短短几年中，出现了一排排泥草房，像农村似的。最初的街道也形成了，正如农村也有村路。最初的街道没街名，他们并不怎么需要街道有街名。高处的地方几乎全被邻国逃亡者们的家园占据了，中国流民只能将自己寒碜且小的泥草房盖在低凹地。比之于邻国的逃亡者们，他们的生活过得反倒更悲摧。

“九一八”事变后，铁路被日本人控制了。日本人在铁路这边一里多远的地方修建了三处他们的员工宿舍：皆砖瓦平房，不高，窗台离地一米左右，都是一室半的格局。每处占地面积约半个足球场，东西南北四排平房中的一排，驻有他们的铁路武装警备队。每排平房前，有机井、公共储藏库、厕所、浴室。宿舍墙厚半米，用的是修筑稠堡的水泥，极坚固。名为宿舍，实际上未雨绸缪，战时可作据守的要塞。自从那地方出现了他们的宿舍，同一地带的中国居民和邻国逃亡侨民，便都陷入惶恐之境，终日提防遭到危害。

两年后，那地方出现了正规日军的军营，也便有了军官宿舍。军队人数最多时有一个团，通常只不过驻扎着一个营左右。中国居民和邻国逃亡侨民们的日子更加提心吊胆、风声鹤唳了。正规日军居然也没怎么行凶作恶，因为供给充足丰富，吃得好，穿得暖。还有军妓院为他们解决生理需要问题，堂而皇之地挂着牌子，其上用中国字写着——慰情舍。军妓中，有韩国女人、中国女人，也有日本女人。

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那年，忽一夜火车站方向枪声大作。第二天，A城“光复”了。隔夜间，日本的铁路警备队、正规军，都不知战死于何处，被俘在哪里了。总而言之，皆不见了，留下的只是空无一人的营房、宿舍，还有他们骑过的战马、养过的军犬。

一些中国人胆子大，二个一伙五个一帮的，便去鬼子们住的地方一探究竟。有什么究竟可探的呢？他们完蛋了就是完蛋了嘛！却也不枉一探，发现他们的仓库里储有那么多的米、面、军服、军鞋、饼干、罐头、烟酒……那还客气个什么劲儿呢，于是往自家弄。更多的国人见了，争先恐后参与瓜分。有那“老毛子”也想趁机发点浮财，中国人则集体地呵斥他们：“你们有什么资格？一边儿待着去！被光复了的是我们，又不是你们！等你们的苏联红军见着了你们，那才有你们的好果子吃呢！”

他们自知没什么资格，只有一边待着去了。眼睁睁看着好东西被别人抢了个精光，需要很高的涵养才能在一边儿待得斯文。据老辈人讲，他们都表现出了那等涵养。

中国人眼里的好东西是抢光了，却还有些中国人不稀罕的东西呢，如笔、镀金烟盒、唱片、烟嘴、钢精勺之类的小东小西。也不见得是中国人不稀罕，而是掉在什么椅角旮旯没被发现。当逃亡侨民们终于被允许捡点儿什么了，咱们中国人的眼里发现了更好的东西——女人。慰情舍的韩国女人跑了，中国女人也跑了。本就是被迫的，干吗不跑啊！剩下没跑的只有他们日本的女人了，她们没处跑，全躲在一间公共浴室里。据老辈人回忆，有十几个呢。那时，连几匹战马都被中国人牵回家去了。发现了她们的中国人，默默望着她们，都在想如果把她们领回家去，算不算不道德？

有会几句日本话的，就温和地问她们晚上有没有睡觉的地方。

她们中有人壮着胆子回答：没有。

这些年轻轻的女人，完全失去了她们日本男人保护的日本女人，在满城仇日怒火忽一下熊熊燃烧起来的这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她们到了晚上没有睡觉的地方怎么行呢？

当然不行！

那对她们也太不安全了啊！

道德问题一摆平，富有同情心的中国男人便将她们一个个领走了——他们是些娶不起老婆的光棍男人，不久前还是农民。

那一天是他们的幸运日。吃的、穿的、女人，他们在同一天里捡到的都是对他们无比重要的好“东西”。

日本女人被领走时皆情愿。对于她们，那委实是明智的选择。否则，流浪于街头的她们，性命堪忧。谁能担保，受过日本人残害的某些中国人，绝不至于将她们当成复仇对象呢？

就说那些日本人的军犬吧，一旦成了丧家犬，再凶也没用，被当街围住活活打死的不少。侥幸逃脱的，几乎悉数被邻国的逃亡侨民牵回家去了。狗通人性，还在于它们也识时务。它们被牵走时，像日本女人们一样情愿。狼狗是何等聪明的狗！它们似乎都明白，如果不乖乖地跟着面相善良的人走，下场必定很惨。世上宁肯被饿死甚至活活打死也只认一个主人绝不跟其他人走的狗是少数，那已不是狗，而是“犬圣”了。

更有我们那敢想敢干的可敬可爱的同胞，全家总动员，索性搬入曾经的日本铁路员工营房或军官宿舍去住了。他们想，忍气吞声了那么多年，小日本终于被赶跑了，沾沾“光复”的光，有什么不可以呢？不住不知道，一住吓一跳——哇呀，半米厚的墙！这从窗台的宽度就看得出来。到了冬天，只要烧把火，屋里那该多暖和呢？某些光棍，虽然“捡到”了日本女人，却仍无家可归，干脆也与日本女人双双住回去了。这两类我们的同胞，一经告别了泥草房，住入砖瓦房后，便都乐不思蜀，不再怀念故乡，一心想要扎根于斯了。

好梦总是短的。

在好梦里实现的只不过是愿望，没甚好情节可言。

不久，一支苏联红军队伍光临那里，尽管他们表示了真挚且殷勤的欢迎，还是被不客气地驱赶走了。走得自是老大不高兴，但随行的中国翻译奉劝他们要识大体，懂常识——军队怎么能与身份不明的闲杂人等同檐而居呢？他们都是没有正式工作的人，等同闲杂之人。

他们也就只有从哪儿来的再回到哪儿去了。

苏联红军很快就与居住当地的本国逃亡者家庭发生了关系，大出中国人意料的是发生了亲密关系。中国人的想法是——彼们是红军，是革命的队伍，而对方则不是地主便是富农，是革命的对象。有的在本国时还可能是他们的敌人，是他们要实行专政的人，否则，干吗背井离乡逃到中国来呢？那么，他们即使不在中国继续与对方开展阶级斗争，也断不该高高兴兴地去往对方家里成为不请自到的座上客呀！一到傍晚，彼们的士兵便经常一帮一伙成群结队地去往本国的逃亡者家里，还专往那些房子体面、花园颇大的人家去。在对方家里吃喝，在院子里燃簧火、拉手风琴跳舞，每每热闹到后半夜。如果路上出现了摩托车、吉普车，证明军官也前往了。

中国人的眼无法看到的实际情况又往往是，军官如若驾到，不但必能享受好吃好喝好待遇，也往往留宿不归。有在上午割柴草的中国人，看见过他们的军官与主人家的妇女站在门前台阶上拥抱亲吻依依不舍的情形，于是在中国人之间传为笑谈。也有相反的情形，他们的军营派出车辆，挨家挨户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逃亡者家庭的妇女载回，在军营里吃着喝着唱着跳着，寻欢作乐。

困惑至极的中国人议论：“他们的红军怎么一点儿革命立场都没有啊？”

于是，便有同胞解惑：“这不是在咱们中国嘛！凡事，国内国外总是有别的，到哪时说哪时。眼下人家是老乡见老乡的关系，换了是我，也愿意像他们那样，干吗不那样呢？”

据说他们的军官，并不可以动辄越过铁路，擅自出现在市中心。他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铁路这边。军纪就是军纪，在此点上他们都挺自律。

来年春天，那一支苏联红军队伍开拔了。许多他们国家的逃亡者家庭的人去往驻地相送，男女老少皆有，有的分明举家出动了。当年轻的中年的妇女哭哭啼啼地与官兵们拥抱、亲吻、含情脉脉地惜别时，看热闹的中国妇女都转过了身，她们觉得众目睽睽之下太不成体统了。

紧接着来了不少抗联的同志。他们的服装极不统一，有穿苏军军装的，有穿日军军装的，有穿长衫的，有穿西服的。虽然天已转暖了，仍有穿皮袄棉鞋的。他们全面接管了那些营房，一部分住，一部分办公；还有一部分，在他们的指导之下被改造成了医院，于是有抗联的或正规部队的伤员入住。他们普查人口，组织民工，维护治安，打击罪犯，逮捕特务，访贫问苦。

民工或老百姓问他们：等他们也走了以后，自己人可不可以占据一间营房？住进一间那样的房子，才算有了一个像样的家啊！

他们肯定地回答：不可以。那些营房宿舍将会充公，至于新政权怎么进行分配，连他们也不晓得。

这让听的人很沮丧。他们安慰道：也别不开心嘛！革命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穷苦老百姓家家都住上好房子，孩子们都能上得起学，青年们都能结得起婚，养家的人都能有份稳定的工作吗？只要人人拥护革命，那么一天迟早会到来的！

他们的话又使听者们眉开眼笑了！

共乐区成了A市一个新区以后的十年里，发生了极大变化。若以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速度而言，当年的速度是不足论道的，也可以说是缓慢的，但在当年，本区的老百姓都觉得变化太大了。起初共乐区的面貌根本就无任何城市特征，往最好里说也只类似于三四线城市的城乡接合部。当年人们的评判标准直截了当——怎么看都不再像农村了，当然便是城市的一部分啰！

A市已有机场了。一条几乎笔直的柏油马路从机场通往市内，将共乐区一分为二。铁路这边，马路两侧，不仅植了树，且建起了六七幢五层的楼房。当年的居民楼外墙是不贴装饰面的，砖的本色便是楼的颜色。即便如此，住在里边的人家也极令普通百姓羡慕。那些楼的存在，挡住了共乐区脏乱差的土坯房群落。由狭窄的土路形成的小街终于无一例外地有了街名，都是很阳光的街名，如光仁街、光义街、光礼街之类。住在那些小街的人家，从此也终于有了门牌号。每条小街的两端都竖起了圆木电线杆，三米高处有灯泡悬于其上。每条街上也都有一处公厕了，有的在街头，有的在街尾。土路被翻起过，拌入砂石，再靠人拉着石辗轧平。雨季虽还泥泞，毕竟比以前强多了。如果不是政府行为，那么一种改变是难以实现的。

后来，在共乐区的属地，有了两座工厂——拖拉机制造厂和亚麻布厂，它们在全市小有名气。此外，还有一处酱油厂，同时生产味精，因名字起得好——“松花江酱油”，虽是二百余人的小厂，反而更有名，全市男女老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除了家住共乐区的人，别人十之八九不知该厂在何处。

共乐区内还有了两所中学，五所小学，一所医生护士加起来二十人左右的医院，以及一处日营业额最高时达到过九百多元，差一点儿就破千元的较大商店，那商店面积近四百平方米呢！

当然，也有了十几处粮店。粮店是从前城市最根本的标志。

如果一个中国人每月吃的不是国家在购粮本限定了数量的商品粮，那么，无论他在城市居住了多久，也还是不能被视为一个城市人。

共乐区——这个主要由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农民构成的城市新区，若说新，其实不过就是在旧貌基础上这里那里换了几成新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