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字片的小街，十之八九是没有院子的小街。一户人家挨着一户人家，家家户户的门窗都直接开向沙土街道，开向对面的人家。初来乍到之时都穷得叮当响，拖儿带女仅挑一副担子流落至此，哪敢妄想建一处有院子的家啊！并且，如前所述，那时都还心系着老家呀，没打算长住下去嘛。既没打算长住下去，可不好歹盖成一两间土坯房，全家凑合着有个容身之处就行了呗！所以家家户户挨得紧，大多数人家是为了省事，可少砌一面墙，共有的那面墙也不会是冷墙了，对两家都有益的。小街窄，窗对窗，门对门，在当年图的是安全。任何一家发生了不好的事，开窗或开门一喊，几乎一条小街的人都能听到。

在此种居住情况之下形成的左邻右舍的关系，是以前他们在农村时没有过的新型关系。好处是，“拆了墙就是一家人”这句形容亲近程度的话，提醒着家家户户和谐是多么重要。不好之处是，如果两户人家闹成了誓不两立、水火难容的恶劣关系，那么可就都别想有顺心的日子了！甭说那么一种关系的两户人家了，就是住在同一条街的任何两户人家，也不愿甚至不敢使彼此的关系糟糕到那么一种地步。“低头不见抬头见”，用以形容小街上人与人包括孩子与孩子的生活常态，特别贴切。还有种不好之处是，家家户户都难有隐私可言。谁家剃菜劈柴砸煤块，无论冬夏，起码左邻右舍是听得清楚的。若在开窗图风凉的季节，街对面人家的大人孩子在干什么，彼此一目了然。若谁家来了陌生人，想让别人家在一整天内根本不知道也是不可能的。

与一九四九年前后相比，小街虽已有了街名，每户人家有了门牌号，但所有的人家，都变得越发不像家了。从前的草房顶看上去还较为顺眼的草，二十几年间早已不知被无数次大风刮到何方去了，草房顶变成了油毡的房顶。油毡房顶换一次得花不少钱，没有哪家花得起。这里那里破了，雨天屋里漏雨了，只得用不知从哪儿捡的油毡片儿盖住。怕被风刮跑，用各种各样的石头压着，许多人家的房顶看上去像留在那儿的象棋残局。

家家户户的门窗都不正了，有些人家的门窗歪斜得厉害，开关都费事。男人们一次次用菜刀斧头砍削门框窗框，多次后，门框窗框就不成样子了。

若谁家的女人到别人家串门，见别人家的门框窗框接近完好，都会忍不住羡慕地说：“我家门窗要是也这样，我这辈子对家也就再没什么其他奢望了。门窗这样，才多少像个家的意思啊！”

所有的土坯房也都变矮了。这是因为当初修路时，将路面垫高了。路面高了，雨水自然会从街上流进屋里。为防止自己家被雨水淹了，家家户户不得不在门前“筑坝”。当然，说筑坝是夸张，其实是用泥土掺煤灰堆成弧形的坎——从小街的这一端向那一端望去，仿佛每一户人家门前都修筑了射击掩体。

街头街尾的公厕也都摇摇欲坠了。有的公厕已不存在，由街道干部指挥居民填平了。踏板腐朽，上厕所成了冒险之事，怕孩子们掉下去溺死。填平是填平了，但是从开春起，臭味儿便从地下散发上来，人们无不掩鼻而过。街道干部们又煞费苦心，弄来半高不高的树栽在那儿。不久树死了，都是从农村来的人，谁都知道是被过足的肥力烧死了。这点儿属于农民的常识他们是有的，却谁都不道破，怕街道干部指责自己是“事后诸葛亮”。

每一根电线杆子还立在原地，但早已没了灯泡。灯泡总丢，证明那几条街上贪小便宜者大有人在。有的电线杆子也倾斜了，人们经常怀想曾有街灯的美好日子。

周秉昆的家住在街头，是那条小街的第一户。他家由里外两间构成，两间屋同样面积，都是二十几平方米的方正的房间。周秉昆的父亲周志刚是孝子，当年考虑到了，自己作为单传独苗，一旦在城市立稳了脚跟，应将父母从山东老家接出来，以尽床头之孝。他当年一咬牙借了民间的高利贷，非要使自己的家有两个房间不可。他在做儿子和做父亲两方面都极要强，并且还较幸运。两位老人从山东来到这个家后，秉昆的奶奶交给他一副镯子，说是祖上传下的，值些钱。那年秉昆的哥哥秉义刚出生，周志刚请识货的人过过眼。识货的人断定是好东西，愿意将他介绍给一位喜爱中国玉器的富有的俄国人，条件是成交了给点儿提成。当时东北己“光复”了，放高利贷的人因为有不少恶行被新政府镇压了，高利贷不必还，也没法还，满洲币作废了。所以，那副镯子保留下来了。待周秉昆出生时，新中国成立了，他不但有了哥哥，还有了姐姐。姐姐大他三岁，哥哥大他姐三岁。

在六十年代初的饥饿时期，秉昆的爷爷奶奶因为没有城市口粮，不得不回山东老家去了，不久先后死在老家。

那时，周秉昆的父亲已是建筑工人，身在大西北。

虽然，住两间打了地基的土坯房的周家很被人羡慕，却有不那么开心的方面。政府建公厕时，地点离周家最近，也就十来米的距离。秉昆的母亲当然强烈反对，但经不住一位善于做思想工作的街道干部的说服。实际上，因为小街太窄，公厕除了建在周家门窗的斜对面，也没另外的地方可选。建公厕是有益整条街的事，如不许建，会将整条街的人都得罪了，所以成了不同意也得同意的事。为了对周家的体谅予以补偿，街道干部允许周家在门前围上十几米地面做小院子。这么一来，周家又成了那条街唯一有小院子的人家。

以后的两年，不论多热的夏季，周家的门窗轻易是不敞开的。

周秉昆的父亲从大西北回来探家那年，见已是那种情况，倒也没多么的不高兴。

这位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自我安慰地对妻子和儿女们说：“看来政府办事还是公平的，你们不是都喜欢养些花花草草吗？没有那公厕，咱家哪来这院子？再者，离公厕近有近的好处，上厕所还方便呢！”

在探家的日子里，他在两间屋的后墙上各开出了一扇窗。屋子不但更亮堂了，夏季也凉快了。

周家小院子的花草，遂成那条小街唯一的景点。

一九七二年，周家只剩周秉昆和他母亲两口人了。

周秉昆的哥哥周秉义“文革”前是市一中的高三学生，他本是要考大学的，父母也支持。“文革”一起来，他的大学梦成泡影了。“上山下乡”前，他是“逍遥派”，除了躲在家中偷阅禁书，就是与自己的同班同学郝冬梅恋爱。郝冬梅的父亲曾是副省长，“文革”初就被打倒了。“黑五类”子女是哪一派红卫兵组织都排斥的，她自己也不愿死乞白赖地加入，便也只能是“逍遥派”。“逍遥派”是造反派们对自行边缘化的一类人的嘲讽之谓，其实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工作，他们的心理状态并不“逍遥”。比之于狂热的造反派，反而多了份闲愁。造反毕竟是一桩可以让青年人暂时忘忧的似乎特有意义的事，连这样的事也不积极，当然就得自己解决烦恼问题啰！

周秉义与郝冬梅这对恋人，抵抗烦恼与闲愁的办法，只有读禁书和恋爱，那简直也可以说是他俩的绝招、法宝。除了毛泽东和鲁迅的书，其他书籍在中国似乎已不存在了，但也就是似乎而已。任何时代都有些不怎么怕事的人，周秉义和郝冬梅便总是能搞到以前不曾读过的书来读。有时还在周家拉上窗帘一个读，一个听；还讨论，甚至争论。秉昆和姐姐周蓉以及周蓉的男友蔡晓光，是他俩地下读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他俩便破釜沉舟地报了名，第一批离开了城市。遗憾的是，郝冬梅由于父亲的问题去不了兵团，只得去农场，好在她去的农场离周秉义分到的兵团不远。对于大儿子的走以及与“走资派”女儿的恋爱，周母持顺其自然的达观态度。周秉义成为兵团知青的第二年，调到师部宣传股当上了宣传干事。

周秉昆的姐姐周蓉曾是三中高一学生。三中和一中都是A市的重点中学，周蓉与周秉义都曾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且都有文艺细胞。周秉义拉得一手好二胡，是校园诗人，“文革”前已有几首诗发表了。周蓉嗓子好，是大美人儿，以学生演唱者的身份参加过A市举办的音乐会。她的追求者蔡晓光是A市一所著名技校的造反派头头，其父是省军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省革委会成立后，他服从上级安排，脱下军装，在省商业厅当了一把手。不过周蓉与蔡晓光的关系不像哥哥与郝冬梅的关系那么明确，似乎是蔡晓光剃头挑子一头热。周蓉甚至不承认他俩是恋爱关系，多次对家人强调仅仅是朋友，而且是一般的朋友关系。

周母却希望女儿与蔡晓光是明确的对象关系，在当年那意味着是未婚夫妻。未婚而夫妻关系成立，根本不受法律保护，当年却是民间“道德法庭”最喜欢保护的关系。那种保护的义务感和热忱，往往高于对街道卫生的保护。

周母不止一次对女儿苦口婆心地说：“蓉啊，如果连小蔡这样的对象你都三心二意，那你究竟想找什么样的呢？他除了个子比你稍矮点儿，依妈的眼光看，别的方面全都配得上你。人家那种家庭的青年，不嫌咱家门槛低，妈觉得单凭这一点，就是人家孩子难能可贵之处……”

周蓉总是笑盈盈地应付道：“妈，我的个人问题，你就别瞎操心啦。非要操心，那就先操我哥的心行不？”

周母则说：“你哥与冬梅，人家两个好成一个人似的，已经是板上钉钉的关系了，钉透了还又砸了个弯的关系，妈有什么可操心的？你的事不让妈操心不行，妈是怕你错失了良缘！”

周蓉听烦了，就会反驳道：“妈，第一点，你一定要明白，我与他蔡晓光根本不是什么对象关系！我已经在家里声明过多少次了，我和他只不过是朋友关系！而且是一般的朋友关系！第二点，我就不明白了，咱家的门槛怎么就低了？我爸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

周母也会光火起来，指着门说：“你看你看，咱家的门槛高吗？”

周蓉看一眼门那儿，忍俊不禁。

她就哄母亲，搂着母亲半撒娇半认真地说：“妈，我没嫌小蔡的个子比我矮，我承认他对我特好，人也不错。可全市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未婚青年，不能说什么错失不错失良缘的。妈，我不急着像我哥似的将个人问题定下来，真的不急，所以求你别再絮叨，多给我点儿考虑的时间啊！”

女儿一撒娇，当妈的没咒念了。别看周蓉一向文文静静，其实是有拗脾气的，当妈的也有几分怕自己絮叨得女儿犯了脾气。母女俩如上内容的谈话从无结果。

蔡晓光经常来周家，与周蓉、郝冬梅一起听周秉义读《战争与和平》《德伯家的苔丝》《红与黑》等名著。他虽是技校造反派头头，却并不每每摆出唯我独革的嘴脸，起码在周蓉和周家人面前从没那样过。相反，他表现得特别有礼貌，有教养，文质彬彬。周秉义与冬梅讨论时，他也不见外地坦率发表看法，而他的看法、观点，连周秉义与冬梅也常常一致赞同。

比如，他认为《战争与和平》，其实更应理解为一部反映战争与人的关系的文学著作。它不仅描写到了沙皇、拿破仑这样的君主和库图佐夫等两国元帅、将领，还描写到了安德烈、皮埃尔等俄国贵族，并为战争大背景之下的俄国贵族女性刻画出了难得的群像。更主要的是，他还用如椽大笔描写了双方军队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特别是被占领国俄国的市民农民甚至农奴的命运和心理感受——它是托尔斯泰笔下人物最多的小说，几乎描写到了战争背景之下的俄国各阶层人物。如果没有这样一部史诗性的小说，托尔斯泰当不起“俄国的一面镜子”，估计列宁也不会以那样的比喻评价他。

那一日，蔡晓光说罢他的看法后，周家的三个儿女一时都低着头默不作声。在哥哥姐姐和郝冬梅面前，周秉昆自愧没读过几部外国小说，也就没什么个人观点可言，只有默不作声的份儿。但他极喜欢听哥哥们的讨论，觉得比听年长于自己的人聊闲天有意思多了。他是幸运的，也明白自己是幸运的，所以将那种幸运的时光当成幸福的时光来享受。

周秉义沉默片刻，用小指挠挠腮，抬头看着郝冬梅问：“你认为呢？”

郝冬梅想了想说：“晓光的看法不无道理。在俄语中，‘和平’一词的词根不是‘社会’吗？那么《战争与和平》也可以理解为战争与社会、战争与人。”

蔡晓光又说：“我还认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受《战争与和平》的影响很大，也可以理解为反映革命与人的小说。它的主人公不是彻底的革命者，而是被裹挟到革命洪流中的。特别是他后来写出了《一个人的遭遇》，可以看成是他对革命与人这一主题意犹未尽的补白式的创作。”

周秉义听完他的第二番话，没再低下头去，而是继续微眯双眼注视着他，直接问道：“你对葛利高里这个人物究竟怎么看？”

他立刻回答：“一个身不由己而又不甘于身不由己的人物。”

低头沉思的郝冬梅一下子抬起头来，她先看一眼蔡晓光，见他起身离开屋子，到外边去了，便将目光望向秉义，微微摇头。

秉义说：“好，不问他什么了。但我承认，他今天令我刮目相看了。”

周蓉说：“他也挺喜欢看书的，这倒是一个事实。”

原来蔡晓光听到了卖冰棍的老妪的叫卖声，出去买回了十几支冰棍，还都是奶油的。

周蓉接过冰棍后，吩咐弟弟也给在小院里的母亲送一支——每当孩子们在屋里读书、交谈，周母便找点儿活到小院里去做，就像早年间做地下工作者的儿女和同志们秘密开会，当娘的在院门口放风。周母知道自家的儿女在和别人家的儿女读禁书，却从不反对。如果说有些书是对青年人有害的，这她信。但将全中国的书几乎都禁了，烧了，都说成是“封资修”的，她就不信了，因为连她这位文盲母亲的常识也违背了。何况，自己的儿子女儿自己了解，那是绝不会把坏书当好书读，还与别人家的好儿女一块儿讨论的。既上不成学了，也没工作可找，再不许他们读书，还不将些好孩子闲出病来呀？当妈的总不能跟着社会走，把自己的儿女逼到整天造反的道上去吧？

所以她从不反对。

蔡晓光说，他进院时已给周母一支了。

秉义接过冰棍后对周蓉说：“别让晓光走啊，留下一块儿吃饭。”

周蓉说：“你要想留他吃饭，那就自己对他说，干吗下指示似的让我留住他？至于他留不留下，那是由你和他的关系决定的，与我何干？”

她说罢，吮着冰棍也到小院里去了。

秉义皱皱眉，批评道：“阴阳怪气。”

他只得看着蔡晓光说：“听我的，留下吃饭。”

蔡晓光笑着点头。

周母拿着冰棍进屋了，也说：“这个小蓉，有时候就是阴阳怪气的，晓光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啊！”

蔡晓光说：“大娘，我怎么会呢？”

周母又对秉义说：“你是当哥的，该训她的时候，那就得替爸妈板起脸来训她，只是背后表示不满不行。”

秉义说：“我才不，她会记我仇的。”

周蓉在外边听到了，大声说：“哥，这点儿明智可要永远保持啊！”

周母只得自己朝外边训了一句：“小蓉你有点儿样啊！别忘了你是当姐的，也是大姑娘了，给你弟做的什么榜样？就不怕你冬梅姐笑话你吗？”

郝冬梅赶紧大声说：“我不笑话她。大娘啊，她是成心调节气氛呢！”——她主要是说给周蓉听的。

周母更加认真了，也大声说：“冬梅你用不着替她分辩！屋里气氛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儿的，需要她那么阴阳怪气地来调节？”

周秉昆冷不丁说了一句：“十个美人儿，九个是性格古怪的！”

他的话音刚落，周蓉冲入屋里，嚷嚷道：“你个没大没小的昆子，看我今天不把你的舌头系成死扣！”她边嚷嚷，边举手朝弟弟打去。

周秉昆慌得将冰棍也掉了，从他妈背后躲到冬梅背后又躲到蔡晓光背后。

除了姐弟俩，大家都乐了。

吃晚饭时，不知谁引的话题，这些青年又谈论起了《叶尔绍夫兄弟》，秉昆实在按捺不住表达看法参与讨论的冲动，幽幽地说：“老三谢尔盖是值得同情的！”

一语方出，哥哥姐姐们一齐将目光注视在他脸上，像听到哑巴说话了似的，每个人的表情都是那么的惊讶。

那时周母串门去了，也不是寻常的串门，街上有户人家婆媳吵架了，她去劝劝。她是街道组长，那类事能带给她别人无法体会到的愉快，就像用指甲花汁染指甲能带给少女们愉快一样。

秉昆既已开口，索性竹筒倒豆子，将久闷在内心的观点一股脑儿倾吐出来。有次郝冬梅在他家读《叶尔绍夫兄弟》，他躺在床上装睡，听到了几段。

他像要与谁争吵，脸红脖子粗地又说：“没有哪一个士兵是甘愿当俘虏的！他受伤了，失去了战斗能力，因而成了俘虏，这能怪他吗？能算是种罪过吗？哥哥嫂子们都不理他了，连与他相爱的姑娘也对他无比冷漠，这对他公平吗？”

郝冬梅将另外三人环视了一番，垂下目光若有所思地说：“从今往后，我对小弟也将刮目相看了。”

周蓉拍了弟弟后脑勺一下：“以后不许偷听啊！要听我们也不限制你，但那就要像今天一样，规规矩矩地坐在一旁听。”

她那一拍，又拍出了弟弟一句话：“斯大林的儿子还成了俘虏呢！”

哥哥姐姐们的表情全都更加惊讶了。

周蓉严肃地问：“老实交代，听什么人说的？”

秉昆犹豫。

周蓉用筷子打了他的头一下，“别装哑巴，说！”

秉昆小声说：“那天妈让我替你送送晓光哥，他路上跟我说的。”

周秉义与郝冬梅对视一眼，都暗松了一口气。

蔡晓光平静地说：“是我跟他说的，但我说的并不是谣言啊！”

周蓉打断道：“别解释了。希望你能记住，我弟弟头脑简单，爱认死理，以后别什么话都跟他说。”

秉义忽然微笑了，对周蓉说：“你也不必把气氛搞得这么严肃，多大点儿事嘛！”

他起身走到弟弟背后，搂着弟弟说：“哥哥姐姐们读了些什么书，谈了些什么看法，别对外人讲啊！”

秉昆说：“我明白。”

郝冬梅对周蓉说：“我认为小弟的头脑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蔡晓光紧接着说：“我也这么认为。”

大家就都笑了。

秉昆却快哭了，他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

哥哥下乡不久后的一天中午，一位街道干部来到周家，当时秉昆和母亲、姐姐刚吃完饭，还没收拾桌子。

姐弟俩都礼貌地起身让座，亲近地称对方“婶儿”。周母与那位“婶儿”稔熟，关系处得很好。

婶儿坐下后，看着周蓉和秉昆说：“当着她姐弟俩，我话到嘴边还不好讲了呢！”

周蓉是冰雪聪明的人儿，婶儿一进门，她便猜到了婶儿光临的目的。不待母亲开口，她已微笑着问：“婶儿是来动员我姐弟俩也下乡的吧？”

婶儿两手一拍，夸道：“哎呀你个周蓉，料事如神啊！”

秉昆抢话道：“可我哥不是下乡了吗？”

周母说：“既然事关你俩，那你俩就坐旁边，听你们婶儿怎么说。”

婶儿说：“我要说的事它是这样的，上级政策很明确，也不是咱们省市一级，而是北京那边中央一级那种上级的规定——多子女家庭，只能有一个留城的，其他属于‘上山下乡’对象的子女，早晚都得走‘上山下乡’这条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所以呢，早走比晚走好，早走不是就早革命了吗？……”

不待她说完，周蓉爽快且无所谓地说：“婶儿，打住。你已经说得够明白了，我现在就当你的面表态，我和我弟俩，我走。”

秉昆也大声说：“我姐留城，我走！”

周母心烦意乱地说：“你俩争什么争啊？我还没表态呢，我这个妈是什么态度就一点儿不重要了吗？”

“是呀是呀，你俩先别争。这么重大的事，搁谁家都是当妈的意见很重要！你俩究竟谁走、谁留城，娘儿仨好好商量商量，过几天给我个准话儿。我呢，还得到前趟街去继续动员，就不多待了。”婶儿是很识相的人，见机行事地边说边站了起来。

周蓉紧跟了一句：“我走啊，就算定下了。”

“行，行，你说定下了那就定下了吧。唉，谁愿意做这种背后挨骂的工作啊！”婶儿说此话时，一只脚已在门外。

母亲流泪了，看看女儿，看看小儿子，却说：“她也确实是没法子。”

周蓉瞪着弟弟说：“你是老疙瘩，我是当姐的，必须我走。”

秉昆赌气说：“你是女的，我是男的。女的留在妈身边，我男的走！反正妈对我这个老疙瘩也不怎么重视。”

“我哪点上不重视你了？”母亲搂抱住小儿子哭了。

周蓉笑道：“妈，我认为你表态了啊！”

秉昆恼道：“我要天天看住你，让你想走也走不成！”

母亲虽然一句明确表态的话也没说，但下午便已配合女儿拆洗起被褥来，还给了女儿二十元钱，意思是让她买些自己需要的东西。

晚上，睡在外间屋的老疙瘩听到睡在里间屋的母亲和姐姐说悄悄话。

母亲说：“妈当然也舍不得你走。可是呢，你弟他哪方面都不如你和你哥，他从小就缺心眼儿，也不懂人情世故，一根筋，他走妈不放心啊！”

姐说：“妈，我走我没不好的情绪。全国统一的政策，别人家也都是只留一个，咱家有什么资格例外呢？何况我自己也想走，二十多岁的一个大姑娘，整天在家里晃进晃出的，早晚会被笑话。趁现在还没人笑话，何不主动点儿一走了之呢？至于我弟，有的男孩子就是立事晚。他立事晚是有原因的，别说在妈面前了，就是在我和我哥眼里，也总是把他当成个长不大的孩子。凡大小事，家里从没人征求他的意见，就是他发表了几句看法，咱们也从不认真对待，渐渐的他可不就那样了呗。”

老疙瘩本想大吼一句——“我哪样了？”却没喊成。哥已经走了，姐即将走了，郝冬梅和蔡晓光肯定也不会到家里来了，他有些惶惶不安，害怕自己不适应以后的孤独。

姐又说：“妈你放心，小昆毕竟是个好孩子，就是不太聪明而已。哪天忽然立事了，兴许还能聪明起来的。”

老疙瘩的自尊心又受到了严重伤害，不知不觉流泪了。

母亲说：“蓉啊，妈希望你别去兵团了，在城市周边的哪个农村就近插队得啦。兵团挣工资这一点虽好，可离家远啊，而且两年一次探亲假，有军队那种纪律约束着，不是谁想回家就能回家的。就近插队，你随时可以回家，也省得妈牵挂了。”

姐说：“行，我听妈的。”

母亲说：“你这一走，你和晓光的关系不就吹了？”

姐说：“不一定，从长计议吧。”

母亲叹道：“姑娘家，好年华就那么几年，你不懂？”

在里间屋，母亲也流泪了。周蓉轻轻握住母亲的手，用细小的声音说：“妈，你别操那么多心了，好人生比好年华更重要。”

自那日后，周蓉白天基本不着家了，开始向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老师同学们告别。她一向人缘好，特念旧情，与她成为“死党”的同学多，教过或没教过她的老师全都欣赏她，喜欢她。母亲和弟弟明白这一点，也就不疑不问，随她早出晚归。

一日她回来得早，带回了两张票，说是省市歌舞团为纪念什么“最高指示”发表几周年联合演出的票，一般人搞不到的，让弟弟第二天上午陪母亲去看。

母亲说没心情去看，秉昆却很想去看。姐弟俩你一句我一句地劝，母亲便同意去看了。

第二天下午母亲与秉昆回到家里，周蓉没在家。这本身并不奇怪。当母亲发现属于女儿的一切东西都不见了，而弟弟发现了姐姐插在镜框缝隙的信封时，母子二人都意识到情况太不正常了。

在母亲惴惴不安的催促之下，秉昆赶紧从信封里抽出仅一页纸的留信读给母亲听。

周蓉信上的字不多，就几行，却写得很美观，一如她向来的字体那么秀丽，证明她写时心情一点儿也不乱，是极平静的。她首先请母亲和弟弟原谅她不告而别了，接着声明她当然是下乡去了，并且是听从母亲的话插队去了。只不过不是在A市的近郊，而是到很远很远的外省插队去了，有蔡晓光送她上火车，所以会走得很顺。至于自己为什么非要到外省的农村去插队，其中自有原因，希望无论母亲还是弟弟，都不必去询问街道干部们。问也白问，他们并不清楚，但晓光清楚，三天后他会到家里来替她向母亲和弟弟解释的。最后一行字是写给弟弟的，要求他多替哥哥姐姐尽孝心，照顾好母亲。

“完了？”

“完了。”

“就这么一页纸？”

“一页纸还没写满。”

秉昆回答母亲的话时，心中多少有点儿对姐姐进行了种报复的快感，谁叫她对他这个弟弟的评价那么差呢！“不聪明而已！”——还“而已”——她当姐的有什么资格那么评价他这个弟弟呢？就你这个姐姐聪明是吧？可你这个聪明的大美人儿做的这又是什么事呢？见母亲张大嘴呆住了，他双手捏着信纸的上角让母亲看，并说：“我没骗你吧？”

“她……她怎么还敢写着是听从我的话？！”

母亲将信纸一把抢过去，结果信纸的两个上角留在了小儿子秉昆指间。他四指一分，两小片纸像白蝴蝶翅膀似的打着旋飘落地上。

“捡起来！”母亲命令式地喊道，迁怒于他。

“有必要吗？”他才不愿代姐姐成为受气包呢，仍想将母亲的怒火引到姐姐身上，指着信说：“这行，你看着妈，我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你听。‘并且、是、听、从、母、亲、的、话’，一共九个字，我可没多念一个字，也没少念一个字！”

“她这是要活活把妈气死呀！”

母亲情绪失控了，放声大哭。

秉昆这才慌了，终于觉得大事不妙，“妈你小声点儿，让外人听到了多不好，还以为是我在惹你生气呢！”

椅子一斜，母亲连人带椅子倒在地上了。她坐在地上，直直地伸着双腿，响亮的哭声收敛成了竭力抑制的呜咽。

无论母亲还是秉昆，都没去向街道干部询问什么。

母亲跟自己较劲儿地对秉昆说：“我才不去问，也不许你去问！她既然说三天后蔡晓光会来替她讲明白原因，那咱们就等！”

夜里，秉昆听到母亲在里间屋不断地唉声叹气。

早上母亲双眼红肿。

第三天早上，母亲的腮明显地塌下去了，梳头时满地落发。

秉昆不禁心疼地问：“妈，要不我今天就将晓光哥找来？”

母亲冷冷地说：“不许。过了三天他不来，那也别去找。妈想开了，儿女大了不由娘，全当我根本没有你姐这么个女儿好了。”

她的话听来特别的寒心，证明她半点儿都没想开。

秉昆没听他妈的，背着她自作主张地去找蔡晓光。蔡晓光已不在学校革委会，分配到拖拉机制造厂了。秉昆转而找到厂里，几经周折才见到了蔡晓光。蔡晓光听了秉昆的话，不敢拖延，请了半天假，跟秉昆一块儿匆匆而去。路上，秉昆问晓光，自己的姐姐究竟为什么要到外省的农村去插队。晓光说：“到了你家，讲给你母亲听了，你不是也就一切都明白了？不是几句话讲得清楚的，所以你路上就别多问了。”

拖拉机制造厂在共乐区内，离光字片不远。二人走得快，十几分钟后就到了周家。

当着晓光的面，周母不愿让小儿子下不来台，一句训责的话没说，强打起精神给晓光倒了杯热水。

三人刚一坐定，她便迫不及待地问：“周蓉究竟到哪个省去了？”

晓光小声说：“贵州。”

“贵州？”周母的身子摇晃了一下。

秉昆立刻起身站到母亲旁边，以防万一。

母亲尽量以平静如常的口吻问：“为什么？”

蔡晓光也尽量以平静的口吻回答：“她爱的人在那里。”

“她爱的人？……你俩不是在恋爱来着吗？”

母亲的双眼瞪大了。母亲年轻时也是好看的女人，就是眼睛小了点儿。秉昆从没见到过母亲的眼睛瞪得那么大。

蔡晓光摇头苦笑说：“我当然是很爱她的，但她只不过拿我当朋友，当她最信赖的朋友。”

母亲张张嘴，就那么张着嘴呆住了。

按蔡晓光的说法，周蓉初二时开始与北京一位诗人通信。通了一年信后，对方才在信中告诉她，自己曾是“右派”，但已摘帽了，还允许继续发表诗歌，所以她才能从报刊上发现他的一些化名诗。他表示要与她中断通信关系，但对于她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她明白自己千真万确地爱上了他……

秉昆也像母亲那样，尽量以平静的口吻问：“等等，你没讲清楚，我姐爱的主要是他的诗吧？”

蔡晓光扭头看他一眼，垂下目光寻思着说：“有时两者能分开，有时两者根本分不开，这你懂的。”

秉昆大声说：“我不懂！”

蔡晓光表情异常庄重地说：“反正我懂。”

母亲提高了声音说：“别打岔，听他继续讲。”

蔡晓光就继续讲道：“那位北京诗人，单方面中断了与周蓉的通信。而她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发誓，自己一定要考到北京的大学去，从此与他相伴在一起。寄出那封信后，她也几乎没再给他写过信，改寄明信片了。‘文革’不久，她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考到北京的大学了，便亲自去了一次北京……”

母亲问：“周蓉见着他了？”

蔡晓光回答：“我想是没有。”

母亲说：“晓光啊，大娘问的不是你怎么想的，而是周蓉她怎么告诉你的。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了，孩子，大娘求你，一定要对大娘说实话啊！”

母亲那么说时，眼里已是满眶泪水。

蔡晓光难以对视母亲泪光闪闪的目光，又低下头，内疚地说：“大娘，我没往细里问过她，但是，从她对我说的前前后后的话中，我分析她是没见着他的。”

年轻的工人撒谎了，他不忍告诉周母实情，只有撒谎。

真相乃是——周蓉不但见着了那让她梦魂牵绕、心灵上已合二为一的人（起码她自己觉得合二为一了），还同时看到自己写给他的许多封信以及更多的明信片，按时间顺序贴在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旁——大字报的题目是“看右派诗人是如何引诱工人阶级的女儿的”，而这意味着他又多了一桩罪行，同样是政治性质的罪行。大字报的内容向人们昭告，曾经的摘帽“右派”政治思想上始终还是不可救药的“右派”，当年给他摘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深刻教训。深刻就深刻在——树欲静而风不止，“右派”分子等一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敌人，绝不会因为无产阶级的心慈手软而改变反动的立场。至于他的诗，统统被斥为“可耻的伪装，两面派伎俩的产物”。

她见着他的情形毫无诗意。

他正被批斗。

在亢奋的口号声浪和令理智者头晕目眩的气氛下，他偶一抬头，居然鬼使神差地发现了她在人群中的存在。此前二人虽未相见过，但彼此都有对方的小照。

他一发现她，他的头便不再低下，被一双双手一次次使劲儿往下按也不肯驯服地低下。

结果他被抽了数皮带，一记抽在额角，顿时血流如注。

“晓光啊，你想不想告诉大娘，既然我们周蓉她……那你和她……还经常在一起……她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是何苦的啊你？……”

母亲缓缓淌下的两行泪，已被她转身擦去了。

蔡晓光说：“大娘，我承认我是周蓉的追求者。但是，自从她告诉了我她和那位诗人的关系，我就决定只做她忠实的朋友了。我觉得，她太需要我这样一个朋友了。因为我俩给别的追求者的印象是恋爱关系，别的追求者就不至于对她纠缠不休了，这会让她减少许多不快。”

“孩子，你叫大娘怎么说你好啊？”

母亲眼里又淌下泪来，她的话中既有对蔡晓光的心疼，也有几分对他的怨恨。

蔡晓光终于勇敢地迎着母亲的目光了，他高傲地说：“大娘，我为周蓉那么做，特别的心甘情愿。如果她是露茜，我也会无怨无悔地要求自己是卡顿。”

母亲又问：“露茜是谁，怎么又出了个卡顿？”

蔡晓光就看秉昆，那意思是——你应该知道的，你对你妈解释。

秉昆没好气地说：“别看我，我没听说过他俩！”

母亲把目光从小儿子脸上收回，望着蔡晓光，叹道：“我也不管那两个是谁了，大娘心里塞不下那么多杂人愁事了。我只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个……那个写诗的男人，他多大岁数了？”

蔡晓光说：“比周蓉大是大些，但也并非大得多么离谱。”

母亲追问：“实话告诉大娘，他究竟多大岁数？”

秉昆说：“妈你就别追问了！问得傻不傻啊？五七年都打成‘右派’的一个诗人，怎么说也得二十多岁了吧？今年都六八年了，又过去十多年了，你自己算吧！”

听了小儿子的话，母亲的嘴又半张着良久合不拢了。

蔡晓光就又低下头去。

秉昆看看母亲，看看蔡晓光，不知对人还是对事骂了一句：“他妈的！”

母亲终于能再说出话来了。

她说：“秉昆，替妈送送你晓光哥。”

蔡晓光站起，低头朝门口走。

母亲又说：“晓光，你以后不要再登我们周家的门了。再见到你，大娘不知究竟该如何对待你了。”

蔡晓光站在门口听完母亲的话，小声说：“大娘，我记住了。”

蔡晓光已经走出去了，秉昆却仍坐着未动。他认为蔡晓光毕竟很无辜，不仅同情他，内心里还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好感，甚至也可以说那是一种不能确定值不值得的敬意。

他不是不愿送，是深陷到关于姐姐，也是关于他们这个家的突发事件里难以自拔。

母亲缓缓扭头看着他说：“没听到我对你说的话啊？”

他这才如梦初醒地追出门去。

路上，他问蔡晓光，为什么姐姐常常冷言冷语地对待他，而他却无怨无悔？

蔡晓光说，那是他和周蓉演戏给他们周家人看的，为的正是有一天需要他替她向家人进行解释时，周家人不至于将他看成一个受害者，感到周家对不起他。

“那么一来，你们周家人的精神压力不就是双重的了吗？现在，我仿佛成了你姐的一个同谋，而不是一个受害者，所以你们周家的人谁也不必对我有什么负疚心理。这样挺好，符合预期。”

蔡晓光说得轻描淡写，如释重负。

秉昆问：“你俩，你和我姐那么演戏，是你的主意，还是我姐的主意？”

蔡晓光说：“是我要求你姐必须那么做的。”

听了他的话，秉昆心里好受了些。如果蔡晓光说”是你姐的主意”，他想姐姐就有些卑鄙了。

他又问：“现在你告诉我，露茜和卡顿是什么人？”

蔡晓光说：“你哥哥姐姐看的那些书，想必一本也没敢带走，全藏在家里，其中肯定有一本是《双城记》。回去自己找出来，读了就知道了。”

蔡晓光说完，拔腿便跑。

周秉昆回到家里，见母亲居然还呆坐着。

母亲说：“你再坐下。”

秉昆乖乖坐下了。

母亲问：“现在，你对你姐怎么看？”

秉昆说：“妈，我不想说。”

母亲说：“不想说也得说，必须说。”

秉昆吞吞吐吐地说：“我姐……她爱上了什么人我不好评论，可她的做法确实是不对的。”

母亲说：“岂止不对，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她眼里哪儿还有我这个母亲？她等于是搬起一扇大磨盘压在了我心上！你爸只身在外，那么放心地把教育你们三个儿女的责任交给了我。他还当面表扬过我，夸我教育有方，对这个家劳苦功高……等你爸探家回来了，让妈怎么向你爸交代？就是只想到这一点，妈连死的心都有了！”

秉昆跪下了。

他哀哀地说：“妈，你可千万别死。我还没工作呢，你死了我怎么办啊！”

母子俩抱头而泣。

母亲叮嘱他，外人如果问起他姐姐来，他就说去往贵州投奔父亲当建筑工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