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事的哥哥姐姐们下乡了，各家留城的小儿女，在各自人生中不知不觉地成熟着。

春节的最后几天假日里，周秉昆完成了一件大事。

确切地说，是他联合肖国庆、孙赶超和吕川，齐心协力共同完成的。

那就是敦促曹德宝，必须尽快与乔春燕办结婚证。

单凭他们四人并不能顺利完成那件大事。德宝是独生子，婚姻大事他自己同意不行，怎么也得他爸爸妈妈都点头了。

如何与曹德宝的爸爸妈妈谈判，这太超出秉昆他们那个统一战线的实际能力，幸好周母肝胆相照地加入了，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决定成败的作用。

秉昆先去找国庆，国庆起初不愿管这等摆不到桌面上来说的事，怕惹得曹德宝恼羞成怒。

秉昆便晓之以理，喻之以利。他说，国庆你如果怕失去德宝这个老朋友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你和吴倩就会失去春燕这个新朋友。如果你俩一块儿失去了她这个新朋友，你俩的对象关系或将不保。你想啊，如是春燕怀上了私生子，那她还能当上市里的标兵吗？别说市里的了，区里的也必定给撸了呀！那她以后还怎么在单位待下去呢？吴倩的胡子问题不是也没指望解决了吗？你有可能协助玉成一个老朋友和一个新朋友之间的婚姻，或者你既失去了老朋友也失去了新朋友，不利己也不利人。何去何从，你可要掂量掂量再做决定。

国庆不是轴人，听秉昆说得头头是道，当即改变了态度，表示愿做秉昆同一战壕的战友。他提议把赶超也发展成同盟者，那会对德宝形成更大的压力。

秉昆就出示了赶超写给春燕的字条，说自己也有此想法，只怕适得其反。

国庆看过字条，想了想认为不会。他说那字条显示赶超喜欢春燕，他与春燕本有可能开始的关系，出其不意被德宝给破坏了，这会让他的正义感更强烈。咱俩需要正义感更强烈的同盟者。他很光火这是肯定的，吴倩对他也颇有好感，已说打算将一个姐们儿介绍给他。吴倩的打算，会使他有更大的想象空间。想象空间大，吸引力就大。只要当面告诉他吴倩的打算，他的火气有多大也会立刻浇灭一多半。

秉昆同样认为，国庆的话自成一理，他宁愿冒险。他说事不宜迟，多拖一天都有可能节外生枝，于是他俩当即就去找了赶超。

果如秉昆所料，赶超听他讲到德宝将春燕睡了这一核心情节，就已火冒三丈，大骂德宝太不是东西。他诅天咒地，发誓要与德宝断绝交情，永不来往。

国庆慢条斯理地说：“赶超，依我看吧，春燕虽有她可爱的一面，却并不多么适合你。她是鹅型女，而你是鸭型男，你俩体态方面就不般配。看她那样子，今后还有强壮下去的趋势，那时你跟她亲热是很吃力的。哥们儿的话虽然太露骨，但说的可是大实话，话糙理不糙。”

秉昆也帮腔道：“春燕没有鹅那么好看的脖子。”

赶超反感地嚷嚷：“你俩不必安慰我，反正他曹德宝的做法我无法原谅！如果公平竞争，春燕选择了他，我没什么说的，但他的做法明显不道德！他那叫霸王硬上弓，我瞧不起他！”

国庆沉默片刻，幽幽地说：“可要是吴倩打算把她的一个姐们儿介绍给你，你愿不愿意呢？吴倩形容她那姐们儿像鸳鸯……”

秉昆又帮腔道：“男方是鸭型，女方像鸳鸯，这就比较般配了。”

赶超愣了愣，也如国庆所料，火气顿敛。

他克制地问秉昆：“你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接着说。”

秉昆就将必须迫使德宝和春燕从速办结婚证的想法说了一遍，末了表白道：“国庆也支持我的想法。我俩都不是要送给德宝顺水推舟的大人情，而是为春燕考虑。如果他俩不能那样，春燕不是给毁了？事情发生在咱们聚会之后，往细了说，已经那样了，咱们都会觉得对不起人家春燕，是不是？”

“既然你俩的决定是为了春燕，那我和你俩是一伙的。”孙赶超终于也明朗地表态了。他提议，应该将吕川再团结过来。吕川与德宝最好，整天一块儿上下班。吕川的加入，更能让德宝认识到，如果他啃了一口桃子却又不想要那只桃子，在道义方面将会多么孤立。

吕川听秉昆他们三个你一言我一语，终于明白了他们的目的，笑了。他说：“想不到德宝那天晚上还留了一手，这事他要不答应，我当然不依。”

那时尚未中午，吕川家离德宝家不远，四人一块儿去往德宝家。

四人中除了吕川的正义感比较纯粹，另外三人其实各有自己的想法和心理。

德宝家住在一幢二层的红色小楼里，那小楼曾是日军特高课的一处办公地点。A市的上一辈人都知道，日本鬼子当年经常在那幢小楼的地下室刑讯逼供，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在地下室里被折磨死了。

德宝家原本是老沈阳人，而且是富户。他祖父曾是皮货商，晚年有钱了，开办了一家制皂厂。当年，一半左右的沈阳人用的肥皂、香皂就是该厂生产的。传到他父亲曹广禄那一辈后，兄弟之间闹分家，结果将厂子分黄了。他祖母是外室，连正式夫人的名分都没有，所得极少。他父亲伤透了心，带着分到的钱离开沈阳来到哈尔滨，开了一家小小的古董店。日伪人物和形形色色同样惹不起的坏人经常光顾，见着喜欢的东西拿了就走。一说“手下留情”，听到的就是“八格牙鲁”“不识抬举”，打人砸店。小古董店终于无法开下去，他父亲在街头摆摊卖些不怎么值钱的老物件，那是挣不了多少钱的，一直没心思成家。

A市解放后，某日，一个中年男人逛到了他的地摊前，看中了一只银制的打火机，爱不释手，却没带钱。他父亲见那人衣着体面，气质不凡，不敢说别的，只说：“您要是喜欢，只管拿走，就算交个朋友。”

“那我就交你这个朋友。”对方也不客气，揣了便走。

以后几年，曹广禄仍旧在同一条街上摆摊，也没成家。

某日，他的摊前站住了两个男人：一个中年，一个青年。

中年男人说：“你这朋友让我找得好苦，还记得我吗？”

他端详了对方片刻，猛想起是几年前那个没给钱拿走了打火机的人。

他连说：“记得记得，您当时说交我这个朋友来着。”

那青年就掏出钱包，问该给他多少钱。

他就更不好意思收钱了。

中年男人笑着对青年说：“那算了，别难为他了。”

他斗胆相问：“这位青年，他是您的公子吗？”

青年不自然地笑了，看着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对那青年点一下头。

青年小声对他说：“这位是咱们市公安局副局长，我是他的秘书。”

他张大嘴，说不出话来，身体里的每一根神经都乱突突，像过电了。

中年男人为了让他不紧张，主动问了几句话，无非是哪里人，以前做什么的，摆摊几年了，家中生活情况如何等。

他想，人家首长无非是借机了解了解民情社情而已，过去从来也没人关心他这些问题。

对方一问，他有了种老友重逢般的温暖感觉。受一种倾诉渴望的驱使，他思绪流淌，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显然，首长听得挺耐心。后来听他说，目前还没有稳定的地方住，也没钱成家，似有几分同情。

首长临走前叮嘱他，以后几天还要在此地摆摊，至于为什么却没说。

他就想多了，以为公安局要将他发展为一名公安人员。能成为新中国的公安人员，他觉得也很幸运。

几天后，首长的秘书找他来了，说执行首长的指示，要帮他解决一处住的地方——德宝就有了现在的家。

那时，小楼里还有几间大屋子可供选择，德宝爸为了给人家留下容易知足的良好印象，选择了较小的只有十六平方米的一间。

自然，这一选择让他以后悔青了肠子。

当时他不无疑惑地问首长秘书，首长何以特别厚爱他？首长秘书说，首长也是沈阳人，而且还在他父亲开办的那家制皂厂当过工人，也是在制皂厂入的党。他父亲是个比较仁义的老板，当年对工人不错。

曹广禄听了，立刻想到了民间的两句老话“父债子还，父仁子荫”，不禁对其父的在天之灵暗说一句：“多谢您老人家了。”转而又一想，倘若父亲当年为富不仁，自己偏偏认识了一位公安局的副局长，那么现在的结果将会如何？真是不想没什么，一想吓一跳，冷汗顺着他后脊梁直往下淌。

他又惶惑地问：“你们首长对我也不了解，咋就敢与我这个不知底细的人结交呢？”

秘书笑了，说在过去的两三天里，首长已经全面掌握他的情况了。首长很高兴他那天讲的句句属实，认为他是一个可以相信的人。

A市公安局的副局长认为他是一个可以相信的人，这让曹广禄备感荣耀，暗暗发誓，一定要与对方诚诚恳恳地交往下去。

过了些日子，那秘书又来找他，说首长亲自为他联系好了，他可以择日直接去一家老字号的糕点厂上班。

于是，有了稳定住处又有了稳定工作的曹广禄第二年结婚了，妻子是糕点厂的一名女工。第三年喜得一子，便是曹德宝。

曹广禄太自作多情了，得子之后，居然给首长修书一封，汇报自己的幸福生活表达感恩戴德之心。他却并未收到回信，这种“友谊”也就戛然而止。在首长那儿，办那么两件动动嘴皮的小事，只不过为了减轻自己的工作压力，为自己的回忆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而已。人家整天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句号一画，关于曹广禄这个人的一切，也就从人家首长的记忆库里完全删除了。

然而，这事不但让曹广禄刻骨铭心，对于儿子曹德宝也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他从小就经常听父亲一往情深地讲那件事，以至于当父亲问他长大后想做哪一行时，他竟毫不犹豫地回答：“摆地摊。”

“儿子，为什么是摆地摊呢？”

“替爸爸再见到首长。”

吕川说，他对曹家很了解，简直可以替德宝和曹家写外传写家史了。“文革”闹起来以后，公安局也受到冲击，吕川曾在德宝的请求下陪着他去公安局打听。德宝的想法是，如果那位公安局的副局长也被打倒了，正好是父亲续上朋友前缘的天赐良机。在别人落难时主动接近，不以对方已成异类为嫌，仍当老朋友看待，那才叫日久见人心。等对方东山再起，朋友关系将牢不可破。那么，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就可以想沾什么光就沾什么光，像民间所说的投桃报李嘛！

赶超气呼呼地问：“他倒是挺会打如意算盘的！要是那位副局长被打趴下了，再也起不来了呢？”

吕川说：“那一切苦心就白费了。德宝自己也清楚，这是看造化的事。”

国庆听得入迷，制止赶超打岔，催促吕川继续讲下去。

吕川接着说，他和德宝还真打听到了那位副局长的情况，根本无须刺探，因为写在大字报上，大字报贴在公安局门前的专栏里。他俩看到的内容之一，是对方早已于六十年代初高升到公安部去了。如果说那内容只不过令德宝大失所望，那么其他内容就令德宝忐忑不安了。大字报列举了那位副局长在市局犯下的多项“罪状”，其中之一是他曾网罗了一批根本不可靠的形形色色分子，美其名曰团结、改造、利用，实则是为了壮大个人的势力而招降纳叛，不惜在自己的权力伞下藏污纳垢。最后的内容是——写大字报的人欣喜地向全市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报告，那位高升的副局长已在北京被揪出，号召一切掌握其罪证的人一同前往北京揭发批判。那日德宝一回到家里，便将父亲一通逼问，唯恐他也是什么分子或什么污垢，问得曹广禄都急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儿子你要是不相信你爸这一辈子的清白，你爸只有以死来证明了！”

赶超听到这里愤怒了，骂道：“这个王八蛋！怎么可以对自己的父亲那样？”

国庆叹道：“可以理解。怕呗，搁我也怕。父亲如果沾上了那类问题，子女的一辈子还不彻底完了？”

吕川却另有主张，说自己要是德宝，还真想专程去北京暗访一下那位首长的下落。如果真访着了，那就真将父辈的朋友缘续上了。现在的一些事怎样，不见得就能决定以后怎样。只要有一半的好运气，冒冒险是值得的。

秉昆听着他们三人一路走一路说，始终没插话。没插话并不等于没看法，他只不过不愿将自己的看法说出来。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母亲为什么对蔡晓光春节里到不到自己家来做客那么在意呢？究其根源，还不是想通过蔡晓光与蔡家攀上点儿什么关系吗？母亲是多好的母亲啊，可就连自己那么好的母亲，对权力的膜拜和对有权势之人的刮目相看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自己所接触的人中，只有哥哥和姐姐是不同的。哥哥和姐姐尊重的是文化，可文化到底是什么呢？它对人又重要到什么程度呢？这是他近来一直希望想明白而从没想明白过的。毛主席的一条语录一直使他很困惑，就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文化是否便是认识字能读会写呢？如果是，那么他和几个朋友便都不算愚蠢。如果并不仅仅是那样，哥哥和姐姐所认为的文化，与毛主席那条语录中的文化又有什么不同呢？自己真是不愚蠢的吗？自己初二上午居然想去蔡晓光家拜年，表达感激的愿望明明是不单纯的呀！掺入的杂质其实与母亲的心思是一样的啊！把拜年这种寻常事都搞复杂了还不愚蠢吗？还有德宝那些古怪想法是不是也很愚蠢呢？还有郑娟家，他不可救药地想到了“可怕”的郑娟——是的，每次一想起她，他的意识就不健康了，觉得她对于自己简直是可怕的，却又根本无法不经常想到她一家三口，不，不是三口，即将是四口了，她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将来上不了户口的遗腹子。如果她家人也有什么旧交的话，那些旧交中有人愿意与她家继续往来吗？他进而想到了“棉猴”和瘸子，他俩那种人倒是并无沾光的念头，反而更看重友情，可他却既不清楚他们与涂志强曾有过怎样的友情，也常常猜测他们很可能是一伙坏人，于是对自己居然肯替他们送钱给郑娟惴惴不安。他曾听哥哥说中国人活得很抽巴，是何意呢？虽然也一直没想明白过，但每一想起，确乎认为自己哪一方面似乎都缺少什么，好比低檐之下的野草，本想活得直一点儿，却只能往斜刺里长出些向下贴地的旁枝末节来。

他一路不言不语地听着、想着、走着，心里不禁产生出感伤和自卑来，以至于对由自己发起的四人行动，也全没了起初的正义冲动。何况，他暗自承认，与正义冲动其实没什么关系，主要是为了能撇清对一件发生在自己家里的不光彩事的责任。

德宝的父母正在走廊炸丸子。那幢小楼里所有的人家都没厨房，都只能在走廊做饭。原先砌在走廊里仅供取暖的火墙炉，后来被一户户人家改造成了各式各样的炊事炉，有铁的有砖的也有坯的。这里那里都堆着煤和劈柴，走廊两侧的墙上挂满了应有尽有的炊具，变得难以形容的怪诞。

德宝的父母热情地请他们进屋，非要他们都尝尝新炸出的丸子。

吕川说：“屋里空间有限，咱们四个大小伙子就别进去了。”

德宝妈却已将屋门推开，秉昆看到屋里搭的是二层铺，估计德宝睡上铺。除了几样简陋陈旧的家具占去的地方，剩下的地方只要同时站着三个人就都转不开身了。

国庆怕油烟进了屋，替德宝妈将门关上了。

德宝爸说德宝不知因为什么事上火了，嗓子疼得厉害，到医院去了。

秉昆说他们找德宝没什么事，只不过想找他一块儿去玩。既然他不在家，那也就算了。

德宝爸因德宝不在家而深表歉意，拦着不让他们走，非请他们每人尝几个丸子不可，德宝妈则及时往每人手里塞了双筷子。四个小伙子对长辈的盛情招架不了，便在走廊里每人连吃数个，结果一大盘丸子被吃掉一半。人人连说好吃，两位真诚的长辈才依依不舍地将他们送到楼外。

四人不停摆手，直至德宝的爸妈进楼了，这才各自垂下手臂。

国庆说：“他爸妈人真好。”

吕川说：“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德宝的爸妈是最欢迎儿子朋友的父母，他们希望儿子的朋友越多越好，也特别怕他们的儿子做什么对不起朋友的事。”

赶超立刻板起脸质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吕川不高兴地顶了他一句：“没别的意思啊，哎，你这么问我又是什么意思？”

秉昆心烦意乱地说：“斗什么嘴啊？下一步如何行动，我现在听大家的。”

国庆就说：“我觉得咱们想管的事更有必要管了。咱们都管，也等于帮德宝将不光彩的事情一举摆平，那他爸妈少操多少心啊！”

吕川也说：“我知道德宝肯定去了哪一家医院，离这儿很近。”

赶超说：“我同意国庆的想法，咱们去找他。”

秉昆最后说：“那就走。”

医院是一排打通了的老旧砖房，原是有二百多名职工的胶鞋厂的小卫生所。胶鞋厂发生了一次火灾，厂房烧毁了，卫生所幸免于难。区政府将职工分往别的厂去了，就地扩建了卫生所，还请求市里支援了几名医生护士，使之成为面向市民的公共医院。对于周边居民而言，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难的问题，都说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市里的报纸就此言论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题曰《坏事岂能变成好事》。文章说，坏事就是坏事，好事就是好事，付出坏事的代价之后做的好事，怎么比得上并未付出代价而做的好事？结论乃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是伪辩证法的诡辩，与古人所言“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不是一种逻辑。“倚”是指吸取教训前提之下的警悟，而“伏”是指看似情况良好也应保持对坏事的防范；望广大人民群众学习革命的辩证法，不要跟着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言论随梆唱影，结果自己的口舌被利用了还浑然不知。

文章的出发点看来是好的，但却引出了很坏的结果，反正对写文章的记者发文章的编辑以及同意发表的编辑主任一干人等，在劫难逃地成了板上钉钉的坏事。他们不知道，张春桥前不久在某次会议上对一些大批判能手说，“二月逆流”还是要狠批，余毒并没完全肃清，那些老家伙们认为“文化大革命”糟得很，这种做法也是坏事，那种做法也是坏事。我们却要针锋相对地说，即使他们所谓的坏事再多，结果也还是变成了天大的好事！确保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就是天大的好事！

张春桥的讲话并未公开发表，消息灵通的少数人知道，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自然包括报纸的一干人等。结果，不少消息灵通人士联名将他们告了。这么一来，就成为重大事件了。他们写过深刻检讨后，全被免了工作资格，下放到农村去接受改造。事件还不算完，上级又派出了调查组，深入医院及附近居民街道，详细了解民间对坏事究竟能不能变成好事的思想反应，一时气氛紧张，人人口中怕说“好”“坏”二字。

吕川一路上又讲了这一事件，说尽管已经过去了，但大家还是要嘴巴上锁为好。

秉昆等三人就都说是的是的，提醒得很有必要，何必因为出言不慎惹什么麻烦呢？

他们在医院耳鼻喉科未见曹德宝的身影。

秉昆猜测德宝己看完嗓子回家了。

吕川说不可能，那他们会在路上遇到他。

国庆说：“他会不会看完嗓子到别的地方去了？”

吕川说那也不太可能，嗓子疼得到医院了，怎么会接着还到别处去？

大家正困惑，赶超眼尖，发现德宝手持什么单子，垂头耷脑地从泌尿科诊室出来了。

国庆奇怪地自言自语：“嗓子疼跟泌尿科有什么关系呢？他个子那么高，上下差一米呢！”

吕川说：“检查炎症，验尿很正常。”

赶超却已抢前几步迎了上去，说：“他们几个有重要的事跟你谈，你是不是得抓药呀，哥们儿代劳了！”他从德宝手中掠去单子，一转身闪人了。

国庆不高兴地嘟哝：“他也太狡猾了吧？没见到德宝时数他最义愤填膺，一见到德宝却临阵脱逃，真不仗义！”

秉昆无心评论赶超，一摆下巴，率领吕川和国庆将德宝围住了。

德宝无精打采地问：“你们对我这种架势干什么？我很烦，没心情跟你们闹啊！”

秉昆说：“我们哥儿几个也很烦，因为你的事搞的。”

三人不由分说，将德宝请到了一处僻静地方。

德宝本就心虚，听了秉昆的话，基本也就猜到了朋友们一起找他所为何事。他强自镇定地叼上了一支烟，划火柴时手直抖。

于是，秉昆们也都要了烟吸起来。

第一次吸烟，一个个呛得直咳嗽。这几个青年，从那一天起成了烟民。

吕川对秉昆和国庆说：“我看他心里明镜似的，咱们找他什么事也就不必再讲了吧？”

德宝不打自招地说：“不就是我和春燕之间的事吗？”

秉昆说：“也得讲，不讲他未必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他把那件事对春燕可能造成的危害有多么严重再次讲了一遍。

德宝完全承认，但是对过程有异议。他说自己当时确实醉了，否则绝不敢色胆包天。究竟是自己先钻入了春燕的被窝，还是春燕主动钻入了他的被窝，他已回忆不起来了，他认为两种可能都是有的。春燕当时分明也醉到了六七分，所以她的一面之词不可全信。

吕川以专案组负责人般的口吻说：“德宝你可要摆正态度。此事对人家春燕的危害性，秉昆已讲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了，对国庆的间接危害国庆也补充了，那咱们就不在细节上纠缠了。人家春燕也没指控你强奸，你给哥儿几个一句痛快话，到底想不想尽早和春燕把结婚证办了？”

德宝续上支烟，深吸一口，吐大半口，一口接一口消耗着那支烟，就是不给痛快话。

这时赶超一手拿着一盒药回来了，幸灾乐祸地对德宝说：“活该！你要偷腥，那也应该先将你那小鸡鸡的包皮割了！哎，你说这是不是对你搞阴谋诡计的惩罚？”

德宝将半截烟一丢，忽然背朝大家蹲将下去，哭道：“我还憋屈呢！她倒快活过了，我这儿遭罪大了！”

秉昆等人一时被赶超和德宝的表现搞得云里雾里的。

“看！”

秉昆等把头凑向赶超手中的诊断书一看，见上面写的根本不是嗓子的问题，而是“由于不可知的原因（怀疑是仓促性行为所致），使阴茎包皮受伤，引起严重炎症”。

哥们儿几个这才恍然大悟，皆低头看德宝，一时间反而对他极为同情了。

德宝又哭道：“和我原先的想法太不一样了，我需要慎重考虑！”

国庆缓和气氛地说：“你原先是什么想法？说给哥儿几个听听。”

德宝却擤鼻涕抹眼泪地不说话了。

赶超着急地吼了一句：“说啊！”

吕川小声替德宝说：“他原先的想法是，不少干部家的女儿落难民间了，他希望有缘分遇到一个比较漂亮的，捡个漏。”

德宝站起来大叫：“有这种想法可耻吗？”

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他，一时都被问得不说话了。

国庆打破尴尬的沉默，低声开导说：“当然也不能说谁有那种想法就可耻，可是你也要认清目前的形势，你已经丧失了再有那种想法的资格了啊！德宝呀，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他的话听来语重心长发自肺腑，同时将一只手友爱地拍在德宝肩上。

秉昆紧接着国庆的话说：“国庆的话完全代表我的意思，德宝你确实只有一种选择了。”

德宝像一位被五花大绑的英雄好汉似的，仰面朝天叹道：“罢、罢、罢！过后我就料到了，你们肯定会一起来找我，而我曹德宝如果不对这件纯属意外的事负起责任来，往后和你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友谊对我很重要，让我原先的想法见鬼去吧！骑自行车意外撞了人还得负责任呢，何况这种事。”

他终于同意按照朋友们的指示办，并且承认春燕虽然不符合他择偶的高标准，却也不是最低标准。退而求其次，中等标准虽未称心如意，但也不是很难接受。

朋友们则一个个出了口气，终于大功告成，分别与德宝拥抱，拍其肩背。他们接着纷纷感叹，咱们老百姓人家的儿子，找老婆的标准就不能定得过高，定得过高岂不是自寻烦恼？老百姓人家的漂亮女儿嫁给了干部人家的儿子，这样的事的确时有所闻，可靠性姑且不论，但那是因为热衷于牵那种红线的人多啊！但有几个人热衷于为咱们这种苦力工穷小子牵线搭桥呢？一心希望撞大运捡个漏那是多不靠谱的事呀？人家春燕不久有可能成为全市标兵，仅凭这个等级的荣誉，配你德宝绰绰有余！其实你也差不多等于是撞大运捡个漏了，应该偷着乐才对嘛。

朋友们的话，还真让德宝勉强地笑了。

秉昆一进家门，母亲开口便问：“你们和德宝谈得怎样？”

秉昆四仰八叉地往炕上一躺，身心疲惫地说：“完成任务了。”

母亲不高兴地说：“你别跟你妈这么说，我交给你的任务吗？德宝是你的朋友，你操心那也是应该的。”

秉昆又说：“我没抱怨什么啊，也得有人替德宝征求一下他爸妈的意见吧？很快就办结婚证，德宝不知该怎么跟他爸妈说，我们几个孩子辈的人也都觉得帮不上忙。”

母亲低头寻思了一会儿，舍我其谁地说：“看来，只有你妈亲自出马了。”

第二天上午，秉昆把母亲带到了德宝家楼前，旋即逃之夭夭。

母亲过了午饭时间才回到家里。

秉昆急切地问结果如何。

母亲说与德宝的爸妈谈得挺好，而且是当着德宝的面谈的，德宝和爸妈非留住她吃午饭。

“妈，你太过分了吧？你当着德宝的面讲这种事，多伤德宝的自尊心啊！”秉昆替德宝打抱不平。

母亲也大为不满地说：“你以为你妈傻呀？我能不考虑人家德宝那孩子的自尊心吗？你妈好歹也当了多年的街道干部了，和人谈事的水平总还是有点儿的吧？”

母亲的说法是，她只强调春燕见到了德宝，觉得是一眼见到了梦想中的郎君。俩人在周家越聊越投机，相见恨晚。春燕一回到自己家，立刻对父母发誓除了德宝此生不嫁。于是呢，春燕的父母便求自己做这个媒。如此一说，不但德宝爱听，他父母也高兴得合不拢嘴。至于为什么非急着办结婚证，母亲的解释是，春燕的奶奶八十多了，又有病，活不久了，老太太巴望着离世之前知道孙女定下了终身大事。

秉昆听罢，纳闷地问：“妈，我怎么从没听春燕说过，她奶奶对她的个人问题有多着急呢？”

母亲轻描淡写地说：“她奶奶都死好几年了。”

秉昆责备道：“妈，你说谎骗人不好吧？”

母亲红了脸说：“是呀是呀，妈自己也觉得不好。”母亲突然生气了，嚷嚷起来：“你少批评你妈！不说谎怎么办？不骗人怎么办？你们这些孩子，隔一阵就闹出些事端，搞得自己一屁股屎，当父母的不替你们擦谁替你们擦？按当初我和春燕她妈的想法，现在根本就不是这么一种乱七八糟的情况！”

“妈，打住打住，我什么都不说了，行吧？”秉昆赶紧装出理亏的样子，替母亲倒了杯水。

母亲坐下，劳苦功高地命令：“给我弄条湿毛巾来！”

秉昆赶紧将毛巾用热水浸湿，拧了一下之后恭恭敬敬地双手呈递。

母亲接过毛巾，刚往脸上一捂，立刻扔到桌上，又发起火来：“你自己没觉得烫吗？”

秉昆装出一副奴才相，往盆里兑了点儿凉水，再次将拧过的毛巾递给母亲。

趁母亲擦脸之际，他躲入里屋，拿起《怎么办？》，趴在炕上接着看。

母亲擦过脸，喝了几口水，在外屋大声说：“德宝家那么小的一间屋，叫春燕日后怎么嫁过去？你妈的任务明摆着只完成了一半！我不一次次亲自出马，你们哪个孩子能把事情彻底了结啦？”

秉昆装聋作哑。

“我的话你没听到吗？”母亲出现在里外屋门口。

秉昆只得讨好说：“妈亲自出马，肯定马到成功。”

“我还得去春燕家。你也老大不小了，还一点儿办事能力没有！要是你哥或你姐留城了，才不用我东跑西颠地操这份心！”

母亲的数落让秉昆羞愧难当。

听着母亲出了家门，秉昆翻身仰躺着了，将展开的书往脸上一盖，自卑再次挑衅着他。

母亲又在春燕家吃了顿晚饭，任务也完成得很圆满。起初，春燕爸一听到女儿在周家失身了，睡了自己女儿的居然不是秉昆而是什么德宝，勃然大怒。春燕妈也顿时翻脸，气急败坏地说：“事情出在你们周家，你们周家母子俩脱不了干系！如果闹到法院去，你们母子俩也得是被告！”

母亲镇定地说：“为什么非闹到法院去呢？那春燕还有脸活吗？眼瞅着能当上全市标兵的一个好姑娘，你们当父母的就忍心毁了她的前程？”

母亲这么一说，春燕爸妈顿时冷静了。

于是，母亲就夸德宝是一个多么多么好的青年。

母亲强调说：“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我儿子秉昆，虽然你们父母喜欢，但并不是你们女儿最喜欢的……”

春燕妈急赤白脸地打断道：“你这么说可是强词夺理了。你也得实事求是，我家春燕明明喜欢你家秉昆嘛！”

母亲据理力争：“我说的是最喜欢。在我家，她一见到德宝，就一下子明白德宝才真是她的意中人。你们也不想想，春燕那么大个姑娘，身强力不弱的，如果不是意中人往她被窝里钻，她能不喊叫起来？她一喊叫，我家秉昆就睡外屋，那个曹德宝能得逞吗？”

春燕妈一想到是自己有意让女儿留宿周家的，一时蔫了。

母亲最后说：“我已经替你们问过春燕，人家春燕其实是愿意与德宝做夫妻的。”

正说到这儿，春燕回家了，见秉昆母亲在，大大方方地问：“你们是在说我和德宝的事吧？”

春燕爸抓起扫炕笤帚要打她，她躲在母亲身后，笑嘻嘻地说：“多大点儿事呀，至于还要打我吗？再说我的终身大事得依我。婶儿你全权代表我了，你怎么指示，我怎么照办。”

她的话证明了秉昆母亲说的基本属实，她爸妈臊红了脸一声不吭。

母亲又说，考虑到德宝家屋子小，春燕嫁过去住不开，经她做了一番思想工作，德宝愿意做倒插门女婿，德宝父母也同意了。

春燕抢先表态：“欢迎！婶儿，我家两间屋虽然没你家的两间屋宽敞，毕竟也是两间屋。我爸妈这下有了半个儿子，可占大便宜了！”

春燕爸就吼她：“你给我闭嘴！我还搭上了一间屋子呢！”

秉昆母亲又强调说：“人家德宝父母是有条件的。老两口都退休了，工资加起来五十几元，虽然也够花，还是希望儿子每月能给他们十元的孝心钱。”

春燕爸爽快地说：“完全应该的。人家把一个儿子养这么大不容易，我们不能不通情理。”

母亲接着说：“人家希望春燕和德宝以后能经常回去看看。”

春燕抢着说：“婶儿，这是起码的，我将来一定像孝敬我爸妈一样孝敬他们！”

话说到这一步就是尾声了。乔家没儿子，母亲适时打出的“倒插门”王牌，被动的局面全盘扭转，柳暗花明。

尾声自然是和谐愉快的，意外地有了半个儿子的春燕父母，遂将母亲待为上宾。

听母亲讲了后，秉昆夸赞说：“这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不料，母亲瞪着他斥问：“怎么就皆大欢喜了？你也欢喜吗？你欢喜个什么劲儿？我告诉你秉昆，你妈这心里边老添堵了，我老大不欢喜了！”

秉昆又不敢吭声了。

母亲想到了女儿周蓉，哭了，边哭边说：“我这一整天算怎么回事呢？替别人家的儿女费口舌，自己的女儿却……还让你爸训我失职，至今还不敢让外人知道真相，怕外人笑话我这个当妈的……”

初六中午，几名青年在一家小饭馆里聚了一次。饭局是春燕和德宝提议的，为了对操心的朋友们表达谢意，也是为了要听到些祝贺的话。

最开心的是春燕。

德宝开心的程度仅次于春燕。

他俩俨然已是小两口了。

朋友们则开心着他俩的开心。

赶超没参加，吴倩说他和她的一个姐们儿约会去了。

于是，大家为赶超的约会能有成果也干一杯。

酒过三巡，国庆自豪地说：“秉昆，吕川，我觉得咱们几个太了不起了，你说就德宝和春燕搞出的那破事儿，咱们七弄八弄，还真给他俩捏鼓成一对了，咱们也算是善于处理问题吧？”

他话音刚落，春燕正色道：“哎，你们不许摘取我干妈的胜利果实啊，我和德宝能结此良缘，你们的促进作用固然不能抹杀，但功劳最大的还是我干妈。德宝，你说对不对？”

德宝连说：“对，对，太对了。”

于是大家为秉昆妈碰杯，祝她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初七早上，秉昆在厂门口看到通知：全厂正月十五不休息，因另一家酱油厂进行车间改造，本厂职工须照常上班。往年，正月十五要按惯例放一天假的。

他走进出渣房，见德宝和吕川已先到了，都已换上了工作服。

德宝指着屋顶问：“看到了吗？”

秉昆抬头一看，见屋顶不知何时安装了大风扇。

吕川指着窗子说：“再看这儿。”

窗子也封严了，有一道输送槽从最边上的一个窗口通到窗外。

吕川一扳电闸，输送槽运行起来，这意味着他们再出渣时，不必将窗子敞开，任冷风呼呼地刮进来，挥着大板锨往停在窗前的卡车上扬渣不止。夏天在电风扇下苦干，也不至于分分钟都大汗淋漓。

德宝说：“当领导的终于良心发现，也体恤一下咱们的辛苦了。”

吕川说：“要是早有这么一点儿体恤心，咱们前边那两名老出渣工也不会都得了风湿性心脏病。”

秉昆一边换工作服一边说：“有了比没有还是好，就不要多说不满的话了。你俩看到厂门口的通知了吗？”

德宝和吕川都说看到了。

吕川猜测，可能是“水英妈”的主张。因为他在看通知时，听把门的师傅嘟哝：“自从这事儿妈来了，她倒一天比一天说一不二，连一把手都得事事听她的了。”

德宝说那肯定就是她的主张。她至今还没“归队”，内心里能不猴急猴急的吗？总想捞点儿什么资本争取早“归队”嘛！

秉昆忍不住咒了一句：“让她不得好死。”

德宝笑道：“我听说有一种怪病叫眼睑神经麻痹症，就是上下眼皮闭不上了，服安眠药没用，打催眠针也没用。结果呢，只有活活困死，就让她得那种病吧！”

吕川说：“咒她得那种病太不人道了。德宝你记得吗？有次厂里开大会，听她读什么社论，就因为咱俩洗完澡才去，迟到了十几分钟，她就劈头盖脸把咱俩训了一通。我觉得她特喜欢读文件、社论什么的，读什么都像在法庭上宣读判决书……”

德宝便学起“水英妈”的腔调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但要年年讲、月月讲……’秉昆，你觉得像不像宣读判决书的语调？”

秉昆被逗得笑了起来。

吕川板着脸说：“德宝你别逗他笑。你俩都安静会儿，听我讲。咱们在讨论让她哪一种死法更人道的问题，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严肃的事情那就要以严肃的态度来讨论。据说‘文革’以来，咱们中国多了一种病叫‘读瘾症’。病人对读社论读文件读大批判文章特上瘾，见着了不让自己读就像大烟瘾犯了不许吸上一口那么难受。听别人读更难受，恨不得一把抢过去自己一气儿读完。这病要是严重了，见了文字就要大声读出来。不管见到的是公园还是公共厕所之类的字，都非大声读出来不可。特别是，见了别人的信件或日记，就像猫见了老鼠，猎狗见了野兔，不许大声读就会暴躁起来的。”

德宝忍不住说：“吕川，不是哥们儿不尊重你，是我觉得你说的这种病，其实治起来也很容易。在完全没有字的病房里关上几个月，病情再严重也能扳过来啊！”

吕川仍然一本正经、慢条斯理地说：“那没用。患者被关入你设想的那种病房前，最后印在脑子里的是几个什么字，就会反复不停地说，不是说，是像念文件似的大声念那几个字。比如之前看到的是‘病人须知’四个字，就会一刻不停地反复大声念，直到发现了别的字，才会改口念新发现的字。”

秉昆半信半疑地问：“也不吃喝，也不睡觉吗？”

吕川肯定地说：“对。不吃喝，不睡觉，直念到唇舌焦裂，嘴角再也冒不出白沫，最后心衰气绝，所以，这种病又叫‘念死症’。但比起德宝咒的那一种病，我咒的病确实比较人道。因为在别人看来，患者是痛苦的，备受折磨的，但在患者一方面，那么念着却是高度兴奋，极其快乐。也可以说，是在一种极乐、幸福状态之下一命呜呼的。”

秉昆听得笑不起来。他忽然觉得，他们三个在背后如此恶毒地咒“水英妈”，对她未免太不公平了，毕竟没法证明她是一个死有余辜的坏女人啊。

德宝却还挺认真地问：“两种不得好死的死法，哪一种都不一般化。秉昆是你先咒的，你也比我俩更恨她，你决定哪一种？”

他们三个仿佛统一了认识，“水英妈”必将如他们所愿死去。

秉昆正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吕川朝门口使眼色，同时嘘了一声。

秉昆和德宝朝门口看上去，见厚门帘下边，露出一双旧的女式黑皮鞋。

德宝喝道：“谁藏在那儿？滚出来！”

幽灵般地，从厚门帘后闪出一个中等身材的女人，短发黑白参半，处在发福初级阶段，她正是“水英妈”。

三人顿时目瞪口呆。

“水英妈”倒背其手，闲庭信步，走到了他们跟前，眼里像随时能捅出刺刀似的，把他们每个人都瞪了几秒钟后，威严地说：“接着咒我呀，我听得正有趣呢。你们还能想出什么不得好死的死法？干脆拿出点儿勇气，当我面统统抖出来。”

吕川镇定地说：“我们没咒您呀，您是我们敬爱的人，我们怎么会咒您呢？您产生幻觉了吧？”

德宝也紧接着说：“是啊是啊，纯属无稽之谈。一个人躲在厚门帘子与门之间，会缺氧，很容易产生幻觉。”

“水英妈”侧目看着秉昆问：“你也想说没有其事吗？”

秉昆一口咬定：“确实没有其事。”

“水英妈”将一边的耳朵偏向秉昆，不温不火地说：“重复一遍。”

秉昆看看吕川和德宝，坚持说：“确实没有其事。”

“水英妈”挺直了圆圆的身子，谆谆教诲说：“毫无疑问，正是你第一个咒我的。年轻人行事，不管对错，都要敢作敢当。你明明咒了，却没勇气承认，这不好。往轻了说是心理素质问题，往重了说是道德品质问题。你要改，以后要成为敢作敢当的人，记住了？”

鬼使神差似的，秉昆竟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水英妈”初战告捷，颇为得意，笑道：“想知道我为什么能断定是你第一个咒我的吗？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的经历。”

吕川不以为然地说：“八路军的文艺宣传兵，您刚到厂里时在全厂大会上就自我介绍过了。”

德宝略带讥讽地纠正：“是小文艺兵。现在部队上也开后门招小文艺兵，为的是使某些干部家的小儿女合法入伍，将来能以军人的身份复员，分配个好工作。”

“水英妈”正色道：“什么合法？怎么就合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兵役法明明规定，年满十八周岁才有资格应征入伍，现在的做法是变相的不正之风！我们当年，那是因为小小年纪不加入革命队伍就没法活！我们一家三位抗日烈士，日伪军还扬言斩草除根，是八路军将我拯救到部队里去的，跟现在的小文艺兵能同日而语吗？”

“水英妈”一番铿锵之言掷地有声，出渣房内一时异常肃静。一家三位抗日烈士，也使秉昆们都暗觉罪过，心里乱了方寸。

“你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还当过话务兵呢。我这双耳朵，对人说话的语调特敏感。”“水英妈”看着吕川和德宝问，“要不要我把你俩刚才咒我的话各学几句？”

吕川不由自主地摇头。

德宝仍企图抵赖：“可是说我们背后咒人，总得有录音为证吧？”

“水英妈”火了：“录你个鬼呀！我刚刚批评过周秉昆的话，你一句都没往耳朵里听吗？”

德宝不由自主低下了头。

“水英妈”指指电风扇和出渣输送槽，有几分伤心地说：“都是我替你们考虑到的！是我在春节假日里到处求人，低眉垂眼说好话，没花厂里一分钱就改善了你们的劳动条件。像你们以前那么热浪熏着寒风吹着干活，不得风湿性心脏病那倒怪了！可你们……”

这时出渣口内轰隆轰隆作响，转眼间渣物不停地往蓄渣池里倾泻。

“正月十五那天，别人不加班可以，你们三个不加班绝对不行！不但必须加班，下班后还都不许走，我和你们之间还有别的事要了结。预先都跟家里打个招呼，记住了？”

三个青年苦力工诺诺连声。

“干活吧！”“水英妈”结束了视察，转身离去。

正月十五晚上，三人走到厂门口，见“水英妈”已等在那儿了。

她不满地说：“你们搞没搞错？我是书记，你们先等我才对。”

秉昆赶紧解释，他们一块儿洗澡去了。

“水英妈”讽刺道：“一个个还挺讲究。大冬天的，一天不洗澡就不行吗？”

德宝说：“那会一身酱油渣子味儿。”

“水英妈”义正词严地说：“那是革命的味儿！光荣的味儿！是为了保障全市的酱油供应才有的味儿！”说罢不再理他们，抬腕看夜光表。

秉昆三人谁也不说什么，不问什么，怕惹她不高兴。他们猜测过，心里都有数了，无非让他们去为她干什么私活。她改善了他们的劳动环境，降低了他们的劳动强度，他们都很感激她，她支使他们干什么私活那也是应该的。

不一会儿开来了一辆吉普，下来了一名当兵的司机，向她敬礼，看来对她很熟悉。

她对人家的敬礼似乎习以为常，没做任何特别的反应，只是拉开车门对三个青年说：“你们仨坐后边。我不能跟你们挤着坐，我得坐舒服点儿。”说罢，拉开前车门。

吉普车开出了市区。

吕川用衣袖擦擦窗上的霜，朝外看了一会儿，对秉昆耳语：“在往莫斯科兵营的方向开。”

秉昆和德宝都默默点头表示知道了，不愿接话。

吕川又小声说：“我早饿了，你们呢？”

秉昆和德宝就又点头。

“但愿别干太累的活。”吕川却说起来没完。

秉昆朝前指了指“水英妈”后背，制止他。

不料“水英妈”说：“我都听到了，又忘了我有双什么耳朵是不是？”

三个青年便再也不出声了。

吉普车果然开到了莫斯科兵营那一带，停在一幢有小院有木台阶有“门斗”的独栋俄式房子前。

“水英妈”说：“下车。”

三个青年一声不吭地下了车。

“水英妈”双脚落地时嘟哝：“一个个木头人似的，也不扶扶我！”

三个青年就都装出不好意思的样子。

司机问她什么时候来接人？

她说两小时后。

趁吉普倒车发动之际，德宝忍不住说：“惨了，不定是多麻烦的活。”

“水英妈”大声说：“哎，你们三个孩子，怎么就不能往好处想想我呢？”

吉普车开走，三个青年跟在“水英妈”身后进了院，房门开了，走出两个中年男人来。

其中一个中年男人急忙踏下台阶，阻止道：“你们几位先别进，请领导先出去。”

这时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接着有车灯的光束照射向门斗来，一辆“上海”牌小轿车不知从哪儿开了过来。

借着车灯的光，已踏下台阶走到小院门前的男人认出了“水英妈”，语调亲切地说：“是您回来了呀！”

“水英妈”冷淡地说：“天已黑到了这般田地，如果不是我回来，那不就成事了吗？”

另一个男人也踏下了台阶，嘿嘿笑道：“您可真会开玩笑。”

她一点儿不给对方面子，尖刻地说：“别自作多情，我跟你开什么玩笑！闪开，这是我家，得我先进而不是你先走。”

即使脸皮再厚的人，听了那话也会无地自容。对方也就不再套近乎了，退开一步，背过身去，叼烟在唇，“吧嗒”按着了打火机。

她听到响声，厉声呵斥：“我家院内禁烟！”

先下台阶的中年男人不干了，也厉喝：“说话客气点儿！这是你家吗？这只不过是允许你们暂时住的地方！再死不悔改，这地方也不许你们住了！”

她冷笑道：“还想怎么样？让我们露宿街头？德性，你们有那个狗胆吗？”

三个青年谁都猜测得到，两个男人来头分明，他们看着听着，一个个惊得屏息敛气。

“水英妈”摆头道：“跟着我。”

三个青年随其身后，在两个男人的注视下鱼贯而入。他们听到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低声说：“查查那三个是哪儿的。”

“水英妈”站在了家门前，吕川与德宝各在一级台阶上，秉昆一脚地上一脚台阶上——三个青年都听到了的话，“水英妈”当然也听到了。

她缓缓转过身，命令三个青年说：“告诉他们。”

站在台阶上的吕川和德宝不太方便转身，都没转身也没吭声。

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秉昆身上，他只得收回踏在台阶上那只脚，转过身故意含糊不清地说：“酱油二厂的。”

“水英妈”说：“他们没有我那么一双耳朵，大声点儿，说清楚。”

秉昆只得又大声说了一遍。

“还有名字。”

秉昆大声说出了他们三个的名字。

“水英妈”居高临下，也大声对两个男人说：“听清楚了吧？那就滚。”说完，她开了家门，对三个青年一摆头。

三个青年以往来过莫斯科兵营这一带。那些美观的俄式房屋是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之最，但没进入过。“水英妈”一家暂住的地方显然经常修缮，既没沉陷，也没歪斜，台阶完整，连小院子的栅栏板都一块不缺。尽管是在晚上，他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它的超凡脱俗。

三个青年一进门，就领略到了什么叫高贵的生活。他们此前从没进过一户需要在门口换拖鞋的人家，虽然换上的是很旧的革面拖鞋，但那也让他们觉得摇身一变成了贵族青年似的。

“水英妈”引领他们进入餐厅。餐厅二十来米，可供七八个人用餐的圆桌上铺着白色的塑料桌布。椅面是皮的，椅背是雕边的，窗台有两尺宽，双层窗帘——里层是半透亮钩花的，外层是紫色天鹅绒的。

“水英妈”说：“你们先坐，我一会儿就过来。”

她说罢离去，将门掩上。

德宝小声说：“快，趁这会儿都别穿着拖鞋了，让咱们下里巴人的脚充分享受享受地毯。”

原来桌下有地毯。

于是，三个青年都把脚直接放在地毯上，以近乎诗意的心情感觉着地毯的厚软与温暖。

目光所见的一切，让他们眼界大开。

秉昆忧郁地说：“进到这样的房子里，我的心情一点儿都不好。”

他想到了光字片的家家户户，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郑娟的家和比光字片更差的太平胡同里的家家户户。

德宝心理极不平衡地说：“这餐厅比我家还大。我曾经的希望就是捡漏和一个干部人家的女儿结成夫妻，不久她父亲平反了，官复原职了，帮我们小两口有了这样一个家。不像这么大这么好的也知足，时常以女婿的身份回到这样一个岳父母的家，那是多么愉快的事！可你们偏逼我倒插门插到了春燕家……”

吕川起身走到壁炉那儿，欣赏台面上的俄式座钟，钟里有只铜小鸟，随着钟摆不停地点头。

他接着德宝的话说：“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你就别想那好事儿了。保尔与冬妮娅又怎么样？后来不还是分道扬镳了吗？何况你也不像保尔那么对异性有吸引力。”

秉昆反驳道：“我认为保尔与冬妮娅的遗憾完全是保尔造成的，他虽然有魅力，但也有性格方面的大问题。”

突然别的房间里传过来说话声，能听出说话的一方是“水英妈”，另一方是个男人，估计是她丈夫，却听不清二人说话的内容。

吕川溜到门口，将门推开一道缝，贴耳倾听，并向秉昆与德宝招手。

于是，他俩也凑过去偷听。

估计是“水英妈”丈夫的男人说：“他们动员我在‘批林’运动中表态，说只要我表态好，保证下一批结合我。”

“水英妈”问：“你怎么说？”

“我预料到他们会来动员我，早有思想准备。我的回答是，林彪一伙迫害过我，‘批林’我当然有话说。但是要把林彪和什么‘大儒’结合起来批，这就远远超出了我的文化知识范围和思想认识水平。”

“让他们碰了个软钉子，我支持。什么‘批林批孔’，明明是别有用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你呀，我也得批评你几句，可以让他们碰软钉子，但没必要一见面就针锋相对，何必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反感嘛！你在外边对他们说的那些话槐姐都告诉我了，怎么能连‘滚’字也说出口了呢？那不好，太情绪化了。”

“一想到他们在批斗会上踢断你三根肋骨，我见了他们就心里冒火，七窍生烟！”

“那也要克制，缺乏克制能力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你也不想想，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军工项目方面还能继续发挥作用，北京有人保我，你家三位抗日烈士，你我的历史又都红得毫无杂色，咱们今天还能住在这里吗？”

“提醒你一句啊，一会儿别在餐桌上聊政治，一句都别聊。”

“这个我懂，不劳你提醒，你管严自己的嘴就好。”

……

“水英妈”介绍说，槐姐是她在农村老家的堂妹。他们的儿子也下乡了，因为老伴行动不便，就请槐姐来照顾。槐姐做了一桌子川菜，样样好吃。

“水英妈”老伴姓马，她让秉昆们称他老马就行。他们当然都不会大大咧咧地称他“老马”，各以自己父母的年龄来论，称他“马叔叔”或“马伯伯”。

老马一眼就认出了秉昆，说一直想把秉昆请到家里来当面致谢。他的腿再过两个来月就可以柱拐行走了。

“水英妈”对吕川和德宝说，如果只请秉昆一个人来，担心被别人知道了说闲话，比如拉拢青年工人什么的。她说她倒不怕，但是讨厌那些。她还说并不是多么喜欢念社论，更愿意的事还是在法庭上庄严地宣读判决书。组织全厂人学习社论是她的分内工作，而她要求自己必须认真工作。她向吕川和德宝做了自我批评，她那次心里有火没处发，开会前外地的两名外调人员找到了厂里，逼着她按他们的口径写一份外调材料，她当然不从，结果双方都拍了桌子。

吕川和德宝两个也红着脸惶惶然地做了检讨，保证以后开全厂大会时再也不迟到了，特别是在她念什么的时候。吃着人家的菜，喝着人家的红酒，脚在桌子底下享受着人家的地毯，他俩都认为那么一种良好态度是必须的。

老马说，年轻人关心国家大事确实好，大批判文章另当别论。从每年的“元旦社论”中，思想敏感的青年可以捕捉到某些关于国家形势的信息，那对于自己清醒地看待时局有益。不感兴趣，不参加学习，不独立思考，就会在政治上成为庸人。不分年龄的政治庸人都是可悲的，容易被利用。

“水英妈“打断他的话，说他扯远了。为了让气氛轻松点儿，她讲起了三个青年咒她的事。

老马听得哈哈大笑，承认自己也经常心里暗咒她，因为她总是三娘教子般教导他该怎样不该怎样。不过他又强调，她毕竟是自己的妻子加同志，他绝不忍心像他们似的希望将她置于死地而后快；他对她的最恶毒的咒愿，无非就是希望她哪一天祸从口出，被押解到哪里去接受改造了……

“水英妈”佯怒道：“咱俩可是一根线上拴的两只蚂蚱，那你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他却笑道：“我与你划清界限，不就将那根线剪断了？”

对于秉昆他们，气氛轻松与否根本无关紧要，并不影响他们一个个狼吞虎咽，大快朵颐。他们确实都饿了。

初六一过，从初七开始，全市普通百姓人家的饭桌上就很难再见到春节饭菜了。春节前预备的好吃的东西，从三十儿到初六全都吃光了，家家如此。从初七开始，粗粮冻菜又是家家户户饭桌上的常态饭菜了。正月十五，普通人家也只不过就是煮顿元宵吃，还不能管够。

而眼前餐桌上的东西样样是美食！在春节的几天里，他们不论在自家还是别人家的餐桌上都没见到过，不但有摊鸡蛋、松花蛋，还有外地的烧鸡和盐水鸭；不但有清蒸的大马哈鱼，还有从罐头里取出的鱼子酱；不但有馒头，还有大列巴与俄味红肠。后两样是老字号商店秋林公司的著名食品，已经多年难得一见了，他们也只听说过从没吃到过；还有牛羊肉罐头和荔枝罐头，荔枝这种水果他们从没听说过。招待他们的红酒，和老百姓人家逢年过节才能凭票买到的果子酒口感太不一样，没法说清楚。

三个青年自顾自地吃，既顾不上和两位长辈主人进行起码礼貌的语言交流，也忘记了应对主人的幽默做出反应。若说他们有所反应，那也无非是一边夹着嚼着咽着，一边嗯嗯啊啊，或应付地嘿嘿笑笑。

主人夫妇见他们那样，后来也就干脆借故离开，为的是让他们吃喝得更随意。

他们告辞时，餐桌上除了盘子碗筷就一无所有了。

“水英妈”还说多谢他们，她说这些东西如果不解决掉，就成了自家三口人的负担。

老马与他们一一握手时说，一定要把中断了的课本知识捡起来，如果能借到高中课本就开始自学，否则哪一天机会出现了后悔晚矣！

他们打着饱隔嗯嗯答应着，其实左耳朵听进来右耳朵冒出去了。

送他们回家的是同一辆吉普，但开车的兵换了一个。

他们谈起此番做客的体会，心情都挺复杂。

吕川和德宝当然说了几句感激秉昆的话，因为沾了他的光嘛。

秉昆照单全收，说若有下次还忘不了他俩，哥们儿得像哥们儿的样子啊！

不知谁起的头，三人都愤愤不平起来。

德宝依然对“水英妈”的餐厅居然比他家还大耿耿于怀。

他一句话一打嗝地说：“你们听到没？她丈夫还抱怨空间太小了，轮椅移动不开。估计有一百多平方米吧？那他们以前得住多大的房子啊？难以想象，太他妈难以想象了！”

吕川看似公允地说：“通过这次做客吧，我对‘水英妈’的印象彻底改变了。从今往后，我要开始叫她曲书记，即使背后也不叫她‘水英妈’了。我认为，她基本上是个好人。她教导咱们的话，细想想都是为咱们好。但春节都过完了，他们家还有那么多好吃的，我对这一点意见大了！”

秉昆替她辩护道：“以后我背地里也不叫她‘水英妈’了，也要叫她曲书记。她丈夫也挺好的，肯定是高干，却没一点儿架子。她不是说了嘛，那些东西都是他们以前的战友送给他们的。咱们不能吃了人家的还心理不平衡。”

吕川固执己见地说：“他们的老下级或老上级又从哪里来的那么多好吃的？她丈夫不是希望咱们成为善于独立思考的青年吗？我这会儿独立思考的结果是，他们干部享受的待遇太特殊了吧？除了回民，这年头有几个普通人能买到牛羊肉罐头？好人是好人，特权是特权，两码事！”

德宝突然大喊一声：“铲除特权！”

吕川接了一嗓子：“平等万岁！”

再好喝的红酒也是酒，是酒就能醉人。

他俩有几分醉了。

不待德宝说什么制止的话，吉普车一声怪响猛地刹住了。

当兵的回过头冷冷地来了一句：“喊什么喊？再喊下去！”

他俩这才意识到，车上不止他们三人，还有个当兵的。

三个青年立刻噤若寒蝉。

车轮又动之后，兵司机缓和了语气，以摆事实讲道理的口吻说：“人家什么资格？你们什么资格？你们凭什么跟人家讲平等？别说你们了，在我们部队也一样。当兵的能跟首长讲待遇平等吗？一级一种待遇，军长师长就是比旅、团长待遇高，司令员就是比军长师长待遇高，天经地义。江山是人家打下的，整个国家都是他们那些有功之人的！你们有那等出生入死的经历吗？你们在背后攻击我从前的首长，我如果听之任之，我算怎么回事？一旦传开了，我在首长面前怎么做人？你们是工人当然可以不在乎，但我在部队，我还要争取进步呢！人活一世，总要不断争取进步吧？”

秉昆等三人佯装打盹，谁也不接话茬儿。德宝甚至故意发出夸张的鼾声，间接地表达不满。

第二天班上休息时，吕川起头，三个青年继续昨晚在车里的话题。

吕川显然是做了功课的，并且显然被刺激起了一股真理越辩越明的劲头。他从装饭盒的书包里掏出“红宝书”和几份学习材料汇编，盘腿坐在棉袄上，如同高僧大德解经讲法。

他说自己几乎一夜没睡，翻来覆去思考那兵司机的话，越思考，越觉得那兵司机的话逻辑上很别扭。他承认自己一向对政治学习不感兴趣，一听别人念那一套脑瓜仁就疼，但即使以自己很低的政治水平，也还是能听出那兵司机逻辑上所犯的错误。

“你俩就没听出来？”

秉昆说自己完全没听出来，觉得人家那话在大道理上是成立的。

德宝说他当时听着也觉得别扭，但是逻辑上究竟错在哪儿却不甚了了。

吕川点评道：“德宝还有点儿怀疑本能，头脑还有救。秉昆你怎么连点儿怀疑的本能都没有？这不可以的！长此以往，你就会成为老马同志所说的政治庸人！现在你俩都安安静静地坐我对面，听我分析。”

秉昆和德宝就垫着棉袄坐他对面了。

吕川开宗明义地说：“第一，军队是军队的规矩，国家是国家的安排。不能认为军队是怎么样的，国家也应该怎么样。这种比方是偷换概念，尽管他不是出于狡猾，但还是把概念给变了，明白？”

德宝拍着脑门道：“明白了，明白了。哥们儿行啊，什么时候变得有思想了？”

秉昆厚道地说：“你别用狡猾那么难听的词，我觉得人家小战士是个实在人。”

吕川大度地说：“接受批评。我长这么大，不管在家里在外边，还从来没被什么人呵斥过。曲书记在这儿呵斥咱们，那是因为咱们先咒的人家，人家呵斥得有理。可我直到此刻仍认为，咱们在车上议论的话同样有理。我不否认我的思想是面子思想，为了面子我也要证明自己的思想是对的。第二，无论语录还是这些材料，都明确告诉我，咱们党和党的干部……”

秉昆又打断道：“咱们三个都不是党员。” 

德宝说：“你别总挑他字眼儿嘛！”

吕川低调地说：“挑字眼是政治庸人的习惯，我原谅他。总之咱们一向接受的教育是，领导干部要和人民大众同甘共苦，对不对？那就是说，特权不能没有，但不等于特权是天经地义的！归根到底，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到现在他们干部还有特供商店吧？搞得神神秘秘的，连个牌子都不敢公开挂！这算哪门子党风？不就是吃什么的问题吗？连在这一点上都要与人民搞出区别来，那不是没出息吗？”

三个青年忽听有人大声咳嗽，分明是曲书记的声音。一齐扭头看时，见曲书记不知何时出现在门那边了，只不过这一次没躲在门帘后，而是贴门帘站着，肩上还扛卷草袋子。

他们赶紧站起，德宝抢先接过了草袋子。

曲书记说：“地上潮，把棉袄也弄潮了，穿到外边，寒风一吹，能不生病？你们要学会爱惜自己的身体，别处处都得我老太太关心。一人一个，铺上吧。”

三人都觉尴尬，默默将草袋子铺在不碍事的地方。

曲书记又说：“休息的时候坐在上边，不是挺舒服的吗？把你们的棉袄都搭在出渣管上烘烘。”

三人默默将各自的棉袄搭在出渣管上。

“昨天晚上，你们谁从我家带走东西了？”

曲书记话锋一转，开始问话。

吕川红着脸承认，自己一不小心将座钟里的小鸟弄掉了，装了几次没装上，干脆揣兜里了。

曲书记说：“明天想着带来还我。我们老两口现在住的那房子，是人家工业大学一位党外教授的家。把人家一家几口遣送回原籍当农民了，我们老两口暂时被安排在那儿住住，损坏或缺少了东西像什么话？”

吕川有点儿无地自容，保证说明天一定归还。

德宝趁机刺探地问道：“曲书记，那……你们家以前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

曲书记坦率地说：“我老伴是军工学院副院长，我们家能住一般的房子吗？当然住在校内的独栋小楼里，还有警卫和保姆。”

三个青年互相看看，一时无话可说，只有尴尬地沉默。

曲书记看着吕川又说：“你的话本人全都听到了。平等是种理想，不平等将是长期的现实，绝对平等是瞎忽悠。有些事不能钻牛角尖，钻牛角尖的人只有三种下场——要么疯了，要么自杀，要么被打成反革命。听明白了？”

三个青年除了点头，还能如何呢？

“不久厂里要办夜校，这是我的坚决主张。老师都是我请的，都有水平，你们要带头积极参加夜校学习。如果你们以后休息的时候讨论一道数学题或几何题怎么解，那我才高兴。我当年还在北京的人民大学进修过呢，否则，仅凭革命资本就能当上省高法的庭长？记住我的话了吗？”

三个青年又都点头。

“别只点头，要大声回答！”

三个青年便齐声回答：“记住了！”

曲书记走后，他们又干起活来。

吕川干着干着，拄着锨发呆。

秉昆说：“快干，别偷懒。”

吕川郁闷地自言自语：“我觉得，曲书记话里话外的意思好像是，如果不给他们那种人某些特权待遇，他们也会有不公平的想法似的。”

秉昆和德宝同时叫道：“别钻牛角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