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是星期日，这一天是周志刚六十六岁生日。他的六十五岁生日没过成，因为流行性感冒住了三天医院。全家对他的生日格外重视，总想弥补一家之主的精神损失。周志刚看样子不在乎，但内心里是遗憾的，所以善解人意的大儿媳妇郝冬梅提议两个生日要一并过。

实际上，周志刚这位一家之主早已徒有虚名。在光字片的老窝里，几年前就只住着他和老伴了，老伴的精神错乱已不可救药。好在她畏惧他的余威，只要他一呵斥，她的胡言乱语便会立即打住，缄口无言一阵子。经过那一阵子沉默，错乱的神经总能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周志刚挺亨受自己的余威在震慑老伴精神错乱方面的功效，他感到自己的存在仍有无可取代的特殊价值。当然，他对老伴也很关心，必要的震慑之后，该怎么疼她还怎么疼她，从未嫌弃。毕竟是相濡以沫的老伴，对她的感情已成为他的宿命。儿女都不再与他们老两口共同生活，他对儿女们各自生活的影响力已近于无。一家之主纯粹是他一厢情愿的想象，也是儿女们对他的安慰。他很需要那么一种安慰，他们也都特别理解。

下午三点左右，一辆中型卡车开到周家小院旁停住，车上满载着黄泥、沙子，还有一袋水泥和近百块新砖。车上跳下两个男人，一个四十来岁，一个二十来岁，都穿着工作服，他们放下车厢板便开始卸东西。周志刚听到声音，出门看究竟，四十来岁的自称蔡晓光，是周蓉的朋友，奉命送一车东西。蔡晓光实际三十八岁，因为久未理发，头发老长，一圈络腮胡子。周志刚第一次见蔡晓光，不知道他和女儿是什么关系，只当是女儿所求的人。看到那一车自己眼中的宝贝东西，他高兴极了，连连道谢不止。蔡晓光也没和他多说什么，帮小伙子卸完东西匆匆驾车离去。

那车东西确实给周志刚带来了极大惊喜。秋天修房子时，他不愁什么了。水泥和砖绝不能放在外边，隔夜肯定会无影无踪。他用足老劲儿一个人就把一整袋水泥扛进屋里，接着又和老伴把砖搬入小院，归拢好黄泥和沙子。

老两口累得呼哧呼哧坐屋里歇气儿时，老伴儿问：“你跟女儿要过？”

他说：“她是当老师的，我怎么会给她出这种难题？还是她这个女儿更懂我，在我生日这天，求人给我送来了经常梦想得到的好东西！”

老伴撇嘴道：“不如给你买件衣服更实在，难道你要把咱这家拆了重盖不成？她来了我得数落她，没见过自己老父亲过生日女儿送这种东西的。”

他板脸道：“坚决不许！咱们这家不好好修一番的话，再过几年还住得成吗？女儿给我送这些东西太对了。”

其实，送那一车东西还真不是周蓉的想法，而是秉昆的主意。比起哥哥姐姐来，秉昆更了解父亲。他只有主意，没有能力弄到那一车东西。当时他和哥哥嫂子都在姐姐家，一起研究给父亲过生日的事。他说出钱可以，说罢看着哥哥。秉义说自己也没能力搞到那些东西。在A市，水泥、砖和沙子仍是一般人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哥哥说完，嫂子也摇头。

周蓉就问秉昆：“你能保证那些东西会给咱爸带来惊喜？”

秉昆说：“你们哪儿有我了解他？他跟你们发过火吗？没鼻子没脸地训过你们吗？举起巴掌要打过你们吗？没有吧？反正我不记得有过那样的事。他退休后，你们都在上大学，我几乎就成了他的出气筒。比起受青睐的儿女，受气那个往往更清楚父亲的喜怒哀乐。”

他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周蓉说：“包我身上了。”

下午四点多钟，秉义和冬梅两口子领着周蓉的女儿玥玥首先回到了父母家。

他们走在光字片时，吸引了不少注视的目光。

一九八六年的光字片，更是A市有碍观瞻的一角。每座城市几乎都有几处那样的地方，在过来人的头脑中留下烙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记忆，每一代人只是对自己头脑中的记忆有感觉。

很久不见精神气质好的人出现在光字片了。秉义和冬梅吸引人目光的首先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其次是衣着打扮。

玥玥虚岁十五，是初三女生，她的精神气质和衣着打扮也与光字片的少女们大为不同。生活在光字片的男女老少的精神气质很难好起来，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生活中就完全没有高兴的事。有还是有的，但总会被居住状况的低劣和周边环境的脏乱差快速彻底地破坏，如同在穷山恶水的乡间，迎娶之喜带来的兴奋注定短暂。

光字片的大人孩子穿补丁衣服的还是少了。的确良和涤卡两种衣料特别受A市人的欢迎，用这两种衣料几乎可以做一切外衣，十年内几乎可以不用打补丁。大人孩子身上穿的成衣或自家缝制的衣服，六七成已是化纤衣料。春秋穿涤卡，夏季穿的确良，冬天棉袄棉裤的外套仍是化纤衣料做成的。

化纤衣料的一大好处是不缩水，洗过之后也不起褶皱。不起褶皱却并非就是有形有样，板板正正，要穿得像样，必须用熨斗褽过。

光字片的人家都没那种好心情。

这一天出现在光字片的秉义两口子和玥玥穿的都是涤卡衣服，还是仔细褽过的。在光字片的人们看来，那肯定不是一般家庭。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没有什么名牌衣鞋帽，高等衣料只能在特供商店才能买到，而进入特供商店的只能是高干和他们的家眷。绝大多数人穿基本相同的衣料做成的衣服，颜色也主要限于黑白蓝黄灰五种。

一九八六年，A市多数人的月工资也就五六十元。人们一年到头甚至一生也不怎么会穿褽过的衣服。男女青年若穿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或警服，便会让人对其家庭背景产生无边猜测和遐想，以为是上等人家的子女，这也让爱虚荣的男女青年为此每每干出傻事来。

秉义三人吸引光字片人们的目光很自然。

“是周志刚家大儿子，那女人是他媳妇，听说是一位副省长的女儿。”

“人家现在抖起来了，有靠山了，听说当上省文化厅的处长了。”

“那周志刚老两口还住咱们这破地方图什么呢？也沾儿子的光换个好地方住啊！”

“不是说咱们这破地方迟早会拆迁嘛，老两口守着老窝，等拆迁的好处呗。”

“等到猴年马月呀？也许死了还没等到呢！”

一些认识秉义、多少知道一点儿周家事的人议论起来，很是羡慕。周家毕竟是光字片老住户，口碑不错，议论者们舌尖留情，不至于说出些更不中听的话来。

实际上，他们冤枉周秉义了。周秉义当上文化厅文艺处处长，与冬梅的父亲是不是当过副省长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一九七七年，高考刚一恢复，秉义就考上大学。没有任何悬念，报名，考试，顺顺当当地考上了，而且是北京大学。

只不过考前面临一些状况。那正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年代，是先返城把户口落回到A市再参加高考，还是直接从兵团报名参加高考，他犹豫过。师教育处处长开导他说：你不管从哪儿考上大学，户口便又成了集体户口，毕业时把你分到哪儿没准，所以你考前户口落在哪儿没什么实际意义。不如安心在师里复习，直接从师里考吧。他觉得人家说得有道理，就没返城。

考前，师长与他谈过一次话。师长说：“我将来要回军区，所有的现役军人都将撤回军区。军区有个内部文件，允许各师带走几名优秀知青干部，军队也需要充实新鲜血液嘛，跟我走吧。你岳父的政治问题，肯定不再是问题了。”

周秉义第二次放弃了成为军队干部的选择。

刘少奇的冤案还没平反，妻子郝冬梅的父亲已被证实死在狱中，也尚未有结论，这让他在人生重大抉择面前做不到心无旁骛。何况，上大学始终是他的夙愿。

他如愿以偿地成了北大历史系的一名大龄学子，那一年他二十九岁，系里有些学弟学妹才十八九岁。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大哥”。

不久，同学们都看出他真像老大哥一样照顾大家。第二年，他被推选为系学生会主席。

周秉义依然故我地待人友善，助人为乐，行事低调，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一九七九年新学期开始不久的一天，妹妹周蓉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一九七八年年底，“天安门事件”得到了彻底平反。周蓉次年也考上了北大。周家两个曾经学习拔尖的儿女，终于先后迎来了他们人生的大好春光。

秉义始终关心妹妹的命运，“天安门事件”一平反，他也料到妹妹和自己一样，肯定要圆大学梦。妹妹也成了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却给了他莫大的惊喜。他不无埋怨地说：“你看你，我已经在北大了，你何必也考到北大来呢？”

周蓉笑道：“北大是专为你们男人办的大学呀？许你考来，怎么就不许我考来？”

秉义说：“你这叫抬杠。我在最近一封信里问你打算考什么大学，你回信中明明写的是尚未决定！咱俩在同一所大学不好吧？”

周蓉喜滋滋地说：“给你的回信寄出没几天我就决定了呀！兄妹俩在同一所大学，我的感觉蛮好，我就是冲你在北大才考来的嘛！”

秉义沉下脸道：“谈话态度认真点儿行不？”

周蓉见哥哥不高兴了，这才郑重解释说，她那位诗人丈夫冯化成也平反了，已早她两个月回到北京。

“难道你不希望我俩都在北京吗？虽然考清华我也没问题，但我的兴趣在中文，所以就往北大考呗！哎，哥，我考到北大来你又凭什么不高兴呢？摆得出正当理由吗？”周蓉转守为攻了。

她说要当中国女性的别林斯基或车尔尼雪夫斯基。

秉义听说妹夫已经平反，又回到北京，这才替妹妹高兴起来。接着，他想尽一番哥哥的义务，嘱咐妹妹怎样做一名优秀生。

周蓉起初还装出认真聆听的样子，听着听着，不耐烦了。她说：“学生会干部终究也是学生。我是学生，你也是学生。你是结了婚为人夫的学生，我是结了婚为人妇的学生，我们都是年龄大身份特殊的学生而已。我们周家人做人做事有原则，并且是好原则。你就说咱们兄妹俩都要继续按那原则做人做学生不就得了，何必三娘教子似的啰嗦起来没完呢？”

秉义被妹妹顶得愣了会儿，才说：“做人和做学生的原则是不一样的，你的话恰恰证明你还根本不清楚这一点，也恰恰证明我对你的嘱咐不是啰嗦多余，而是很有必要。”

周蓉也较起真来，反驳道：“哥，你的话奇怪了，大学生者，身在大学之人也。古今中外，做好人的原则基本就那么几条，大学生只能做得更自觉，不能反而差劲儿。难道大学生还有另外的做人原则不成？”

秉义又愣了愣，还想说什么。不待他说，周蓉抢着又说：“哥，我来找你只不过是告诉你，我也是一名北大学生了。我不是来找你辩论的，不过我认为，咱俩已经在辩论了，而且涉及了一个很值得辩论的话题。小妹初来乍到，尚有许多事要办。今日就不奉陪了，改日再来向哥哥讨教。”

她说完，见四周无人，对哥哥行了个屈膝礼，翩然而去。

站在未名湖边，周秉义望着妹妹远去的背影一筹莫展，独自苦笑，但内心还是挺高兴的。

不久，他就有点儿不高兴了。中文系的学生刊物上发表了一篇“与友人商榷”的文章，题目是《论好人与好大学生》，署名“邹小容”，别人只当那是真名，秉义一看便知是妹妹周蓉的化名，取义于“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的名字。文章的内容，自然是引经据典批判“做人与做好学生的原则是不一样的”的观点。

秉义只有装作浑然不知。

“邹小容”一下子出了名，北大半数学生都在打听中文系的“邹小容”是哪一个。

一石击起千层浪——那正是中国大学生热衷讨论和辩论的时代，投稿与读者来信雪片似的飞往中文系学生会，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许多人希望将这一场讨论继续进行下去。

周蓉也和秉义一样装作浑然不知，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其余时间总喜欢泡在图书馆，仿佛那事与她毫不相干，完全可以置之度外似的。

她当然还是美女。甚至可以说，比几年前更美。美得越发有气质，一种众说纷纭的屈原诗中“山鬼”般的气质。

因为她的出现，爱上图书馆的男生多了，包括一些并不喜欢安静的男生。

基因遗传很奇怪，科学研究也难以自圆其说。比如周家的三个儿女，秉义和秉昆兄弟身上各自或多或少地都有父母的性格特点。秉昆身上父亲的性格特点多一些，爱认死理，为人处世常常一根筋，个别情况下灵活一点儿，但也灵活不到哪儿去。秉义身上母亲的性格特点多一些，凡事从不认死理，若能灵活一下求得一团和气，那就以和为贵，从不放弃争取。即使不得不与小人进行难以调和的博弈、斗争，也不会得理不让人，把对方逼到死角，而是尽量留够回旋的余地。他们的母亲靠这种无师自通的处世经验，把街道小组长当得游刃有余，胜任而愉快，颇获好评。周秉义明智地继承了这一优点，并发扬光大，这让他即使在“文革”时期竟也算过得顺风顺水。遇到坎坷和陷入低谷时，还总有贵人暗中庇护、相助，大多数人总是比较喜欢温良恭俭让的男人。

秉义的适应性很强，秉昆次之。周蓉从骨子里天生叛逆，如果一个时代让她感到压抑，她的表现绝不会是逐渐适应。短时间的顺从她能做到，时间一长，她就要开始显示强烈的叛逆性格。如果遭受的压制和打击冷酷无情，那么，她将会坚忍地抗争到底。

她对自由的向往，如同蜜蜂和蝴蝶天生要寻找花蜜和花粉一般。她从书籍中感染了“不自由，毋宁死”思想。

从小学三年级起，她每次语文和数学考试都考双百，成绩名列前茅。如果说这还算不了什么，那么，音乐、体育、美术与手工成绩也一向获优的学生，全校则只有她一个人了。

一次，班主任老师找她谈话，说只要她能保持那么全面的好成绩，学校就会保送她到全市最好的中学去，她却说不愿被保送。

老师奇怪地问为什么。

她说好中学都在市区，她不愿学校离家太远。那么一来，冬天上学放学会挨冻。

老师又问，依她的心愿，上哪一所中学为好？

她说出的是共乐区一所很普通的中学，离家只有十几分钟的路。

老师惊讶地说：“你怎么可以成为那所中学的学生呢？”

她反问：“我为什么不能成为那所中学的学生呢？”

老师说：“你上哪所中学可不仅是你的事，关系到学校和班级的声誉，你趁早打消那样的念头。”

她说：“我上哪所中学完全是我自己的事，老师要趁早打消你们的念头。”

一名小学五年级女生，以那么一种语言和口吻与班主任老师说话，几个老师都大为惊讶。他们互相看了一阵，都忍俊不禁地笑了，以为不过是一名好学生在一向喜欢的班主任老师面前的任性和放纵——这也是好学生的特权。

老师笑罢，严肃地说：“谁趁早打消念头可不是你小周蓉说了算。”

然而，老师们都未免小觑了周蓉。六年级上学期考试结束时，她的各门成绩都刚刚及格！这让全校老师大跌眼镜。

班主任老师慌了，隔日派同学把她妈妈请到学校，强调她肯定是成心的。

妈妈回到家自然立刻开始问：“你是成心的吗？”

她说：“是。”

妈妈大怒：“你怎么敢那样？”

她说：“只有那样才能打消她们的念头嘛！”

妈妈更加愤怒：“老师们那么想有什么不对吗？”

她说：“不是我情愿的事，强迫我就是不对。”

妈妈怒不可遏，从炕上抓起了笤帚，倒握手中，欲施家法。

她说：“妈，你不许打我，你如果打我那我就……”

妈妈喝问：“还反了，那你要怎么样啊？”

她说：“那我要死给你看的。”

妈妈极其震撼，瞪着她呆住了。然后，罚她到墙角去站着。

她说：“这行。”说完乖乖走到墙角那儿，面壁而立。

哥哥秉义回来了，母亲让他说服周蓉听话。

秉义那一年读初三。他是学校的学生思想辅导员，负有帮助思想落后的同学进步的“使命”。小学的学生干部没有思想辅导员一职，一般中学也没有，少数几所重点中学才有，属于管理学生思想方面的创新举措。秉义对思想辅导员工作充满热情，认为这最能体现一名学生的优秀和进步。

秉义对妹妹说：“保送有什么不好呢？我不就是保送到重点中学的吗？我的感觉很好啊！”

周蓉说：“你是你，我是我。你的感觉好，也许我的感觉就相反。”

秉义说：“不会的。那怎么会呢？保送生差不多都能当上学生干部，入团也容易。”

周蓉说：“我才不想当学生干部，也不想那么早入团。我连当好学生都当烦了。老师们整天说好学生应该这样那样，我的耳朵快听出茧子啦！好学生有时还得装模作样，大人们常说装模作样的人不好，那小学生装模作样就反而好了吗？哥，你当好学生就没当烦过吗？”

秉义耐心地说：“当好学生怎么会当烦呢？是好学生，同学敬着，老师喜欢，家长脸上有光，自己也满意，多好啊。我从没当烦过，上了高中我也要继续当好学生。当不成好学生，我的感觉才会不好！你很快也要上中学了，你的思想太成问题！简直就是一名思想落后的小学生！”

周蓉说：“那又怎么样呢？我头脑里要那么多进步思想干什么呢？你是我哥，从小一块儿长大，别人不清楚，我还不清楚你吗？你是在家里一个样，一到学校就另一个样。我是在家里什么样，在学校也什么样。让我为了当好学生不一样，那我心里就别扭。再说，我也从没看出你的思想比我进步呀！”

兄妹俩你一言我一语，周蓉一张小嘴像连珠炮，振振有词地与哥哥理论，唇枪舌剑，绝不甘拜下风，驳得秉义一愣一愣的近乎理屈词穷。在秉义就读的那所重点中学，男生思想辅导员只做落后男生的思想工作，禁止男女生交叉做思想工作。秉义觉得，妹妹还处于懵懂状态，与自己不在同一思想层面，很难理论清楚。何况周蓉任性，讲歪理，成心气他，让他没辙。

就在秉义不知如何是好之际，秉昆放学回来了。

周蓉问：“秉昆，你觉得咱哥的思想比咱俩进步吗？”

秉昆看看哥哥，反问姐姐：“思想是什么呀？”他接着又问哥哥，“哥，你什么时候有思想了？把落后的进步的都说一点儿给我听听呗。”

小弟的话极认真，丝毫没有不敬之意。

秉义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大为尴尬，败下阵来。妹妹似乎大获全胜，虽受着惩罚，却显得很开心，向哥哥做鬼脸。

秉义爱自己的面子，也出于对妹妹的爱心，向妈妈复命时谎报战果，说妹妹已经想明白了。妈妈夸了他几句，才宣布对周蓉的惩罚结束。

妈妈又到学校去了一次，请老师们放心，感激老师们对女儿的精心培养。

等到周蓉参加中学考试，结果让老师和妈妈瞠目结舌——各门功课又都是刚刚及格，那样的分数也只能升入共乐区那所普通中学。一名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学生，既没有参加保送，也没考上重点中学，考得一败涂地，成了很不怎么样的一所中学的收容生，这让学校和老师颜面全无，认为是自己学校的奇耻大辱。

妈妈的愤怒自然更胜上次。她喝问：“成心的是不是？”

女儿诚实地回答：“是。”

她便挨了几笤帚疙瘩——那是妈妈第一次打她，也是唯一一次。

结果，她就真的绝食了。

事情闹到那般地步，想不让一家之主知道也不可能。当年周志刚只是省内“小三线”的建筑工人，尚未到“大三线”去。正赶上他探家，于是，他亲断此桩家庭要案。在周家，那确实算得上是一桩大案要案了。

周志刚问明原委，对老师的恼火反而不以为然。依他看来，女儿聪明伶俐，学习又很用功，并不是惹是生非的孩子。这就好，就是父母的造化。至于她自己想上哪一所中学，为什么不依她呢？当然可以。他也认为，上离家很远的重点中学还不如就近上学。特别是在冬季，天亮得晚，黑得早，一个女孩子天刚亮就得出门去上学，往往天黑了才放学。路上要走四五十分钟，稍走慢点儿就得一个多小时。零下二十七八度三十几度，那也不能说不去就不去上学吧！乘公共汽车呢，不是每月要花三四元车钱吗？普通中学怎么了？那么多在普通中学上学的孩子，没听说谁家的孩子上了三年中学反而傻了！他觉得女儿并没犯什么大错，错在没向妈妈说清楚。对小学生也不能要求太高，还不懂事呢。

他很快原谅了女儿，却严肃批评了大儿子秉义，指责他向母亲谎报劝说结果。周家的儿女，那是不可以撒谎骗人的！因为家庭内部之事，骗的是自己的妈。如果以后参加工作了，骗的是同事、领导或群众，除了要承担后果，人格不就毁于一旦了吗？

秉义这个哥哥就是好，他当时对妈说谎，完全是出于对妹妹的爱心。过后没再旧话重提，那是忘了，因为没想到妹妹竟那么铁定主意。他不无委屈，却虚心接受了父亲批评，劝妈妈不要再生气，还将造成不良后果的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真诚地表示愿受家法处置。

妈妈也认为事情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秉义有难以推卸的责任。她的恼怒无法消除了，坚持要大儿子跪到墙角去反省。

在女儿面前，周志刚这个一家之主懂得需要维护一下妈妈的权威。自己常年在外，儿女们主要得靠妈妈来教育，不树立一下她的权威那还行？尽管他内心里觉得大可不必，却连一句调和的话也没说，便一直保持沉默，而沉默无异于赞成。

于是，秉义乖乖跪到墙角去了。

周蓉反过来替哥哥求情。最令母亲恼火的当然还是她，求情当然遭到了母亲的严词拒绝，周蓉也只好乖乖走到墙角那儿去陪跪了。

那是周家父母对儿女实施的最严厉的一次家法，也给小儿子周秉昆留下了深刻印象。

鬼使神差的，秉昆也陪跪了。对周蓉的反叛，当年的他打心眼里佩服。如果一个家庭有三个子女，其中两个都很优秀，经常受到大人们的夸奖，只有一个似乎毫无长处，因而几乎从来听不到表扬之词——并且还是最小的孩子，那么他没法不自卑孤独。作为老疙瘩，父母对他的疼爱肯定会多一些，哥哥姐姐也处处让着他，关照他。但是说到夸奖，父母和哥哥姐姐就都没法满足他——五岁多了还经常穿错鞋；上小学了，还经常把2、3、5、7、9反着写，分不清“倒数第二”是不是值得高兴的好成绩，对这样的孩子，夸奖岂不是太违心了吗？实际情况是，哥哥姐姐在学校获得了什么荣誉回到家里后，父母高兴之余，总将忧虑的目光投到他这个老疙瘩身上。母亲那时就会轻叹一声，而父亲照例宽慰妈妈说：“三个孩子将来能出息两个就不错了，谢天谢地吧。”那时哥哥姐姐就会向他示好，帮他削铅笔或重新包书皮，仿佛他们优秀是很对不起他这个弟弟的事。

现在好了，经常受到夸奖的小姐姐似乎不再是好女儿好学生，还是她故意要做问题学生，这让秉昆另眼相看，暗暗佩服，甚至有几分快意。

他也同情哥哥秉义。如果哥哥当时不说谎，不知姐姐将会被罚站多久。母亲不消气，估计姐姐也许连晚饭都吃不上。把哥哥换成自己，当时肯定也会对母亲说谎的。第二天他就会把那事忘了，估计哥哥也是。自己也罢，哥哥也罢，终究是两个孩子，谁能想到周蓉竟会一意孤行呢？所以，他对无怨无悔地陪姐姐受罚的哥哥心疼起来。

小秉昆陪跪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周志刚则对三个孩子跪一溜儿根本不当回事似的，他把终结权甩手交给了孩子妈妈，出门下棋去了。

三个儿女一起跪了一个多小时。

等母亲解除惩罚时，他们的腿都跪麻了。

当晚，待三个孩子睡着了，夫妻俩聊起枕边话来。

秉昆妈说：“你好好想一想，你们周家的先人中，出过那种打定主意不撞南墙不回头、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没有？”

周志刚认真想了想，很负责任地回答说：“肯定没有。”

秉昆妈就大为奇怪了，“那，咱们女儿的性子，可是随的哪一条根呢？”

周志刚不爱听了，反问：“你怎么不往你家先人中想一想呢？”

秉昆妈说：“我想过了，更没有嘛！”隔会儿又说：“将来让咱们不省心的，倒未见得是老疙瘩，很可能是女儿！”

周志刚告诫说：“你既然领教了她那种性子，以后就不必对她太苛刻。啥叫出息？啥叫没出息？咱们老百姓人家的女儿，将来是好人，走正道，我认为就是出息了。咱们女儿善良，知仁义，对人对事有正义感，只要这三点在她身上不变，其他方面任性一点儿就随她吧。别管教太严，把个原本挺好的孩子管出问题来。”

好孩子被管教得精神不好了，这样的教训秉昆妈妈也是听到过的，从此对女儿就不再牛不喝水强按头了。

周蓉自从上了那所离家近又不起眼的中学，挺开心的。她不再争当尖子生，也不写入团申请书，很快就与一些调皮捣蛋的男生打成了一片，对学习成绩较差的女生也亲近有加。老师们都摇头：“哪儿像小学里连续多年的三好学生呢？”

然而，老师们还是对她刮目相看了。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渐渐变得守纪律懂规矩，那些学习成绩一向较差的女生也有了进步。

老师们暗访究竟，那些男女生都说是因为周蓉带给了自己友谊和快乐。心里多了快乐，学习成绩自然就上去了。

临毕业时，周蓉对母亲说：“妈，上初中时我让你失望了，那时女儿年龄小，不懂事，太任性，对不起了。我可要考一所重点高中，一定给妈一份惊喜。”

母亲没好气地说：“你的事妈已经懒得操心了，随便你。”

女儿果然考上了一所重点中学。在本市重点中学的排名榜上，秉义被保送的那所中学屈居第二，妹妹考上的则是全市排名第一的重点中学。

成了高中生的周蓉陡然间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像被暗中传授了什么易容术似的，几个月一个样，一年多后变成了令人惊艳的美女。小学时的她并非多么漂亮的女孩，初中时也只能说是秀气，而上了高中的她美得有些洋气，有时甚至让妈妈尴尬。

经常有人问妈妈：“是你女儿吗？怎么看不出有哪处像你呢？好漂亮的女儿，你当妈的真有福气！”

话里话外，总会让妈妈听出这么一层意思——怎么长得像混血呢？不是亲生的吧？

这时，妈妈总是说：“是我亲女儿，小时候也不是那个样，越往大了长越不像我了，也没哪处像她爸的地方，那么高的鼻梁，双眼皮儿，要不是左邻右舍都知根知底，可能都往不好的方面想啊？”这么说时，她内心里是愉快的。

成为高中生的周蓉，不知接受了什么“神谕”，竟变得很文静、很淑女了。她在学校里并没有什么追求者，男生们都觉得她太高傲了。尽管高傲只不过是她的外表而非她的内心，但他们的误解正中她的下怀。周蓉由此少了许多难免会发生的滋扰，可以全心全意学习，并有更多时间来读她喜欢的文学书籍。

周蓉想方设法办了几个图书馆的借书卡，如饥似渴地借阅，假期更是集中博览群书。她感兴趣的不是中国小说而是西方启蒙时代的名著，当年译成中文的几乎全读了。

周蓉特别反感中国小说中对女人的态度。她曾对郝冬梅说：“在中国男人笔下，女人不外乎是尤物、玩物、邪物，讨厌！”

但是她对《红楼梦》，对《聊斋志异》中的某些名篇、唐宋传奇小说以及《白蛇传》一类民间故事却极为欣赏，认为写那些书的人才算尊重女人。

她喜欢唐诗宋词，推崇孔子孟子的文化贡献，却不喜欢庄子，认为只不过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她认为老子与庄子之文如出一辙，未免过分求“玄”。

对于思想类书籍，她爱读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一类，鞭辟入里、犀利辛辣的也不排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蔡元培的《论中国人的修养》她细读了数遍，梁启超和鲁迅的书也经常置于枕边。

她常在哥哥与郝冬梅之间口无遮拦发表奇谈怪论，比如说，“梁氏除了不曾有小说作品，若论杂文成就，论对中国文化思想及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当在鲁迅之上。鲁迅被后人镀金了。每个国家的后人其实都喜欢为本国的各界名人镀金，文化名人也不例外。但镀金好比美化老院落，应以修旧如旧为宜，要很讲技巧，过了就俗了。”

哥哥与郝冬梅闻之表情大变，都再三警告她，如此狂妄言论绝不可对外人道。

一次，她听说市图书馆有数部《胡适文集》，属禁阅书籍，她苦求管理员，终于能在图书馆偷阅。几天后，她对哥哥和郝冬梅说：“现在我对胡适和他的道德文章也有点儿发言权了。”

哥哥和冬梅未读过胡适的书。当年，胡适的书不是想读就可以读到的，高中学生读胡适的书，那基本上会被定性为“思想斗争新动向”。

哥哥和冬梅都不信她的话，以为她自我吹嘘。她讲了自己是怎么读到的，并背了几段给他俩听。她说：“如果一个人是一颗星，就会存在于星河。别人只能评价他是一颗怎样的星，分析他为什么是那样一颗星。他明明是一颗星，非当他不存在，甚至非说他只不过是玻璃渣，这种文化态度是可笑的。总有一天，会让自己陷于文化窘境。“

他俩又一次表情大变。

哥哥指责道：“周蓉，你对亲人对他人还有没有一点儿起码的责任感？”说罢怫然起身，到外边去了。

冬梅跟到外边，见秉义正在小院里生闷气。

秉义说：“看来，我家将因这个妹妹忧患无穷，她也会让朋友们受牵连，父母拿她没办法，我拿她也没办法，这可如何是好？”

冬梅也感到问题严重，就回到屋里，把秉义的话对周蓉复述了一遍，郑重地说：“你哥真生气了，我要求你去向他保证——你再也不会做那样的事，永远不再说你刚才那番话。如果你不，我就走了，以后再也不来了。你哥的担心是对的。被牵连的人是可悲的，一个人如果明知做哪类事说哪类话将会牵连亲人、朋友，却任性而为，那个人是不道德的。”

冬梅将话说到这种地步，周蓉不能不认真对待，她赶紧走到小院里向哥哥保证。

秉义说：“你不要以为咱们是工人家庭的儿女，就等于披上了政治保险的红斗篷。哪一天政治的狼牙棒挥舞在你头顶，你就后悔晚了。亲人和一切爱你的人都救不了你，受你的牵连也将是必然之事！”

那时秉义已是学校团总支书记，预备党员了。

周蓉理解了哥哥的不安，诺诺连声。

不久后的一天，冬梅劝周蓉还是要争取入团。她说全市排名第一的重点中学的高中生，光荣的“大三线”建筑工人的女儿，如果毕业时连团员都不是，会让别人产生种种不利的猜疑。

周蓉听出了那是哥哥的话，也是她自己的想法。此时的周蓉实际上已多少受到猜疑，她理解哥哥和冬梅的策略——如果入团，有团组织教育和监管着自己的思想，他俩会少操些心，不安也会消除。

她说：“我听你们的。”

未来的嫂子冬梅的态度她得重视。

周蓉明白，自己的重视程度，很可能也将影响到哥哥与冬梅的关系。

她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接着写了两份思想汇报。写入团申请书时，心理上并没有特别不适。写思想汇报时，心里则有些别扭。倘如照实来写，肯定会被视为异类；倘隐而不宣，又是在撒谎。

对组织撒谎是她所不愿意的，但为了能入团，她选择了撒谎。写第二份思想汇报时，她心里已不怎么别扭了。

然而，她并没有顺利入团，负责同学鼓励她写第三份思想汇报后没几天，“文革”开始了，各单位的党团组织全都瘫痪。

一九七九年，人们还在反思“文革”浩劫。

周秉义比一般同学更能感受到校园气氛的吊诡。这位友善的老大哥式的系学生会主席看起来有板有眼，应付自如，实际上他言行谨慎，不越雷池一步。

周蓉突然出现了，而且这位一向不安分守己的妹妹，如今还成了北大中文系学生，周秉义不免有些担心。

与妹妹的第一次见面挺有悬念。本系的一名男生告诉他，未名湖畔有一名新入学的中文系女生在等他，想认识他这位历史系的学生会主席。

自从担任系学生会主席，周秉义逐渐有了一些知名度，成了本系和外系不少女生的追求对象。

他相貌堂堂，彬彬有礼，成熟友善，怎么会不那样呢？其实，他对做名人已经没有感觉。高中时，他就是学校名人。成为全市二十一名高中生党员后，他也曾经一度感觉有些飘飘然。做了兵团师部的知青干部后，更是让许多同龄人羡慕。考入北大，他真的不再希望有什么知名度了。“当好学生当烦了”，妹妹周蓉小学六年级时的感受，也是他当时的感受。

当系学生会主席，对于周秉义几乎是必然之事。他从不刻意追求名利，也从不躲避名利。

有了一定知名度，他便自然而然有了比一般男同学更多的追求者。

周秉义从没动心过。他对妻子郝冬梅的爱可谓白璧无瑕。

他强作欢颜，与每位想要认识他的女同学见面——尽管许多时候他觉得简直是滋扰，也因此烦恼，但是出于起码的礼貌和尊重，他还是克制自己，客客气气。学生干部没什么了不起，多认识一些同学也是自己的荣幸——他经常告诫自己。

一见面，竟是妹妹周蓉，这太令他愕然了。

周秉义从妹妹的言谈举止中，一点儿也没看到吃过“苦头”的人常有的心有余悸和谨小慎微。相反，他感到妹妹简直是好了伤疤就忘疼的自以为是。这让他感到有些不安。

周蓉发表在中文系系刊上那篇“与友君商榷”的文章，让他极为不快，却也不想多加理会。

周蓉确实没把自己吃过的苦头太当回事，更谈不上心有余悸。她知道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经历的平淡寻常。她是满怀着喜悦和兴奋来到北大的，如同一个带着空背包的人进入了阿里巴巴的藏宝洞。她很快就感受到了学校那种思想活跃的氛围，非常享受。对于她而言，新思想是知识，也是财宝。她其实一点儿也不偏激，这得益于她读过的书。她明白凡事必有原因，国家的发展各有不同，甚至与国家基因有关。她在系刊上发表文章，只不过是小试牛刀，看看自己的思想及表达能力。

有人说那篇文章写得挺好，很有文采，这让她对自己的写作更有信心。她心满意足，从此没事似的不再关注那篇文章引起的余波。

然而，那篇文章引起的风波并不因为作者的漠视而终结。中文系的学生推波助澜，筹划了一场大辩论。布告贴出，许多外系的同学觉得话题新颖，别开生面，响应者众多。

这所藏龙卧虎之地，一旦有学生张罗操持，必然影响很大。

好人之好与好学生之好究竟是何种关系？——他们自己也没料到，看似平常的辩论主题，居然引来了许多外系学生。

哲学系的学生认为论题属于哲学范畴，竟被中文系同学搞成了一场辩论会，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一展风采。

历史系的学生也来了不少，他们原本希望系学生会组队参加。中国好人文化源远流长，历史系的学生有太多话可说。

周秉义态度冷淡，不支持，也不反对。他的消极态度甚至引起本系同学的不满。

周蓉本来不在场——她又到图书馆看书去了。作为始作俑者，她其实很难逃避。结果，她差不多是被中文系的学兄学姐挟持到了会场。

周蓉被主持人请上台发言，会场气氛顿时一变。

啊！“邹小容”原来不是热血男生，竟是个大美女。女生们一阵窃窃私语，男生们个个眼睛发亮。

起初，还有些与主题有关的话抛向她——

“你那位友人是何许人也？”

“你俩怎么谈好人与好学生这一话题？”

“你的文章刊出后，友人有什么看法？”

“会影响你们的关系吗？”

这些问题皆牵扯到自己的哥哥周秉义，想到哥哥是多么的不愿受自己的连累，她除了王顾左右而言他，再无别的招数。主持辩论的学兄见她陷于被动，岂忍袖手旁观？出于怜香惜玉，也是为了中文系的荣誉，急忙替她搭台阶铺锦毯，介绍她那一段与“四人帮”斗争的光荣经历来——学兄消息灵通，不知从哪个渠道刺探到了，却又知之不确，多溢美之词，还夸大得甚是离谱。那种情况之下，周蓉不得不出面澄清。

她出面澄清时，台下又是一阵肃静。

当年，有反“四人帮”经历的人士，仍令学子们由衷敬重。北大是“四人帮”流毒迫害师生的重灾区，悲情气氛仍较浓重。现在台上站着一名曾与“四人帮”余党斗争过的美女学生，大家都觉得很传奇。不知哪一位带头喊起了口号，于是口号此起彼伏相继而起。主持人担心局面失控，直接宣布辩论结束。周蓉在同学们簇拥之下，匆匆离去。

辩论会开得并不成功——究竟好人之好更好，还是好学生之好更好，也没辩出个什么结果。周蓉却大大出名，尽管这并非是她的意愿。

一天晚上，周秉义亲自守在周蓉宿舍门外，堵着了要去教学楼看书的妹妹。

秉义劈头问道：“这下你得意了吧？”

周蓉反问：“哥，你什么意思呢？”

秉义有些发火，“你别装糊涂！”

周蓉确实是在装糊涂。哥哥指的是什么事，她当然明白，只不过因哥哥的态度而不悦，故意反问了一句。哥哥的怒气让她更加不悦，依她想来，那件事也不过就是一件结果始料未及的校园偶发之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值得哥哥那么气势汹汹。

周蓉不高兴，干脆装糊涂装到底。她正色道：“哥，我得提醒你啊，你我都已经为人夫为人妇了，我己做母亲了，你不可以用那种莫名其妙的语气训斥我。请告诉我，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事，让你对我怒火中烧的？”

“周蓉，你不装糊涂行不行？！”周秉义大声嚷嚷起来。

“你小声点儿行不行？让人听到了成什么样子？不错，我是在装糊涂！谁叫你这个哥哥一开口就训斥我的？我现在和你一样是北大学生，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有感而发，在我们系刊上发表一篇文章怎么了？我参加了一场由我们系学生会主办的辩论会又怎么了？何况我也是不情愿的，怎么就像冲了你的气管子似的？你犯得着气急败坏吗？”周蓉振振有词，与哥哥杠上了。

“你那篇文章的思想很成问题！好学生的好与好人的好从来就不矛盾，你为什么要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居心何在？”周秉义简直是审问的口吻了。

“好学生的好与好人的好从来就不矛盾吗？你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文革’那十年中，从小学到大学，不就是因为另搞了一套所谓好学生的标准，才让不少学生变得像野兽吗？咱俩都是过来人，难道你如此健忘吗？用民间的朴素的好人标准来衡量，当年那种种好学生的标准能立住几条？”周蓉也完全是针锋相对的辩论口吻。

“当年！‘文革’结束好几年了，难道你要把那十年记一辈子吗？许多人希望‘文革’成为历史，反感你这种动辄拿‘文革’说事的人。你不要以为你碰巧有了那么一种经历就真的光荣，那只不过证明了你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人。任何时代，不安分的人都要付出代价。你不要刚刚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如果你连这点儿人生常识都没悟懂，那么作为你的哥哥，我有责任教导你，你要牢牢给我记住！”还是教训的口吻，秉义确实也是苦口婆心。

不料周蓉瞪着他，冷冷地回敬了一番话：“哥，没想到十年没见，你变成了一个如此可怜的人。我好怀念十年前的哥哥。我那篇文章的确还有点儿价值。我也要提醒你，蔡元培先生当年任北大校长时，鼓励学生应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你是学历史的，建议你从历史中去寻找……”

不等她说完，周秉义挥手扇了她一记耳光。

周蓉的半边脸被扇得火辣辣的，有点儿麻木。

她却并没捂脸。待了几秒钟，她转身走了。

周秉义气得浑身发抖。他并非小肚鸡肠之人，他的小题大做实在是有苦衷。有关方面向秉义传达了一个意见，希望他劝导妹妹不要太活跃。与妹妹进行严肃的谈话，不仅是他的义务，也是任务。然而，有些话又不能对妹妹挑明，怕她产生心理压力，事与愿违。在他们那一代人中，秉义算得上是老党员了，没有人理解他的苦衷。

秉义的烦恼还没完。不久，他就成了校园传说中周蓉的“对象”，成了许多男女生议论的人物。美女学生的对象究竟是哪一个男生，这种好奇是大学校园里最有传染性的。结果，他当年因为放弃穿军装的机会而在兵团师部经历的新闻“洗礼”，在北大又经历了一次。无奈，他只得求助于中文系学生干部。人家挺给面子，派学生记者采访了一次，稿件仍发在中文系的学生刊物上，题目是《哥哥眼中的“邹小容”》。结果适得其反，周秉义的烦恼更多了，几乎每天都有几个男生恳求他，希望通过他与“邹小容”联系。

满心委屈的周蓉虽然与哥哥不来往了，却能理解哥哥的烦恼，她也有些内疚。于是，她亲自策划了一场“中外情诗朗诵会”——朗诵者主要是学生，还通过冯化成请了几位校外诗人。

那年头，几乎被斩草除根的小说家们尚未缓过气来，诗人们却已“春江水暖鸭先知”，开始有些萌动了。在大学校园里，不喜欢诗歌差不多与俗是同一个意思。一个亲近诗歌的人，几乎就等于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参加的人远远多于辩论会的人——由美女学生策划主持的情诗朗诵会，倘无吸引力岂不成了咄咄怪事？

周蓉的诗人先生冯化成也在北大学子们面前亮相了。他一身西装，皮鞋锃亮，系了领带，领带夹闪闪发光；他的大背头梳得极平顺，脸也刮得干干净净，络腮胡子却保留着，眉毛似乎也都修剪过，与略显苍白的脸相互映衬。在贵州十余年间，冯化成的脸一度变得像当地人一样黝黑粗糙，回到北京后又很快露出苍白的模样。

看得出，冯化成对自己在北大学生们面前的首次亮相格外重视。

周蓉挽着他的胳膊走到讲台上。当她介绍说，他是自己的先生后，学生们一时没明白先生的含意。她又进行了补充说明，片刻的肃静过后，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冯化成“文革”前在诗坛小有名气，台下有读过他诗作的学生。冯化成朗诵诗比创作诗的水平要高出许多，虽然他的嗓音并不怎么好，但毕竟是诗人，对诗歌的韵律美了如指掌、谙熟于心。并且，他一朗诵起诗来，仿佛演员面对镜头，顿时变了个人似的，声情并茂，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朗诵会圆满成功。冯化成踌躇满志，外请诗人中数他朗诵的诗歌最多，获得的掌声最热烈。

因为冯化成朗诵的一首当代长诗，他与周蓉会后发生了争执。

“你为什么要朗诵那一首诗？”

“你没听到掌声有多热烈吗？我不应该对台下的掌声缺乏激情吧？”

“那你也应该朗诵一首短的！”

“长的短的有什么区别呢？长的就不是诗啦？”

“当然有区别！你已经朗诵过三首了，我主持的不是你的专场诗歌朗诵会！不应该让人觉得你很特殊！”

“一旦站在台上，众目睽睽之下，那我就只不过是一位朗诵诗歌的诗人，你扯什么特殊不特殊有什么用啊？扯得上吗？”

“当然扯得上！你占用的时间太多，留给别人的时间太少，这有失公平。我明明事先告诉你了，每人最多朗诵两首诗，你也不能例外！”

“欢迎我的掌声更热烈，我有什么办法？”

“那是我这个主持人应该考虑的事，不是你可以在台上自作主张的，你没那种特权！”

“哎，你怎么变得事儿妈似的了？你今天哪根神经搭错了？”

“再说，最后那一首长诗也不是情诗，不符合情诗朗诵会的要求！”

“但是，台下不是都听得很认真吗？”

“你为什么要做违背朗诵会要求的事？为什么还要在朗诵前讲上一大段你的‘光荣经历’呢？那些话不是离题万里吗？”

“我说那段经历光荣了吗？那是事实，与那首诗有关，我认为有讲的必要！”

“你有炫耀之嫌！”

“就算是你说的那样，又怎么了？你没完没了的，烦不烦啊！”

“你是在利用一切机会沽名钓誉，也是在利用我，你的妻子，可耻！”

“妻子提供的机会就不可以利用一下吗？不沽名钓誉又来这儿做什么？难道对你就没好处吗？”

“你说这话更可耻！”

“好好好，我可耻我可耻，我可耻却收获了快乐，你休想破坏我的好心情！”

“那首诗不是你写的！真正的作者是郭诚！他与我父亲情同父子，这你是知道的！你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为什么偏偏就不说那首诗是郭诚创作的？”

“我也没说是我创作的吧？”

“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忘了！”

“忘了？”

“对！忘了。”

周蓉从她诗人先生的脸上，发现了她最不愿看到的一面——沽名钓誉，不择手段。

那一刻，她震惊了。

她是那种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真像有些人说的，她冰雪聪明，仿佛天生就拥有“读心术”的本领。十多年来，他们夫妻间从未发生过什么龃龉，过的是一种与名利完全绝缘的日子。他们的生活词典中无非柴米油盐酱醋药，茶是不易享用的奢侈品。贵州产茶，他们却舍不得花钱买。夫妻俩身体都不好，药是家中必备。孩子和诗，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核心位置。孩子代表希望，诗是精神的维生素。那时，诗就是诗，写来纯粹是诗，读来也纯粹是诗，不可能有任何附加值。

当年，周蓉从不曾对先生冯化成使用“读心术”，那种天赋几乎彻底退化了。然而，在这场情诗朗诵会上，在与冯化成的辩驳中，周蓉的那种天赋又自然而然地恢复了。好比一个十余年不曾游泳的人，一旦落入深水，出于求生的本能，游泳本领自然而然地重新唤醒了。

通过与冯化成的争论，她潜入了对他重新认识的深水区。

是的——千真万确，她因自己的新发现而震惊。

冯化成问：“还有事吗？没事我走了。”

周蓉盯着他，不愿再说什么。

“你今天纯粹是没事找事！”他悻悻而去。

片刻过后，冯化成的背影在周蓉眼中模糊了，像隔着雨水流淌的窗玻璃望过去似的。周蓉想到了哥哥周秉义。历史系男生们的宿舍离她站着的地方不远，五分钟就可以走到。如果不是挨过一耳光，在这个世界上，她最想倾诉心事的便是哥哥。

她终于没去找周秉义。

她不允许，那一记耳光对她是椎心之痛。

除了哥哥，在北大校园以及偌大的北京，她尚无什么朋友。她感到了空前的孤独，比初到贵州时更孤独。在贵州，她还有自己崇拜的诗人“先生”，如今他回到北京后仿佛完全变了不，不是仿佛，而是的确变了。如同一个曾经流落民间的王子终于又回到了熟悉的城邦，他又开始被尊重，接受王位不过是迟早之事。与他共患难的爱妻，分明也不再像从前那么可爱，尽管他有时还是会以审美的眼光看她。

不过，她太熟悉孤独了，并没有被这种新的孤独压垮，难以自拔。作为全系当之无愧最勤奋的学生，图书馆是她的世外桃源。在她眼里，苦读是一种享受，勤奋也近乎是休息。

情诗朗诵会确实给她带来了好处，冯化成的登台亮相让她的追求者迅速打消了念头。冯化成留给大家的印象挺不错，他们普遍认为，他还算配得上周蓉。

周家兄妹的嫌隙在北大持续了一年多，这期间他们一直没有往来。

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周秉义住院做阑尾切除手术。住院期间，妹妹周蓉闻讯来到了他的病床边。

周秉义闭着眼睛说：“出去。”

周蓉说：“我数到三，如果你不睁开眼睛，将来再见到我就很难了。”

周蓉数到二时，秉义睁开了眼睛。兄妹俩互相看着，都笑了。

同病房的一位病友说：“你哥天天念叨你呢。”

周蓉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我是他妹妹？”

病友们七嘴八舌地说起来。

“那还有错！你哥跟我们说过你的长相嘛！”

“果然是个大美人儿！”

“你哥说起你来可骄傲了，夸你是你们兄弟姐妹三人中最善良最聪明、最有独立思想的人！”

“小时候他还因为你被父母罚过跪，对不对？”

“我们连你们兄妹俩因为什么事闹僵了都知道。”

“你哥是出于对你的爱护，他当时有苦衷，你得谅解他。”

听着病友们的话，周蓉一边笑一边流下泪来。

原来在哥哥秉义的心目中，妹妹周蓉有思想，令人骄傲。周蓉感觉就像饱餐了一顿红烧肉。在贵州十余年，她没有吃过鲜肉，只尝过几次腊肉，几乎忘了鲜肉的味道。到北京后，她才与先生冯化成在小饭馆吃到了红烧肉，一时大快朵颐，旁若无人，直到冯化成提醒她注意点儿吃相。

兄妹俩和好如初。

周蓉问哥哥毕业后有什么打算？

秉义一听就明白她心里的想法，反问她是不是有考研究生的念头？

她说是的。

那一年，重点高校即将恢复研究生招生。

秉义表示支持妹妹考研究生。如果能考上，为什么不呢？如果她想接着考博士生，他也会支持。秉义说，自己毕业后将回A市工作，爸妈年纪大了，由小弟在家尽孝不可以，那对小弟太不公平，自己这个长子也该尽尽孝心了。

周蓉说：“哥，我的想法是不是太自私了？”

秉义说：“别这么想，你多虑了。你我情况不同，化成是北京人，你在北大读书，不论读多少年，你们等于在一起。我如果不回去，我和你嫂子还得继续两地分居，我俩都不愿那样。”

周蓉说：“我再考虑考虑。”

秉义说：“别犹豫，决定了吧。”

周蓉说：“如果还让爸妈带着玥玥，我心里也很惭愧。”

秉义说：“玥玥是爸妈的外孙女，那是他们高兴的事。身边有小孩儿，老人不寂寞。你假期可以和化成回去嘛！你我都是大学生，这是时代带给咱们周家的幸运。你再成了硕士生，成了博士生，便是天大的好事，没什么可犹豫的。”

周蓉说：“可惜秉昆被‘文革’耽误了。”

秉义说：“也不能这么认为。如果‘文革’今天还没结束，咱俩肯定是被耽误了。即使没有‘文革’，秉昆就能考上大学吗？我看根本不可能。他能不能上大学，与‘文革’一点儿关系没有。”

周蓉说：“你这话如果让小弟听到，他肯定会生气的。”

秉义说：“他现在也挺好，做了编辑，知道上进，正读夜大，他们小两口日子过得也不错。”

有些女人是幸运的，爱错了还有第二次机会找到真爱，即使己做了母亲。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继周秉义、郝冬梅和玥玥之后，周蓉和蔡晓光两人也回到了光字片。

周蓉三十八岁了。当年的美貌，经过岁月一点一点地侵蚀剥夺，已经所剩无多，充其量只能说风韵犹存了。汉语词汇真是太精准了，“犹存”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完全消失，终究还有几分，但她的身材仍然很苗条。

成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后的周蓉，人生中出现了最令年轻妻子们痛心疾首的事——她的诗人先生冯化成一而再、再而三地出轨。

冯化成返回北京后，顺利地落实了政策，平反了，补发了工资，成为北京某区图书馆的副馆长，行政职级算副科级干部。他也还算顺利地分到了住房——一处十八平方米的平房，外加一间六平方米的厨房。北京那样的公房不少，一排住屋，一排厨房，各家的住屋对各家的厨房。十八平方米算面积不小了，倘是三口之家住着还挺令人羡慕。

然而，冯化成很是失落。那一年，他已四十七岁，鬓角半白，快要秃顶。蒙受了十余年迫害，终于又回到北京，才给个副科级的馆长当？太憋屈了！

他的愿望是到作协去当个专业作家，从事诗歌创作。以他的名气，加上他受过迫害的“资本”，有关部门认为完全可以。遗憾的是，当年作协恢复不久，根本没有住房给他。

他第一迫切需要的是住房，没有住房等于没有家啊！当年，街头巷尾以及地下室防空洞改造成的小招待所里，也常常挤满了从全国四面八方返回北京、等待平反、落实政策、安排工作和住房的人们，尤以文艺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居多。一些外地推销员，如果有缘的话，常能在不起眼的小招待所结识上“文革”前的文艺界名人或教授学者。那些人的第一迫切需要也是住房。

为了有个家，他只能屈尊到区图书馆上班。他原本以为起码会给他个馆长的位置，这也落空了，因为他不是党员。当年，非党员要挤入干部序列基本上是异想天开，有关部门对他已算特别关照。

他心里终究还是有些不痛快。

诗人们多少都有酒神的基因，冯化成的酒量大于他的肚量。在贵州期间，逢年过节，周蓉允许他饮几盅，但严格限量，唯恐他喝高了说什么醉话招来灾祸。他也很有自知之明，浅尝辄止。那时他很乖，像乖孩子一样听周蓉的话。生逢厄运却有美妻相伴，男人都会很乖的。除了周蓉，到处都是视他为敌人的眼睛，他依赖这个工人阶级女儿的保护如同小猫小狗依赖主人，太明白一旦失去了她自己的命运将更加不堪。返京后，他变了。人们的同情和敬佩让他有些忘乎所以，找不着北。老朋友们像欢迎英雄归来似的宴请，他有些飘飘然，仿佛自己不仅是声名远播的大诗人，还是俄底修斯式的英雄。

有一次，他醉酒回家后对周蓉说：“我完全是因为要给你个家，才接受这份破职位的。”

周蓉自然不爱听，反问道：“当初不是因为爱上了你，我会到贵州去吗？”

冯化成却说：“爱上了我你不吃亏，现在我让你成了北京人。知道不？有的女人为了北京户口甘愿与任何男人上床！”

周蓉怒道：“胡说！没有你，我照样上北大！”

冯化成撮火地说：“北大学生多了，毕业后不可能个个都留在北京吧？你却肯定会留在北京，因为我又是北京人了，归根到底你还是沾了我的光。”

他一边说着周蓉不爱听的话，一边还搂搂抱抱地要与她亲热。

“让你和你的北京户口见鬼去吧！”周蓉把他推开，惯门而出。

那天是星期日，晚上十点多了，她生气地回到了学校。

这或许只能算小事一桩。接着发生的事却让周蓉的自尊心备受伤害，他竟然骗了她十余年。实际上，当初他并非像他所说是未婚男士。他离过婚，只不过没有孩子。前妻是一位副部长的女儿，他被宣布为“反动诗人”几天后，前妻便与他一刀两断，随后再婚。听说他平反了，前妻多次找他，表示悔意和破镜重圆的愿望。结果是，二人的约见变成了幽会，就在他家里被前妻丈夫堵了个正着，被打得鼻青脸肿，半个多月出不了门见不得人。这还不算，那前妻的丈夫居然给周蓉写了一封抗议信，强烈要求她“管好自己的烂男人”。信中还揭发冯化成千真万确地动了背叛她的心思，为的是靠上了这位高官的女儿，自己将来有更大的发展。

好在这件事并没有传到学校去，最终，冯化成向前妻的丈夫交了一份书面保证书才算暂时了结。

此后，冯化成乖了许久。

然而，曾是爱情至上主义者的周蓉的爱情画卷被污损了。她整整一学期没回过她所谓的家。他给她写了二十几封信，一半是诗。平心而论，那些诗都写得挺好，在他的作品中当属上乘。他也多次到学校找她，恳求她原谅。

她被那些诗感动了，再次原谅了他。依她的分析判断，那事固然丢人现眼，却也不能不说事出有因——如果前妻不主动勾搭，他八成是不会心怀不轨的。

周蓉考上研究生后，作家协会也重新成立。冯化成对自己担任市作协副主席信心满满，结果又令他大失所望，只不过做理事。他的想法是——只要成为市作协副主席，那么必会成为中国作协理事，再进主席团也不是不可能。

令人失望的事往往是接二连三的。他也没当上中国作协的理事。

冯化成失意到了极点，一个时期内终日酩酊大醉，企图以酒来消解胸中块垒。

周蓉忍无可忍，有一天冷若冰霜地对他说：“咱们离婚吧，我当初爱的是诗人，不是酒鬼！”

这话对他起到了震慑的作用，他戒酒了，也戒烟了。他发誓要做回她当初所爱的诗人。

此后一个时期，冯化成的诗歌作品经常发表于各大报刊，名声大噪。他超水平地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区文化系统的领导们都感到让他“窝”在手下确实太屈才了，他们常常心怀不安。他们表示，如果市作协仍愿意接受，他们绝不强留。至于房子，随他住多久都行。他们说，能为在全国各大报刊经常发表作品的诗人提供住房也是一种光荣。

市作协对他表示诚挚的欢迎。

于是，冯化成成为市作协的专业诗人，尊称他为“冯老师”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他开始到处开讲座，介绍自己诗歌创作的经验和体会。起初沾沾自喜，后来也烦过，却又身不由已。逐渐的，他身边开始出现形形色色的女诗歌爱好者与女记者，她们大多年轻，都喜欢洗耳恭听他高谈阔论“诗性美学”。

那些日子，周蓉埋头于硕士毕业论文，回家次数极少。有天晚上，她回家取换洗衣服，撞见了天下任何一个妻子都不愿撞见的事。

她扇了他一记耳光。

他跪下了。

除了再次原谅，她也没有别的办法。

他同样原谅了自己，旧戏重演。他们的家似乎变成了“女子诗歌讲习所”，讲到床上去似乎成了不可或缺的一课。

从此，周蓉便不再回他给她的家了。直至她拿到了硕士毕业证书后，冯化成才见到了她。

她平静地问：“化成，你怎么变成了这样？”

他想了想，低下头说：“我堕落了。”

她又问：“可是为什么？”

他沉默良久，抬起头看着她，像一个诚实的孩子那样说：“我总觉得那十年太亏了，想补偿一下自己。岁月不饶人，不加快补偿就来不及了……仅仅靠创作诗歌，我已经感觉不到人生的充实……”

她也沉默良久，接着问道：“你不是还有我，还有咱们的女儿玥玥吗？”

他摇摇头道：“除了你和女儿，我几乎一无所有。”

“你还有诗歌，还有名气。”

“那不过都是浮名，当代任何一位诗人都不会流芳百世。”

“那么，你想要什么，权力？”

“我对权力不感兴趣。”

“你究竟还想要什么？”

“我怕。”

“怕？……怕什么？”

“我明白，只要我三年没写新诗，人们就会彻底忘记我。或者，还能将我的名字与哪一首诗联系起来，但很可能会以同情的眼光看待我这个过气了的诗人，即使我实际上并没过气。中国古代诗人们和他们的诗词将流芳百世，近代诗人和他们的诗也将被刮目相看。时代只给我们和我们的诗歌留了一道窄窄的缝隙，让我们暂时存在，而后自生自灭。别看现在诗歌还算热闹，但作为诗人，我明白自己的诗风太老派了，新诗正在积蓄力量，我这种诗人很快就会过气了。我江郎才尽了，枯竭了，激情耗光了，我快完蛋了……除了是丈夫和父亲，我再就什么都不是了。我怕这一天的来临，怕极了……”

“化成，现在我没心情听你谈诗。”如果不打断他，看样子关于诗他还有不少话。

周蓉想到了一首歌的歌词：

是的，她感到确实无法安慰他。如果一个诗人对诗歌的命运本身产生了莫大悲哀，叫别人如何安慰他呢？而且，他的那些话，她也没怎么认真听。

“你的话，不能成为你再三再四地让你的妻子蒙羞的理由。”她严肃地转入正题。

冯化成讷讷地说：“是啊，我承认。”

周蓉沉吟了半天，说出了内心压抑已久的一句话：“化成，咱俩好和好散，离婚吧。”

他看着她愣住了。

“就算我求你了。我已下定决心，决心难改了，今天是来正式告知你的。”

“……”

“女儿由我抚养吧，不需要你出抚养费，我有那种能力。你现在这种状况，也不能当好父亲。你可以随时随地见她，我绝不干涉。”

冯化成流泪了。

周蓉恳切地说：“咱俩夫妻一场，我从没求过你。今天我求你了，行吗？”

他说：“那我也只有说行了，都是我不好，对不起……”

“你好自为之吧。”她长出一口气，起身便走。

“等等。”冯化成急切地喊道。

她在门口转过了身。

“你别就这么走了啊，让我最后再抱抱你吧……行吗？”他站了起来，恳求说。

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点头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紧紧抱住了她放声大哭，像文学作品中对小女子的描写，“一时间哭得像个泪人儿”。而她，如同小说中对某些硬汉的描写，“将一颗心变得铁石般硬，不许眼泪掉下来”。

周蓉离开那间十八平方米的平房，走在回北大的路上，心里并没有感觉解脱，而是空空荡荡。她也极想紧紧抱住一个人，一句悲伤的话也不说，就那么一动不动默默地抱一会儿就行。哥哥已经回A市去了，偌大的北京没有一人是她可以拥抱而又不至于惹出是非的。

这想法是那么的强烈，简直难以抗拒！她紧紧抱住了身边的一棵老槐树。

一些路人见证了这个情形，却只有那棵老槐树听到了她的哭声——很细小，像小学女生种牛痘时的疼痛难忍……

在从北京开往A市的列车上，周蓉从最新一期文学杂志上看到了冯化成的名字，还有他创作的一首近百行的长诗——《我的“洞府“生涯》：

在长诗中，他将她比作自己的女王，受宙斯派遣，到人世间来庇护他；还将她比作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创作的阿拉伯王宫生活的《大宫女》，屈女神之尊同时甘愿充当他温柔体贴忠诚的女仆；他上一段把自己比作被女王宠坏了的，乐而不思伊甸园的亚当，下一段又把自己比作“洞府之王”，把她比作自己收留的夏娃。他们当年夫妻生活中的种种忧愁喜乐、生活细节，翔实浓郁地呈现在他那长短句美观的诗行中。

那首古典浪漫主义风格鲜明的长诗韵律变化灵活，写实与想象结合，叙述与抒情交织。

周蓉聚精会神地看完了。她明白那首长诗是献给她的，尽管他并没有写明。她也明白，那首诗激情澎湃，真情流淌，诚意饱满。

她很是感动，却并未热泪盈眶。她处在一种极平静的感动之中。

那首诗后面，附有专家学者的评论，颇多赞美之词，认为作者将西方的意识流、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当代爱情诗与中国古体诗歌的唯美主义传统等四种元素结合起来，别开生面。

周蓉没怎么细看那些评论。她认为，最有资格评论的人非她自己莫属。她这么想时，竟忍不住微微笑了。

当她合上杂志时，头脑中忽然闪现出四个字：无怨无悔。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当周蓉走向她从前的家时，已是本省一所重点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了，也是全校最年轻的一位副教授。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A市也有一所以省名命名的综合大学，尤以文科为主。新中国成立之初，俄语专业是该校强项，享誉全国。他们对周蓉的求职感到诧异，因为当年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完全可以留在北京工作，高校、出版社、研究所等文化单位，可供她选择的机会太多了。

她的回答是：“我想家了。”

她的这番话一半是真情实感，一半是搪塞之词，这句话却让校方大为感动。

学校请她在文史哲三个系中任选，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哲学系。这又让学校困惑不解。

她的回答是：“我都学了七年中文了，烦了。”

“可是……”

“我已在辅修西方哲学史，明年将获得北大哲学系硕士学位。导师支持我读在职研究生，只要我保证每学期向他汇报两次学习情况。而且，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中西方近代小说中的哲学思想比较》。”

校方还是有些心里没底，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要让她先试讲几堂课再最终确定。

结果，她的课大受师生欢迎。这样，周蓉便成了这所省属重点大学教师中第一个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也是第一位学中文而教哲学的教师。

这一时成了该校的新闻。

按她的资历，其实没资格晋升副教授。论资排辈的话，至少要等五六年，但她赶上了好时候——各行各业改革风起云涌，论资排辈受到强烈质疑，学校里师资青黄不接，教育主管鼓励大学不拘一格培养年轻教授。哲学系数她发表论文最多，数她年轻，又是女性，她为本校开创了中西方哲学思想比较专业，比较哲学也成为学校有影响的学科。于是，她几乎毫无争议地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这天下午，周蓉副教授走在光字片坑坑洼洼的细街窄巷中，产生了恍如隔世之感——从大马路旁的一个街口向这里一拐，如同进入荒诞小说中的神秘洞口。小说中常见的描述是，洞外的世界往往混乱不堪、糟糕透顶、令人无处逃遁，洞内则是另一番天地，世外桃源。现实却恰恰相反，那条大马路是A市一条不错的马路，两侧有成行的柳树、楼房。尽管都有些老旧，却毕竟是看着顺眼的楼房。柳树很有年头了，枝叶修长，绿得赏心悦目。从那个熟悉的街口一拐入光字片，眼前的情形就从心理到生理都极不舒服。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似乎误入了被人间抛弃的一个地方——没有哪一幢房屋墙直脊正，也没有一条街巷能让人经过时心情不至于由好变坏。

学校分给周蓉一间住房，二十多平方米，老楼，原是当年为外聘苏联专家们建的，格局都是大小套间。他们撤走后，迫于教职员工们住房困难的压力，重新打了隔断成了单间，一批批早已分光。去年，学校建成了两幢新宿舍楼，教职员工们的住房困难稍得缓解，周蓉侥幸分到了一间。否则，即使她是副教授了，也根本不可能有份儿。老楼的楼道很宽，家家户户能在楼道摆橱设灶。房间层高也高，可搭吊铺。周蓉雇人搭了半截吊铺，每晚睡在上边；下边不放床，显得挺宽敞。学校的校园环境在A市很有名，地段也是全市最好的区域。周蓉几乎每个星期日都要回家看望父母，以减轻内心对父母的深深亏欠。每次从环境美好的大学校园回到光字片，她都会产生同样的恍如隔世之感。她觉得光字片还不如她在贵州住过十余年的山洞——走出洞外，视野内所见的自然风光毕竟还是美好的。

走在她身旁的蔡晓光忽然问：“哪儿来的一股臭味儿？”

周蓉说：“你马上就会知道。”

二人顺路又一拐，但见几名淘粪工正在淘一处公厕——由破木板围成的公厕歪斜着，似乎随时会倾倒。淘粪工们用绑在长竿上的桶将稀粪提上来，直接倒在厕所旁的空地上。

二人只有掩鼻而过。

蔡晓光说：“怎么可以那样淘粪呢？”

周蓉反问：“应该哪样呢？”

蔡晓光说：“在市内，是用抽粪车直接抽上来。”

周蓉说：“这里不是市内。”

蔡晓光据理力争：“反正不应该那样。”

周蓉说：“反正应该怎样的事多了。”

蔡晓光被驳得张口结舌。

她反问：“你刚才捂鼻子经过时有什么想法？”

蔡晓光说：“那能有什么想法？就是想赶快走过去呗。”

她说：“人家那些淘粪工人连口罩都不戴。”

蔡晓光不解了，也反问：“那又怎样？人和人是不同的。如果我不幸沦为淘粪工，要一天多次换口罩……你什么意思啊？”

她说：“你的话已经接近我的意思了，自己想。”

蔡晓光是聪明人，略微一想立刻明白了。

他说：“周副教授，请站住。”

周蓉便站住了，笑着看他，笑得莫测高深。

蔡晓光说：“鄙人斗胆批评您几句啊。到了您家，当着您家人的面，我的话就不便说了。你现在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了，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有个臭毛病，那就是心口不一。我认识一位报社主编，张口闭口人人平等、劳工神圣。可在他自己家里，却对雇来的阿姨一点儿不平等，倒烟灰缸倒慢了都会遭到他的训斥。下工厂参观时，赞美工人的话说得那个动听，可一听说自己儿子即将分到那个工厂了，着急上火，四处托关系走后门，不将儿子塞进事业单位誓不罢休。据我所知，‘劳工神圣’四个字是蔡元培先生最先说的，对吧？人家当过你们北大校长，人家是打心眼里尊重劳工。如果他老人家活着，肯定和我的看法一样，认为那么淘粪太不卫生，淘粪工淘粪时应该戴口罩……”

周蓉说：“看来你还是没太明白我的意思。我发现咱俩经过时，人家都不拿好眼色瞪咱俩。也许因为咱俩捂鼻子了，也许因为咱俩的穿着不像生活在光字片的人，或者因为别的，我一时也说不清楚。总之我觉得，咱俩被他们当成了不喜欢的人。我们大学里的许多职工其实也不喜欢我这位副教授，我总想搞明白究竟为什么……”

蔡晓光说：“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那问题太大，太复杂，一言难尽。”

二人正这么说着，周秉昆与郑娟出现了。

秉昆肩上骑着他们五岁的儿子周聪，郑娟与楠楠手牵着手。

蔡晓光问秉昆：“你们经过那圈粪时，几名淘粪工不拿好眼色瞪你们没有？”

秉昆奇怪地说：“没有啊。”

郑娟说：“还跟我们说对不起呢。”

周聪在他爸肩上说：“那几个叔叔还冲我笑了。”

蔡晓光说：“你姐发现我俩经过时，他们不拿好眼色瞪我俩。”

秉昆说：“那太可以理解了！上个星期我回来，他们正淘前边几条街上的厕所，偏巧赶上区里的干部检查卫生，宣传环境卫生常识什么的，每年春季不是都照例搞这么一次嘛。也不是什么主要干部，看上去也就是科长副科长一级的，当然要严厉地批评了，结果双方争吵了起来。”

郑娟说：“他们肯定把你俩当成区里的干部了。”

蔡晓光说：“明明批评得对，有什么可争的？”

秉昆说：“街道窄，抽粪车开不进来。厕所满得浮悠浮悠的了，不淘不行，淘也只能那么个淘法，所以那种批评难以服人。再说他们是雇来的农民，对于他们，粪是宝，他们并不怎么嫌粪脏。”

周蓉问：“光字片的人们怎么看呢？”

秉昆说：“当然站在农民淘粪工一边啦！光字片的广大人民群众一致认为，当官的与其批评淘粪工，不如首先做自我批评——新中国成立都快四十年了，这里哪点儿像社会主义？简直是辛辣讽刺！”《大众说唱》的资深编辑的话中，也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

周蓉对蔡晓光笑道：“我弟不愧是《大众说唱》的大牌编辑啊，不但在像‘四五事件’那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与人民站在同一立场，在厕所该怎么淘粪的小是小非上也与群众一个鼻孔出气。”

蔡晓光不以为然地说：“如此说来，就没有另外的什么办法了吗？”

“有！”说话的是楠楠。那少年已上初中，五官端正，眉舒目朗，估计以后个头矮不了。

他愤愤地接着说：“调一百辆推土机来，将这一带推平了，重新划分街道，要求横平竖直，两边盖起楼房，种上树，那不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

郑娟批评道：“你这孩子，真没礼貌！大人间说话，以后不许随便插嘴！”

她的话音刚落，周聪也在他爸肩上比比画画地大声说：“要不就把人全撤走了，派几架飞机，咣咣往下扔炸弹，轰！轰！一会儿就能把这些地方给炸平了！”

周蓉装出忧虑的样子说：“秉昆你要注意啦，你俩儿子有简单粗暴的不良思维倾向，不及时教育，将来有你操心的时候！”

蔡晓光笑道：“后生可畏，后生可畏，看来以后的中国不好治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