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一过，周秉昆家又折腾了一次，从地下室搬回了光字片。不能让老母亲独自生活，也无法让母亲住到地下室去，她是无论怎么劝都不肯离开老屋子的。那老屋只要半年没人住，耗子钻洞会有倒塌危险。比起女儿和长子来，她更愿意和郑娟生活在一起。周蓉和秉义都没法像郑娟那么有耐心，哄她高兴。再说周蓉和秉义每天得按时上班，而郑娟是没工作的家庭妇女。

父亲去世让周蓉难过极了。三个儿女中，数她让父亲操心最多。秉义从小到大没让父亲操过什么心，秉昆只不过在与郑娟的婚姻上让父亲失眠过。周蓉就不同了，除了她离婚的事父亲去年才知道，她在贵州的一切不好的事父亲几乎都知道，老父亲不止一次为她所经历的坎坷流过泪，她却从没对父亲说过一句感恩的话。依她想来，自己为家庭增光，便等于对父母感恩了。现在，她明白自己大错特错，却为时晚矣。她处于巨大的悲伤之中难以自拔，根本不适合与老母亲生活在一起。

父亲的去世也加重了秉义心中的羞愧。在殡仪馆，他抱着弟弟，流着泪小声说：“秉昆，咱们三个儿女中，你是最对得起爸爸妈妈养育之恩的，哥现在简直就成了倒插门的女婿，但这不是哥愿意的……”他哽咽着也只说得出这么几句话。

秉昆说：“哥，兄弟之间不说那些，我已经明白我该怎么做了。”

秉昆全家搬回光字片那天，楠楠对秉昆说：“爸，无论怎样，我永远爱你。”

秉昆拍拍他的脸，什么都没说，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赶超一家想住到那地下室去，没能如愿。一家旅店租了地下室，给的租金赶超付不起。邵敬文不便通融，事关单位收益，他当馆长的不好一意孤行。

三月中旬，全家在光字片住稳之后，秉昆又带了十几个人跨省“走穴”去了。结果，他们在南方一个小市被扣住了，收益也被没收。他们的节目并没有什么“污染”，也没有传播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只是“严重干扰当地文艺演出市场”。实际上，当地也有多家演出公司，他们侵占了人家市场，人家要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

杂志社派人带上公函千里迢迢要人，对方不买账。最后，周秉义这位“反自由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亲自出马，才把弟弟他们解救了回来。路上，他一句也没批评，秉昆沮丧极了，一副不愿与任何人说话的样子。其他人都愤愤然，说南方就不是中国吗？他们经济搞得活，挣钱多，钱包鼓，对北派曲艺挺欢迎，他们的演出明明是繁荣文艺演出市场嘛，何罪之有？他们还说，南方制作的流行音乐录音带、影视录像带占据了北方市场，北方人家里的录音机、录像机包括电视机，十之八九不也是南方组装生产或走私的吗？港台的一些低俗的电影和流行歌曲，不都是通过南方的二手货冒牌货在北方大行其道吗？

秉昆他们这次南下“走穴”不但没挣到钱，还亏了不少，为减少损失，便都坐火车硬座。秉义自然不好意思坐软卧，也和大家一同坐硬座。车厢里人员很杂，有些北上做生意的南方人，越听越不爱听，与他们理论起来。那些现象怎么能在列车上理论清楚呢？结果双方就说开了粗话，撮火的话你上句我下句的，说着说着都撸胳膊挽袖子就要交手。

秉义劝了几次，哪一方面都不理睬他。对方因为不知他的身份，不把他放在眼里，自己人明知他的身份却有很大委屈和怨气，也不把他放在眼里。

秉义忍着气对秉昆说：“你身为带队，就这么看着听着，你认为对吗？”

秉昆说：“我们该打点的钱打点到了，该请的客请了，该送的礼送了，光木耳我们就带了三十多斤，该说的奉承话我们一到地方就不住口地说，却落这么个下场，总该让我的人发泄发泄吧？”

秉义说：“你们搞的那套就叫自由化，你的沉默就是怂恿，对不起你们了，我只得去找乘警。”

他就真的去找乘警。为了让对方重视自己反映的情况，他亮出了干部证件。

乘警跟随他来到那一节车厢时，却见秉昆正在绘声绘色地说山东快书《武松》。除了那些南方生意人仍一个个虎着脸，大多数乘客都听得特高兴。

乘警对秉义说：“副组长同志，您刚才误会了吧？”

秉义哭笑不得。乘警靠着座椅听了会儿，对秉义笑笑后走了。

秉昆说罢“醉打蒋门神”一段，获得一阵掌声与喝彩。他使了个眼色，手下又有人起身表演口技，让大小孩子们东张西望寻找鸟儿。

秉义看出，捧场的都是些打工的农民，山东人居多，估计都有亲戚在东北。他小声对秉昆说：“你还敢耍你哥，看我回去怎么治你！”

秉昆小声回答：“犯你手里了，随你便吧。”

回来后，秉昆等人被办了几天学习班。

秉义指示工作组查他们的账，审阅演出节目单，调看文字创作档案，对原创和改编节目尤其看得认真。为了对比经典改编前后的不同，他还骑着自行车跑了几次图书馆。

学习班上，秉昆他们被要求集体研读关于文艺的红头文件及社论、领导讲话，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说说唱唱中有政治，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便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不讲政治，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利用文艺大搞“自由化”。秉昆代表大家汇报了学习心得，做了公开检讨——企图靠请客、送礼、塞红包那样一些方式占有表演市场的一席之地，腐蚀拉拢当地表演市场的管理干部，动机卑劣，手段庸俗。在列车上，与南方生意人们争吵不休且以曲艺式粗口侮辱对方，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侮辱，必然会让广大曲艺工作者的形象严重受损……

省市文化管理部门领导听了周秉昆的检讨，各文化单位也被要求派人旁听。当天的会场很大，剩余的座席由大学生们坐满。周秉义做了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题报告，听众都认为他的报告很有水平。

秉昆在台上检讨时，发现姐姐周蓉和姐夫蔡晓光也坐在前几排。他走下台时蔡晓光还起身向他打招呼，被姐姐扯了一下才坐下，后排并肩端坐着白笑川和邵敬文。秉昆生平第一次在那么隆重的高规格大会上做公开检讨，尽管代表演出队，还是感觉羞愧难当。会议由哥哥自始至终主持，很严肃，台下还坐着姐姐姐夫和两位良师益友，让他除了羞愧还有很滑稽的感觉。

会上，工作组宣布了对周秉昆他们演出公司的处理决定：

经查证，除“白条”不符财务规定外，该公司在收入、支出、上缴主办单位管理费及纳税方面，账目清楚，未见贪污、挥霍、偷漏税现象。

该公司演出活动有报有批，手续齐全，符合文艺演出管理条例。演出内容寓教于乐类约占三分之一，纯娱乐类约占三分之二，没有政治导向及其他问题。

……

鉴于该公司对签约演出人员放松教育，引起群众反映，造成不良影响。责令该公司即日起停止演出活动，整顿三个月。希望该公司及《大众说唱》杂志社加强管理和思想学习，提高认识，为人民群众创作更多雅俗共赏的节目。

会后，杂志社社长韩文琪在会场外拦住了秉昆们和白笑川、邵敬文，诚恳地邀请大家共进午餐。

邵敬文推说有事，就不参加饭局了。

白笑川帮腔说：“那就别勉强他了。”

邵敬文脱身而去。

韩文琪在一家大饭店预订了包间。自从邵敬文调走，秉昆和白笑川离开杂志社办起了公司，关系反而理顺了，韩文琪对他俩的态度也逐渐亲善了。

韩文琪首先劝他俩莫把公开检讨的事放在心上，说此事无论对杂志社还是公司其实利大于弊。接着，他感谢曲艺家们对公司以及杂志社的支持。接下来，他举杯对秉昆说：“也替我谢谢你哥，就说对他的关爱我心领了。”

秉昆有点不高兴地说：“你骂我还是骂我哥啊？”

韩文琪说：“看你说的！你和白老师二位一年到头四处张罗，团结了他们一批曲艺家，东奔西走，为杂志社创收不遗余力，我怎么舍得骂你呢？又凭什么骂你呢？那也太没良心了吧？”

秉昆说：“那你就是骂我哥呗。”

他说：“我对你哥的感谢也是诚心诚意的，作为社长我没法解释。白老师你看，你解释一下吧，别说你代表我啊，你就谈谈你对今天上午会的看法就行。”

白笑川垂下目光，从容不迫地吸了几口烟，娓娓道来：“秉昆啊，你有所不知，自从咱俩办起了公司，告状信就没断过。文艺政策放开了，市场化了，一些人转不过弯子，一些人看不惯，还有些看着眼红、来气。这也正常，从前不允许哩。搞曲艺的挣钱多了，得包容别人的眼红。按一些人的举报，咱俩都该进监狱。我不跟你说是怕影响你的积极性，在我这儿消化了不就完了吗？这一点韩社长做得很好，很硬，一直相信咱俩绝不会乱来，替咱俩筑起了防火墙，有些干扰都由他扛住了，顶回去了，所以咱俩也应该感谢他。谣言还是时常有的，某些领导怀疑咱们这公司也是不争的事实。今天这次会，等于你哥以工作组的名义替咱们宣布了清白，除掉了加在咱们公司头上的种种莫须有的污蔑，正了视听。账务清楚，无贪污无挥霍现象，节目内容没有导向及其他问题，这等于是免费的大广告。至于打‘白条’，那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现在‘白条’满天飞还多是政府部门给老百姓打的。等到将来国家财税管理更规范了，这些问题也就没有了。”

白笑川一番话，让秉昆等人如梦初醒，一个个脸上由阴转晴，艳阳高照，煞是振奋。

那小戏法高手也举杯站起，望着秉昆说：“小周，你哥太令我佩服了。在列车上时，我好几次想要变个戏法让他头发着火，当时他那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太让我来气！现在，我对他充满敬重，请你做证，我为表达敬重把这杯酒干了！”说罢一饮而尽。

于是，其他人也都把酒干了。

社长向白笑川使了使眼色。白笑川说：“为了不辜负各级领导的厚爱，大家要精诚团结，吸取教训，严于律己。从现在起，咱们换个话题。”

大家便开始吃喝，从烟酒茶、养生之道聊到民间趣闻，气氛欢悦融洽。

当晚，周蓉蔡晓光夫妇来到了光字片母亲和弟弟家中。父亲去世后周蓉看望母亲的次数多了。通常在周六傍晚，有时与晓光一块儿来，有时约好了前后脚来，待到八点多钟，就与蔡晓光一起回去。

蔡晓光是周蓉母亲早期印象中满意的女婿，很受欢迎。他在本市无亲人，也挺高兴来。

这一天恰是周六，蔡晓光拎来一条自己在江北钓到的大草鱼，要亲自红烧。

郑娟开门，周蓉进门后拥抱了她一下。自从父亲去世，周蓉每次来都要拥抱一下郑娟，这让秉昆对她这个姐姐的意见渐渐少多了。

两次搬家整理把郑娟折腾得瘦了不少，她又变苗条了，好看了，以至于周蓉母亲常常把她俩谁是女儿谁是儿媳搞混。

楠楠和聪聪也逐渐习惯了新家。这里有他们小时的记忆。他们曾经住过的三处家，最不喜欢的其实不是这里，而是居住时间极短的地下室。不住地下室了，就觉得生活又变好了，但聪聪经常对郑娟说：“妈，我又梦见咱们那个苏联房的家了。妈，你说我怎么老梦见那个家呀？”“妈，你记不记得咱们住在市里那个家时，有一次我擦窗子……”

每当这时，郑娟便嗯嗯啊啊地把话岔开，而秉昆的表情就会阴沉起来。

光字片的家里耗子比以前多了。郑娟养了一只猫，母的，生了一窝三只小猫，都快长成半大猫了。自从有了猫，聪聪不再梦到“苏联房的家”了。他不许把小猫送给别人，郑娟和秉昆也就一直容忍大小四只猫的存在。它们都挺漂亮，让家里生气勃勃。

秉昆母亲对家中不见了老伴一点儿不奇怪，偶尔也问老伴去哪了。不管秉昆或郑娟回答哪儿去了，她都信，十天半月也不再追问。

绝无失亲之悲，这是秉昆母亲比常人幸运的地方。

秉昆母亲到春燕家串门去了，春燕妈怕闷，从不嫌弃老姐妹语言荒唐，反而觉得挺乐。楠楠还没放学，聪聪在逗小猫们玩，猫妈妈蜷在炕头打盹。郑娟在厨房里帮晓光做饭。

趁这时候，周蓉从衣兜掏出两个装钱的信封递给秉昆。

她说：“一份是哥和嫂子给的，一份是我和你姐夫给的。他俩是哥嫂，我俩不能给得比哥嫂多，那显得不好。你们先花着，过两个月再说。”

秉昆也不推拒，接过去放入带锁的抽屉。

周蓉说：“你坐这儿。”

秉昆就坐在姐姐面前的小凳上。

周蓉说：“那我也坐小凳，不然你心里又有古怪想法了。”

秉昆说：“你认为我的想法都古怪吗？”

周蓉笑道：“有时候吧。比如这时候，你那么问就证明你心里有古怪想法。不过你别跟我抬杠，先回答姐的问题——生没生哥的气？”

秉昆说：“起初生气，认为他是利用我们的事大做文章，捞政治资本，现在不生气了。”

周蓉问：“现在怎么就不生气了呢？”

秉昆就把白笑川的话照样学样地说了一遍。

周蓉听后，轻声说：“白老师的分析是对的。哥对你们那件事的处理最得体，也只能是那么一种做法。他有他的难处，你要理解。”

秉昆说：“比我还难吗？”

周蓉说：“我指的不是生活方面。难道你不承认，哥爱护你比爱护我更多一些吗？”

秉昆说：“他春节时扇了我一耳光。”

周蓉笑道：“我俩都在北大时，他也扇过我一耳光。我和你一样，当时生气，过后从他的角度想想就不生气了。咱们的哥，他不完全属于咱们，这一点你要明白。明白了这一点，对他的一些做法就好理解了。”

秉昆说：“我当然明白，他还属于嫂子哩。”

周蓉说：“从根本上讲，他也不属于嫂子，不属于任何一位亲人，甚至也不属于他自己。”

秉昆愕然，大为惊讶地问：“姐，你什么意思？”

周蓉微微眯起双眼，沉思着说：“从根本上说，咱们的好哥哥，他是属于党的人。有的人思想上入了党，基本感情属于亲人。哥在感情上首先也属于党，凡是党交给他的工作，他认为对的，都会热忱忘我地去做，努力做到让党满意。如果他认为不对的，也会保留自己的看法，在适当时机点到为止提出意见，但绝不会公开反对，并且还会去做，只不过会以自己的方式方法去做，首先考虑也是对党有利。打个比方吧，如果咱俩都在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还要最后由他定性，那么，哥不会替咱俩辩护的。因为他是咱俩的哥，咱俩是他的弟弟和妹妹。不是由于怕受牵连，而是因为他在思想上要求自己绝不可以那样。如果别人替咱俩大呼冤枉、极力辩护，哥当然也会乐观其成，但他自己绝不会那样的。如果上级还是把处理咱俩的工作交给了他，他会完成那份工作，心里会难过得要命，背地里会想方设法爱护咱们。当然，这只是打一个比方。”

“那……变成那样了……好吗？”秉昆愣了片刻才问出话来。

周蓉说：“对党，总归是好的吧。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几千万党员呢，等于欧洲一个大国的人口了。没有一批哥这样的党员干部，那也实在不好办啊！哥明白这一点。他信仰坚定，愿意做自己认为的好党员、好干部。姐跟你说这些，是要让你明白——以后就不应该指望哥用他的权力为你解决什么难事，姐也断不会有那种指望。咱俩都不可以有那种指望，更不可以指望他为咱们周家人谋什么私利，并且还要明白，他的确是咱们的好哥哥……”

“可……谁让他变得……那样了呢？”秉昆问。

“没有人能让他变得那样。哥不是官迷，也不是政治投机分子。下乡前，哥看了那么多书，在北大时看书更多，而且学的又是历史，还经常旁听哲学课，是有些书让他变成了那样。他成了政治信徒，相信好政党好政治能让国家越来越好。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保障，他那么相信是对的。只是他太理想主义了，以为靠他的影响，像他那样的人会越来越多……我想他内心肯定有不少苦闷，只是不对人倾诉罢了……”周蓉接着说。

“姐，我师父白笑川和邵敬文一再督促我入党，我申请还是不申请呢？”秉昆又问。

周蓉断然说：“别了。”

秉昆一愣。

周蓉说：“全国几千万党员不少了，咱家三个儿女中已有一个党龄二十多年的老党员了，远大于党员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咱俩都是感情动物，太容易感情用事。咱俩不会成为政治信徒，政党的儿女。咱俩会成为好人主义者，但好人和好党员不能相提并论。姐有这种自知之明，所以姐也不申请。”

姐弟二人正促膝交谈，楠楠放学回来了。他告诉爸爸家门外有个骑摩托车戴头盔的男人在吸烟，他问对方找谁？对方反问他这里是不是周秉昆家？他说“是”以后，对方打量着他，又问他是谁？当他说了自己是谁后，对方还问他妈妈是不是郑娟？他警惕地反问对方是什么人时，对方却说“你别管”，扔掉烟推着摩托车就走——太可疑了。

秉昆起身出去探个究竟。

周蓉赶紧让蔡晓光也出去，晓光便握着擀面杖跟出去了。

两人果然望见有那么一个人，仍在家门斜对面望着周家。他们走将过去，那人才拉下头盔跨上摩托车一溜烟跑了。

回到屋里一说，周蓉和郑娟也觉得可疑。

蔡晓光问秉昆最近得罪什么人没有？

秉昆想了想说没有，又不敢肯定地说，也许自己得罪了什么人，自己却并不知道。

晓光说怕就怕这样，除了秉昆，这个家里再不会有谁得罪什么人，他嘱咐秉昆以后要小心点儿。

周蓉也嘱咐郑娟注意点儿，尽量少出门，也尽最管住聪聪和妈妈少出门，楠楠上学放学更要经常回头看看有没有尾随者。

秉昆说，自己反正以后几个月不“走穴”了，可以接送楠楠上学。

楠楠说不用，我都是快一米八的高中生了，能保护自己了。

郑娟不安地说：“听你爸的。”

周蓉和晓光也说，谨慎一些完全有必要。

这时秉昆母亲回来了，他们才再不说那件可疑的事了。

晚饭桌上的气氛比较沉闷，除了母亲和聪聪，每个人心头都笼罩着隐隐的阴云，都没吃出红烧草鱼的滋味。

周蓉走时抱走了一只小猫。她说家里四只猫太闹了，影响室内卫生，说服聪聪让姑姑抱养一只。

以后的三个月里，秉昆成了不劳而食的无业者，哥哥嫂子和姐姐姐夫给的钱由郑娟掂量着花，一家人又过起了精打细算的日子。晓光送来的水泥沙土还有一些，秉昆经常对房屋进行维修。难得他里里外外修修补补，让那洞穴似的家又渐渐看得过去了。

郑娟常说：“幸亏咱们有那样的哥和嫂子、姐和姐夫，不然，我没工作你也没收入，妈又这样，还得买药，一家五口喝西北风去？别人家有一个出息的儿女就够幸运的了，咱家竟出了两个，观音菩萨太照顾咱俩了，真让人都愿意相信迷信了！”

秉昆说：“因为咱们两家有观音菩萨特别偏爱的人吧？你妈是那样的人，我爸也是。贫富先不论，我爸和你妈走时都没遭罪，这也算是人生的好结果了。咱俩这辈子，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做好人。为了两个儿子和爱咱们的亲人，必须的。”

他这么说时，不由得想到了国庆和赶超，心里一揪似的痛了一下。自己的哥哥姐姐很出息，嫂子和姐夫也非寻常之辈，自己没收入了才可以心安体闲地继续度日。进步的父亲是军工大厂的保卫处长，他对自己将来的命运不再有什么担忧的了。向阳通过上大学改变了命运，很有前途。德宝和春燕也可以说起码混出个人样了。就说很不幸的龚宾吧，因为有龚维则那么一位做派出所所长的叔叔，也比成千上万的精神病患者境况强多了。秉昆不止一次在街上见到过衣不遮体、肮脏不堪、不知走失了多久的精神病患者，派出所所长的侄子却绝对不会沦落到那么凄惨的境地。听国庆说，他们那一片的派出所所长不但拥有幸福之家，把三亲六故也照顾得好好的。所长的父亲生病了，住院出院都有单位的小车接送，还都争着派车。可老友国庆和赶超两家，父母都是普通工厂的退休工人，姐姐们做知青时，两位老友家的日子反倒挺好过，因为她们不但不挤占家里的床铺，还都能往家里寄钱。她们拖儿带女地返城了，国庆和赶超不得不租房挑门单过了，并且常常为姐姐们的生活困境干着急上火却帮不上忙，脸上也很少有笑容了。“贫贱夫妻百事哀”，吴倩和于虹也再难有水灵点儿的时候。如果他俩各家都有一位科长处长的，那情况也会大为不同。现实地来看，二十年内他们两家都不可能产生一位科长，他们的穷亲戚中也没有。他们的儿女即使有当科长的造化，从年龄上算也得二十年后啊。这二十年内他们可怎么办呢？他又想到了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老友关系，都不过四十来岁的人，互相结下友谊也只不过是十几年的事，彼此称“老友”实在有些夸大其词。“老友”之称，正是由国庆和赶超开始的。他很清楚，他俩那么界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很怕有一天会失去这种友谊。因为在偌大的人世间，除了几位感情深厚的朋友，再不会有人在他们急需帮助时伸出援手，而他和德宝两口子以及唐向阳所能给予他俩的帮助却又那么有限……

这么一个夜晚，在与妻子躺在外屋的小炕上聊起观音、命运与好人等话题的时候，秉昆不是因自家的状况而是因两位老友家的处境忧虑了。

郑娟问：“怎么不高兴了？”

秉昆说：“不是啊。”

郑娟追问：“有心事？”

秉昆说：“没有啊！”

郑娟说：“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肯定有，不告诉我就不行！”

她习惯地伏在他身上。这习惯在她胖了以后中断过，现在体型基本复原便再接再厉了。她十分清楚，这习惯自己很享受，对他更是莫大的享受。

他问：“你什么时候偷偷跑出去洗澡了？”

她说：“趁你妈和聪聪睡午觉那会儿，用的是沐浴液，为你，滑溜不？”

他抚摸着她说：“滑溜，还是去的春燕那儿？”

“不花钱，春燕还提供洗发液、沐浴液，干吗去别处呢？香不？”她挑逗地在他身上晃动不止。

他在她白皙的乳沟那儿闻了闻，微闭上双眼说：“香。”说罢搂住了她的腰，把她稳定在自己身上。

“你还没说心事呢。”

他就讲了自己刚才所想。

她说：“你不是帮他俩了吗？”

他说：“那恐怕不是常事。哪天我们的公司办不下去了，国庆他姐和赶超他妹妹可怎么办呢？”

她说：“你睁开眼。”

他就睁开了眼睛。

她说：“你那么想是不对的。现在不是都主张往前看吗？往前看的意思那就是——好比咱们和国庆、赶超两家人，好比所有光字片的，不论男女老少都站在脏水洼里，不是水不太深，没不到腰以上吗？不就是水很脏淹不死人吗？左看看没边，右看看没岸，倒着走退不到有干地的地方，有人说都别转身，也别左看右看的，一齐往前看，我们保证只要大家一齐往前走，前边就不再是脏水洼了，那咱们就蹚着脏水随大溜往前走呗！有人说往前看总比连说这种话的人都没有强吧？”

“你信那种话吗？”

“干吗不信呢？不信又能怎么样呢？如果不信不是就根本没希望了？所以信比不信好！信就是像我这样，该快活就快活。不信就会像你这样，明明并没走到绝路上，却老是想明天眼前必是绝路了，结果该快活的时候也不肯快活了。”

“但……”

郑娟不容丈夫说下去，她用白软、丰满的乳房堵住了他的嘴。

自从离开了那幢苏联房，两口子做爱的次数大为减少。住到地下室后只做过两次，都是妻子主动的，显然是为了抚慰他的消沉和父亲去世的悲伤情绪。那天晚上，他除了不高兴，还因为一个可疑的人在家门外的出现而深感不安。

那可疑的人好长时间再未出现过。

秉昆接送楠楠上学放学几次后，楠楠坚决不许他继续接送。他也觉得自己过于小心，草木皆兵了。

夫妻二人和楠楠已经不再担心，秉昆看得出，妻子处心积虑地要在今夜快活一番，首先是为了他。

她挑逗他。她实际上属于这样一类女子，即使自己毫无挑逗之念，任何一个男人与之肌肤相亲之际，都是很难止于爱抚而无下文的。

她让秉昆根本不可能沉浸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伤感之境，他立刻变成了草根阶层的登徒子，只想与妻子不负良宵。

一番爱意满满的饕餮大餐之后，妻子背贴他的胸怀，沉静而眠。

他搂着她，仍无困意，又想到了与妻子有关的几件事。

刚刚入住那幢苏联房后，有一天晚上，他心情愉快地牵着她的手去市内的繁华街区散步，那是他的一大夙愿。他忽然站住，仰脸朝着一个方向看呆了——在一幢俄式老楼的二楼小阳台上，一位穿着浅粉色睡衣的女郎正在俯视行人。

她推了他一下，笑道：“魂儿还在不在了？”

她从不介意他在街上多看漂亮女性几眼，也从不放过戏谑的机会。

他红了脸，说自己欣赏的其实是那幢美观的楼房和阳台。

她说：“是很漂亮。”

他说：“我发誓，有一天要让你住进差不多的楼房，要让你也能站在漂亮的阳台上看行人。”

她很认真地问：“也穿那种颜色的睡衣吗？”

他说：“随你。”

她又问：“有一天是什么时候？”

他说：“将来，不久以后的将来。信不？”

她高兴地说：“信，当然信！”

搬入地下室后，他最怕的就是自己的誓言被她提起，哪怕是不经意地提起。

她从没提起过。

他以为她是怕伤了他的自尊心，自己这么一想自尊心便已严重受损了。他试探着想从她口中套出真实想法，结果得出的是截然相反又毋庸置疑的判断——她完全忘记了对那幢有漂亮阳台的楼房的记忆。

他为国庆的姐姐和赶超的妹妹安排工作前，跟她商议，她也强烈希望参加工作。

他说：“那不好办吧？谁来照顾妈和聪聪呢？”

她与春燕妈聊过自己的想法，春燕妈愿意成全她。

他哄她：“工作会有的，肯定会有的，而且会是你十分喜欢的工作。我发誓，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能让你的愿望实现，信不？”

她高兴地说：“信。”

以后，她就再没提过要出去工作的想法。

秉昆对妻子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她是很少见的一类女子，只要承诺是她完全信赖的人做出的，她就可以靠着承诺达到幸福状态。即使那些承诺半真半假、并无兑现的可能，但只要郑重其事，她便备觉幸福。只要有一个个承诺，她的幸福状态便可持续。她要求兑现承诺的意识特别淡薄，几近于零，似乎认为承诺是一回事，兑现是另一回事；只要做出承诺的人自己并未声明收回承诺，那承诺便确确实实存在。而新的承诺，又会让她自然而然地忘记前一个承诺，正如他刚刚向她承诺要与她相亲相爱地再活一百年，她便幸福无边地偎在他怀里睡了过去。他不清楚她为什么会这样，却庆幸有她这样一个容易满足的妻子。国庆和赶超都曾向他抱怨过，他俩的妻子常常迫使他们做出承诺，随之便会因不能兑现而唠唠叨叨别别扭扭，而秉昆却从没有过这种烦恼。她总是自觉地以自己目前的生活去比照她在太平胡同的生活，丝毫也没有不幸福的理由。

想到她这种贤惠善良天真喜乐，他不禁吻她的肩，也不禁觉得在这么一个夜晚，在这么一个家中，在不凉不热温暖适度的小火炕上，搂着这个叫郑娟的散发着沐浴液香味的滑溜溜的女人，自己肯定是共乐区最幸福的丈夫。他已经受到她严重影响——一方面他愿意幸福着她的幸福，一方面却又本能地认为幸福不应该仅仅如此，所以他也在抗拒她的影响。在本能的排斥与不知不觉的接受之间，他时常很是纠结。

秉昆曾以妻子郑娟为原型创作了一段相声，名曰《伟大的公民》。他想象自己是一位国王，子民们全都是郑娟这样的，而大臣和谋士们只要出谋划策，证明他不愧是一位好国王，并由他择机向全国宣布，子民们便都兴高采烈，而他则如鱼得水……

白笑川看了后，小手指挠着腮帮子说：“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了，这样吧，再请个比我水平高的人来替你把把关。”

于是邵敬文便出现了。

邵敬文看后，五指轻点着桌面说：“相当有趣。”

他一听笑了。

不料邵敬文又来了一句：“也相当反动。”

他的笑难以迅速从脸上收拾干净，只剩下难堪了。

邵敬文接着说：“既然要听我的意见，我就不能当着君子说假话。秉昆，我不是指你本人反动，我是指这个段子太黑了，黑色幽默的黑。你的主观创作动机肯定是出于娱乐人的目的，但太容易让人产生过度联想。一旦成为作品，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背道而驰，这也是常有的文艺现象，这一点你一定要考虑。不是仅供参考，作为朋友，希望你务必考虑。”

秉昆虚心地点头不止。

白笑川说：“敬文，你看能否抢救一下，改成‘伟大的妻子’如何？”

邵敬文沉吟着说：“世上固然有伟大妻子，但她们往往是做出了伟大之事的妻子。这相声中的妻子，并没什么伟大之处，伟大从何说起呢？还是个黑。”

秉昆说：“改成‘可爱的妻子’呢？”

邵敬文说：“又太一般化了，没有什么可寻思的了。”

白笑川说：“改成‘我那奇葩老婆’怎么样？印在节目单上，估计会让观众对表演有期待。”

邵敬文说：“这命名有点儿意思，但不是改了题目就完全不黑了。内容的黑是根本性问题——秉昆你能不能把妻子的精神往雷锋精神上靠一靠？那这个段子的思想进步性不就突显出来了吗？雷锋是主张在生活上向低水平看齐的哩！”

秉昆诚心诚意地说：“我试试。”

邵敬文说：“改好了，先找两个人预演几次，别急着正式演出。一定要通知我来听一次。作为朋友，这个段子我还是要替你们把关的。”

秉昆改了三稿，亲自担任逗哏，请一位特善于捧哏的相声演员和自己搭档，劳驾邵敬文听了一次实际效果。

邵敬文听罢，严肃地说：“笑川老师，秉昆，我的主张是，这个段子，咱们自己就把它毙了吧。一经表演，更黑了。那是种化不开的黑，咱们对党对国家都是心很红的人，干吗演这类让人产生误解的相声呢？”

白笑川就说：“那由我来决定。秉昆，我得毙了它，你不许怪我。”

秉昆虽有几分不服，但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从南方不体面地回来后，他自己也意识到，那样的相声如果在南方公演，肯定就真的撞在“反自由化”的枪口上，他哥便无法明批暗保了。

秉昆一家搬回光字片住，街坊四邻颇有闲言碎语。

有的说，出息了的儿女未必就能让父母得益。周家的大儿子很有出息，女儿也算出人头地，那又怎样呢？周志刚退休后不是照样住在光字片的老屋子里吗？上医院不是得由众人轮番去背吗？从医院回来不是坐着平板车吗？不是最终死在早前自己脱坯砌的火炕上了吗？

有的说，他家没看出多么有出息的就是秉昆，虽然由工人变成吃事业饭的人，还成立了个公司，却也不过就是组织了一些耍嘴皮子逗人一乐的遗老遗少，东赶场子西赶场子的角儿，挣钱是多了点儿，身份上还不如工人受尊重。娶了个老婆，好看倒是挺好看，像小民窖烧出的白瓷廉价瓶，说精不精说傻不傻，可人家小两口不是过得整天乐呵呵的吗？不正是这个没太大出息的小儿子让父母得了不少济吗？

还有人说，谁家的儿子如果能像周秉昆那样，才算没白生白养。儿女好不好，最终要看父母沾光没沾光……

那些话都是春燕告诉秉昆的，她听她妈说的。她认为秉昆会爱听，其实秉昆听了心里非常光火，他讨厌街坊四邻议论自己家，尤其讨厌他们以不敬之词对妻子说三道四。

不久，周秉义弄出了好大的响动。他们工作组联合有关部门端掉了一个南方人在A市非法制售音乐带、影视带的黑窝点，对音乐带、影视带审听审看，发现问题严重了，不但有精神污染，还涉及政治民族宗教问题，有些还是从国外夹带到国内再非法复制。最终，他们大张旗鼓公开销毁，并把整个团伙依法判刑。

周秉义受到了表扬。

秉昆出了口恶气。他们稳住意念，按兵不动地静观了两个月风向，一转眼已到八月中旬，觉得平安无事了，正策划着走穴路径和步骤，德宝家出了丧事——德宝的老父亲去世了。

德宝老父亲死得很苦，出出进进住了几次院，朋友们自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其实那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德宝两口子为老人家的病花了不少钱，不但把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全掏光了，还东一笔西一笔欠下了些债。老父亲的丧事刚结束，德宝就和春燕吵翻了，闹到要离婚的地步。春燕主张把德宝母亲送回吉林农村老家他小姨那儿，他母亲的娘家人只有他小姨了。老姐夫过世了，妹子照顾一下老姐是应该的。这样可把住房租出去，用以还债。德宝勃然大怒，骂春燕太没良心，不配是共产党员。他质问，那不等于老爸尸骨未寒弃老妈不养吗？妹子照顾老姐符合亲情，儿子弃母不养该当何罪？他说自己倒插门的多年里，对春燕父母是如何如何好，为春燕家出了多少力干了多少活，春燕断不该良心大坏。

秉昆买了车票，第二天就要率队出发——这次是广东东莞市通过省文化厅主动邀请。香港和台湾商人在那地方开办了不少加工厂，工人以北方农村青年为主。他们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秉昆他们的演出公司，派专人找到省文化厅联系，为的是让北方农村青年们在遥远的南方听到乡音，欣赏喜闻乐见的北派曲艺，体会老板们的良苦用心。他们相信，这些来自北方的农村青年日后必能爱厂如家，踏踏实实为厂里干活。

秉义对秉昆说：“你看人家港台商人都很懂政治，连这样的事也要先找政府部门，表明人家心目中特别尊重政府，你应该学着点儿。这次你们要组成最有实力的演出班子，带最好的节目去。我也要派文化厅的一位干部陪你们去，帮你们打开北派曲艺在南方的表演市场。此行对你们意义重大，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德宝气愤地来找秉昆，前脚刚走，春燕后脚到了。她泪如雨下，口口声声要求干哥替她做主，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初主要是干哥把他俩捏鼓到一块儿的，现在他俩闹离婚干哥也得评出个是非。两口子都声明非离不可，德宝已住回他妈那儿，实际上夫妻开始分居，一段婚姻似乎已经走到尽头。

秉昆只得去找白笑川，请他亲自带着弟兄们南下。

白笑川听说了德宝两口子的事，深表理解，爽快地决定亲自出马，并说他正想考察一下南方的表演市场。

送走了师父和弟兄们，秉昆把德宝和春燕分别请到家中。依他的想法还要找来国庆和赶超，郑娟明确反对，说那可不好，两口子都特要面子，又都是党员，夫妻关系裂痕，还是尽量不让党外人士知道为好。

秉昆说：“我也不是党员。”

郑娟说：“你不同。你是她干哥，长兄如父，相当于家长。”

秉昆觉得她的话也对，就没惊动国庆和赶超。

清官难断家务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秉昆听后，认为矛盾是表面现象，问题的焦点是因为德宝他爸的医药费报销不成。德宝他爸退休前是糕点厂的，工厂快倒闭了，根本拿不出钱来给他们报销。

德宝说：“秉昆你清楚的，咱们哥儿几个都是拥护改革的。咱们年轻，本指望改革能多少带给咱们点儿利益，哪承想改成了这！”

秉昆叹道：“所以号召工人阶级要咬紧牙关忍住阵痛啊！”

德宝看着他愣了愣，气闷地说：“我忘了，你已经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了。他妈的，真不知还会怎么个痛法！更不知这阵痛会有多长！”

秉昆也不挑他话中带刺，同情地摇摇头。

春燕则在干哥面前哭诉委屈，她说自己这党支部书记兼经理多么多么不易。上边断奶，自负盈亏，自己脑子里整天只有一个字，那就是“钱”。一个大众洗澡的地方每月靠收澡票能收进几个钱呢？算上退休的三十多个员工，如果到月底发不出工资和退休金的话，她这经理那就没脸当了。创收创收，大众洗澡的地方怎么个创收法呢？她亲自招进了几名按摩女，带来了新气象，可有关方面勒令她限日辞退，认为有低俗涉黄之嫌，搞得她在员工眼里特丢面子。

她说：“干哥，我的主张不是上策，也不是中策，可在我这儿也没什么上中策呀！儿子上中学了，如今供一个学生花钱多，德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他父子俩一看着我笑，我就知道又要伸手要钱了，心里紧张。从家到单位，从单位到家，我最不想听到的就是钱字！现在又欠下一屁股债，我做梦都梦到有人上单位催我还钱。背着一屁股债过日子我太受不了啦，只怕哪天会精神崩溃了。”

因为两家关系亲近，不同于一般街坊，春燕没哥，确实挺把他这个干哥当回事，更因为若不是春燕为光明安排了一份工作，不但光明没了人生出路，自己和郑娟也必将愁得整夜睡不着觉……

秉昆对春燕是有特殊感情的。要不是郑娟坐在旁边，他会以某种肢体语言向春燕表达怜惜的，比如亲她一下，抱她一会儿。

送走春燕，秉昆吸着烟，握着笔，面对几页纸托腮凝思，似乎要进入曲艺创作状态。

郑娟奇怪地问他打算写什么。

他说要想出解决春燕两口子矛盾的办法来。

郑娟积极参与意见，当晚夫妻二人商量出了一套方案——让春燕大姐一家三口住到德宝婚前的家里去，让德宝母亲和德宝两口子共同生活。春燕的大姐和姐夫带着儿子返城后，恰逢春燕和德宝刚搬入春燕侥幸分到的房子里，她大姐一家三口不失时机地与春燕爸妈住到了一起。她大姐夫的弟弟是秉昆的同代人，也做了父亲，与父母住在一起。春燕大姐夫当时还没落实工作，只得住到了岳父母家，像曹德宝当年那样。区别在于，德宝当年是有言在先的倒插门女婿，住得心安理得。春燕大姐夫拒绝倒插门，对春燕爸妈有些无理，在春燕大姐面前也颜面扫地。春燕大姐的儿子比春燕的儿子大一岁，总是欺负小表弟。春燕特别不喜欢那大外甥，对大姐和姐夫也很有意见，一赌气把自己儿子送到爷爷奶奶家了。从此，春燕大姐一家三口成了她爸妈家的“钉子户”。这种情况下，春燕的二姐一直认为他们把自己一家三口的利益侵占了。

春燕的二姐一家三口属于返城很晚的知青家庭。她二姐原以为返城后，她大姐一家三口会自觉地从父母家搬走，让自己一家三口也沾沾父母的光。那确实是相当沾光的事，无须花钱租房，女儿还可以由姥姥带着，省不少心。若以民间的亲情法则来裁决，哥哥姐姐应该礼让弟弟妹妹，但春燕的大姐和姐夫都毫无谦让的姿态，他们依据的先来后到先占先有的丛林法则。春燕大姐还有一条理由，大妹夫父母家的两间屋比她们父母家的两间屋大一些，尽管只不过大五六平方米，那也终究是大。大妹夫父母家除了两位老人，只有大妹夫的妹妹。大姐认为，大妹妹一家完全可以直接从北大荒回到公婆家。这一条理由却是打折扣的，不是硬道理——大妹妹那小姑子是老姑娘，样子长得倒还可以，性格却很刁钻，除了她父母，别人很难相处。

春燕二姐很怵小姑子，以往每次探家都不愿到公婆家去，不想见着小姑子，她丈夫也拿妹妹没辙。由于大姐和姐夫坚守不让，二姐和二姐夫只得住到二姐夫的父母家。当然，他们是可以租房子住的，但二姐看重钱，何况房租又涨了，每月三十多元一小间房的房租，的确会严重影响他们三口之家的生活。每月支出令自己心口疼的一笔钱租房子，还是每日直面小姑子冷若冰霜的脸色，两害相较取其轻，二姐宁肯虎穴暂屈身，也不愿另寻住处。

结果可想而知，二姐夫父母家便经常上演水火难容姑嫂相斗的室内剧，丈夫与公婆也常常卷入势不两立的旋涡。二姐的选择有更深层的考虑，既然大姐、姐夫打算厚脸皮地长期在她父母家住下去，将来父母遗留的房产就很可能被大姐两口子据为己有。实际上，大姐和姐夫也确实是那么算计的。这是拿不到桌面上来说的事，但媳妇与是独生子的丈夫继承公婆的唯一房产，却有章可循。自古以来关于房产的民间法则便是传儿不传女——二姐没沾上自己父母的光，便希望能把小姑子从公婆家挤出去，让公婆的唯一房产有一天完全归在自己和丈夫的名下。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手足之间钩心斗角，未免得不偿失。但是，那些不像样子的房屋的唯一性和底层人家儿女的刚需性，迫使他们进行旷日持久的窝里斗。

直接让春燕的二姐搬到德宝父母家的房子里去住，自然是更为简单易行的方案，却只能平息春燕二姐父母家近于白热化的冲突，解决不了春燕父母家也开始剑拔弩张的矛盾。春燕的父母特别看不上大女婿，对于大女儿的容忍也快到极限，巴不得他们立刻搬走才好。

周秉昆设计了一个挪窝儿方案：动员春燕大姐和姐夫先从春燕父母家搬走，住到德宝父母的房子里去；再动员春燕二姐和二姐夫带着儿子搬到春燕父母家住；最后动员德宝妈与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把自己和老伴名下的房子腾出来，并说服春燕接纳婆婆进入她的三口之家。

秉昆说服春燕较为容易，他说：“只要你点头了，干哥就有可能把一盘死棋下活，不但你和德宝不必闹离婚，你大姐二姐你爸妈也都会满意。”

春燕起初还犹豫，怕与婆婆性格合不来。秉昆说：“人家德宝他妈性格挺好，不是那种事儿妈。如果你们婆媳闹别扭，问题一定出在你身上。顾全大局，你不要担心婆婆和你生活在一起会带来什么麻烦，也要看到有利的方面。婆婆替你看孩子，你不就可以集中精力干工作了吗？”

春燕沉默片刻，问欠下的债怎么还？

秉昆说：“你大姐一家三口不能白住人家德宝父母的房子，他们得交些房租，房租可以帮你们还一部分债啊！”

“可……我大姐那人六亲不认，如果她和我大姐夫一毛不拔呢？”春燕备感还债的压力，把话绕回到钱上了。

秉昆说那不用她管，他自有主张。

秉昆为了动员德宝妈与儿子一家三口住在一起，费了不少口舌。老太太身板还硬朗，有自己住惯了的房子，邻居关系处得不错，干吗非与儿媳妇住一块儿呢？人家也怕与儿媳妇合不来呀！

秉昆就把春燕的保证告诉了她，他说：“大娘，您得这么看问题——为了给大爷治病，德宝和春燕不但花光了积蓄，还欠下了债。冲儿子儿媳这份孝心，您也应该帮帮他们啊。何况老人谁没生病那一天呢？一旦生病，还不是得由儿子儿媳来侍候吗？早晚如此，不如提前就生活在一起的好。婆婆照看孙子，累是累点儿，但那也是天伦之乐。有那一乐，老人高兴，有益于健康长寿。”

自己名下的房子要腾出来让儿媳妇的大姐一家三口住进去，而且自己都没和对方见过面，这种事摊在哪位婆婆身上都不会太乐意。多亏秉昆是老人家信得过觉得亲的人，并且是为了挽救她儿子和儿媳濒临破裂的婚姻才煞费苦心，德宝妈怀着感激的心情答应了。

但老人家担心，春燕她大姐和姐夫会不会由租房而变相长期霸占房子呢。

秉昆拍着胸脯说：“大娘尽管放心！德宝是我好哥们儿，春燕是我干妹妹，只要他俩是夫妻，那这房产将来只能是您留给他俩的。春燕她大姐和大姐夫算老几？允许他们住就不错了，而且也不许白住，房租可以少交，不可不交！”

秉昆保证不仅自己，还要找两位有名望的朋友共同做证，三方签字画押，以绝春燕她大姐和姐夫的非分之想。

在与春燕的大姐和姐夫谈判前，秉昆先与春燕父母进行了沟通。听了他的方案以及已完成的工作后，春燕的父母极为感动，表示愿意全面配合。秉昆说也要得到派出所同志的支持，春燕妈说她去找龚维则。

谈判在春燕父母家进行。

春燕她大姐和大姐夫果然沆瀣一气，比着看谁的脸皮厚。他们一听说还要交房租，都摆出免谈的嘴脸。

秉昆说：“我打听过了，租一家那么大小有暖气是楼房离煤气站公共汽车站近的房子，少说每月三十五元，却只收你们二十元。春燕两口子欠下债了，就当是你们做姐姐和姐夫的帮帮她吧。”

春燕她大姐说：“我帮她们，谁帮我们呢？”

秉昆说：“让你们以便宜的房租，住上你们一家三口最合适住的房子，不就是在帮你们吗？”

听了这话，春燕大姐夫竟骂骂咧咧的了。

春燕她爸一时火起，劈头盖脸责骂起大女儿和大女婿来。

大女婿犯浑，要与老丈人动手。

不可开交之际，龚维则所长和一名民警跟着春燕妈到了。

龚维则制止了双方的吵闹，他问春燕爸：“这里到底是你名下的房子，还是你大女儿和女婿名下的房子？”

春燕爸理直气壮地说：“墙上掉下的土渣渣都是我和老伴的。”

龚维则明知故问：“那他们怎么会住在这里？”

春燕妈说：“他们刚返城时没地方住，所以春燕两口子前脚刚搬走，他们后脚就挤进来住了。”

春燕大姐夫强词夺理地说：“那是社会原因造成的！”

龚维则又问秉昆：“你在这儿干什么？”

秉昆便把自己的目的说了一遍。

龚维则问春燕大姐和姐夫各挣多少工资，听罢平缓地说：“以你俩的收入来看，每月付二十元房租后完全可以过得下去。那就不是社会问题了。”他再问春燕她爸：“你们老两口还想让他们住下去吗？”

春燕爸没好气地说：“他们趁早走，眼不见心不烦。别人好心租给他们房子都不肯搬走，真不知他们打的什么主意！”

龚维则就对春燕她大姐夫说：“看来你们的问题是典型的思想问题。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居住权不容侵犯，你们实际上已经侵犯了本街道两位老公民的合法居住权。”

他转脸看着春燕妈说：“身为派出所所长，我当然有责任维护你们两位老公民的合法居住权不受侵犯。任何人侵犯都不行，儿女们也不例外。你们让人写份情况说明尽快交到派出所来，我们好决定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

秉昆说：“我替他们写。”

龚维则说：“那就有劳你了。”他拍拍秉昆的肩，转身对跟随的民警说，“你留下，防止他们打起来。今天协商的结果怎么样，你要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一九八七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公民”二字忽然时兴起来。从报纸上、广播里也经常见到或听到“公民”二字，政府工作人员和民警、交警、法官等执法部门的人说时，似乎自己的身份与之前不同，仿佛有神圣感了。老百姓听了，似乎也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与之前不同，也仿佛有神圣感了。

龚维则走后，春燕她大姐夫瞪着秉昆说：“你怎么这么爱管闲事？别忘了你爸上医院那次，我也背着跑得喘不过气来！”

秉昆苦笑道：“所以我要报恩啊！”

春燕她大姐夫那双眼仿佛要变成喷火器，把秉昆活活烧死。然而，当着民警的面，他和春燕她大姐最终还是答应搬走。

到此时，秉昆的方案才证明确实可行。

秉昆把春燕和德宝请到家里，把春燕她大姐姐夫二人共同具名的保证书交给春燕两口子时，春燕哭了。

德宝说：“这么难的事都叫你给办成了，我服了你了。”

秉昆说：“只服我不行，心里还得没结疙瘩才行。你俩的积蓄也有人家春燕一份。替你爸看病时，人家春燕出钱出得多痛快，所以你爸妈那房子让春燕她大姐家住住是应该的。”

德宝痛快地说：“我心里没结疙瘩。春燕为她大姐二姐两家的事哭过多次，现在矛盾都得到解决了，她心事少了，她好我也好。”

春燕就忍不住亲了德宝一下，两口子要求秉昆别把他俩闹过离婚的事告诉朋友们。

秉昆郑重地说：“放心，我答应朋友的事，就像党员答应组织的事一样可靠。”

在春燕她大姐和大姐夫共同具名的保证书上，还有另两位见证人按下鲜红的手印——邵敬文与一位相声演员的手印。白笑川不在，若在，秉昆就请师父按手印，不借别人的名气了。

德宝与春燕牵着手走了。两口子没直接回家，下馆子去了，庆贺他们的和好如初。

秉昆在家里吃饭时开了一瓶啤酒，不但自己畅饮，也劝郑娟相陪，郑娟便喝了一杯。不胜酒力的两口子特高兴，如同他们自己的老大难问题彻底解决了。

德宝自己口松，某一天，他不知在哪儿碰到了赶超，把他和春燕闹离婚的事说给赶超听了，赶超又讲给了国庆。

一天晚上，国庆和赶超一块儿来秉昆家串门儿。

自从秉昆一家又搬回光字片住，国庆和赶超来得勤了。他们很愿意来。

赶超说：“吕川上了大学又加入官员队列了，咱们就失去了一个哥们儿。不但见不着影儿，连点儿消息也没了。秉昆，只要你还住在这儿，我俩就明白还没失去你。哪天你一发达，我俩也就肯定失去你了。可我俩最不愿失去的朋友就是你啊，所以现在要勤来着点儿。”

一杯啤酒下肚，赶超动了情，泪汪汪的。

秉昆苦笑道：“我好想发达啊！从没像现在这么强烈地想过。如果我当了大官，或发了大财，你俩的穷愁日子不就结束了吗？”

国庆却说：“你俩那都是不着调的话，还是聊点儿现实的吧。如果我爸妈死了，我姐的命运估计会强点儿。我爸那老哮喘病，一到冬天就呼哧呼哧地咳嗽喘气，吵得我姐睡不了一整夜觉。她的脸色那么灰，我这个儿子该忍受的让我姐替我忍受了，我好心疼她。”他也动了情。

秉昆和赶超便都斥责他的话不吉利，逼他必须再说几句向父母请罪的话。

国庆饮尽一杯啤酒，看着秉昆和赶超，眼泪流下来，张了张嘴，没能说出什么请罪的话。

几日后，德宝又着急上火地来找秉昆——他父亲的医药费报销单据弄丢了。六七百元呢，等于他一年多的工资啊！

“就这么一点儿福利！如果还不能兑现，那还算什么社会！”他由生自己的气转而生现实的气，又急又气，夹烟的手都在发抖，烟都塞不进嘴里了。

秉昆也觉得这事非同小可，马虎不得，但他医院方面没有熟人，交际面广的师父白笑川又不在，只得带着德宝去求邵敬文帮忙。邵敬文也帮不上忙，却指了一条路子，让他俩去求杂志社韩文琪社长。

秉昆说：“德宝，我宁可陪你去求医院把报销单补齐，也不愿求我们杂志社那个头头。”

德宝说，他和春燕一块儿求过了，医院没人理他们这茬儿。没有办法，他们硬闯了院长办公室，惹得人家院长发了脾气，说谁知道你们是真丢了还是假丢了。社会上有倒卖医药费报销单据的现象，真丢了你们也只能自认倒霉，或许已经被什么人捡去低价卖了，而且已经在什么单位报销过了。春燕送去的洗澡票，人家也拒收，连看都不看一眼。

邵敬文说，倒卖医药费报销单据的现象确实存在。有些人的单位已经丧失了报销能力或已经解体，报销单据压在手里没着没落，为生活所迫，别人肯出点儿钱就卖了。

邵敬文劝秉昆，还是去求韩社长。据他所知，韩社长父亲当市委副书记时，分管过医疗卫生机构，如今多位院长副院长都是人家父亲在位时提拔的。

“他和你哥关系走得挺近，你去求他，他会高兴的。”

“他和我哥怎么会走得近呢？”

“说来话长，你嫂子父亲当副省长时，他父亲当区长，据说对他父亲很赏识，工作上也给过支持。现在，据说你哥负责对他的干部考察，给出的评议挺好，关系当然非同一般了。”

“你说的这些，我怎么都不知道？”

“你不在官场上，你哥你嫂子不跟你说，当然就没人跟你说啦。如果不是今天话赶话赶到这儿，我也不说。咱们之间说那些多没意思！”

秉昆还想问什么，德宝听得不耐烦，把他拖走了。

路上，德宝见秉昆一脸不悦，试探地说：“你要是实在不愿替我求你们社长，那替我求你哥怎么样？”

秉昆没好气地回答：“你就当我没那么个哥行不？”

秉昆心里很不高兴，因为哥哥对他的顶头上司的考察评议居然挺好。自己这个弟弟明明就是杂志社的人，为什么不听听弟弟的看法呢？

想着德宝春燕夫妇着急的样子，秉昆还是找了社长韩文琪。韩社长很高兴，当着秉昆的面拨通了电话，简明扼要地说清事由：“听着啊，大约半小时后有人去找你，朋友父亲的医药费报销单据丢了，你让下边的人及时给补齐了。我一会儿还要开会，有空咱们聚聚。”

韩社长放下电话，开玩笑地问：“还有什么指示？”

秉昆被问了个大红脸，识趣地赶快告退。

社长坚持把他送到楼下，还说了他和白笑川为杂志社创收很辛苦、多保重身体之类的话。

等在大院门外的德宝见秉昆那么快就出来了，以为他碰了一鼻子灰，结果一听他说办成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看看表怀疑地说：“还不到半小时。”

秉昆放下了千钧重担似的说：“我也没想到如此简单。”

回到光字片的家里，秉昆见哥哥秉义正在辅导聪聪写作文，郑娟和母亲去春燕家帮着糊墙纸去了。

秉义说：“聪聪写作文的能力差点儿意思，你得帮他提前开开智，起码在上中学前得学会写一篇好作文。”

他问：“当年咱爸和咱妈帮你和姐姐开过智吗？”

秉义听出他的话有抬杠的意思，笑笑不再说什么。

那天是星期六，秉义难得下午没事，提前来看母亲。

趁聪聪出去玩的时候，秉昆问哥哥与韩文琪社长的交往。

哥哥反问：“你们又闹矛盾了吗？”

秉昆说：“不管我们关系如何，我毕竟是杂志社一分子，向我了解一下他的情况不算多余吧？”

秉义说：“我负责在党员同志中间了解情况，你又不是党员。”

秉昆也被软钉子顶得一愣。

秉义又说：“组织上已经把他作为年轻干部的苗子重点培养。至于怎么一步步提拔，那是组织部门的事。组织部门需要一份关于他的考察鉴定，缺了考察这一环节，对他的提拔就缺了一个步骤。现在许多事都讲程序，组织上内定了的事，让我去考察，那是信任我。我也能理解，为什么要坏人家的事呢？组织考察干部首先看大节，大节就是在政治思想、政治立场上是否与党保持一致。他在大节上毫不动摇，没有任何糊涂认识，证明组织上是有眼光的。秉昆，我知道你内心的想法，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对他的那些意见，我也不是没听到，什么任人唯亲、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大权独揽排斥异己、编辑理念太‘左’等，不就是这些吗？我实话告诉你，秉昆，有些人认为他编辑理念太‘左’，还有不少人认为你们前段时间编辑理念太‘右’呢！‘左’只不过是思想方法问题，而‘右’是政治立场问题。不管什么时候，‘左’和‘右’都必然是这么个界定法。政治有它的是非标准，你别总说你那套民间的是非标准，否则你一辈子也难成熟。实话告诉你，当初把他派到你们杂志社，就是去纠偏的！这一点他做到了！”

“但我们杂志的发行量下降了三分之二。”秉昆沉默了半天，才憋出这么一句话。

秉义接着说道：“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完全责怪他不公平。我的考察评议中也写了‘希望以后注意工作方法，更好团结同志’这一条。人家明白这一条意味着什么，人家有所改进，对不对？”

秉昆只有点头承认。

他没提自己求过韩文琪的事，担心哥哥未必高兴。

哥最后说：“他的父亲和你嫂子的父亲，当年是莫逆之交。我岳母让我要考虑点儿关系，你说我不给出挺好的结论还能给出什么结论？”

秉昆只好说：“哥，我理解了。”

“哥再给你一百元钱。这个月哥出差多，补助也多，给妈买些她爱吃的，替我多孝敬她老人家。”秉义说。

秉昆也没有推辞，默默接了过来。

“以后咱们兄弟二人，就应该像刚才那样讨论问题。你别总和哥‘杠’着来，行不？”秉义看着他笑了。

秉昆点一下头，也轻轻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