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义出任军工厂党委书记这件事，岳母金月姬施加了一定影响。

当时，各级政府机关都在落实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政策。

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一天，乘着冬梅不在家，冬梅她妈支开玥玥，与女婿进行了一次简短谈话。对周秉义而言，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

老太太说：“秉义呀，你对自己今后进步的方向，有过什么考虑没有啊？”

秉义习惯地说：“没什么考虑，听组织安排吧。”

老太太说：“你这是对组织说的话，我不是组织。自家人谈话，我要听到你内心的回答。没什么考虑是不对的，有所考虑并不就是有私心杂念，组织也是尽可能尊重干部个人愿望的嘛！完全没什么考虑这种话不可信，跟妈说说你内心里的真实想法。我需要有所了解，也应该有所了解。”

秉义意识到，这次谈话非同以往的严肃性。

老太太说：“我只有冬梅一个女儿，我确实是把你当儿子看待的。如果有冬梅她爸在，你今后的前途根本不必我过问。冬梅她爸不在了，你的事我不得不操心。”

秉义便郑重地说：“妈，我当年报考北大哲学系，是希望能在大学教哲学。北大将我调配到了历史系，我的想法并未改变。回到省里成了文化厅干部，是当时情况决定的。现在，如果让我个人考虑，那么我的愿望有两条，首选还是希望到大学去，不是去当干部，而是去上课教书。如果不能，我就希望能做经济管理工作。当前，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把经济搞上去。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现象如此普遍，谁都没法装作没看见。我宁肯去当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厂长，让它起死回生，让一些工人捧住饭碗，而不愿再当什么文化厅的副巡视员了。尽管我不是混着当，可有时扪心自问，还是会有种混的感觉。”

老太太说：“你能把内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很好。你不说，我就无法知道。到大学教书的念头从此断了吧，你妹已经是副教授，冬梅也在大学里做行政工作。咱们两家三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女，没必要往大学扎堆儿。你是干部家庭的女婿，既然已经是干部，就替我们这边把干部家庭的门面撑下去吧。秉义，你对我们这边的家是有义务的。如果你也成了教育工作者，那我住在这个院子里就找不到感觉。你的后一种想法我支持，不能一直待在文化圈里当干部。好了，我明白你内心的真实想法了，就说到这儿吧。”

晚上，秉义向冬梅做了枕边汇报。他讨教道：“你妈什么用意呢？”

冬梅说：“估计也没什么用意吧，她可不就是把你当儿子一样看待哩！无非对你的事表示一番关心，挺正常的。如果从来不问，反而不正常了。”

听冬梅那么一说，秉义也不寻思了。

“十一”前一天上午，省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和一位处长照例前来慰问。寒喧过后，老太太郑重地问：“我女婿周秉义这个文化厅的副巡视员，表现到底怎么样啊？”

两位客人都说表现良好，善于做思想工作，考虑问题全面周到，解决问题能力强，从没听到过任何关于他的负面议论。

老太太又问：“要是真像你们夸的那样，他都顶着副巡视员的头衔晃荡几年了，为什么就一点儿没进步啊？”

处长看一眼副部长，明智地缄默了。

副部长吞吞吐吐地说：“这……具体情况我不是太清楚。工作有分工，像秉义同志那个级别的干部任免、调动，得上省委会讨论。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我一定替您带回去。”

老太太说：“千万别用‘意见’两个字，那我可担待不起。现在中央特别重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从中央到地方，组织系统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省里也是如此，作为一名老党员完全拥护，我替党高兴。我家没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不是当干部的料，没有培养前途。周秉义却不同，才四十出头，年富力强，而且文化程度高。女婿虽然有别于儿子，我却是拿他当亲生儿子看待的。何况，他与我生活在一起，我对党的忠诚时时处处影响着他。目前处于改革转型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我有心把女婿像当年的革命家庭送子参军一样往前线上推。在党和国家急需年轻干部勇挑重担的今天，他没有什么理由继续在调研员岗位上逍遥自在，那会让我备觉惭愧和内疚。你们二位能理解我的意思和心情吗？”

老太太毕竟是做过大大小小许多场报告的人，她有所准备，自己的话该怎么说打过腹稿，单等有人来慰问时能说得发乎情合乎理、滴水不漏。

两位客人一次又一次对视，一次又一次点头。

“十一”后不久，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打电话到家中，告诉她组织上很重视她的意见，很重视她的女婿周秉义的工作安排问题。何况周秉义方方面面都很优秀，当然是后备干部梯队成员，请她只管放心……

后来，就有了组织部与周秉义的谈话。组织部领导告诉他，准备任命他为军工厂党委书记。

事发突然，周秉义备感意外。

组织部领导问：“你岳母没对你说什么吗？”

周秉义摇头说，自己事先没从岳母口中听到过任何信息。

组织部领导看出他说的是诚实话，对老干部遵守组织原则的好传统感慨了一番之后，又问：“想要到企业做厂长不正是你自己的愿望吗？”

秉义说，自己想要当的是小厂厂长，七八百人不超过千人的那类厂的厂长。军工厂三千多人呢，又处在转型艰困期，他怕自己担不起那么重的担子。

组织部领导解释说，七八百人的工厂厂长多是处级干部，他已经是副巡视员了，任命他担任处级厂的厂长不合适。军工厂是干部高配企业，是由中央和省里双重领导的正厅级单位。中央下达生产指令，与省里共同任命干部。中央有关部门已经调阅过他的档案，对他很满意，特别赞赏他档案中“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一条，并对省里为军工厂选拔到一位称职的党委书记给予肯定。

“秉义同志，请理解我们组织部门的难处。如果我们事先征求了你的意见，你高兴地接受了组织安排，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却提出异议，那就很被动。如果中央有关部门和省里两方面都认可你，你个人打退堂鼓，我们组织部门也不好安排，是不是？”组织部领导见他还是有些发蒙，又说，“军工厂的老书记一年前就该退休了，因为没物色到双方都满意的干部，老书记身体不好，他还一直在岗位上撑着。你去上任了，你的正厅级也就解决了，这正好是个机会，你岳母对这件事很重视的。”

周秉义听了最后一句话，脸唰地红了。

也完全是为了早点儿结束他毫无心理准备的谈话，周秉义立刻做出了“服从组织安排”的表态。

周秉义刚一进家门，岳母的轮椅便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老太太说：“猜到是你回来了。”她笑得有几分勉强。

周秉义一边换拖鞋一边说：“今天厅里没多少事，我早离开了半小时。”他笑得也很勉强，绕过岳母的轮椅，准备上楼去。

“你等一下。”老太太说。

他背对岳母在楼梯口站住了。

“你的事，组织部门的同志在电话里告诉我了……对你那么一种安排我没想到。这时候去当那么一个厂的党委书记，不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一定是上次来的人没把我的意思说明白……如果你特别不情愿，我是可以再替你……”老太太有些迟疑地说。

“妈！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那么操心我，那绝不是让我高兴的事，恰恰相反！”周秉义说罢，像只小豹似的从岳母眼前消失了。

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有些吃惊。

冬梅回到家里片刻，便感觉到了气氛异常。再三追问之下，秉义才不得不说出心中的不满。冬梅也认为母亲的做法不妥，想下楼批评。秉义阻止了她，说事情已经发生了，老人家也不无悔意，就不要再责备了，自己会以充分的心理准备去面对，并要求她千万别在晚饭桌上提起这件事。

周秉义觉得自己的话伤害了岳母的自尊，想想岳母也是为他好，吃晚饭时就做出轻松愉悦的样子，替岳母又夹菜又盛汤。

周秉义与老书记进行工作交接时，老书记问：“咱们这个厂的工人成分特殊，这一点你了解吗？”

周秉义说：“多少了解一些，百分之九十是部队转业的团以下官兵，有不少人还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枪林弹雨。”

老书记又问：“他们在‘文革’时期的事你听说过吗？”

周秉义说：“有所耳闻，武斗时都把坦克开到市里去了。有些人还因为被断了工资，怒不可遏，抢了几家粮店和商店，留下盖有造反派组织印章的纸条，上面写着：待到全国山河一片红之日，将加倍偿还。”

老书记继续问：“那你还敢来接我的班？”

周秉义说：“既然组织已经任命我了，不敢也得敢。”

老书记接着问：“关于对你的任命，你听到过什么闲话没有？”

周秉义说：“听到了。一种说法是有人等着看我的笑话，所以成心将我往火炕里推。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胡扯，我不往心里去。”

老书记说：“起初连我都信了。后来一想你是可敬可爱的金大姐的女婿，谁敢害你，又为什么要害你呢？这么一想就不信了。咱们厂也不能说是火坑，事实上，厂里大多数工人的素质很好，比一般工人更爱厂，更识大体顾大局。他们继承了部队的优良传统，但也有经常让干部头疼的问题。一是‘文革’让他们分裂成了两大派，当年水火不相容，至今裂痕还在，难以愈合。二是无论这派那派，不少人身上都有股子骄傲之气，觉得自己是工人队伍中的王牌军，是由北京部里直接管辖，不把省里任命的干部放在眼中，尤其不把没和他们一样穿过军装有过战争经历的人放在眼里。”

周秉义苦笑道：“多谢老书记告诉我这些，我尽力以实际行动争取他们的信任吧。”

二人一时相对沉默。

片刻，周秉义问：“老书记认为，我来以后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老书记说：“工厂下一步工作就是‘军转民’，这个工作你一个人也解决不了，要由部里和省里双管齐下牵头引入外资。目前的引资方向是香港地区、韩国和日本。中央财政吃紧，心有余而力不足，连点儿救济款都拨不下来，省里更是如此。没有外资注入，转产谁也玩不转。你的工作重点就是七个字——维持局面，别出事。”

周秉义又问：“我听说也有可能连带地皮给卖了？”

老书记说：“不排除那一方案。”

周秉义问：“那么一来，工人们会怎样？”

老书记说：“发一笔买断工龄的钱，以后自谋生路。”

周秉义欲言又止。

老书记问：“你想问你自己何去何从？”

周秉义点头。

老书记说：“那你得问组织部门的同志了，我回答不了啊。”

与老书记恳谈后的第二天，周秉义又出现在“和顺楼”。他没找弟弟周秉昆，找的是白笑川。

“请我到你们那个厂去做报告？”白笑川大为惊讶。

“我听秉昆谈到过你对改革以及工厂转型的一些思考，特别是你的说法挺好，所以得劳你大驾。你讲，肯定比我讲受欢迎。”

“我那也是听广播看报才有的一点儿认识嘛，根本算不上什么思考，不行不行！我没那水平！”

“还是去吧！给个面子，就算帮我大忙。”周秉义恳请。

秉昆也出现在他俩身旁了，他从没见哥哥那么磨人地求过谁，顿生同情，帮着相劝。

徒弟一劝，师父白笑川反而生气了。

白笑川说：“没你什么事，一边去！秉义，不是我难求，不给你面子！咱们的关系挺近的，帮得上的忙我能不帮吗？要是我不为难的事，你要一个小面子，我会上赶着给你个全乎脸儿。但这事不行！如果人家工人们都领不到工资，天皇老子去讲也没人爱听。我不但为难，还怕！实话告诉你秉义，有一个欠工人工资的厂请一个什么人物去讲，结果把工人们讲火了，冲上去把那人物按倒在台上揍得鼻青脸肿。如果我去了，也挨揍了，先别管我的感受，你不后悔内疚吗？你面子上好看吗？我还真得反过来劝你一句，别没求动我又去请别人。谁如果挨揍了，你都会后悔内疚的。你是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要对你厂里的工人讲什么，最好你自己登台讲。是条汉子打掉了牙那得往自己肚里咽。如果别人替你被打掉了牙那算什么事？”

秉昆第一次见到有人如此直言快语地训斥哥哥，而且训哥哥的还是自己的师父！

哥哥的脸一阵比一阵红。秉昆不忍看下去，默默走开了。

秉义倒表现得很绅士。他说：“白老师，谢谢你说了那么多坦率实在的话，我明白了。”

他临走时鞠了一躬。

周秉义忧心忡忡地回到家中，没见到岳母，只有玥玥在家。

秉义问她：“你金婆婆哪儿去了？你小菊姐呢？”

他这一问，玥玥哭了。她说金婆婆忽然头晕，小菊姐给省办公厅打电话，办公厅派车送金婆婆去医院了。

“都怪你！因为你的事她才急病了！以后别在家说你厂里那些破事行不行？”正在市重点中学读书的玥玥冲大舅嚷嚷起来。她已把大舅妈冬梅的家视为自己的家，而不大愿意去光字片姥爷和姥姥的家了。她也不怎么想她那位在北京的诗人爸爸，他曾极大地满足过她的虚荣心。爸妈离婚的事也不再是她心口的痛，她甚至对母亲的感情也有些淡了。

金婆婆是她最敬爱的人，而大舅妈是她经常取悦的人——因为大舅妈是金婆婆最亲爱的人。至于大舅，她认为他和自己一样是一个沾光的人。当大舅可能危害到自己的利益时，她内心产生了一种将会受到连累般的不安和恐惧，并因此光火，就好比搭顺风车的人对另一个同样搭顺风车的人惹恼车主而光火。

“出去！”秉义厉声喊道。

客厅里只有他一个人时，秉义把门关上，独坐一隅寻思起来。

“天都黑成这样了，你怎么还不开灯呢？”冬梅从学校得到通知赶到医院去了，她是和小菊一块儿回到家里的。冬梅如果不开客厅的灯，秉义似乎会在黑暗中一直独自坐下去。

秉义说：“小菊怎么也回来了呢？妈妈在医院里得有人照顾啊！”

冬梅说：“放心，没什么大事，不过就是血压又升高了。她住的是高干病房，护士们照顾得比我俩专业，我俩待那儿多余。”

秉义七上八下的心这才平静下来。

冬梅坐在他身边，交给他一个存折，说上边有三万多元钱，是她妈的小金库。她妈交代，他可以动用存折上的钱为厂里工人买些好煤。

“东三省最好的煤二百多元一吨，买几十吨足够了。我妈说你别花光了，她一点儿存款没有也会活得不踏实。”冬梅说。

“可优质煤变得像军火，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啊！”秉义说。

“不完全像你说的那样。一些煤矿的工人数量严重超编，有的甚至翻了一倍。不替社会缓解就业压力不行，那社会就不稳定了。不提高产量也不行，有生产任务压着，超编是必然的。超编那部分工人不给人家开工资不行吧？所以政策就得放宽，允许煤矿有一定的自销权。只要有钱，还是可以买到好煤的。有的矿只认现金，其他六亲不认，更不认白条。妈动用了跨省的老战友关系，说只要你带着现金去，保证能买到好煤，让我督促你要急事快办，动作慢了怕夜长梦多。”

“可我用了妈的钱，以后怎么算呢？”

“先别考虑以后的事了，怎么也得帮你渡过眼前的难关啊！妈说你厂里的钱那都是专款专用的，如果你一上任就挪用专款，别人一告，你这位书记可就当不稳了。我妈的钱经常这儿捐那儿捐的，捐给你们厂了她也会愿意。”

秉义低头看着存折，良久无语，似乎在想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想。

“我的话你听进去没有啊？”冬梅推他一下。

他顺势抓住她的手。

冬梅叫起来：“你握疼我手了！有劲儿没地方使啊？”

他这才又说：“唉，妈妈呀……”

现金为王。军工厂的加上向兄弟厂借的总共六七辆卡车，相当顺利地从外省运回了几十吨优质煤，由厂工会分给有老人小孩的工人家庭。全厂一百几十户最需要温暖的人家，平均每户分到了几百斤。

那真是好煤啊，几乎全是块儿，大的如盆，小的如碗，亮晶晶的乌金一般。

几百斤优质煤看上去没多少，也就一小堆。

分煤时厂里挺热闹，就像每年秋季分大白菜和土豆萝卜。

热闹只不过是指人多，排起了长队，却是在无声地分。人们相互之间也不说话，似乎都很陌生，也似乎都在领救济粮，有份儿也没什么值得开心的。

厂里各显眼处贴出了大红标语，漂亮的美术体黑字写的是——“大人挨冻没什么，老人挨冻是罪过，小孩挨冻是造孽！”

“工资乃民生之本，挨冻非社会主义！”

“试问马克思同志，我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哪里去了？”

……

因为搞来了煤，周秉义这位新任党委书记有勇气在全厂工人面前亮相了。

老厂长和副厂长、政治部主任一干人等，陪同周书记高坐台上。“文革”时期，一些大厂也像部队一样设有政治部，“文革”一结束全撤销了。这个厂建厂以来就设有政治部，“文革”后并没有撤销，始终保持着军工厂的特殊性。

那一天，是周秉义正式到任的第十三天。

十三天里他没闲着，开了多次小规模的座谈会，慰问了一户户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小本上记下了他们生活困难的实际原因。总之，该做到的，大面上都做到了，全厂都知道有他这么一位新上任的党委书记了。

关于他的两种负面议论也在厂里流传开了，有人说他是靠老丈母娘的帮助才当上党委书记的，有人说他极善于收买人心，上任伊始就搞来几十吨煤便是手腕，不可被他这个官迷的假象所欺骗。

保卫处长常宇怀把以上两种议论如实汇报给了周秉义。因为常进步和秉昆是好友，常宇怀愿在本厂艰难时期充当周秉义的左膀右臂，秉义也对他极为倚重。事实上，领导班子里的成员全都比周秉义年长，他们都对他的能力心存疑问。

另一个事实是，分配几十吨优质煤并未让多少人对他的到来持欢迎态度——能坐一千人的礼堂，稀稀拉拉只坐了四百多人。前一天贴出通知，要求各班组工人也可以在车间里听广播，但每个车间里的人寥寥无几。

周秉义看了一眼手表说：“时间过了，开会吧？”

老厂长不好意思地点一下头，政治部主任宣布开会。

于是，周秉义开始娓娓而谈。

他并不怯场。在兵团担任师教育处副处长时，他对几百人做报告习以为常。只不过当年他面对的多是知青，而且他们都有几分崇拜他。如今他面对的是曾经特别有优越感的工人，他们都不怎么把他当成一碟菜。

他首先讲了这么一件事。前几年小平同志东山再起，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前，负责日常事务的同志忽然想到必须带些美元备用，于是赶紧通过外汇管理局调拨。泱泱大国，凑来凑去，只不过凑足了两万多美元！不是说中国当年只有那么点儿少得可怜的美元，而是能调拨的美元现金确实那么少，这也间接说明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匮乏。

这件往事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应。周秉义从台上看得很清楚，台下的人们表情漠然，有人后脑枕椅背，仰着脸，闭着眼，似睡非睡。

政治部主任小声对他说：“他们对美元没概念，对国家外汇储备也缺乏了解，最好讲点儿别的。”

他沉思了一下，讲起了第二件事。一九八四年，在本市一条小胡同没有院门的破院，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破屋子里，一个是丈夫又是父亲的男人去世了。他出狱没多久，刚刚过了二十年铁窗生活，那桩“现行反革命案”是冤案。他保外就医，妻子儿子也没多少钱能为他治病。妻子在街道小厂上班，工资很低，儿子刚考上大学。他是在期待平反通知的日子里去世的。悲痛过后，妻子和儿子计算了一下，他们曾是五级车工的丈夫和父亲当年的工资五十多元，平反后应获得一万两三千元补偿金。平反通知果然到了，但法院的同志对那妻子和儿子说，国家太困难，必须平反并给予补偿的人太多，国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先欠着。考虑到他们家的实际困难，领导特批给他们五百多元钱和一千四百余斤全国粮票作为补偿。

一位送达平反通知书的女法官说：“冤案不是我们造成的，但我们是怀着很真诚的内疚前来宣布彻底平反的。对不起，请原谅吧，我们也只有这点能力！”

第二件事让台下不少人动容，有些人眼中闪现泪光了。此事是秉昆讲给秉义听的，秉昆是听师父白笑川讲的。白笑川所讲的不是别人的事，而是有恩于秉昆的另一位红色老太太曲秀贞的事。她不是送达平反通知书的法官，而是一九五七年根据上级指示造成了那桩冤假错案的执行法官。一九八四年，她已提前离休了，却还想亲自登门赔罪，省高法的领导们为了防止节外生枝阻止了。白笑川因为她和秉昆的特殊关系也没向秉昆点明真相。

周秉义接着讲到了肖国庆父亲的死。国庆是他弟弟的好友，讲那件事时他自己也很动情，几度哽咽，想喝口水，结果弄翻了水杯。

“同志们，那是不对的！我要说出我的真实看法，我认为一位老父亲不应该做出那样的选择！死是容易的，再难也要活下去方显工人阶级本色！难能难过当年革命者所经历的艰苦……”他哽咽着说不下去。

同病相怜，在场的一些人哭了。却有一个声音喊道：“别唱高调！此一时彼一时。你他妈的有没有点儿同情心？”

“难事没摊在你家里！”

“让他回答，如果死的是他父亲呢！”

“回答！必须回答！”

“谁敢卖厂谁就是我们的公敌！”

随即愤慨之声此起彼伏。

“大家冷静！听他往下还说什么！”

“别乱嚷嚷！让他继续！”

情况骚乱起来，似乎要失控。

老厂长把话筒移了过去，他说：“放肆！当今天还是‘文革’那阵子啊？刚才谁骂书记了？给我站起来！”

姜还是老的辣，字字铿锵，声色俱厉，台下于是一片肃静。

就在此时，保卫处长常宇怀进了礼堂，直奔台上而来，在他身后跟着数名保卫处的人，站到了礼堂各个门旁边。

常宇怀对周秉义他们耳语几句，他们都站了起来。

政治部主任大声宣布：“报告会暂时结束，请大家坐在原地先不要离开！”

常宇怀却领着周秉义他们从主席台边门匆匆离开。

有人叫起来：“礼堂不安全了，大家快走！”

于是许多人拥向各个门，门却都被从外边锁上了。

保卫处的一个小伙子高喊：“大家不要慌！礼堂很安全！厂里发生了意外事件，危险在外边！”

然而，已经有人冲上主席台，拖下椅子，抡将起来砸窗子。也有些人拥向主席台的边门，那边门显然也被保卫处的人从外顶着，一方由里往外推，一方由外往里顶，边门就一会儿开道缝，眨眼又合上了。咒骂声中，乱作一团。

军工厂地处近郊，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坦克试驾场。每辆坦克组装完毕，都要在那场地上绕几圈，即算是完成了最后一关的检验，也是一种出厂仪式。那种坦克太老旧，在未来战争中已无用武之地，有关方面果断做出了停产决定。

场地上半年多没见过坦克的影子了，风将草籽吹到场地上，雪下东一处西一处戳出野草的枯枝和蒿丛带刺的干枝条。

“就是他。”

不用常宇怀指，周秉义己看到了。场地中央端坐着一个男人，头戴羊剪绒的皮面坦克帽，身穿黄色的轧条棉工作服。他的工作服前襟捆绑着一筒筒炸药。

赶过来的路上，周秉义从常宇怀口中了解到，那人叫杜德海，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狙击手，获得过多种奖章，对枪械改造很有研究。他是一位军工厂工人出身的枪械专家，五十四岁了。参加世界军事射击比赛的国家队运动员使用的枪支，就出自他的手。他前年查出了胃癌，做了手术，胃切除了大半。去年又发现转移到肝上，肝也不得不切除了一部分，今年发现又转移到肺上了……

杜德海高喊：“别人都站住，只许周书记过来！”

老厂长恼怒地训斥常宇怀：“你们保卫处吃干饭的啊？怎么就让他搞到了炸药？”

一位副厂长替常宇怀辩解道：“是咱们厂领导特批他可以自由进出仓库领取东西的，也不能全怪他们保卫处失职。”

确实，由于杜德海专家型工人的研究需要，他在厂里享受着某些特权。

这时，许多人从礼堂跑来了，也有些人闻讯从四面八方赶过来。

常宇怀指挥保卫处的人阻止人们向场地中央接近。

杜德海又在喊：“除了周书记谁也不许过来！别人敢往我这儿走，我立刻就引爆炸药！”

老厂长也喊：“德海，我过去行不行？”

“不行，你又不是书记！”杜德海态度强硬。

政治部主任也喊：“我呢？”

“闭上你那鸟嘴，我最讨厌你们政治部的人了！”

听了杜德海这话，政治部主任束手无策地耸肩。两位副厂长明知自己在杜德海心目中没有老厂长和政治部主任面子大，只有干着急。

围在场地边上的工人们也都一片肃静。

秉义对政治部主任说：“快把他家人找来。”

常宇怀替政治部主任回答：“厂里就他自己，他家属全在山东老家。”

杜德海再次喊：“周书记，我有些心里话要对你说！你再不过来，我可就懒得说了，那我就只说几句遗言啦！”

“杜德海，我要听你的心里话！”

常宇怀一把没拽住，周秉义已迈开大步向杜德海走去。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周秉义身上，围在场地边上的工人们更安静了。

周秉义很快走到了杜德海跟前，杜德海站了起来。他这才发现杜德海坐的是一摞砖，而站起后的杜德海比坐着的杜德海没高出多少。

周秉义抱歉地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杜德海打量着他说：“等会儿倒没什么，就是太冷了。”

周秉义故作轻松地说：“是啊，今年气候太反常，往年这时候该转暖了。”

杜德海说：“多谢你过来了，咱们长话短说。”

周秉义说：“好，杜师傅你还可以坐下。”

“我正是这么想的，咱俩站一块儿，显得我更矮了。”杜德海坐下了。

周秉义问：“我这个书记也可以坐下吗？”

杜德海笑道：“随你便啦。”

周秉义盘腿坐在杜德海对面后问：“小个子狙击手是不是更占优势？”

杜德海说：“那是，目标小难发现嘛！好汉不提当年勇，咱们聊正题——这个厂会卖给港商、韩国人或日本人吗？”

周秉义说：“都那么传，有可能吧。结果怎样，我也难估计。”

杜德海表现得很理智，周秉义也渐渐镇定下来。

杜德海说：“作为一名有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要对你说的心里话就是，转产我没意见，合资我也没意见，但我强烈反对卖厂。厂里像我这样的反对派很多，我是最坚决的人之一。”

周秉义说：“我理解大家的心情，我和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一定如实向上级反映。”

杜德海说：“我相信你。现在我要对你说第二句心里话。对粉碎‘四人帮’我坚决拥护，对改革开放我也坚决拥护。我对党没什么不满，对厂领导也没什么不满，我是爱党爱国爱厂的。为了治我的病，厂里已花了不少钱。北京的医院去过，上海的医院也去过，请专家为我会诊好几次，为厂头儿们治病也不过就这样，一万几千元已经打水漂了！现在厂里的党员工人、班组长、车间主任和厂领导们已经带头只领半个月工资了，我还有脸再花厂里一分钱吗？明明是绝症，那不是浪费钱吗？”

周秉义打断他的话说道：“你这话我强烈反对，绝不能认为那一万几千元是……”

杜德海也打断他的话说道：“周书记，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早就有一死了之的念头了。今天决心已定，雷打不变了。我讨厌上吊、喝农药、卧轨、从高处往下跳那些死法，死得不像样。我是参过军打过仗的人，我选择了这种死法。我对党的最后要求是，可以不为我开追悼会，我的死也不配开追悼会，但请不要在我死后将我定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反面典型，因为那太冤枉我了，对我的家人也很不利。我的话都说完了，周书记，你可以离开了……”

周秉义说：“我不离开，如果你非死不可，我陪你死。”

杜德海一手操着一尺多长的一截导火索，一手握着打火机说：“那你的死太没意义了。”

周秉义说：“你逼的嘛！”

杜德海怒道：“我怎么逼你了？走！快走！”

周秉义说：“绝不，要死一块儿死。”

杜德海暴怒：“你以为我吓唬你吗？”

他摁着打火机，点燃了导火索。

周秉义的身子本能地往后一仰，随即又坐正了。

他干脆闭上了眼睛。

他听到杜德海在叫骂：“你他妈的快跑！！”

周秉义清楚地听着导火索发出的嗤嗤声，面白如纸，气息惙然地说：“内行应该知道怎么弄灭它……”

他开始在心中默默数一、二、三，他决定数到“十”的时候就地躺倒，滚向一旁。知青时，他多次充当过爆破手。经验告诉他，那截导火索起码能燃至十五秒。

周秉义又听到了杜德海的骂声：“你他妈的就装模作样吧！别怪我，是你自找的……”

导火索在嗤嗤响，燃速分明加快了。

五、六、七……

周秉义刚数到八，被人突然扑倒——扑倒他的人当然只能是杜德海。他在杜德海身下仍默数说：“九、十……”

猛烈的爆炸声响过几秒钟后，杜德海骑在他身上，挥拳狠揍他。

杜德海用的是军用导火索，比他知青时用过的快多了。

周秉义仍然闭着眼，他听到杜德海叫骂不止：“王八蛋书记！你以为很好玩吗？没见过这么玩命的书记！叫你坏我的事！叫你坏我的事！”

周秉义听到了许多人奔跑过来，有人把杜德海从他身上拖走，有人把他扶了起来……

领导班子成员立即开会研究怎么处置杜德海，保卫处长常宇怀列席。

政治部主任坚决主张由保卫处的人把杜德海押送到公安局去依法严判。

常宇怀替老厂长点烟、续茶，缓缓地说：“也得听听老厂长的态度哩。”

周秉义明知老厂长对杜德海一向倍加关爱。

政治部主任愤愤地说：“我看你是想包庇你的老哥们儿，这种事，谁包庇我也不同意！”

常宇怀嘟哝道：“我在这儿算老几？包庇得了吗？”

老厂长按灭烟，不动声色地说：“谁也别跟谁叨叨，这件事上周书记最有发言权，先听听周书记的意见。”

周秉义便也吸着了老厂长的一支烟，别人都看着，安静地等着他开口。

吸了半支烟后，周秉义谁也不看，注视着烟头说：“杜德海同志是一名好工人、好党员。全厂工人如果都像他，咱们这些领导反而好当了。”

除了老厂长和常宇怀，政治部主任及两位副厂长皆一脸不解。

周秉义就慢言慢语地将杜德海的表白转述了一遍。

“杜德海同志的话，体现了咱们军工厂一名优秀老工人的两个‘坚决’，两个‘没什么’和‘三热爱’，这是我们讨论的大前提。当然是不好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桩影响很坏的事件，但我们不能曲解了他的本意，我认为他情有可原。我的意见是，第一绝不能把他押送公安局；第二请他入住厂招待所，招待所暖和些，他久病体弱，气血两亏，是像孩子和老人一样经不起冻的人；第三请宇怀同志再找几位他的老哥们儿，每人几天陪他住，劝他放弃不好的念头……”

又一阵沉默后，老厂长说：“就照书记的指示办吧，散会。”

周秉义的专车开到岳母家那个院子门口时，见弟弟周秉昆站在门口，袖着手，跺着脚。

周秉义下车后，让车开回厂去了。按级别他有专车，他与老厂长的专车都是辆半新的“上海”。当年，大多数省市领导的专车也只不过是“上海”。

秉义奇怪地问弟弟，为什么不到家里去，要站在这里挨冻。

传达室师傅赶紧撇清说：“是啊。上次见过后我已经记住他了，我让他进去，他要在这儿等你。”

秉昆说，自己没任何事，下午在“和顺楼”听到吃饭的人议论纷纷，放心不下，他就来看一眼哥哥受伤了没有。

虽然是没有手机的年代，但口口相传的速度也很快。

秉义苦笑道：“这下我可暴得大名了。”

他将上午发生的事简单说了一遍，要拽着弟弟到家里坐一会儿，仿佛那楼里真是自己的家似的。

“你没受伤就好，我放心了。我忙着呢，吃晚饭的客人该到了，我不能离开太久。”秉昆挣脱手转身就跑。

秉义正在洗澡，水帘布唰地被拉开了，冬梅出现在眼前。

他慌忙说：“你这是干什么？”

冬梅从他手中夺去喷头，把他前身的肥皂沫冲尽，上下细看一遍，命令道：“转过身去！”

秉义明白她为什么了，皱眉道：“你别信那些道听途说，我毫发未伤！”

“左眼眶都肿了还说毫发未伤？叫你转过身去你就乖乖给我转过身去！”

她接着认真察看了一番他的后身，将喷头往他手里一塞，怫然而去。

秉义又接着洗，他听到冬梅在楼下对她母亲嚷：“今天他冒了多大的危险！同事都说我差点儿成了寡妇！尽管是开玩笑的话，那也够我心惊肉跳一阵的。秉义他就不是个官迷，不当那个正厅级书记我们的日子也过得挺好，从没觉得少了点儿什么。都是你这个当岳母的不安生，非把女婿往火坑里推！……”

“郝冬梅同志，我提醒你，在家里跟你妈说话你也要注意！你不是在一般人家里，你妈也不是一般的妈！你别忘了这家里还有小菊这么一个老区农民的代表，还有玥玥这么一个下一代。明明是新中国的一个军工大厂，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厂，怎么在你看来就成了火坑？不过是转型期遇到了难迈的坎，它就成火坑了吗？他冒了多大的危险？他不是没缺胳膊没掉腿囫囵着回家了吗？对方又不是凶恶的敌人，只不过是一时想不开的老工人。如果他那都成了冒险了，我们这些人当年闯龙潭入虎穴的事又该怎么说？一些革命小说电影你是白看了。那可并不都是瞎编的！”从声调听得出来，她老人家也大动肝火。

秉义赶紧擦了擦身，穿上浴衣趿上拖鞋奔下楼。浴衣拖鞋这两样东西，是他住过来后才享受到了的奢侈之物。

客厅里，冬梅已在冲突中败下阵，被母亲一阵火力压制住了，闷声闷气地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母亲占据了制高点，易守难攻，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绝非冬梅那种个人小道理的有限弹药所能对抗。

小菊和玥玥隐在客厅门左右，都在屏息敛气地偷听。

秉义刚进入客厅，岳母便朝他招手道：“冬梅说你挂彩了，让我看看。”

“算不上挂彩，小事一桩。”秉义弯下腰，让她看自己的左眼眶。

老太太看后说：“同意你自己的结论，算不上挂彩。挂彩是指有伤口流血了，你这又没伤口又没流血的。”

冬梅嘟哝：“我没用挂彩这个词。”

老太太顶了一句：“你没说的一个词，我说是你说的了，那又怎么样啊？这是在法庭上吗？你跟你妈矫情一个词到底说没说有必要吗？”

秉义赶紧打圆场：“没必要没必要，妈，你别跟冬梅一般见识，她不是没你那么高的境界嘛！她替我担惊受怕，这你也应该理解她。”

老太太问：“她说你根本不想当官，是这样吗？”

冬梅忍不住声明道：“我说他不是官迷，和他想不想当官意思完全不同。”

老太太对她的话根本不理睬，连目光都未瞥过去一下，注视着秉义期待他的回答。

秉义说：“是啊是啊……其实也不完全是那样……以前是那样，自从到了那个厂，现在我很愿意当好那么一个历史光荣的军工厂的党委书记……”

老太太说：“这话我爱听！否则你能对得起党多年的培养吗？专车是白坐的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话说的是兵。‘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这话是小说里写的，党对干部往往就如此，不激都疲沓了。别以为只有你们读书，解放后我也是看过几本的，并没有看过就忘！周秉义同志，我要以一名老干部的身份跟你说，优哉游哉地当清闲干部确实也可以，解放后我就是那么一路当过来的。我身体不好，不得不那样，而且我也有资格那样。可你没我那种资格。你年轻，文化水平高。如果你也拈轻怕重，那是占党的便宜！给你那个书记当是党在激励你，你应该一奋再奋！”

冬梅不爱听地将身子转向另一侧。

秉义说：“对，对，妈说得完全正确，我绝不会辜负党对我这种激励。”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冬梅抓起电话一听，是传达室打来的，通告周蓉来了。冬梅马上叮嘱传达室，赶快请她进来。

周秉义心中不安，唯恐周蓉到后，也与岳母句句抬杠，刚平息下去的战火死灰复燃。

冬梅起身准备去迎，门铃响了。

秉义多虑了，周蓉的光临没让老太太多了一个论敌，反而让气氛顿时轻松和谐起来，门外的玥玥和小菊也敢迈入客厅了。

周蓉是周家第一个也是第一次来到郝家的亲戚。此前，她连和女儿见面也是通过哥哥约在外面。

周蓉首先代表周家向老太太表示感激，感激培养了一位好媳妇好嫂子。接着，她感激冬梅母女对玥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导，一再表达自己作为玥玥母亲的惭愧。她明明是听到了一些添油加醋的传言才来登门探望，却只字不问哥哥的事，甚至连目光也不怎么往哥哥身上落。

她真诚地说，自己成为不速之客的原因，那就是再也无法克制走亲戚的强烈愿望。

这种说法乍一听显然站不住脚，但她接着给出的解释却又能自圆其说。她说，因为哥哥一直向周家人强调革命的老妈妈喜欢独处享受清静，他们周家人不忍前来打扰。自己不请自来，是因为她过几天就要与博士生导师一起去法国做文化交流，为期一个月，她希望能与亲友分享自己的愉快。

“秉义，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难怪以前你们周家的人从没来过。有时我心里还挺纳闷，为什么呢？现在明白原因了，敢情你一直在有意无意地阻止着。”老太太责备起来。

秉义只有乖乖认错。

周蓉以同样真诚的语言和表情夸赞老太太气色好、气质好、发式也好，让这位革命的老妈妈的自我感觉异乎寻常的好。

她送给老太太的见面礼是一册一九八〇年以来的中央文件汇编典藏本，说是请人从北京排队买到的，很有纪念意义。实际上，这是前夫冯化成寄给她的，他俩还时有书信联系。他寄给她那册文件汇编本身不是目的，只不过是用它夹寄几枚香山红叶，还有一双毡鞋垫和一枚竹发卡。周蓉说，那双鞋垫可不是一般的毡子做的，是用新疆卷毛羊的毛压制而成的，考虑到老太太长期坐轮椅，血脉不畅，足底保暖尤为重要。常见的塑料发卡容易与头发产生静电，进而引起皮肤过敏，还是用竹发卡好。

礼轻情义重，周蓉的话语和表情温暖人心。老太太深受感动，她当即就从头上取下塑料发卡戴上了竹发卡。

玥玥和小菊都拍手说，好看好看。

冬梅望着小姑子周蓉，仿佛不认识她了。

老太太弦外有音地说：“问题不在于好看不好看，问题在于谁想到了做到了，而谁更应该想到做到却根本没想到做到。”

秉义便又连连检讨。

玥玥和小菊则赶紧一左一右蹲在老太太跟前，将鞋垫替她垫在鞋里。

老太太说：“真暖和。”

冬梅说：“才着脚一秒钟，神了。”

老太太仍不理女儿，她问周蓉：“你没听说你哥的事？”

“听说了啊。”周蓉一边回答，一边向嫂子丢眼色。

老太太又问：“那你怎么不问你哥一句？”

周蓉说：“他不好好的嘛，证明我听到的都是谣言啊。再说我也不是冲他来的，我是冲您和我女儿来的。”

老太太说：“你哥的眼眶被一名老工人打青了呢。”

周蓉说：“现在他那个厂的工人正闹情绪，他是党委书记挨打了那也是替组织挨打了，是他的光荣。”

冬梅几乎笑出声来，强忍住笑转过身去。秉义一步跨到冬梅身前，背对着她面对着妹妹庄重地说：“我也是那么想的。”

老太太朝周蓉招了招手。

周蓉走到她跟前弯下腰去。

老太太握住她的手说：“爱听你说话。知识分子如果都像你这样，中国的进步快多了，五七年也不会有什么‘反右’运动了。留下吃饭啊，没听你说够。”

周蓉笑道：“我正是空着肚子来蹭饭的呀。”

晚饭桌上，老太太问起了秉义今天遭遇那件事的始末——她是在电话里听其他老同志讲的。她与几位资历相当的老同志经常煲电话粥，他们的电话费由政府承担。

“我对与我女婿有关的事有知情权，我要了解真相。只有了解真相的人，才更有资格表达态度，亮出观点。”老太太的话正确到放之四海而皆准，几乎可以放入当年的语录中以假乱真，让女儿和女婿经常有耳熟之感，陷入接不上话的尴尬。

周蓉却颇为适应，她能做到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她附和着说：“只有希望了解真相的人，才比较能够了解到真相，正如热爱真理的人想要了解真理那么自然。”

老太太便对玥玥教诲道：“你妈的话说得多么有思想啊，要善于从你妈的话中吸收思想营养，啊？”

冬梅催促道：“那我更有知情权了，否则总说错话，快讲讲吧。”

秉义明白岳母对知情权的诉求，实际上是发自对他这个女婿的爱心，虽不情愿，但也只得从头细说。

周蓉不时地充当一下解说员。

秉义讲到杜德海一再喊他过去他才过去时，妹妹评论道：“一个有判断力的人不难从那一名工人的话中得出结论，对方确实并无歹意。那时当书记的人如果不敢走过去，必定让工人们耻笑。”

秉义不得不承认：“对，我当时正是那么想的。”

当他讲到导火索嗤嗤作响，而他闭上了眼睛时，妹妹又评论道：“哥你肯定有经验判断那截导火索能燃烧多少秒。”

他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如此。”

当讲到他对杜德海的处理态度时，周蓉对老太太说：“您是老干部，我这个晚辈很想听听您的看法。”

老太太沉吟半晌，垂下目光坦荡地说：“要是在从前，我会坚决主张严惩的，非打他个‘现行反革命’不可，以儆效尤。现在嘛，时代不同了，动不动就把人打成反革命太不得人心。秉义，我支持你的做法。”

冬梅情不自禁地说：“妈，你这话我也爱听。”

冬梅与小菊换了座位，坐到老太太身边去，搂着她的脖子说：“妈，别生我的气啊，我不是满耳朵听了些夸大其词的传言，不了解真相嘛！现在我清楚了，秉义他不是在逞匹夫之勇啊！”

秉义说：“党培养了我多年，刚委以重任，我还没有做出点儿什么贡献，怎么能无谓地牺牲呢！”

老太太说：“其实，我刚听别人告诉我时，也是一下午心慌意乱的。”她竟说得眼泪汪汪的。

周蓉讲起了哥哥嫂子当知青时两相牵挂的一些趣事，让气氛又轻松愉快了起来。

冬梅送周蓉走时，朝她背上擂了一拳，数落道：“今晚你贫死了，还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以前从没发现你善于逢场作戏，我妈居然说知识分子都像你这样中国的进步就快多了！”

“我一进你家门就觉得气氛紧张，看出了你妈一肚子气哩！我哥沾的是你妈的光，我女儿爱上了在你家的生活，我一提让她和我住在一起她就不高兴，说多了她更烦，‘等你分到两间屋再议吧’一句话顶得我哑口无言。你说我不在你家一本正经地逢场作戏还能如何呢？”

周蓉的话与其说是自辩，还不如说是自供。冬梅目送她走了几步，见她忽又转身往回走。

周蓉走到嫂子跟前，郑重地说：“门当户对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还是挺喜欢老人家的。工人的儿女与父母有代沟，高干的儿女与父母必然也有。我们周家的儿女与你母亲之间得处理好双重的鸿沟，我哥住在你家肯定有他的不容易，嫂子你多体谅他啊！”

在军工厂的招待所里，杜德海身体的剧烈疼痛让他牙关紧咬。他冷汗淋漓，躺也不是，坐也不是。

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的骨头里去了。

他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生不如死的折磨。

常宇怀刚替他擦干了脸，他又满脸冷汗了。

他说：“宇怀，让老哥咬住点什么吧！快忍不住了，叫出声不好。”

束手无策的常宇怀只得把毛巾卷成条状让他咬在嘴里。

另一名工人对常宇怀说：“咱们也不能眼看着杜师傅这么受罪啊！”

常宇怀推着他走到外边，心疼地小声说：“我也不愿意啊！”

那名工人说：“得上杜冷丁了。”

常宇怀说：“那你早说啊！快去卫生所把值班医生找来，带上杜冷丁。”

不一会儿那名工人跑回来了，说卫生所根本没有杜冷丁，市立医院才有。

杜德海从口中取下毛巾，哀求道：“宇怀啊，你俩别看着我行不行？你俩走吧，我有法子来个自我了断……”

常宇怀对那名工人说：“那咱们就去市立医院，你守着杜师傅，我先去车库把值班的车开过来。”

市立医院的值班医生是个照章办事的死板人，不肯为杜德海注射杜冷丁，说那是严格控制使用的药品，医院规定只为住院患者使用。在常宇怀的恳求下，才询问起杜德海的病史来。他听常宇怀代讲了之后，又不愿注射了。

医生说：“是癌症晚期了，杜冷丁又不治病，只不过起麻醉神经的作用，止痛而已，用上了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同去的那名工人说：“北京、上海大医院的医生都不认为已到了晚期，没救了。专家会诊的结论是中期，认为只要治疗得当，不让病情迅速恶化，再活十来年是完全可能的。”

医生听后不高兴了，冷冷地说：“都两次扩散了还不是晚期吗？那你们直接送他去北京、上海请专家治啊，半夜三更的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同去的那名工人说了几句多余的话：“不是扩散，是转移了，两码事。再说现在还不到九点，不能说是半夜三更。”

医生更不高兴了，将笔一放，不再往处方笺上写什么，反驳道：“转移就是扩散，扩散必然转移，怎么就成了两码事了？听起来你比我还懂是不是？那我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常宇怀立即批评了那名工人几句，替他赔礼道歉，继续恳求：“大夫麻烦您了，您就先给打一针吧，能止止痛也好啊！”

医生起身踱到走廊里的一张长椅那儿，看一眼仰躺着的杜德海，转身对常宇怀二人说：“他也不像你俩说的那么疼痛难忍啊！”

实际上，杜德海已痛得处于昏迷状态了。

常宇怀俯身轻唤：“老杜，老杜……”

杜德海没反应。

医生说：“都睡着了嘛，不必注射了啊。”

常宇怀说：“那您给我们多开些杜冷丁，我们带回去，以后需要时让我们厂卫生所的医生为他注射。”

医生说：“多开些？你们想什么呢？杜冷丁不是可以随便多开的。”

常宇怀说：“您别多说了！我们明白了，就开一支让我们带回去行不行？”

医生说：“那也不行。我为他注射可以，但他现在的情况不必注射杜冷丁。我让你们带回去一支可不行，出了问题我担不起责任。”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们岂不是白来了吗？你他妈到底开不开药？你敢说一个不字？你他妈的别一番番撮我的火！”他揪住了医生的衣领。

秉义夫妻二人上床后，一时都睡不着，脸对脸躺着卧谈。

冬梅说：“你们周家的三个儿女中，只有一人是不会做戏的。”

秉义说：“那就是我呗。”

冬梅说：“错，是秉昆。第一会做戏的是你妹，第二会做戏的是你。你这个女婿比我这个女儿还会哄我妈，你妹今晚讨我妈喜欢的技巧更胜一筹。秉昆就不会你俩这一套，他待人笃实，从不来虚的。”

秉义一下子翻过身去。

冬梅说：“不爱听了？”

秉义说：“当然不爱听。心情刚好点儿，又被你搞坏了。”

冬梅说：“你不爱听很正常，大多数人都不愿正视自己的本色缺陷。”

秉义猛地一翻身，抗议说：“你这话我就更不爱听了。秉昆两次到过咱们这个院的门口，第二次我拽他进来，他都不进来。我爸至死没与你妈见过面，为什么？因为在我爸和我弟看来，住在这条街上这种院子里的是权贵人家，属于另一个阶级。从前鼓吹阶级斗争，让底层中国人习惯了以对立的甚至憎恨的心理看本阶层以外的人家。你刚才说到本色二字，我爸和我弟就都是这么一种本色的人。他们拿你当亲人，不等于也喜欢你妈。即使他们也拿你妈当亲人了，不等于就会消除对住在这条街上这种院子里的人家的偏见。工人下岗失业，干部有失业的吗？工人报销不了医药费，干部有报销不了的吗？这个冬天有许许多多的工人全家挨冻，有这样的干部人家吗？科长家都不会！秉昆他朋友肖国庆的父亲如果是个小小的科长，他也不会走那条路！我了解过了，杜德海如果是干部，他的病也不至于耽误那么久。工人不能长期靠‘领导阶级’四个字体会幸福，谁也挡不住他们进行比较！而我不同，我能跳出阶级意识来看人对事，我是本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古训来敬重你母亲的。只要我做戏能让她高兴，那我就做戏给她看。这算什么本色缺陷？如果今晚来的是秉昆，你妈说一句他焉头巴脑地顶一句，那会是种什么局面？搞得大家都不高兴了反而好吗？在我看来，周蓉今晚的表现实在不错！她一谈到官僚阶层的特权比秉昆还愤世嫉俗，可她今晚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简直可以说刮目相看，她考虑到了多边关系……”

秉义的一大番话尽管是压低着声音说的，但因为面对面，仍让冬梅有种遭到义正词严训斥的感觉。

秉义忽然收住了话，再次背对她。

冬梅在他肩上亲了一下，笑道：“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啊？跟你开几句玩笑都看不出来了？”

客厅里的电话就在那时响了。

冬梅说：“可能打错了，别理。”

电话铃响个不停，夜深人静，听来声音甚大。

“可能是找我的！”秉义跃下床去。

等冬梅臂搭着他的睡衣跟入客厅时，秉义已在接电话了。

电话是与常宇怀同去医院那名工人打来的。他报告说，常宇怀由于不能为杜德海从医院带走几支杜冷丁，在医院里大发雷霆。院方请来了派出所民警，常宇怀更加愤怒，双方眼看要动手了。

秉义头脑中一片空白。

冬梅问他谁打来的，因为什么事，他捂住话筒，简单说明后接着发呆。

冬梅说：“给我话筒。”

秉义犹豫了。

冬梅从他手中夺去话筒，大声说：“听明白了，我是你们周书记的爱人，杜冷丁的事他解决不了，但是我能解决。我要求你们保卫处长立刻冷静下来，绝不许再有什么冲动的言行！我保证，你们会从医院带走杜冷丁。是市立医院对不对？你告诉院方的人，请他们等着接院长的电话……”

冬梅放下听筒，转身已不见秉义。

她回到卧室，见秉义已在匆匆忙忙穿衣服。

秉义说：“把你自行车钥匙给我，我得去。”

冬梅说：“你以为你是谁啊？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制度，会听你军工厂党委书记的？你去了人家就听你的指示了？”

“别啰嗦！总之我不是得去吗？快把钥匙给我！”秉义吼了起来。

小菊不知何时也上楼了，在卧室门外揉着眼睛说：“奶奶醒了，问又是什么不好的事？”

冬梅说：“让她马上到客厅去！”

“别听她的！”秉义冲冬梅吼：“你瞎掺和什么啊？你们母女俩怎么都爱掺和我的事呢？没有你们，我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啦？”

冬梅也厉害起来，以训斥的语气说：“周秉义你别不识好歹！我们母女俩不掺和，你去了照样一支杜冷丁也得不到！你以为你是个人物了？能量差得远！”

秉义一想，她说得也没错，只得暂且跟着妻子到客厅去，等她母女俩拿出个什么主意。

“杜冷丁呀，我知道那药，止痛的。什么痛都能止，我熟悉的两位老同志在自己家常让儿女给打一针，那并不是多么宝贵的药哩，怎么也搞成了个事？”老太太听了事情原委之后，有些困惑。

冬梅催促道：“既然在你看来不是个事，那你就快帮着摆平吧，该给谁打电话倒是打啊！”

老太太为难地说：“可我也不直接认识市医院的院长啊，他们都是些正副处级的小不拉子干部，我平时不认识，也认识不过来啊。我们都是在省医院看病，而且是专门区域专家门诊，不必为看病再多认识些人。”

秉义听了，起身又往外走。

冬梅厉声呵止道：“坐那儿！”她又对母亲说：“我不听那些。反正如果你袖手旁观，那就都别睡，一块儿坐到天亮吧！”

玥玥也出现在客厅门外了。

秉义没好气地朝她说：“回你屋去睡觉！”

老太太批评道：“我说不管了吗？多大点儿事啊，值得你们两口子都叽叽歪歪的吗？容我想想不行啊？”

秉义不愿老太太一再掺和，可事到临头，自己其实并无办法，只有压下焦躁，静待岳母给出个主张。

几分钟后，老太太吩咐小菊：“去把办公厅发的通讯录取来。”

小菊问：“哪个呀？办公厅先后发了几个呢。”

老太太说：“最后派人送来那个，红皮儿大字的，封面印着顾问委员会的那个。”

不一会儿，小菊取来了。

“就是这个。”老太太看一眼女儿，再看一眼女婿，淡淡地说：“我想好怎么办了。你俩都上楼去，安心睡吧。”

冬梅就站了起来。

秉义犹豫地坐着未动。

冬梅说：“走啊！”

秉义只得也站了起来，随妻子往外走时，内心充满羞耻感。

岳母在他背后说：“这不是杀鸡用起了屠牛刀嘛。小菊，守在楼梯口，防止他俩下来偷听。把客厅门关上，你也不许偷听。”

小红本是她和几位省顾问委员会委员集体卸任后，省委省政府作为礼物赠送的，上面印有省市两级厅局以上干部的姓名、办公室电话、秘书电话乃至家里电话。那一直属于保密内容。

老太太拨通了主管科教文卫的副市长家的电话。她并不认识对方。因为不认识，歉意的话是免不了要说上几句的。她不愿让女儿和女婿听到她对人说那样一些话。

秉义两口子上了楼，一个坐在床这侧，一个坐在床那侧，背对背，都没好情绪理对方。

十来分钟后，小菊上楼对他俩说：“解决了，奶奶又躺下了。”

市立医院那边，派出所的人撤了，双方握手言和。

院长在电话里指示要尽量满足军工厂干部和工人兄弟的要求，要以工人兄弟们高兴不高兴来给自己的落实情况打分。

没谁再敢推三阻四敷衍塞责了。

常宇怀喜出望外地获得了整整一盒三十支杜冷丁，够用三十次。

见他高兴了，急诊室的值班医生小声向他透漏——医院还有一种进口的好药，止痛效果更好，副作用也小，只不过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用。如果有哪位大领导特批的条子，那也是完全可以例外。他们医院为某大领导并非干部的老父亲用过，还由公费百分百报销了……

常宇怀说：“谢了。这我们就很知足了，不敢有那种想法。人得见好就收，不能厚颜无耻。”

常宇怀驾车回厂时，已在医院注射了一针杜冷丁的杜德海确实在后座安安静静地睡着了。

一九八八年，杜冷丁是解除普通病人终末期剧痛的唯一神药。除了让人神经麻醉再无任何别的医治作用，但并非一般享受公费医疗福利的人容易买到。

陪他同去的那名工人替杜德海抱怨，说杜师傅的病起初只不过是胃痛，吃不下饭，而厂卫生所给他开的却往往是苏打粉、酵母片、胃舒平之类的药。杜师傅后来要求厂里批准他做一次钡餐造影，卫生所却为了缩减医疗支出，一直不给他开许可证明，说他那是老毛病，没必要。没有厂卫生所的证明，一名工人在正规医院是做不成公费钡餐造影的。等老厂长过问都一年后了，晚了。

常宇怀训斥道：“你不说那些事我就不知道了？不许再对别人说！不说那些不痛快？”

那名工人说：“那当然，不说说心里就是不痛快哩！”

常宇怀突然来了个急刹车，车头险些撞着人。

他推开车门探出身，见是个头裹长围巾的女人。

尽管是个女人，由于心情郁闷，他还是骂了一句：“眼睛长脚底板上了？找死的臭老娘们儿！”

那女人默默朝后退开了。

她是周蓉。

造成险情并不怪她。那是十字街口，她在过马路，而常宇怀开的车转弯未减速。

车刚一开过去，她省过味儿来，追着车跑。她想看清车牌号，不为别的，只为明天了解一下，是什么霸气的司机自己错了却怪别人，而且开口骂人。了解清楚了也不是想怎么样，她不能忍受男人用粗话脏话骂女人。而在男人骂女人的话中，最让她撮火的就是“臭老娘们儿”。这是北方男人骂女人的惯常话。

她追着车跑完全是一种本能反应，如同蜜蜂想要蜇到侵犯了蜂巢的熊——“女人”二字是她性别意识中的蜂巢。

她自然追不上，追了十几步也就站住了。倒没喘，她年轻时热爱体育，经常长跑，从事体力劳动。她站在人行道边，望着远去的“上海”牌小汽车觉得自己的冲动行为好生可笑。

偏偏那辆车没能一直往前开，被几个人拦住了，从身姿上看，像交警。“上海”没辙，费力地掉头开回来了。

她真的笑了。

当“上海”快开近时，她迈下人行道拦住了它。

车一停，她上前拉开了车门。

“刚才哪位先生骂我臭老娘们儿来着？”

常宇怀明知错在自己，双手握住方向盘，目视前方，不接话，也不动。

“后边还躺一个喝醉了的，肯定是你们领导啰，那我可得记下车牌号，否则白挨骂了。”她把车门关上，一手扶着车灯那儿，弯下腰看车牌。

车门嘭的一响，那名工人下车了。

他说：“对不起，我们认错行不？送一名工友去医院来着，看病不顺，心里烦。”

用小车送一名工人去看病？这事她不信。

“我不难为你们，告诉我你们是哪个厂的，是哪位领导的车，之后你们走你们的，我走我的。”她靠住了车头，以为自己遇到的事与某些干部的酗酒成瘾寻欢作乐有关。企业如此艰难，那些现象令她深恶痛绝。有时，她想象如果在古代，自己可能就是铲除贪官腐吏的侠女。

车门又嘭的一响，常宇怀也跳了下来。他左右看看，见人行道上有个树墩，跨到周蓉跟前，双手往她腋下一插，像叉车叉起物件似的，伸直两臂，把她平移轻放在树墩上了。

这么一来，他和她就一般高了。

周蓉一点儿都没怕。她自幼就是个胆大心细的人，看出对方并非凶徒，何况前方不远那几名交警的身影还在路上走动——她一时反倒好奇起来了，想明白对方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是军工厂的，这是我们党委书记的车，不像你想的那样车上躺的是一个醉鬼。”

常宇怀一分钟就把自己情绪恶劣的原因说清楚了，保卫工作者当到处长那一级普遍都有这种陈述水平。

人高马大的他从头上抓下帽子，最后说：“不管你是何方神圣，不管你是多么的惹不起，我希望你能多少发点儿慈悲心。我们工人阶级眼下认栽了，任何人都是我们惹不起的人了。偏巧惹着你这位不好惹的算我们有眼无珠——你扇我吧！扇够了请忘记今晚的事，千万不要给我们的书记再制造麻烦。他刚上任，面临的麻烦已经不少，全厂三千几百号人还指望他哩！”

周蓉看到，眼泪分分明明地从面前这个大老爷们儿的眼中溢出，缓缓在他脸上淌。

“车上躺着的是杜德海？”

“对，你怎么知道他名字？”

“我……你们快上车吧！”

周蓉还想说什么，嗓子发干，不能再说出话来。她下了树墩往前走。

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在她背后喊：“前边戒严了！”

那几个人不是交警，而是公安人员。

她以为只是不许车辆通过，没想到连行人也不许通过。

她取出了工作证，说天这么冷，这条路是自己回学校最近的路。

公安们聚拢了头，其中一个按亮手电照她的工作证。

“哇，还是副教授！”

“没看出来，让她过去吧。”

“一位女同志，别让人家绕远了！”

他们就放她通行了。年轻的公安们表现出了对一位面容清秀的女副教授的敬意，其中一个还向她敬了礼。

她加快脚步又往前走。忽然从一条横街的街口拥出一群人，大约三十多个，都穿工作服，无疑是工人。

一名工人问她：“过这条马路进对面胡同，能通到车站里不？”

她说能，详细地告诉他们怎么拐又怎么拐，再由哪条街到哪条街，便能通过一道便门进入车站里边。

“有时有人把门，有时没有。”她说完这句话继续走自己的路，以为他们是某厂前往车站卸货的工人。车站装卸队的人数有限常常忙不过来，一些工厂就派出工人卸本厂从外地运达的货物，这是常有的事。

她刚往前走了数步，听到背后有情况，转身看时，大吃一惊。从那条小街口对着的胡同内拥出另一群人来，是公安人员，比工人们的人数还多。他们手中都握着警棍，却并没向工人们挥打，只不过举着，举得也不算高，手高至肩，警棍刚刚过头而已。

公安们将工人们又逼回了那条小街。

工人们再次拥出小街，反将公安们逼退。

然而，公安们的退是有策略的退，是呈扇形的退。即使一部分人退进了胡同，大部分人还是在以扇形包围着工人，防止工人们斜刺里从马路的两边跑散。

双方就那样你进我退、我进你退地冲撞着，却仅是肩与肩、胸膛与胸膛的冲撞而已，一种都不发声的沉默的冲撞。

周蓉看呆了。一名公安走到她跟前，低声问：“干什么的？”

她也低声说：“回家。”

公安又说：“没问你去哪儿，问你的身份。”

她又一次掏出工作证给对方看。

“这么晚了怎么不在家待着？”

“串亲戚了。”

“快走，这没什么可看的。”

她接过工作证没走几步，被对方叫住了。

对方说：“跟我来。”

她问：“我怎么了？”

对方说：“没怎么了，前边还有戒严的地方，怕你一个女同志回家不方便。”

于是，她跟他走到一辆带斗的摩托旁。

“坐上吧。”

她略一犹豫，坐了上去。回头看时，见双方已不再是肩与肩、胸膛与胸膛的冲撞了，开始交手了，却都沉默着，仿佛约法三章，不愿惊扰市民人家。他们仍还不算打起来，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撕巴”，类似太极弟子们的过招。

摩托开走后她问：“怎么回事？”

对方装作没听到。

一路果然还有几处警戒线。

又见到了一场工人与公安的冲突，规模还更大一些。

摩托一直把她送到了大学后门前——门外也有警车和公安人员，铁门密闭，门内聚集着一百多名学生，情绪都挺激动。

开摩托的公安人员扶着周蓉下了拖斗。

他向她敬礼后，恳切地说：“老师，希望你能做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冲动的行为往往会事与愿违的。”

她说：“可你并没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问学生吧。”

那是一名严格遵守纪律的公安人员，显然不是普通一员。她谢过后，望着他驾驶摩托远去。

她从学生们口中了解的情况是——几个工厂的工人组成了联合上访团，要于今晚拦截列车前往北京，反映本省以及东北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面临的困境。公安机关奉命阻止，而学生们企图声援工人。

她问：“你们怎么知道的呢？”

学生们皆顾左右而言他。

有几位老师在耐心地劝导学生们不能固执己见。

她也帮着劝了几句。

一位党办的女同志悄悄对她说：“有那坏学生的父亲就是上访团的，肯定是他们鼓动的，注意识别出他们来。”

她说：“那样的学生也不见得就是坏学生，你千万别顺口说出来。”

对方说：“鼓动闹事当然就是坏学生哩，我才不会顺口说出来。”

忽然有一名学生指着周蓉大声说：“她是坐公安的摩托回来的，形迹可疑，谁也别轻信她的话！”

离她近的学生一下子散开了，像看到奸细似的瞪着她。

她对党办的女同志苦笑道：“幸亏我并没说几句话。”

对方问：“还不够坏吗？”

既然引起了怀疑，她也只有干脆一走了之。

天快亮时郝冬梅醒了，见丈夫不在身边，被子也少了一床。

她满腹狐疑地下了楼，见秉义穿着睡衣裹着被子坐在沙发上吸烟。烟灰缸里的烟头证明他已吸了五六支了。为了不让客厅里充满烟味儿，他开了通风的小窗。那时候暖气已不太热了，再加上通风窗开着，客厅里凉飕飕的，冬梅一进入客厅接连打了几个喷嚏。

秉义立刻由单人沙发上起身坐到双人沙发去了。

冬梅则把小通风窗关上了。

秉义双臂横伸展开被子，冬梅坐下后，他用被子裹住她。

她说：“别因为昨天晚上我对你厉害了几句就生我的气！”

他说：“没有。”

她说：“知道你压力大。如果你实在不愿再当下去，那就离开吧。不过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好由我跟我妈说。”

秉义没吱声。

冬梅又说：“身体上的理由虽然是比较老套的理由，我替你想来想去，似乎也只有这么一种理由了。究竟哪种病摆得到桌面上，我还没想好。”

秉义终于开口说：“不，我想当，非常想当下去。”

冬梅转脸看着他，困惑得不吱声了。

“我只不过在想，目前这种情况之下，我这个书记该怎么当。”

冬梅更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我得出国，到苏联去看看，今天就打出国报告。”秉义决心已下，说得很坚定。

冬梅听得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