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中被人拒绝，对于做社会新闻的记者来说，真是家常便饭。我们总是抱着“必须要采访到”的决心，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推开一扇扇陌生人的门。一个极端的、违背人伦的惨案背后，亲人朋友的情绪非常复杂。回避，是多数人的一种本能。

2023年2月2日，春节假期过完不久，我直接找到了张力文在福州的办公室。我的同事王珊在头一年的夏天采访过张力文，他积极配合了采访，还带着王珊一起回了趟吴谢宇父母的老家——福建仙游。王珊的采访非常深人，我是在后来和她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才发现并惊诧于她那一趟得到了多少“材料”。2022年夏天的那次采访，使我们对吴谢宇的三口之家，吴谢宇的大姑、舅舅、小姨等人多了不少了解，但这些信息是零散破碎的，要把它们组合到一起，形成对这个家庭的深入认知，年轻的王珊还不太容易做到。

如果不能从全局做判断，局部信息就不能得到合适的安放，我们对这个惨案牵涉到的各个人的讲述，很容易发生偏离，所以此时距离我们能够再次推出这个案件的报道还为时过早。

吴谢宇弑母案2016年2月暴露出来，全社会震惊。他身上“北大高才生”的标签，使这件事情的反差比一般弑母案件的冲击力更大。这也是我开始采访后接触到的吴谢宇父母辈朋友们的疑问——为什么？他不是一直很优秀吗？他不是以全福州市第二名的中考成绩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吗？他不是在高考前就被北大“抢”到手了吗？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还有比这些更能证明一个年轻人优秀的证据吗？

一个看似突发的极端案件里，母亲和儿子成了剧烈冲突的两方。人们自然而然的疑问是：这到底是妈妈的问题还是儿子的问题？事情为什么到了这一步？如果按照简单归因的思路，记者的采访很容易局限于“在妈妈和儿子之间找问题”的想法里，到底是这个妈妈让儿子无法忍受，还是儿子的人格出了极大偏差？

但是，有经验的调查记者会对这样的思路非常警惕，我们能猜测到的原因，都可能是这个真实事件的一部分，但不要仅仅因为这些浮在面上的原因，遮蔽了底下的多重“地层”。真实的生活中，多个元素在同时跃动，有的按照必然性在它的惯性轨道上奔驰，有的并没有明确的方向，还有一些纯粹是外来的一瞬间的偶然力量，也有可能改变一件事情的面貌。所以，在试图看到“多因致果”的过程中，记者的思路要保持相当的开放性。

采访方法也很重要。从采访能获得的材料来看，关于吴谢宇一家三口的相处情况，只有他们自己的文字材料：吴谢宇在看守所的自述材料、谢天琴的日记和吴志坚给妻子的几封信。

吴谢宇作为这个小家庭当时唯一在世的人，不被允许接受采访。我们如何能更全面地获取材料，需要我们头脑中有一张立体的采访图表。吴谢宇的大姑、表哥以及张力文是在吴家住宿过的人，对关起门来的吴家生活有切身体会。马老师在和谢天琴的多年交往中，对她的心理活动有较多了解。吴谢宇的一审、二审律师与他有多次面对面的交谈。这些都是我们使自己的采访更加多元、全面的来源。

2023年2月2日那个下午，我之所以直接“闯”到张力文的办公室，是怕他对我避而不见。从2016年案件暴露到现在，张力文本来是最愿意跟媒体打交道的人，但真的接近他，我们才意识到他内心的纠结非常深。在2022年夏天王珊采访的时候，张力文就对我们的报道寄托了很大的期望。他作为吴谢宇爸爸吴志坚的多年好友，有着基于一种传统观念的朴素愿望，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总不能让这个家庭，一个人都留不下吧”。但是为一个杀了母亲的人辩护，他也知道于情于法都不容，更何况互联网上的舆论也是一把看不见的利刃。

这样复杂的情绪也影响着他对媒体的态度。当有媒体找到他，张力文心里不免升起期望，觉得吴家的这桩惨案可能以更多的维度呈现在大家面前。不过他同时也知道，他对吴家人有着深深的情感，大众未必会有，更多人或许只期待一个法律上大快人心的判决。王珊在采访他的时候，也感受到了他的期望，但我们作为媒体人，还是会让他意识到，我们的报道不是试图去影响司法判决，我们也没有办法简单地让某一方的采访者满意。我们要做的，是在努力接近真相的过程中，看到一个包含法律但同时还包含社会维度的更大图景。虽然互联网的舆论，在今天也已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审判力量，但作为严肃的公共媒体，我们不为任何“审判”推波助澜。

张力文不是不理解公共媒体的立场，只是每一次记者的到来，使他的希望又不可避免地被牵引起来。与案件相关的每一个变化，都使他觉得自己像提线木偶一样，情绪被一种不可预知的力量操控了。

我到了他的办公室一个多小时后，他从外边赶了回来，显然有点不高兴。但是按照福建人的基本礼仪，他还是摊开茶具，泡上了茶，然后剥了一个桌上的橘子给我。剥了一半，他犹豫了，“你不嫌脏吧，有些人有洁癖，不吃别人剥开的橘子，比如谢天琴”。于是我们的话题，自然地转向了谢天琴。

作为记者，采访对象给我吃的喝的，我肯定都接受。对方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观察”记者，感受你是不是一个有“人之常情”的人。对他来说，我突兀地闯进他的生活，我到底是一个能够共情于他的人，还只是带着浓重的主观色彩，让他说出点什么戏剧性的材料，然后夸张地去放大的人呢？他也需要在与我的接触中，对我进行某种判断。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的采访传统比较朴素，只需要呈现出自己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本色，自然而然地开始聊天。在内核里，记者平时接受的训练要把自己作为超脱于某一事件的“陌生人”，不受限于当事人的局部视角，但这完全不等于在情感上超脱于我们正在采访的事件。相反地，情感上我们必须投入进去，与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听采访对象讲述的时候，有惊诧、有叹气，当他们难过地闭上眼，我们也经常是红了眼圈。所有让我们感慨的地方，也是可以自然而然提出问题的时刻，交谈就会顺畅地进行下去。

张力文在2022年与王珊的相处过程中，除了讲述他与吴谢宇一家三口的交往，也讲了他自己的很多故事。他从一个穷山沟怎么到镇子里去上中学，他去昆明上大学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火车票，他在融入城市生活中内心的种种自卑……对于年轻记者来说，这些都是很难融进案件报道的“无用材料”。但是对我来说，这是触动我的一种“旁逸斜出”，它不在预计之中，却让我看到了这个案件扎根的土壤，一种宽广得多的报道视野。

张力文是吴志坚和谢天琴的同龄人，他们互相陪伴着，从乡村（镇）进入福州这样的省会城市，成为家族里在福州的“第一代移民”，从头建立全新的生活。他们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在孩子的教育上也笃信“知识改变命运”。过去三四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太多人感受到了现代化带来的眩晕，前人的生活经验变得不再管用，这一代人只能靠着自己摸石头过河，他们也不可避免。福建人重土重乡，城市规则与传统社会的冲击和对撞，他们也感受到了。既要经营自己的小家庭，又要满足传统社会对一个人在家族作用中的定位。从张力文看似庞杂的自我讲述里，我看到了非常熟悉的中国整整一代人的人生历程。

在案件从2016年公安侦查到2021年法院一审判决的过程中，公安民警跟张力文打过几次交道，因为他是吴谢宇被控告诈骗的受害人。但是对张力文来说，司法意义上与案件的关联，并不能解答他的困惑，也不能安抚他起伏的情感。他问我：法律是可以给一个判决，但法律不能解答的部分更多。有谁关心这个曾经鲜活的家庭？有谁在乎相关人的情感？有谁试图去理解事情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我在想，或者这就是记者和媒体的空间，或者说是我们存在的一种价值。如果做社会调查的记者看不到极端事件背后的价值，看不到悲剧带来的警醒，我们就很难在一次次被人拒绝之后，又试着再一次敲开他们的门。

悲剧发生之后，其他人的生活还得继续。当我走进事发地所在的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家属楼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铁二中”离福州火车站不到两公里，附近这一片的楼房可以从视觉上做简单区分：气派的石材外立面的新商品房，进出小区有高大的铁门把守，保安穿着立领长制服；比较之下，显得灰暗低矮的水泥外立面的是老公房，没有电梯，老房子基本是铁路系统的单位和家属楼。

吴谢宇一家三口一直住在谢天琴单位分的房子里，谢天琴所在的“铁二中”属于当初因配套铁路系统而建立的学校。虽然这所学校后来脱离了铁路系统，但是人们习惯叫它“铁二中”，从地理位置来说，它也处于被迅速现代化的城市给边缘化的区域。惨案已经过去七八年了，吴谢宇家在一楼，阳台一直被几块扯起来的布遮得很严实，布面因为日晒雨淋早已看不出颜色。他家对面那户看来已经很久没人住了，或许是楼上掉下来的一件连衣裙，挂在阳台的防盗窗上，一直迎风飘扬。楼里居住的谢天琴的同事们，多数已经是退休状态。到了饭点，饭菜的香味从一扇扇门窗飘出来。谢天琴是这拨同事里年龄小的，当初这些老师们一起从南平调到福州，“铁二中”特意给他们加盖了家属楼。2023年，谢天琴如果活着，也到退休的年龄了。

学校分给谢天琴的房子，其实只建了二十多年，但城市发展得太快了，它已经显得破败。2000年一家三口搬进去的时候，吴谢宇6岁，他的爸爸妈妈先后离开南平调到福州，这时候一家人不仅团聚，还在福州有了自己的房子。整个小家庭有一种蒸蒸日上的气象。在这个70平方米的空间里，吴谢宇度过了6岁到15岁的重要时光。在关起门来的三口之家的空间里，他们的真实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一开始，我们得到的关于三口之家关系的文字材料，是吴谢宇自己的讲述。2021年夏天一审被判死刑之后，他有了强烈的和外部交流的动机，他给舅舅、小姨、大姑、张力文等七八个人写信。舅舅、小姨作为谢天琴的弟弟妹妹，是受害人亲属，吴谢宇给他们写信希望获得谅解，这是在法律上对他有利的事情。他给大姑写信，也是希望大姑能够帮他求情，获得妈妈那边亲人的谅解。他给张力文等爸爸的几位朋友写信，是感谢他们被他骗了钱之后，能够迅速谅解他。

可以说，吴谢宇写这些信有着非常明确的动机。在此之前的2021年春天，他也写了100多页的材料提交给法院的合议庭，希望法官能够了解他的过去，能够倾听他在反省的过程中怎么一步步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能给他一次赎罪的机会。这些大段大段的文字，情感上非常黏稠，却极少有事实的讲述，似乎这一家人就没有鲜活的生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从几万字材料里辨析出来，他的成长经历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非常困难。材料里更多的是“我多么多么爱妈妈啊”“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妈妈”这种浓度很高却非常抽象的表达。他跟一审律师说他最怀念的就是爸爸去世之前一家三口的日子。我们追问律师，那具体是什么样的日子呢，他有没有描述是什么场景，一家人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中？律师想想说，吴谢宇描述的是他在做作业，妈妈在厨房做饭，爸爸在看电视。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个缺乏交流的场景，家里三个人各做各的事情，相安无事而已。但为什么这个场景对吴谢宇来说，都已经是一个极为满意的、只能怀念的状态？平时一家人有说有笑的场景发生过吗？

关于吴谢宇和爸爸妈妈的相处，我们也通过采访获得了其他人的口述材料。比如住在吴家楼上的马老师，与谢天琴相处了二十多年，像个姐姐一样为她的家务事出谋划策。吴谢宇也是马老师看着长大的。从吴志坚的朋友来说，离这个家庭最近的就是张力文。我们对两人都有多次的采访，每当我们获得新的信息，觉得与他们提供的信息冲突或是能够补充，往往会再次跟他们交流。这样我们能够更加确认他们表述的准确性，也能勾连起他们之前忘记讲述的记忆。

马老师看到的是谢天琴的难，她为母为妻的不容易。谢天琴在工作上也不认输，虽然“铁二中”是一所不太好的高中，但是谢天琴尽职尽责。马老师这些年里与谢天琴的弟弟妹妹也有往来，她尤其与谢天琴的妹妹亲近，所以关于谢天琴在仙游老家的经历，她也有一定了解。在弑母案发生之前，她看到的是吴谢宇的听话、优秀，母子关系好。谢天琴提到儿子总是说“随他”，并不是一个严厉的妈妈。

张力文带着王珊采访了吴谢宇的大姑，大姑讲述了吴家在农村的贫穷和疾病，命运怎么一次次因为家里男性的丧失而把她们推向进一步的窘迫。压在吴谢宇爸爸肩上的重担，连跟他十分熟识的张力文都很吃惊：吴志坚为人处世非常和善，让人很放松，也从不小气。可是谁能想到，他在农村的大家庭所有的“窟窿”都需要他来不断填塞。这是他一辈子都不能真正完成的人生“功课”。

大姑对谢天琴的心态有些矛盾，一方面谢天琴在她看来很不好相处，她受了一些气，也很心疼弟弟在肝癌晚期的境遇；另一方面谢天琴在金钱方面并不小气，吴志坚给吴家的补贴她至少没有公开阻拦，大姑又觉得这个弟媳是合格的。在这个小家面前，大姑所代表的吴家的农村大家庭几乎帮不上忙。吴志坚临终前的一个多月，她们作为亲人给予了温暖的照护，这也是她们唯一能做的。吴谢宇上大学以及后来出事，都远远超过了农村这一家子人的经验范围。大姑除了掉眼泪和难过，做不了别的。

从马老师、张力文和大姑的表述来看，谢天琴在行为上是一个内敛克制的人，道德要求高，不愿意求助于人。但是她的洁癖非常严重，严重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她和多数人保持着距离，没有往来。跟她接触的这几个人，也都是把洁癖仅仅看作她的一个特点，能够包容她的人。吴志坚在大家看来开朗平和，若不是肝癌使他英年早逝，他平稳的人生还能一路向上。

除了谢天琴显得突出的洁癖，这听起来多像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啊。吴谢宇在他写的各种材料里，也从来没有提到父母对他的不好，他只是特别渴望获得爸爸妈妈的认可，尤其是妈妈对他的认同。

这也是我们更深入了解这个家庭后的感慨，如果不是最后那场惨案，这个家庭显得多么平凡而有代表性。中国有多少在城市里新建立的小家庭，爸爸以工作为主，妈妈的情感和精力主要奉献给了家里；他们不让孩子做家务，不让他操心家里的任何事，就是为了让孩子一心一意学习。这在很多人看来，有什么不对吗？但是，谢天琴对孩子的极力“保护”，也是在截断他的人际交往和情感世界；她在日记里表达出来的对吴志坚的情感，非常黏稠。吴志坚有了儿子之后，其实也在躲避家庭生活，这让孩子和妈妈越绑越紧。

但张力文、马老师和大姑的讲述也使我意识到，谢天琴的角色不仅仅是妈妈，吴志坚也不只是一个父亲，他们同时是他们自己。他们作为独立的个体，有他们的成长轨迹和时代痕迹，有他们的个性、期盼、欲望与命运。所以，我们试图了解的不仅仅是这一家三口在隐私空间里的生活，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三个人各自的来处，家族、时代在他们身上叠加的影响。

这个事情的景深，使我从一起极端的命案看到了背后更具普遍性的基底。我们不只是在写一桩奇观式的案件，我们不只是在远处毫不共情地观望“他们”。我们看着看着，在其中发现了“我们”。

当我穿梭于“铁二中”略显破败的家属楼，看着它附近新建的高楼大厦，也会想，不知道谢天琴会不会羡慕高楼里的生活？她高度自尊，很少表达出对物质的欲望，但是随着吴志坚的疾病加重，她对自己是苦命象征的形象认定，被深深地加强。在吴志坚2010年去世之后的一两年里，谢天琴仍旧给他写信，这些信也可以被当成日记，是谢天琴唯一能够自由吐露心声的地方。她埋怨自己在吴志坚的最后阶段还在要求他像正常人一样，对他不够体贴。她也明确提到，吴志坚临终前想把大家庭托付给她，她没有办法全部承担。她抱怨自己住的房子老了，各种使用不便利，使她心烦意乱。因为有着“孤儿寡母”的身份，谢天琴觉得所有人都在欺负她。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女性对自身处境的一种诉说和发泄。她仍在现实世界里履行着照顾孩子的职责，只是她没有办法以一种平静的心态接受命运对她的不公。作为经历过一些世事的中年人，我不是不能理解谢天琴，但是在以她为世界的孩子眼里，却是“妈妈不想活了”。

吴谢宇对自己动机的描述，可信吗？他对妈妈心态的推测，是真实的吗？他在绝大多数的材料里说自己弑母的逻辑是：妈妈不想活了，他希望帮助妈妈解脱。当我和王珊一开始看他的自述材料时，对他的讲述很反感。因为这里边最突出的一个逻辑是：我妈妈活得多么辛苦、多么不快乐，她想死，我帮了她；可是一旦回到他的处境，那就是他非常想活，希望世人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为什么妈妈的生命就可以被残忍剥夺，而到了他自己这里，生命就这么可贵呢？

我把我的疑问抛给了吴谢宇的一审律师，她说她也感受到了吴谢宇的分裂。本来按照最有利于他脱罪的说法，就是讲述妈妈的不好。因为妈妈不好，使他产生了极端暴力行为，但吴谢宇完全不允许任何人说妈妈不好。可是一审真被判了死刑，当死亡迫近了，他真实地感到害怕了，他也不再说“赶紧判我死刑”这样的话，他确定，自己想活。似乎只有死亡指向自己，他一直躲在“爱妈妈”这个心理状态背后的自我，才能真的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主张，并把它说出来。他如果能更早地意识到爱包裹的恨意，意识到自己的懦弱和傲慢，是不是就不用实施如此极端的行为了呢？

当我们多次一遍遍细读吴谢宇的自述材料，似乎能慢慢知晓他的逻辑。这种知晓完全不等于认同，而是能逐步适应他想问题的方式。在小家庭一切以他为中心的养育里，吴谢宇习惯了从自我出发，即使在父母辈的大家庭里，他也一直因为成绩好被所有人称赞。在2021年4月交给合议庭的材料里，他说意识到自己之前的自私，从来不需要考虑别人，也从来不会对同龄人敞开心扉，因为他是遥遥领先的第一名，不需要从任何人那里汲取能量。

可是他的价值只建立在“绝对的第一名”上面，而不是任何其他意义上的优秀，分数之外没有热爱、激情、奉献、责任，分数之外什么都没有。当他没有办法再通过第一名建立价值，如果不毁掉过去的“壳”，他将“溺水而亡”。一个健康的正常人可能通过痛苦反思，通过向他人求助来渡过难关，而他一直扮演着不麻烦任何人而独自出彩的人生角色。他心中的恶，把一切导向了极端的残忍。

吴谢宇的大量自述、信件和谢天琴的日记、信件，构成了我们理解他们内心世界的一个窗口。谢天琴的私密日记，完全不为日后被人观看而记录。吴谢宇的自述则有着强烈的活命诉求。所以，作为记者，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全盘相信吴谢宇的自我表达而采信他的材料，而是在事实比对、情感梳理的过程中，尽量去还原他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与吴谢宇相处过的中学和大学同学、邻居、大姑、表哥、前姨父、父母的朋友们，也都是我们的采访对象。文字材料和采访所得的材料，到底能怎么形成一个相对客观的呈现，是我们最为在乎的。有人看到他听话、阳光的一面，有人看到他作为孩子非常非常在乎妈妈的那一面，有人看到他活得很机械的一面……正是这些“多面”，让我们意识到，一个真实的人和他所处的环境，永远不是单一的、静态的。

在采访过程中，有两位心理学家也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个家庭，提供了帮助。

一位是曾提出高校学子“空心病”的徐凯文老师。当我们把采访所得向他讲述时，他提醒我们注意，吴谢宇外公在“反右”时戳瞎眼睛的事是这个家族的重大创伤，这个创伤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谢天琴的性格和命运。在这次交谈中，我和王珊才意识到，我们在谢天琴仙游老家的采访有一个疏漏。我们采访的谢家老邻居，要么是“文革”后期才嫁到那儿，要么“文革”期间还是幼童，所以她们并不了解吴谢宇的外公在“文革”期间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只是留下了这个老头很有尊严、很有文化的印象。徐老师也问我们，那个年代，一对盲人夫妇到底是怎么把孩子喂饱带大的呢？谢天琴在童年到底吃过什么样的苦呢？

另一位专家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林老师听我讲了一整个下午，她提出几个需要关注的点。一个也是吴谢宇外公的悲惨经历，谢天琴在小时候到底目睹过什么？为什么她后来一直对外界有很强的防备心？林老师问，谢天琴的父亲经历了这么可怕的事情，在外人面前还都留下了正面形象，那他内心脆弱痛苦的一面体现到了哪里呢？他在家中的形象也与他在外边的形象一样吗？他是不是实际上戴着“面具”在生活呢？

林老师也让我关注，为什么谢天琴遇到家务事总是找马老师商量。这本来应该是女儿找妈妈商量的事情。是不是在她的成长过程中，身边就没有女性榜样可以让她学习和模仿？林红老师问，谢天琴的洁癖是一直都很严重吗，还是随着婚姻生活推进她的洁癖在加重？“如果她不用洁癖来给自己的小家庭划定一个空间，是不是就和吴家的农村大家庭永远没有界限了？她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在为自己抗争呢？”还有爸爸吴志坚，他总是早出晚归，真的只是因为单位离家远吗？他是不是在有意无意躲避小家庭的生活呢？

家族命运和性格一点点在不同代际的人身上传承，是林老师使我看到了更大的图景。王珊采访了谢天琴读大学时的老师、同学，她当老师时的两届学生，也使得我们对她的理解也更立体。

徐凯文、林红两位老师提出的疑问成为我们后来推进采访时寻找材料的一些方向。记者需要严格地通过材料来形成判断，当材料不足以支撑时，我们即使模模糊糊感觉到了一些可能性，也不会当作确认的事实来表述，而是进一步去寻找材料。

对于吴谢宇的自我表述，两位专家倒没有觉得他刻意作假来欺骗世人，他很可能欺骗了自己，活在一个极度重视分数而忽视人之常情的扭曲世界观里。他就像一个被抽离了情感的机器。在惨案发生之前，大家只看到他表面的光鲜，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到底是不是考分，是不是只有考分？用考分支撑起来的风光，在更自由开阔的世界里不堪一击。这难道不是整个社会都需要反思的吗？

“可是一个人如果有能力，是可以超越小家庭对他的影响的啊。”跟我说这话的是厦门大学的郑振满教授。我查到人类学家郑振满的老家也在福建仙游，这里正是吴谢宇父母的老家。郑老师又是对福建的乡土社会研究很深的专家。我通过采访郑老师了解了仙游这个地方的家族传统、人情网络对一个人的规范是什么样的。在这种规范之下，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吴志坚在大家庭中的责任，他作为“新乡贤”的荣耀和不得已，我们也能更加清晰地看到，谢天琴三姐弟不爱与周围人来往的性格，在当地的评价体系里显得多么特立独行。而谢天琴养育的下一代，有能力超越家族命运吗？吴谢宇15岁考到福州一中住宿，18岁考到北京，这是一个青年逐步独立、呈现出自身人格特质的关键时期。本来，一个正常的青年应该迅速受到新环境的影响，和身边同龄人打成一片，在种种融合和碰撞中，成为自己。但是吴谢宇选择了封闭自己，第一名让他在心理上迥异于众人，却也为他走向极端埋下伏笔。

在做这个稿子的过程中，我还请教了另外一名福建莆田籍社会学家——中山大学的吴重庆教授。吴老师讲述了他所了解的“反右”、“文革”年代，以及莆田农村民众对回家的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也很关注出生在城市里的年轻人的处境，年轻人的社会交往如果不打开，就封闭在只能面对爸爸妈妈的小家庭里，他们也很可能完全失去老家的亲属关系。所以，他呼吁他的学生们重回老家，重新发现老家的意义，重新看待“穷亲戚”的价值，人与人之间需要重建联结。

如果吴谢宇真正向他在老家的表哥表弟敞开心扉，如果他和舅舅之间能够谈谈“男人间的问题”，是不是一个人就不会那么极端了呢？

回溯《三联生活周刊》报道吴谢宇案的过程，我们的关注跨越了好几年。

2016年案件暴露出来不久，记者陈晓就希望通过采访吴谢宇在北京大学的同学，来切入这个事件。她当时的采访不太顺利，吴谢宇的同学那时正处在大四，毕业前夕的年轻人马上要各奔前程。在这个过程中，陈晓也感受到了“90后”精英们彼此的疏离。她后来采访到吴谢宇同一届的一位男生，他跟吴谢宇打交道并不多，但是他对北大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观察”。这也为我们了解这个小社会打开了视野。记者杨璐在为“小镇做题家”封面做采访时，无意中采访了吴谢宇的一位同学。这位同学详细讲述了吴谢宇这样即使是城市里长大，但由于思路都局限在做题的人，到了大学后如何失落，如何发现自己是“小镇做题家”的。

当王珊2022年再度联系吴谢宇的同学时，他们大学毕业已经六年了，成了各个行业里的精英。或许是生活打磨了他们，或许是当年他们心理上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身边人的这样一个惨案，几年之后，他们反而愿意去直视这件事情。王珊采访到了吴谢宇大学同寝室的同学和他的一位师兄，两人都毫无保留地讲述了他们和吴谢宇相处的细节，他们的认知、疑惑和感触。

记者王海燕曾在吴谢宇2019年被追捕归案之后，对吴谢宇的亲戚、同学、朋友、吴谢宇在重庆逃亡时的同行人等做了深入采访。正是基于以上同事们的种种努力，使得我在2023年年初进入这个案件采访时，已经有了一些认知基础。后来，我和王珊获得的关于案件的大量丰富的司法材料，也为我们的报道提供了严谨的事实。

谢天琴在仙游的老家，位于格局比较传统的街坊四邻当中。与主干道垂直的若干个街巷，曲曲弯弯，一眼看不到头，邻居们挂出来的衣服，晾晒的瓜果，开敞的大门，使得这里烟火气十足。谢天琴一辈子在逃避的，就是这种气息。她是在抵抗环境中成长的，她内心的艰难和压抑，可想而知。吴谢宇本来作为90年代出生的人，并不用天生背负外公的苦难和奶奶的穷困，但是家族命运的传递，以我们看不见的方式，影响着我们。而他作为一个有主动性的个体，没有选择往善的方面改变些什么，而是用最极端的恶来剥夺妈妈的性命，毁灭命运。每每想起仙游那些传统的街巷、朴实的人家，我都忍不住非常感慨。

在我写这篇长文的过程中，主编李鸿谷也给了非常重要的意见和提醒。他作为一名老记者，深知要公正合理地叙述一桩人伦惨案，并不容易。他提醒我不要试图去找到一个答案，可能并不存在我们想象中的“答案”，它并不是一个放在长凳上的物品，等着我们去拿。逼近真相的过程，本身或许就是最真实的但并不明了的“答案”。他让我不要太过试图解释一个人内心的恶从何而来，这是多少哲学家、文学家也解释不清楚的命题。他说，每一代人面对命运都有他们承受和抵抗的方式，看到这些、呈现这些，是我们的责任。我写好前五章的时候，把稿子传给他看了，他说“你这是一个人拉着一列火车跑，这样的叙述很朴实，但是会很累”。我又攒了一些力气，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才拉着这列火车继续跑了下来。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们对谢天琴家人的采访始终没有成功。我和王珊通过马老师做了沟通，获悉了谢天琴弟弟妹妹对一些事情的态度，但他们坚持不与记者见面。我和王珊在谢家仙游老巷子里多方打听，游走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吴谢宇的前姨父刘裕宗。他是谢天琴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成年后与谢天琴妹妹结婚，他和老岳父（谢天琴父亲）的感情也很深。我们采访时，他已经和谢家断了往来，但他在情感的起伏犹豫中，仍然两次接受我们的长谈。虽然面对面时他给我们留下了联系方式，但是我们都知道，离开他家的这扇门，他不会愿意再重新谈起这些伤心事。我们回北京后曾就一些新获取的信息去联系他时，他不再回应。但是我们仍然感谢所有的采访对象，他们揭开这些伤口，才有可能让更多人看到悲剧的警示性意义。

刘裕宗的讲述与其他人的访谈互为印证，为我们理解谢家多了一些视角。但这仍然是我们在写作时的遗憾，如果有离谢家更近的采访对象，也许我们可以提供更为全面的报道。

吴谢宇在大三下学期曾搬离宿舍，谎称与来北京工作的爸爸一起居住。关于这段他离开学校混迹于北京的日子，我们没有找到任何采访对象。另外，关于吴谢宇逃亡中的生活，虽然王海燕曾经采访到他在重庆夜店一起工作过的人，但是我们获取的材料还不足够丰富。

新闻报道永远受时间的约束，我们永远在缺憾中抱着一堆采访得来的残片，努力拼出生活原本的形状。写作过程中，我多次沉浸在这个惨案的材料中，不由自主地掉眼泪。但是，记者要做的是凝视黑暗，而不被黑暗带走。

我知道我们记录的不是一桩仅供猎奇的惨案，我们多多少少从中看到了身边人的影子，看到了时代的痕迹，看到了我们培养孩子的急切，看到了在经济高速发展中被遗落的情感缺憾。

一开始，我们以为我们在观看“他们”，然而没想到，凑近了，这里边看到的却是“我们”。没有人是这个社会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