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整本杂志的篇幅，刊发九万多字的长报道——《吴谢宇：人性的深渊》，在《三联生活周刊》复刊的28年历史里，这是第一次，也是这份杂志创造的新的天花板。

吴谢宇，北京大学学生，在中国社会主流意识里，是标准的成功者，但他在大三那年，弃学、弑母、逃亡……

2016年案发，世人震惊，吴谢宇案引发了最广泛的疑问。2023年5月二审判决，一个多月后，我们刊发长报道。这是我们的记者历时七年持续采访、寻找答案的结果。对我们这本杂志，对非虚构写作，我相信，这篇作品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标杆。

回到媒体发展史，我们可以更清晰这一标杆的高度。

1995年，《三联生活周刊》复刊。此前，有两年的时间，这本准备复刊的杂志，在“试运行”。跟正式的杂志一样，周期不固定地出版一本本“试读本”，然后复盘、讨论、重新制定流程……如此空转两年，直到朱伟出任主编，这本名为“周刊”的杂志，终于稳定地进入半月出版的周期，得以连续出版。

为何空转？拉开时间距离看，当年的周刊编辑部，只有一台电脑，全年预算里，并无列支出差经费……更重要的是，周刊的理念、操作与流程等，都在摸索中，各种条件欠缺，没有生产原创内容的能力，无法保证“每周”的内容产出，所以，以空转训练记者、积攒能力。不过，毕竟是一家出版社旗下的杂志，《三联生活周刊》当时订有全球几乎所有的著名新闻杂志。在前互联网时代，这是独特的资源。中外差别，当然包括“信息差”。大量成熟的外国媒体正在迅速增加对中国的报道，这些内容显然可以被重新剪裁、组合、再叙述。在有限的窗口期内，《三联生活周刊》找到了自己的内容生产之道，一直走在前列。

回到历史现场，《三联生活周刊》能够复刊，是当时中国媒体的市场化改革使然。除了大批市场化杂志诞生，更广泛的勃兴，则表现为大批量城市都市报的出现，它们的榜样是《南方周末》。我来《三联生活周刊》之前，参与创办的《武汉晨报》，就是都市报。这样的报纸，面临另一种内容生产困局——本地宣传系统的各种约束，而且地方报纸还很难利用“信息差”。但都市报也找到了内容尤其是原创内容的生产之道——去外地，去无权监管你的其他城市进行报道——这是在中国特殊“地区差”下的机会，它被迅速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都市报，每天都会有一个整版的外地“独家新闻”特写。

利用“地区差”生产的有关灾害、事件、案件的种种“独家新闻”，看上去略显浮夸，却是中国原创新闻内容真实的起点。在其他城市采访的都市报记者们，从专业内容生产的角度，在“独家新闻”之后，又发展了两个重要的报道理念：现场、调查性报道。

现场在哪里？记者是否在场？这是新闻媒体行业的核心问题。都市报将这种对现场的关注和报道提升到重要位置，成为记者的行为指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调查性报道，是舶来的概念，但它后来甚至成为市场化媒体社会新闻记者最深刻的职业认同。

2001年，《三联生活周刊》真正开始按每周一期的频率出刊，有了电脑，也有了出差经费。此时，我们面临的问题变成了：如何生产自己的原创内容？

谁都是时代的产物，我们同样遵循着“独家新闻（地区差）——现场——调查性报道”这样的原创新闻生产的逻辑。每周二的《三联生活周刊》选题会上，我所领导的社会新闻部同事们，基本上会把行李准备好，一旦确定题目，当即奔赴各个“现场”。周复一周的循环，去一个又一个陌生的现场。你最终能否完成稿件，实则取决于你能不能敲开别人的门。这个职业，在我们同事的亲身经历里，开始摆脱教科书的刻板想象，显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去见过无数陌生人之后，我们相信：当事人都有倾诉的愿望。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你能不能找到他？你是不是他选择的倾诉者？

那个年代，我们同事奔波在一个个新闻现场，碰见杂志同行、都市报同行，还有电视新闻栏目的同行……大家彼此交流信息，共同寻找事实。逐渐，《三联生活周刊》开始摸索自己的业务之路。于我而言，我既是这本杂志重要的写作者，又带领社会部团队，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新闻方法论：核心信息源。

我们相信当事人有倾诉的愿望，那么，哪个当事人最重要？“9·11事件”爆发，社会部业务讨论，我问同事们：如果有机会去采访“9·11事件”，我们最应该采访谁？答案各种，但大家共同遗忘了本·拉登。这是一次非常热烈的讨论，后来大家意识到：采访难度不能约束我们对采访对象重要性的判断，大家必须清晰意识到谁是核心信息源。但是，现实是，新闻越重大，越难以采访到核心信息源，比如吴谢宇案，吴父吴志坚与吴母谢天琴，都已死亡；而唯一的核心信息源吴谢宇在看守所，不可能被采访。

难以采访到核心信息源，这才是新闻报道的常态。但是，吴志坚、谢天琴与他们的“学霸”儿子吴谢宇，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有亲戚朋友、同事邻居，还有同学老师，他们都有各自对吴家人的观察，而且，人在关系中，才可能被描述。所以，更多的时候，寻找环境证据，是我们接近事实最主要的路径。

实践与思考结合，我们发展出自己寻找材料、建立叙述的三要素：冲突／现场、人物、舞台。

所有的新闻现场，显现的都是冲突性事实——正如那个最通俗的描述：“人咬狗”——何以发生，是新闻让人关注的内在原因。同样，人们关注新闻，其实是关注新闻背后的人，任何新闻，人，才是主角。而新闻发生于不同的“舞台”——比如城市与乡村不同，不同地域各有传统。对“舞台”差别下的地域因素，记者需要有职业性注意。

《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的生产，在快速生长。它的成长，自成一格。一方面，我们的社会部同事奔走在去往各个新闻现场的路上；另一方面，这本杂志过往形成的叙述传统，如何融合新闻操作方法，也一直在探索中。看上去两条平行的线路，在2005年开始探索如何交叉。这年，我们做了五期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重访历史”的封面报道——记者到一个个抗战的历史现场，以采访实现时空跨越。因为有新闻方法论的介入与加持，这组报道成为《三联生活周刊》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那年年初，周刊的发行量尚未超过5万份，到年底，突破11万份，《三联生活周刊》的发展进入快车道。

报道带动杂志突围、发展与跃进，是《三联生活周刊》的逻辑。

2008年，对中国新闻机构有两场考验，一个是我们熟悉的北京奥运会的宣传，另一个是突发的汶川地震报道。从市场化媒体角度观察，经过各自业务成长的杂志、都市报……都未负使命，在新闻内容供应量上，充分满足了受众需求。《三联生活周刊》连续四期封面报道均为汶川地震，大家对现场不再陌生。

现在回过头来看，对所谓的传统媒体来说，汶川地震报道，既是高潮，也是最后的辉煌。稍后，基于PC端的互联网内容平台，创造出有内容自生产能力的微博；再后，完全立足于手机的微信横空出世。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大潮来袭，结构开始深刻改变。冲击将至之际，本土新闻原创内容生产发育出一个具有高度共识性的概念：非虚构写作。

从调查性报道到非虚构写作，看似概念的潮流演进，但背后包含着一种认识的迭代，非虚构写作，开拓了可以探索更为深远主题的方向。同时，这两个概念的升级与转换，还有另一种意味，调查性报道必须依傍媒体机构的发表，而非虚构写作，写作者更为自由独立，以自己的写作为本，不被机构约束，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里重组资源。从“地区差”发育而来的新闻原创内容，至此，“非虚构写作”带来这个行业自立的机会。当然，概念兴起与流行，如果无法结出灿烂的果实，它自将烟消云散。

可是，非虚构写作，一个刚刚破土而出的小旗帜，以及它所依托的行业，迅速遭遇互联网大潮。挟巨量资本呼啸而来的互联网公司，在制造概念方面，远非传统内容生产行业那么小心翼翼。“互联网是免费的”，在此逻辑之下，那些超级内容平台开始重新安排媒体的生产，“去中心化”是他们的主张，“自媒体”是他们认同的生产单元。于是，新概念降临：后真相时代、情绪传播／价值。

按资本的逻辑——需求决定供给，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公司的学者们论证并宣扬：“真相”不再是“受众”最重要的需求了。什么比“真相”更重要呢？——情绪。你能否形成最大程度的情绪共振？是生存之基。当“自媒体”成为主要的内容生产单元，它既无意识也无能力“敲开别人的门”，更无资源与资本寻找“真相”，只能以最廉价的“情绪”作为替代，包装成“内容产品”。

传统媒体，尤其是市场化媒体，还没有完全长大成型，便迎头碰上似乎不可逆的冲击。那些辛辛苦苦发育出来的原创内容的逻辑，一夜之间，仿佛荡然无存。更多媒体，转换成“互联网思维”，完成内容“血汗工厂”转型——你免费生产互联网内容，互联网公司获得巨额变现流量。

但是，任何聒噪，都逃不脱时间的检验。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历经三年时间的疫情，其新闻强度，远远大于当年的汶川地震，但媒体提供的内容，即使单从数量来看，都无法满足受众的需求。

疫情暴发，武汉尚未封城之际，吴琪带领着《三联生活周刊》报道小组，最早进入“现场”，开始每天提供4-7篇深度稿件，迅速引领媒体报道。实践证明，唯事实可以抚慰人心，无论疫区里的武汉与湖北，还是全国其他地区民众。而且，新闻原创内容的生产逻辑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传播介质，开始多元，渠道增多。我们文章发表的主渠道，是周刊的微信公众号，以它为龙头，迅速形成传播矩阵，由此完成微信／原创报道——微博／信息服务——中读／内容汇集，结构分明、功能清晰的三阶内容供给链。我们的互联网布局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至此完全贯通。微信原创内容带来的激增流量，又反哺纸质杂志的发行，疫情报道，创下了《三联生活周刊》复刊以来的最高销售量，更带动了广告投放，当年增长60%。

内容带动公司跃进。《三联生活周刊》的逻辑再次得到验证。

遗憾的是，较之2008年的汶川地震报道，这一轮疫情报道，我们的同行越来越少，从前记者云集的新闻现场，如今却寥寥无几。虽如此，我们继续前进的步伐，不会停止。

对于《三联生活周刊》，互联网转型与融合，是我们必须跨越的历史关口，但是，如何进入并驾驭互联网快车道，我们要寻找的是它自身的规律，而不是盲从互联网内容公司的概念。互联网逻辑，并没有取消内容生产机构的原创内容，相反，这些内容以及背后的价值观，是极度稀缺的。经此一役，在《三联生活周刊》发展道路上，两个原则被重新确认：事实至上、公共性为本。

本土新闻原创的道路，曲折发展至今，如果说非虚构写作是原创内容的一种路标、一种召唤，那么，对《三联生活周刊》这样的内容生产机构来说，它不是一种标榜，而是真实的能力达到——从人际资源积累开始，进入内容生产规律的发现，最终，思想能力的抵达。我们遵循的事实／公共性原则，其内里思想的根本是：求真。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面对社会最真实的原生问题，回应时代最深刻的关切，没有前人做过积累供你“再叙述”，你需要从敲开第一个别人的门，到写完最后一个字，来完成你的“再叙述”。

2016年，吴谢宇弑母案案发，一个所有人无法理解的惨烈事实。我的同事由此出发，以果索因，寻找何以至此的答案。这既是记者的好奇心，更是媒体的社会责任。

回到吴谢宇的家庭，这是记者进入前因探寻的开始。经过调查采访发现，在上大学前，家庭在塑造吴谢宇性格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按理说，初中或高中那些同学们也应或多或少对他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在初中，母亲是他学校的老师，他无时不在母亲的目光之下；而在高中，作为“做题家”，他远超同学之上的成绩，使他几乎完全摆脱了学校可能的约束，对于一骑绝尘的吴谢宇来说，同学的影响微乎其微。

在吴谢宇与父母的三口之家背后，记者发现：真正重大的家庭因素，来自吴父和吴母各自的原生家庭。记者采集材料之深入，从溯因进入了对复杂家庭史的观察，这是这篇报道能够创造出新的天花板的关键所在。简单说来，我们由果溯因，既受好奇心驱使，也有建立文章框架的推动。但是，我们越深入，会发现无数“因”／事实——真实的人生、艰难的家庭以及无可摆脱的困境……如何处理这种种事实？对此条分缕析、一一归因，可能各个学科更容易提炼概念，建构逻辑，完成推导。但记者不能这样处理真实生活的各种混杂，报道的清晰，是为着呈现存在的混沌与复杂，表达生活本身。所以，在成为一名卓越记者的路上，要理解事实及其背后复杂多歧的原因，更要意识并警惕链环清楚的因果逻辑的诱惑。我们看到这部书稿，有过向诸多专家请教如何理解与解释事实，却没有在文章里出现一个专业性概念，这是了不起的功夫。

家庭之外，大学同样深刻地影响并永久地改变了吴谢宇。大学部分叙述，主要由环境证据构成，跟之前家庭描述那种浓稠的情感重荷不同，面对更残酷的大学竞争，吴谢宇其实可以有多种选择，他的面前是一个已经打开的世界，但做题家吴谢宇没有完成人生蜕变与成长，于是，悲剧发生，吴谢宇走向命运的黑暗深处。

家庭与大学作为“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吴谢宇，但是这并不能使我们真正理解弑母之恶——残酷人性。比起众多溯因报道，本期封面，另有材料来源——记者获取了数百页吴谢宇在狱中书写的自述材料，这是这个职业并不多见的幸运时刻。那些我们为着溯因采访收集而来的众多材料，在一般的报道里，并没有机会寻找到当事人解释其“因”，但是，这次我们拥有了吴谢宇通过文字的回应，我们终于可以走近人性的深渊。

至此，记者获取材料之丰富，在我所经历的三联报道历史里，鲜有先例。而且如上所述，材料，绝不等同于简单的采访动作，而是各种大强度智力与精力投入的结果。接下来，更大的挑战来临：如何完成“深刻理解”与“好的叙述”。从我的角度观察，作者“深刻理解”背后，更重要的基底是公允与悲悯，它甚至比写一个好故事更重要也更难得！

于是，在“求真”的道路上，我们已经不再轻信单线条的因果逻辑，而是遵循“多因致果”的认识论。在这个漫长而艰难的跋涉求解过程中，真正的指引，是我们早在中学期间即已学习并记住的马克思著名论断——“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成为我们最终努力的方向：通过对所有关系的认识，我们抵达“因”，理解时代与人性。

杰出的报道，要完成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在来北京之前，激荡我新闻梦想的是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我向无数人推荐过这本大书。之后，我所推荐的那些卓越的非虚构作品越来越多，但名单上始终没有汉语写作的作品。今天，这种状态已成为过去！

一个时代的伟大，一个行业的了不起，依凭的不是口号，而是杰出的成果与作品。未来，当我们回望这个时代，我相信，吴琪和王珊完成的这部非虚构作品，将是观察、理解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记录之一。标杆的意义，也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