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在谣言中诞生和覆亡的王朝。大宋开国，谣言乱飞；两宋亡国，谣言四起。有关宋朝的历史，可以从“谣言故事”讲起。

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初四，也是后来大宋王朝的国庆之日——开基节。这一天上午，刚刚黄袍加身的赵匡胤（927-976），在亲信部将的簇拥之下，缓步登上了明德门。明德门是五代以来皇城的正门，带兵进入明德门，意味着皇帝的宝座已经近在眼前了。然而，赵匡胤面向城楼下巍然肃立着的禁军将士们，竟然让他们脱去甲胄，返回各自的营帐休息。

这是我们今天了解宋史最基本的史籍之一《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讲述的宋太祖开国之日的故事。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南宋四川籍史学家李焘（1115-1184）编写的一部编年体北宋历史巨著。此书根据宋代的实录、国史、会要等官方史料，以及宋人文集、笔记小说、行状、墓志等非官方史料的内容，详细记录了从宋太祖开国到宋钦宗亡国的北宋历史，基本上详细到了每一天发生了什么。因此，这部书成为今天我们重构北宋历史面貌的基础史料。

兵变夺位竟如此操作！什么是自信？这就是自信！

赵匡胤早已胸有成竹。对他来说，带兵造反是不必动手的，只需要动动嘴就行了。短短几日，凭着出神入化的造谣与传谣功夫，赵匡胤几乎兵不血刃地夺得了后周的天下。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操作的。

三天前，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沉浸在新年喜庆中的后周君臣忽然得到前方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和定州（治今河北定州）的紧急军情，说是契丹正在大举入侵北部边疆，北汉的军队也从土门东下，与契丹大军会师。后周朝廷以恭帝的名义颁下诏书，让禁军统帅赵匡胤领兵前去抵御契丹和北汉的联军。

大年初一，古人称为“元正”，按唐代的制度，元正是重大节日，依唐人编写的政书《唐六典》的规定，朝廷在元正会“给假七日”，跟今天的春节黄金周一样，不过放假的日程却跟今天不太一样。具体的假日安排是：除元正这天之外，节前三日，节后三日，一共七日。这时，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正在跟宰相范质等朝中高官在宫中欢度新年，其余的文武百官以及军中将士们应该正在休假。

为了抵御北汉与契丹联军入侵，赵匡胤不得不在大年初一就开始带着手下的兄弟们加班。接到朝廷命其率军立即增援镇、定二州的旨意后，他立即召集禁军诸将收拾行装，准备出征。

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三，赵匡胤带着禁军主力从京城开封出发，但用了一天的时间，才走到开封城东北四十里处的陈桥驿。据司马光（1019-1086）所著的《涑水记闻》所述，扎营陈桥驿的当晚，禁军将士们就聚在一起密谋拥立赵匡胤为帝，并且放话说：“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则知之？不若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

这段话很是道出了当时普通士兵的心声：“皇上这么小，什么都不懂，国家大事他又做不了主。现在我们上前线跟敌人拼死拼活，又有谁知道啊！”这话从将士们口中说出来，很能蛊惑军心。

司马光是宋代成就最高的史学家之一，虽然他自己可能更想做一个政治家。从他晚年当上宰相之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以为自己是出色的政治家，多少还是有些幻觉在里面，但称他为一流的史学家，则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作为史学家，司马光是有遗憾的，因为《资治通鉴》写到五代就结束了，止步于宋代开国的前夜。所以，晚年的司马光一直想写一部关于宋朝的史书，书名他都想好了，就叫“资治通鉴后记”，也就是《资治通鉴》的续集。《涑水记闻》就是他为撰写《资治通鉴后记》所做的资料准备。不过，《涑水记闻》这部书，在司马光生前只是一部随手记录本朝历史的札记手稿。

我们现在看到的《涑水记闻》，是南宋初年由范冲（1067-1141）加以整理才成书的。范冲是北宋中后期的著名史学家范祖禹（1041-1098）的儿子，而范祖禹是当年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时最得力的助手。《涑水记闻》的内容主要是司马光从公卿士大夫中间听来的一些关于北宋前期历史的段子或内幕，细节丰富，内容精彩，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不能完全保真，而且有些内容与官方的宣传口径不太一致。

因此，南宋初年有书商私自刻印这部书后，司马光的后人司马伋怕受牵连，曾上书朝廷，严正声明此书不是司马光的著作。不过，当时的人以及后世的学者，都认为司马伋这是为了避祸而故意替自己的祖宗否认这部传世之作的著作权，怕的就是书中有些内容或许会引起朝廷的不满。

事实上，《涑水记闻》所说的“不若先立点检为天子”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半年多前，也就是显德六年（959）四月，杀伐果断、英明神武的周世宗（921-959）在北伐前线忽染暴疾，只得紧急撤兵返回京城，从此一病不起，熬到六月，终于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八岁。

周世宗自己是个军人皇帝，但对于军队却十分忌惮。他临终前，只召集了宰相范质（911-964）等人“入受顾命”。

关于周世宗临终前“入受顾命”的人选，叙述此事的《资治通鉴》只提到“范质等人”，未明确说明都有哪些人，一字未提赵匡胤。有意思的是，后来《宋史·王著传》中有“太祖与范质入受顾命”的说法，“太祖与”三字，明显是后世史家想当然地附会上去的。司马光身为宋人，在《资治通鉴》中凡有赵匡胤出场的地方，都会大书特书，绝不至于在如此重大的场合，把本朝的“太祖”放到“等人”里面。说明至少在北宋中期，史家并不认为赵匡胤有份出现在“入受顾命”的现场。

有意思的是，世宗在向范质等人交代后事的重要关头，耿耿于怀的居然是自己当皇帝之前的幕府旧僚王著（928-969）没有当上宰相，他感到有点对不起王著。他跟范质等人说：“王著是朕做藩王的时候就跟着朕的老人了，朕这次病重，看来是不行了，朕走之后，你们替朕办一件事，就是用遗诏的形式任命王著为宰相，也算是了结了朕的一桩心愿。”

在这种生离死别之际，周世宗还念着跟“故人”的旧情，看似很有人情味，但作为皇帝，这种操作其实是非常不合格的。世宗这么做，只是感动了他自己，却得罪了所有人。对于宰相范质等文臣来说，王著除了是世宗的“故人”以外，几乎一无是处。

王著是后汉乾祐年间（948-950）的进士，青年时代已颇有才名，被世宗“召置门下”。广顺元年（951），世宗出任澶州（治今河南濮阳）节度使，王著被辟为观察支使，后随世宗入朝，继续随侍左右。世宗即位后，他更是一路高升，最后官至翰林学士。

自唐代中期以来，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高级顾问兼机要秘书，是文人们梦寐以求的清贵之职，在唐五代以来的文官体系中，其权势和地位离宰相仅一步之遥。许多文臣在拜相之前，担任得最多的实权要职就是翰林学士。此外，世宗与王著私人感情极好，“常召见与语，命皇子出拜，每呼学士而不名”——这通常是古代皇帝对待自己人的固定套路。

可惜的是，王著虽然有才，却是个酒鬼，做事极不靠谱，但世宗觉得他是自己人，“屡欲相之，以其嗜酒无检而罢”。在“迟留久之”之后，世宗居然在临终前向范质等人说出了“王著，藩邸旧人，我若不讳，当命为相”的遗言。

此时范质等人是什么感觉呢？

据《资治通鉴》的记载，他们见完世宗后从内廷出来，相互交底说：“王著终日只知道喝酒，天天如梦游般游走在醉乡之中，怎能胜任宰相的重任！大家千万不要泄露皇上今天交代的这件事情。”显然，范质等人是不打算遵照世宗的遗言办事的。

其实这也不怪范质他们不厚道。王著爱喝酒，喝醉之后又喜欢发酒疯，他的荒唐事在当时可是出了名的。王著在北宋初年曾因醉酒干过一件非常出格的事。

翰林学士因为要为皇帝起草重要文件，经常需要留在宫里值夜班。建隆四年（963）的春天，王著在宫中值班的时候，喝得酩酊大醉。醉酒之后居然把头发解开，遮住脸，狼狈地跑到滋德殿前大呼小叫地要求见宋太祖。身为朝廷重臣，上班的时候喝酒就算了，居然喝醉了；喝醉了也算了，竟然还耍酒疯，不顾仪容，披头散发地在大半夜跑去撞击殿门骚扰皇帝。

宋太祖可不惯着他，把他叫来一顿臭骂，顺便将他之前在妓院酗酒夜不归宿的丑事也揭发了出来。“醉宿倡家”在宋代可是严重的违纪行为。据《宋史》王著本传记载，宋太祖最后罢了王著的翰林学士之职，“黜为比部员外郎”。

翰林学士是实权要职，而比部员外郎名义上是六部之一刑部下属的比部司的副长官，但实际上只是一个领着从六品俸禄的虚职。比部名义上是负责审计和纠察中央各部门经费使用情况的司级机关，但从唐末五代以来，这些职事早已归三司勾院和磨勘、理欠司负责，比部成了一个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闲散衙门。

由于王著确实容易喝酒误事，于是，面对周世宗临终的交代，后周宰相范质等人选择的是——不要让人知道。不知周世宗泉下有知，是该高兴自己托付得人呢，还是该因托付之人没把自己的话当回事暗自神伤呢。

周世宗的遗言肯定会得罪武将，那就更是不必说的了。他们跟着世宗打了一辈子仗，临死前都没见到皇帝一面，皇帝心心念念的居然是一个只知道喝酒的书生。周世宗把众多武将排斥在外，很明显是想在自己死后建立起一个由士大夫主导的文官政府。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以宰相范质为首的后周朝廷，大概是整个五代时期唯一一个具有文官政府性质的中央政府。

周世宗的身后，跟他一起征战疆场多年的兄弟们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思之不免令人心寒。周世宗在位六年，整军经武，所向无敌，军队给他的帝王事业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这样的安排，难免会让跟着世宗南征北战的将士们心灰意冷。

事实上，后周的新皇帝恭帝虽然年幼，但朝廷有宰相等人主持，军功赏格俱在，将士们真立了功，也不至于领不到赏。黄袍加身前，赵匡胤带着士兵们开赴战场之际，军中流传着这种说法：“现在我们拼死拼活地为国家破贼杀敌，高居朝堂之上的那群文官老爷是不会到战阵上来看一眼的。我们立了功，又有谁知道！”这话直指将士们的痛点，把他们的诉求非常直白地揭开，其真正的用意是，要利用军队对文官政府的不信任，离间军队与朝廷的关系。拿这话说事的人，真正的诉求不是害怕立了功朝廷不知道，而是要趁此“将在外”的良机，“立点检为天子”，换上自己的老大当皇帝，由自己人做主。

所以这段“将士阴相与谋”的言语，只是借士兵的心声，浇赵匡胤自己胸中之块垒。而且最妙的是，这话虽然说出了赵匡胤的“心里话”，却把他的黑点洗得干干净净。谋朝篡位的事，是下面的人一时激愤的冲冠一举，赵匡胤是为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且这些阴谋他既未参与，也不知情。

因此，这段“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则知之”的表演，可谓深谙心理学与传播学的门道，绝非临场发挥、一时激情的飙演技，而是早有预谋且精心设计的一出重头戏。

为了进一步衬托“白莲花”人设，赵匡胤也拿出了影帝级的表演水准。当天夜里，将士们在外面密谋了一晚上，赵匡胤竟然在帐中内心毫无波澜地大睡了一夜。显德七年（960）正月初四黎明，“四面叫呼而起，声震原野”，都没能把他吵醒。

司马光在《涑水记闻》里说，这时“太祖尚未起”。大概是如此镇定自若太不符合常理，所以后来《续资治通鉴长编》在描写这段剧情时，称“太祖醉卧，初不省”。以醉酒为借口，让赵匡胤睡大觉，这才看似稍合情理一些。

不过，一个谎言往往要用无数个谎言才能掩盖，难免顾此失彼。醉酒的理由，细思仍然不合情理。赵匡胤身为出征大军的统帅，在军心不稳的时候醉酒酣睡，岂非有些太过没心没肺！

当将士们全副武装地冲进寝帐的时候，赵匡胤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心腹赵普和亲弟弟赵匡义（939-997）——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他在太祖即位后因避讳改名为“光义”，当上皇帝后又给自己改名为“炅”），叫醒赵匡胤，解释道：“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闻听此言，赵匡胤这才“惊起披衣”，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大家“相与扶出听事”，上演了著名的“黄袍加身”戏码。

只见一脸懵的赵匡胤被拥入军帐中的士兵们披上黄袍，“或以黄袍加太祖身，且罗拜庭下称万岁”。

尽管宋代的史书都把“黄袍加身”演绎成一场“意外”，但士兵能随手找到只有皇帝才能独享的黄袍，单从这一点来看就非常不像是因一时冲动而引发的士兵暴动事件。可以说，赵匡胤的心腹们，还是很会“抄作业”的。

十年前的乾祐三年（950），后周太祖郭威在后汉朝廷的威逼之下，被迫发动“澶州军变”。因为确属临时起意，事前完全没有准备，将士们在营帐内根本找不到“黄袍”，只能“裂黄旗以被威体，共扶抱之，呼万岁震地”。显然，郭威的这帮手下确实没什么造反的经验，事前准备是不充分的，只能把黄旗撕扯下来裹在郭威身上，权当黄袍一用。扯黄旗作黄袍，这才是为势所迫的临时起意。赵匡胤这种早就把黄袍准备好了的表演，显然不算。

显德七年（960）正月初四的早上，后周朝廷的宰相范质和王溥刚上完早朝，听到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消息后，惶惧不知所措。范质悔恨交加地抓住王溥的手说：“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

当时禁军的另一位统兵大将——天平军节度使、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闻变之后，“惶遽奔归”，打算回到自己的府第组织人马进行抵抗，结果在半路上遇到赵匡胤的死党——散员都指挥使王彦昇。王彦昇居然在大街上策马追杀身为禁军高级将领的韩通，而且一路杀到韩通的府第，将韩通及其妻儿老小一起给斩杀了。

当天上午，赵匡胤率众入城，范质和王溥等后周朝臣在将士们的挟持下来到殿前司公署与赵匡胤相见。

这时，故意脱下黄袍的赵匡胤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了一番场面话：“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还不等范质开口，赵匡胤的部将罗彦瓌仗剑走到范质、王溥面前大喊：“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在将士们的逼迫之下，王溥“降阶先拜”，范质也只好“不得已从之，遂称万岁”。范、王二人，与赵匡胤从同僚变成臣子，一声万岁，君臣名分遂定。当天下午，赵匡胤在礼官的扶掖之下走进了举行重大典礼的崇元殿，穿戴好皇帝专属的衮冕礼服，“即皇帝位”。

显德七年（960）正月初四遂成为后周王朝的最后一天，从第二天开始，就是大宋建隆元年（960）正月初五了。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

即位之后的几天里，宋太祖开始着手奖赏从龙功臣，给自己的亲信和前朝重臣加官进爵，同时通知内外藩镇和南唐等名义上已尊奉中原正朔的南方割据政权改朝换代之事。除此之外，宋太祖主要干了两件事情，一是在当上皇帝的第二天制定了一个新规，要求征发丁夫疏浚汴河河道时，不得让老百姓自备糗粮，所有费用须由官府负担；二是在安排妥当了本朝功臣和前朝重臣后，召集百官商议赵氏皇家宗庙的制度设计和待遇安排。

宋太祖和他的群臣，全然忘了还有契丹、北汉联军南下的紧急军情需要去处理。只剩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在这个月月底留下的一句不清不楚的交代——“镇州言契丹与北汉兵皆遁去”。

契丹与北汉联军南下，来得莫名其妙，撤得也莫名其妙，其目的似乎就是给赵匡胤黄袍加身制造机会。

现在回过头来看镇、定二州在大年初一传来所谓契丹与北汉联军入侵的紧急军情，不免感觉疑点重重。这也难怪清初著名诗人查慎行（1650-1727）慨叹“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查慎行觉得不可思议的，并不是士兵拥立主帅、黄袍加身的闹剧，他想不通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将士们闹出“黄袍加身”这场大戏，公开的理由是在抵抗契丹、北汉南侵的军事行动中，因皇帝幼弱，前线将士立功后害怕功劳不为人知，即：“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则知之？”

有意思的是，黄袍加身前，将士们的诉求是“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但“诸将有主”之后，士兵们却都“解甲还营”。在陈桥驿这么一闹之后，赵匡胤带着禁军主力班师还朝，夺下后周皇位，实际上禁军主力并没有开赴前线，赵匡胤似乎完全没有把这件军国大事放在心上。面对十万火急的军情，刚刚建国的大宋君臣居然不再调兵遣将，及时救援，反倒有心情去管修汴河的工人自带干粮上工的小事。更奇怪的是，赵匡胤这么一顿操作下来，前线竟然也安然无恙。没过几天，契丹与北汉的联军便自己撤兵回去了。

“一著黄袍便罢兵”，你说奇怪不奇怪！

清代中期的著名史学家赵翼（1727-1814）看到查慎行的这首诗后，在其所著的《廿二史札记》中嘲讽查慎行“不知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相沿为故事”，反以为这是“世所稀有之异事”，指责查慎行少见多怪。其实这是赵翼自己没读懂这首诗真正阴阳怪气的点在哪里。

赵匡胤在紧急军情面前淡定自若，这一点“细思极恐”。这个所谓的紧急军情，大概率是赵匡胤和他的亲信们无中生有地搞出来的谣言。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份紧急军情事实上一点也不紧急。

那么，契丹方面有没有真的大举进攻镇、定二州的可能呢？翻检《辽史》可以看到，应历十年（960）正月，整个辽国都无事可记，只有一条记事，就是“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废周自立”。而且，十多天前，辽国内部才刚刚经历了一次内乱。应历九年（959）十二月九日，王子敌烈、前宣徽使海思及萧达干等人谋反，当天就败露被抓了。十二月十日，辽穆宗举行了祭祀仪式，将平定逆党之事上告天地祖宗。显然，此时的契丹，不太可能有心情组织兵马大举南下。

更重要的是，镇、定二州作为当时后周北境的两大重镇，军事实力足以抵御外敌入侵。尤其是镇州，乃是著名的成德军节度使驻地，其历史可追溯到著名的安史之乱。宝应元年（762），为了笼络和稳住被迫归附唐朝但又手握重兵的安史叛军旧部，唐廷将安史旧部控制的恒州（后改名镇州）、赵州（治今河北赵县）、深州（治今河北深州）、定州、易州（治今河北易县）等地设置为一个藩镇，大历十二年（777）正式赐军号“成德军”。成德军素来号称“河朔强藩”，此后将近两百年，镇州一直都是成德军节度使的驻地。

建中三年（782），唐廷为分化成德军的势力，将定州和易州等地划出，创置了义武军。义武军的地盘不如成德军大，军队也没有成德军多，但处于边境的“三不管”地带，战事频繁，所辖部队的战斗力相当强悍。

唐五代以来，成德军和义武军都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绝不至于北汉、契丹的军队一有行动，就吓得慌忙向朝廷告急。

成德军自周世宗以来，就由后周的开国元勋、久经战阵的名将郭崇（908-965）坐镇。郭崇为应州（治今山西应县）人，“父祖俱代北酋长”。应州一带本是9世纪初沙陀人东迁代北时的主要聚居地之一，郭崇当为沙陀人无疑。郭崇“弱冠以勇力应募为卒”，后因骁勇善战成为后周太祖郭威的亲信大将。澶州军变以及郭威代后汉自立的过程中，郭崇前后周旋，居功至伟。周太祖时代，他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典掌禁军多年，直到周太祖临死前，才被外放为镇宁军节度使（驻地在澶州）。

郭崇在周世宗在位期间，与北汉和契丹多有交锋，且从无败绩，对敌经验丰富。据《宋史》郭崇本传记载，显德四年（957），“契丹出骑万乘余掠边”，郭崇不但成功地挡住了敌军的进攻，还率军反攻，“攻下束鹿县，斩数百级，俘获甚众”。

而义武军的实战能力，在当时甚至比成德军还要强悍得多。周世宗时，义武军节度使是当地豪强出身的孙行友（902-981）。定州自唐末五代以来，处于中原王朝与契丹的交界地带，战事不断。契丹人打过来，老百姓固然会惨遭屠戮；官军来了，征粮征兵，老百姓也疲于应付。恰好定州西边二百里的地方有一座大山叫“狼山”，山中有堡寨。为了躲避契丹军队和中原官军的骚扰，很多老百姓都跑到狼山避乱，人就越聚越多。

狼山中有一个名叫孙深意的尼姑，善于表演法术，众人皆奉之若神明，孙行友一家都是神尼的忠实信徒。神尼“坐亡”之后，孙家继续打着神尼的旗号，“因以其术然香灯”，成为狼山流民的首领。依靠这些相信神术的流民，孙家拉出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每契丹军来，必率其徒袭击之”，“捍御侵轶，多所杀获”。

到后周建立时，孙家经营定州一带已经二十多年，周太祖遂任命孙行友为义武军节度使。孙行友与契丹打了一辈子的仗，久经战阵，是个敢打敢拼的主儿。显德六年（959）周世宗北伐契丹时，孙行友曾奉命率义武军主力攻克契丹占据的易州，生擒契丹任命的刺史李在钦。

所以，显德七年（960）大年初一的时候，即便真有北汉、契丹联军南侵之事，镇、定二州的军事实力也足以抵御外敌。就算需要朝廷从中央派兵增援，也不至于要在大年初一的特殊时刻催促朝廷发兵相救。

此外，郭崇和孙行友长期在外，与赵匡胤等禁军大将并无交集，且以二人的地位和背景，也绝无可能帮助周世宗时代才在军中崛起的新人赵匡胤造谣，为他制造篡夺后周江山的机会。所以，镇、定二州的虚假军情，很有可能根本不是镇、定二州上报的，而是赵匡胤等人自己炮制出的一条只在京城内外流传的谣言。

选在大年初一造谣，就是要利用这个举国欢庆的时间点来衬托“主少国疑”的危机气氛。事实上，周世宗死于显德六年（959）六月，周恭帝虽然年幼，但有宰相辅政，日常事务并无滞碍，半年多以来，一切运行如常。手握禁军兵权且又得将士人心的赵匡胤一直无机可乘。镇、定二州虚假军情的谣言一来，立即让周世宗留下的文官政府慌了神，京城的气氛这才紧张起来。

赵匡胤及其亲信深谙造谣与传谣的门道，细看这段历史可以发现，黄袍加身的操作之所以能够大获成功，依靠的是一个精妙的造谣加传谣的“连环计”。整个过程中，他们先后制造了三个谣言。

第一个谣言是大年初一镇、定二州的虚假军情，这在京城上下制造了恐慌的氛围。紧接着，在大年初二，又在京城散布“策点检为天子”的谣言，为赵匡胤的兵变夺位营造舆论氛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二，殿前副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率领先头部队从京城出发之时，开封城里开始谣言四起，“时都下讙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

所谓“讙言”，是一个动词，意思是众口嘈杂地传说某件事情。利用大众之口，将某些隐秘之事宣之于世，历史上类似的事屡见不鲜，最有名的就是汉宣帝解决权臣霍氏的故事。据《汉书》记载，霍光死后，霍氏子弟经常在一起宣泄对宣帝的不满，有人说起“民间讙言霍氏毒杀许皇后”，霍家子弟认为这是皇帝准备对他们下手而故意散布的谣言，危机感陡增，因此有了铤而走险的想法。最终霍家因谋反事败，霍家子弟或自杀，或被诛，霍氏势力被消灭殆尽。

成功的谣言，往往伴随着恐慌。契丹与北汉联军南侵和“策点检为天子”的两个谣言一前一后相继登台，一个是在渲染外患即将到来、一个是在营造内乱即将发生的氛围。在内外相交的双重恐慌之下，“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谣言与恐慌像一对孪生兄弟，两者都带有极强的“传染性”。

恐慌一般都是通过口头交流（即传播谣言）的方式在人群中散布开来，且多数情况下底层民众更容易被恐慌性的谣言鼓动，因为他们对大局一知半解，缺乏准确信息，往往容易在统治阶层下大棋的时候，陷入盲目和忧虑之中。

“点检做天子”的谣言，其实前一年夏天就已经在社会上流行开来。显德七年（960）春节这次，不过是翻炒旧闻罢了。

据《旧五代史》记载，显德六年（959）夏，周世宗亲征契丹，试图一举收复幽州时，“一日，忽于地中得一木，长二三尺，如人之揭物者”，拿起来一看，上面赫然写着“点检做”三字。这件事情，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就是想借这个写着“点检做”三字的木牌散布“点检做天子”的流言。而其时的殿前都点检，正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928-1000）。这件事明显是针对张永德的。史书上说当时“观者莫测何物也”，围观的人纯属揣着明白装糊涂。

古往今来，许多人都怀疑，“点检做天子”的流言就是赵匡胤在背后策划的，因为从后来的历史走向来看，他是最大的受益人。本着谁受益、谁造谣的原则，赵匡胤“作案”的嫌疑当然最大。

《旧五代史》在讲完“点检做”木牌事件后评论说，此事之后不久，“今上始受点检之命，明年春，果自此职以副人望，则‘点检做’之言乃神符也”。这个评述，看似是在为赵匡胤表彰天命，其实是“高级黑”。这么一来，这个天意难测的偶然事件，成为赵匡胤走向人生巅峰的“符命”，岂不是在告诉世人，此事跟他绝对脱不了干系！《旧五代史》成书于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宋初史臣们的态度或可从中一窥。

不过，这种看穿一切的洞见，有可能只是后见之明的偏见。

事实上，在当时，这件怪事真正的受益者，不是赵匡胤，而是周世宗。赵匡胤最后渔翁得利，绝对是周世宗始料未及的。

其时世宗已沉疴不起，自知当不久于人世。身后之事，大概是这段时间他最大的心事。后周皇室情况之复杂，在整个历史上都是非常特殊的。在后周太祖郭威起兵前，后汉隐帝先下手为强，杀其全家，郭威三个成年的儿子一起殒命，导致其称帝后无亲儿子可以继位。世宗从小跟随姑母柴氏与姑父郭威一起生活，成为郭威的养子。因为郭威的亲子已经死绝，世宗后来是靠养子的身份继位为后周皇帝的。

张永德是太原本地的富豪，其父张颖年轻的时候，与尚是军中小吏的郭威成为至交好友，约为婚姻。张永德娶了郭威的女儿晋国公主，也算是郭威的半个儿子。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周世宗离开人世，后周皇室宗亲中，论身份、论地位，最有资格和最有实力做皇帝的就是张永德。事实上，周世宗儿子继位的合法性不见得就比张永德高多少，加上世宗最年长的儿子，即后来的周恭帝此时也还只有七岁；而张永德正当盛年，且又军功赫赫，还是禁军最精锐的殿前军的统帅——殿前都点检。在周世宗看来，对自己的孤儿寡妇威胁最大的，非自己的这个好妹夫莫属了。

“点检做”木牌的突然出现，让张永德一下子陷入极为尴尬的嫌疑之地，也给世宗提供了一个处理张永德的契机——世宗以上天示警为由头，拿掉了张永德的军职。

事后不久，世宗下诏，“澶州节度使兼殿前都点检、驸马都尉张永德落军职，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以明升暗降的方式解除了张永德的兵权，让自己的亲信将领赵匡胤接任殿前都点检。这一安排非常及时，十天之后，世宗崩殂。此后，张永德一直在外任节度使，远离京城这个权力中心，从此与皇位无缘。若非这一番人事更替，半年之后，黄袍加身的很可能就是张永德而非赵匡胤了。

赵匡胤在这件事情上可以说是捡了个大漏。事情发展到这里，好像赵匡胤又脱不了干系了。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件事是赵匡胤看透了世宗的心思，因此借机散布流言中伤张永德，好让自己上位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赵匡胤虽然成了“点检做”木牌事件最后的获益者，但在当时，他只不过是世宗用来牵制张永德的一颗棋子罢了。说到底，这件事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周世宗本人，主导这件事情的“幕后玩家”，应该也是并且只能是世宗本人。赵匡胤是周世宗整顿禁军后成长起来的军界新秀，根基不深，想要在世宗和张永德的眼皮底下搞小动作而不被发现是不太可能的。事实上，这块“点检做”木牌的出现，只能是世宗本人亲手安排，旁人难以插手。

据《旧五代史》记载，“点检做”木牌发现的过程是，“帝之北征也，凡供军之物皆令自京递送行在。一日，忽于地中得一木”，玩其文意，这块神木虽然是从地里挖出来的，但出土地恐怕不是“第一案发现场”。这块木牌，大概率是世宗命人在京城做好后，用供应前线军需物资的运输渠道送过来的。

所以说，赵匡胤及其亲信在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二翻炒半年前“点检做天子”的旧闻，简直太懂怎么造谣和传谣了。热点旧闻已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谣言再次出现，对大众来说又有预言即将成真的心理暗示，所以把旧闻变成谣言会更有说服力。如果说，“点检做天子”的传闻第一次出现时大家还半信半疑的话，第二次出现，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次一定会应验。这对于击破大众的心理防线非常有用。从“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的情况来看，显德七年正月初二的这场谣言大戏效果很好。紧接着，第三个谣言也开始在京城弥漫开来。

显德七年正月初三，京城的民众看到出征大军从爱景门出发时，“纪律严甚”，于是大家先前的恐慌情绪有所缓解，“众心稍安”。

这时，又有一个号称精通天文的下级军官苗训跑出来，在人群中散布赵匡胤天命攸归的流言。据说这时的天空中，“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苗训跑去指着天上的两个太阳对赵匡胤的“亲吏”楚昭辅说：“此天命也。”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天上出现两个太阳，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天象就是上天的意志，上天已提前宣告，将有新皇帝取代旧皇帝。黑光磨荡，显然是指新太阳正在取代旧太阳，改朝换代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了。

赵匡胤及其亲信造谣传谣手段之高，还表现在对谣言的精准投放和管控上。这三个谣言一环扣一环地相继放出，受众却不完全一样。北汉与契丹联军南下的谣言主要针对的是后周君臣，目的是要后周朝廷在情急之下让赵匡胤带兵出征，以便获得战时的禁军指挥权。当然，这个消息为老百姓所知，对于烘托紧张气氛也是有利的，所以赵匡胤等人并没有阻止这个军情泄露到民间——遇到这种紧急军情，为了安定人心，向老百姓隐瞒真相才是常态。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军情是真的，老百姓应该没有机会知道。

“策点检为天子”的谣言，其受众是京城的士人百姓，以及随军出征的广大将士，目的是为赵匡胤夺位制造舆论。但这个谣言，虽然属于趁乱起哄，却不是完全虚假，某种程度上就是赵匡胤的真实心声，所以在完全掌控局面以前，是不能让后周君臣知道的。

这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往往对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永远会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当“策点检为天子”的谣言传得满城风雨，京中“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的时候，“惟内庭晏然不知”。当赵匡胤之心人尽皆知的时候，周恭帝以及后周朝廷主政的宰相范质、王溥等人还浑然不知。等到显德七年（960）正月初四，一切安排妥当，赵匡胤率军回到京城之前，才派人提前回京将消息告诉范质等人。

赵匡胤的天命宣传，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瓦解人心的作用，为他回师夺位减少了许多阻力。从陈桥驿回到京城的整个过程中，除了光杆司令韩通试图反抗、最后全家被杀以外，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更不用说有组织的军队抵抗了。其实，就连韩通的儿子韩微都接受了赵匡胤乃天命所归的宣扬，曾试图劝说自己的父亲放弃抵抗，接受现实。《宋史》韩通本传称韩微“见太祖有人望，常劝通早为之所”，意即让自己的父亲不要跟赵匡胤作对，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韩通没听儿子的话，为韩家招来了灭门之祸。不过韩通的负隅顽抗也给赵匡胤的天命自信留下了不小的阴影。韩通之死，使得大宋开国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的神话多少有些不够完美。多年以后，赵匡胤偶然见到韩通和他儿子的画像，仍然被勾起了非常不愉快的回忆。据《宋史》韩通本传记载，“后太祖幸开宝寺，见通及其子画像于壁，遽命去之”。

从显德七年正月初一到正月初三，赵匡胤及其亲信的这一套连环计操作下来，为赵匡胤取代后周称帝打下了非常好的舆论基础。天命人心，俱归艺祖，改朝换代在第四天终于顺利完成。可以说，谣言在大宋王朝的开国传奇中，发挥了微妙且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间来到北宋末年，一轮又一轮有关大宋要亡国的流言开始甚嚣尘上。这时候，大家认为，天命已不在宋朝这边了。

宣和五年（1123），在金军一连串猛烈的攻势之下，辽国五京尽失，亡国已在旦夕之间。1123年四月，在与宋朝达成盟约之后，金军主动让出幽州及附近四州给宋朝，宋军在举国欢腾的气氛中进驻幽州（燕京）。北宋君臣多年想而不得的幽州故土，终于回到了中原王朝的怀抱。此时，距五代天下离乱、幽州落入契丹之手已快两百年了。

宣和四年（1122）十月，当宋军攻下易州的时候，宋徽宗就已迫不及待地将幽州改称“燕山府”。但宋军前线将帅不是贪官就是庸将，连战斗力弱的辽军也打不过，最终惨败，“烧营而奔，五军杂遝，扰攘散走，自相践蹂奔堕崖涧者，莫知其数”。宋朝不得不向金国求援，金太祖答应出兵帮助宋军收复幽州等地。1122年十二月，金太祖挥师南下，攻占幽州。

在宋朝答应每年额外增加100万贯“代税钱”以后，金国答应将燕山府及其附属四州——檀州（治今北京密云）、顺州（治今北京顺义）、蓟州（治今天津蓟州）、景州（治今河北遵化）归还宋朝。但金军撤离前，在城中大肆搜刮钱财，劫掠人口，“合境不胜残扰”。幽州自五代中后期以来，长期处于契丹的管治之下，客观上避开了中原的战乱。宋初虽有收复燕云之役，但宋军每次都受阻于幽州城外，幽州城里的人民并未受到太多的战祸之苦。其后订澶渊之盟，两国和好，幽州人民安居乐业了百余年，号称富庶，经此之乱，几成废墟。

很多成了大宋燕山府民的幽州老百姓，在战乱之后过上了流离失所的生活，不得不跑到京城开封混口饭吃。据说，宣和末年（1124-1125），这些燕京旧人来到开封，也把自己的特色歌舞带了过来，其中最有名的是《臻蓬蓬歌》。此歌音节欢快，一边唱，一边跳，很受京城人民的喜爱，“人无不喜闻其声而效之”。但这首歌的歌词却暗藏玄机。

“臻蓬蓬，外头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满城不见主人翁。”——这首歌随着燕人的到来唱遍了开封各地。

此时的开封，正是《清明上河图》里描绘的繁华帝京，处处是盛世如愿的欢歌。但这首燕人的民谣，却暗示徽宗朝廷这帮昏君奸臣早已掏空了大宋王朝，现下的繁华景象不过是“外头花花里头空”罢了。外强中干的北宋，跟风烛残年的辽国一样，都已经离亡国不远了。“明年正二月”就是宋朝的末日，而到时整个京城开封将再也看不到主人家。

如此不吉利的唱词，北宋朝廷却以“词本虏谶，故京师不禁”，没当回事。宋人甚至以为这说的是别人家的事，哪知最后发现小丑竟是自己。

巧的是，北宋的亡国真的就发生在正月和二月。靖康二年（1127）正月，宋钦宗在金军的逼迫之下出城到金军大营谈判，从此被扣留，这时北宋实际上已经亡国了。二月，金朝统治集团正式决策废黜钦宗。北宋末年的太学生丁特起在《孤臣泣血录》中记载，当天钦宗被叫去听读金太宗的圣旨，诏书宣读完毕之后，“金人迫上脱去赭袍，尽皆扯裂”。随后，金人将徽、钦二帝以及赵宋宗室子弟悉数虏劫而去。开封城中的赵家人，除了赵构一个漏网之鱼以外，皆被一扫而空。

至此，北宋亡国已成定局。南宋人江万里（1198-1275）在其所著的《宣政杂录》中煞有介事地分析说，这首歌谣中的“明年正二月”指的是“次年正月，徽宗南幸。次年，二圣北狩”，显然未明个中机窍。

江万里在南宋末年曾经当过宰相。《宣政杂录》，顾名思义，其主题主要是讲述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的各种故事，其中收录了北宋亡国时的许多怪异现象。据此书所说，除《臻蓬蓬歌》之外，流落京城开封的燕人，还有很多预言北宋亡国的把戏，其中一个是杂耍表演，“其伎有以数丈长竿系椅于杪，伎者坐椅上，少顷，下投于尖刀所围小棘坑中，无偏颇之失”。

这个表演的看点是，提前拿一根长竿，把一张椅子绑在竿头，表演者从摇摇欲坠的坐椅上纵身跃下，投身于四周都是尖刀的小棘坑中，这是拿命在搏眼球啊！试想一下，飞身而下的时候，如果稍有不慎，落在尖刀上，必定非死即伤，后果堪虞。

不过，这个表演真正的高潮不是表演者甘冒大险投身棘坑，而是他纵身一跃之前，总会念念有词地唱诵一首怪诗，其辞为：“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地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这几句诗似乎是在暗示，宋朝虽然从辽国手中收复了幽燕地区，但须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道理，宋朝也马上会像辽国一样，亡于新兴的金人之手。

宋代市民娱乐文化发达，尤其是京城，勾栏瓦舍遍地开花，茶楼酒肆无所不在，百戏伎艺的繁盛使得信息传播的渠道极其接地气，这也大大增强了人们通过口耳眼目获取并传递信息的能力。当“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之时，这些由辽国的燕京旧人带来宋朝汴京开封的谣言，遍传于市井街巷之间。待到金军真的大举南下，这些谣言必然会在民间发酵成为宋朝命中注定的亡国预兆，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瓦解军心民心的作用。

到南宋末年，各种亡国的谣言大戏也开始精彩上演。

咸淳六年（1270），朝廷以宋度宗的名义下诏，明令“其自宫禁，敢以珠翠销金为首饰服用，必罚无贷。臣庶之家，亦宜体悉”。这一禁令客观上导致了临安城中妇女的审美转向，“以碾玉为首饰”“簪琉璃花”的打扮，很快从临安风靡全国。于是，“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的歌谣声闻四方。“琉璃”的流行，“识者以为流离之兆”。

果然，没过几年，宋元战场的形势就急转直下。咸淳九年（1273），坚持多年的襄阳失守，至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军攻破临安，天下流离的预警果然一步步成真。宋度宗时代，以“琉璃”喻“流离”，借此大造天下即将大乱的谣言，未免还有些隐晦。度宗死后，年方四岁的恭帝即位，亡国的谣言就传得更凶了。

元人刘一清所著的《钱塘遗事》记载，咸淳十年（1274）科举考试结果一公布，立即引得人们议论纷纷。因为进士第一名叫王龙泽，第二名叫路万里，第三名叫胡幼黄。这三个人的名字，要是放在平时实属平平无奇，但在南宋末年风雨飘摇之际，有人就开始编排起他们的名字来了。有人说，这三个名字都是亡国之名。临安城中很快就传出这样的流言：“龙在泽，飞不得；万里路，行不得；幼而黄，医不得。”

这则谣言的意思是：飞龙落地，困于草泽；万里之路，有颠沛流离之忧；幼草枯黄，必是不治之症，放弃治疗吧！这“三不得”的说辞，把一个王朝的末日凄凉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南宋亡国后，关于南宋之所以灭亡的戏剧性的传言更多了，其中之一便是宋太祖与周世宗的宿缘纠葛。

明代中叶的郎瑛（1487-1566）在其所著的《七修类稿》中说，当年元军统帅伯颜攻下临安后，有人曾经一睹他的面容。后来这个人有机会在历代帝王庙里见到周世宗的画像，发现伯颜与周世宗的相貌居然完全一样——“分毫不爽”。因此，在世人看来，赵家天下的终结是天理循环、报应不爽的宿命。

有趣的是，《新五代史》称周世宗“器貌英奇”。伯颜本是蒙古宗王旭烈兀（1217-1265）的家臣。旭烈兀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弟弟，早年随另一宗王拔都（1209-1256）西征，打下了西亚的大片地盘，成为蒙古四大汗国之一伊儿汗国的开创者。伯颜年轻的时候，被旭烈兀带去觐见忽必烈。据《元史》记载，忽必烈在第一次见到伯颜时，“见其貌伟”，惊呼：“非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于是，伯颜留在元世祖的身边，从此走上了封侯拜相的“开挂”人生之路。

伯颜的“貌伟”之相，连藏文史籍《汉藏史集》（约完稿于1434年）都有记载，说他“躯貌魁伟”。尽管如此，周世宗和伯颜二人，或许气质上有相似之处，要“分毫不爽”就不可能了。这个伯颜酷似周世宗的谣传，绝对是好事者有意为之，不会是真的。但这又是宋代三百年来流行的国运与天命舆论的一种正常反应。

宋太祖自己也承认有负周世宗，当皇帝后，也因为这件事，被赵普“怼”得哑口无言。宋太祖有一次想让宿将符彦卿主管军务，赵普以为符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权”，太祖自信地说：“朕待彦卿厚，彦卿岂负朕耶！”结果被赵普反手“打脸”。赵普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金句：“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太祖听后，先前在赵普面前的那种骄虚之气一下子消失了，只能“默然”。

宋太祖与周世宗的这种恩怨交融的复杂感情，在宋代就已被编排出许多谣言故事。王巩（1048-1117）在其所著《随手杂录》里说，宋太祖即位后，第一次进宫，见到宫嫔抱着一个小孩儿，随口问了一句小孩儿的情况，宫人回话说：“世宗子也。”当时范质、赵普和潘美等一干大臣都在现场，太祖看着赵普等人，询问应该怎么处理，赵普等人齐声答曰：“去之。”也就是杀之以除后患。只有潘美和一个武将在后面不肯说话。太祖便知道潘美这是有想法了。

“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也。”宋太祖低头说道。宋太祖也知道，自己凭着周世宗的提拔、重用和信任，才有今天。对恩人的儿子搞斩草除根，属实是有些过分了。

潘美迟疑一阵儿后，还是对宋太祖说出了心里话，他坦言道：“臣与陛下北面事世宗，劝陛下杀之，即负世宗，劝陛下不杀，则陛下必致疑。”

潘美的这番说辞，看似不偏不倚，中立于宋太祖与周世宗之间，可是面对这种事情，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其实是很有风险的。他这话的意思分明是杀了不好，但是杀与不杀，决定只能由太祖自己来做，他身为臣子，不敢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

在潘美的感化之下，太祖最后决定放过周世宗的这个遗孤，让潘美收养这个孩子做了大侄子，并且特意点拨潘美，让他把周世宗的儿子当侄子养，因为“世宗子不可为尔子也”。这个故事看起来令人颇为感动，潘美在面对考验的时候，敢于坚持人性，促使太祖对世宗产生愧疚之情，对世宗的儿子产生恻隐之心。潘美这个古典戏剧里常常以大反派形象出场的人物，在这个故事里，却是一个有良心的大好人。

潘美是太祖的心腹，二人私人感情极好。他敢于在这种微妙的事情上插一手似乎也合情合理。太祖黄袍加身那天，奉命提前回到京城传递消息的人，就是潘美。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黄袍加身的宋太祖带着北征大军从陈桥驿回师京城，“乃整军自仁和门入，秋毫无所犯。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见执政谕意”。这条史料显示，潘美是以太祖私人代表的身份提前回城，把兵变的事态通报给范质等后周执政大臣，为稍后太祖的登基仪式铺路的。

《随手杂录》所记的另外一条逸闻，也透露出太祖与潘美的关系非比寻常。太祖没事的时候，经常召潘美入宫，“或与之纵饮，至令宫女解衣，无复君臣之礼”。太祖与潘美平时可以一起喝酒，一起做一些出格的事情。无君臣之礼的潜台词就是有兄弟之情。背景这么深厚的潘美帮太祖给世宗养儿子，既能让太祖对世宗的负疚之心稍有所减，又不会让太祖因此对其产生不满与猜忌的情绪。于太祖而言，这是好兄弟在帮自己“背锅”啊！

可惜的是，这个故事虽然动人，却是无根之言，既不能证伪，也不能证实。说它是谣言，一点也不为过。宋代最著名的理学大师朱熹（1130-1200）曾为《诗经·大雅·荡》“流言以对，寇攘式内”一句作注，他解释说：“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对这种无根之言，不必纠缠。

儒家经典《礼记》主张“流言不极”，唐代的经学家、孔子的三十二代孙孔颖达（574-648）解释说，为什么“流言不极”呢？因为有大智慧的人，“若闻流传之言”，正确的做法是“不穷其根本所从出处也”，也就是不把它当回事，更不去深究这个说法的来龙去脉。“识虑深远”的人，面对流言正确的做法是“闻之则解”，也就是对于流言，听听就算了，不会想着“穷极其所出也”，那样做只会浪费精力，自寻烦恼。

不过，检验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再听人说一遍这个谣言，因为真相永远藏在细节里。没有一个编造的故事，可以被分毫不差地重讲一遍。巧的是，这个故事，被两宋之交的王铚（？—1144）在其所著的《默记》中又讲过一次。他说太祖即位后，“艺祖与诸将同入内，六宫迎拜。有二小儿丱角者，宫人抱之亦拜”，太祖“询之”，宫人相告，“乃世宗二子”。这个故事里的太祖，性情就狠辣得多了，不等赵普等人出来唱黑脸，直接对诸将说：“此复何待！”——留着他们等着过年吗！

左右之人闻言，即将这两个小儿“提去”，打算马上处理掉，此时“潘美在后以手掐殿柱，低头不语”。太祖见状，诘问潘美：“汝以为不可耶？”潘美很镇定地说：“臣岂敢以为不可，但于理未安。”听闻此言，太祖也觉得不妥，“即命追还”，然后“以其一人赐美”。事后，潘美“收之以为子”。

故事讲到这里，真相已经呼之欲出了。王铚的版本与王巩的说法虽然“大同”，但小异的地方，却几乎全异，尤其是王巩煞有介事地解释潘美只能把这个孩子当侄子养，而王铚直接说当儿子了。

太祖代后周称帝后，作为世宗正牌继承人的恭帝活得好好的，对于没什么威胁的世宗其余幼子，太祖不一定会动杀心。这类故事反映了宋代社会舆论对世宗的同情，以及太祖对那些还想着世宗恩情的昔日兄弟们的宽容。类似的传闻还有不少，比如前面提到的，世宗临死前还想着的酒鬼王著，宋人也给他编排过类似的剧情。

《国老谈苑》大概成书于仁宗时期，作者自号“夷门隐叟君玉”，“夷门”为开封的别称，这个花名类似于“开封的一个隐居小老头君玉”，作者显然不想让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在这本书里，作者讲述了有人想利用王著与周世宗的亲近关系中伤他但没有成功的故事。有一次王著到宫中参加御宴，宴会结束后，“乘醉喧哗”。太祖这次倒是对他颇为优容，见他发酒疯，只是命人把他扶出去了事。但没想到，王著却不肯就这么走了，他跑到一旁的屏风边上，“掩袂恸哭”了起来。

第二天，有人跑来跟太祖说，王著昨天又哭又闹的，是在“思念世宗”。太祖听后，却不以为意地说“此酒徒也”。并且解释说，王著为世宗幕府旧人，思念世宗，情有可原。而且他的情况，我一向都清楚，这都不算什么事。当然，太祖最后也不忘强调，就算王著真有什么想法也无济于事，他自信地对前来搬弄是非的人解释道：“况一书生，虽哭世宗，能何为也？”

宋太祖对周世宗的这种复杂感情，宋人看在眼里，编出一些世宗与太祖之间的牵扯，也就好理解了。

更有意思的是，有关宋代亡国的谣言，并没有因为宋朝的灭亡而终结。南宋灭亡后，社会上流传着一种有关宋代国运的因果循环论。元末的陶宗仪（1329-1412）在其所著的札记《南村辍耕录》中把这事说得玄之又玄，神乎其神。他说“宋之兴，始于后周恭帝显德七年”，而“及其亡也，终于少帝德祐元年”，兴亡之间，也太巧了吧，因为少帝名叫“赵㬎”，年号叫“德祐”，合起来正好与后周亡国的年号“显（繁体字写作“顯”）德”相应。这不正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嘛！

陈桥兵变，太祖黄袍加身，代后周而建宋，源于大年初一北汉、契丹联军大举入寇的谣言；南宋末年，江湖传言，灭宋的元军主帅伯颜相貌酷似周世宗。这暗示着赵家天下的终结是天理循环，报应不爽。宋代可谓以谣言始，以谣言终。宋代是一个谣言满天飞的年代，宋人的谣言故事既是有趣的谈资，又是打开被正统历史记载遮蔽的宋代社会的一把密钥，里面蕴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