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洞里，罗伯特·乔丹挨着炉火坐在角落里一只蒙着生牛皮的凳子上，听那妇人说话。她正在洗盘碟，那姑娘玛丽亚在把它们擦干，放在一边，然后跪下把它们放进在洞壁凿出来当柜子用的凹洞。

“奇怪，”妇人说，“聋子没来。一小时前就该到了。”

“你通知过叫他来吗？”

“没有。他每晚都来。”

“也许他正有事。有什么工作。”

“可能，”她说。“他要是不来，我们只得明天去看他。”

“好吧。离这儿远吗？”

“不远。出去走走不错。我需要活动活动。”

“我能去吗？”玛丽亚问。“我也可以去吗，比拉尔？”

“可以，美人儿，”妇人说，接着转过她的大脸，“她不是很漂亮吗？”她问罗伯特·乔丹。“你觉得她怎么样？太瘦一点？”

“我看她很不错，”罗伯特·乔丹说。玛丽亚把他的杯子斟满了酒。“把它喝了，”她说。“这样会使我显得还要好看。得喝许多才会觉得我很漂亮。”

“那我还是不喝的好，”罗伯特·乔丹说。“你已经很漂亮，并且还不仅是这样。”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妇人说。“你讲得像个好样的。她看上去还有什么优点？”

“聪明，”罗伯特·乔丹这话说来叫人不相信。玛丽亚吃吃地笑，那妇人伤心地摇摇头。“你开头说得多好，结果却说这种话，堂罗伯托[“堂”原文为Don，为西班牙语中对男人的尊称。]。”

“别叫我堂罗伯托。”

“这是开开玩笑。我们这儿把堂巴勃罗当笑话说。就像我们把玛丽亚小姐也当笑话说。”

“我不开这种玩笑，”罗伯特·乔丹说。“依我看，在这次战争中大家应当严肃地称呼同志。玩笑一开头，就会导致堕落。”

“你对你的政治真像对宗教那么虔诚，”妇人逗他。“你不开玩笑？”

“开。我很爱开玩笑，可不是以称呼的方式来开。称呼好比旗帜啊。”

“我可以拿旗帜来开玩笑。不管什么旗帜，”妇人笑着说。“依我看，人家开的玩笑都算不上什么。我们管那面黄、金两色的老旗叫脓和血。那面加上紫色的共和国国旗，我们管它叫做血、脓和高锰酸钾。那是开玩笑啰。”

“他是共产党，”玛丽亚说。“他们是非常严肃的人。”

“你是共产党吗？”

“不，我是反法西斯主义者。”

“很久了？”

“自从我了解了法西斯主义以来。”

“有多久了？”

“差不多十年了。”

“那时间不算长，”妇人说。“我当了二十年共和主义者。”

“我父亲一辈子都是共和主义者，”玛丽亚说。“就为这个，他们把他枪毙了。”

“我父亲一辈子也都是共和主义者。还有我祖父，”罗伯特·乔丹说。

“在哪一国？”

“美国。”

“他们给枪毙了？”妇人问。

“怎么会呢，”玛丽亚说。“美国是共和主义者的国家。那儿当共和主义者不会被枪毙。”

“有一个身为共和主义者的祖父反正是好事，”妇人说。“这说明好家世。”

“我祖父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罗伯特·乔丹说。这句话甚至使玛丽亚也产生了很深的印象。

“你父亲还在共和国做事？”比拉尔问。

“不。他去世了。”

“能不能问问他怎样去世的？”

“开枪自杀的。”

“为了免得遭受折磨吗？”妇人问。

“对，”罗伯特·乔丹说。“为了免得遭受折磨。”

玛丽亚望着他，两眼噙着眼泪。“我父亲，”她说，“当时弄不到武器。噢，我真高兴，你父亲运气好，能弄到枪。”

“是的。真侥幸，”罗伯特·乔丹说。“我们谈谈别的好不好？”

“这么说，你和我，我们的身世是一样的，”玛丽亚说。她把一只手放在他胳臂上，望着他的脸。他望着她那褐色的脸，望着她的眼睛，自从他见到她的眼睛以来，总觉得它们不如她脸上其他部分年轻，而现在这双眼睛突然变得饥渴、年轻、有所企求。

“看你们的模样，可做兄妹了，”妇人说。“但我相信不是兄妹倒好。”

“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有着现在这样的感觉，”玛丽亚说。“现在清楚了。”

“没的事儿，”罗伯特·乔丹说着，伸手去抚摸她的头顶。他整天都想这样做，现在真的做了，能感觉到喉头哽塞起来。在他的手的抚摸下，她挪动她的头，还抬眼向他微笑，他感到她那头短发浓密而柔顺，毛茸茸的，在他指缝中波动着。接着他一手放在她脖子上，然后垂下手去。

“再摸一下，”她说。“我整天都盼望你这么做。”

“以后再说吧，”罗伯特·乔丹说，嗓音沙哑。

“那我呢，”巴勃罗的老婆嗓音洪亮地说。“要我在旁边看着这一切吗？以为我不会动情？做不到啊。我没有更好的男人，但愿巴勃罗回来吧。”

玛丽亚这时既不理会她，也不理会在桌边烛光中玩纸牌的其他人。

“要再来杯酒吗，罗伯托？”她问。

“好，”他说。“干吗不？”

“你跟我一样，也要弄到一个酒鬼了，”巴勃罗的老婆说。“他喝了杯里的稀罕东西，还喝这喝那的。听我说，英国人。”

“不是英国人。是美国人。[因为美国人也讲英语，所以这些西班牙人自此以后经常称他为“英国人”。]”

“那么听着，美国人。你打算睡在哪儿？”

“外面。我有睡袋。”

“好，”她说。“夜里晴朗吧？”

“还会很凉。”

“那就在外面吧，”她说。“你睡在外面。你那些用具可以放在我睡的地方。”

“好吧，”罗伯特·乔丹说。

“走开一会儿，”罗伯特·乔丹对姑娘说着，把一手按在她肩上。

“干吗？”

“我想跟比拉尔说句话。”

“我必须走？”

“是的。”

“是什么事？”等姑娘走到了山洞口，站在大皮酒袋边看人打牌，巴勃罗的老婆问。

“吉卜赛人说我原该——”他开口说。

“不，”妇人打断了他的话。“他错了。”

“如果有必要要我——”罗伯特·乔丹平静但为难地说。

“刚才你是会下手的，我相信，”妇人说。“不，没必要。我在注意你。但你的判断是对的。”

“但是如果有必要——”

“不，”妇人说。“我可以肯定没必要。这吉卜赛人的心思坏透了。”

“但是人软弱了，就能成为一大危害。”

“不。你不懂。这个人已经完全不可能造成危害了。”

“我不懂。”

“你还很年轻，”她说。“以后会懂的。”她接着对姑娘说，“过来，玛丽亚。我们谈完了。”

姑娘走来，罗伯特·乔丹就伸出手，轻轻拍拍她的头。她在他的抚摸之下，像只小猫。那时他以为她要哭了。但是她的嘴角又往上牵动了一下，望着他微笑了。

“你现在还是去睡吧，”妇人对罗伯特·乔丹说。“你赶了很多路。”

“好，”罗伯特·乔丹说。“我把我的东西收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