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像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罗伯特·乔丹想。不是那种配上汽笛风琴音乐、孩子们骑在两角漆成金色的牛身上、转得很快的旋转木马。那里有投套环游戏，曼恩大街上蓝色的煤气灯傍晚就点亮，旁边有卖炸鱼的摊子，像风车似的摇彩轮[摇彩轮为游乐场中的一种直立的大轮子，四周有许多编号的格子，玩者对号获得奖品。]在旋转，皮制阻力片啪嗒啪嗒地刮打着编号的小木格，一包包当奖品的块糖堆放得像金字塔。不，不是那种旋转木马；尽管现在也有人们在等待，比如那些戴便帽的男人和穿毛线衫的、没戴帽子、头发在煤气灯光下闪闪发亮的女人，他们正站在那旋转着的摇彩轮前面。是啊，人就是那些人。但轮子却是另一种。这是种时而朝上绕着圈儿转的轮子。

现在它已转了两圈。这是个倾斜的大轮子，每转一圈，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一边比另一边高，它的回旋把你带到高处，又向下送回到原来的起点。但是并没有奖品，他想，因此谁也不愿搭乘这轮子。每次你登上去转上一圈，其实毫无上去的打算。只转一圈；顺着一条巨大的椭圆形轨道，从低到高、从高到低地转上一圈，你就回到原来的起点。我们现在又回来啦，他想，一件事也没落实。

山洞里很暖和，洞外风已停息。这时他坐在桌边，面前搁着笔记本，考虑着炸桥的所有技术问题。他画了三张草图，描绘出他的行动方案，用两张图来标明爆破方法，清楚得像幼儿园小朋友的课外作业本，这样，万一在爆破过程中他本人遇到意外，好让安塞尔莫来完成。他画好了这些草图，仔细端详。

玛丽亚坐在他旁边，从他肩后看他工作。他意识到巴勃罗就在桌子对面，其他人在聊天，玩牌，他闻到山洞里的气味，这时已不是饭菜和烹饪的气味，而是烟火味、人味、烟草味、红葡萄酒味和人的汗酸臭，玛丽亚看他快画好一张图，把一只手搁在桌上，他就用左手拿起她的手来举向自己的脸，闻闻她洗碗碟时用的劣质肥皂味和刚在水里洗过的皮肤的清香味。他把她的手搁下，看都没对她看一眼，就继续工作，没有看到她脸红了。她让她的手搁在那里，就在他的手边，但他没把它再举起来。

这时他完成了炸桥方案，翻到笔记本的另一页，开始写行动指令。对于这些，他的思路清晰而周密，写下的东西使他愉快。他在笔记本里写了两页，仔细看了一遍。

我看就是这些了，他对自己说。写得明明白白的，看来这里面没有任何漏洞吧。按照戈尔兹的命令，把那两个哨所拔掉，把那座桥炸毁，这就是我的全部任务。一切有关巴勃罗的那回事是个绝对不该由我来背的包袱，不过这问题好歹总会解决。有巴勃罗行，没有巴勃罗也行。随便怎么着，我都全不在乎。但是我不打算再登上那个轮子了。我在轮子上登上过两次，两次都转了个圈，回到原来的起点，所以我再也不跨上去了。

他合上笔记本，抬眼望着玛丽亚。“喂，美人儿，”他对她说。“你看出什么名堂来了吗？”

“没有，罗伯托，”姑娘说，把手放在他那仍旧握着铅笔的手上。“你搞好了？”

“是的。现在已经全部写好，安排好了。”

“你在干什么，英国人？”巴勃罗隔着桌子问。他的眼睛又变得迷糊了。

罗伯特·乔丹定睛注视着他。离开这轮子吧，他对自己说。别登上这轮子啦。我看它又要开始转了。

“研究桥的问题，”他有礼貌地说。

“情况怎么样？”巴勃罗问。

“很好，”罗伯特·乔丹说。“一切都很好。”

“我一直在研究撤走的问题，”巴勃罗说，罗伯特·乔丹望望他那双醉醺醺的猪眼般的眼睛，再望望那只酒缸。酒缸差不多空了。

离开那轮子吧，他对自己说。他又在喝酒了。没错。可你现在别登上那轮子啦。格兰特[格兰特（1822—1885），美国第18任总统（1869—1877），在南北战争（1860—1865）期间为北军将领。后来被任命为北军总司令。]在内战期间不是据说常常喝得醉醺醺的？他确实是如此。我打赌，要是格兰特能看到巴勃罗，他一定会对这样的对比感到恼怒。格兰特还爱抽雪茄。得，他得想法弄支雪茄给巴勃罗。这副相貌真需要添上一支雪茄才能算真正完整；咬去半支的雪茄。他能到哪里去弄支雪茄给巴勃罗呢？

“研究的结果怎么样？”罗伯特·乔丹客气地问。

“很好，”巴勃罗说，煞有介事地使劲点点头。

“你有主意了？”跟别人一起打牌的奥古斯丁在那里问。

“是的，”巴勃罗说。“各种各样的主意。”

“哪儿找到的？从那酒缸里？”奥古斯丁追问。

“也许吧，”巴勃罗说。“谁知道呢？玛丽亚，请把酒缸加满好吗？”

“那酒袋里该有些好主意吧，”奥古斯丁又打起牌来。“你干吗不钻到里面去找找？”

“不，”巴勃罗平和地说。“我在酒缸里找。”

他也不想登上轮子啦，罗伯特·乔丹想。它肯定独自在运转。看来你不能在那轮子上待得太久。也许那真是个致人死命的轮子呢。我高兴的是我们下来了。有两次把我弄得晕头转向。然而就在这玩意儿上，那些酒鬼和真正卑鄙而残忍的家伙却会一直待到死去。它先朝上面转，每次的转法总是有点儿不同，接着朝下转。让它转吧，他想。他们没法叫我再登上去了。可不，格兰特将军，我离开这轮子啦。

比拉尔正坐在炉火旁，她把椅子转了个向，以便隔着背对着她的两个打牌人的肩头可以看到打牌。她正在看打牌。

势不两立的气氛在这儿一下子变成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场景，真是再怪也没有了，罗伯特·乔丹想。原来是这该死的轮子在往下转的时候才使你难住的。可是我离开这轮子了，他想。谁也别想叫我再登上它。

两天前，我根本不知道有比拉尔、巴勃罗以及其他那些人，他想。世界上也根本没有玛丽亚这样的姑娘。当时的世界确实是简单得多。我从戈尔兹那里得到的指示十分明确，看来完全可以执行，尽管这指示摆出某些困难，涉及某些严重的后果。我们炸桥以后，我回不回前线都行，如果我们回去，我打算请几天假去马德里。这次战争中谁也没有休假，但是我肯定可以在马德里待上两三天。

到了马德里，我要去买几本书，到百花旅馆去开一个房间，洗一个热水澡，他想。我要打发茶房路易斯去买瓶艾酒，要是他能在莱昂乳品店或者大马路附近的铺子找到一瓶的话，等到洗了澡后，我要躺在床上看看书，喝两杯艾酒，然后打电话到盖洛德饭店，问问能不能去那里吃饭。

他不想到大马路饭店去吃，因为那里的饭菜实在差劲，并且还得早去，否则什么都吃不上。再说，那里有很多他认识的记者，他不打算叫自己守口如瓶。他要喝点儿艾酒，使自己有情绪谈谈天，然后到盖洛德饭店去和卡可夫[这是苏联派驻马德里的代表，是作者以苏联《消息报》记者科尔佐夫为原型写成的。]一起吃饭，那里有好菜和正宗的啤酒，然后他要打听一下战局的实况。

他第一次去盖洛德饭店的时候，并不喜欢这家由俄国人接管的马德里大饭店，因为就一个被围困的城市而言，它显得过于豪华，菜肴太好，对战时来说，人们的谈吐也过于玩世不恭。不过我很容易蜕化呢，他想。既然你完成了这样的任务回来，能够享受到尽可能搞到的美味，那何不饱饱口福呢？他当时第一次听到时认为是玩世不恭的言谈，结果倒是着实正确的。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在盖洛德饭店这倒是个聊天的话题呢，他想。对，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

你能带玛丽亚去盖洛德饭店吗？不。你不能。但你可以把她留在旅馆内，让她洗个热水澡，在那里等你从盖洛德饭店回来。对，你可以这么办，可以先向卡可夫介绍她的情况，然后带她去，因为他们会对她产生好奇心，想看看她这个人。

也许你根本不会到盖洛德饭店去。你可以在大马路饭店一早吃了饭，就赶回百花旅馆。可是你明知道自己想去盖洛德饭店，因为想再看看那里的一切嘛；你想在炸桥之后再吃吃那里的好菜，看看那里的舒适和豪华的环境。然后你可以回到百花旅馆，而玛丽亚当然会在那里。当然啦，炸了桥以后，她会在那里的。炸了桥以后。对，炸了桥以后。要是他完成得好，可以去盖洛德饭店吃一顿，这是应得的。

你就是在盖洛德饭店这地方遇到了西班牙著名的工农出身的指挥官，战争一开始，这些来自人民的人事先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就拿起了武器，你还发现其中不少人会讲俄语。几个月前，这情形使他第一次感到大为失望，他自己也开始由此愤世嫉俗起来。但是等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也就心情释然了。他们是工人和农民嘛。他们积极参加了一九三四年的革命[1933年秋，西班牙各右翼政党在选举中获胜，激进党领袖勒洛于12月担任共和国总理，加强对人民的镇压。1934年10月4日深夜，工人总罢工开始，全国近100万人参加，在许多地方发展为武装斗争。阿斯图里亚斯地区首要城市奥维多被矿工占领，成立工人革命委员会和赤卫队，掌握了15天政权，最后被政府优势兵力所镇压。3万人被俘，被监禁，受严刑拷打，几百人被处死刑。]，革命失败后，他们被迫流亡国外，到了俄国，被送进军事学院，被送进共产国际主办的列宁学院，以便受到指挥作战的必要的军事训练，准备下一次战斗。

共产国际在那里教育了他们。在革命中，你不能让局外人知道帮助你的是些什么人，也不能让他们知道有人了解的情况超过他该了解的范围。他懂得了这一点。如果一件事情基本上正确，据说撒谎就无关紧要了。然而谎话有的是。起先他不喜欢谎话。他憎恨谎话。但后来他变得爱谎话了。这是做圈内人所免不了的，但这是十分腐败的勾当。

你就是在盖洛德饭店了解到那个被叫做“农民”的伐伦廷·冈萨雷斯从来没当过农民，而是西班牙外籍军团的前中士，后来开了小差，跟阿布德·艾尔·克里姆一起作战[阿布德·艾尔·克里姆从1920年起领导摩洛哥的柏柏尔人起义，曾屡次挫败西班牙殖民地部队，1926年被法西联军战败，被俘，被流放到法属留尼汪岛。1947年，逃至开罗。摩洛哥独立后，国王穆罕默德五世于1958年给他民族英雄的称号。1962年，他宣称要回祖国，未果，于翌年去世。]。这也算不了什么。他干吗不可以这样？这种战争很快就非要这种农民领袖不可，而真正农民出身的领袖很可能太像巴勃罗，反而使人不敢领教。你不能等待出现真正的农民领袖，而等他出现时，他的农民习气可能太多。所以不得不创造一个。说到这一点，根据他所见到的“农民”冈萨雷斯的模样，长着黑胡子和那种黑人的厚嘴唇，瞪着两眼，目光如火，他觉得此人差不多会像真正的农民领袖那样惹出麻烦来。他上次见到冈萨雷斯的时候，发现他似乎相信了自己的宣传，自以为是农民了。他是个勇敢而顽强的人；谁也比不上他勇敢。可是上帝啊，他的话真太多啦。他激动时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也不管自己的轻率会产生什么后果。而这种后果已经不少了。即使在似乎毫无指望的情况下，他仍旧是个了不起的旅指挥员。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毫无指望了，但即使遇到那种情况，他也要斗争到底。

你在盖洛德饭店还遇见过加利西亚人恩里克·利斯特，那个平凡的石匠，他现在指挥一个师，也会讲俄语。你还遇见过那个细木工，安达卢西亚人胡安·莫德斯托[莫德斯托和利斯特一样，也是共产党培养的优秀政府军指挥员。]，最近刚让他指挥一个军团。他在圣玛丽亚港[圣玛丽亚港在西班牙南端重要海港加的斯附近。]从没学过俄语，然而，如果他们为细木工开设一所贝里兹语言学校[美国教育家查尔斯·贝里兹生于1913年，于20世纪30年代创办贝里兹语言学校，遍设纽约、巴尔的摩、波士顿、芝加哥等地，并陆续编辑出版“贝里兹教学法”的各种外语课本、外语自修课本、词典，发行语言教学用唱片及影片等。]，他也可能学会。他是个最得俄国人信任的青年军人，因为他是个地道的党员，“百分之百”的，他们骄傲地用这美国词儿说。他比利斯特或“农民”都聪明得多。

当然，盖洛德饭店正是你想受到全面教育所需要的场所。正是在那里，你了解到全部实情，而不是设想中的情况。他还在刚刚开始受教育呢，他想。他不知道自己要不要继续长期地受这种教育。盖洛德饭店正是他所需要的正统的好去处。当初他还相信那一派胡言乱语时，这使他大吃一惊。但是如今他很明白，有必要承认这整个骗局，而他在盖洛德饭店的见闻只加强了他对他认为是正确的事物的信念。他想知道实在的情况；而不是设想中的情况。战争中历来有谎言。然而关于利斯特、莫德斯托和“农民”的真相要比谎言和传奇可靠得多。得了，总有一天他们会对大家讲明真相的，而眼前，他高兴的是能借这一盖洛德饭店来亲自了解真相。

是啊，他在马德里买了几本书，躺在澡盆里洗了热水澡，喝了两杯酒，读了一会儿书之后，打算去的地方正是这家饭店。但是那是玛丽亚进入他生活之前惯常的计划。好吧。他们可以租两间房间，她可以趁他到盖洛德饭店去的时候，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他事后会回到她的身边。她在山区已待了那么久。如今在百花旅馆可以不妨稍等一会儿。他们可以在马德里过三天。三天可以算是一段漫长的时间了。他要带她去看马克斯三兄弟演的《歌剧院一夜》[马克斯三兄弟为当时美国的著名喜剧演员，《歌剧院一夜》（1935）为他们主演的名片。]。这部片子如今已开映了三个月，看来再映三个月也一定没问题。她会喜欢马克斯三兄弟的《歌剧院一夜》的，他想。她一定会非常喜欢。

然而从盖洛德饭店到这个山洞的路途可不短。不，那段路还不算长。长的将是从这个山洞回到盖洛德饭店。第一次是卡希金带他去的，而他并不喜欢它。卡希金当时说，他应该见见卡可夫，因为卡可夫想结识美国人，还因为他最喜爱洛佩·德维加不过了，认为《羊泉村》是历来最伟大的剧作。也许是为了这个原因吧，但是他，罗伯特·乔丹，却不以为然。

他喜欢卡可夫，可不喜欢那地方。他遇到过的人，数卡可夫最聪明。罗伯特·乔丹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那模样很滑稽，穿着黑马靴、灰色马裤和灰色紧身短上衣，手和脚都很小，脸蛋和身体显得虚弱浮肿，说起话来坏牙缝中漏口水。但是在他认识的人中间，他比谁都更有头脑，内心更自尊，外表更傲慢，也更富有幽默感。

盖洛德饭店这地方显得穷奢极侈而腐化堕落。可是为什么统治六分之一世界的一个大国的代表们不该有点儿享受？得，他们有这享受，而罗伯特·乔丹起初对这一切很厌恶，后来才接受了，并且很欣赏。卡希金认为罗伯特·乔丹是个了不起的家伙，而卡可夫起初客气得令人难堪，可是罗伯特·乔丹并不以英雄自居，却讲了一则实在有趣而有损自己声誉的淫秽逸事，卡可夫这才如释重负地由客气转变为粗鲁，进而是傲慢，于是他们成了朋友。

人们在那里对卡希金仅仅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他显然犯过什么错误，到西班牙来将功赎罪。人家不肯告诉他是什么问题，不过既然卡希金已经死去，说不定会告诉他了。总之，他和卡可夫做了朋友，而且还和卡可夫的妻子做了朋友，她那时在坦克兵团当译员。这女人瘦得出奇，形容憔悴，皮肤黝黑，满怀深情，神经紧张，逆来顺受，长着个瘦削的、不加爱惜的身体，灰黑相杂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他跟卡可夫的情妇也做了朋友，她长着猫眼般的眼睛，一头金红的头发（有时偏红色，有时偏金色，这取决于美发师），一具懒洋洋的肉感的身体（天生适合于偎在别的肉体上），一张天生适合接吻的嘴和一颗愚蠢、狂妄而极度忠诚的心。这位情妇爱讲闲话，喜欢逢场作戏，有节制地跟其他人搞搞男女关系，这看来反而使卡可夫感到高兴。据说除了那个在坦克兵团的妻子外，卡可夫在某处还养着一个小老婆，也许还有两个，但这一点谁也没法肯定。罗伯特·乔丹对他认识的那个卡可夫的妻子和情妇都喜欢。如果还有一个小老婆而他也认识的话，他认为自己也会喜欢的。卡可夫对女人的鉴赏力真不错。

盖洛德饭店楼下停车门廊外有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哨兵，在被围困的马德里全城，今晚它可算是最愉快、最舒服的地方了。他巴不得今晚自己不在这里，而在那边。尽管他们已使那轮子停住不转了，这里就没问题了。而且雪也快停了。

他很想让卡可夫看看他的玛丽亚，不过得先问一下才能把她带去，他还得了解这次出差之后人家会怎样接待他。发动这次进攻之后，戈尔兹也会到那里去，要是他干得不错，大家都会从戈尔兹那里知道这个消息。戈尔兹也会拿玛丽亚来跟他开玩笑。因为他曾经对他说过没空交女朋友。

他把杯子伸到巴勃罗面前的酒缸，舀了一杯。“可以吗？”他说。

巴勃罗点点头。他大概在琢磨他的军事问题吧，罗伯特·乔丹想。不是在大炮口寻求肥皂泡般脆弱的荣誉，而是在那边酒缸里寻求问题的答案吧。可是你知道，这狗杂种准会相当能干地像他历来那样把这帮人带领好。他望着巴勃罗想，如果他参加美国内战，不知他会是个什么样的游击队长。这种人很多，他想。但是我们不太了解他们。不是匡特里尔，不是莫斯比[匡特里尔（1837—1865）为美国内战期间南军方面的游击队头子，在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一带活动，1862年被授上尉军衔，三年后在肯塔基州被北军所杀。莫斯比（John Mosby, 1833—1916）也是南军方面的游击队领导人，率领骑兵，袭击北军，破坏交通，为南军立下不少功劳，被提升为上校。战后加入共和党，在政界活动，并写了几部关于内战的回忆录。]那种人，也不是他自己的祖父那种人，而是那种小头头，打游击的。还有喝酒的问题。你以为格兰特真是个酒鬼？他祖父始终说他是酒鬼。说他一到下午四点钟就总是有点儿醉醺醺，还说在围攻维克斯堡、兵临城下的期间[维克斯堡在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西部密西西比河滨，在南北战争中为战略重地。1862年11月，北军将领格兰特拟攻占未遂，第二年中，通过精心规划的水陆联合作战，于七月四日拿下该城，从而切断了南军和密西西比河西部的给养地区的联系。]，他有时一醉就是一两天。但祖父声称，不管喝多少，他工作完全正常，只是有时很难把他叫醒罢了。然而，如果你居然能叫醒他，他神志还是正常的。

在这次战争中，迄今双方都没有格兰特、谢尔曼、“石墙”杰克逊[谢尔曼（1820—1891）为北军将领，在南北战争中最大的功勋为1864年5月开始的向佐治亚州的进军。他于九月初占领该州首府亚特兰大，一直朝太平洋海岸直插，于12月21日进入该州东端的萨凡纳港，从而把南军控制下的地区一切为二，加速了南方的最后崩溃。杰克逊（1824—1863）为南军将领，以精通战略战术著称。1861年7月，在第一次布尔伦河战役中，他坚守左翼岿然不动，赢得“石墙”的外号。]那样的人。没有。没有杰布·斯图尔特那样的人。也没有谢里登[斯图尔特（1833—1864）为南军骑兵将领，为南方立下不少战功，1864年5月，在里士满附近和北军骑兵的遭遇战中受重伤而死。谢里登（1831—1888）为北军骑兵将领。1864年10月19日拂晓，他的部队在弗吉尼亚州西北部谢南多亚河谷雪松溪边受到南军突袭，他在20英里外闻讯飞骑赶回，收拾残部，重整阵容，当天下午打了一场大胜仗。这是南北战争史中著名的一仗。]那样的人。然而多的却是麦克莱伦[麦克莱伦（1826—1885）为北军将领，1861年11月当上主帅，但由于在作战时过于审慎，贻误战机，在第二年中被林肯总统两度撤下作战指挥岗位。]那样的人。法西斯那一方有很多麦克莱伦那样的人，而我们至少有三个。

在这次战争中，他确实没见到过任何军事天才。一个也没有。连近乎天才的人也没有。克莱伯、卢卡契[即匈牙利名作家马旦·扎尔卡（1896—1937），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俄国被俘，十月革命后曾任红军指挥员，加入俄罗斯共产党。西班牙内战期间，任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旅长，人称卢卡契将军。1937年6月在前线中弹牺牲。]、汉斯在国际纵队保卫马德里的过程中都作出了自己的一份卓越贡献，后来，那个老秃子，鼻架眼镜、自高自大、蠢得像猫头鹰、言语无味、勇猛固执得像公牛、靠宣传吹捧起家的马德里保卫者米亚哈[米亚哈生于1878年，在内战爆发时为陆军准将，效忠于共和国政府，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任城防司令。]，十分妒忌克莱伯所获得的名声，竟迫使俄国人解除了克莱伯的指挥权，调他到巴伦西亚去了。克莱伯是个好军人；但有局限性，对自己的工作实在谈得太多了。戈尔兹是个好将军和出色的军人，但是他们总是把他放在从属的位置上，从不让他充分发挥才能。这次攻势将是到目前为止他指挥的最大的军事行动，但罗伯特·乔丹不太喜欢他听到的有关这次攻势的情形。还有那个匈牙利人高尔，如果你在盖洛德饭店听到的有关他的情况有一半属实，就该枪毙他。还不如说，如果你在盖洛德饭店听到的有百分之十属实的话，就该枪毙他，罗伯特·乔丹想。

他多想目睹他们在瓜达拉哈拉东面高原上打败意大利人时的战斗情况啊。可是当时他在南方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两星期前有天晚上，汉斯在盖洛德饭店对他讲过那情形，使他知道了一切。有一个阶段，看来真是大势已去，因为意大利人突破了特里胡克附近的防线，如果托里哈到勃里胡加的公路被切断的话，第十二旅将被孤立[1937年3月，政府军在马德里东北的瓜达拉哈拉附近大败意大利派来的侵略军，打破了叛军切断马德里和东北地区的交通要道的企图。国际纵队的第十二旅，又名加里波第旅，主要由反法西斯的意大利志愿人士组成。]。“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意大利人，”汉斯说，“我们就采取了一次行动，如换了别的部队，那是行不通的。结果是成功的。”

汉斯在一张张作战地图上向他解释了那次战役的一切情况。汉斯总是把地图放在文件包里到处随身带着，似乎依然为那次奇迹般的胜利感到又惊又喜。汉斯是个出色的军人，是个好伙伴。汉斯对他说过，在那次战役中，利斯特、莫德斯托和“农民”的西班牙部队都打得很漂亮，而这得归功于他们的领导和他们执行的纪律。但是利斯特、“农民”和莫德斯托所采取的行动，有好些都是俄国军事顾问指示该采取的。他们像驾驶带有复式操纵装置的飞机的实习飞行员，一出岔子就可以由飞行教练来接替。噢，这一年将可以看出他们到底学到了多少，掌握得好不好。再过一个时期就用不着复式操纵装置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独立指挥师和军团的水平了。

他们是共产党人，是严格执行纪律的人。他们要执行的纪律将造就优秀的军队。利斯特的纪律是凶残的。他是个真正的狂热分子，具有不尊重生命的十足的西班牙作风。他会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草草处决部下，自从鞑靼人首次入侵西方[西方人往往把蒙古人泛称为鞑靼人，此处指成吉思汗于1219年第一次西征。]以来，这种情况在别的部队已不多见了。但是他懂得怎样把一师人马锻炼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据守阵地是一回事。进攻并占领阵地是另一回事，在战场上调动一支部队更是截然不同的一回事，罗伯特·乔丹坐在桌边想。根据我所看到的利斯特的情况，我不知道一旦没有了复式操纵装置，他将怎样行动？不过，也许不会没有，他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没有。或者，会不会反而加强？我不清楚俄国人在整个这件事上的立场是什么。盖洛德饭店正是个该去的地方，他想。现在我需要了解的情况很多，只有在盖洛德饭店才能了解到。

他一度认为盖洛德饭店对他有害。它和马德里委拉斯开兹路六十三号的清教徒式的、宗教式的共产主义气氛正好相反，委拉斯开兹路六十三号原是王宫，已改为国际纵队在首都的司令部。在委拉斯开兹路六十三号，你感到仿佛是个修士会的成员——至于在盖洛德饭店的感觉，可跟你在分成新军各旅队以前的第五团团部[内战爆发时，大部分正规部队都倒向了叛军，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政府以原有的少数效忠的部队为基础，开始筹建一支“新军”。委拉斯开兹路63号旧王宫原为第五团团部所在地，第五团被分散编入新军各旅后，该处才成为国际纵队的司令部。]的感觉大不相同。

在这两个地方，你都会觉得自己在参加一支十字军。这名称最合适，虽然它已变成陈词滥调，不再具有它的真正的意义了。尽管有种种官僚主义、工作无能和党内斗争，你依然会有些感受，就像你首次领圣餐时所指望得到而没有得到的那种。那是一种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鞠躬尽瘁的感情，就像宗教悟彻一样令人局促不安，难以言宣，但它是真诚的感情，正像你倾听巴赫的音乐，或站在夏尔特尔大教堂或莱昂大教堂中见到大窗户外射进光亮时所产生的情绪；或者像当你在普拉多国立博物馆见到曼坦那、格列柯和勃吕格尔的油画马德里的普拉多国立博物馆是世界最著名的美术博物馆之一。曼坦那（1431—1506）为意大利历史、宗教画画家，格列柯（1548？—1614）为西班牙宗教、肖像画画家。勃吕格尔（1525？—1569）为荷兰著名风俗画家。时的感受。它使你感觉到你参预了一项你全心全意信仰的事业，和其他参与的人有一种极度的兄弟情谊。这种感情你以前从来不理解而现在体会到了，你对它那么重视，认为它是那么合理，以致你自己的死亡似乎完全无关紧要；只因为死亡会妨碍你履行职责，才要加以避免。但是最好的一点是你可以为了这种感情以及这种必要性而采取行动。你可以战斗。

所以你就战斗，他想。在战斗中，你不久就对那些英勇善战的幸存者失去了纯真的感情。过了最初的六个月就没有这种感情了。

保卫阵地或保卫城市是战争的一部分，你能从中体会到当初的这种纯真的感情。山区的那次战斗就是这样。他们怀着真正的革命同志情谊在那里战斗。在那边第一次出现加强纪律的必要性时，他赞赏并理解它。在炮火下，人们成了胆小鬼，逃跑了。他看到他们被枪毙，被扔在路边腐烂发胀，人们毫不在乎，只从尸体上剥取弹药和值钱的东西而已。拿下他们的弹药、靴子和皮外套是对的。拿下值钱的东西无非是实事求是的做法。这无非是不让无政府主义者得到这些东西罢了。

看来当时逃跑的人被枪毙是公正、正确和必要的。这没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他们逃跑是自私的表现。法西斯分子发动了进攻，我们把他们阻挡在瓜达拉马山区灰色岩石的山坡上的矮松林和荆棘丛中。在敌机的轰炸之下，后来又在敌军开来的大炮的炮火之下，我们坚守着那条公路，等到那天傍晚还活着的人员发动了反攻，把敌人击退了。后来，当他们穿过重重岩石和树林，企图从左侧迂回的时候，我们坚守在那所疗养院，从窗子里和屋顶上射击，尽管他们已经包抄了疗养院的两侧；在那次反攻把他们完全赶回公路的对面之前，我们这些过来人都体味到被包围是什么滋味。

炮弹炸裂时的闪光和轰响，使泥灰纷纷坠下，墙壁倒塌，在突然的惊慌之中，你刨出机枪，拖开脸朝下、埋在瓦砾中的刚才还在打枪的那几名战士，把脑袋闪在遮护板后面，排除故障，刨出被砸碎的弹药箱，重新整理好弹带，这时俯卧在遮护板后面，使火力再次向着公路上的目标；在这整个过程中，在那使你的嘴巴和喉咙发干的恐惧中，你做了该做的事，并且知道自己是对的。你体会到战斗中那种使人嘴巴发干的、排除了恐惧并排除其他杂念的狂喜，在那年的夏天和秋天，为全世界的穷人跟所有的暴政作斗争，为你信仰的一切，为你接受的教育中所提到的新世界作斗争。那年秋天你学会了，他想，怎样长时间在寒冷、潮湿、泥泞以及掘壕沟、筑工事的活动中坚持下去，不把苦难当作一回事。疲乏、渴睡、紧张和困苦使你根本感觉不到是夏是秋。但那种情绪依然存在，而你经历的一切只不过证实了它的存在。正是在那些日子里，他想，你怀着一种深刻、健全、无私的自豪感——这会使你在盖洛德饭店成为一个该死的讨厌鬼，他突然想到。

是啊，你那时在盖洛德饭店不见得会令人满意，他想。你太天真了。你仿佛蒙受着天恩。但是盖洛德饭店在当时的风气可能和现在的也不同。是啊，事实上风气不是这样的，他对自己说。风气根本不同。当时根本还没有盖洛德饭店呢。

卡可夫跟他谈起过那些日子。当时所有的俄国人都住在皇宫旅馆。罗伯特·乔丹那时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人。那是第一批游击队成立之前；他遇到卡希金或其他俄国人之前。卡希金当时在北方的伊伦和圣塞瓦斯蒂安，并参加了那次向维多利亚进攻但没有成功的战斗[圣塞瓦斯蒂安在伊伦西，为一著名的避暑胜地，维多利亚在其西南，两地都是西班牙北部巴斯克民族地区的重要城市。]。他直到一月份才到马德里，而罗伯特·乔丹呢，在那三天里在卡拉万切尔和乌塞拉作战，这时他们阻击了进犯马德里的法西斯军队的右翼，把摩尔人和外籍兵团挨家挨户地打回去，扫荡了那阳光直晒的灰色高原边缘被打得稀巴烂的郊区，沿着高地边缘筑起了一道可以保卫这个城角[乔丹随国际纵队到了西班牙，即投入马德里保卫战，这里提起的是在首都西南郊区击退叛军的情况。等安然度过了这艰苦战斗的冬天，政府军组成了第一批游击队，乔丹才开始到瓜达拉马山区及西南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去搞敌后爆破活动。]的防线，那时卡可夫已在马德里了。

卡可夫谈起时也没有对那时期冷嘲热讽。那就是一切都好像没有了希望时他们一起度过的日子，如今每人都还记得在那一切显得绝望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比受到的表扬和勋章还记得更清楚。当时政府放弃了这城市，撤退时带走了国防部所有的汽车，所以老米亚哈只得骑着自行车去视察他的防御阵地。罗伯特·乔丹不相信这件事。即使他充满了爱国的想象，也没法设想米亚哈骑自行车的情景，但卡可夫说那是真的。不过话得说回来，他当时给俄国报纸写了这件事，所以很可能写了以后希望这是真的。

然而另一件事卡可夫可没有写。在皇宫饭店有三个由他照管的俄国伤员。两个是坦克驾驶员，一个是飞行员，伤势很重，没法运走，因为当时最重要的是不能留下俄国人介入的证据好让法西斯分子为公开干涉作辩护，所以万一放弃这个城市，卡可夫就有责任不让这些伤员落入法西斯分子的手中。

如果有必要放弃这个城市，卡可夫应当在离开皇宫饭店之前毒死他们，毁尸灭迹。谁也没法根据这三个伤员的尸体证明他们是俄国人，一个腹部有三处枪伤，一个下巴被枪弹打掉了，声带外露，还有一个股骨被枪弹打碎，双手和脸部烧伤严重，一张脸变成了一个没有睫毛、眉毛和汗毛的大水疱。光凭这三个他将留在皇宫旅馆床上的伤员的尸体，谁也没法证明他们是俄国人。什么也无法证明一个不穿衣服的死人是俄国人。人死以后，国籍和政治态度就显示不出来啦。

罗伯特·乔丹曾问卡可夫，对于来这一手的必要性有什么感想，卡可夫说他当时并不指望要这样做。“那你当时打算怎么办？”罗伯特·乔丹曾问他，还加上一句，“你知道，要你一下子把人毒死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啊。”卡可夫说，“啊，不，如果你总是把毒药带在身边自己备用，那就简单了。”他接着打开烟盒，给罗伯特·乔丹看藏在烟盒内一边的东西。

“但是人家俘虏了你，首先就会拿走你的烟盒，”罗伯特·乔丹提出异议。“他们会叫你举起双手。”

“可我在这儿还有一点儿，”卡可夫露齿笑笑，露了露他上衣的翻领。“你只消这样，把翻领往嘴里一塞，咬一下，咽下就成。”

“这样要好得多，”罗伯特·乔丹说。“给我说说，它是不是像侦探小说老爱描写的那样，有苦杏仁气味？”

“不知道，”卡可夫高兴地说。“我从来没闻过。我们折断一小支闻闻好吗？”

“还是留着吧。”

“好吧，”卡可夫说，收起烟盒。“我不是失败主义者，你知道，可是随时都可能又出现这种严重的时刻，而这东西不是到处都能搞到的。你看到来自科尔多瓦前线的公报吗？它非常美。所有的公报中，我现在最喜欢这一份。”

“公报上说些什么？”当时罗伯特·乔丹是从科尔多瓦前线来到马德里的，所以他突然一愣，人家取笑了一件你自己可以而别人不可以取笑的事情，就会这样。“给我说说好吧？”

“我们光荣的部队继续挺进，没有丧失一寸土地，”卡可夫用他那古怪的西班牙语说。

“实际上说的不是这意思吧，”罗伯特·乔丹不太相信。

“我们光荣的部队继续挺进，没有丧失一寸土地，”卡可夫用英语又说了一遍。“公报上是这样说的。我可以找给你看。”

你还牢记着在波索布兰科外围战斗中牺牲的你的那些熟人；而这在盖洛德饭店只是个笑柄。

敢情盖洛德饭店现在还是这个样子。然而并非历来如此，盖洛德饭店是革命初期的那些幸存者的产物，如果现在的情况一如既往，他倒很乐意再去看看，了解了解。你的心情跟当初在瓜达拉马山区以及在卡拉万切尔和乌塞拉时的大不一样了，他想。你很容易蜕变啊，他想。然而那是蜕变呢，还只不过是你丧失了当初的天真？在其他方面不也是这么回事？有谁还始终保持着青年医生、青年牧师和青年军人开始时所惯有的对自己事业的忠贞心怀呢？牧师确实保持着，否则他们就不干了。看来纳粹分子保持着，他想，还有极其自我克制的共产党人也保持着。可是你瞧卡可夫。

他想到卡可夫的情况就来劲。他上次在盖洛德饭店的时候，卡可夫对一位在西班牙待了很久的英国经济学家推崇备至。多年来罗伯特·乔丹经常看这个人的著作，一直尊敬他，却一点也不了解他的情况。他不怎么喜欢这个人写的有关西班牙的著作。东西写得太浅显、简单，太一目了然，而且他知道有很多统计数字是主观捏造的。但是他想，对一个你真正了解的国家，是不大会重视有关这个国家的新闻报道的，然而他还是尊敬这位作者的意图。

后来，他们进攻卡拉万切尔的那天下午，他终于见到了这个人。他们正坐在斗牛场的背风处，两条街上都有人在射击，大家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进攻。一辆坦克约定了要来，却没有开来，于是蒙特罗一手托着下颌坐着，说，“坦克没有来。坦克没有来。”

那天很冷，街上刮着黄色的尘土，蒙特罗的左臂中了弹，手臂发僵。“我们非有坦克不可，”他说。“我们必须等坦克来，可是等不及了。”他的伤口使他的口气显得暴躁。

蒙特罗说，他认为坦克可能停在公寓楼后面电车路的拐角上，罗伯特·乔丹就返身去寻找。它果然在那里。然而不是坦克。在那些日子里，西班牙人把什么车都称为坦克。那是辆旧的装甲车。司机不愿离开公寓楼的那拐角，把车子开到斗牛场来。他正站在车后，合抱着的双臂靠在车身的铁甲上，戴着有皮衬垫的头盔的头埋在臂弯里。罗伯特·乔丹跟他说话时，他摇摇头，仍旧把头埋在臂上。接着他扭过头去，望也不望罗伯特·乔丹一眼。

“我没有接到去那儿的命令，”他阴沉地说。

罗伯特·乔丹从枪套里拔出手枪，把枪口抵在装甲车司机的皮外衣上。

“这就是给你的命令，”他对他说。那人摇摇头，头上那顶皮衬大头盔像橄榄球球员头上的防护帽，他说，“机枪没弹药。”

“我们在斗牛场有弹药，”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来，我们走吧。我们去那儿给子弹带装弹药。走吧。”

“没人使机枪，”司机说。

“他人呢？你的伙伴哪儿去了？”

“死了，”司机说。“在车里。”

“把他拖出来，”罗伯特·乔丹说。“把他从车内拖出来。”

“我不想碰他，”司机说。“他弯身卡在机枪和方向盘之间，我没法跨过他的身子。”

“来吧，”罗伯特·乔丹说。“我们一起把他拖出来。”

他爬进装甲车时碰伤了头，眉毛上方撞出了一道小口子，鲜血直流到脸上。死人很沉，僵硬得没法弯曲，他不得不用力敲他的头，把嵌在座位和方向盘之间的脸朝下的脑袋拖出来。最后，他用膝盖抵在死人的脑袋下，把它顶起来，然后等脑袋一松动，就拦腰抱住死人往外拉，亲自把他拖向车门。

“帮我拖他一把，”他对司机说。

“我不想碰他嘛，”司机说，罗伯特·乔丹看到他在哭。在他那沾满尘土的脸颊上，眼泪从鼻子两边直淌下来，他的鼻子也在流着鼻涕。

他站在车门旁把死人摔出车外，这死人直倒在电车路旁的人行道上，仍旧保持着死去时那个弯腰曲背的姿势。他躺在那里，灰黄色的脸贴着水泥人行道，两手弯在身体下面，姿势像在车里一样。

“上车，该死的，”罗伯特·乔丹这时用手枪指点着司机说。“快上车。”

正在这时，他看到从公寓楼的背风处走出来的这个人。他穿着长大衣，没戴帽，头发花白，颧骨宽阔，两眼深陷而相距很近。他手里拿着一包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抽出一支，递给正在用手枪把司机推上装甲车的罗伯特·乔丹。

“等一等，同志，”他用西班牙语对罗伯特·乔丹说。“跟我谈谈战斗的情况好吗？”

罗伯特·乔丹接过香烟，放进他那蓝色技工服的胸袋。他从过去看到的照片上认出了这位同志。这人就是那位英国经济学家。

“去你的，”他用英语说，然后用西班牙语对装甲车司机说，“开到那边去。斗牛场。懂吗？”他砰地一声拉上笨重的车门，上了锁，他们俩就顺着那长长的斜坡开始驱车，枪弹随即射在车上，响得好像小石子打在铁锅炉上。接着机枪向他们开火了，那声音就像尖厉的锤打声。他们在斗牛场的背后停下，那里的售票窗口旁仍然张贴着去年十月份的海报，这时弹药箱已被敲开，同志们端着步枪，腰带上和口袋里装着手榴弹，在背风处等待着，蒙特罗就说，“好。坦克来了。现在我们可以进攻了。”

后来，他们当晚攻下了山上最后几幢房屋，他舒坦地躺在一堵砖墙后面，敲掉了墙上的几块砖，开个洞当枪眼，眺望着那片在他们和撤退到山脊去的法西斯分子之间的美丽、平坦的开火地段，怀着近乎肉欲快感的欣慰想到小山顶上有座被击毁的别墅掩护着左翼。他穿着一身汗湿的衣服，躺在一堆稻草里，身上裹着毯子等衣服干。他躺在那里，想想那位经济学家就觉得好笑，接着为自己的粗鲁感到抱歉。然而当那人伸手递烟卷给他，就像要打听消息而给小费的时候，一种战斗员对非战斗员的反感使他摆脱不了。

这时他想起了盖洛德饭店，想起卡可夫谈起的就是这个人。“原来你是在那儿遇到他的，”卡可夫说。“那天我到了托莱多大桥[马德里旧城区位于曼萨纳雷斯河的东岸，托莱多大桥在城西南，为横跨河面的主要桥梁之一。]就没再往前。他走出很远，很接近前线了。那是他最后耀武扬威的一天，我相信。第二天他就离开了马德里。他在托莱多表现得最勇敢，我相信。在托莱多，他出足风头。我们攻下城堡时出谋献策的人中间有他。你看到他在托莱多的表现就好了。我相信多半是靠了他的努力和建议，我们的围攻才取得成功。那是战争中最蠢的一着。事情愚蠢到了极点，可你跟我谈谈，在美国，人们对他怎么看？”

“在美国，”罗伯特·乔丹说，“人们认为他和莫斯科非常接近。”

“他才不哪，”卡可夫说。“但他仪表堂堂，相貌和举止十分讨人喜欢。嘿，凭我的相貌可什么事也干不成。我取得的区区成绩跟我的相貌不相干，我的相貌既不会打动人，也不会使人喜欢我、信任我。但是米切尔这人有一张使他发财致富的脸。那是一张阴谋家的脸。凡是在书上读到过阴谋家的人准会立即信任他。他还具有地道的阴谋家风度呢。任何人看到他走进屋来，都会立刻明白面前是个一流的阴谋家。你所有的那些自以为出于感情而愿意帮助苏联的有钱同胞，或者是为了共产党万一有朝一日会得势而替自己多少留点后路的人，都立刻就能从这家伙的相貌和举止上看出，他十足是个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代理人。”

“他在莫斯科没有人事关系吗？”

“没有。听着，乔丹同志。傻瓜有两种，你可知道？”

“一般的傻瓜和该死的傻瓜？”

“不。我是指我们俄国的两种傻瓜，”卡可夫露齿笑笑，又说开了。“第一种是冬天的傻瓜。冬天的傻瓜来到你家门口大声敲门。你走到门口，发现他在那儿，可你以前从没见过他。他的形象令人难忘。他个儿很大，脚穿高统靴，身披毛皮大衣，头戴毛皮帽，浑身是雪。他先跺跺脚，靴上的雪就掉下。接着他脱下毛皮大衣抖抖，又有些雪掉下。接着他摘下毛皮帽，在门上拍打。又有些雪从帽上掉下。接着他又跺跺脚，走进屋来。这时你对他望望，发现他是个傻瓜。那就是冬天的傻瓜。

“接着在夏天，你看到有个傻瓜在街上走去，他挥舞着双臂，脑袋左右摇晃，在两百码之外的人都能断定他是个傻瓜。那就是夏天的傻瓜。这位经济学家是冬天的傻瓜。”

“可是在这儿为什么人们信任他呢？”罗伯特·乔丹问。

“他的相貌，”卡可夫说。“他那副漂亮的阴谋家的嘴脸。他还有一个出了钱也买不到的花招，那就是装得好像是刚从别的什么地方来的在当地深受信任的要人。当然啦，”他微笑了，“要使这个花招奏效，他必须到处奔波。你知道，西班牙人十分古怪，”卡可夫接着说。“这个政府很有钱。黄金多的是。他们不肯给朋友一分钱。你是朋友。很好。你肯为他们白干，那就不用给你报酬啰。但是对于一个并不友好但必须对之施加影响的重要公司或国家的代表——对这种人，他们却慷慨解囊。你仔细观察的话，那是十分有趣的。”

“我不喜欢这情况。再说，这些钱是属于西班牙劳动人民的。”

“可并不要求你喜欢这情况啊。只消了解就行，”卡可夫对他说。“我每次见到你，都给你指点指点，有朝一日你会完成你的教育的。使一位教授再受教育该多有趣呢。”

“我不知道回去后能不能当上教授。说不定他们会当我是赤色分子，把我撵走。”

“噢，说不定你可以到苏联去继续学习。你这么做也许最好。”

“我的专业是西班牙语。”

“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很多，”卡可夫说。“别的国家不会全都像西班牙那样难对付。你还得记住，你不当教授已经将近九个月。有九个月工夫，你可以学会一门新的行业了。你读了多少辩证法？”

“我读过埃米尔·伯恩斯编的《马克思主义手册》。如此而已。”

“如果你读完了全书，这就相当不错了。一共有一千五百页，每一页都可以花相当时间。但是你应该再读些别的书。”

“现在可没时间读书。”

“我知道，”卡可夫说。“我是说到头来总得读。要读的东西很多，读了这些东西会使你明白现在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而从目前的情况中会产生一本不可或缺的著作；它将解释很多应该明白的事情。也许将由我来写。我希望这本著作的作者是我。”

“我知道没人能比你写得更好。”

“别恭维，”卡可夫说。“我是新闻记者。但是像所有的记者一样，我希望能写文学作品。我现下正忙于研究卡尔伏·索特罗。他是个地道的法西斯分子；一个真正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佛朗哥和别的那些人都算不上。我一直在研究索特罗的全部著作和讲话。他非常聪明，把他杀掉是非常聪明的办法。[卡尔伏·索特罗（1892—1936），西班牙右派政客，1933年起，作为保皇派的头子，反对人民阵线，并当上右派各政党的统一组织“西班牙右翼自治派同盟”的领导人。1936年7月内战爆发前夕，共和派中的过激分子为了报复长枪党的政治暗杀暴行，把他逮住了加以杀害。]”

“我原以为你并不认为政治暗杀有价值呢。”

“这种行径非常普遍，”卡可夫说。“非常、非常普遍。”

“但是——”

“我们认为个人的恐怖行动没有价值，”卡可夫笑了笑。“犯法的恐怖分子和反革命组织搞的那一套当然没有价值。我们极度痛恨布哈林那帮破坏分子，他们两面三刀，干尽坏事，像残忍的豺狼，我们极度痛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他们的走狗那样的人类渣滓。我们仇恨、厌恶这些不折不扣的魔鬼，”他又笑了笑。“但我仍然认为，政治暗杀这种行径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

“你的意思是——”

“我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当然处决并消灭这种不折不扣的魔鬼和人类渣滓和奸诈成性的狗将军们，而且不让出现海军上将不忠于自己职守的可恶现象。这些人被消灭了。这不叫暗杀。你明白这差别吗？”

“明白，”罗伯特·乔丹说。

“再说，因为我有时说笑话，你知道，即使闹着玩，说笑话也有多危险？好。别因为我说笑话，就以为西班牙人今生不会后悔没把某些到现在还掌握着权势的将军枪毙掉。我不喜欢枪毙人这勾当，你知道。”

“我可不在乎，”罗伯特·乔丹说。“我不喜欢这么干，可是我不再在乎了。”

“这我知道，”卡可夫说。“我听说过了。”

“这事关紧要吗？”罗伯特·乔丹说。“关于这件事，我不过想说老实话罢了。”

“这令人遗憾，”卡可夫说。“然而这一点正是使人觉得可以信赖你的地方之一，而惯常呢，要达到这地步得花多得多的时间。”

“我算得上可以让人信赖吗？”

“你在工作上算得上很可让人信赖。改日我得和你谈谈，了解一下你心里在想些什么。遗憾的是我们从没认真谈过。”

“要等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我的思想才会有着落，”罗伯特·乔丹说。

“到那时你可能好一阵子用不着思想啦。但是你应当好好把思想锻炼一下。”

“我看《工人世界报》，”罗伯特·乔丹对他说，卡可夫就说，“行啊。好。我也经得起开玩笑。但《工人世界报》上是有不少非常有见解的文章。关于这次战争的唯一有见解的文章。”

“是啊，”罗伯特·乔丹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要了解眼前发生的事的全貌，你不能只读党的机关刊物呀。”

“对，”卡可夫说。“但是即使读了二十种报纸，你也不会有所了解，再说，即使你了解了，我不知道你能靠着它来干什么。我差不多经常了解这些情况，却只想设法忘掉它。”

“你认为情况就那么糟？”

“现在比以前好些了。我们正在清除一些最要不得的分子。但是情况十分糟糕。我们现在正在建设一支庞大的军队，其中有些部队是可靠的，像莫德斯托、‘农民’、利斯特和杜兰他们的部下。他们不仅仅可靠而已。他们挺了不起。你将会看到这一点。再说，我们依旧有国际纵队，虽然它们的作用在变化。但是一支成分好坏兼有的军队无法打胜仗。所有的人都必须给培养为具有一定的政治觉悟水平；所有的人都必须了解他们正在为什么而战斗和战争的重要性。所有的人都必须对未来的战斗抱有信心，都必须服从纪律。我们正在建设一支庞大的征募军，但没时间树立征募军所必备的在炮火下该如何行动的纪律。我们称它为人民军，然而它缺乏真正的人民军的优秀品质，又缺乏征募军所需要的铁的纪律。你会明白的。这做法十分危险。”

“你今天心情不太愉快。”

“不错，”卡可夫说。“我刚从巴伦西亚回来，在那儿见到了很多人。从巴伦西亚回来的人心情都不大愉快。在马德里，你感到愉快、清白，感到只会胜利，不可能失败。巴伦西亚是另一码事。从马德里逃跑的懦夫们仍在那儿统治着。他们心满意足地习惯了懒散的官僚统治。他们对马德里的那些人只有蔑视。现在使他们困扰的是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削弱。还有巴塞罗那。你该看一看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怎么样啦？”

“一切还是像在演喜歌剧。那儿最初是狂想家和浪漫革命家的乐园。现在是冒牌军人的天堂。那些喜欢穿着军装、喜欢耀武扬威的戴着红黑领巾的士兵啊。他们喜欢战争的一切，就是不喜欢作战。巴伦西亚使你作呕，而巴塞罗那使你发笑。”

“那么波姆叛乱[波姆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首字母缩略词（P.O.U.M.）的音译，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组织，于1937年5月3日至10日在巴塞罗那发动反共和政府的叛乱。]呢？”

“波姆根本不严肃。那是狂想家和过激分子的异端邪说的产物，实在不过是幼稚病而已。有些是误入歧途的老实人。有一个是相当不错的智囊人物，还有一点儿从法西斯那边弄来的钱。不多。可怜的波姆。他们是非常愚蠢的家伙。”

“可是，叛乱中很多人被杀了吗？”

“不如叛乱后或今后将被枪杀的多。波姆。正像它的名称。并不严肃。应该管它叫痄腮或麻疹[此处卡可夫有意把“痄腮”和“麻疹”的英语名称念成M.U.M.P.S.及M.E.A.S.L.E.S.，听上去好像也是什么政治团体的首字母缩略词。]才对。可是不对。麻疹要危险得多。它会损害视力和听觉。可是他们搞了个你知道的阴谋，要杀我、杀华尔特、杀莫德斯托，并且杀普列托。你明白他们糊涂到了什么地步吗？我们毫无共同之处。可怜的波姆。他们真是从没杀过人。在前线或别的地方都没杀过。在巴塞罗那是杀过一些，不错。”

“当时你在那儿吗？”

“是的。我发了份电报，报道了那些托派杀人犯的臭名昭彰的组织的罪恶，还有他们那些卑鄙透顶的法西斯阴谋诡计，但是，我们说句体己话，波姆没什么大不了。尼恩是他们中唯一的角色。我们逮住了他，可他又从我们手里溜跑了。”

“现在他在哪儿？”

“在巴黎。我们说他在巴黎。他是个很令人愉快的人，但是在政治上糟糕地走上了邪路。”

“不过他们和法西斯分子有联系，可不是吗？”

“谁没有联系啊？”

“我们没有。”

“谁知道啊？但愿我们没有。你经常到他们阵线的后方去，”他露齿笑笑。“但是共和国驻巴黎大使馆一位秘书的弟弟，上星期曾到圣让德吕兹去会见布尔戈斯方面来的人[布尔戈斯为西班牙北部布尔戈斯省省会，在马德里正北约132英里处，内战爆发后，就成为佛朗哥叛军“政府”所在地。圣让德吕兹为法国西南端一滨比斯开湾的小城，离西班牙边境城市伊伦极近。]。”

“我更喜欢前线的情况，”罗伯特·乔丹说。“越靠近前线的人越好。”

“你觉得法西斯阵线的后方怎么样？”

“我很喜欢。我们在那儿的人很不错。”

“噢，你知道，在我们阵线的后方，他们同样也一定会派很不错的人。我们逮住了他们就枪毙，他们逮住了我们的人也枪毙。你在他们的地区，就必须总是想到他们一定会派好多人到我们这儿来。”

“我想到过这些人。”

“好吧，”卡可夫说。“今天让你思考的事也许已经够多了，所以把罐里剩下的啤酒喝了就走吧，因为我还得到楼上去接待一些人。上层人士。早点儿再来看我吧。”

好，罗伯特·乔丹想。你在盖洛德饭店学到了很多东西。卡可夫看过他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书。那本书并不成功。只有两百页的篇幅，他不知道看过这本书的人数到不到两千。他在西班牙步行，坐火车三等车厢，乘公共汽车，骑骡马，搭卡车，旅行了十年，把耳闻目见的事全写在这本书里了。他非常熟悉巴斯克地区、纳瓦拉、阿拉贡、加利西亚、两个卡斯蒂尔和埃斯特雷马杜拉[这些地名除纳瓦拉为北部比利牛斯山南的一省名外，其他都是古王国或地区的名字，沿用至今。阿拉贡地区在东北部，老卡斯蒂尔地区在马德里西北，本书背景即在此地区，新卡斯蒂尔在其东南，占西班牙的中部，包括马德里在内。]。这一类作品中，博罗、福特[乔治·博罗（1803—1881），英国语言学家、旅行者兼小说家，著有多种关于西班牙风土人情、吉卜赛人及其方言的作品。理查德·福特（1796—1858），英国旅行家兼作家，1845年发表的《西班牙旅游者手册》为一部非常详情的佳作。]和其他一些人写得已经很出色，他没什么新的内容可以增添了。但卡可夫说这是本好书。

“我为你操心，原因就在这儿，”他说。“我认为你写得绝对真实，这是不可多得的。所以我想让你了解一些情况。”

行啊。等这次任务结束后，他要写一本书。但是只写他真正了解的事情，他懂得的事情。可我得成为一个比目前的我高明得多的作家才能处理这种题材，他想。在这次战争中逐渐了解到的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