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是五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天高气爽，风儿吹在罗伯特·乔丹的背上，暖洋洋的。雪在迅速地融化，他们正在吃早饭。每人吃两大块夹肉和羊奶干酪的三明治，罗伯特·乔丹还用折刀切了几厚片洋葱，夹在两厚片面包里的肉和干酪的每一边。

“你嘴里的洋葱味，要在树林里一直飘到法西斯分子那儿去了，”奥古斯丁说，自己的嘴里塞得满满的。

“把酒袋给我，我要漱漱口，”罗伯特·乔丹说，他满嘴是肉、干酪、洋葱和嚼烂的面包。

他从没这样饿过，嘴里灌满了略带皮酒袋上的柏油味的酒，一口咽下。他接着举起酒袋，让喷出的酒直灌进嗓子眼，又喝了一大口，他抬手时，酒袋碰到了掩护自动步枪的松枝的针叶，他昂起头来，让酒灌下嗓子眼，脑袋仰靠在松枝上。

“你要这块三明治吗？”奥古斯丁问他，把它越过枪身递给他。

“不要。谢谢你。你吃吧。”

“我吃不下了。我早晨不习惯吃东西。”

“你不要了，真的？”

“不要了。你吃吧。”

罗伯特·乔丹接过三明治，放在膝上，从藏手榴弹的外套一边的口袋里掏出一只洋葱，打开折刀切片。他把洋葱上被口袋弄脏的那一边削去一薄片，然后切了一厚片。外层有一圈掉了下来，他拣起一折，塞进三明治。

“你早饭老是吃洋葱？”奥古斯丁问。

“有，就吃。”

“你们美国人都这样？”

“不，”罗伯特·乔丹说。“这东西在我们那儿不受欢迎。”

“这敢情好，”奥古斯丁说。“我一向就认为美国是个文明国家。”

“你凭什么反对吃洋葱？”

“臭。没别的原因。要不然，洋葱就像玫瑰了。”

罗伯特·乔丹嘴里塞满了吃的，对他咧嘴笑了。

“像玫瑰，”他说。“真像玫瑰。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只洋葱。”

“洋葱把你的头脑弄糊涂了，”奥古斯丁说。“留心啊。”

“一只洋葱就是一只洋葱就是一只洋葱，”罗伯特·乔丹兴致勃勃地说，他还想，一块石头就是一块stein[美国女作家葛特鲁德·斯泰因（1874—1946）从1903年起长期定居巴黎，20年代中，主持一个文艺沙龙，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司科特·菲茨杰拉德及海明威本人都是其成员，在文风上都受到她的影响。她在写作中作了一系列的试验，摆脱传统的造句法，强调词句的音调及节奏。海明威在此处拿她的名句“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开玩笑，并引申到石头，用了一连串同义词，其中这个stein和她的姓同出德语，意为“石头”。]就是一块岩石就是一块圆石就是一块卵石。

“用酒漱漱口吧，”奥古斯丁说。“你很怪，英国人。你和上次跟我们一起干的爆破手大不相同。”

“有一方面大不相同。”

“跟我说说。”

“我活着，他死了，”罗伯特·乔丹说。接着他想：你这人怎么啦？能这样说话吗？你吃得忘乎所以了？你怎么啦，被洋葱弄得晕头转向？难道你现在活着就是为了这么着？生活从来就没有多大意义，他真诚地对自己说。你想使它有点儿意义，但从来没有做到。在剩下的这点儿时间里，没必要说假话啦。

“不，”他这时认真地说。“那是个受过大苦的人。”

“你呢？你没受过苦？”

“没有，”罗伯特·乔丹说。“有些人没受过多大的苦，我是一个。”

“我也没受过什么苦，”奥古斯丁对他说。“有人受过苦，有人没有。我没受过什么苦。”

“这倒不坏，”罗伯特·乔丹又侧起了酒袋喝酒。“有了这个，就更不坏。”

“我为别人难过。”

“好人都应该如此。”

“为我自己倒很少难过。”

“你有老婆吗？”

“没有。”

“我也没有。”

“可你现在有玛丽亚。”

“是的。”

“有件事很怪，”奥古斯丁说。“自从炸火车以后，她到了我们这儿，比拉尔就恶狠狠地不准大家碰她，好像她是在加尔默罗会白衣修士的修道院里。你没法想象她多么恶狠狠地保护着玛丽亚。你来了，她却把她当礼物那样给了你。这你怎么看？”

“情况并不是这样。”

“那么是怎样呢？”

“她把玛丽亚交给我照顾。”

“而你的照顾是整夜和她睡觉？”

“我运气好。”

“好一个照顾人家的办法呀。”

“你不懂得可以用这种方式给人好好照顾吗？”

“对，但这样的照顾我们每个人都能提供。”

“我们别再谈这个了，”罗伯特·乔丹说。“我是真心在乎她。”

“真心？”

“世界上再没有比我更真心的了。”

“以后怎么办？这次炸桥以后？”

“她跟我一起走。”

“要这样，”奥古斯丁说，“谁也不会再有什么可说的了，还得祝你们俩一路顺风。”

他举起皮酒袋，喝了一大口，然后递给罗伯特·乔丹。

“还有一句话，英国人，”他说。

“说就是了。”

“我也曾非常在乎她。”

罗伯特·乔丹伸出一手，搁在他肩上。

“非常，”奥古斯丁说，“非常在乎她。这不是人家能想象的。”

“我能想象。”

“她给我的印象没法打消。”

“我能想象。”

“听着。我对你说这话十分认真。”

“说吧。”

“我从没碰过她，跟她也没有过任何关系，可我非常在乎她。英国人，对待她别随随便便。别因为她和你睡觉，她就是婊子。”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我相信你。但是还有。你不明白，如果没有革命，这样的姑娘会怎么样。你的责任非常重大。这个姑娘真是受了大苦。她和我们不一样。”

“我要和她结婚。”

“不。不是这意思。革命期间没这个必要。但是——”他点点头——“那样可能好些。”

“我要和她结婚，”罗伯特·乔丹说，他一边说，一边觉得喉咙哽塞起来。“我非常在乎她。”

“以后再说吧，”奥古斯丁说。“等到方便的时候。主要的是要有这个打算。”

“我有这打算。”

“听着，”奥古斯丁说。“我对于自己无权过问的这事讲得太多了，但你和这个国家的很多女人有过来往吗？”

“有几个。”

“婊子？”

“有的不是。”

“有多少？”

“有几个。”

“你和她们睡过？”

“没有。”

“你明白了？”

“对。”

“我的意思是，这个玛丽亚并不轻率地做这种事。”

“我也不。”

“要是我认为你是轻率的话，就会趁昨晚你和她睡觉时把你毙了。为了这种事，我们这儿常常杀人。”

“听着，老弟，”罗伯特·乔丹说。“那是因为时间不够，就不拘形式了。我们缺乏的是时间。明天我们就必须打仗。对我来说，这没什么。但是对玛丽亚和我二人来说，就必须把这段时间当作我们俩的一辈子。”

“一天一夜算不上多少时间，”奥古斯丁说。

“就是。但是已经过了昨天、前天一夜和昨天一夜。”

“听着，”奥古斯丁说。“我是不是可以帮你的忙。”

“不用。我们俩没问题。”

“如果我能为你，或者为这短发姑娘出力的话——”

“不用。”

“说实在的，一个人可以帮助别人的地方也不多。”

“不。很多。”

“什么呢？”

“说到战斗，不管今明两天发生什么，你可以信任我，哪怕命令看来是错误的，也要服从。”

“我信任你。自从骑兵队的事和把马儿引走的事发生以来。”

“那算不上什么。你知道，我们在为同一个目标奋斗。要打赢这场战争。我们不取胜，其他一切就都完蛋了。明天的事极重要。真的非常重要。我们还会有战斗。战斗中没纪律不行。因为很多事情跟表面现象不一样。必须有了信任和信心，才能有纪律。”

奥古斯丁朝地上啐了一口。

“这个玛丽亚和这些事全不相干，”他说。“但愿你和玛丽亚像两夫妻那样好好利用现有的时间。只要我能帮忙，吩咐得了。至于明天的事，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服从你。如果为了明天的事一定要牺牲，一个人就该高高兴兴、心情轻松地去牺牲。”

“我觉得就是这样，”罗伯特·乔丹说。“但是听你说这话，真叫人高兴。”

“还有，”奥古斯丁说。“上面那个，”他朝普里米蒂伏的方向指指，“是个可靠有用的人。这个比拉尔可靠得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安塞尔莫这老头子也一样。埃拉迪奥也一样。话不多，但是个可靠的角色。还有费尔南多。我不知道你对他怎么看。不错，他比水银还沉。他比公路上拖车的小公牛还乏味。但是叫他打，他就打，叫他干，他就干。是条汉子！你等着瞧吧。”

“我们很走运。”

“不。我们有两个不得力的家伙。吉卜赛人和巴勃罗。聋子一伙可比我们强多了，就像我们比羊粪强。”

“这么说，问题都不大啰。”

“是的，”奥古斯丁说。“可是，今天打就好啦。”

“我也这么想。干掉算了。但是不行。”

“你看情况会变糟吗？”

“有可能。”

“可你现在兴致很好，英国人。”

“是的。”

“我也是。尽管有玛丽亚这件事和种种问题。”

“你知道为什么？”

“不。”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白天的关系。白天真好。”

“谁知道？也许是因为我们要战斗了。”

“我看就是，”罗伯特·乔丹说。“但不是在今天。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避免今天行动。”

他说话时听到了什么声音。这声音远远传来，盖过了暖风吹过树林的声音。他没法听真切，就张开了嘴倾听，同时抬头向普里米蒂伏那里瞥了一眼。他自以为听到了这声音，但接着它就消失了。松林里，风在吹，这时罗伯特·乔丹聚精会神来细听。接着他听到了这随风飘来的微弱的声响。

“我觉得没什么可伤心的，”他听到奥古斯丁在说。“我永远得不到玛丽亚，这没有什么。我可以仍旧和以前一样去找婊子。”

“住口，”他说，并不在听人说话，而是伏在奥古斯丁身边，头向着别处。奥古斯丁突然朝他望着。

“怎么回事？”奥古斯丁问。

罗伯特·乔丹把一只手捂在嘴上，继续倾听。这时这声音又出现了。它低弱而模糊，单调而遥远。但这一回不会听错了。正是自动步枪射击时的一连串清脆的噼啪声。那枪声就像在远得几乎听不到的地方成串成串地在放小型爆竹。

罗伯特·乔丹抬眼望着普里米蒂伏，只见他这时抬起了头，脸朝着枪声的方向，一手握成杯形拢着耳朵。罗伯特·乔丹望着的时候，普里米蒂伏抬手朝那边地形最高的山峦指指。

“敌人在向聋子一伙开火了，”罗伯特·乔丹说。

“那我们去支援他们吧，”奥古斯丁说。“大家集合。走。”

“不，”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待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