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晚上在马德里，盖洛德饭店里有很多人。一辆汽车开到饭店的停车门廊下停下，汽车前灯上涂着蓝色涂料，车里走出一个小个子男人，穿着黑马靴、灰马裤和一件胸前纽扣一直扣到领口的灰色上衣，他开门时给两个哨兵还了礼，向坐在门警桌边的那个秘密警察点了点头，就跨进电梯。大理石门厅的大门里两边各有一把椅子，两个哨兵各坐一把，小个子在电梯门口走过他们身边时，他们只抬眼望望。他们的任务就是顺着每个陌生人的身体两侧摸到夹肢窝下，再摸到后裤袋上，看有没有人夹带着手枪，如有带枪的就交给门警寄存。但他们很熟悉这个穿马靴的矮个子，所以他走过时他们简直头都没抬。

他走进他在盖洛德饭店下榻的房间时，里面挤满了人。大家坐的坐、站的站、聚谈的聚谈，就像在什么客厅里似的，男男女女都在喝伏特加、威士忌苏打，还有从大酒罐里斟到小玻璃杯里的啤酒。其中四个男人穿着制服。其他人有的穿风衣，有的穿皮夹克，四个女的中有三个是普通的外出装束，另一个穿着款式朴素的女民兵制服和裙子，脚上是高统靴，她形容枯槁，又瘦又黑。

卡可夫一进房间就立刻向这个穿制服的女人走去，向她鞠躬，跟她握手。那是他妻子，他用俄语对她说了几句谁也听不清的话，他进房间时两眼所流露的那种傲慢神色一时消失了。然而当他看到一个身材匀称的姑娘，他的情妇的赤褐色头发和慵困多情的表情时，那种眼神又流露出来了，他迈开短促、果断的步子走到她跟前，鞠躬又握手，那模样谁都不会弄错正是在模仿向他自己妻子打招呼的方式。他走到房间的另一边去时，他妻子的目光并没有跟着他转。她正跟一位漂亮的高个儿西班牙军官站在一起，这时用俄语交谈着。

“你那位了不起的情人有些发福了，”卡可夫在对那姑娘说。“战争快进入第二个年头，我们的英雄们现在全都发起福来啦。”他并不望着他正在提到的那个男人。

“你丑死了，连癞蛤蟆都要忌妒，”姑娘兴冲冲地对他说。她操的是德语。“明天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参加进攻吗？”

“不。再说，也没有这回事。”

“人人都知道了，”姑娘说。“别那么神秘嘛。多洛雷斯[即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伊芭露丽，多洛雷斯为她的名字。]打算去。我要跟她，或者卡门一起去。很多人都要去。”

“谁愿意带你去，就跟谁去吧，”卡可夫说。“我可不行。”

接着他转身对着这姑娘，严肃地问，“这是谁告诉你的？把话讲确切。”

“理查德，”她同样严肃地说。

卡可夫耸耸肩走开了，由她站着。

“卡可夫，”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一张灰脸厚实而松垂，眼袋浮肿，下唇耷拉着，用一种没好气的声音招呼他说。“你听到好消息了吗？”

卡可夫走到他身边，那人就说，“我还是刚听说的。不到十分钟呢。妙不可言。法西斯分子在塞哥维亚附近整天在自相残杀。他们不得不用自动步枪和机枪的火力来镇压叛乱。他们下午在用飞机轰炸自己的部队。”

“是吗？”卡可夫问。

“不假，”那个眼袋浮肿的人说。“这个消息是多洛雷斯亲自带来的。她带着这个消息到这儿来，那容光焕发的高兴劲头，我可从没见过。消息的真实性可以从她脸上看出来。那张伟大的脸——”他乐呵呵地说。

“那张伟大的脸，”卡可夫说，那声调一点儿高低都没有。

“你听到她的话就好了，”眼袋浮肿的人说。“这消息本身使她脸上发出一种人间所没有的光彩。你从她的说话声能断定她讲的是事实。我根据这个在给《消息报》写文章。当我听到这个交织着怜悯、同情和真理的伟大声音作报道时，觉得这是这次战争中最伟大的时刻之一。她像个真正的人民的圣徒，身上闪耀着善与真的光辉。人们称她为‘热情之花’[伊芭露丽早年用的这个笔名后来成为大家对她的尊称。]不是无缘无故的。”

“不是无缘无故的，”卡可夫说，声音含含糊糊。“你还是现在就给《消息报》写吧，免得把你刚才说的漂亮的导语忘了。”

“这不是个可以拿来取笑的女人。哪怕像你那样玩世不恭的人也不行，”眼袋浮肿的人说。“要是你在这儿听到她的声音，看到她的脸儿就好了。”

“那个伟大的声音，”卡可夫说。“那张伟大的脸儿。写吧，”他说。“别跟我说这个了。别在我这儿浪费你的大块文章了。现在就去写吧。”

“眼下可不行。”

“我看你还是去写的好，”卡可夫说着，望了他一眼，然后望着别处。眼袋浮肿的人拿着一杯伏特加在那里又站了两三分钟，尽管眼袋浮肿，但目光全神贯注于他所看到并听到的妙处，接着他离开房间去写文章了。

卡可夫走到另一个约摸四十八岁的男子身边，此人矮而粗壮，喜气洋洋，长着淡蓝色的眼睛、稀疏的金发，毛茸茸的黄色八字须下是一张笑嘻嘻的嘴。他身穿制服。他是师长，是个匈牙利人。

“多洛雷斯来这儿的时候你在吗？”卡可夫问这个人。

“在。”

“都扯了些什么？”

“有关法西斯分子自相残杀的消息。是真的才妙啊。”

“你听到了很多有关明天的流言。”

“真不像话。所有的新闻记者和这房里大部分人都该枪毙，当然还有那个不值一提的诡计多端的德国佬理查德。不管是谁，让这个市井负贩当上旅长的人都该枪毙。也许你我也该枪毙。这有可能，”这位将军大笑着说。“可是别提醒别人啊。”

“这是我从来不愿谈的一件事，”卡可夫说。“那个有时上这儿来的美国人正在那边。你认得那个人的，乔丹嘛，他正跟游击队在一起。他就在他们传说要发生情况的那个地点。”

“噢，那么今夜他该送一份有关这件事的报告来，”将军说。“他们不喜欢我到那儿去，要不然，我可以前去给你打听打听。他是跟戈尔兹一起干这件事的，不是吗？你明天将见到戈尔兹。”

“明天清早。”

“事情顺利进行之前，别打扰他，”将军说。“他跟我一样讨厌你们这帮狗杂种。尽管他的脾气要好得多。”

“但是关于这次——”

“也许是法西斯分子在调动吧，”将军露齿笑笑。“好吧，让我们瞧瞧戈尔兹能不能稍稍调动他们一下。让戈尔兹露一手吧。我们在瓜达拉哈拉调动过他们啊。”

“听说你也要出门，”卡可夫微笑着说，露出了坏牙齿。将军突然发怒了。

“我也要出门。现在议论到我头上来啦。老是议论到我们大家头上来。这伙卑劣的长舌妇。一个守口如瓶的人，只要有信心，就能救国。”

“你的朋友普列托能守口如瓶。”

“但是他不相信能胜利[社会党领袖普列托这时正在政府中任国防部长，1938年4月调任不管部部长。1939年失败后成为西班牙流亡政府的一员，1947年到法国，成为西班牙社会党右翼领袖。本书故事发生时他已对共和国的前途失去信心。]。如果不相信人民，你怎能胜利？”

“这由你去考虑吧，”卡可夫说。“我要去睡一会儿了。”

他离开了烟雾弥漫、人们说东道西的房间，走进后面的卧室，在床沿上坐下，脱掉靴子。他仍能听到他们在谈话，所以就关上门，打开窗子。他懒得脱衣服了，因为两点钟就要动身坐车取道科尔梅那尔、塞尔赛达和纳瓦塞拉达到前线去，早晨戈尔兹将在那里发动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