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香茗大概在沉思着什么，听到呼唤，身体竟颤抖了一下，才抬起头，望着李志勇的两道目光既熟悉又陌生，以至于李志勇嘟囔了一句：“是我，咋的？不认识了？”

林香茗从长椅上站了起来，伸出手跟他握了握。

“你也不找个地方躲躲雨？”李志勇皱着眉头说，四下里看了看，才发现整个望月园居然连座亭子都没有，事先约在这里见面是自己提议的，没有考虑到下雨的因素，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雨不大。”林香茗微笑着说。

“走吧走吧，公园南边有个青塔小区，小区里面有家小馆，别看门脸儿不大，菜的味道特别好，我请你到那儿撮一顿——甭跟我说吃过了晚饭那种话，吃过了也再吃点儿，马无夜草不肥嘛！”李志勇一边说一边走下台阶，出了公园，踹起车支子，推车往青塔小区走去。

林香茗一直跟在他的身边。

两个人走了一段路，起初都不说话，只听到自行车的链条在链轮上咯嗒咯嗒富有节奏的滑动声。这样的气氛让李志勇有点儿紧张，一不留神，脚踝骨被脚蹬子磕了一下。

“哎哟！”疼得他叫了一声。

“没事吧？”林香茗问。

“没事儿！”虽然挨了磕，但李志勇挺高兴他们之间的沉默被打破，“刚才那口琴，是你吹的？”

林香茗“嗯”了一声。

“好像是什么歌儿的前奏……”李志勇嘀咕道，似乎希望林香茗给他一个答案，但是林香茗一声不吭。

李志勇不禁看了他一眼，那张清俊的脸上毫无表情。

这个人真是一个谜。

李志勇想起了“西郊连环凶杀案”办到一半，当受害者越来越多，案件的侦破工作却一筹莫展的时候，市公安局副局长许瑞龙给专案组组长杜建平打来电话：“我这边有个中国警官大学的大三学生，主修犯罪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给你派过去支援一下。”

杜建平正被案件搞得焦头烂额，累得带状疱疹都复发了，对上级的指示有些不耐烦：“我这边是鸡毛掸子解毛线——要多乱有多乱，您就别往我这儿派实习生啦！”

“什么实习生！”许瑞龙不客气地纠正道，“是支援！”

“支援”到的第一天，直接上了案情分析会。林香茗给专案组全体成员的第一印象特别好，小伙子虽然眉清目秀得像个姑娘，但是十分谦逊，本来已经打开了笔记本电脑，但一看围绕长桌坐着的刑警们都摊开了蓝皮记事本，立刻把电脑收起，从挎包里掏出了纸笔。整个会议过程中他没有喝一口水，也没有对屋子里十几杆老烟枪的喷云吐雾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反感——尽管他自己绝不抽烟。他认真地聆听每一个人的发言，手中的笔几乎不停顿地在纸上沙沙沙地记录着什么，但直到会议结束时他都没有说话。杜建平都快把他忘了，临到散会前才想起这儿还有个副局长派来的呢：“小林，你看你有啥想法没有？”

林香茗摇了摇头。

“别不说话啊，案情分析会就是让大家敞开了说话的！”杜建平笑道，“你是上面派来的‘支援’，就得给我们支援支援嘛。”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笑声。

“我初来乍到的，没有什么经验，这一屋子都是我的师傅，我先跟着大家多学习、多了解。”林香茗笑着说。

散会后，杜建平跟好几个刑警感叹道：“那个小林很懂事，你们多带带他。”又半开玩笑地对李志勇说：“你跟小林学学，看人家比你年轻那么多，却一点儿都不毛躁，有规矩、有眼力见儿。”

李志勇不吭声，心说“这回只怕您是看走眼了”。

十年前的李志勇二十八岁，在刑侦一线摸爬滚打了六年，什么苦都吃过，什么苦也都吃得，在刑警队伍里属于“正当年”，按理说应该是领导重点培养的对象，却一直不太入杜建平的眼，甚至给他取了个“狗熊”的外号。这倒不是因为他有多么的膀大腰圆，而是两个原因：一来他脸不洗头不梳，总是灰不溜丢的模样，平日里耷拉个脑袋，只知道埋头干活，不知道抬头看路；二来他脾气古怪，平时闷闷的，不大爱说话，但是一探讨起案情又死倔死倔的，一旦钻起牛角尖，八匹马也拉不回来，纵使杜建平这个顶头上司，他也敢当面顶撞——综合这俩特征，就连李志勇自己也不拒绝“狗熊”这个外号，反正警队里无人没有外号，比起有的男警官外号叫“大嫂”的，自己这个已经好太多了。

不过李志勇是个粗中有细的人，办案喜欢动脑子，偶尔看看《福尔摩斯探案集》，平日里有意锻炼自己的观察能力。比如在这次案情分析会上，他就发现那个一言不发的小林看似“不毛躁、有规矩”，其实是个极有主见的人。

案情分析会是指围绕某一重案，由牵头侦办的主要领导召集相关警务人员召开的会议。这种会上，不管警衔、职位、年龄，只要是与案件相关的见解，必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说什么。因为刑侦工作本身就是用证据和推理对真相的还原，在案件侦破之前没有任何人掌握绝对真理，所以必须坚持言论上的自由和民主，集思广益，如果总担心“顶撞了领导会不会给我小鞋穿”，那就什么正事也别做了。因此，为了某一项证据是否可靠，为了某一个推论是否合理而发生争吵，会上闹得脸红脖子粗是常事，会后谁也不会计较……尽管如此，会议过程中，大家还是会对每个发言者的言谈，不由自主地点点头，这种点头未必代表着赞同和支持，更多是一种尊重和习惯。

但是林香茗没有。李志勇发现，整个的会议过程中，他确实听得非常专心，但很少对发言者的发言点头——唯一的一次，竟是对自己说的一段话，而那仅仅是自己一个考虑得非常不成熟的突发奇想。

“前面，法医和刑技组的同志们已经总结过了，罪犯的犯罪模式是相同的，就是在受害人用钥匙打开防盗门和房门的一瞬间，用铁榔头出其不意地猛砸后脑，致其昏厥后，抬入房间内实施奸杀。但是大家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犯罪时间——”

杜建平打断他道：“刚才说过了啊，犯罪时间多是在晚上十点之后，对晚归的独居女子下手。”

“我说的犯罪时间，是指罪犯从出现在受害者身后到拿出凶器行凶的时间。”李志勇说着，将投影仪上的幻灯片翻到自己想演示的那几张，“大家来看，这三个犯罪现场，都发生在这种六层以下的旧式板楼里，一个在三层，两个在四层，我实地勘查过，这些板楼都是砖混结构的，楼道灯是那种敏感度非常高的感应灯，那么受害者十点左右回到家，一步一步走上台阶，来到自己房门口的时候，感应灯一定是亮着的吧？”

同志们都在点头，目光里也都很茫然，没有听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

只有林香茗眼睛一亮。

李志勇看到了，却装作没看见：“既然感应灯是打开的，那么楼道里应该非常明亮，这种情况下，当罪犯发起袭击的时候，为什么受害者连本能的抵抗动作都没有？”他拿起尸检报告，指着上面的一行字说：“你们看，尸检报告上写得很明白，受害者的第一个创口都位于枕部，头皮呈星芒状裂伤，周围有圆形挫伤，从周围向中心逐渐变轻，颅骨呈凹陷状骨折，并有放射性骨裂……可是三个受害者没有一个的手部、胳膊或肩膀上出现抵御伤，一个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也许是事发太突然了，她们被惊吓到了，瞬间失去了抵抗的反应？”杜建平猜测道。

“如果是第一个受害者，这样的猜测还合理，问题在于，当第一个受害者出现之后，我们立刻通过各个街道、小区的居委会向居民发出了警示，而且调查中得知，第二个受害者因为单身独居，还接到了居委会主任的上门提示，至于第三位受害者，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她们怎么还一点儿警觉都没有？”李志勇再一次将幻灯片翻回犯罪现场那里，“大家再来看看案发的楼道，这种老楼的楼道台阶比较多，而且楼梯拐角处的空间不是堆着坛子罐子，就是放着自行车，藏不住什么人，罪犯就算发动突然袭击，无论是从下面一层冲上来，还是从上面一层冲下来，受害人都有一个时间档可以用来抵御，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被大家忽视了的那个‘犯罪时间’。”

有个刑警提出：“感应灯都有一个限定时间，假如罪犯是趁感应灯灭掉的时候，脱掉鞋，穿着袜子上下台阶，对受害者发起袭击呢？”

“且不说这种老楼的防盗门和房门，由于门框变形等原因，开合时都有很大的声音，足以‘唤醒’感应灯，更何况我们开门时，假如楼道突然变黑，都会习惯性地跺一下脚让灯重新亮起来，以保证钥匙能插进锁眼儿。当然，最重要的是，刑技的同志提取到的犯罪嫌疑人留在楼道里的鞋印是连贯的，不存在脱掉鞋、穿着袜子去袭击的可能。”李志勇说。

旁边的一位刑技同志补充道：“这些鞋印证明，罪犯大都是从楼门外面尾随着受害者上楼，然后实施犯罪的。另外我们观察到，罪犯上楼的足迹在快要接近受害者的时候，并没有突然变尖、变窄，也没有留痕加重、步幅变长等情况，这就说明他并非冲上去袭击受害者，而是很正常地走上楼——”

“这也就再一次表明，受害者很可能是见到了罪犯，而罪犯是让她可以安心的熟人，这样她才放松了警惕。”李志勇说。

就在这时，李志勇看到林香茗轻轻地点了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点头，让李志勇心中感到一丝惊喜。

“晚上十点，感应灯照亮的楼道，罪犯接近受害者，受害者看到了却毫无警惕，因为是可以安心的熟人……这也许就是受害者被杀的原因，不灭口就存在着被指证的危险。”杜建平自言自语地叨咕了几句，抬头望着李志勇，“按照你的推论，侦查方向有什么改变吗？”

李志勇说：“我认为，凶手很可能跟这几个受害人都有某种不为人知的亲密关系，比如亲戚、情人、老同学什么的，所以，如果从三个受害者共同的熟人进行排查，相信很快就会有所发现！”

就在这时，李志勇忽然发现林香茗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

“难道，我说错了吗？”他的心瞬时间凉了半截儿，回到座位后喝了满满一杯热茶也没有转暖，所以当杜建平在会后让他“跟小林学学”的时候，他脑海里泛起的第一个念头竟是：“正好向他问一问，我到底错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