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会议开始到现在，杜建平一直没有说话。他深知作为专案组的组长，案件办到今天这么个不清不楚的样子，他要负第一责任，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多年来在刑侦一线摸爬滚打，使他早已生成了一种神奇的第六感，对于大部分案件的嫌疑人，往往凭着直觉就能准确判定对方是不是真的犯了罪，但周立平太不一样了！杜建平觉得逮捕他就像是三更半夜用捕虫网捞了一团雾，不仅没有看透这个对手，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周围的光线越来越暗，视线越来越差，捕虫网倒是还拿在手里，那团雾却渐渐稀薄，保不齐什么时候就能漏个干干净净……

眼下还不是深思这些的时候，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他无论如何不能让冷场的时间太长：“凤冲，你把对斯派‘行程追溯’的情况跟局长汇报一下吧。”

“行程追溯”是指交通部门利用天眼系统，对嫌疑车辆在某个时间段的全部行程进行逆向追踪，由此勾勒出该车辆的行程图。本来，警方利用天眼系统对斯派“行程追溯”的起始点是从案发当晚九点四十分左右，该车辆从童佑护育院所在街道北出口驶出开始的，因为自此该车由周立平驾驶一直开往扫鼠岭，但在行为科学专家根据周立平受审视频做出了心理鉴定报告之后，警方决意将这一追溯大幅提前到案发当天早晨六点钟。

林凤冲汇报如下，根据对设置在邢启圣所住公寓停车场、荷风大酒店、童佑护育院附近街道红绿灯、青石口东里红绿灯以及其他主要交通路口上的监控装置拍摄到的监控视频的提取，基本上可以勾勒出扫鼠岭案件当天，黑色斯派在如下几个时间点有这样的行程：

当天上午九点整，邢启圣驾驶着斯派离开所住公寓停车场，前往护育院。

当天下午两点二十分，邢启圣驾驶着斯派通过护育院所在街道南口的红绿灯，一直往南，并于两点二十八分驶入荷风大酒店大门，将车停在E座后面的停车场里。

当晚八点四十五分，斯派驶出荷风大酒店，监控视频显示开车的人是邢启圣。

当晚八点五十分，斯派驶入爱心医院西南门所在街道，直到九点整才从另一端驶出。由于爱心医院西南门通往太平间，按照风俗习惯，这里不设监控，所以不知道邢启圣何以在这里停留十分钟。

当晚九点五分，斯派驶过护育院所在街道南口的红绿灯，向北行驶，但却没有从北口驶出，应该是停在了护育院的院子里。

当晚九点四十分，斯派驶过护育院所在街道北口的红绿灯，往青石口东里开去。

“这辆车在护育院停了将近四十分钟，这期间邢启圣在做什么？周立平是九点整接到邢启圣让他去护育院的电话的吧，他几点到护育院的？”许瑞龙问了一连串的问题。

“我们联系了出租车公司，有位司机回忆，当晚九点左右在夏荷街道接到过一位打车的男子，一直开到了童佑护育院门口，出租车行驶记录显示，耗时二十分钟，而且那位司机从一堆照片中很快就找到了周立平的照片。周立平自述，他到了之后，去办公室找邢启圣，邢启圣说自己还有点事没处理完，让他到车里等着，他就在车里坐了二十分钟玩手机，邢启圣上车后躺在后座上，让他开车去扫鼠岭。”

“咨询个技术问题。”有位警官问，“监控系统难道不能拍摄到车内后座的情况吗？这样一看不就知道车里当时是否还有其他人了。”

林凤冲苦笑道：“我们的监控系统分辨率有限，对于驾驶员还能拍摄到正面，但是如果车内光线差或者没有开车内灯，是拍不到后座情况的，假如邢启圣是躺在后座上，甚至坐在驾驶员身后的座位上躺低一点儿，都有可能由于角度的原因，完全拍不到他——事实上有关部门采取了技术手段，对所有监控视频拍摄到的图像调高了分辨率、改善了画面质量，也只约略能看出周立平身后的座位上确实有个什么，是不是人都不好说……”

“有没有可能，我们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柴永进突然开了腔，“其实这个案件很简单，汇总各方面的信息，不难看出周立平此前涉嫌骚扰甚至性侵护育院的孩子，并因此受到邢启圣的拦阻。案发当晚，邢启圣把周立平叫过去，可能就是要跟他算算账，也许脑袋一热，说出了要把他送派出所的话，周立平害怕了，把邢启圣骗到车上击昏，又把他玩弄过的三个孩子找来，关在后备厢，然后开车上了扫鼠岭，将他们一一杀害，抛尸再焚尸，不是完全可以解释得通吗？”

一番话虽然说得鲁莽，却说出了很多刑警的心里话，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扫鼠岭案件的真相。

“我还是觉得，不应该这么武断地给扫鼠岭案件下结论。”林凤冲严肃地说，“当然按照你这么解释，貌似一切都可以说得通，但是除了缺乏直接证据的支持外，有两件事依然无法说清楚：一个是周立平用了什么方法，事后仅用半个小时就从扫鼠岭赶到杏雨路；另一个是以周立平的犯罪经验，绝不会不知道他从护育院一路开车到扫鼠岭，天眼系统一定能拍到他，就算尸体焚烧得再严重，警方也能很快锁定死者身份，并顺藤摸瓜找到他，而他既没有逃跑，也没有采取任何反侦查措施，这些都太反常了——我不是说周立平的犯罪嫌疑可以排除，而是说：我们不能对别人搞疑罪从有，对自己搞疑点从无。”

“林婆婆”在警队里是人人皆知的老好人，他这番话说得就算很重了，于是又一阵窃窃私语在会议室里响起。

许瑞龙端起茶杯，吱溜了一口，所有的议论像被他一下子吸走了，会议室里顷刻间变得鸦雀无声。

许瑞龙慢慢地说：“这段时间，同志们都很辛苦，也都很努力。应该说这么大的案件，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多的突破，还是值得肯定的。至于围绕其中的疑点展开的各种争论，是好事，我一向主张，要鼓励办案人员争论，不能太早‘统一思想’，否则就要犯错误，就要出冤假错案……接下来我有这么两个想法，请大家斟酌。第一，这个案子说到底是一起‘焚尸灭迹’案，灭的什么迹？肯定不是‘杀人’的迹，‘杀人’这个‘迹’就摆在那里，跑也跑不了，灭也灭不掉，所以灭的很可能是孩子们遭受过性侵或者其他伤害的‘迹’，有些同志认为这个‘迹’一定是周立平做的，这是一种主观臆断，不妥。下一步应该对护育院的员工再加大调查力度，搞清楚真相。第二，这个案子我们‘破’得太早、太快了，同志们不要觉得我是在说笑，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太早地发现了周立平涉入此案，而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又过早地将绝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了他的身上，无意中做了很多指向性和目的性明确的、专门为了‘证明’周立平是凶手的工作。现在看来，这样做固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有欠妥之处，最起码，我们集中了这么强大的人力物力，到现在还找不到周立平是真凶的铁证，本身就说明很多问题。那么我们能不能换个思维方式——假设周立平不是真凶，那么这个案件中最值得怀疑的人又是谁呢？”

会议室里的人们面面相觑，没有人敢贸然回答。

“我认为是邢启圣。”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会议室里的数十道目光都集中在了楚天瑛的身上。

对这位爱将，许瑞龙当然不能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偏心眼”，所以只是平平淡淡地说：“说说理由。”

“首先，从调查的情况来看，除了邢启圣的秘书池凤丽对周立平有所怀疑之外，护育院里的其他员工并没有指出周立平对孩子们有什么不轨的行为，而池凤丽的证言，只能说明邢启圣和周立平因为孩子发生过冲突，但冲突的原因并不知道，单纯从性侵孩子的条件来讲，无论时间、地点和‘便利性’，邢启圣都比周立平更具备‘优势’——”

坐在他斜对面的孙康忍不住说：“我插一句，我在问询池凤丽的时候，她强调邢启圣的特点之一就是‘好色’，但池凤丽又说邢启圣对她本人没有什么兴趣，这让我挺惊讶的，因为池凤丽是个蛮性感的女人，邢启圣如果对她没兴趣，又不是个同性恋，那么很有可能是个恋童癖。”

楚天瑛点点头，又把目光投向许瑞龙：“这里我也提出个申请，希望市局能够向A省省厅提出协查通报，让他们调查一下邢启圣过去有没有过针对儿童的性犯罪，我担心地方上因为种种原因，就算邢启圣有过违法犯罪的劣迹，也被家里动用关系网掩盖住了。”

“批准。”许瑞龙对林凤冲说，“会后你立刻落实。”

“除此以外，就是刚才我说的伏特加的事儿。”楚天瑛说，“虽然我说了三种可能性，但我个人觉得，第三种可能性最大，那就是邢启圣说谎——因为第一种太幼稚，第二种有瑕疵。先说第一种：焚烧尸体并不能影响法医检测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这对外人也许是个很冷门的知识，但是周立平在坐牢前后读过的法医学书籍，我想未必比在座的很多人少，单纯在车里洒点儿酒，就能让警方相信邢启圣喝了酒，这个谎还不如不撒；再说第二种，以车里那股子酒气，假如车上真的还有第三个人，那么他一定在车里坐了很长时间，我们都知道醉鬼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意志的，除非沉睡，手脚一定会胡乱扭动，在奇特的位置留下怪异的痕迹，这在现场勘查学中单有一种说法叫‘醉态痕迹’，比如触摸一些正常人不会触碰的死角、比如车座头枕出现鞋印，再比如指纹多有拖拽、抻拉的特征等，但是在勘查车辆时，我在车内完全没有发现这类痕迹——要知道凶手虽然擦拭过方向盘、车门把手，但他没有擦拭过其他地方。”

这一番分析，让很多同僚听得津津有味，心服口服。

“如果这个案子顺着周立平可能被栽赃陷害的思路讲，那么单凭没有喝酒却喊周立平来‘代驾’这一点，邢启圣恐怕就逃不了干系。”楚天瑛继续说，“于是又有一个问题冒出来了，邢启圣自己也遇害了，是谁杀的他？势必存在着一个同谋或黄雀式的人物，那么这个同谋、这只黄雀是谁？首先可以排除周立平，因为周立平不仅跟邢启圣一向不和，邢启圣找同谋也不会找他，而且在他打一一〇报警后的半小时内就出现在了杏雨路，不具备足够的作案时间。而在邢启圣的狐朋狗友之中，最最可疑的就是张春阳。”

张春阳这个名字在先前的侦缉工作中，一直没有被纳入犯罪嫌疑人的名单，所以在座的很多刑警都是一愣。

楚天瑛先把张春阳的大致情况介绍了一下，然后说：“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张春阳早年当过健身教练，腹黑、心狠、身体素质很好，他喜欢爬山，平时没事就沿着扫鼠岭上西山，对那一带的路况非常熟悉，所以，他在杀人行为的策划和实施上都没有问题。有知情者说，张春阳的最大特点就是‘胆大妄为、自作聪明’，他利用陶灼夭的关系帮邢启圣搞钱，邢启圣帮他瞒着陶灼夭在外面渔色，两个人狼狈为奸，干了不少坏事，虽然因为社会地位不同，一直以来邢启圣是‘主’，张春阳是‘仆’，但实质上张春阳才承担着‘大脑’的工作——扫鼠岭案件发生后，没有人再见过张春阳，这本身就极端反常——”

许瑞龙打断了他：“这个张春阳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什么时候？”

“我们对他的手机进行了追踪，目前处于关机状态，最后一次通话是在扫鼠岭案件发生的当天下午四点多。”

这个时间点非常敏感，许瑞龙继续问道：“通话的对象是谁？”

“陶灼夭。”楚天瑛说，“据负责打扫房间的保洁人员回忆，案发第二天早晨，E座四层的陶灼夭卧室有私会的痕迹，陶灼夭往这里带过两个男人，一个是未婚男友姜磊，另一个就是张春阳。但我们调查发现，当晚姜磊正在香港出差，根本不在本市，所以那个人十有八九就是张春阳——值得注意的是，当晚七点多，邢启圣来到了大堂酒吧吃饭，一边吃饭一边不停地看手机，直到在八点十分接到一个电话，然后匆匆离开，而通话记录显示，这个电话正是陶灼夭打给他的。此后发生的事情，可以看成是黑夜里从同一个车站出发却驶往不同方向的高铁，一趟是邢启圣，他开着斯派开上了去往扫鼠岭的不归之路；另一趟是陶灼夭，她在九点半订了去往巴黎的机票——”

“而张春阳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许瑞龙沉吟了一下，“找！挖地三尺也要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