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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兽同时张开它的三十张嘴。吐出一些人又吞进另一些。满满的三十口。但它仍然不满足地张着嘴。一个男人在下行的钢铁传送带上奔跑，抢在巨兽的大嘴合拢前冲了进去。警报声以更快的节奏鸣响，密集的点状声音几乎要连成一根线。

看见那个男人的脸。是我。

闯入巨兽腹中的前三秒，我感觉所有声音都消失了。就像纵身跃入海里。巨兽向地下深处游去。双眼射出锐利的光，在漆黑的土壤层辟出一条通道。游经之后，土壤再纷纷愈合，像一切不曾发生。

我在巨兽腹中。

巨兽腹中灯火通明，上演着一场永不落幕的派对。内壁的矩形屏幕上循环播放着一幅幅抽象画：亮黄底色上，黑色箭头指向各种各样的方向。有点像罗伯特·劳森伯格的Grand Black Tie Sperm Glut，也可能是在显示巨兽游动的路径——因为，当我注意到其中一个箭头是这样的（<——>）时，头顶的内壁似乎低了好几公分，就好像巨兽正拉长自己的身躯。进行重力测试的青年熟练地用拇指将手里的彩色纸片捻向空中，观察它们落向下壁的速度。硬币收集二人组像阿基里斯和乌龟一样亦步亦趋：不怕被踩的乌龟在前面开路，阿基里斯则拿着星巴克纸杯，踩着乌龟的脚后跟紧紧跟着。旁座的一对男女在分享芝诺披萨，芝士像承诺一样把他们连在一起。他们好恩爱。注视着这对男女的金发小伙刚刚萌发这样的想法，他的鼻子就变长了，戳到身前少女的后背上。少女厌恶地往前挪了几十厘米，在手机里吐了一通匹诺曹。

手机信号很快消失了。巨兽潜入了江底。

这是最难熬的时刻。手机信号消失就等于我们不再存在。乘客们掏出包里的书读起来，努力与存在的世界继续保持联系。我从第50页起继续读：“要是没有他，我的思维、我的感觉，恐怕永远也就局限在平庸的细碎小事中了，局限在养家糊口的俗事中——根本就没什么要紧的。至于什么才是至高无上的美，至高无上的善，至高无上的真，我真是无法企及，我也知道自己根本不配……”我身旁的女人读出了声：“一个鬼魂经常出没在这栋房子里，老人解释道。接着是一段短暂的沉默。什么鬼魂？她问道。就是你，老人说完轻轻关上了门。”

巨兽的腹语在这一刻传来，盖过其他所有声音。“下一站，尖沙咀……请小心月台空隙……Please mind the gap。”

我没有像往常一样思考“mind the gap”里暗指的东西，因为“尖沙咀”三个字让我吃了一惊。我像背诵乘法口诀表一样在心中默念了一遍巨兽线路图：静安寺—南京西路—人民广场—南京东路—陆家嘴。明明应该是陆家嘴啊，怎么变成了尖沙咀？

Side A

Y惊醒时以为自己睡了很久，然而机场快线才刚刚驶离九龙站。他看了眼双层车窗玻璃映射出的两个恍惚的自己，抽出一张纸巾擦去嘴角淌出的口水。他机械地、本能地打开手提电脑，继续敲打那篇尚未完成的代笔作文。

“未来的媒体趋势可以归纳为六个T。”他写道。

他还没有想好究竟是哪六个T，但他知道老板们都喜欢六个T之类的东西。“1. Teppanyaki（铁板烧），”大概是饿了，Y不由自主地随手打出一行字，再努力自圆其说，“21世纪的新闻像铁板烧一样热气腾腾，但技术含量其实不高，主要依靠材料本身的质量。”

“2. Tactile（可触的）：以触屏为主要媒介。”他很快想出了第二个。

“3. Teeming（暴雨如注的）：充满海量资讯。”Y觉得再写什么Teamwork（团队协作）实在既陈词滥调又讽刺，因为现在他所谓的团队只剩下了他一个。——三位同事在去年报社结构重组时被重组掉了，剩下的两个，一个辞职一个生了抑郁症。如今办公室里只剩下一位实习生每天六点像发射火箭一样准点发送微信公号。

“4. Tomography（断层扫描术）：像断层扫描一样，通过任何可穿透的波，对物体进行分段成像。”加入一两个深奥的科学词语作为隐喻是必须的，Y谙熟这类技巧。

“5. Tracking（跟踪）：未来的媒体做不到第一眼就真相大白，需要不断跟踪调查。”

轰鸣的雷声打断了Y的思路。虽然只是下午四点，窗外的天色已像夜晚。远处闪电不断，如同一次次接踵而来的顿悟。Y打开手机，发现列车正行在青马大桥上。手机地图上的蓝色圆点平滑地移动着。

雨越来越大。雨点在飞驰的列车车窗上划出近乎水平的线条。只要保持一定速度，便足以抵抗重力；正是这些线条的斜率使速度变得可见。Y用手机拍了起来。所谓媒体，就应该展示这些线条吧，他思忖道。

到了赤鱲角香港国际机场站。两边车门同时打开，人群像新年烟花一样从车厢里喷涌而出。Y左转下车，来到一号客运大楼。他已在中环预办登机手续并托运了行李，现在仅随身背着一只也可以拎的电脑包。他迈开大步，步履轻快地朝“离港”口走去。他看了看手机（离预定的登机时间还有足足一个小时），又望了一眼显示屏（KA872航班登机口：待定），他像驾驶F1赛车般灵巧地穿过人流有些密集的出发大堂（无印良品门口的短发女人有点面熟），抵达了安检口（一位中年男子端着相机站在脚凳上，旁侧的少女们举着不知写了什么的标语牌安静地等候着谁）。像进入一个已经启动的程序，他带着某种游戏感（表演性）继续执行这套仪式：把瓶里的水转移到肚子里；走七段方向完全相反的折线；把藏青色小本子递给坐在半透明方块里的机器人并在它注视你时回以“我也是机器人”的眼神；脱下外套；把背包里的电脑、充电宝和裤袋里的手机平放在塑料筐里，并孤身（Y一直在构思一篇名为《离开电子产品的孤独》的论文，因此他敏感地觉察到这段即使只有几秒钟的分离）穿过一扇人类经过时会鸣叫的门；在黑色传送带的尽头与电脑、充电宝、手机重逢（短暂分离后的重逢，即使完全在意料之中，也在意识深处埋下“可能再次分离”的不安的种子）。最后，踏进候机楼。

踏进一个悬空的微缩世界。人们在其中进食、购物、排泄、等待。尤其是等待。理论上，他们已经离开了出发地（有通行证上的章为证），却还没有开始朝向各自目的地的旅程。他们既在也不在赤鱲角上：原先的赤鱲角村已经迁移至东涌，此地独有的卢文氏树蛙也搬去了南丫岛栖息。如今作为香港国际机场而存在的赤鱲角更像一个虚构的地方，或按照法国人类学家马克·欧杰的说法，一个“非地方”（non-place）。“如果地方的定义是归属感，包含人际关系且拥有历史性，那么一个不具归属感，没有人际关系亦非历史性的空间，便可以定义为‘非地方’。”马克·欧杰写道。在他看来，带来“超载”性的“旅人的空间”已不限于机场，而是当代日常生活的常态。

Y一边在大家乐摊位前排队一边思考着这些读过的深奥理论，但他很快用幽默感替代了枯燥的理论。“吃腊角”——他将想象的字幕叠加到现实图景上（“鱲”字按普通话应读［lie］，但在粤语里读［laap］）。他本想点H1香浓咖喱牛腩饭，但当柜台前的阿姨问他“食咩呀”时，却报出了B3叉烧油鸡饭。这是他抵抗“选择的幻觉”的方法。在Y看来，无论H1还是B3都可以证明赤鱲角机场最大的好处：可以平价吃到具有一定水准的餐食（哪怕只提供一次性餐具）。

叉烧肥瘦相宜，油鸡香浓入味，右手一筷接一筷，左手刷动着手机屏幕。一个坏消息——Y后来认定的一连串坏消息中的第一个——在某次刷新中诞生了。这是社交媒体时代新闻诞生的标准姿势。“香港天文台发出红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时亦生效，有效时间为下午5时15分起。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且雨势可能持续。有需要外出的人士应小心考虑天气及道路的情况及注意安全措施。”

在香港机场候机楼聚集着免税店和餐厅的全然封闭的三角形区域里很难看清外面的天色。需要走到从20/21号登机口起一路向前延展的Y型登机区域，才能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窗看见停机坪、跑道、远处的大屿山和海。Y快步朝那个区域走去，顺道瞥见了巨大的显示屏上一整列红色的“DELAY”（延误）字样。虽然登机时间与所有其他航班一样待定，但KA872的登机口信息此时已经显示了出来（511号）。几乎在看见“511”三个数字的同一时刻，Y凝固一般停下了脚步——他发现：就在大显示屏右侧后方，星巴克绿色招牌的字母“B”上，停着一只白色的鸽子。

Y本能地朝鸽子方向迈动了几步，他感觉鸽子也在看他。一种俯视的甚至略带轻蔑的眼神。机场里怎么可能有鸽子呢？Y记得读过一篇文章，文中科普了飞鸟，乃至任何动物对机场可能造成的安全隐患。他还清晰记得文中提及美国有个机场里闯进一只鹅，结果被吸入发动机造成整个发动机报废的故事。机场一般都有专门的驱鸟队，把鸟类赶出同样致力于飞翔的沉重的庞然大物们占据的区域。然而在这里，在赤鱲角机场的候机楼里，竟有一只鸽子。

Y本该更快地掏出手机，拍下这不可思议的一幕。拍下这位意外的闯入者，作为证据。就像拍下其他任何令人惊奇的事物一样。他本该将“机场里是否可能有一只鸽子”的思考暂且搁置，甚至不必靠得那样近，以确认他原本已经看清的东西。他本可以在向机场工作人员报告那只鸽子时出示照片，以证明这一切并非自己的幻觉。然而现在，他只能面对着一张表情介于“你是不是疯了”和“WTF”之间的脸，默默擦去这位彬彬有礼的工作人员自信地发出“Impossible”的爆破音时不慎喷在他右臂上的口水。

Y不甘心。他走回星巴克，但白鸽全无踪影。他侦探似的低头搜寻：连一根鸽毛也没有。排队买咖啡的队伍很长，但他还是决定站到队尾。他打算问问店员是不是在这儿看见过一只白鸽，但他不想直截了当地跑过去问（太过突兀），而是打算在点单之后（通常会有的社交时段里）貌似漫不经心地探查一番。毕竟，消费是在这地方迅速构建人际关系（且不论多快就会过期）的最快、最自然、最有效的方法。于是，在点了杯大杯本日咖啡后，Y用看来随意的聊天式的口吻（也就是店员用来问“要不要搭配一个巧克力麦芬”的口吻）用英文问道：“对了，刚才你有没有在这儿看见一只鸽子？”店员没有像Y预料的那样露出意外的表情，相反，他的回答倒出乎Y的意料。“Not my pigeon。”他用《2001太空漫游》里计算机HAL9000的语调说道。随后，目光像光标一样朝后迅速跳过一格，如提示符般激活了Y身后一直在默默刷手机（21世纪的爱因斯坦由此发现了相对论）的顾客。

词语真是让人迷惑，语言可能是一切误解的起源，Y想（他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光是光就让人很头疼了》的文章，详细分析了“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段话背后蕴藏的悖论。在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世纪之始，上帝怎么知道后来出现的那种他确信是“光”的东西就是他此前所说“要有”时的那种“光”呢？他要么不知道，要么“光”是早就有了的、早就被一个叫“光”的词指着了的。后来这篇文章收录在一本名叫《不光是光让人头疼》的杂文集里，报社老板最初把他招进来，或许就是看中了他不怕头疼在词语的迷宫里如堂吉诃德般战斗的乐观主义精神，相信他每周代笔的专栏文章一定能够为他的成功企业家形象增添些许文化的灵光）。Y拿着热烫的纸杯，坐到落地玻璃窗前此刻唯一还空着的小桌子前。他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思考咖啡店员那三个简洁却意味深长的单词（“Not my pigeon”事实上是一个双关语：可以按字面意义理解为“不是我的鸽子”，暗示店员可能看见过那只鸽子，但鸽子不是他的；这也是一个非常老派的英文俗语，意思是“不是我的责任”或者“我可管不着”，暗指他正忙于工作，不想理会职责范围之外的事。无论做何解释，都仍然没能回答那个最表层、最字面的问题，即那只鸽子是否真的出现过、是否真的存在。如果说词语让人迷惑的话，双关语简直就是双倍的迷惑啊，Y后来这么想），裤袋里的手机就振动了起来。振动迅速在他脑海里激活了两种可能性；而这一次，两种都成了现实。其一是实习生发来的微信催稿通知。离六点火箭发射升空时间只有17分钟了，代笔的专栏文章却还无影踪。其二是香港天文台更新的预警通知，暴雨红色警报已升至黑色，“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豪雨，且雨势可能持续”。Y觉得任何可以量化的东西（比如暴雨警报里的降雨量）都教人心安，哪怕这意味着航班起飞仍遥遥无期。也好，他打开手提电脑：只差最后一个T了。

“6. TMD。”Y的脸上泛出坏笑。“（Truly, Madly, Deeply。真诚地、疯狂地、深刻地。）未来受欢迎的媒体必定是既真诚又疯狂又深刻。还充满了其他可能。TMD也可以是：Theoretical Maximum Density（具有最高的密度）、Transport de Matières Dangereuses（转移危险材料）、Too Much Drama（充满戏剧性）、The Merciless Dead（像这支英国重金属乐队一样有力）、Tagged Material Detector （标签材料侦查器）……”你够了。只剩7分钟了。Y按下“保存文档”的图标（Y惊讶于这个保存图标竟然是3.5英寸软盘的样子，简直可以入选“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了），用AirDrop扔到自己的手机上，用微信打开，搜索“本哑名”（那位实习生的ID）。“Send to：本哑名，［File］未来媒体的七个特征.docx”，按下发送按钮。正好5:56 PM。

然而文件始终显示“发送中”。就像《黑客帝国》里射出子弹的刹那（或者麦兜动画片里那座只有一根指针、一千年才转360度的慢钟），时间开始以一种更细微的方式划分。当然也可能是网络出了错，Y将思维从哲学面向导回现实层面。他确认手机的网络连接正常（已连接到机场Wi-Fi），但试图打开网页时却总显示“404 Not Found”。他在地址栏里更换了好几个网页，无一例外无法打开。应该是机场网络与外界通信出了问题，Y想，可能是因为暴雨？他试着断开Wi-Fi，用4G数据连接，同样什么都打不开。

直到此时，直到把注意力从六个T、白色鸽子、暴雨警报和无法连接的网络上移开，Y才注意到他身处其中的空间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里同时包含着几个彼此冲突的元素。首先是人更密集了。所有航班无法起飞，机场里聚集起越来越多的人。座椅早就被占满，窗台边、墙边，乃至任何可以部分支撑疲惫身躯的角落都铺满了人。然而这更浓稠的空间内部却正以一种加速度运行：星巴克里的食物销售一空，其他餐厅也渐渐只剩下饮料，连出售酒类和巧克力的免税店柜台前都排起了长队。显示电子设备电量不足的“耷拉”声此起彼伏。一些旅客为争夺充电插口争吵起来。还不会说话的孩子们嗅到了这非同寻常的空气，以哭闹声加入这场尚难定义的交响乐。某几个登机口前，人们自发排起长队，仿佛试图通过某种仪式来达成超现实的影响力。另几个登机口前，身穿制服的青年被人们团团围住，他们无辜地、一遍遍解释着天文台的预警，却无法说出网络失联的原因或航班预计起飞的准确时间。更多人选择观望：有人看书，有人补妆，有人打游戏，有人挖鼻屎，有人开始扔三只苹果表演杂技，人数足够的开始打牌消磨时间，独自一人的打起了瞌睡……还有两个背着吉他的年轻人唱起歌来。他们一人一句，仿佛在对话，又仿佛在自言自语：“依我看来，这并不太难。万事开头难。必须做出决定。没错。帮我一个忙。我在寻找呢。当我们寻找时，我们听见。这就妨碍了寻找。这就妨碍了思索。照样可以思索。哦不，不可能。我们不必冒险思索了。”接下去的一连串事件以更快的速度发生（尽管叙述有先后，但它们更接近同时发生）。首先是一群穿着统一制服、疑似乘务人员的欧洲人拖着拉杆箱快步朝Y型候机楼的右侧顶端走去（应该是68—71号登机口中的某一个），他们之所以引人注目，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步行速度大大超过了这一空间里此刻的平均速度（毕竟，所有航班都延误，还有什么事那么紧急呢？难道他们能飞？），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脸上的表情（某种统一的、抹杀了个体性的无表情），或兼而有之。接着，有几个人开始朝反方向奔跑，同时，有一声闷响从远处传来（无法判断声音的具体来源，但响声很大，且一定发生在某个密闭空间里，像在门窗紧闭的夏夜听见来自远处的闷雷），更多人仅仅因为看见有人奔跑而开始奔跑起来。起初还是默默地跑，夹杂了一些疑惑（诸如“怎么了”“不知道”之类的对话声）；渐渐地，惊慌的萌芽像感冒一样迅速传播、生长，有尖叫声，有催促声，一些人摔倒，一些人从原先的座椅上弹起，躲到座椅下方。Y所在的星巴克片区前此时已空出一大块区域，而不明就里的Y随着一位抱着婴儿的母亲躲进了柜台内侧。Y朝婴儿微笑了一下，婴儿哭了起来。很快，一群同样穿着统一制服的人（看起来不像乘务人员，制服上也没有“POLICE”字样）踏着整齐的步伐赶来。他们四处查看，可能在寻找着谁或寻找着什么，又很快兵分两路，朝Y型候机楼的两个尖端走去（“走”或许不是一个准确的词，他们移动的速度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走”要快一些，但又否定了任何“追逐”的意思。照Y事后的说法，他们的步伐里有某种冰冷的东西，某种程序性）。几十分钟后，这阵突如其来的扰攘才渐渐平息。惊魂甫定的人们开始在这块先前空出的区域重新分布，像下起另一盘围棋。

若带着某种后见之明，我们或许可以说这几十分钟是整夜最激动人心、最接近愉悦，甚至最富有意义的时刻；尽管在发生那一切的当时，几乎没有人这样认为。只有当夜更深（几乎没有人预见到，当天深夜机场的整个电力系统崩溃，只有极少数人还能用电子设备里残存的电力照明或获知时间），当筋疲力尽的人们不再期待获得来自航空公司的正式解释或准确预报时（最初获知延迟时的愤怒、不安的猜测、后来的无奈，此刻都被某种接近认命的情绪所取代，“先睡一觉吧，先喝点酒吧”，人们彼此安慰），只有当人们终于不得不将等待作为眼前困境的唯一解药时（事实上，这种类似不可抗力的等待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维度把握生活，比如Y就不再担心本哑名有没有收到他的文章，更何况他就要——虽然他两年前就萌发了这个想法甚至常常因此做噩梦，但据他所知，人们从萌发这个想法到将之付诸实施平均需要三年，更多人将这一想法作为维护这一想法所抵抗的东西的一部分，因而加大了付诸实施的难度——辞职），对于先前这几十分钟的回忆才成了某种可以抓住、值得重估并一再依靠的东西，哪怕这样的回忆里不可避免地掺杂了想象和虚构的成分，或多或少只是所谓现实的歪歪斜斜的投影。黑暗里的人们将乐于回忆或谈论——假如他们还有力气回忆或谈论的话——那不远的过去的几十分钟里那些弥足珍贵的东西：彼时尚存的、对周围发生之事的敏锐感受力，仍然试图弄清因果、在不断袭来的各个事件中构建联系并努力在充满各种猜测的迷雾中找到线团另一头的决心，哪怕有些盲目地奔跑着、努力逃离那些尚不确切的未知威胁时反而显得更真切的“我正活着”的存在感，哪怕有些盲目地奔跑和逃离时与那些同样在奔跑和逃离的人之间形成的默契、团结和同志情谊。然而现在，只剩下一片近乎静默的漆黑。外面的风雨似乎正渐渐平息，但电力仍然没有恢复。几位戴着夜光机械表的人声称已接近凌晨三点。Y望着落地玻璃窗外，觉得远处的山上似乎有一点光。

“明天会是新的一天。”黑暗里有个声音传来。

“但也有可能更糟。”另一个声音回应道。

B Side

“所以那晚真的停电了吗？”小说家问。

“你不是说过‘人是不能在小说里说谎的’吗？”我反问。

他笑了笑，像对上某种接头暗号般接道：“但……”

“但小说里的真实不同于现实里的真实。”我抢过他的台词。这是我们之间经常做的游戏——作为编辑的我与小说家之间的排演。

我告诉他那一夜发生的事。红色暴雨、白色鸽子、偶遇的Y、延迟的航班和突如其来的奔跑引发的一场小骚动。“事实上，在机场的那几个表演远比主会场上那些作品有趣，会展中心简直就是个卖场啊。而且，要不是有这些表演，那段误机的时间该有多难熬……”

“所以小说里写的那几个场景都来自AIA（Art in Airport，艺术在机场）单元吧。”小说家问道，语气却用了肯定句式。

小说家不务正业已经很久。自从那本意外畅销的小说《过马路要走对角线》后，他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出版过任何作品。这几年里，他只是每年为我们报纸的夏季小说专号贡献一个短篇，更像某种为彼此友谊的进贡。一些评论家认为他的才华被高估了，甚至发明出奇奇怪怪的术语来揶揄他，什么“畅销书后漫长的宿醉期”“斜边作家”“沉默小说家”……如此种种。但他不以为然，甚至把社交账号的个人介绍干脆改成了“沉默小说家”。“我没有写作的焦虑，”他一次次告诉记者，“在我看来，如今只有一件事比写小说更有意思：那就是不写。”有时还补上一句：“沉默是这个时代真正的美德。”

但他没有真的沉默。小说家开始对当代艺术感兴趣。他换用了一个只有少数人知道的笔名，开始创作当代艺术评论。他的评论经常以千字小小说的形式出现，通常只在艺术圈的小范围内引起关注。一家葡语艺术媒体评论人将他的这类文体命名为“创意评论”，他觉得还算准确。年初，他写了一篇关于英国艺术家安东尼·葛姆雷香港个展的文章，引发了艺术家本人的兴趣。在安东尼·葛姆雷的“视界香港”项目中，有三十一座以葛姆雷本人为模型、一比一等比例铁制或玻璃纤维制的雕塑出现在香港中西区：其中四座在地面，另外二十七座藏匿于维多利亚港与太平山间密集矗立的高楼上。其中最显眼的一座，位于中环香港大会堂公共图书馆天台东南角的边缘处——离开干诺道中的文华东方酒店及遮打大厦不足50米。从和平纪念碑或皇后像广场的地面仰望，很容易引发“有人要跳楼”的联想——尤其当人们的记忆档案里包括这两桩事件时：（1）2003年4月1日，张国荣从中环干诺道中5号文华东方酒店24楼纵身跃下；（2）2014年1月，摩根大通的前外汇销售员、33岁的李俊杰带着大量信用卡和欠条从干诺道中8号的遮打大厦跳楼身亡。当地新闻称，真有不少香港市民发现雕塑后打去报警电话。在小说家再创作的版本里，安东尼·葛姆雷在展览最后一天穿上银灰色的紧身衣登上天台，替代了那个等比例的雕塑。当市民们又一次拨打报警电话时，他们被告知“不用担心，那只是一个雕塑，只是艺术”。“但是他在动啊。”“那也只是艺术。”据说葛姆雷本人对这篇《只是艺术》颇为赞赏，打算在下次展览时将之付诸实施。在给小说家的电邮里，他这样写道：“我想通过这些艺术装置提醒人们去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令观众在寻找和发现的过程中，反思我们自身于这个世界上的存在状态。而你的小说将艺术本身引入这一过程，艺术不仅成为人与世界之间的介入者，而且在这虚与实的镜厅里完成了对自身的思考。”

所以我怀疑这一次，他是早有预谋的。早在我出发去香港采访这个艺术展会前，他就曾半开玩笑地说，若到时他无法按时写完小说约稿，“你也可以自己杜撰一篇”。他甚至半真半假地表扬了一通我为老板代笔的专栏，认为其中几篇“既可以在最表层成立，又有更深刻的东西”。我一度怀疑他试图让我代笔小说只是因为偷懒或为了愚弄一下那些怀有恶意的评论家；但后来渐渐发现，他的确想做某种写作实验。“作者总是试图与叙事者保持距离，”有一次他这样向我解释，“以为叙事者可以完全抛弃作者的束缚，自由自在地创造一个仿佛只属于叙事者‘自己’的世界；但我渐渐发现那是不可能的，那个世界总会带有作者的痕迹，哪怕多么隐晦。所以我在想，如果我把叙事权完全交给你会怎么样。你要考虑我过往的写作风格，我的小说你都看过，当然你也可以完全把自己交给潜意识。但总之，你写的时候要明确意识到自己是叙事者，是我的叙事者。”截稿日前两天，当我在香港向他催稿时，他又进一步鼓励我尝试一下“小说代笔”。他需要一个共谋者。他提醒我：“在机场的AIA单元可能会给你启发。”

他是对的。AIA单元的那几件作品，不但拯救了我在赤鱲角机场等待起飞的漫漫长夜（直到凌晨三点，才终于开始登机），更给予了我灵感，令我写出了那篇后来被小说家称为“仿佛是我的Alter-Ego执笔的小说”（我听从了小说家的建议，将之取名为《赤鱲角之夜》）。

我开始向他讲述AIA的每件作品。首先是“地下室的马戏团”小组的《房间里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艺术家用一根细得几乎不可见的长绳将一只白色鸽子拴在星巴克招牌上，吸引注意到的人们拍摄，并在社交媒体上根据地理位置寻回人们上传的鸽子图像，将之重新拼贴成大象的样子。第二个作品是韩国艺术家朴扑的《失联》（Disconnect），机场的Wi-Fi服务器与外网的链接被中断了五分钟，艺术家试图捕捉人们由此产生的焦虑反应。引起最大骚动和争议的（毕竟不是每位乘客都仔细阅读了安检入口提供的那份中英双语《当代艺术出没注意书》）当属来自伦敦的艺术团体“躲”（Hidden）的《恐慌袭击》（Panic Attack），四个打扮成旅客的演员在机场里开始奔跑叫喊，以揭示恐慌情绪是如何在某种特定语境下被放大、传递给更多人的。当晚唯一轻快的作品，是香港本地艺术团体“我的小香肠”（My Little Sausage）的《是如何》（Comment C'est），一对男女弹唱着一些有时似有隐晦呼应、有时却又全无意义甚至显得荒诞的歌词。正像小说家推荐时所说，在美术馆外发生的表演艺术（Performance Art）作品更加能够在“激发观众真实体验的同时，不断提出关于‘什么是艺术’‘何时或在哪儿才能成为艺术’的元命题”。“这些问题也可以向小说提出。”小说家当时曾这么说。

“所以小说什么时候才成为小说？”我顺着未出声的思绪有些突兀地问道。

“当它声明自己是小说的时候？”小说家用疑问句不置可否地答道。他顿了一下，反击似的朝我抛出了另一个问题。“小说里为什么没有写到你的艳遇？虽然……”

“虽然什么？”我追问。

“虽然不写是正确的选择。”他补充说。

他消息真灵通。Y其实正是我遇见的那个女孩的名字。那名字颇为中性，我便用来命名我小说里的那位男性编辑。过境前，我曾在机场无印良品门口瞥见过她，当时觉得有几分眼熟。但直到在第20号登机口旁的星巴克再次遇见她，我才顿悟般想起此前与她的所有偶遇。她是参加艺术展会的其中一个画廊的公关，我们在会场里曾有过短暂交谈。她的表情谈吐与人们刻板印象里的公关形象相去甚远：她充满了一种后来我将之命名为“少女力”的东西。没有公关通常的熟练和妥帖，反而直率，对好恶（哪怕是自己供职的画廊的作品）毫不掩饰，笑起来就像重新发明了光。但在展会主会场里（有无数张面孔掠过眼前），我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些。第二次见到她，是在士丹利街的一乐烧鹅。她坐在我斜对面，一个人啃着一盘烧鹅腿饭。有些脸盲的我当时并没有立刻认出她，只是对她满脸洋溢的“真好吃”表情记忆深刻。赤鱲角那足足九个小时的误机等待没有显得太过漫长，的确主要归功于与她的偶然再遇。

“那是另一个小说了，”我说道，“就好像……在这篇小说边境线的另一边。”

“你现在是真正的小说家了！”小说家有些夸张地调侃道，却也没有放弃追问八卦，“那你和Y现在如何了？”

“现在，她成了……我的实习生。”

“原先的那个呢？”

“被老板炒掉了。”

“她不是和……？”

“老板公私很分明的！”

我们同时笑了起来。傍晚的阳光此刻恰好通过对街的玻璃窗折射进咖啡馆，咖啡上像涂了一层金箔。

“所以你真的是一开始就想好要来培养我做小说家的？你其实一个字也没写？”轮到我来追问了。这是我们之间对话的常态。就好像有一种默契，让我们交替站上问与答的高地。

“那怎么会。”

“所以你写了点什么？”

他笑嘻嘻地刷了几下手机，给我看他的另一个社交账号——一个我以为他早已弃置不用的网络废墟。那是一连串没有配图的、接近于“金句”（有些是段子）的句子——

发布时间一律在凌晨。

“你现在怎么写得像btr啦？”我嘲他。我知道小说家看不上btr，他说过那“不过就是些小聪明和抖机灵”。

“我可写得好多了！”果然，小说家音量有点大，周围几桌的人吓了一跳，转过头来。他喝了口咖啡，另起一段似的说道：“其实可以说，我写了小说。”他露出惯有的、表示“这可能是真的但也可能只是逗你玩”的表情，朝我使了个眼色。我有点惊讶他用了“可以说”这个最近被滥用的流行语——他不是一直对任何时下的流行语避之不及的吗？——另外，小说没写就是没写，写了就是写了，什么叫“可以说”呢？

但我相信他。小说家比他看上去的样子勤奋。他总不见得每天熬夜就为了构思那么寥寥几行字吧。

“不给我看看吗？”我直截了当地要求。“还要再等一等。”他确定地说。

“还没有写完吗？”

“可以说写完了，但还要再等一等。”他用同样的措辞重复了一遍，仿佛暗示他的表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正式的”。

“是等待恰当的时机发表吗？”我问。

“不是，是等待它被活出来。”

“活出来？”我追问。

“对，就这么说吧，等待它在现实世界里发生。”他说。

“所以你写了一个预言？”

“倒也不是。”小说家转而解释起他的理论。他认为大部分小说都在写过去已经发生的事，而科幻小说在写未来可能发生的事，至于现在发生的事，人们就写在社交媒体上，时过境迁后有些成为小说的素材，有些则被迅速遗忘。总而言之，人们除了可以在现实生活中阅读小说，作为某种让人从现实里分心的手段外，“小说和现实就好像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哪怕一个是另一个的投影、镜子，甚至寓言，都无法改变被二分法隔离开来的宿命。所以他想做一个尝试。他的计划是这样的：根据现实中的真实人设来写一个小说，再把小说交给那个人，让他把小说“活出来”。

“你知道苏菲·卡尔吗？”小说家问我。

“听说过。”不久前读到一则新闻，这位法国艺术家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处墓地里竖了一块方尖墓碑，人们可以把自己的秘密或者忏悔写在纸上，投进碑内。就好像把那句英文俗语“把秘密带进坟墓”（carry a secret to the grave）具象化了。

“苏菲·卡尔曾向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提议，”小说家说道，“请他写一本关于她的小说，构想她未来一年的生活，只要不是杀人放火什么的就好，而她允诺将他的小说活出来。”

“奥斯特答应了吗？”

“没有。事实上，早在保罗·奥斯特1992年的小说《巨兽》（Leviathan）里，就出现过一个叫玛丽亚的人物，她的故事部分取材于苏菲·卡尔的真实生活，但奥斯特也夹入了一些私货。随后，苏菲·卡尔用小说里提及的想法做了一系列新作品。这一次，就好像苏菲·卡尔干脆想让奥斯特为自己的生活撰写剧本。奥斯特之所以婉拒了这个新提议，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无法对苏菲·卡尔‘活出’他的‘剧本’时可能发生的事负责。所以奥斯特写了一篇《对SC如何提升在纽约的生活的个人指南（因为她要求……）》的文章作为替代。后来，苏菲·卡尔根据这篇个人指南创作了一个名叫‘高谭手册’（Gotham Handbook）的项目，贝浩登画廊也将之译为‘纽约手札’，并将整个过程记录在一本叫《双重游戏》（Doubles-jeux）的书里。一切到这里还没有结束。保罗·奥斯特的好友、西班牙小说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得知整个事件后，又写了一本名叫《因为她从没有要求》的小说……”

看我露出迷惑的表情，小说家继续道：“总之，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吗？”

我沉默了一会儿。需要时间仔细思考一番。我试图设想这个构想里最积极的一面：人们貌似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有所谓的“自由意志”；但更多时候，难道不是巨大的惯性在推动人们温和地走进下一天吗？这种自主选择的自由会不会只是幻象？而按着别人的小说、按照某种事先写好的剧本来活，有点类似在现实世界里演出为自己度身定做的剧本，说不定会开拓出什么新的人生可能性呢？

“但真有人会答应你的这个要求吗？”我反问。

“其实不必答应的，”小说家解释道，“你可以更形而上地理解我这个计划。我只需要确定对于某个人的构想，那好比就是我的小说，然后再通过某种更婉转、更巧妙、更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影响他的现实生活……”

也太扯了吧，我心中默想，说了半天小说还是没有写！一定是这样。

“所以刚才你说‘可以说’小说写好了，就是指你已经有了这个构想，已经想好了那个人咯？”我决定拆穿他。

“对。”他简洁而坚定地说。

“所以那个人是谁？”我本能地追问。

几乎在同一个瞬间，我意识到了答案。小说家一定也从我的表情变化里看出了这一点。

一段默契的沉默。要等待先前的那些词语如尘埃般落下。

“昨天冒雨爬山，真是累死了。”小说家打破沉默，没头没脑地。

“下雨天爬什么山……”

“爬到一半下雨了啊。”

又一阵沉默。

“哎，我们还走不走呢？”小说家说。

“我们走吧。”

Q&A

［Q］

自问自答是小说的一部分吗？自问自答是谁在问谁在答？是先有问还是先有答？是为读者而问还是作为读者而问？是为问的那个自己答还是为读者而答？你更认同“在自问自答里可以讨论自问自答本身”“在自问自答里最好不要讨论自问自答本身”“在自问自答里必须讨论自问自答本身”还是“在自问自答里难以避免讨论自问自答本身”？

［A］

自问自答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小说的一部分。假如是，它可能使小说变得更好（偶然情况下）或更糟（大部分情况下）或更像薛定谔的小说（据说老薛已弃文从医）；假如不是，它也可能使小说变得更好（更模棱两可）或更糟（谷阿莫化或带鱼化或提供标准解读）。自问自答可能发生在作者、叙事者、小说里的人物、小说人物的原型、作者想象中的读者、作者想象中的更好奇的自己及皮埃尔·梅纳德（及其鬼魂）之间。其余问题答案依次是：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暂时更认同“在自问自答里可以讨论自问自答本身”。

［Q］

迄今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等待是？

［A］

没有约定任何人，我坐在一间粤菜馆的大堂里，点了一整只烤乳猪。我向服务员解释我在等待一个朋友出现。我想象着这样的场景（事后，当我在一次饭局上向一桌半熟悉半陌生的朋友讲述这次等待及我的初衷时，其中一位向我指出这并非我的原创想法，而是香港艺术家白双全的《等一个朋友》的某种微妙的变体。“你要么是抄袭的，要么是潜意识里早就植入了的，”他在饭局上直截了当地指出，场面一度有些尴尬，他甚至补充说，“你可以去读一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的《做》”）：“真的有一个朋友偶然出现在粤菜馆里，并发现了空守着一只烤乳猪的我。这时我对他说，‘我已经在这里等了你很久’。”直到餐厅打烊，我才把烤乳猪打包离开。“放进烤箱用200度烤7分30秒。”敬业而友善的侍应生最后这样关照我。

［Q］

未来几年里有什么创作计划？

［A］

我计划写一个小说七部曲，书名分别是：《我的ID是李白6，我通过了图灵测试》《为有名山增高一米》《如何向麻辣兔丁解释小说》《以匿名之名》《我不记得的事》《傍晚五点的上海指南》和《这不是一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