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的被捕,发生在一九六七年冬天。整个过程非常戏剧性。据在场的人说,他是在离天安门不远、西长安街北侧的邮电大楼门前,用一枚大钉磨成钥匙,捅开了一辆吉普车。得手后向西行驶,想作一次无目的的即兴郊游。同行的有张晓翔、G和毛姓的少年美丽。在车子越过西单路口,接近展览飞机和坦克的军事博物馆时,撞倒了一位推着自行车横穿马路的行人。事发以后,同行者下车四散;F畏祸,继续驾车向西急驶,被巡逻的公安摩托车队发现后前后围堵,终于弃车奔逃,被当场抓住。据后来赶到现场的张晓翔说,因F当时身着黄色军装,似有背景,故在场的公安人员劈头就问他的父亲是谁。F没有准备,脱口而出,结果立即挨了耳光,被扭住带走。从此铁窗之内,一呆就是五年。没有连累别人。

整件事非常符合F的性格。“文革”开始以后,我很少见到F,但不难想象他心境的荒凉。一位骄纵惯了的公子每天见到自己父亲的头颅瓜一样地被按来按去,必定消灭(或激发)了所有的骄傲;被排除于红卫兵之外,必定伤害了他的自尊;朋友的疏远更使他尝到了世态的炎凉。我曾经走进他居住的小屋,除了乱成一团的一张床外,惟一陪伴他的那辆自行车,已经破旧。我熟识的那条闪光绸的被面变成了擦车布,塞在自行车座后,失了光彩。生活的窘困一目了然。他会开车,我早就知道,记得上学的时候,他谈起在北戴河海滨驾驶他父亲的专用车辆,七十公里时速感觉如何,九十公里时速感觉如何,眉飞色舞。

对F的被捕,一般的舆论都认为是“小尼姑和尚摸得,我也摸得”造成的。当时,父母尚有权势的干部子弟已经成立了叫做“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依照父母的官位将袖章做成绸的、缎的、呢的,宽约一尺,一律鲜红,无字,套在将校呢的军装外而,在北京城内为所欲为;甚至多次冲击公安部也未受惩罚。F追怀乃父昔日的风光,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也踊跃一试,不想酿成大祸,于法律。道德上都成立了罪名,是咎由自取。因此同情的少,讥笑的多,更有幸灾乐祸的,举起落井之石。这其中甚至包括了班主任。

在我看来,F的行动是对社会真正的反叛。他在被捕后仍能坦然微笑,肯定了他的角色。

斗争F的大会是在新华通讯社院内大礼堂召开的。那一天,班上的同学差不多都去了。囚车开来的时候大家都围上去,第一个出现的,就是F。他被警察在背后猛击一掌,落地时踉跄了一下。他的双手被反铐在背后,弓着腰。我们几个朋友站得很近,他一下子看见了,笑了,点一点头。我们却赶紧避嫌地低下头去。大会上,宣布了罪状。他被四个人押上去,有灯光从顶上照耀,脸变得认不得,照例是“喷气式”,头抬起来,又被用力按下去,两臂向后高举。他显然挨过打(斗争会上也不断被踢打),脸上有伤,但从容。他两脚分开,努力站得稳些,就像在球场上防守一样.似乎反倒多了些侠气……

F的性格率直粗疏,在芸芸众生中是个真人。但他的幸福或不幸,都系于他的父亲,而从来不能自立。过去,他天性使然,不喜读书,却为了父亲不得不拼命做个好学生。现在,为了同样的理由不得不做个“贱民”,还要做好。他偷车所抗议和挑战的,包括父权。因此,他的行为有格外的意义。他的反叛所以和红卫兵不同,在于与一贯的教育相违背,也同领袖教诲相违背。他在国事危疑震撼、自身家庭奔散的年代选择成为自己,人们却看不透这层真意,仍然在斗争会上呼为“某人的狗崽子”,哪怕犯罪,也不准成为自己。

F的故事常让我想起大岛渚的《青春残酷物语》和另一些西欧影片。那些生活在战后初期的年轻主人公,往往以暴力或死亡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一个时代的了悟,看上去犹如末路英雄。而所以不能有方式上更好的选择,实在因为那时代的荒凉。以灌注了勃勃热血和活脱脱精力的年轻身体直撞过去,以错误的方式演出并不错误的人生的,F也算一个吧。对F,对我们,对那个年代无数的人,比法律和道德更有力量的,也许只是一句温存话。但给了F的是一副铁窗,拿走了的,是一千八百个白天黑夜。

我甚至想,倘若没有出事,开着车,驶进万木萧疏的天地中,能够忘却,哪怕是暂时的,该是多么快乐!

再见F,十年过去了。我们约了在G家见面。灯很暗,他把脚放在桌子上吸中华牌香烟。烟有些霉,他解释了,递给我一支。他说他在一家街道办的小工厂做电焊工,父亲还未“解放”。别的,没有了。——狱里的事,我没有问。他还是大说大笑,只不过笑声老了许多,和人一样;仿佛和一个长得很像的人打招呼,发现并不是同一个,又心凉又奇怪。这以后,再没有见到。只听说后来他做了某公司的经理,有了一些钱。不知确否。当人们成年以后,他们是谁和他们想是谁,区别越来越小,由于社会,更由于自己。一代人随风而去,难忘的终于是跳下囚车时好狂的一笑,慷慨,坦荡。真的叛逆,因为真的年轻。

F被捕以后,几个同学都受到了牵连。涉及到我,是因为出事的那天早上,同行中的一个曾打电话约我同去,但没有说去做什么。因为感冒,我推辞了,所以不在车上。本来没有去,是谁说出去的,很可疑。F没有出卖任何人,倒是同行中的一个出卖了他,以致遭到严惩。这个人就是少年美丽。

当时已经号召“复课闹革命”,同时向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由工人组成,叫做“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宣布“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舞台”,而且“来了就不走了,永远占领下去”!实际上接管了学校。未受过教育者对受过教育者和正在受教育者实行管制,是毛泽东的许多伟大创举之一。但国内形势仍然动荡不已,虽然许多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取代旧的政府机构。原来的干部队伍中,一部分已在肉体上被消灭,大部分关在监狱或各单位自设的“牛棚”里。群众组织之间的派系斗争达到白热,动用枪械进行“武斗”的情形遍于全国,规模相当于局部战争。“武斗”一词始于“文革”之初毛泽东先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江青后说:“敌人来进攻了,我们怎么办?文攻武卫!”乱局之中,谁开枪都可以称为自卫,因此一发不可收拾。战事的扩大,一直达于正规的武装部队。我在一九六八年去河北省有名的白洋淀时,就亲眼看到过两支部队因支持不同的群众组织而爆发战斗。公路上站满持枪的军人,沿路盘查,被怀疑为密探的人一律扣留;城郊的田野中布置伏兵,破城之后在县城中心展开巷战,炮火硝烟之中,喊杀声不绝于耳。我的一位朋友在回村的路上穿过高粱地,听到附近木叶摇动,连忙卧倒,透过庄稼看到几个被俘的军人被另外一些军人当场处决,行刑者随后踏断庄稼扬长而去。枪响之后,血一直流到朋友眼前。他潜伏到黄昏才敢离去,临行亲视,死者的嘴、眼都张得很大,残阳之下,面色新鲜,风吹草动,乱了一头黑发,仿佛在绿野间仰面沉思。死者年龄都在二十上下,可见仇恨之深。民间的事就更加没有约束。“工人宣传队”找我谈话大约在一天的午后一点,是头一天专门派人通知的。到了才发现张晓翔、G和少年美丽都来了,进的屋子却不同,彼此隔着一堵墙。临进门时,无意中看见班主任远远地徘徊了一下。她当时已经受到工人的信任,又做了班主任。我心里一紧,知道不好。进去之后,门立即关上,坐在长桌后面的两个,都是工人,大约四十岁模样。桌前一条长凳,是我的,还有一座火炉,烧得极热。四中的“宣传队”是运输公司派来的,多数是司机。这一行的装束,除了蓝色的工作服,还有一顶黑皮鸭舌帽。他们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其中一个给我倒了一杯茶,很和气,说:“坐。”我心中感激,低头正要坐,忽听桌上一声暴响,接着就听见隔壁房间内一阵怒喝,夹杂着“站起来!站起来!”的吼叫。我知道隔壁就是张晓翔。接着又听到另一房间内少年美丽突然而尖利的哭声,含糊地说着什么。我对面的一个一声怒吼:“陈凯歌,交代!!”桌上的茶杯被拍得跳起,水洒了出来,漫开,悠悠地漾着热气。这是一次连时间都统一了的审问,互相助威,以加深心理上的震撼。这一招果然奏效。我慢慢站起来,还没反应过来,眼中就充满泪水,抽泣之声不能自禁。“——陈凯歌,交代问题!!!”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被人如此粗暴地喝骂,也是我一生中头一次瞄准内心说:“不许哭!!”抽泣声立即停止,但泪水却一片一片漫出来,凉凉地湿了脸。我喉咙咸咸地想:“原来人有这么多泪。”在随后的三小时内,我一会儿被柔声地命令坐下,一会儿又被喝令站起来。桌子后面的一个不断站起来给炉子添煤,屋里热得人无法呼吸;他们不停地猛吸用报纸卷成的旱烟叶,大口喝茶。我的嘴唇枯焦,两颊滚烫,脊背和内衣贴在一起,湿成一片,眯着眼睛看不清他们的脸。审讯的主题是F,又纠缠着我的父亲:——你同F是什么关系?!知道不知道你爸爸是反革命?!不知道现在让你知道!!F是不是盗窃集团头目?!你敢说不知道?!你们偷车想干什么去?!想开到苏联去?!你们想叛国?!对不对?!不对?! 站起来!!你给我老实点!!告诉你,咱是毛主席派来的!!他老人家还给咱工人送了芒果,咱还舍不得吃,用药水泡起来了!!他老人家是咱工人心里的红日头!!你不交代,老子一拳揍扁了你!!!

审问结束的时候,暮色渐深,外面的景物还很清晰。伙房那边有了火光和炊烟,冬天里无叶的树都简简单单地站着。灯光很黄。桌子后面的两个像刚出炉的铁,还闪着火星。他们又把手伸过来,要我握,其中一个说:“茶还没喝呢,喝茶。”

我们先后走出来,远一点的少年美丽看不清脸,只听见抽噎声;张晓翔鼻子耸着,拥着要掉下来的眼镜,很狼狈。只有G神色不动,依然风度翩翩,其实他家已经出了天大的变故。我们都不说话,自行车锁打开时,在暮色中很脆的一声。街上冷冷清清,天上有一弯细小美丽的新月,却无人看。空气清冽,像有一只冰凉的手放在我的脖子后头。

回到家里,我连把经过跟朋友重说一遍的力气都没有。父母不在,妹妹还小,无商量处,只觉很困, 模模糊糊地想到了自杀。一夜的梦都在和一个不认识的人冷静地研究自杀的方法,该用的器具都在,拿起来,又放下。终于死了,却连一种方法都还没试过,只知道我是死了,听见亲人的哭声,像许多别人的故事一样。但死亡给我更多快乐的,不是父母的悲伤,而是敌人的恐慌。我知道我已心存报复的念头,只是到今天还没找到方法。惟一的一次是一九七四年回北京探家的时候,那时我已是军人,穿着鲜亮的军装遇到了班主任。她没有掩饰她的惊讶:有我这样的爸爸的青年应该是不能当兵的。我假装掩饰我的快意却不成功。我淡淡地道别之后转身,那快意已不知去向,好像手抓不住酒香一样。

审问的事后来不了了之。可它带给我的,是生的无趣,眼睛中开始有了恶意,但本性到底并不凶悍,因此更坏。我们都清楚,那出戏的导演是班主任。不知是因为“文革”之初把她送上桌子的积怨,还是她要重整班主任的威信,因此要借工人震吓我们,不得而知。倒是少年美丽从此驯顺了,常常出现在班主任身边,笑着。大约因为他父亲没有什么问题,又因为他在F事件上的表现,班主任讲话就常常提到他,走到他面前,站住,微笑,上下打量,甚至拍拍他的肩。他还是穿着洗白了的军装,有时是蓝色的,只摘掉了红袖章,手藏在背后,一时间确实美丽起来。

不久,我的另一位同学M也被捕了,罪名是拍摄绝密的军事基地照片,是被苏联收买的特务。班主任在班上当众宣布,并以他和F十五岁就犯罪的事实,教育我们“吸取教训”。几十天以后,M却被无罪释放了。他回到班上,人瘦了一圈,苍白着,慢慢讲说怎样在牢里分食死去囚犯的食物。他家住的楼房距江青和其他“中央领导”的庭园“钓鱼台”不远。一日他偶然在阳台上拍照,晚上正在吃饭便来了警察,没收了胶片,带走了人。这就是事情经过。据说M拍照时被园内高倍监视镜发现,于是被祸。其实“钓鱼台”内林木繁茂,别说普通照相机,就是卫星也难见端倪,这也许是M终于被释放的原因。至于他怎样在班主任口中成了骇人听闻的苏联特务,其证据何在,是根本不值得问的,正如警方在释放M时所说:抓你,是对的。放你,也是对的。幸好M平素老实,父亲是写文章的书生,又是一级领导干部,不然,偷拍“钓鱼台”其实是比苏联特务更大的罪名。M以后也做了军人,退伍以后在电视台做摄影记者,我去看他,他正扛着摄像机到处跑。提起旧事,他淡淡一笑。他在同学中的外号叫“木驴”,跟姓有关,也是说他的木讷安详。

张晓翔的外号叫做“瞎驴”。他近视得厉害,摘掉眼镜眼神就天真起来,仿佛第一次看见世界那样害羞。也许是风气的缘故,同学之间的外号都很不雅,除“木”、“瞎”之外,还有“老”、“秃”、“好”等驴,似乎大家都是驴,革命就方便了,是“无产阶级”。“瞎驴”的父亲是空军的高级将领,“文革”之后也被揪出,打倒不打倒,取决于他是否同意诬陷别人。据说他破口大骂,宁死不降,颇有军人血性。结果妻子一度被逼疯,自身被囚,儿女离散。“瞎驴”再来我家,正在此后,已经不是来抄家的神情。一进门,就遇到我母亲,他低下头,叫了一声“阿姨”,脸红到脖子。我想起他来抄家时眼中的一丝愧色,怕母亲旧事重提。母亲却很温和地问:“张晓翔,你好吗?”“瞎驴”眼镜掉下来,尴尬着,说:“好。”母亲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呼吸就粗重起来。后来谈到书,他又眉飞色舞。我发现他读得更多,而巨多是所谓“禁书”。“文革”时图书馆关闭了,私人的图书除了烧掉的,大都堆集在一些空房中,用封条封了,任凭虫蛀或霉烂。这样的去处,我们院中就有一个。没有风吹草动的时候,我和院中的伙伴常常在深夜撬窗进去,用手电筒照着,一页一页看宝似的翻看。书上霉味扑鼻,有些书页也朽了。书中的故事却不朽。书的种类繁多,许多平日见不到的都见到了,惊喜加上冒险,反倒比在图书馆中枯坐更多了趣味。听到人声只须将手电筒灭掉,黑黑地坐在书堆里,像是贼守着财富。我的一个好朋友,父亲是大电影美术师,他家的书也都在这儿,最喜欢看的是西洋画册,渐渐知道了谁是伦勃朗、鲁本斯和戈雅。手电的光亮使人物之间流动的光线更加神秘,村妇、教士、贵族和士兵,战争与和平的种种,以及宁静的森林风光都来自另一个世界,使得我们的梦也不再那么荒凉了。看到实在放不下;就会偷出去,把撬坏的窗户重新伪装好,以便下次再来。我知道晓翔的书也多是这样看到的。后来,人们经常问起我怎样做起电影,我竟茫然。细想才明白,那是因为我曾以看电影的方式看过书,知道这件事的可爱。

晓翔谈到他想办报。这个很自然,书读得多了就有话说。可他又不知怎样做起。

我越来越感觉他在恋爱,这事不用问,有爱的时候,爱的不止是爱人。跟他在一起,总感觉到有另一个在那儿,他的话都是对她说的,好像一举一动她都看得见。后来果然听说他热恋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女孩子,家中也是受难族。我很能想象晓翔在姑娘面前的笨拙。他会不会怪笑着去捏疼她的手?我猜不会。我记得有一次他托我买几斤桂花百果年糕,他在我家吃过说好。他急急地来了,取走,说去见朋友,又急急地走了。这一走,许久没来。

再来,他的神气就很慌张。一见面就说,空军要把被打倒的干部的子女送到陕北农村去,都不愿意去,就用绳子绑了,一串地强行押上火车;然后发一个喜报,说毛主席的号召已经得到响应。他事先得了信儿,跑了出来,问能不能在我家躲几天?那时候,父母大都不在,在朋友家借宿是常有的事,我一口答应了。没想到他一躲就是两个月。我和妹妹把他安置在父母原来住的房间,起初他连房门都不敢出,上厕所也在夜间;吃饭的时候妹妹就敲敲门,他探出头,接过饭菜,关上门。吃过,把空碗递出来,再关上门。白天,我虽一再杜绝来客,仍免不了有闲人来,看到房门紧闭就很奇怪,我只好解释是母亲将门锁了。人们在外面说笑,晓翔却不能发出一点声音。夜深人静,我敲开他的房门,往往一本书寂寞地摊开在桌灯下。渐渐地,他才敢在傍晚时走到别的房间来,饭后坐在一把椅子上,还是捧着一本书。他从来没对我谈起他的初恋,只是有时从书上抬起头,嘴张着,呆呆地想一阵,又急急地回到书上去。看看眼前灯下人,原来谈笑挥洒的晓翔已昨是今非。有一天,学校打来电话,查问晓翔的下落,说空军急于找到他。对方语气很严厉,我自然说不知道。事后我同晓翔说了,他愣了愣,说:“过不去了。”从此又退入内室不再出来。我明白事态严重,就不勉强他,自己也更慎重,只不知道事情会怎样结局。有一次我和妹妹夜间口角,声音很大,晓翔大约忍了很久,终于探出头来;他已睡下,没戴眼镜,目光就很羞怯,说:“就你们两个。别吵了。”——几乎是恳求。我忽然很惭愧,时间久了,连我也忽视了他的存在。妹妹眼下是我惟一的亲人,他的话含着责备。

他决定要走,是在接到一封来信以后。他很兴奋,给我留了个地址,就是来信的地方河南新乡。转信人是一位姓严的女性,也就是来信人。他说她邀他去,在那儿可以做一番事业。我们道别,还少有地握了握手。晓翔有些感激妹妹——他来得仓促,没有衣服换,常常是妹妹让他穿上我的,把他的洗净、叠好、送进去;又问他爱吃什么,做了送去,一连两个月,都是如此。晓翔眼睛盯着别处,点点头,嘴里却说:“谢谢凯燕。”我送他到大门口,才想起我们一直没有好好谈谈。他摆摆手,转身,书包在背后一跳一跳急急走去,拐出胡同口就不见了。这一别,竟成永诀。

“文革”前我没有去过G的家,因为在修葺。“文革”期间去时,是冬天。这座后来我常去的院子坐落在的城,有一座朴素的楼房,两层。门前有一架紫藤,夏日开出葡萄似的成串花朵,颜色淡些,也更优雅。院中有花圃和菜畦,绿成一片,黄昏时苍翠芳香。有两棵枣树,都很古老,枣子却越结越甜,成熟了落在地上,碎成几瓣。有两只爱吃枣子的鹅,高大雪白,追逐起来张开宽大的翅膀,“嘎嘎”叫着,不会飞,却像狗一样地看门。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室内只有摄氏六度,我们穿着棉衣,马一样地喷出热气, 因为没有煤烧暖气。而G的父亲却是中央政府的煤炭部长。G在四个子女中最小。

我曾向G的姐姐K仔细地询问其父的生平。他是河北人,早年即投身革命,因面色通红,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人称“红张”,有战功。一九四九年以后,进入工业建设部门,历任要职,为周恩来手下强将之一。“文革”初起,即受到冲击,但还能工作,因其执掌的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能源部门。十一月,他率政府代表团自东欧归来,当时矿业学院造反派已多次勒令他去学校接受批判。由于暴力风行,曾有人劝他暂时回避,他却回答:去就去,我不怕。

K讲述他离家时的情形:走出家门,车已在等,他的大衣扣子没扣,风掀起下摆;回头,挥手,一笑,状颇昂然,随即离去。可见她印象之深。但此一去,再没有回头。他被连续关押数十天,严刑拷打不说,且不准睡觉。刑讯者日夜换班,他却无身可替,近于疯狂。终于传出话来,准许探视,并说犯人指名要见长子。一见之下,儿子放声痛哭。父亲被剃成阴阳头,遍体伤痕,动弹不得。他说:要你来,就是不想让家里其他人看了难过。你是长子,应该挺得住。这是张家人最后一次见到活的父亲。若干天后突报死亡,有一纸遗书致毛主席、周总理,辩诬自白,声明无愧于终生所信。K叙述见到尸体时的情形:我们携扶着母亲走进停尸房,父亲的尸体被扔在水泥地上,上身没有穿衣,背上全是伤口,鲜血淋漓,旁边还有几具死于车祸的农民的尸体,也倒在地上。我们谁也没哭,也想不到要哭。就那样愣在那里。另据文献载:“煤炭部部长张××死亡时,全身伤口五十六处。”随后火化尸身,一个人就这样消灭了。

他的死被造反派指为自杀。家属极力反对,指为谋杀。

“文革”中无法。被难者中间,死于执法机关审判后的少,牺牲于公堂私设、刑讯逼供的多。后者中间,明确属精神受摧残。肉体被虐待的不在少数,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在他杀或自杀之间死无对证,多年以来,成为疑案。加害者在受害者将死未死时,往往制造自杀的假相,例如将奄奄一息的人犯从高楼上推下,跌成粉碎,不仅可以掩盖劣迹,逃脱罪责,还可以将自杀的罪名反扣在死者头上。而受害者的亲族往往在尸身焚化之后,在没有现场、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耗以时日和大量的精力,千方百计证明他杀。更有在自杀证据俱在的情况下,仍然试图推翻的。从昭雪沉冤的愿望看,遗族的心情无疑可以理解。

但是,除去有必要弄清事实而外,为什么在亲族的眼中他杀比自杀好些?或者从加害者的角度说,为什么自杀(对受害者而言)比他杀更坏些?除去他们所处地位和利益不同外,就在于他们对一个规则有一致的认同,那就是:既然每个人都必须在集体中才能存活,既然每个人都心存被逐出集体的恐惧,那么,自动脱离集体的自杀就不仅是对集体的背叛,而且是对恐惧的藐视,也就是对大众的藐视。因此,动摇了人群安全感的自杀行为是极大的丑恶。甚至对亲族来说,也是如此。当时的术语叫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正好道出了这层意思。自杀的结果,不仅本人身破名裂,而且祸及家族,尤其使子女永远抬不起头来。这就难怪加害者惟恐死者不是自杀,而遗族则惟恐其是自杀了。甚至许多受害者也是一样。“文革”中动过自杀念头的大大多于实际自杀的人数;或,不到不自杀是死,自杀也是死的地步,宁愿忍受酷刑,也决不自杀,就都是证明。“文革”之后的一般舆论,只要可能,也尽量将死亡归结于他杀,以慰安遗族的心灵。

事实上,受害者的多数在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先受酷刑的前提下,无论最终怎样死去,没有根本的不同。具体的区别无法掩盖谋杀的本质。老舍先生,就是以自杀的方式被谋杀的一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午,我在北京城偏北的太平湖公园内看到了他。他于当夜在此投湖自尽。

二十三日,他和北京市的其他一些作家、戏剧家在祭祀孔夫子的文庙内遭到毒打。施暴者一面行凶,一面焚烧无数京剧的戏装,一时浓烟大起,观者如堵,怒吼和惨叫声远近可闻。在清音妙语的名优们穿戴的服饰灰飞烟灭之际,老舍被殴成重伤,额上的血虽有洁白水袖的包裹,仍然涓涓而下。其后,又在另外两处再遭痛殴。一日三难之后,凌晨送回家中,身上的伤口与单衣相贴连,非用温水不能分离了。老舍于前辈作家中几乎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仍事创作的惟一一位,其他的都不写或写不成。他对共产党的感戴,大约与他的贫苦家世有关。出生于清末满人家庭的老舍,一生文字都与这座帝都相关。他曾游历欧、美。共产党大权初掌,他正在美国,感于周恩来的殷勤召唤,方回到北京。他自命为象棋中“过河的卒子”,要听号令,也确在作家群中破例地得到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当皮带和棍棒真正落在这位曾经描写过这种场面的自负文人身上,粉碎了他在作品中反复提到的“北京人的骄傲”。暴力所产生的震惊和羞辱,使他一如人群中的裸者,从此无法见人。命运推着他走向和他作品中大多数人物相同的结局。

太平湖离我家不远,很安静,是常去散步的地方。同行的还有一位朋友。这是一座荒湖,很少游人,沿岸都是垂柳,将湖环抱了,影子在水中绿墨般地散开。柳林深处,有渔户的炊烟。他走过来的时候,我没有认出,只觉这老人有些怪,腿微跛,所以走得很慢;衣服很干净,脸肿着,没有戴眼镜,手中确实握着后来人们提到的那卷纸。他也没有理会我们,眼神看上去像在构思,慢慢走远了。这时朋友才说:这不是老舍吗?我说:是吗?不像。朋友肯定地说,是。我们都不知道头一天发生过什么事。他的尸体被发现于第二天上午,家属收到了一张纸条:“老舍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当天观者人山人海。他被卷在一领破席中运走,留下的遗物有钢笔、眼镜和手杖。据公园守门人回忆,一老人曾在湖边呆坐至晚。此后一段时间,有数十人得到他的启发,纷纷在此投湖,为了不同的原因。

老舍是一代大才。先天聪慧,后天磨砺,笔如枪出,在他的书中,世事明如烛照,描绘人物风尘,何止使一代人感怀。他入世过深,名实俱佳,纠结不已。所以生死之际,一日百转千回,苦苦流连,终于无法解悟。——“我爱咱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不许我吃窝窝头,是谁的主意?”——这些出自他名剧的人物独白,若干年后恰恰照应了他的命运。被风吹落,漂流湖面的那卷纸上,竟然都是他手抄的毛泽东诗词。若非为表明心迹,是没有理由带到自杀现场的。他在最后同家人谈话时也说:“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是最了解我的。”他的向往终究在于世人的承认和与世人的认同。——人民真的理解他吗?

有别于以自杀形式成立的谋杀,同老舍相比,翻译家傅雷先生及其夫人乃是真正的自杀者。学者楼适夷曾简约地说起他一生行状:“傅雷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无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的专科是艺术理论,回国以来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但时间都非常短促,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能相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绝袂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十五卷的《傅雷译文集》中,包括了伏尔泰、巴尔扎克、梅里美和罗曼罗兰等法国巨匠,费时凡三十年,得五百万字。以他“绝袂而去”的性格,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并不是新奇的故事。

傅雷的长子,就是因父亲的问题一九五九年从波兰出走英国,在国际音乐界颇有声誉的钢琴家傅聪。傅雷有一册家书遗世,就是和傅聪通信的集合,在中国一版再版。他在家书中反复教诲;他说,音乐如建筑,虽诉以无形,但体积俱在,几乎可以触摸,也是物质。我注意到,他在信中多次使用PERFECTION这个词。完美,不仅对艺术,也对人生。

他每天早晨八点起床,九点至十二点半工作;下午二时又回到书桌前,七点吃晚饭,晚上看书、写信至深夜。他是那种将稿纸铺在中间,上书“疾风迅雷楼”,汉法字典于右,原著于左,笔墨于中,堂堂布阵的文字将领。他是那种认为“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势难行文的书生。他是那种将自身种植在书斋中,温文如兰花,正直如柏树的君子,远近可以闻香,生存或击碎都不留残缺。

他在生前并未受到肉体的虐待,只是在长达三天四夜的抄家之后,红卫兵找到了箱子中一张嵌在镜子背后的蒋介石相片。而这个箱子是他的姑母多年前托他保管的,从未打开过,更不知有这面镜子。他百口莫辩,也不想辩。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深夜,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一起,将一块土布撕成两条,双双投缳而死。临行前还在地板上铺了棉胎,惟恐木凳倒地会影响楼下保姆的睡眠。夫人当夜只嘱咐保姆:明天小菜少买一点。傅雷身后留下的一纸遗书不曾洗白自身,也无政治性的辞汇和内容,只说“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难过”。其余十几件都是琐事,诸如:请人代付房租,交还人托修的手表,赠保姆存款以为生活之资,某人之某物抄家时遗失,致歉,等等。并对遗嘱执行人(妻弟)谦和地道谢说:“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其中第十一项,分明写着:“现钞五十三点三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当时,他们的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

傅雷也是一代大才,却一生未求他人的理解。他对生的领悟不止于欲望,对死的选择也不尽迫于外力。所以才来去闲闲。他的死当然因为愤怒,但更因为骄傲。此生事已毕,他和夫人对于死亡的态度,如推门进入别室一样安详。回首尘寰,既无褒扬,也无怨恨,甚至没有留下什么希望,也许希望已经在他的译作中了。真人的自毁,好像揉碎了花朵,震撼的同时,还能嗅到色香。

我一直以自杀为神秘的事。因为人,生,并不是个人的选择;自然的死亡,也不是。只有自动中断了生命的程序,才是人生中最真实的选择。除去作恶自裁不算,历来的自杀有两种,一种是为了所爱或所信,用自己的肉体,在撞碎的瞬间,作了理想的火花,火花的散落,点燃了有心的人群,创造些更好的人生,是主动的。还有一种,在世事迁换的动局中,身体或精神上遭遇困厄,或为解脱,或为尊严而自行了断,是被动的。前者多被世人看做疯子,后者可以是烈士,却也可能被视如叛徒。历来中国,第一种少,第二种多,到了更近些,连“叛徒”也未必有了。古之慷慨悲歌之士,为自由或信仰,更多为尊严荣誉的缘故,不能立身便自毁其身。就这一点,傅雷“先生原来古之儒”。

一九六八年一月或二月的一天凌晨,六点刚过,天色尚黑。我被急促的打门声突然惊醒,坐起来,心“怦怦”跳着,看到门外一条黑影,以为又出了抄家一类的事情,才问了一句,就听见同院的伙伴小宁不对了的声音;“凯歌,快,快起来,我妈上吊了!!”

小宁的父亲就是前面说过的大电影美术师。小宁的母亲是制片厂负责组织剧本的编辑组长,多年和我母亲一同工作,又同住一院,是至交。她的经历也与母亲相似,只比母亲大几岁。不同的,是她在上海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学生运动,曾被国民党逮捕下狱,后来由家人交保,释放了。这在“文革”中就成了叛徒的嫌疑,而受到审查。小宁的父亲和我父亲一样,被关着。他年轻的时候在上海,曾是鲁迅的学生,创作新美术,早就是共产党员。一九四九年以后,不做官,又拾起画笔。他所设计的电影,美术上的风格、功力,是大师水平。这一对夫妇,极刚烈。小宁和他的妹妹就是他们的孩子。小时候,两人都很胖,可爱,只是一黑,一白;黑的叫了猫头,白的叫了小清。小宁就是猫头,小我三岁。

等我进去时,阿姨的尸体已经被这一对兄妹放了下来,一个抱着腿用力向上推,另一个站在椅子上解开绳索,我们轻轻地把她放到床上。阿姨脸上蒙了一块白纱巾,取下之后面色安详。这是有准备的自杀。小宁在头天晚上曾经上了闹钟,六点钟时,闹钟准时响了,惊醒的小宁看到书桌上的台灯亮着,母亲却已不在身边——她前夜要求两个孩子与她同睡一床。——那盏台灯正与门相对,淡淡地照亮了外边的房间,雕花的梁下,悬挂着她的身体。她似乎预先想过孩子们怎样看到自己才不至受到惊吓,所以蒙上了那块白纱巾。梁下的小桌上,放着从外衣上取下来的毛泽东的像章和小红书,隔室的灯光映在像章上,渗出淡淡的红光。

事情已经发生过一次。大约一两个月以前的一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小清急急跑来,说母亲酣睡不醒,而她一早就该去上班的。我母亲当时在家,连忙走过去看,果然不对,送到医院,判断为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小宁把闹钟上到六点,就是担心母亲再度饮药。若果然,还可以救。他是不动声色而有主意的孩子,却没有想到投缳吊颈。他只有十三岁,小清十二,而母亲去意己定。她第一次被救转来,我母亲曾反复劝慰,要她想长远些。她表示了,做过一次就不会做第二次;又说,要我母亲把过去的事情和小宁、小清讲一讲。母亲以为她不过一时轻生,没想到她的话竟就是托孤了。

那天她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带回来好多食物,让小宁叫了我和妹妹,还有其他父母不在的孩子一同晚餐。晚饭很丰盛,除了饭菜,还有很热的汤。她很高兴,常常开心地笑,不断把菜夹到我们碗中,大家都吃得暖和,如同喝了酒。她站起来添煤,炉火红红地照亮了一张脸。她说,将来要带小宁和小清到新疆去找舅舅,就是种地也不做电影了。又说,凯歌你最大,爸妈不在,要照顾其他人。我们离开时,已近午夜;临走,她给我们每个人的衣袋中都塞了一把糖果,是那种用玻璃纸包了的,很韧、又很软的水晶糖。她推门走出来,在清白满地的月光中笑着,点点头。

这是告别的晚餐,要走的却是主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以人生为他乡的人是有的。当大家都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却轻易地找到了那扇门。她剪断了生命,连同烦恼一起。她在诀别时谈笑自若,是为了使我们不至生疑,还是为了最后一次重温生的快乐?她塞给我们一把糖果,是说生活仍有甘饴,还是实在无物可赠?她和孩子们共进晚餐,是为了相信生命,还是为了正视死亡?她在寒冷的冬夜万籁俱寂的黑暗中,于世界,于人生,可曾想到过什么?至少,可曾顾念一双孤幼的儿女?——也许,什么也没有想。有人说她自私;但是,在那个有太多的人苟活的年代,人们真的有权利批评她吗?

我突然明白,区别生和死,只需要一瞬间。现在她躺在床上,盖着一条温暖的毛毯,身体却渐渐凉了。院子中几乎没有成人,我们几个孩子打电话要了一辆出租汽车,车子到的时候,天正破晓。我们抬起她,都有些惧怕——软而沉重。司机大声说:“怎么这样抬病人?”他走过来帮忙,手触到她的身体,这才瞪圆了眼睛:“死人啊?!”十分钟以后,我在医院的急诊室里恳求医生抢救,医生冷冷地看着我说: “——她是怎么死的?”话只问到这儿,意思却是清楚的:我们应该去抢救一个自杀者吗?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去抢救一个自绝于党的人吗?他转过身,走得似乎很远了才又回过头说:“她已经死了四个钟头了。”总得有一件事作注才会明白一个词的真意,那天早上,我只想干嚎,这时候,明白了绝望是什么。死去的阿姨没有遗言。

五年以后,我在同一座医院里,俯身看着小宁的父亲。他喘着气,说:“凯歌,你回来了?”我说:“我回来了。”他笑了。这微笑让我记起他妻子最后的微笑。他在第二天早上逝去。从此,小宁担起了父亲、母亲、兄长的责任。他做了车工,养活自己和妹妹。后来迷上了摄影,却终于没有机会拍摄电影,可我知道,他的才能,很大。后来他去了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学摄影系,用自己的双手挣出一份昂贵的学费来。我两次在东京见到他,一次比一次瘦,而且掉了一颗牙齿。记得在国内,他常常和衣而卧,因为没有时间好好睡觉。他帮所有人的忙,不管是谁,只要求到他。但他知道谁是他的朋友,也知道他是谁的朋友。他曾是富裕人家的爱子,家事突变后却从不诉苦。终于有一天,他对我母亲说:阿姨,我不舒服。——指了指心脏。在母亲的强迫下,这一次他睡了很久,醒来时脸色像个婴儿,笑了。他有时买一斤巧克力糖,很贵;然后坐在放在屁股底下的双手上,看着小清一粒一粒地吃完。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小清成了画家,去了美国。一件事非发生在自己身上,不然是永远不会懂的。我虽是他们的朋友,却总觉得在生活中无法接近他们那突然被改变了的对世界的看法,也就无法完全明白他们作为人本身。小宁是我见过的人群中的最优秀者,他已经把属于他自己的能力发挥到尽头,却仍然不见命运对他垂顾。

我的母亲也在不久前逝世。逝世时阳光很好,也是清晨,也是冬日。她在生前饱受病痛煎熬,在垂危之际看到一只晴日里的乌鸦,是中国人所不喜欢的。她却低低地说:乌鸦也是鸟,而且是北京的鸟。这一天是一九八八年的最后一日。

G的父亲死后,正逢冬季,煤炭部的造反派却及时取消了煤的供应。两层楼房的住宅中只好用小煤炉取暖,实际效果不过聊胜于无罢了。全家心境的凄苦绝不仅仅因为寒冷。一日晚饭后,剩了一些包子,放在橱中,第二天早上发现不见了,举家惊疑。K说,是爸爸回来吃了。这时大家才觉出到处是死者的气息和遗迹,对于K的话,几乎相信了。直到长子承认包子是他前夜下楼吃了,全家人才头一次破颜一笑,越加睹物思人。

张家的命运却因为一件事而发生了奇迹般的改变。这件事就是K的婚姻。K,生于一九四四年,因盟军攻克北非洲而得名。她是张家唯一的女儿,进城时不过五岁,深受父亲的宠爱,自此一帆风顺,到“文革”时,已是北京工业学院的大学生。她青春一度,皓齿艳唇,爱笑,爱动,矫健,兼备女儿的美丽和男儿的性格,后者也许是生于战争的缘故。她坦白宽广,又急躁任性,事事必得,颐指气使,不饶人,不让人,根本却极善良。譬如火焰,暖人,也灼人,非深知不能和她作朋友;作了朋友,又受她不了。家破人亡之后,她还能时时大笑,豪迈乐天,和她弟弟的儒雅沉静,有表里之分。K的丈夫,是她大学的同学,其父是“林彪集团”的大将之一。这一对夫妻之间起初未必没有真情,尽管K对我说,她的结婚确有解救家庭厄运的意思。这个婚姻的结果是使K的兄弟们成了当时令人羡慕的军人,家庭的状况也确实改善了。也做了军人的K成了某首长的秘书,婚后得一女。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之前,两年之间,似乎又家风重振了。

林彪乘飞机出奔,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极大地震动了中国人。K的丈夫也被牵连,关进牢房,接受审查。K起初无事,她通过秘密渠道与丈夫保持通信往来,除鼓励关心、嘘寒问暖,克尽妻子责任之外,有对时事的怨言,也是难免的。这在夫妻之间, 本属自然。两人相约,信件阅后销毁。K照办了,丈夫却将她的来信细细地缝进了棉衣。

K的丈夫,我始终没有见过。但其人的霸蛮,却有所闻。K自己说,他和生母发生口角,可以将腕上的手表除下,猛掷过去,其母侥幸躲过,背后的镜子却被击成粉碎。这样的脾性自非一日所成。待到成为管事的官员,怎样对待同僚和经手的事物,也就不难想象。他的存在,全靠乃父的权势。他和权力之间,犹如衣服和衣架,衣服在时,错认为“我即衣服”;衣服不在,所能幻想的也不过衣服的复得。自身是否为人,如何做人,全不重要,本是这类人的可怜处。所以,他会越狱潜逃而且成功,不在人们意料之中。事发之后,有白色床单从数层楼高的窗口垂下,在冬夜的风中飘扬,估计高度,他须从约摸二层楼纵身跳下方能落地,更使人们大吃一惊。

他原是罪名未定而先被捕,起初并不关在正式的监狱,却在北京市内一座军队医院里,病房权作了囚室。由于是重要案犯,没有行走的自由,每日的饮食有专人传递,负起这个责任的是年轻的军队女护士。父亲罪行重大,自身前途未卜,罪与罚织成一片噩梦,烦乱骚动;加之不自由的身体又正年轻,狭小的斗室刺激了想象的胀大,寂寞时传递的就不仅是粗糙的饮食;时间久了,门外人接受的也就不仅是餐后的空碗了。但是,门是始终紧锁着的,即使送饭的护士也没有钥匙。情欲眼看无法宣泄,却越发高涨起来,终于达到极点。

他关上灯,打开窗户,小心地把床单系在窗边,用力拉了一下,很结实。他看了看下面冬夜的街道,没有行人。他的身体跨出窗口,抓紧床单,慢慢向下滑去。在尽头他才发现地面还远。他悬在空中,心跳得像一面鼓。酸软的手渐渐没有知觉,自然地松开来。落地的瞬间他才意识到,他回不去了。床单太短——他在计划时竟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匆匆会合了等待已久的女护士,双双隐入夜色。

两小时后,他再度被捕。地点在离医院不远、“钓鱼台”墙外的松林中。同时被捕的还有那位女护士。

他的出逃被立即发觉,虽然不想惊动市民,还是实行了局部戒严。部队展开紧张搜索。他被捕后,在重镣之下,被解往别处。男女双双在场,正好吻合传统的说法:捉奸见双。但是,无人相信他的浪漫解释。因为第一,一个重大的国事犯,处在生死未卜的境地,赎罪还来不及,竟愿为片刻的肌肤之亲提前决定一生的命运,是圣人能为而不为,傻子想做而不敢的事,而他不过一个凡人。第二,短布悬空,分明是不回的证据。第三条最厉害:做爱何以做到了中央要人墙外,不是阴谋杀害是什么?有此三条,百口莫辩。

这个故事,分明谈不到爱情。说到最坏处,K的丈夫不过如粗鲁的赏荷者,不满足于远观;为了采摘到手,不惜弄湿裤管。但是,环境的严峻,不会不使他在行动前完全没有考虑:缒窗而下,是否会被人当场发现?是否能够顺利返回?一旦被发现,以待罪之身,后果将会如何?但考虑之后仍然纵身一跳,之后又身陷重围,周身镣铐,义士一般地被牵回,竟是英雄模样了。女护士,说到最坏处,不过爱慕虚荣,欲一亲当年贵公子。但女兵是当时俊俏的职业,因同情落难的官人,纵使对其人全无了解,也愿以大好青春作赌注,博取短短的销魂,单纯忘情如此,也竟有侠女的古风了。至于其他,全不重要。作为人,终于不能降服的,终于是人性。

K的丈夫以“谋刺”和其他罪名被开除党籍、军籍(公职),判刑十一年,流徙青海,去饲养军用的马匹。青海地近西藏,苦寒,六月才有春事,草原多花朵。那里的人们爱唱民歌,其中有名的调子,一个叫“花儿”,一个叫“少年”。护士被判同谋,命运不得而知。也可想而知。K的丈夫在判罪之前,撕开棉衣,交出了K写给他的全部信件。

一九七五年,K在被释出狱之后,对其夫的行为这样解释:他害怕他永远不再是妻子的丈夫,特别不再是女儿的父亲。他害怕离婚,所以……

——但她是因此而入狱的。他们终于离了婚。他们的女儿应该十九岁了,必定像她母亲当年一样艳丽而无忧。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已经发生过,或还未发生:她在某一天打开突然敲响的门,看到一位陌生人,从青海回来的马伕。

K被捕后一直关在北京郊区一座军用仓库的院子里。她的囚室,除了桌、床以外,还有一扇窗。窗被大钉钉死,玻璃从外面糊上了一张报纸。阳光好的时候,报纸上的字迹很清楚,好像一张幻灯片。只是光线更柔和,更黄。外面的树影依季节,在一天中不同的时间里出现在窗上。听到落叶声,就知道又是秋天了。起初,她站在窗前读得有趣,惊讶报纸上的话还是新闻的时候,自己竟没留意。后来,她躺在床上,连同标点符号在内,整段地背诵报纸上的文章,声音很大,又时不时跳起来核对;之后,又背,直到一字不差。有一次,她突然停住,想想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出了一身冷汗。她想忘掉那张报纸,结果反而梦见了它。吓醒后不敢睁眼,又不能不睁眼,报纸在的地方,同时是惟一的光源。她觉得那就是她的判决书,上面写满了她的罪状。她开始不停地尖叫、怒骂,看守者推测她可能疯了,当她试着解释时,看守者断定她已经疯了。她的叫声,曾经使初闻者惊得合不上嘴,后来渐渐嘶哑,成了远近市声的一部分,无人关心了。在叫声暂歇的时候,人们反而竖起耳朵,说:嗅?怎么安静了?——叫声复起,人们吃饭、洗衣、睡觉、谈笑,就像住在铁道边的人家一样。这样的日子,整整三年。我一直小心地和K说话,为了不那么经常看到她突然抬起头来,像火光中的刀子那样的目光。K也被开除党籍、军籍,只是没判刑,做了闲人。

春残了,K常常坐在家中二楼的窗前眺望,很出神地想着什么。远处,是旧城一片灰色的瓦脊和炊烟,眼底,是另一户人家的窗口。这户人家是在K的父亲死后搬进院子里来的,开始只是夫妻二人。为什么偏偏是他们搬了进来,怎么搬进来的,不知道。有一件事是确实的:这家的男人是煤炭部里的造反派,参与过迫害K的父亲。那时,他还是个青年。他们住的是原来司机住的厢房,自备大门的钥匙,下了班就走进家,很少出现在院子中,出来时也总是低着头,躲开K的母亲恨恨的眼光。这样的日子一定不舒服。特别在K的父亲平反、恢复名誉之后,仍然不想搬开,大约因为这里的住房到底比别处宽敞些。一天,K又在窗前闲坐,忽然听到毗邻的房脊上有弄瓦的声音,抬头一看,一个年纪极轻的军人正伏在房脊上向下窥视,K移开视线,就看见初夏窗口内正在洗浴的妇人。她立刻大叫起来。

立即消失了的年轻军人属于邻院的警卫部队。所保卫的,过去也是一位部长,后来更高,是所称“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在张家落难之后,曾经相助。K一叫,引来了调查的军官。第一次来,K的母亲不在家。第二次来,是在第二天上午。我走进她家的时候,K的母亲正在和一个高个子军人谈话,K本人,白着脸站在一旁。K的母亲说:没有这回事!是我女儿看错了!用不着调查,别难为战士们,更不要惊动首长。这件事,一风吹!我是老同志。听我的!高个子军人看了看K,很迷惑。K咬了嘴,低着头,不再说话。军人走后,K的母亲指了她说:你糊涂!打狗还要看主人!让隔壁(党和国家领导人)知道了,是什么意思?咱们家现在是个啥情况?有这么个邻居,有多少照应?敢闹吗?那家是什么人?是害死你爸的仇人!看看又怎么了?怎么就不该看了?看得好!你倒帮着她说话!K一直低着头,这时突然抬起来说:就是不该看!!K的母亲哭起来,大声责备,被别的人劝到里面去休息,关了门,还能听到哭声。

我随K走上楼去,劝了几句,都是废话,就住了口。她站在窗口,臂交抱着,看了我一会儿,说:她不也是女人吗?我说:谁?邻居?K说:不,我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