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最主要的工具，也是消除人生痛苦最主要的方法。

问题和痛苦

人生苦难重重。

这是个伟大的真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真理之一。它的伟大之处在于，一旦我们领悟了这句话的真谛，就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实现人生的超越。只要我们真正理解并接受了人生苦难重重的事实，那么我们就会释然，再也不会对人生的苦难耿耿于怀了。

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却不愿意正视人生的苦难。他们一遇到问题和痛苦，不是怨天尤人，就是抱怨自己命苦，仿佛人生本来就应该既舒适又顺利似的。他们哀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麻烦、压力和困难，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他们诅咒命运不公，偏偏让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他们的部落、他们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国家乃至他们的种族吃苦受罪，而别的人却安然无恙，过着自由而又幸福的生活。我非常了解这样的抱怨和诅咒，因为我也曾有过同样的感受。

人生是一连串的难题，面对它，你是哭哭啼啼，还是奋勇前进？你是束手无策地哀叹，还是积极想办法去解决，并将方法毫无保留地传给后人？

解决人生问题的关键在于自律。人若缺少自律，就不可能解决任何麻烦和问题。在某些方面自律，只能解决某些问题，全面的自律才能解决人生所有的问题。

生活中遇到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解决它们的过程又会带来新的痛苦。各种各样的问题接踵而至，使我们疲于奔命，不断经受沮丧、悲哀、痛苦、寂寞、内疚、懊丧、恼怒、恐惧、焦虑和绝望的打击，从而不知道自由和幸福为何物。这种心灵的痛苦通常和肉体的痛苦一样剧烈，甚至令人更加难以承受。正是由于人生的矛盾和冲突带来的痛苦如此强烈，我们才把它们视为问题；也正是因为各种问题接连不断，我们才觉得人生苦难重重。

人生是一个不断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可以开启我们的智慧，激发我们的勇气。为解决问题而努力，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就会不断成长，心智就会不断成熟。学校刻意为孩子们设计各种问题，让他们动脑筋、想办法去解决，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的心灵渴望成长，渴望获得成功而不是遭受失败，所以它会释放出最大的潜力，努力将所有问题解决。“问题”是我们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承受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痛苦，我们就能从痛苦中学到很多东西。美国开国先哲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唯有痛苦才能给人带来教益。”面对问题，智慧的人不会因害怕痛苦而选择逃避，他们会迎上前去，坦然承受问题带给自己的痛苦，直至把问题彻底解决。

然而，大多数人却缺乏这样的智慧。在某种程度上，人人都害怕承受痛苦，遇到问题时都想回避，甚至慌不择路，望风而逃。有的人不断拖延时间，希望问题自行消失；有的人对问题假装视而不见，或尽量忘记它们的存在；还有的人用药物和毒品来麻痹自己，企图把问题排除在意识之外，换得片刻解脱。我们总是回避问题，而不是直接面对它们；我们只想远离问题，却不想承受解决问题带来的痛苦。

回避问题和逃避痛苦的倾向，是人类心理疾病的根源。人人都有逃避问题的倾向，因此绝大多数人的心理都存在缺陷，真正的健康者寥寥无几。有的逃避问题者，宁可躲藏在自己营造的虚幻世界里，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这无异于作茧自缚。心理学大师荣格一针见血地指出：“神经官能症，就是人生痛苦最常见的替代品。”

替代品最终带给人的痛苦，甚至比所逃避的痛苦更为强烈，正因如此，神经官能症才成为最棘手的问题。不少人还没有解决旧的问题和痛苦，却又要逃避新的问题和痛苦，他们不断用神经官能症作蚕丝，把自己一层一层包裹起来，陷入重围，无法自拔。所幸，也有人能坦然面对自己的心理障碍，及时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用正确的心态面对人生正常的痛苦。

事实上，如果不顾一切地逃避问题和痛苦，不仅错失了解决问题、推动心灵成长的契机，而且还会使我们患上心理疾病。长期的心理疾病会使人的心灵停止成长，不及时治疗，心灵就会萎缩和退化，心智就永远难以成熟。正确的做法是：我们要让我们自己，也要让我们的孩子认识到，人生的问题和痛苦具有非凡的价值。勇于承担责任，敢于面对困难，才能够使心灵变得健康。

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最主要的工具，也是消除人生痛苦最重要的方法。通过自律，在面对问题时，我们才会变得坚定不移，并能从痛苦中获取智慧。我们要求自己和孩子自律，其实就是在培养双方如何忍受痛苦，获得成长。

那么究竟什么是自律呢？如何才能通过自律消除人生的痛苦呢？简单地说，所谓自律，就是主动要求自己以积极的态度去承受痛苦，解决问题。自律有四个原则：推迟满足感、承担责任、忠于事实、保持平衡。这些原则并不复杂，即便是10岁的小孩也能够掌握。不过有时候，即使贵为一国之君，也会因忽略和漠视它们而遭遇失败，甚至自取灭亡。实践这些原则，关键取决于你的态度，你要敢于面对痛苦而非逃避。对于那些时刻都想着逃避痛苦的人，这些原则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他们也绝不会从中受益。接下来，我就要对这些原则进行深入的阐述，然后，再探讨它们背后的原动力——爱。

推迟满足感

不久前，一位30岁的财务专家来就诊，希望我纠正她总是拖延工作的坏习惯。第一个月，我们探讨了她对老板的看法，老板对她的看法，她对权威的认识以及她父母的情况。接着，我们又讨论了她对工作与成就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对她婚姻观、性别观的影响。后来，我们还谈到她与丈夫和同事的竞争心理，以及这种心理给她带来的恐惧感。尽管我们一再努力，但这种常规的心理分析并未触及问题的症结。

直到有一天，我们闯入了一个显而易见、却一直被忽略的领域，才使治疗出现了转机。

“你喜欢吃蛋糕吗？”我问她。

她回答说喜欢。

“你更喜欢吃蛋糕呢，还是蛋糕上涂抹的奶油？” 我接着问。

她兴奋地说：“啊，当然是奶油啦！”

“那么，你一般是怎么吃蛋糕的呢？”我接着又问。

我也许是有史以来最笨的心理医生了。

她不假思索地说：“那还用说吗，我通常先吃完奶油，然后再吃蛋糕。”

就这样，我们从吃蛋糕的习惯出发，重新讨论她对待工作的态度。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在上班的第一个小时里，她总是先完成容易和喜欢做的工作，而在剩下的六个小时里，面对那些棘手的差事，她总是尽量回避，结果，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工作却拖延了下来。我建议她从现在开始，在上班第一个小时里，强迫自己先去解决那些棘手的差事，而在剩下的时间里，工作就变得相对轻松了。考虑到她学的是财务管理，我就这样给她解释其中的道理：按一天工作七个小时计算，一个小时的痛苦，加上六个小时的幸福，显然要比一个小时的幸福加上六个小时的痛苦划算。她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坚决照此执行。由于她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所以，不久就彻底克服了拖延工作的坏毛病。

推迟满足感，就是不贪图暂时的安逸，先苦后甜，重新设置人生快乐与痛苦的次序：首先，面对问题并感受痛苦；然后，解决问题并享受更大的快乐。在充满问题和痛苦的人生中，推迟满足感是唯一可行的生活方式。

早在童年时，从5岁开始，孩子就可以学习这个自律的原则：先承受痛苦，再享受快乐，避免眼前安逸带来的不利。例如，如果一个5岁的男孩多一点儿耐心，让同伴先玩游戏，自己等到最后，就可以在没有人催促的情况下，享受到更多的乐趣。对于6岁的孩子而言，学会吃蛋糕时不先把奶油一口气吃完，或者先吃蛋糕，后吃奶油，就可以享受到更甜美的滋味。让上了小学的孩子正确对待家庭作业，是培养“先苦后甜”原则的最佳时机。当孩子满12岁时，应该已经无须父母敦促，就可以先做完功课，再去看电视。如果是这样，到了十五六岁以后，他们就会把这个原则内化为一种习惯，成为自己的一种常态。

但是，根据教育工作者的经验，很多青少年都缺少这种健康的习惯，没有体会到推迟满足感的好处。不少孩子长到十五六岁，仍旧不懂“先吃苦，后享受”的原则，而是将次序颠倒过来。所以，他们很容易成为“问题学生”。这些孩子的智商与别人相比毫不逊色，但却不肯用功学习，成绩远远落后于别人。他们说话做事全凭一时冲动，只要心血来潮，不是旷课逃学，就是打架斗殴；他们不愿思考，缺乏耐心，很容易与毒品为伴，故意跟警察发生冲突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先享受，后付费”成了他们人生的座右铭。如果父母这时才去求助心理治疗，往往为时已晚。因为意气用事的青少年通常不喜欢被人干涉，即便心理医生能以亲切公正的姿态慢慢化解他们的敌意，这些孩子也很难积极配合、参与整个治疗过程。他们的主观冲动过于强烈，经常逃避定期的治疗，心理医生的一切努力，常常以失败告终。最终，这些孩子被迫退学，浪迹社会，继续他们失败的生活模式。他们的成年生活也极为糟糕——婚姻不幸，精神恍惚，容易遭受意外事故，而精神病院或者监狱则可能成为他们最终的归宿。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大部分人能够掌握推迟满足感的原则，学会先苦后甜，拥有足够的自制力，可以避免贪图一时安逸的恶果，却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懂得先苦后甜，最终成为失败者呢？答案目前尚无定论，仅有的答案也缺乏足够的依据。基因的影响并不明显，其他因素也有待科学论证，但大部分迹象表明，在这方面，家庭教育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子不教，谁之过

孩子缺少自律，未必是因为父母管教不严。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经常受到严厉的责骂和体罚，即便小有过错，父母也会怒不可遏：辱骂、威胁、恐吓、掌掴、脚踢、鞭打、拳击，可谓花样翻新。这样的教育方法只会起到负面作用，因为它本身就违背了自律的原则。没有自律原则作为后盾的管教，不会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

父母自己不遵守自律的原则，就不可能成为孩子的榜样，只会成为反面教材。有些父母常常告诉孩子：“照我的话去做，但不要学我。”他们在孩子面前酗酒无度，烂醉如泥，或者在孩子面前破口大骂，拳脚相加。他们缺乏长辈起码的自制力、尊严和理性；他们形容邋遢、一塌糊涂，甚至偷懒耍滑、背信弃义。这些父母的生活毫无自律，却强迫孩子有条不紊地生活，结果可想而知。假如父亲三天两头殴打孩子的母亲，那么母亲因儿子欺负妹妹而对其施以体罚，又有什么意义呢？又如何能指望儿子听她的话，控制好情绪呢？在稚嫩的孩子心中，父母就是他们的上帝，神圣而威严。孩子缺乏其他的模仿对象，自然会把父母处理问题的方式全盘接受下来。如果父母懂得自律、自制和自尊，生活井然有序，孩子就会把这样的生活视为理所当然。而如果父母的生活混乱不堪，一塌糊涂，孩子也会照单全收。

父母的爱至关重要。即便家庭环境充满混乱，生活贫困，只要有爱存在，照样可以培养出懂得自律的孩子。相反，即使父母身为医生、律师、企业经理或是慈善家，生活方式相当严谨，但如果缺少爱和温情，他们培养出的子女照样会随心所欲，恣意妄为，不懂得自律。

爱是心灵健康成长的动力。在本书第二部分，我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爱是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元素，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爱的实质，以及爱同教育的关系。

如果我们爱某样东西，就会乐于花时间去欣赏它，照料它。譬如，某个小伙子终于拥有了心仪已久的汽车，那他一定会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汽车上面：擦车、洗车、修车、给汽车美容、不停地欣赏它、整理内饰……你也可以观察，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是如何精心照料自己的花园的，他会细心地浇水、施肥、修剪、除虫、嫁接、移植……同样，对子女的爱也是如此，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他们、陪伴他们。

培养孩子学会自律，需要投入足够的时间。如果不把精力用在孩子身上，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少得可怜，就无法深入了解他们的需要，并找到教育他们的正确方式。在孩子明显需要培养自律能力的时候，我们不是挑起担子，而是不耐烦地说道：“我没精力管你们，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到头来，当孩子犯下错误逼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满腔怒火发泄到他们头上，不是打，就是骂。我们根本不愿去调查问题的本质，也不考虑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才算适合。父母习惯用严厉的体罚教训孩子，本质上不是教育，而是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气和不满。

聪明的父母决不会这样做。问题发生之前，他们就愿意花时间了解孩子，对症下药地教育孩子。他们会用恰当的敦促、鼓励和表扬，以及必要的警告和责备，来巧妙地引导孩子的发展方向，教他们学习自律。他们会认真观察孩子的言行举止，从孩子吃蛋糕、做功课、撒谎、欺骗、逃避责任等行为中，及时发现问题；他们也会倾听孩子的心声。在对孩子的管教上，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紧，什么时候该松，什么时候该表扬，什么时候该批评。他们给孩子讲有意义的故事，用小小的亲吻、拥抱和爱抚，用小小的警告和批评，就能及时纠正孩子的问题，使问题消失于无形。

可以断言，父母的爱，决定着家庭教育的优劣。充满爱的家庭教育带来幸运；缺乏爱的教育只能导致不幸。富有爱心的家长，善于审视孩子的需要，并做出理性的判断。当孩子面临痛苦抉择时，他们会真心实意与孩子一块儿去经受痛苦和折磨，而孩子也能领受父母的这片苦心。他们未必立刻流露出感激之情，却可以领悟到痛苦的内涵和真谛。他们提醒自己：“既然爸爸妈妈愿意陪着我忍受痛苦，痛苦就不见得那么可怕，而且也未必是太坏的事。我也应该承担责任，面对属于自己的痛苦。”——这就是自律的起点。

父母付出的努力越大，孩子就越会意识到自己在父母心中的价值。有的父母为掩饰家庭教育上的失败，会不停地告诉孩子说自己是多么爱他们，多么重视他们等等，但真相无法逃过孩子的眼睛。孩子不会被谎言和欺骗长期蒙蔽，他们渴望得到父母的爱，如果父母一再出尔反尔，只会让他们渐失信心。即便他们表面上不会表现出什么，不会牢骚满腹，或者大发雷霆，但却会把父母的教导和许诺看得一文不值。更为糟糕的是，他们会情不自禁地模仿父母，拷贝父母的处世方式，将它视为人生的标准和榜样。

那些沐浴着父母之爱而成长起来的孩子，心灵可以得到健康的发展。他们也许会偶尔赌气，抱怨父母一时的忽视，然而，内心深处却清楚父母深爱着他们。父母的珍视让他们懂得珍惜自己，懂得选择进步而不是落后，懂得追求幸福而不是自暴自弃。他们将自尊自爱作为人生起点，这有着比黄金还要宝贵的价值。

“我是个有价值的人”——像这样对自我价值的认可，是心理健康的基本前提，也是培养自律的根基。它直接来源于父母的爱。“天生我材必有用”，这种自信必须从小培养，成年后再作补救往往只能事倍功半。如果孩子从幼年起就能享受父母的爱，成年后即便遭遇天大的挫折，根基坚固的自信也会让他们鼓足勇气，勇敢地战胜困难，而不是自暴自弃。

对自我价值的认可是自律的基础，因为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时，就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照顾自己。自律是自我照顾，自我珍惜，而不是自暴自弃。既然我们讨论的是推迟满足感和规划时间，就让我们以时间为例。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很有价值，就会认为我们的时间也很有价值，如此有价值的时间必须要加以善用。那位拖延工作的财务专家的问题，就在于她忽略了自己时间的价值，因此才造成时间的浪费。童年时，她曾有过不幸的遭遇：亲生父母本来有能力照顾她，可是每逢学校放假，他们都会花钱把她送到养父母家中，她从小就体验到了寄人篱下的感觉。她觉得父母不重视她，也不愿意照顾她。小时候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长大以后，尽管她聪明能干，但自我评价却低得可怜。因为自我评价很低，所以，她才不重视自己的时间。一旦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之后，她自然就意识到了自己时间的宝贵，必须合理有序地进行安排。

孩子在童年时能得到父母的爱和照顾，长大后内心就会拥有安全感。所有的孩子都害怕被遗弃。孩子到了六个月大，就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与父母是彼此分离的，这使他们感到无助。他们知道依靠父母的养育才能生存，遭到遗弃就会死亡，所以，孩子害怕任何形式的遗弃。绝大多数父母对孩子的这种恐惧心理都有敏锐的直觉，他们向孩子做出保证：“我们是爱你的，永远不会丢弃你不管。”“爸爸妈妈当然会回来看你，我们会永远陪伴在你的身边。”“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如果除了这些口头保证之外，还有实际的行动相配合，那么，待孩子到了青春期，潜在的恐惧就会消失。他们不会只贪图一时的安逸，牺牲掉长期的幸福，而是甘愿以某种方式推迟暂时的满足感。他们知道，只要耐心等待，他们的需求最终都会实现，就像父母做出的保证一样。

很多孩子未必有这样的运气，他们从幼年起就遭受父母的遗弃、忽略、殴打乃至威胁，或者像那位财务专家一样缺少父母的疼爱和关心。即便没有类似的不幸，他们也会因为没有得到父母爱的保证，而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有些父母贪图省事，缺乏耐心，动不动就会用“遗弃”来威胁和管束孩子：“照我的话做，不然我就不再爱你，你自己想想，会落得什么下场！”——那当然意味着抛弃和死亡。这样的父母把爱心丢在一边，取而代之的是控制和专制，这使得孩子对未来充满恐惧。他们觉得世界是不安全的，甚至把世界看成是地狱，这种恐惧的感觉会一直保留到成年以后。他们宁肯提前透支将来的快乐和满足，也不愿意推迟满足感，先苦后甜。在他们眼里，将来太遥远、太渺茫、太不可靠，所以，即使将来比现在好过许多倍，他们也不愿意去等待，只愿意得过且过。

要让孩子养成推迟满足感的习惯，就必须让他们学会自律。要让他们学会自律，对安全感产生信任，不仅需要父母真心投入，还需要父母表里如一的爱和持之以恒的照顾，这是父母送给子女最好的礼物。如果这份礼物无法从父母那里获得，孩子也有可能从其他渠道得到，不过其过程必然更为艰辛，通常要经过一生的鏖战，而且常常以失败告终。

解决问题的时机

前面谈到父母的爱对培养孩子自律，即推迟满足感的能力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不妨看看不能推迟满足感，对成年生活会有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微妙却具有极强的破坏力。

虽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具有推迟满足感的能力，能够先苦后甜，可以顺利读完高中和大学，继而进入社会，成年后不至于锒铛入狱，但是我们的成长过程通常仍是不完善的，因而导致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够完善。

说来可笑，我到37岁才学会修理日用物品，此前不管是修水管、电灯，还是根据说明书组装玩具或组合家具，我都一窍不通。尽管我读完医学院，并成家立业，在心理治疗和行政管理方面小有成就，但一碰到机械方面的事，就笨手笨脚，活像个愚蠢的傻瓜。我自卑地相信自己缺乏某种基因，天生就不是解决机械问题的料。37岁快要结束的那年春天，一个星期天，我在户外散步，看见邻居正在修理除草机。我同他打过招呼，羡慕地说：“哦，你真是能干啊！我从来就不会修理这些玩意儿。”他马上回答：“你只不过没有花时间去尝试罢了。”我继续散步，内心越来越不平静，他这句简单却意味深长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扪心自问：“他说的可能是对的。伙计，也许你真的没那么差劲儿，是吗？”

我铭记他的话，并提醒自己：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花时间检验一下。不久我就有了机会。一位女患者的汽车刹车踏板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没法踩下去。她告诉我，仪表板下面有个刹车开关，不过她不知道开关的确切位置，也不知道是什么形状。我自告奋勇帮她解决这个问题。我躺在方向盘下面的车底板上，提醒自己尽量放松。我深深地吐出一口气，然后耐心地观察了好几分钟。我看不懂眼前那成堆的电线、管子和杠杆，它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集中注意力追踪与刹车有关的机件，逐渐弄懂了刹车的运作过程。最终，我找到了症结——那个使刹车无法移动的小开关。我又做了细致研究，发现用手指向上一扳，刹车就可以自由活动。于是我就这么做了：指尖轻轻一拨，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我异常振奋：嘿，我真是一流的机械师啊！

我的专业与机械无关。我既没有机械专业知识，也不愿解决机械问题。大多数情况下，我宁愿求助于修理工，替我解决这些问题。我现在知道，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基因有什么缺陷。我相信，除非存在智力障碍，不然只要花时间学习，就没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许多人都没有付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解决知识、社交、心理方面的问题——就像我对待机械问题的态度一样。在得到启发之前，假如那天我缺乏耐心，或许就会把脑袋伸到汽车仪表板下，胡乱扯几根线头，见没有效果就耸耸肩、摊摊手说：“对不起，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想我没办法帮你的忙。”许多人处理问题不都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吗？前面提到的那位财务专家，尽管是一位相当有爱心也相当努力的母亲，却怎么也管不好两个孩子。如果孩子的情绪出现异常，或者家庭教育出现问题，她很快就会觉察到，但她通常只会根据大脑的即兴反应，随意动用家长权威。例如强迫孩子多吃早点，或是提前就寝等等。根本不管这样的决定是否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实在没有办法时 ，她就会向我求助，懊恼地对我说：“我拿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该怎么办呢？”这位女士头脑聪明，只要在工作上不再推诿塞责，就能表现出极强的能力，但在解决家庭矛盾上，她立刻就成了智力低下的人。问题的关键仍旧出在她对时间的利用上。家庭问题让她头昏脑涨，她只想尽快脱身，尽快缩短自己与问题接触的时间，而不愿花足够的时间来应对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不愿冷静地分析问题。虽然解决问题能给她带来满足感，但她根本不想去推迟这种满足感，哪怕是一两分钟也不行，最终她没有从问题中积累起任何有效的经验，家庭便因此长期陷入了混乱。

我们谈论的上述人士，并非有明显的心理障碍，在面对问题时，也没有任何智力缺陷，他们的问题仅仅在于缺乏自律。那位财务专家的情况足以代表所有的人。我们有谁能够拍着胸脯说，自己总能花足够多的时间分析孩子的问题，解决家庭危机？又有谁真正学会了自律和自我管理，从来不会消极面对一切问题，不会心灰意冷地摊开双手说“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和缺乏耐心、想让问题马上解决的态度相比，另一种面对问题的态度更低级，也更有破坏性，那就是希望问题自行消失。人人都有这样的倾向：问题一旦出现，就想立刻解决，不然就会思绪烦乱、寝食不安。这样的心态显然不切实际，但一厢情愿地等待问题自行消失，则是更为可怕的事情，通常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有一位30岁的单身销售员，他在某个小城市接受团体治疗期间，与另一位团体成员的妻子偷偷好上了。那人是个银行家，最近刚刚和妻子分居。销售员知道银行家因为妻子的离去，一直处于愤怒和郁闷之中。他也知道自己对那位银行家和其他团体治疗成员并不诚实，因为他没有透露自己和银行家妻子的关系，这违背了团体治疗的基本原则。他知道银行家迟早会知道妻子和自己的关系。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这种关系在治疗团体里公开，取得大家的支持，承受银行家的怒火。但这位销售员却什么都没有说。过了三个月，银行家发现了他们的关系。正如预料的那样，银行家愤怒不已，马上就退出了治疗团体。销售员伤害性的举动遭到了全体成员的质疑和指责，而他却辩解说：“我认为说出这件事可能会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假如我什么都不说，一切都会过去，矛盾就不会爆发出来。我以为等待足够长的时间，问题可能就会消失。”

——问题没有消失，它仍然继续存在，仍然妨碍着心灵的成长和心智的成熟。

团体治疗专家提醒销售员：为逃避解决问题而忽视问题的存在，并指望问题自行消失的倾向，是他人生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可是四个月以后，就在那年的初秋，他又做出了一次匪夷所思的举动：他突然中止了销售工作，开办了一个家具修理公司（这样，他就不必经常出差了）。团体成员都认定他这么做是孤注一掷，对他这个决定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因为冬天（淡季）即将来临，他很可能生意惨淡。但他却固执地认为公司可以接到许多订单，让他渡过难关。到次年二月，他终于告诉大家，他不得不放弃治疗了，因为他已无法支付治疗费用。他一贫如洗，只好另寻职业。在过去五个月里，他一共只修理了七件家具。当他被问到既然前景不妙，为什么没有及早去找一份工作时，他回答说：“六个星期以前，我就知道我的钱快花光了。但是又想怎么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那时，我觉得情况不至于那么急迫。可是，我的上帝，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根本没有料到！”显然，他又一次忽视了自己的问题。他终于明白，只有解决了“忽视问题”这一问题，他才能继续解决其他问题，才能走向下一步——世界上所有的心理治疗，本质上莫不如此。

忽视问题的存在，反映出人们不愿推迟满足感的心理。前面已经说过，直面问题会使人感觉痛苦。问题通常不可能自行消失，若不解决，就会永远存在，阻碍心智的成熟。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问题降临时，势必带来程度不同的痛苦。尽可能早地面对问题，意味着把满足感向后推迟，放弃暂时的安逸或是程度较轻的痛苦，去体验程度较大的痛苦，这才是对待问题和痛苦最明智的办法。现在承受痛苦，将来就可能获得更大的满足感；而现在不谋求解决问题，将来的痛苦会更大，延续的时间也更长。

表面看起来，前面那个销售员漠视自己的问题，完全是由于其个人心智不够成熟所致。实际上，跟之前说的财务专家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曾经有位久经沙场的将军告诉我：“军队最大的问题在任何组织和机构中都同样存在，那就是绝大多数指挥官只会呆呆坐在办公室里，眼睛盯着大堆问题，迟迟无法做出决定，更谈不上实际行动，似乎盯上几天几夜，问题就会自行消失一样。”这位将军所说的指挥官，不是缺乏意志力的普通人，不是心理脆弱或性格异常的人，而是资历深厚、接受过严格训练的高级军官。

父母同样是指挥官，其使命和管理企业一样复杂。正像军队指挥官那样，许多父母面对孩子的问题束手无策，连续数月乃至数年都无任何举措，只是一味拖延。有一对父母甚至让一个问题拖延了五年都没有解决，最后不得不向儿童心理学家求助。她沮丧地说：“我原本以为等孩子长大一些，问题就消失了。但谁知问题一直都存在，而且越来越厉害。”为人父母实属不易，有时要做出某些决定的确很难，而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个别问题可能消失，但终归是极少数。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适当给予指导和帮助，多了解他们的问题，必然是有益的事情。问题拖得越久，就越是积重难返，解决起来自然更加艰难了。

承担责任

不能及时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就会像山一样横亘在我们心中，阻碍心灵的成长和心智的成熟。

很多人显然忽略了这个道理。我们必须面对属于自己的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避之唯恐不及，认为“这不是我的问题”，肯定于事无补；指望别人解决自己的问题，也不是明智之举。唯一的办法——我们应该勇敢地说：“这是我的问题，要由我来解决！”相当多的人只想逃避，他们宁愿这样自我安慰：“问题的出现不是我的错，而是别人的缘故，或是我无法控制的社会因素造成的，应该由别人或者社会替我解决。这绝不是我的问题。”

逃避责任的心理趋向有时会发展到可笑的程度。我曾随美国军队驻扎在冲绳岛，当时有个军官酗酒成瘾，问题严重，只好找我做心理咨询。他否认自己饮酒成性，还认为酗酒不是他的个人问题。他说：“在冲绳，我们晚上无事可做，实在太无聊了，除了喝酒，还能做什么呢？”

我问他：“你喜欢读书吗？”

“是啊，当然啊，我喜欢读书。”他说。

“既然如此，你晚上的时间用来读书不是更好吗？”

“营房里太吵闹，我可没心思读书。”

“为什么不去图书馆？”

“图书馆太远了。”

“难道图书馆比酒吧还要远吗？”

“唉，说实话吧，其实我也不怎么喜欢读书。我原本就不是个爱读书的人。”

我换了话题，继续问道：“你喜欢钓鱼吗？”

“当然啊，我太喜欢钓鱼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用钓鱼来代替喝酒呢？”

“我白天得工作啊。”

“难道晚上就不能钓鱼了吗？”

“当然不能啊，冲绳晚上没地方去钓鱼。”

“好像不是吧，据我所知，这里有好几家夜钓俱乐部，我介绍你加入其中一家，你觉得怎么样呢？”

“嗯……怎么说呢，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喜欢钓鱼。”

我指出了他的问题：“这样说来，除了喝酒以外，你其实还是有其他事情可做的。但是喝酒才是你最喜欢的事。”

“我想你说得没错。”

“可是，你总是饮酒过量，以至于违犯军纪，给你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对不对？”

“有什么办法呢？驻扎在这个该死的小岛，人人整天只有靠喝酒打发时间，这难道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

我同他交谈了很久，但这位军官总是固执己见，不愿承认酗酒是他的个人问题。他也不肯接受我的建议：只要凭借毅力和决心，再加上别人的帮助，就可以彻底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只好无奈地通知他的上司：他根本不肯接受帮助，他的固执让我无能为力。就这样，他继续酗酒，最终被开除军职。

也是在冲绳，有一位年轻的军人妻子用剃须刀片割腕自杀，被送到急救室抢救。后来，我在病房里见到她，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当然是想自杀了。”她说。

“你为什么想自杀呢？”

“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无聊，我一刻也忍受不了。你们必须把我送回国内，要是还得待在这里，我还是会自杀的。”

“住在冲绳为什么让你感觉那么痛苦呢？”

她抽泣着说：“ 我在这里什么朋友也没有，我一直都很孤独。”

“这确实很糟糕。可是，你为什么不去交朋友呢？”

“因为我住在该死的居民区，那里没人说英语。”

“那你为何不驾车去美军家属区，或者去参加军人妻子俱乐部，在那里结交朋友呢？”

“因为我丈夫白天得开车上班。”

“既然你白天孤独和无聊，为什么不开车送你丈夫上班呢？”我问道。

“因为我们的汽车是手动挡，不是自动挡，我不会开手动挡汽车。”

“你为什么不学着开手动档汽车呢？”

她瞪着我，说：“就在这里糟糕的道路上学习吗？你一定是疯了。”

神经官能症与人格失调症

求助于心理医生的大多数人，所患的不是神经官能症，就是人格失调症。它们都是责任感出现问题所致，但表现症状却彼此相反：神经官能症患者为自己强加责任，人格失调症患者则不愿承担原本属于自己的责任。与外界发生矛盾时，神经官能症患者认为错在自己，人格失调症患者则把错误归咎于旁人。那位酗酒的军官认为责任在冲绳的环境而不在他自己，而那位军人妻子则认为自己无力面对孤独。我在冲绳工作期间，还接待过一位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女士，过度的寂寞让她难以忍受。她说：“我每天都会驾车到军属俱乐部，希望结识到新朋友，可那个地方总是让我心烦意乱，我感觉其他军人妻子都不愿和我在一起，我想我一定有什么问题，我的性格可能太内向了。我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不受欢迎呢？”她以为，自己的寂寞完全是自己性格怪异的结果。治疗发现，她的智商高于常人，进取心也比一般人强烈，这才是她和别的军官妻子以及丈夫合不来的原因。她终于意识到，寂寞并不是她的错。她做出了更适合自己的选择：不久后她和丈夫离了婚，回到大学校园，一边读书一边抚养孩子。她如今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嫁给了一位事业有成的出版商。

神经官能症患者常常把“我本来可以”、“我或许应该”、“我本不应该”挂在嘴边。不管做什么事，他们都觉得自己能力不及他人，不够资格，因而缺少勇气和个性，总是做出错误的判断。人格失调症患者则常常说“我不能”、“我不可能”、“我不得不”，似乎他们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的行为完全是迫于外界压力的无奈之举。他们缺少自主判断和承担责任的能力。治疗神经官能症比治疗人格失调症容易得多，因为神经官能症患者坚信问题应由自己负责，而非别人和社会所致。治疗人格失调症患者则比较困难，因为他们顽固地认为问题和自己无关，他人和外界才是罪魁祸首。不少人兼具神经官能症和人格失调症，统称为“人格神经官能症”。在某些问题上，他们把别人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内心充满内疚感；而在另一些问题上，他们却拒绝相信责任在于自己。治疗这样的患者时，需要首先治愈神经官能症，让患者对治疗树立信心，进而接受医生的建议，纠正不愿承担责任的心理，消除人格失调的根源。

几乎人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神经官能症或是人格失调症，所以人人都可以受益于心理治疗，当然，前提是当事人乐意这么做。在复杂多变的人生道路上，判断自己该为什么事和什么人负责，这是一个永远存在的难题。这个问题从未彻底解决过，因为我们必须不断地评估、再评估我们的责任所在。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我们必须完全自愿和主动地去进行这种反反复复的自我审视。这种自愿和主动不是天生的。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孩子都患有人格失调症，都会本能地逃避责罚。兄弟姐妹打架，大人追究起来，所有的孩子都会忙不迭地推卸责任。不少孩子也都患有某种程度的神经官能症，把自己承受的痛苦看成是罪有应得。缺少关心的孩子自惭形秽，认为自己不够可爱，缺点大于优点。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这应该归咎于他们的父母没有对他们付出足够的爱。青春期的孩子在无法得到异性的青睐，或在运动方面表现糟糕时，也都会怀疑自己的能力有缺陷。他们难以意识到，即便体力和智力平平，他们也可以大器晚成。只有通过大量的生活体验，让心灵充分成长，心智足够成熟，我们才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定自己和他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父母可以帮助孩子走向心智成熟。在孩子慢慢长大的过程中，父母拥有成千上万次教育孩子的机会。面对这样的机会，你是勇于承担起父母的责任，还是推卸责任呢？对这种机会的把握需要父母保持敏感，了解孩子的需要，主动投入爱、时间和精力，甚至是承受痛苦，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父母为孩子的成长应该承担的责任。

相反，如果父母对孩子的问题不敏感，视而不见，甚至自身还存在缺陷，那么，父母就会阻碍孩子的心智成熟。神经官能症患者，由于他们总是主动承担责任，所以只要症状轻微，不过分越俎代庖，也可以成为很棒的父母。但是，人格失调症患者多是不称职的父母。他们不愿承担作为父母的责任，其本人又不知不觉，所以，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无异于恶性循环式的摧毁。心理学界有一种公认的说法：“神经官能症患者让自己活得痛苦，人格失调症患者让别人活得痛苦。”也就是说，神经官能症患者把责任揽给自己，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人格失调症患者却责怪别人，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的子女。他们不履行作为父母的责任，不给孩子必要的爱和关心。孩子的德行或学业出现问题时，他们从来不会自我检讨，而是归咎于教育制度，或是抱怨和指责别的孩子，认为是他们“带坏”了自己的孩子。这样的父母常常指责孩子：“你们这些孩子，都快把我逼疯了！”“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孩子，我早就和你们的爸爸（妈妈）离婚了！”“你们的妈妈神经衰弱，都是你们造成的！”“要不是为了抚养和照顾你们，我原本可以顺利读完大学，干一番真正的大事业。”他们为孩子日后逃避责任提供了榜样，还传递给孩子这样的信息：“我的婚姻很不幸，我的心理不健康，我的人生潦倒不堪，全都是你们的责任。”孩子无法理解这种指责多么不合理，于是就归咎于自己，由此成了神经官能症患者。因此，父母有人格失调症状，孩子也会出现人格失调或神经官能症，上一代的问题影响下一代的成长，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人格失调症患者不仅会为孩子树立反面的榜样，自己的婚姻、交友和事业也会受到影响。他们不肯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导致人生问题重重。前面说过，如果不去直面问题、解决问题，问题就会永远存在。人格失调症患者完全背离了这种做法，他们不由自主地把责任推给配偶、孩子、朋友、父母和上司，或是推给学校、政府、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社会制度、时代潮流等等，而不去努力解决问题，因而问题始终存在。他们推卸责任时，可能会感到痛快，但心智却无法成熟，常常成为社会的负担。这让人想起上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作家埃尔德里奇·克里佛的一句话：“你不能解决问题，你就会成为问题。”其实，这句话是对所有人说的。

逃避自由

如果一个人被心理医生诊断为人格失调症，那说明这个人逃避责任的程度已经相当严重。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逃避责任的倾向，我自己也不例外。我在30岁时，幸运地得到了麦克·贝吉里的指点，才克服了轻度的人格失调倾向。当时，贝吉里担任精神科门诊部主任，我在他的部门工作，跟其他医生轮班接诊患者。或许是我责任心太强，工作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的，工作量远远多于其他同事。别的医生每周接待一次患者，我每周则要接待两三次，结果可想而知：别的医生每天下午四点半陆续下班回家，而我要一直工作到晚上八九点钟。这使我心怀不满，疲劳感与日俱增。我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然我肯定会崩溃的。我去找贝吉里主任反映情况，希望他给我安排几个星期的假期，不再接待新的患者。我暗自揣测：“他应该会同意的，对吧？他是否有别的解决办法呢？”在贝吉里主任的办公室，他耐心地听我抱怨，一次也没有打断我。我说完后，他沉默了一下，同情地对我说：“哦，我看得出来，你确实有问题。”

他的关心和体谅让我很是感激。“谢谢您！那么，您认为我应该怎么办呢？”

他回答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斯科特，你有问题。”

这是什么回答啊，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不是我期待的，我多少有些不悦。“是的，”我再次问道，“您说得没错，我知道我有问题，所以才来找您的。您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他说：“斯科特，很明显你没弄懂我的意思。我听了你的想法，也理解你的状况，你现在的确有问题。”

“好啦，好啦，我知道我有问题，我来这里之前就知道了！可问题在于，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斯科特，认真听好，我再说一遍：我同意你的话。你现在确实有问题！说得再清楚些，你的问题和时间有关。是你的时间，不是我的时间。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斯科特·派克，在时间管理方面出了问题。我就说这么多。”

我气得要命，转身就走。一连三个月时间，我满肚子都是火气。我坚信他患有严重的人格失调症，不然怎么可能对我的问题漠然置之呢？我态度谦虚地请他帮助，可这个该死的家伙，不肯承担起他的责任，哪里还有资格做门诊部主任！作为门诊部主任，这样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到底还能做什么呢？

三个月过后，我渐渐意识到贝吉里主任没有错，患有人格失调症的是我，而不是他。我的时间是我的责任。是我，只有我，能决定怎么安排和利用我的时间。是我自己想比其他同事花更多时间治疗患者，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应该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看到同事们每天比我早两三个钟头回家，令我感到难受，而妻子抱怨我越来越不顾家，同样令我感到难过和愤懑，但这不正是我自己造成的吗？我的负担沉重，并不是命运造成的结果，不是这份职业本身的残酷，也不是上司的压榨逼迫，而是我自己选择的方式。同事们选择了和我不同的工作方式，我就心怀不满，这实在毫无道理，因为我完全可以像他们那样安排时间。憎恨他们的自由自在，其实是憎恨我自己的选择，可是这本是我引以为荣的一个选择。想通了这一切之后，对于比我更早下班的同事，我不再心怀嫉恨。虽然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工作，但心态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为个人行为承担责任，难处在于它会带来痛苦，而我们却想要躲开这种痛苦。我请求贝吉里主任替我安排时间，其实是逃避长时间工作的痛苦，而这正是我选择努力工作的必然后果。我向贝吉里主任求助，是希望增加他控制我的权力。我是在请求他：“为我负责吧，既然你是我的上司！”力图把责任推给别人或是组织，就意味着我们甘愿处于附属地位，把自由和权力拱手交给命运、社会、政府、独裁者和上司。埃里克·弗洛姆把他讨论纳粹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专著命名为《逃避自由》，可谓恰如其分。为了躲开责任带来的痛苦，数不清的人甘愿放弃权力，实则是在逃避自由。

我有一个熟人，他头脑聪明，却郁郁寡欢。他经常抱怨社会上压迫性的力量：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缺乏人性的企业军事化管理。他对乡村警察干涉他和他的朋友留长发，更是感到不满和怨恨。我一再提醒他：他是成年人，应当自己做主。幼小的孩子依赖父母，当然情有可原，如果父母独断专行，孩子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头脑清醒的成年人则可不受限制，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诚然，选择也不意味着没有痛苦，但至少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我相信世界上存在压迫性的力量，可是我们有足够的自由与之对抗。我的熟人住在警察排斥长发的乡下，却又坚持要留长发，那么他可以搬到城市居住（那里对于留长发应该更加宽容）或索性剪掉长发；他甚至可以为捍卫留长发的权利，参加警长职位的竞选。奇怪的是，他却没意识到他拥有上述选择的自由。他哀叹自己缺少政治影响力，却从未承认个人的选择力。他口口声声说他热爱自由，但与其说强制性的力量让他受到伤害，不如说是他主动放弃自由和权力。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不再因人生充满选择而牢骚不断，不再终日与烦恼、忧愁、愤怒和沮丧为伴。

希尔德·布鲁茨博士在她的《心理学研究》前言部分解释了一般人寻求心理治疗的原因：“他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感觉自己不能够‘应付’或者改变现状，因此产生恐惧、无助感和自我怀疑。”大多数患者力不从心的根源，在于他们总想逃避自由，不去为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他们感到乏力，是因为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力量。如果得到治疗，他们就会知道，作为成年人，他们一生都充满选择和决定的机会。接受这一事实，就会变成自由的人；无法接受这种事实，就会永远觉得自己是个牺牲品。

忠于事实

忠于事实是自律的第三条原则。如果我们追求健康的生活和心智的成熟，那我们就要坚定不移地遵循这条原则。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杜绝虚假，因为虚假与事实完全对立。我们越是了解事实，处理问题就越是得心应手；对事实了解得越少，思维就越是混乱。虚假、错觉和幻想只能让我们不知所措。我们对现实的观念就像是一张地图，凭借这张地图，我们才能了解人生的地形、地貌和沟壑，指引自己的道路。如果地图准确无误，我们就能确定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要到什么地方，怎样到达那里；如果地图信息失真，漏洞百出，我们就会迷失方向。

道理很明显，但多数人仍然漠视事实。通向事实的道路并不平坦，我们出生时，并不是带着地图来到世界的。为了在人生的旅途上顺利行进，我们需要努力绘制自己的地图。我们的努力程度越高，对事实的认识越清楚，地图的准确性就越高。但是很多人不愿意付出这种努力，他们对认识事实缺乏兴趣，故步自封。有的人一过完青春期，就放弃了绘制地图。他们的地图狭小、模糊、粗略而又肤浅，从而导致对现实的认知过于狭隘和偏激。大多数人过了中年，就自认为地图完美无缺，世界观没有任何瑕疵，甚至自以为神圣不可侵犯，而对新的信息和资讯缺乏兴趣。只有极少数幸运者能继续努力，他们不停地探索、扩大和更新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直到生命终结。

绘制人生地图的艰难，不在于我们需要从头开始，而在于需要不断修订，才能使地图的内容准确翔实。世界不断变化：冰川来临，继而又消退；文化出现，随即又消失；技术有限，技术又似乎无限……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也时刻处于更新和调整之中。我们从弱小的、依赖性很强的孩子，一点点地成长为强有力的、被他人依赖的成年人；我们生病或衰老时，力量再次消失，我们又变得虚弱，需要依赖别人。成家立业，生儿育女，都会使我们的世界观发生改变。随着我们的孩子从婴儿长到青春期，我们的心情也会发生变化。我们贫穷时，世界是一种样子；我们富有了，世界又是另外的样子。身边每天都有新的信息，要吸收它们，地图的修订就要不断进行。有些时候，需要吸收的新信息太多，我们不得不对地图做大规模的修订，这些修订工作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痛苦，由此便成为了许多心理疾病的根源。

人生苦短，我们只想一帆风顺。我们由儿童成长为青年人、中年人乃至老年人，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才绘成了现在这幅关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地图，似乎各方面都完美无缺。一旦新的信息与过去的观念发生冲突，需要对地图大幅度修正，我们就会感到恐惧，宁可对新的信息视而不见。我们的态度也变得相当奇特——不仅抗拒新的信息，甚至指责新的信息混淆是非，说它们是异端邪说。我们想控制周围的一切，使之完全符合我们的地图。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捍卫陈腐的观念，其消耗的时间和精力远比修订地图本身多得多，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

移情：过时的地图

抱着残缺的人生地图不放，与现实世界处处脱节，这是不少人的通病，也是造成诸多心理疾病的根源。心理学家把这种情形称之为“移情”。毫不夸张地说，有多少心理学家，就有多少种关于移情的定义。我的定义是：把产生和适用于童年时期的那些感知世界、对世界做出反应的方式，照搬到成年后的环境中，尽管这些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新的环境。

尽管移情极具普遍性和破坏性，但其表现往往并不明显。我曾接待过一位30多岁的患者，对他的心理治疗因其移情程度过重而宣告失败。他是一个电脑技术员，因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离去而向我求助。失去妻子并未让他痛苦，失去孩子却让他无法接受。孩子对他的意义大于妻子。妻子曾暗示他：除非他去看心理医生，恢复到正常状态，不然她和孩子们永远不会回到他的身边。为了得到孩子，他只好接受心理治疗。我了解到，妻子对他不满的原因不止一个：他心胸狭窄，经常无故产生妒忌心理，与此同时，他却疏远妻子，对她缺乏关心和体贴。他频繁更换工作，也令妻子难以忍受。早在青春期时，他的生活就混乱不堪，经常与警察冲突，曾因酗酒、斗殴、游荡、妨碍公务等罪名三度入狱。他大学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后被校方开除，他却并不在意，说：“我的那些老师都是伪君子，和警察没什么区别。”他头脑灵活，找工作原本不在话下。但奇怪的是，不管他做什么工作，都没法坚持下来，顶多不会超过一年半，获得提升更是难上加难。他有时是被解雇的，更多时候则是同上司争吵后主动辞职。他这样描述他的上司：“他们都是骗子、谎言家，他们只想保护好他们的臭屁股。”他总是说：“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他声称自己童年生活正常，事实却似乎正相反。他在不经意间，多次回忆起父母带给他的极度失望。他们答应在他生日那天送他一辆自行车，后来却把承诺抛到脑后。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忘记孩子的生日。他本人很伤心，却不认为情形有多么严重，他只是想到“他们可能太忙了”，所以才顾不上他。他们答应与他共度周末，最后不了了之，理由还是“工作太忙”。还有好几次，他们说好到约定地点（比如聚会场合）去接他，最后却忘得一干二净，而原因仍旧是：“他们的脑子被太多事情占满了。”

父母的漠不关心，让这位患者的童年充满了阴影，他被悲伤和失望的感觉所包围，最终得出结论：他的父母是不可信任的人。有了这样的看法，他的心境逐渐有了转变，似乎感到舒服了很多。他不再对父母抱有太多期待，也不再把他们的承诺当一回事——他不再相信父母，不对他们抱太多的期望，从而也就减少了失望的次数，减轻了痛苦的程度。

但是这种调整为他将来的生活埋下了祸根。父母是孩子的榜样这一前提，竟然导致他成了不幸的人：由于他没有称职的父母，他就以为他的父母对待他的方式，是所有父母对待子女的唯一方式。基于这一点，他对现实的看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最初的结论是：“我不能相信父母，他们是不值得信任的。”后来进一步升级移情为：“我不能相信任何人，没有谁是靠得住的。”这成为他人生地图的主旋律，伴随他进入青春期和成年时期。他一再同权威人物发生冲突：警察、教师、上司。这些冲突越发使他感觉到，凡是具有某种权威，能给予他什么东西的人，都是不可信任的。他并不是没有重新修订地图的机会，而是主动放弃了所有机会。首先，也是唯一能改变他这种观念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在成人的世界中有些人是值得信任的。而这样的做法偏离了他原来的地图，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冒险。其次，要想修订地图，他必须重新评价他的父母，承认父母其实不爱他，他们的冷漠根本就不正常，他的童年也不正常。承认这些无疑会给他带来剧烈的痛苦。第三，“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这一结论，是他根据自身体验做出的调整，这曾使他的痛苦感受大大降低。把这种对他来说行之有效的调整完全放弃，做出新的调整，对于他是异常艰难的事。他宁愿维持过去的心态，不去信任任何人。他不自觉地用主观臆断来巩固自己的信念。他强迫自己疏远所有的人，甚至不允许自己同妻子过于亲密。在他看来，妻子同样不可信任，唯一可靠的就是孩子，因为他们是唯一权威不在他之上的人，是他在世界上唯一能够信任的人。

病人来看心理医生，是因为旧地图已不再生效，但头脑中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许多移情患者尽管向心理医生求助，但却拒绝按医生的要求做出调整，甚至为了捍卫旧地图而跟医生针锋相对，这样，心理治疗就很难取得进展。那位电脑技术员就属于这种情形。一开始，他要求每周六前来就诊，过了三次，他就破坏了约定，因为他找到了一份周末兼职差事：帮助别人修剪草坪。我建议他把就诊时间改到周四晚上，可是过了两次，他又因加班而中断了治疗。我不得不重新调整接诊日程，把时间改在周一晚上，因为他说过他周一很少加班。又过了两次，因为加班，他连周一晚上的就诊也取消了。我开始感到怀疑，问他是否真的需要不停地加班，因为我不可能再安排别的时间为他治疗。他最终承认，其实公司并未要求他加班，他只是希望多赚些外快。在他看来，工作远比治疗更加重要。他对我说，如果周一晚上不加班，他会在周一下午4点左右打电话通知我。我坦率地告诉他，这种安排不适合我，我不可能把周一晚上的计划统统放到一边，专心等待他不确定的就诊。他感到我太过苛刻和冷漠，因为我竟然把我的时间看得比他还重要，根本不关心他的病情。简而言之，他认为我这个人不值得信任。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的合作只好中断，我也成了他旧地图上新的“界标”。

移情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心理医生和患者之间。父母和子女、丈夫和妻子、上司和下属之间，朋友、团体以及国家之间，都存在移情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移情是个有趣的研究课题。国家首脑同样是人，他们的部分人格同样是童年经验塑造的结果。譬如，希特勒追随的是什么样的人生地图，它从何而来？越战期间，美国历经几任总统，他们各自都有怎样的人生地图？我想，他们的地图肯定各不相同。经历过经济大萧条对他们的地图有着怎样的影响？而在五六十年代成长的一代，他们的地图又是什么模样呢？如果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童年经历塑造的地图，导致美国领导人发动了越战，那么六七十年代的现实状况，又将给我们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从政府首脑到普通民众，我们应该如何忠于事实，及时修订人生地图呢？

逃避现实的痛苦是人类的天性，只有通过自律，我们才能逐渐克服现实的痛苦，及时修改自己的地图，逐步成长。我们必须忠于事实，尽管这会带来暂时的痛苦，但远比沉湎于虚假的舒适中要好。我们必须忍受暂时的不适感，追求事实而不是假象，并承受这一过程的痛苦。要让心灵获得成长，心智走向成熟，就要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完全忠于事实。

迎接挑战

完全忠于事实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意味着我们要用一生的时间进行不间断地严格地自我反省。我们通过自身与外界的接触来认识世界。我们不仅要观察世界本身，也要对观察世界的主体（我们自身）进行反省。心理医生们大都清楚，要了解患者的移情现象和心理冲突，治疗者首先要认清自身的移情和冲突。所以，心理医生们也要学会自律，甚至接受必要的心理治疗。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心理医生都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也许能客观地观察外在世界，却不能以同样客观的眼光审视自我。就世俗的标准来看，他们可能忠于职守，却未必充满智慧。智慧意味着将思考与行动紧密结合起来。在过去的美国，“反思”（自我反省）并没有受到高度重视。上世纪50年代，人们曾把美国副总统阿德莱·斯蒂文森讥为“呆子”，认为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管理者，因为他这个人想法过多，经常陷入自我怀疑的状态中。事实上，斯蒂文森的政绩令人瞩目，完全推翻了人们的猜想。我也亲耳听到过，有的父母严肃地提醒青春期的子女：“你想得太多，只会把自己累坏。”这实在是荒谬。人之为人，就在于我们具有特殊的大脑额叶，使我们有着异于其他动物的反省能力。随着科学和文明的进步，我们昔日的态度似乎可以改变，我们意识到，自我反省对于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反省内心世界带来的痛苦，往往大于观察外在世界带来的痛苦，所以很多人逃避前者而选择后者。实际上，认识和忠于事实带给我们的非凡价值，将使痛苦显得微不足道。自我反省带来的快乐，甚至远远大于痛苦。

忠于事实的生活还意味着我们要敢于接受外界的质疑和挑战。这也是唯一能确定我们的地图是否与事实符合的方法。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等于把自己关进了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笔下的“单间牢房”——反复呼吸自己释放的恶臭空气，越来越沉迷于自己的幻想。修订地图带来的痛苦，使我们倾向于选择逃避，不容许别人质疑我们的地图。我们对孩子说：“不许顶嘴，我们是你的父母，在家里我们说了算。”我们对配偶说：“我们就这样维持现状吧。你说我的不是，我就会闹得天翻地覆，让你后悔莫及。”我们上了年纪以后，就对家人和外人说：“我又老又弱，你为什么还要跟我过不去？我这么大年岁，可你居然对我指手画脚！我的晚年活得不开心，都是你的责任。”我们当了老板，就对雇员说：“据说你有胆量怀疑我，还要向我挑战。你最好想清楚，别让我知道，不然就赶快卷铺盖走人吧！”

故步自封，逃避挑战，可以说是人性的基本特征之一。不管现实如何变化，我们都有自我调节的能力。逃避挑战是人类的本能，但不意味着它是恰当的，也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做出改变。把大便弄到裤子上、一连许多天都不刷牙，同样也是我们的“自然本性”，但事实是明摆着的：我们必须超越这样的自然本性。和原始人相比，现代人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这说明我们完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与生俱来的本性，发展新的天性。人之为人，或许就在于我们可以改变本性，超越本性。

接受心理治疗，大概是一种最违反人类本性，却又最具人性的行为。在心理治疗中，我们不但要释放自己，接受别人最尖锐的挑战，还要为此而花费金钱。接受心理治疗需要勇气。不少人逃避心理治疗，不是缺乏金钱，而是缺乏勇气。许多心理学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哪怕他们自己更需要接受治疗，也从未产生过类似的想法和念头。有些去看心理医生的人被别人认为是意志薄弱者，甚至被别人诟病和讥讽，但事实上，他们远比旁观者勇敢，因为他们敢于接受治疗。哪怕是在治疗初期，心理医生对他们的人生地图提出挑战，他们也能坚持下来，这足以证明他们比别人更勇敢、更坚强。

接受心理治疗是迎接他人质疑和挑战的终极方式，其实日常生活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接受挑战的机会。这些机会可以出现在冷饮店里、会场、高尔夫球场、餐桌和床上；也可能出现在与同事、上司、雇员、伴侣、朋友、情人、父母以及孩子的沟通中。曾有一位女士前来治疗，她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一个疗程即将结束前，我注意到，她在治疗过程中有好几次取出梳子梳头，这让我产生了好奇，于是询问原因。“几个星期前从您这里回到家后，我丈夫注意到我后脑的头发被压平了。”她红着脸解释说，“我没有告诉他原因。我害怕他知道我在接受心理治疗，那样他会狠狠地嘲笑我。”由此看来，除了治疗本身，我们还要解决治疗以外的问题，处理患者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关系。只有让接受挑战成为习惯，心理治疗才能够真正成功。当这位女士对丈夫开诚布公，告诉他自己一直与我配合接受治疗时，她的治疗才取得了飞跃式的进展。

大多数患者来看心理医生，起初只是为了寻求安慰和解脱，极少有人有意识地寻求挑战。挑战即将来临时，不少人都会产生逃避的念头。心理医生需要让患者明白，只有接受挑战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慰，心灵才能获得治愈和成长——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理医生要运用有效的技巧，进行大量的工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心理医生有时还需要设置“陷阱”，有意“引诱”患者坚持治疗，免得半途而废。有时候，即使医生和患者有过一年以上的接触，治疗也尚未真正开始。

为让患者迅速接受挑战，心理医生经常采用“自由联想”的方法，鼓励患者说出真相。譬如，让患者说出最先想到的事，“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管它们看上去多么不重要。哪怕它们看上去毫无意义，你也要把它们说出来。如果同时想到了两三件事，就说出你最不愿意说的那件事。”如果患者积极配合，往往能取得神奇的效果。有的患者有很强的抗拒心理，假装配合医生，却有意隐瞒最重要的部分。比如，某个女人可能用一个钟头时间，说起童年的种种经历，却不想提及引发她神经官能症的核心细节——就在某天早晨，她的丈夫一再逼问她，为什么从他们的银行账户中透支了1000美元。这样的患者往往不是习惯于撒谎，就是有自欺欺人的倾向。他们存心把心理治疗变成记者招待会，面对提问，总是闪烁其词。

不管个人还是组织，要想接受质疑和挑战，必须要真正允许别人来检视我们的地图。完全忠于事实的第三个要求，就是我们需要一辈子保持诚实。我们必须不断自我反省，确保我们的言语能够准确地表述出我们所认知的事实。

诚实可能带来痛苦。人们说谎，就是为了逃避质疑带来的痛苦。在“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说谎的情形既单纯又可笑，就如同一个打碎台灯的4岁孩子在母亲面前拼命辩解，说台灯是自己从桌子上掉下去的。因为畏惧挑战带来的正常的痛苦，所以就靠撒谎来逃避，这样很有可能导致心理疾病。

说到逃避，我们就要提一下“捷径”。有时，人们会试图用捷径来逃避困难。为了更快地达到目标，我们总想选择更短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捷径”。作为正常人，我们都希望自己进步得更快，希望通过合理的捷径，实现心灵的快速成长，但不要忘记：关键的字眼是“合理”。为了通过学位考试，我们可以去阅读一本书的梗概，而不是把整本书读完，这就是合理的捷径。如果梗概内容全面而精炼，我们就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又能获得必要的知识。作弊则是不合理的捷径，它或许能让我们侥幸通过考试，获得渴望已久的学位证书，但却无法让我们拥有真正的知识。这样，我们的学位就完全反映不了我们的真实水平。假如这份学位成了我们人生的基础，那么我们呈现给世界的面目就是一幅假象，而不是真实状况的反映。我们需要继续撒谎和掩饰，才能保护假象不被揭穿。

要使心智成熟，接受心理治疗是一种合理的捷径，但这一点却常常被人忽视。我们听到的最常见的辩解，就是质疑心理治疗的合理性——“我担心治疗会使我产生更多的依赖，让治疗本身成了一副拐杖，而我不想依赖拐杖前进。”其实，这样的托词只是对内心恐惧的掩饰。接受心理治疗对于我们心灵的意义，有时就像使用锤子与钉子建造房屋一样，它并非是必不可少的“拐杖”。没有锤子和钉子，照样有可能修建起一座房屋，但是整个过程通常更缺乏效率，难以令人满意，很少有哪个木匠因为不得不依赖锤子和钉子而对自己异常失望。同样，一个人心智的成熟，即使不通过心理治疗也完全可以实现，不过整个过程可能更加漫长和艰难。使用有效的工具作为成长的捷径，完全是合情合理的选择。

另一方面，心理治疗也可能变成不合理的“捷径”，这种情形主要出现在某些父母身上。他们为孩子寻求心理治疗，只是表面上的形式而已。他们希望孩子在某些方面发生变化：不再吸毒、不再乱发脾气、成绩不再下滑，等等。有的父母的确想要帮助孩子成长，他们让孩子来看心理医生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另一些父母则不然，他们对孩子的问题明显负有责任，但他们只希望心理医生想出神奇的办法，立刻改变孩子的状况。例如，有的父母会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婚姻有问题，这可能是导致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不过，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婚姻受到太多干扰，不想要你对我们进行治疗。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只希望你治好我们的孩子，让他变得快乐些。”有的人甚至连这样的坦率也没有，他们在孩子接受心理治疗之初，尚且表示愿意尽一切力量与医生配合，可是一旦告诉他们，孩子的心理症状完全是因为父母生活方式不妥导致的，他们的反应就会非常激烈：“什么？想让我们为了他做出改变，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改变？真是太可笑了！”于是他们就离开诊所，去寻找别的心理医生，而下一个心理医生可能会按照他们的愿望，给他们提供毫无痛苦的“捷径”，同时也毫无实际效果，但却可以让他们能够对朋友和他们自己说：“为了孩子，我们已经尽了所有的努力。我们为他找了四个心理医生，可惜没有任何帮助。”

人们不仅对别人撒谎，也会对自己撒谎。由于对别人撒谎违背自己的良知，会遭到良心的谴责，这会使我们感到痛苦，所以，为了逃避这种痛苦，人们便会对自己撒谎。自欺欺人的谎言各式各样，不可胜数，其中两种最常见也最具破坏性的谎言出现在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上：“我们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以及“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也许这是事实，即使不是事实，大多数人也不愿承认。在我看来，所谓心理治疗，其实就是 “鼓励说真话的游戏”。心理医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患者说出真话。长时间自欺欺人，使人的愧疚积聚，就会导致心理疾病。在诚实的气氛下，病态的心理才能慢慢恢复。心理医生必须释放心灵，对患者开诚布公。如果治疗者不能体验到患者的痛苦，又有什么资格要求患者承担面对现实的痛苦呢？作为心理医生，只有了解了自身和他人，才能根据自己的经验，为别人提供有效的指导。

隐瞒真相

谎言通常分为两种：白色谎言和黑色谎言。所谓黑色谎言，就是彻头彻尾地撒谎，叙述的情况与现实完全不符；所谓白色谎言，其本身或许能反映事实，却有意隐瞒大部分真相。被冠以“白色谎言”的头衔，不意味着脱离了谎言的实质，并值得原谅。政府利用审查制度使人们无法了解真相，就是一种白色谎言——通过这种白色谎言欺骗民众的政府，并不比直接撒谎的政府更加民主开明。患者隐瞒大量透支银行存款的事实，对于治疗产生的妨碍，和直接撒谎一样严重。隐瞒部分真相，可能让人觉得无关紧要，所以白色谎言是最常见的撒谎方式。另外，由于白色谎言不易察觉，其危害甚至远远超过黑色谎言。

与黑色谎言不同，白色谎言常被认为是善意的谎言，戴着“不想伤害别人感情”的面具，更容易得到社会的宽容和认可。尽管我们抱怨人和人之间缺乏真诚——譬如父母对孩子的许诺就常常是白色谎言——但在许多时候，白色谎言却被认为是爱的体现。有的夫妻彼此尚能坦诚相待，却无法以同样的姿态对待孩子。他们隐瞒大量事实，比如吸食大麻，夫妻不和；因孩子的祖父母专横跋扈而心怀憎恨；经医生诊断，患有严重的心理失调；进行高风险的股票投机；隐瞒银行存款的数额……类似这样隐瞒真相的行为，被看作是为孩子着想，实际上，这样的“保护”没有任何效果。孩子早晚会知道，父母喜欢吸食大麻，经常吵架；他们的祖父母与爸爸妈妈关系不和；妈妈凡事神经过敏；爸爸做股票生意，赔得一塌糊涂。父母的白色谎言不是对孩子的保护，而是对孩子权利的剥夺，让他们无法了解到有关金钱、疾病、毒品、性、婚姻、父母、祖父母及其他方面的真实情形。孩子接触的不是诚实的“角色榜样”，而是掩饰、隐瞒和怯懦。父母以上述方式保护孩子，或许出自对孩子的爱，但方式本身完全是错误的。大部分父母会以“保护”做幌子，来维护家长的权威，避免孩子发出挑战，其潜台词是告诉孩子：“听着，你要乖巧些，不要随便打听大人的事。让我们自己来解决吧，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有些事你最好不要了解，这样你才会有安全感。”“爸爸妈妈的情绪出现异常，你没必要知道原因，这样我们彼此才能相安无事。”

有时候，我们追求绝对诚实的愿望，可能与孩子需要保护这一事实发生矛盾。比如，你和配偶婚姻美满，偶因吵架而冒出离婚的念头，这是很正常的事。假如婚姻果真出现危机，孩子终会察觉，即使不告诉他们，他们也会感受到潜在的威胁。但如果你们某晚吵过一架，第二天就对孩子说：“爸爸妈妈昨晚吵架了，而且想到了离婚。不过你们放心，我们眼下不会那么做。”这也会给孩子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心理医生在治疗初期，同样不应该轻易对患者说出结论，因为患者可能并未做好准备。在我的实习期第一年，一位男患者给我讲了他做的一场梦，他的梦境暗示他对可能成为同性恋者而感到焦虑。我为了表现专业水准，也为了使治疗取得进展，就直接告诉他：“你的梦表明你担心自己有同性恋倾向。”他立刻紧张起来，之后的三次接诊，他都没有出现。我花了相当大的努力，还加上一点点运气，才说服他继续治疗。后来进行的20次治疗，给他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好处——尽管我们以后再未提及同性恋这一话题。他在潜意识里感到焦虑，不意味着他已经自觉做好准备，可以公开地同我探讨个人隐私。我把观察结论告诉他，对于他没有多少好处，甚至是莫大的冒犯。我使他丧失了就诊的勇气，这对医生而言，完全是一种失败。

对于想进入政治和企业高层领域的人而言，有选择地保留个人意见极为重要。凡事直言不讳的人，极易被上司认为是桀骜不驯，甚至被视为“捣乱分子”，是对组织和集体的威胁。要想在组织或集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注重表达意见的时间、场合和方式。换句话说，一个人应该有选择地表达意见和想法。当然，出于忠于事实的考虑，我们渴望直抒胸臆，而不是遮遮掩掩，这就使我们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我们担心祸从口出；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想违背诚实和公正的原则。二者之间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我们很难取得理想的平衡，这的确是高难度的挑战。

在日常交往中，我们有时要开诚布公，有时则要抑制倾吐想法和感觉的欲望。那么，怎样做才不致违背忠于事实的自律精神呢？我们应该采取如下原则：首先，永远不要说假话，避免黑色谎言；其次，要牢牢记住，除非是迫不得已，或者出于重大道德因素的考虑，否则，不说出全部真相就等于说谎；第三，不可因个人自私自利的欲望，例如满足权力欲、刻意讨上司的欢心、逃避修订心灵地图的挑战等等，而将部分真相隐瞒下来；第四，只有在对对方确有好处的情况下，才能有选择地隐瞒部分真相；第五，尽可能忠实地评估对方的需要。这是一件极为复杂的工作，只有以真爱为出发点，才能做出恰当的评判和选择；第六，评估的要领在于，对方能否借助我们提供的事实获得心灵的成长。最后一点需要铭记在心的是，我们通常会低估而不是高估别人运用事实使心灵获得成长的能力。

上述原则的履行十分艰难，很难做到尽善尽美，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这个过程是达到自律所必须经历的。很多人惧怕其中的痛苦，宁可选择有限的诚实和开放，这等同于生活在封闭状态中，不敢把自己以及自己的地图呈现给世人。自我封闭尽管表面上容易，却会让我们付出惨痛的代价。以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努力，不断修订人生地图，才能使我们的心灵获得成长。这样的人因为从未说过假话，所以他们可以充满自信地告诉世人，自己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启迪和澄清，而不是困扰，并以此为荣。最终他们会获得完全的自由，不必苦于每日的东躲西藏。与过于封闭的人相比，开放的人拥有更健康的心理状态，更美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开诚布公，不必文过饰非，因此少了很多忧愁和烦恼。他们不需掩饰过去的假象，不必编造更多的谎言来掩盖过去的谎言。一个人越是诚实，保持诚实就越是容易，而谎言说得越多，则越要编造更多的谎言自圆其说。敢于面对事实的人，能够心胸坦荡地生活，不必面临良心的折磨和恐惧的威胁。

保持平衡

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明白，自律是一项艰苦而复杂的任务，需要足够的勇气和判断力。你要以追求诚实为己任，也需要隐瞒部分事实和真相。你既要承担责任，也要拒绝不该承担的责任。你既要学会推迟满足感，先苦后甜，把眼光放远，同时又要尽可能过好当前的生活，让人生的快乐多于痛苦。换句话说，自律本身需要把持得当，我称之为“保持平衡”，这也是自律的第四条原则。

保持平衡，意味着确立富有弹性的约束机制。不妨以生气为例。当我们心理或生理上受到侵犯，某个人、某件事令我们伤心和失望时，我们就会生气。要正常地生活，生气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反击方式。从来不会生气的人，注定终生遭受欺凌和压制，直至被摧毁和消灭。必要时候的生气，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生存。另一方面，我们受到侵犯，不见得是侵犯者对我们怀有敌意。有时候，即便他们果真有意而为，我们也要适当约束情绪，因为正面冲突只会使处境更加不利。大脑的高级中枢——判断力，必须约束低级中枢——情绪。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里，要想人生顺遂，我们不但要有生气的能力，还要具备克制脾气的能力。我们要善于以不同的方式，恰当地表达生气的情绪：有时需要委婉，有时需要直接；有时需要心平气和，有时不妨火冒三丈。表达生气，还需要注意时机和场合。我们必须建立一整套灵活的情绪系统，提高自己的“情商”。相当多的人直到青年乃至中年时期，才能掌握如何生气的本领，而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学会如何生气。

不少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缺少灵活的情绪反馈系统，心理治疗可以帮助患者不断实践，让情绪反馈系统变得更加灵活。通常，患者的焦虑、内疚和不安全感越是严重，治疗过程就越是艰难，常常要从基础做起。我接待过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30岁女患者，经过治疗，她意识到在跟她交往的男人中，有的绝不可以进入她的家门；有的可以进入她的客厅，但不能进入她的卧室；有的则可以进入她的卧室。旧的反馈系统使她让所有男人都可以进入她的卧室，而当这种系统似乎没有效果时，她就不再让任何男人进入她的家门。这样一来，她就只能活在痛苦和忧郁中：要么是卑劣的滥交，要么是极度的孤立。她不停地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焦头烂额却毫无收获。除此之外，她还通过多次治疗，解决了写感谢信的问题。过去，对于收到的每一份礼物、每一次邀请，她都觉得需要写一封字斟句酌的感谢信，而且要亲手完成。她当然无法承受如此大的负担，最终，她要么一封感谢信都不写，要么拒绝所有的礼物和邀请。经过治疗，她惊奇地发现：对于有些礼物，她不需要写感谢信，即使需要，一封简短的感谢信就足够了。

要让心智成熟，就得在彼此冲突的需要、目标和责任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这就要求我们不断自我调整。保持平衡的最高原则就是“放弃”。我永远不会忘记9岁那年学到的重要一课。那年夏天，我刚学会骑自行车，整天骑着车到处玩耍。我家附近有一段陡坡，下坡处有个急转弯。一天早晨，我骑着车飞快地向坡下冲去，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真是棒极了。假如刹车减速，必然使快感大打折扣，所以我这样盘算：到了下面转弯处，我也绝不减速。结果悲剧很快就发生了——几秒钟过后，我就从车上摔了出去，四仰八叉地躺在树丛里，身上多了好几处刮伤，崭新的自行车也撞到一棵树上，前轮撞变了形——这就是失去平衡的后果。

放弃人生的某些东西,一定会给心灵带来痛苦。9岁的我贪恋风驰电掣，不肯放弃一时的快感，来换取转弯时的平衡，最终让我体会到：失去平衡远比放弃更为痛苦。我想不管是谁，经过人生旅途的急转弯时，都必须放弃某些快乐，放弃属于自己的某一部分。除非永远停留在原地，中止生命之旅，否则这样的放弃是不可避免的。

相当多的人都没有选择放弃，他们不想经受放弃的痛苦。诚然，放弃可能带来不小的痛苦。这种痛苦的程度取决于所放弃的东西的规模。小规模的放弃——放弃速度、放弃发怒、放弃写演说词式的感谢信，并不会带来太大的痛苦。但放弃固有的人格、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甚至整个人生理念，其痛苦之大则可想而知。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在人生旅途上不断迈进，有些时候就必须要进行较大规模的放弃。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我想好好陪陪10岁的女儿。最近几个星期，她一直请求我陪她下棋，所以我一提议同她下棋，她就高兴地答应了。她年纪小，棋却下得不错，我们的水平不相上下。她第二天得去上学，因此下到9点时，她就让我加快速度，因为她要上床睡觉了，她从小就养成了准时就寝的习惯。不过，我觉得她有必要做出一些牺牲，于是我对她说：“你干吗这么着急呢？晚点儿睡，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别催我啊，早知道下不完，还不如不下呢！何况我们不是正玩得高兴吗？”我们又坚持下了一刻钟，她越发不安起来。最后，她以哀求的口气说：“拜托了爸爸，您还是快点下吧！”我说：“不行，下棋可是严肃的事，想下好就不能太着急。如果你不能认真地玩，那以后就别下棋！”她愁眉苦脸地撅起嘴。我们又下了10分钟，她突然哭了起来，说甘愿认输，然后就跑到楼上了。

那一刹那，我又想起9岁时从车上摔到树丛中的情形。我再次犯了一个错误——忘记了下坡转弯时应该减速。我原本想让女儿开心，可一个半钟头之后，她竟然又气又急，甚至大哭起来，一连几天都不想同我说话。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答案是明明白白的，我却拒绝正视它。女儿离开后的两个钟头里，我沮丧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终于承认了这样的事实：我想赢每一盘棋，这种欲望过于强烈，压过了我哄女儿开心的念头，让周末晚上变得一塌糊涂。我为何再次失去了平衡？我为何如此强烈地渴望取胜？我意识到，有时我必须放弃取胜的欲望。这显然违背了我的本性，我渴望成为赢家，这样的心态曾为我赢得了许多东西。做任何事我都想全力以赴，这样才会使我感到安心。我必须改变这种心态了！过于争强好胜，只会使孩子同我日渐疏远。假如不能及时调整，我的女儿还会再流下眼泪，对我产生怨恨，我的心情也会越来越糟。

我做出了改变，沮丧和懊恼跟着消失了。我放弃了下棋必须取胜的欲望。在下棋方面，曾经的我消失了、死掉了——那个家伙必须死掉！是我亲手结束了他的性命，而我的武器就是做个好父亲的追求。在青少年时期，求胜的欲望曾给予我很多帮助，不过如今身为人父，这欲望就成了我前进的障碍，我必须将它清除出局。随着时代的变化，我必须对以前的自己做出调整。

抑郁的价值

对那些有勇气承认自己患有心理疾病的人而言，选择放弃是必须要迈过的一步。密集接受心理治疗的过程就是心智密集成长的过程，所以患者需要在短时间内进行大量的改变，甚至比大多数人一辈子经历的都要多。为了这种爆发式的成长能顺利完成，他们需要在短时间内放弃相当数量的“过去的自我”。如此，才能成就一次成功的心理治疗。这种放弃的过程，其实在患者第一次同心理医生见面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一个人接受心理治疗，就意味着他（她）需要放弃“我是正常的”这一自我认识。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这对男人而言可能格外艰难。承认“我不是正常的人，我需要医生的帮助”，了解自己“为什么不是正常的，怎样变得正常”，就等于是承认“我是脆弱的、不成熟的男人”。我在放弃了永远追求取胜的欲望后，一度感到异常消沉和抑郁。放弃某种心爱的事物——至少是自己熟悉的事物，必然会带来痛苦，但这也是心智成熟所必需的。因放弃而感到抑郁，是自然而健康的现象。如果放弃的过程受到干扰，导致抑郁的情绪被延长，或是抑郁的情绪不能在完成放弃后消失，那么抑郁就变得不正常和不健康。

很多人去看心理医生，主要原因就是情绪过于抑郁。也就是说，接受心理治疗前，他们的心灵就开始了放弃或者说成长的过程。因为这一过程难以完成，这种成长的先兆敦促着他们求助于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找到突破口，消除造成问题的障碍，协助他们顺利完成这个已经开始的放弃和成长的过程。有时患者只渴望摆脱抑郁情绪，回到原来的状态，却没有意识到旧的自我已不适应新的状况。他们会抱怨：“我不明白我的情绪为什么如此低落？”他们可能会把抑郁状态归咎于其他不相干的因素。在意识层面上，他们不知道旧的自我需要调整和变更，但在潜意识层面上，他们已经开始了放弃与成长的过程。潜意识总是走在意识之前——对于某些读者而言，这可能难以理解，但这是千真万确的。

人们常常说起的“中年危机”，是人生面临的诸多危机之一。30年前，心理学家埃里克·艾瑞克森曾列举出人生各阶段的八种危机。只有放弃旧的、过时的观念和习惯，才能渡过危机，顺利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不少人不敢面对现实，或者无法放弃早已过时的东西，所以无法克服心理和精神的危机，只能止步不前，不能享受到新生带来的欢悦，也不能顺利地进入更加成熟的心智发展阶段。我们不妨按照人生危机发生的时间次序，简单归纳我们在各阶段需要放弃的东西：

总体说来，这些就是我们在人生过程中必须放弃的生活环境、个人欲望和处世态度。放弃这些的过程就是心智完美成长的过程。

放弃与新生

前面提到的最后一点，即放弃自我与生命本身，似乎过于残酷。有谁愿意放弃自我和自己的生命呢？但不管你愿不愿意，人总是会死的。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似乎不管我们怎样努力，人生的意义都终将荡然无存。西方文化强调“人定胜天”，自我价值高于天地，而死亡则是不可接受的，是一种奇耻大辱，难怪有人苦思长生不老之术，却不敢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实际上，人类只有适当放弃自我，才能领略到人生的喜悦。生命的意义存在于“死亡”当中，这个“秘密”是一切宗教的核心。

放弃自我，是一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我们需要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有一种暂时的放弃自我值得一提，因为这一种放弃是成年生活必须掌握的一种技能，也是促进心智成熟不可或缺的工具。这种技能我称之为“兼容并包”，是“保持平衡”这一原则的一个子类型。“兼容并包”意味着既要肯定自我以保持稳定，又要放弃自我以腾出空间，接纳新的想法和观念，实现自我平衡。对此，神学家萨姆·基恩在《致舞神》一书中，做了恰如其分的描述：

兼容并包的道理在于，你获得的永远比放弃的多。自律的过程，就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过程。放弃的痛苦是死亡的痛苦，但是旧事物的死亡带来的是新事物的诞生。死亡的痛苦与诞生的痛苦是同一回事。生与死，好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要建立新的观念与理论，旧有的观念与理论就必须死去。诗人艾略特在诗作《智者之旅》的末尾，如此描述三位智者皈依基督教，放弃过去信仰的痛苦：

既然生与死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也许可以思索人类文化中关于人生轮回的观念。比如，人死后，是否果真有来世？肉体死亡之后，人是否真的能进入一个新的轮回？尽管这些观念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但是人生确实是一个生死相随的过程。2000多年前，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说过：“人要不断学习生存，也要不断学习死亡。”在他看来，人活得越久，历经重生的次数就越多，与此同时，他经历死亡的次数也相应较多。换言之，活得越久，就会经历越多的欢乐和越大的痛苦。

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完全避免心灵的痛苦呢？或者说，我们是否能够通过心灵的成长把心灵的痛苦降至最低呢？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说它是肯定的，是因为如果能完全接受痛苦，在某种意义上，痛苦就不复存在。同时，我们不断学习自律，可以使心灵承受痛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接近尽善尽美。比如那些在孩子们眼里是天大的难题，到了成年人手上就可能迎刃而解，此时痛苦就不成为痛苦了。更何况心智成熟的人大多具有超出常人的爱，这能使他们感受到更多的快乐、更少的痛苦。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答案也是否定的。心智成熟的人凭借自律、智慧和爱，而具备了非凡的能力。世界需要他们的能力，而他们出于爱也做出自己的回应。他们也许外表很一般，但内心却拥有强大的力量，能做出各种各样正确的决定。要发挥作用，就必须要有做决策的能力。不过，在知道一切的状态下做决策，远比在一知半解的状态下，要经历更多的痛苦。假设两位将军各带1万名士兵外出作战，在一位将军眼里，1万名士兵不过是战争工具而已，而在另一位将军看来，士兵不仅仅是作战的工具，还是一个个独立的生命，是他们各自家庭的一分子。那么面临生死关头，哪位将军更容易做出决策呢？很明显，答案就是前者，因为他不必忍受心智成熟者所历经的痛苦。类似上述情形，也会发生在老板、医生、教师和父母身上。人人都可能碰到机会，做出影响一生的选择，但容易做出决策的人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决策者。最好的决策者，愿意承受其决定所带来的痛苦，却毫不影响其做出决策的能力。一个人是否杰出和伟大，视其承受痛苦的能力而定，而杰出和伟大本身，则会给人带来快乐和幸福——表面上这是一种悖论，其实不然。佛教徒常常忘记释迦牟尼历经劫难的痛苦，基督教徒也每每忽略耶稣济世的幸福。耶稣在十字架上舍生取义的痛苦，和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涅槃的幸福，本质上并没有不同，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假使人生的目标就是逃避痛苦，那你完全可以得过且过，不必寻求精神和意识的发展。但是不经痛苦和折磨，就无法实现灵魂的超越。即便达到了很高的精神境界，但那时痛苦的强烈程度，可能远远超过你的想象，让你最终无法承受。你或许会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还要追求精神的发展呢？”坦白地说，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你对幸福的本质所知甚少。或许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你可以找到答案；或许怎样努力，你都与最终的答案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