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对人生的认识和了解就属于信仰的范畴。

信仰与世界观

随着自律的不断加强，爱和人生经验一并增长，我们会越来越了解周围的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不过，由于天赋以及成长环境的不同，每个人对人生体验的广度和深度常常有着天壤之别。

我们对于人生都有各自的认识，有着或广阔或狭隘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可以说，人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对人生的认识和了解就属于信仰的范畴。虽然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但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通常，我们对信仰的定义过于狭隘。我们认为，拥有某种信仰，就意味着要相信神灵，加入某个信徒组织，举行某种宗教仪式。如果一个人从来不去教堂，也不相信超自然的神灵，我们就会认为他没有信仰。有的学者还发表这样的言论：“佛教不是真正的信仰。”“一神论者没有任何信仰的成分。”“神秘主义是哲学而不是信仰。”我们容易把信仰过于简单化和单一化，正因为如此，某些事实令我们大惑不解，比如：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为什么都以基督教徒自居？为什么和某些经常做弥撒的天主教徒相比，某些无神论者更能遵守宗教的道德规范？

我在指导新来的心理医生实习时，经常发现他们对患者的人生观、世界观毫不在意。患者不信神灵或从不参加教会活动，并且自称没有宗教信仰，医生就认为这些患者确实没有信仰，因此也就不必再去了解其信仰。事实上，对于世界的规律和本质，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看法与信念，只是未必说出来而已。例如，患者是否认为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混沌状态，只有及时行乐才是最现实的活法？是否认为他们生活在人吃人的世界里，只有残酷无情的人才能变成强者？是否认为世界充满善意，人人都会得到帮助和支援，所以任何人都不必为身处困境而过分烦恼？是否认为世界欠他们很多？是否认为世界自有严厉的“隐形”法律，任何人行为不端，终将受到惩罚？

人们的世界观各不相同，甚至彼此相去甚远。医生迟早都会与患者的世界观发生冲突，甚至形成短兵相接的局面，所以应该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上多下工夫。患者的心理问题，常常与世界观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对于他们的治疗，就涉及对其世界观的纠正和调整。我总是这样提醒接受我指导的实习医生：哪怕患者自称不信宗教，也要弄清他们所信奉的东西。

一个人的信仰与世界观，只有一小部分属于意识层面。多数患者无法体验到自己的潜意识内容，以及对世界真正的看法和整体的观念。他们自认为笃信某种宗教，其实信仰的却是另一种东西。

斯图尔特是位出色的企业工程师，他50多岁时，突然极度消沉起来。他的事业一帆风顺，又堪称理想的丈夫和父亲，他却觉得自己毫无价值，甚至是个坏家伙。他抱怨说：“也许我哪天死掉了，对这个世界更有好处。”他的话完全是内心感受。他感到自卑，经常失眠，烦躁不安——这是忧郁症的典型症状。他还曾两度自杀未遂。病情严重时，他甚至无法吞咽食物。他觉得喉咙严重梗塞，有时只能进食流质食物，但是体检证明，他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他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和科学工作者，对于这样的信仰，他没有怀疑也没有抱怨。他对我说：“我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据说信奉充满爱心的上帝，或许对我的成长更有好处，可是我从小就听够了这一套谎言，我是不可能再上当的。”他的童年是在观念保守、民风淳朴的美国中西部度过的，父亲是个牧师，母亲也是虔诚的教徒，不过斯图尔特长大以后，很快与家庭和宗教脱离了关系。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斯图尔特在我的鼓励下，开始对我说起他做过的短暂的梦：“我回到童年时代，回到了在明尼苏达的家乡。我好像还是个幼小的孩子，可我分明知道，我仍旧是现在的年龄。有一天晚上，一个男子突然走进房间，想要割断房间里每个人的喉咙。我好像从没见过这个人，但奇怪的是，我知道他是谁——他是我高中约会过的一个女孩的父亲。梦做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惊恐地醒过来。我知道，那个男人想割断我们的咽喉。”

我让斯图尔特尽量回忆过去，把他了解的那个男人的情况都告诉我。斯图尔特说：“其实很简单，我根本不认识他。只是有几次，我把他的女儿送回家，或是去接他的女儿参加派对。我和她很少有过真正的约会。”他拘谨地笑了笑，又说：“我在梦里觉得，我接触过他本人，而在现实中，我顶多是从远处望见过他。他在我当年居住的小镇火车站当站长。夏天的傍晚，我去看火车进站，偶尔会看见他站在站台上指挥。”

他的话让我产生了共鸣。小时候，我也在火车站附近消磨过不少慵懒的夏日，也喜欢看着火车在车站进进出出。火车站是热闹又有趣的地方，而站长是这里的总导演。他似乎是个无所不能的人，拥有无上的权力。他知道火车经过哪些大城市，哪趟火车停靠在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小站，哪趟火车会疾驰而过，一刻也不停留。站长还负责安排铁路的转轨，设置火车进出的信号，负责收发无数邮件。他还会在车站电报室里，使用我们当时无法理解的密码，与世界各地保持联系。

我对斯图尔特说：“你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我相信你的话。不过，我想你的潜意识中，可能有一部分是信仰上帝的——你信仰的是个可怕的、想割别人喉咙的上帝。”

我的怀疑没有错。斯图尔特也意识到，他有一种古怪而可怕的信仰——世界被邪恶的势力所操控，它想割开他的喉咙。任何冒犯或者错误的行为，都会遭到最严厉的惩罚。而他心目中的冒犯或者错误，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调情行为，例如偷偷亲吻站长的女儿。他表现出的症状，就是头脑中自我惩罚的潜意识。他希望通过被人割断喉咙这样的意象，来逃避上帝对他的惩罚。

斯图尔特的心里，为什么隐藏着邪恶的神灵与邪恶的世界？这种消极的观念从何而来？人们怎样形成各自的信仰？世界观的形成取决于哪些因素……这些问题很复杂，本书无法一一解答，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的信仰都来自其文化环境。欧洲人大概认为上帝应该是白人，非洲人则相信上帝是黑人。印度人更容易成为印度教徒，并形成相对悲观的世界观；生长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人大多会信奉基督教，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也比印度教徒乐观得多。我们通常很容易接纳周围人的信仰，并把口耳相传的东西视为真理。

形成信仰的基本因素来自我们成长的家庭环境。父母是我们信仰的培植者，他们的影响不仅在于话语，更在于他们处事的方式。比如，他们之间如何相处？他们如何对待我们的兄弟姐妹？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对待我们自己？如果说世界是大宇宙，那么家庭就是小宇宙，在家庭的见闻和感受，决定了我们对世界本质的看法。父母的言行举止，为我们创造了独有的外在世界，在此基础上，我们逐渐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我同意你的说法。”斯图尔特说，“是的，我相信世界上有一个邪恶的上帝，他会割断我们的喉咙，可我不清楚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小时候，父母就说：‘上帝是爱芸芸众生的，我们也要去爱上帝和耶稣，而且爱无所不在。’”

“既然如此，想必你的童年一定很幸福，是吗？”

他瞪大眼睛说：“你是在开玩笑吗？我根本不幸福。我的童年太痛苦了。”

“为什么痛苦呢？”

“我几乎天天挨打。皮带、木板、扫把，都是父母教训我的工具。不管做错什么，我都会挨打。他们还说，每天打我一顿，可以让我的身体更加健康，而且能促进我的道德修养。”

“他们是否威胁过要掐死你，或割断你的喉咙？”

“没有。不过我相信，这是因为我小心谨慎的缘故，不然他们真的可能那样做。”说到这里，斯图尔特突然停住了，他沉默了好久，脸上露出沮丧的神情。他面色凝重地说：“我好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斯图尔特不只是唯一相信“恶魔上帝”的人，另一些患者对上帝也有类似的看法，提到上帝，他们就感到恐惧。当然，在人们的头脑中，“恶魔上帝”的观念并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形。我说过，在孩子的心目中，父母就像是神和上帝，父母处理事情的方式，就是宇宙间的至高法则。孩子对所谓神性的了解，往往来自父母的人性——父母充满爱心，悲天悯人，孩子们就会相信上帝充满爱心，普度众生。这样，即便到了成年，在他们的心中，世界仍和童年时一样，充满爱和温暖。假如父母言而无信，睚眦必报，孩子成年后就会感觉世界充满邪恶。从小得不到关心的孩子，长大后就会缺乏安全感，对世界充满戒心和敌意。

我们的信仰和世界观，常常取决于童年经历的影响，这就构成信仰与现实的对立，也就是小宇宙和大宇宙的对立。在斯图尔特心中，世界充斥着邪恶和凶险。童年时代，他必须严格地遵循“家庭小宇宙”的法则，不然喉咙就会被上帝割断。他生活在近乎残暴的成年人的阴影之下。当然，并非所有父母都像斯图尔特的父母那样不可理喻。在世界这个“大宇宙”中，有着不同的文化环境，也有着不同的孩子和父母。

要建立与现实相适应的信仰与世界观，我们必须不断学习，增进对世界的认识。我们必须突破自我界限，涉足更广阔的领域，修正我们的地图。斯图尔特的信仰和世界观，可能仅仅适用于他成长的家庭，而在更加广阔的世界里，他的认知显然不切实际。尽管事业一帆风顺，他却生活在恐惧中，认为上帝随时会割断他的喉咙，这是典型的移情现象。许多成年人的信仰，其实正是移情的产物。

我们毕竟不是超人，无法超越文化、父母和童年经验的影响，只能依据狭窄的人生参照系来待人处事。人们的感受和观点起源于过去的经验，却很少意识到经验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他们对自己的世界观并没有完整而深入的认识。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家布兰恩特·韦吉曾对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深入研究，发现美国人和俄国人在对人性、社会和世界的理解上存在着惊人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双方的交往和谈判，而双方却浑然不觉。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美国人觉得俄国人怪里怪气，在谈判桌上的言行不可理喻，甚至可能心存歹意，而俄国人对美国人也有同样的反感。我们都熟知“盲人摸象”的寓言，其实我们就像寓言里去摸大象的瞎子，没人知道这个巨大的怪物究竟是什么样。我们一味坚持自己的“小宇宙观”，为此不惜与别人对抗，不惜把每一场争执扩大化，甚至将其演变成一场战争。

科学与信仰

心智的成熟，其实就是从小宇宙进入到大宇宙的历程，本书主要论述这段旅程的初级阶段。从本质上说，这一阶段就是不断前进的求知之路。只有学习和进步，才能摆脱昔日经验的限制。我们必须消化和吸收新的信息，扩充眼界，敢于涉足最新的领域。

本书的主旨之一，就是探讨增加认知、扩大视野的意义。我说过，爱的本质是拓展自我，而爱的风险之一，就是必须进入未知的领域。我们必须放弃落后的、陈旧的自己，把陈腐过时的认知踩到脚下，抛弃狭隘的人生观。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似乎不做任何改变更符合我们的惰性。我们更容易保持现状，更愿意使用以“小宇宙”为基础的旧地图，不想让旧有观念遭受丝毫损伤。但是，这样就会与心智的成熟之路背道而驰。我们应该对过去的信仰提出疑问，主动探索陌生领域，挑战某些久被视为真理的结论。只有怀疑和挑战，才能使我们走上神圣的自由之路。

为此，我们必须从科学起步，别无他途。我们应该逐步以科学的信仰来代替父母的信仰，向小宇宙法则提出挑战。科学的信仰，旨在帮助我们从实际出发，采用现实的经验和历史的教训去认识世界，更新人生观与世界观。如果盲目沿袭父母的信仰，我们可能不会有任何改观。最有活力、最适合我们的信仰，理应从我们对现实的经验和认识中产生。经由质疑、挑战、检验的信仰，才是属于我们的信仰，正如神学家艾伦·琼斯所说：

我们有了自己的信仰，才能有成熟的心灵。完全沿袭父母的信仰，就会处处碰壁。那么，什么是科学的信仰呢？科学是复杂的世界观，它具备若干重要信条。所以，科学本身也是一种信仰，其重要信条包括：宇宙是客观真实的存在，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观察，人类对宇宙的观察具有重要价值；宇宙的运行遵循若干规律，而且是可以预测的；人类易受偏见和迷信的误导，在解释宇宙时易犯错误；人类要形成世界观，理应具有足够的怀疑精神，理应接受科学方法的指导，由此总结出观察宇宙的经验。还有，除非经过亲身体验，否则我们就不可以自以为无所不知。另外，科学方法的提炼，虽然来自实践经验，但我们仍不可相信单纯的经验，唯有多次重复实验而获得的经验，才是值得信任的知识。还需要补充一句：只有在相同情况下，其他人通过类似的经验，也能够得到一致的结论，才能证明经验可靠。

在上述信条中，关键字眼包括“真实”、“观察”、“知识”、“怀疑”和“经验”等。科学是一种以怀疑为基础的信仰。为摆脱童年经验、文化教条、父母似是而非教导的“小宇宙”，我们必须怀疑自以为了解的一切。只有凭借科学的态度，我们才能把个人的“小宇宙”经验，转化为广大的“大宇宙”经验。我们必须信仰科学，迈开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第一步。

许多患者在治疗之初，就告诉我：“我不信教，从来不去教堂。我不相信教会的训诫，也不相信父母的话。我不像父母那样对宗教信仰过于虔诚。我大概永远与信仰无缘。”每当我质疑他们凭什么自认为与信仰无缘时，他们都很惊讶。“其实你是有信仰的。你的信仰博大精深，因为你崇拜真理。你坚信自己会不断进步。”我对他们说，“你的信仰所具有的力量，使你敢于承受一切痛苦、一切摆脱既往经验和迎接未来挑战的痛苦。能够接受治疗，本身就说明你重视进步。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的信仰。我绝不认为你比父母缺乏虔诚，正相反，我甚至觉得和他们相比，你的信仰更具神性，有着更高的境界，因为你具有质疑一切的勇气。”

对塑造世界观而言，科学能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其他任何信仰都更为进步。最好的证据之一，就是科学显著的国际性。在全世界范围内，它都具有稳固的“科学群体”，其规模要比教会更加庞大，而且更为团结，其他国际性团体都无法与它匹敌。各国科学家互相交流，他们的热情之大、能力之强，远远超出信仰其他东西的人群。他们超越了自身文化的小宇宙，更加睿智和务实，也更加接近人类和世界的本质。

即便如此，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有限的。拥有科学思维的人，能够对一切现象提出质疑，这远比单纯依靠盲目的迷信和教条更有利于我们的进步。但是，我也相信，到目前为止，科学也只是踏出了实现心灵进化的第一步。大多数有科学思维的人，对于世界和上帝本质的认识，仍然是狭隘而有限的。就是和许多盲目继承父辈信仰的普通农民相比，科学界人士的见识也未必高明多少。在认识上帝本质这一问题上，科学家还面临诸多的困难。

具有了怀疑一切的态度，我们就会意识到，笃信上帝并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过分信仰上帝，容易使我们更加教条。正是从这样的教条主义中，曾产生过无数战争、宗教裁判所乃至各种迫害。在信仰盾牌的背后，曾隐藏着无数伪善的嘴脸。有的信徒假借信仰的名义，戴上“博爱”的面具，向同类挥舞屠刀。他们唯利是图、巧取豪夺，甚至禽兽不如。他们搞出各种匪夷所思的宗教仪式，以及别有用心的“偶像崇拜”：六手六脚的女神、高踞宝座的男神、象神、虚神、诸神殿、家神，“三位一体”，“众神合一”。而我们看到的则是无知、迷信、教条和僵化，真正的信仰却少得可怜。这不由得使人想到：假如不相信上帝，也许我们会活得更好吧？无数事实证明，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上帝非但不是来生的期许，反而是今世的毒药。有时候，我们便会大胆预言，认为上帝是人类心灵的幻象—— 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幻象。也许对于上帝的信仰，其实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病态，必须设法救治才行。

信仰上帝是否真是一种疾病呢？它是否是一种特殊的移情现象呢？是否源于我们过多地接受了父母的“小宇宙”观念，由此阻碍了我们去接纳“大宇宙”观念呢？或者说，对于上帝的信仰，是否是原始而幼稚的思考方式？为寻求更高境界的认知和道德，我们是否必须将“小宇宙”观念彻底舍弃？我们在通过心理治疗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宗教信仰会发生怎样的转变呢？为从科学的角度解决类似疑问，现实中的“临床数据”是必不可少的。

凯茜的案例

凯茜是我接待过的最胆小的患者。我清晰地记得初次见到她时的情形。当时我走进房间，她正蹲坐在角落里，嘴里嘟嘟囔囔，就像是在做祷告。看到我出现在门口，她立刻瞪大眼睛，目光充满恐惧。她尖声哭叫，缩成一团，背部紧贴着墙壁，似乎是想缩进墙壁里。我对她说：“凯茜，我是心理医生，我是不会伤害你的。你不用害怕。”随后我搬了一把椅子，坐在离她稍远的地方，静静地等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只是缩在墙角处。渐渐地，她的神态放松了些，随即放声大哭。哭了一会儿，她停了下来，又自言自语地祷告起来。我问她是怎么了，她的声音含糊不清，好像在说：“我就快要死了。”她没有中断祷告，也不想同我说话，嘴唇不停地翕动，念念有词。大约每隔5分钟，她会因疲倦而停顿一下，咳嗽几声后又继续祷告。不管问她什么问题，她都会在祷告的间隙偶尔回答说：“我就快要死了。”好像她可以既不休息，也不睡觉，只要不断祷告，就可以阻止死亡的来临。

凯茜的丈夫叫霍华德，是个年轻的警官，他向我讲述了凯茜的基本情况。凯茜22岁，他们结婚两年，婚姻正常，凯茜也没有任何心理异常症状。那天早晨，凯茜一切正常，还开车送丈夫去上班。两个小时后，霍华德的姐姐给他打来电话，说她去看凯茜时，发现她变成了现在的模样。于是，他们把凯茜送到医院。霍华德告诉我，凯茜最近几天，没有任何怪异的言行，不过在过去的四个月里，她很怕到公共场所去，霍华德甚至不得不替她去超市购物，让她独自坐在车里等候。凯茜也害怕孤单一人。结婚以来，凯茜一直有做祷告的习惯。她的家人是虔诚的教徒，她的母亲每周至少两次去做弥撒。奇怪的是，凯茜自从结婚以后，就再也没有去做过弥撒，霍华德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过他注意到，凯茜经常独自祷告。“那么，凯茜的健康怎么样呢？”“非常好，她从没有住过院。”“她婚后采取过避孕措施吗？”“她经常吃避孕丸。”值得注意的是，大约一个月以前，凯茜曾告诉霍华德，她不准备再吃避孕丸了。她从报纸上了解到，避孕药品可能对健康有害，霍华德听后也不以为然。

我给凯茜开了大剂量的镇静药，让她按时入睡。随后两天，她的病情没有多少起色，每天仍在祷告，念叨着说她很快就会死掉，此外什么也不肯说。显而易见，她有着某种强烈的恐惧感。到了第四天，我给她进行了静脉注射，说：“凯茜，我给你打的这一针会使你很想睡觉。你不会真的睡过去，你也不会死掉。药效发作以后，你就会停止祷告。你会觉得很放松，愿意同我说话。现在我要求你告诉我，来医院的那天早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发生什么事。”凯茜说。

“你送丈夫去上班了，对吗？”

“是。然后我就开车回家了。后来，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把丈夫送到单位，然后直接开车回家的吗？”

凯茜不再同我说话，又开始祷告起来。

“别念了凯茜。”我对她说，“你现在绝对是安全的，你可以放松下来。那天早晨，你在开车回家途中，发生了一件事，告诉我是什么事？”

“我走了另外一条路回家。”

“什么路？”

“我从比尔家门前经过，我走了那一条路。”

“谁是比尔？”

凯茜又开始祷告。

“比尔是你的男朋友吗？”

“是，不过是在结婚以前。”

“你还常想着比尔，对不对？”

凯茜突然哭了起来，“啊，上帝！我就快要死了！”

“你那天见到比尔了吗？”

“没有。”

“不过你很想见到他。”

“我快要死了。”

“你认为自己想去见比尔，上帝就会惩罚你，对吗？”

“是的。”凯茜又开始祷告。

我让她祷告了10分钟，而自己则在一旁，紧张地整理着思绪。

我对她说：“凯茜，你认为自己快死了，是你自以为了解上帝的想法。你对上帝的了解都是来自别人的看法，但那大都是错误的。我也不是十分了解上帝，但我想，我知道的比你多，也比那些自以为了解上帝的人多。我每天都能接触到许多和你有同样想法的男人女人，他们都产生过背叛伴侣、与人私通的念头，有的还真的做了那种事。可他们都没有受到惩罚。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们都来找我看过病，后来也都变得乐观而开朗，没有任何心理压力。我想，你也同样会快乐起来。你一定会意识到，你根本就不是坏人。你会了解真相，知道上帝的想法。现在，你好好睡一觉，明天醒来时，你就不用害怕马上死去了。明天见到我，你就能和我自如地交谈了。我们可以谈谈上帝，也谈谈你自己。”

次日早晨，凯茜的情况有所好转，不过恐惧感并没有消除，她还是担心自己随时可能死去（尽管不再像以前那样肯定了）。她一点点地向我吐露心事。她高中三年级时，和霍华德有了性关系。霍华德要同她结婚，她马上答应下来。两周后，她去参加朋友的婚礼，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不想结婚。极度的痛苦和懊丧使她当场昏倒在地。后来她更加怀疑，自己也许不该草率结婚。她无法确认自己是否真的爱霍华德，不过，她毕竟同霍华德发生了关系，她以为只有婚姻才能使这种关系合法化，不然她的罪孽就会更大。在确认自己真的爱霍华德之前，她不想生育子女，并开始服用避孕丸。这样做，显然是天主教禁止的另一种“罪孽”行为。她不敢带着罪孽去面对耶稣，所以婚后甚至都不去做弥撒了。她喜欢同霍华德享受床榻之欢，可是差不多从结婚当天起，霍华德对此就很冷淡了。他仍然关心凯茜，给她买各种礼物，而且似乎很疼爱她，甚至不让她外出工作。然而，只有凯茜一再恳求，他才答应同她做爱。凯茜的生活很单调，大约两周一次的性生活，成了她唯一的调剂。凯茜也从未想过离婚——那又将是一种难以饶恕的罪孽。

凯茜孤独难耐，于是就有了与人私通的幻想，她希望借助祷告，驱除头脑的杂念。她每个小时都会抽出5分钟用于祷告，这遭到霍华德的嘲笑，于是凯茜决定趁白天丈夫上班时独自在家里祷告。为弥补夜晚漏掉的祷告，她必须增加白天祷告的频率，每隔半小时就祷告一次，祷告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但这并没有消除她的性幻想，反而使之变得更加强烈。她甚至到了每次外出就会死死盯着别的男人发呆的程度。她开始害怕和霍华德一起外出。即使有霍华德陪伴，她也不希望置身于有男人的场合。她曾想过到教堂去做弥撒，不过她知道，到了教堂，却不向牧师“忏悔”她的性幻想，仍然是一种犯罪。无奈之下，她增加了祷告的时间和频率，还创造出一种特殊的祷告方式：将祷告词的字句进行缩读，甚至以个别字词代替整篇祷告。她整天念念有词，其实是在重复单个的音节或者词语。不久后，她就把这套方法演绎得更加熟练了，可以在5分钟内念完1000多遍祷告词。这种特殊的“祷告系统”，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她的性幻想。可是不久后，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她越来越渴望把性幻想付诸实施。她想给过去的男友比尔打电话，还想每天下午到酒吧里约会男人。想到真的有可能做出那种事，她感到极度恐惧。她停止服用避孕丸，希望借着对怀孕的恐惧，阻止自己做出越轨的事。一天下午，她甚至开始自慰，这让她更加紧张，在她看来，这可能是“最大的罪恶”。她洗了大半天冷水浴，以便让自己冷静下来。她好不容易等到霍华德回家。但是第二天，一切却又依然如故。

那天早晨，凯茜终于难以自控。把霍华德送到警察局后，她直接把车开到比尔家门口。她坐在驾驶室，等着比尔出门，可一直不见动静。她下了车，身体倚靠在车前，还做出挑逗性的姿势。她默默祈祷：“求求你，让比尔看见我吧！让他看到我在这里等他吧！”还是没有人出门。“随便什么男人看见我都可以！不管是谁，只要愿意，我都会答应他的要求！我非要跟别人上床不可。”“啊，上帝！我是个婊子，我是巴比伦的娼妇！上帝，你杀了我吧！我就快要死了！”她跳上汽车，飞快地开回家。她找了剃须刀刀片，想割开自己的手腕，最终还是放弃了。“上帝会帮助我，给我应有的惩罚。上帝最清楚我的罪孽，他会了断一切。”凯茜夜以继日地等待，“啊，上帝！我好害怕，求求你快动手吧！我好害怕啊！”她不停地祷告，提心吊胆地等待死亡的到来，后来就到了近乎精神失常的地步。

我用了好几个月，才了解到上面的情况。我的工作主要是围绕她罪恶感的来源进行，比如，她为什么认为自慰是一种罪恶？是谁这样告诉她的？那人又凭什么说自慰是罪恶？与人私通的念头，为什么是一种罪恶？罪恶的要素究竟是什么……了解她心中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颇费了我一番精力。只有当她对自己的罪恶感开始质疑时，才开始透露性幻想和自慰带给她的诱惑。她甚至质疑整个天主教会的权威。跟教会对立当然不容易，她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来自我的鼓励和支持。她渐渐相信，我是为她着想，而非带她步入歧途。我们形成的“治疗同盟”关系，是让治疗获得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

以上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临床治疗的基础上进行的。那天，我给凯茜注射了巴比妥类催眠药，并同她做了深入交谈，过了一个星期，她就出院回家了。又经过四个月的强化治疗，她才说出对自己罪恶感的想法：“我现在觉得，天主教会的那一套并不可靠。”凯茜产生这样的认识，说明对她的治疗进入了新阶段。

我让她思考这样的问题：她以前为什么对天主教会那样虔诚，为什么一直缺乏独立的思考？凯茜说：“我的母亲很早就教我，对天主教会不能有任何怀疑。”接下来，我们开始探讨凯茜和父母的关系。她和父亲之间没有感情，父亲白天在外面工作，晚上回家就攥着啤酒瓶，在椅子上打瞌睡。只有星期五晚上例外——他那天晚上会在外面喝酒。家里是她母亲说了算，任何人都不能和母亲唱反调。她的母亲看上去温文尔雅，但是她绝不允许凯茜和她顶撞。凯茜只能乖乖听她训话：“你不可以那么做，亲爱的！好女孩可从不做那种事。”“你不应该穿那双鞋，正派女孩从不穿那种鞋。”“你是否愿意去做弥撒不是你说了算的，这是上帝的要求，你必须去。”在我的帮助下，凯茜逐渐意识到，在她母亲貌似温情地言传身教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感。与母亲冲突和对抗，对于凯茜是不可想象的事。

心理治疗难免出现意外。凯茜出院六个月后，在一个星期天早晨，霍华德给我打来电话，说凯茜又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不停地做起了祷告。在我的建议下，霍华德说服凯茜回到医院。就像我第一次见到的那样，凯茜仍躲在角落里，浑身瑟缩。霍华德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她病情发作。我把凯茜带进病房，说：“别再祷告了，凯茜。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能告诉你，我做不到。”

“你做得到，凯茜。”

凯茜不停地喘着粗气。她在祷告过程中对我说：“给我吃那种让我说真话的药吧，这样我才能告诉你实情。”

我说：“不行，凯茜。这一次你有足够的力量，你要靠自己努力才行。”

她突然哭了起来。然后她看着我，又恢复了祷告。从她的眼神中，我感觉得到，她是在生我的气，甚至有些怨恨我。

我对她说：“你是在生我的气。”

凯茜摇摇头，继续祷告。

“凯茜，我想得出十个以上的理由，证明你有可能生我的气，但是，你不说实话，我就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生气。你告诉我吧，我是不会介意的。”

“我就快要死了！”她哭泣着说。

“不，你不会死的！凯茜，你不会因为生我的气而死去，我也不会因为你生气而杀死你。你有权生我的气。”

她仍然哭泣着说：“我的日子不长了，我的日子不长了。”

这些话突然让我感觉有些怪，似乎能让我联想起什么，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我只好再次重复一遍：“凯茜，我是爱你的，我不会因为你恨我而惩罚你。”

她哽咽着说：“我恨的不是你。”

我突然想明白了：“我的日子不长了”——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不长了。“凯茜，你说的是不是《圣经》的第五诫呢——孝敬父母，你在世上的日子就可以长久；不孝敬父母，你就会很快死去？这就是你的心事，对不对？”

凯茜喃喃地说：“我恨她。”仿佛把这些可怕的字眼说出来，就能增加她的勇气，她突然大声说：“我恨她。我恨我的母亲。她从来不让我……从来不让我成为我自己。她总是要我像她一样，她老在逼我……逼我……她从来不给我任何机会。”

治疗过程发展到这一阶段，前面的路依然障碍重重，凯茜必须战胜困难，才能真正成为她自己。她已经意识到母亲的控制带来的伤害，决心改变这一切。她需要建立自己的价值观，自行做出决定，这让她感到害怕。在通常情况下，由母亲替她做出决定，才能让她感到安全。按照母亲和教会的价值观行事，一切便简单得多。自行去寻找人生的方向，显然需要经受更多的痛苦。后来凯茜对我说：“其实我不想回到过去，但是有时候，我还是怀念过去。至少就某些方面来说，我可以不费多少力气，让一切变得简简单单。”

凯茜逐渐走向自立，而且鼓起勇气，跟霍华德讨论起他在性生活上没有带给自己满足感的问题。霍华德答应做出改善，却没有付诸实际行动。凯茜开始施加压力，而霍华德益发焦虑，并且和我谈起这件事。我鼓励他另找一位心理医生，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时，他才说起埋在心底的同性恋倾向。原来，他是借着和凯茜结婚，来压抑自己潜在的问题。凯茜有着性感的身材，看上去也很迷人，霍华德便把她当作至高无上的“奖品”——与凯茜在一起，就证明他有男性的魅力。不过，他从未真心爱过她。他们正视了各自的情况以后，就平静地离了婚。

凯茜后来到一家大型服装店做售货员。此后，她在工作和生活中，面临各种选择和决定时，还经常同我探讨。她经受了磨炼，变得坚强而自信。她和男人约会，希望找到理想的伴侣，并且生儿育女。她在工作上也得心应手，始终心情愉快。我对她的治疗结束时，她已晋升为服装店经理助理。我不久前还听说，她转到了另一家规模更大的公司上班。如今，凯茜是个快乐的27岁的女郎，她不再到教堂做弥撒，也不再以天主教徒自居。她不能肯定自己是否仍信仰上帝，不过她会明确地说，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对她无关紧要。

凯茜的病例，显示出宗教环境和心理疾病的密切关系。世界上，像凯茜这样的人成千上万，所以我有时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感谢那些教会，有了它们，才让我们这些心理医生在职业上更有保障。”我说的教会，包括天主教会、浸信教会、路德教会、长老教会等等。

当然，教会不是造成凯茜神经官能症的根本原因。宗教只不过是凯西的母亲建立不合理权威的工具罢了。母亲的颐指气使和父亲的不闻不问，才是凯茜患病的根本原因。即便如此，教会还是难逃其咎。在凯茜就读过的教会学校，神父从不鼓励凯茜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出自己的判断，对教会的信条提出质疑。对于教条可能产生的误导和过分苛刻的要求，教会从来不做任何考查和纠正。凯茜信奉上帝、“十诫”和原罪的观念，她沿袭的信仰和世界观，其实并不符合实际需要。她不能自行提出质疑，也不懂得独立思考。教会根本不能帮助她结合自身情况，去建立合适的信仰。教会只想让信徒们原封不动地继承上一代人的信仰观念。这种情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现象。

凯茜这样的病例如此常见，以致许多精神病学家和精神治疗医师把宗教视为“撒旦”，他们甚至认为宗教本身就是一种神经官能症——一种禁锢心灵的非理性观念。重视科学和理性的弗洛伊德也有类似看法，兼之他在现代精神病学界的先驱地位，更促使心理学界趋向于把宗教视为疾病。心理学家从现代科学出发，与古老的宗教迷信进行较量，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福音。他们必须耗费时间和精力，帮助患者摆脱落后而陈腐的宗教观念，使患者的心灵重获自由。

马西娅的案例

多年前，我接待过一位患有长期心理疾病的患者马西娅。她当时20多岁，患有忧郁症。马西娅对生活环境没有怨言，但整天闷闷不乐。她口袋里从不缺钱，而且接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但看她的打扮却像是个贫穷多病的中年妇女，乃至是流浪街头的老妪。我清楚地记得，在治疗第一年，她穿着不大合身的衣服，衣服色彩也很单调，不是蓝色或灰色，就是黑色或褐色；她还背着帆布袋子，袋子色彩暗淡，老是脏兮兮的。她是个独生女，父母都在大学任教，他们坚持认为，宗教是穷人的鸦片。马西娅10岁时，和朋友们一起去教堂做弥撒，还遭到了父母的挖苦和嘲笑。

马西娅接受治疗之初，对父母抱持的观点深信不疑。她自称是个无神论者，坚信人类只要摆脱神灵的束缚，就会过上幸福的生活。有趣的是，在她的梦境中经常出现宗教性的象征符号。比如，她曾梦见一只鸟飞进房间，嘴里衔着用原始文字写成的神秘卷帙。显而易见，她的潜意识里存在着渴望宗教的成分。

起初，我没有对她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提出质疑。在长达两年的治疗中，我们也从未讨论过宗教问题，谈话主要涉及的是她和父母的关系。她的父母富于理性，而且能满足她的经济要求，但感情上却同她保持着距离。他们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于事业，却没有花时间陪伴女儿。马西娅成了心理上的孤儿，成了典型的“不幸的富家子女”，但她却不愿承认这一事实。每当我提醒她，她其实一直被父母所忽视，她的打扮就像个孤儿时，她就会生气地说自己只是跟随潮流而已，而我无权批评她的装束。

对马西娅的治疗是长期而缓慢的，不过在外表上，她却有了迅速而显著的变化。这主要得益于我们逐渐形成的亲密感，这种亲密感完全不同于她与父母的关系。

治疗进入第二年时，有一天早晨，马西娅背着崭新的皮包，出现在我的治疗室里。她的皮包只有原先的帆布袋子的一半大，色彩艳丽而醒目。正是从那一天开始，几乎每隔一个月，她都会添置一件色彩鲜艳的服装，有的是橘黄色，有的是鹅黄色，有的是淡蓝色，有的是深绿色，就像一朵朵鲜花次第开放。她倒数第二次找我看病时，显然对自己的改善大为满意。她说：“你知道吗？如今我的心情改变了很多，我的装束和气质也完全变了样。虽然生活环境没有多大变化，我依旧住在原来的地方，做的事也和以前大致相同，但我对整个世界的感觉却完全变了。我感觉温馨而安全，心情也比过去快乐了许多。记得我对你说过，我自认为是无神论者，我现在不那么肯定了。大概我根本不是无神论者。我心情愉快时，有时甚至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这个世界其实有上帝存在，因为没有上帝，世界就不会这么可爱。’我不知道如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仿佛置身在一幅宏大的蓝图上。虽然对整体图景所知不多，不过我知道它的确存在，它是那样美好，而我是它的一部分。”

凯茜原本把神灵奉为一切，经过治疗，她不再相信神灵的存在。而马西娅原本否认神灵，是个无神论者，后来却相信上帝的存在。她们的治疗程序几乎一样，医生也是同一个人，最终的结果却截然相反。怎样解释这种情形呢？对于凯茜，心理医生显然有必要质疑她的宗教观，以弱化上帝在她人生中的不良影响。而马西娅则不然，即使心理学家没有提出质疑，她的宗教观也会逐渐占据上风。我们或许会问：为使治疗取得成功，心理学家是否必须主动挑战患者的无神论与不可知论，甚至有意识地引导患者信仰宗教呢？

特德的案例

特德找我看病时是30岁，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整整七年，他住在树林深处一栋小木屋里，几乎没有朋友，更没有特别亲近的人。最近三年里，他没有和任何女人约会过。作为调剂，他偶尔会做些木工活，大部分时间则花在钓鱼和看书上，或者去尝试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决定，比如晚餐应该准备什么？如何准备？是否该去购买一件廉价的工具……因为他很聪明，还有一笔可观的遗产，根本不用为生计发愁。

第一次就诊时，他就坦言自己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他说：“我知道人应该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可我优柔寡断，什么决定也做不了，更不要说重大的决定了。我认为自己该去做一番事业，因此考虑过读研究生，或去学一门职业技术。可是，做什么事都无法提起我的兴趣。我也考虑过当教师，或者专心从事学术研究，比如国际关系、医学或是农业生物学，最终都不了了之，顶多只是进行一两天的尝试。不管在哪个领域，我碰到难题就会泄气，觉得自己的选择是个错误。我感觉人生堆满了难以克服的问题。”

特德告诉我，他的心理问题开始于18岁。当时他刚进入大学，一切都很顺利。他过着再正常不过的生活，有两个哥哥，家境优越，父母感情和睦，对孩子也很关心。特德原本在一所私立寄宿学校就读，而且成绩优异。后来，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女孩，不幸的是，在进入大学前的一周，那个女孩拒绝了他的求爱，这对他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他异常痛苦，在大学一年级时，他差不多天天酗酒，所幸他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后来他又恋爱过几次，由于每次都没有认真对待，最后都无果而终，学习成绩也开始下滑。

大三时，好朋友汉克死于一次车祸，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震撼。不过，他还是克服了打击。那一年，他甚至还改掉了酗酒的恶习，但优柔寡断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了。他始终无法决定他的毕业论文该选择什么题目。他修完了课程学分，在校外租了房子准备论文。只要再交上一篇不长的论文，就能够顺利毕业。其他同学在一个月内就能完成这一任务，而他却花了三年时间。此后他就什么事也没有做成。七年前，他搬进了那座森林，独自住在小木屋里。

特德认为，他的心理问题应该与性爱有关，因为他的问题好像都源于恋爱的失败。他几乎读过弗洛伊德的每一本著作，也许比我读的还多。在正式治疗的头六个月，我们深入地探讨了他童年时期性心理的发展，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尽管如此，我还是窥见了他性格中某些特别的方面。其中之一就是，不管做什么事，他都缺少起码的激情。比如，他可能会盼望出现好天气，可当好天气到来时，他顶多是耸耸肩说：“也没什么特别的，这一天总是要过去的。”有一天，他在湖里钓到一条肥大的梭鱼。“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又没有别人与我分享，”他说，“所以，我又把它扔回到湖里。”

与缺乏激情的态度相伴而来的，是对一切都表示轻蔑和不屑，似乎没有任何事物能让他满意。他用挑剔的态度，跟可能影响他情绪的一切事物保持距离。他非常注重隐私，我很难了解更多细节，这使治疗进行得格外缓慢，我必须从他口中获得更多有价值的资料。

他做过这样一个梦：“我出现在一个教室里，看到那里有一样东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很快把它放进一个箱子，封存起来，不让任何人看到。接着，我把箱子藏到一棵枯死的树木里。树干中间是空的，我用螺丝钉把树皮钉起来。我又坐在教室里，忽然想到螺丝钉可能没有上紧。我紧张得要命，又跑到树林里，重新把螺丝钉拧紧，心里才觉得踏实了。然后，我继续坐在教室里听课。”和其他患者一样，特德梦见了教室和上课，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治疗，他显然是不希望我摸清他的过去，找到他的神经官能症的症结。

治疗进行到第六个月，特德那厚厚的心灵盔甲才出现了一丝裂缝。在来见我的前一天晚上，他曾到一个朋友家里去玩。他抱怨说：“昨晚真是无聊，我的朋友让我听他买的唱片，是尼尔·盖蒙为电影《天地一沙鸥》谱曲的原声带。我真是觉得心烦，我不明白，他受过那么好的教育，为什么还会认为那种无聊的东西是有价值的，而且居然还把它称为音乐？”

他的轻蔑之态过于明显，所以我竖起耳朵，仔细辨析他的想法。我说：“《天地一沙鸥》是宗教作品，所以音乐也有宗教的味道，是这样吗？”

“如果你把它当成音乐，说它有宗教味道，或许也是可以的吧。”

“让你讨厌的，可能是它的宗教味道，而不是音乐本身。”

特德说：“可能吧。反正我很讨厌那种宗教。”

“你讨厌的是什么样的宗教？”

“滥用感情，忸怩作态。”说出这几个字时，他的表情和腔调，都透露出极度的厌恶。

“还有哪些宗教是这样的呢？”我问。

他看上去有些困惑，有些慌乱，“我想不是很多。不管怎么样，宗教对我一向缺少吸引力。”

“一直都是这样吗？”

他有些遗憾地笑了笑：“不，我在青春期时大脑简单，那时候对宗教很虔诚。我在寄宿学校三年级时，甚至还在学校小教堂做过执事呢。”

“后来怎么样呢？”

“什么后来？”

“你的宗教信仰怎么会发生改变呢？”

“大概是我长大了，所以就不再需要它了。”

“你是怎么长大的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特德有些恼火，“人人都会成长，别人是怎么长大的，我就是怎么长大的，这还用问吗？”

“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长大成人，不再需要宗教了呢？”

“我不知道。我以前告诉过你，我上大学以后，就没有去过教堂。”

“完全没有吗？”

“一次也没有。”

“高中三年级，你在学校小教堂做过执事，暑假时你经历了一次失恋的打击，就再也没有去过教堂。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在你看来，是否和你被女朋友拒绝有关系呢？”

“我不觉得有多少关系，有很多同班同学和我差不多，到了一定阶段，大家都不再相信宗教了。我不再信仰宗教，与我和女朋友分手这件事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是知道，后来我对宗教没有任何兴趣。”

大约一个月之后，治疗过程又有了新的突破。当时，我和特德正在讨论他缺少激情，对一切都没有兴趣的问题。他承认：“我最后一次产生激情，大约是在10年以前。大学三年级的期末论文，我写的是与现代英语有关的题目，我记得当时我写得很投入，很专心。”

“你的论文题目是什么？”我问。

“时间太久了，我记不得了。”

“怎么可能呢，你好好想一想，一定还记得。”

“大概是探讨英国诗人霍普金斯吧。在我看来，他应该是属于最早期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人。我的论文好像是分析他的《庞杂之美》这首诗。”

我走进书房，找到了大学时代的英语诗歌课本，《庞杂之美》这首诗在第819页，我念道：

我的眼眶湿润了。我深受感动地说：“这是一首饱含着热忱和激情的诗。”

“是的。”

“这首诗的宗教意味很强。”

“是的。”

“这篇论文，是你秋季学期结束时写的，那就应该是在一月份，对不对？”

“没错。”

“如果我没有记错，你的好朋友汉克，是在同年二月份出的车祸。”

“对。”

这时候，我感到房间的气氛有些紧张。我不是很清楚随后应该怎么办，只好凭着直觉继续追问：“照此说来，你到了17岁，被第一个女朋友拒绝，然后你就放弃了宗教信仰。三年以后，又因为最好的朋友的死亡，放弃了对一切事物的热情。”

“不是我放弃，而是我的热情被所有这一切吸干了！”特德大声说。他就像是在吼叫，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情绪如此激动。

“上帝拒绝你，因此你也拒绝上帝，对吗？”

“难道不可以吗？”他以惯常的反击口气说，“这个世界太恶心，一直叫人恶心。”

“我原来以为你的童年很幸福。”

“根本不是。我的童年更叫人恶心。”

在特德貌似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着痛苦的童年记忆。两个哥哥过去老是欺负他，到了叫人忍无可忍的程度。特德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事业，而且两个人彼此怨恨，对孩子的事极少过问。在他们看来，兄弟吵架是正常的。他们从未想过如何保护年幼的特德。特德最大的安慰，就是躲在乡下独自散步。由此可知，早在10多年前，在他的内心深处就种下了离群索居的种子。独处能让他松一口气，真正远离哥哥们的折磨。回忆起往事，特德对世界的仇恨，犹如泉水般涌出。此后几个月，他连续对我回忆起伤心的童年，回忆起女朋友的拒绝，以及汉克的不幸死亡。他觉得这些让他难以承受，他的人生就像是死亡与痛苦并存、危险与邪恶同在的巨大漩涡。

经过15个月的努力，对特德的治疗出现了转折。那天他带来一个小本子，说：“你经常说我过于掩饰真相，不肯说出自己的秘密，事实也是如此。我昨晚收拾过去的东西，看到了这本大二时的日记。我还没有重新读过，所以原封不动地交给你。或许你会有兴趣，看看10多年前的我是什么样子。”

我说我一定会的。我用了两个晚上读完了日记。日记再次印证了他过去的生活方式：独来独往，喜欢像隐士一样。此外的内容不多，不过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年一月份的某个星期天，他一个人外出爬山，赶上暴风雪，半夜才回到学校宿舍。“我是多么兴奋啊，”他写道，“平安归来让我有一种狂喜的感觉，就像去年夏天那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一样。”下一次同他见面，我就问起他那年夏天的事情。

他说：“我告诉过你了。”

他每次这样说，其实都是想隐藏什么，我识破了这一点，继续追问下去：“你还有些事没对我说过，我敢肯定。”

他终于说：“你还记得我大一暑假时，曾到佛罗里达去打过工吗？我那时赶上了一场飓风。你知道，我一向喜欢暴风雨。就在大风大浪最猛烈时，我赶到码头那里。一阵海浪扑过来，把我冲下了大海，另一个大浪又把我推了回来。整个过程非常简单，而且是在一瞬间。”

我感到难以置信，于是问道：“你真的是在风浪最大的时候独自跑到码头去的吗？”

“我说过我喜欢暴风雨，我喜欢体验大自然的疯狂肆虐。”

“这一点我能理解，我也喜欢暴风雨，不过，我可不会像你这样去冒险。”

特德叹了口气，回答说：“好吧，我对你说实话吧——我当时有自杀的倾向，我后来也琢磨过这件事。那年夏天，我很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说实话，我不记得当时自己是否怀着自杀的念头赶到码头。我真的不太在乎结束生命。”

“你被冲到了海里？”

“是的，我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海浪太大，什么都看不见，我只是感觉一个巨大的浪头打过来，一下子就把我卷走了。我整个人淹在水里，失去了自救的能力。我本来以为死定了，感觉非常害怕，但过了一会儿，整个人又被浪送回到岸边，还撞到码头的水泥柱上。我挣扎着爬上岸，手脚并用地爬到路边，身上出现了好几处淤血，幸好伤得不重。”

“对于那一次的经历，你有何感想呢？”

特德挑衅似的反问：“什么叫做有何感想？”

“没什么，我是说你对死里逃生有什么感想？”

“呃，我只是觉得，当时的运气还不错吧。”

我说：“运气？你认为那是运气？你认为海浪把你推回到岸边，只是一种巧合，对吗？”

“当然，本来就是这么回事。”

“不过，有些人会把这种情形称为奇迹。”

“对我来说，也就是走运而已。”

“那就算你走运好了。”我说，“特德，你遇到不幸的事，总是归罪于上帝，抱怨这个世界叫人难以忍受；赶上奇迹般的好事，你却认为是运气。你怎么解释这些事情呢？”

特德也意识到，他不自觉地采取了双重标准。从此以后，他开始留心周围美好的事物。他不仅聚焦黑暗，也开始关注光明。除了反思汉克以及其他人的死亡，他也注意审视人生的快乐。他逐渐意识到，人生某些痛苦原本就是难以避免的，生命原本就是矛盾而庞杂的组合。随着他的观念的进步，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和谐。他再次尝试同女人约会，对身边的事物也表现出更大的热情。他的宗教信仰重新萌芽。他在诸多事物的变化中，研究生存与死亡、创造与毁灭的奥秘。他倾听和宗教有关的音乐，阅读神学书籍，还买了一本《天地一沙鸥》。

经过两年的治疗，有一天早晨，特德对我说，他现在可以从我这里“毕业”了。他兴奋地说：“我打算申请进入心理学研究所。你大概以为我是想模仿你，其实我是认真考虑过的。”

我鼓励他说下去。

“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既然我打算回去读书，就应该选择一门真正有价值的学科。我觉得研究人类的心灵很有意义，从事心理治疗非常重要。”

我问道：“人类的心灵和心理治疗，是最重要的事情吗？”

“呃……我想，最重要的应该是上帝。”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去研究上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说上帝最重要，那为什么不去研究上帝呢？”

“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那是因为你不想听懂。”

“我真的听不懂，人怎么可能去研究上帝呢？”

“有的学科研究心理学，也有的学科研究上帝，这是事实。”我回答说。

“你是指神学院吗？”

“是的。”

“你的意思，是让我将来去当牧师？”

“是的。”

特德瞠目结舌，“哦，那可不行，我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拐弯抹角地说：“心理医生和牧师相比，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同。我是说，牧师扮演的也是心理治疗者的角色，而心理治疗和牧师的传道也很接近。”

“那你干吗不去当牧师呢？”

特德突然恼羞成怒，说道：“你为什么要逼我呢？选择什么学科和职业，那是我自己的事，我想干什么，完全是我的自由。心理医生不能指点患者怎么做。你无权替我做出决定，我可以自己做出选择。”

我说：“听着，我不是在替你做决定，我只是在帮你分析另一种可能的选择。你却因为某种原因不考虑其他的可能性。你自己说，你想做最重要的工作，而且你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上帝。但是，当我建议你把为上帝工作作为职业时，你却极力排斥。你说你做不到。即便你真的做不到，那也没关系，但了解你为什么做不到，是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对不对？现在我再问你一遍：你为什么不考虑做牧师的可能性呢？”

特德有气无力地说：“我就是不能去当牧师。”

“为什么？”

“因为……因为牧师是上帝的仆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我是说，如果我去当牧师，就必须公开我信奉上帝的事。以后不管当着什么人，我都必须做出虔诚的姿态，但我做不到。”

“是啊，你必须偷偷摸摸的是不是？你可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表达你最大的虔诚，到了公共场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

特德叹了一口气说：“听着，你不了解我的情况。过去，每当我说对什么事有兴趣、有激情的时候，我的哥哥都会嘲笑我。”

“你现在还是活在过去吗？你仍然只有10岁吗？你还是和哥哥生活在一起吗？”

特德哭了起来，说：“其实不只如此，父母也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不管我做错了什么，他们都会惩罚我，拿走我最喜欢的东西。‘咱们看看特德最喜欢什么？对了，我们说下个礼拜去他姑妈家，他就高兴得不得了。那就别让他去了。对了，还有他的弓箭，他最喜欢这种玩具了，我们就把它没收好了。’他们的招数很简单：抢走我所有心爱的东西，只要是我喜欢的，都会被他们随时拿走。”

治疗终于触及到了特德神经官能症的本源。他开始凭借意志力，自行做出决定。他一再提醒自己，他不是10岁的孩子，不必再受父母的管束和哥哥的欺负。他开始培养对某些事物的热情，表达对生命和上帝的热爱。他最终决定去神学院。在启程前几周，我收到一张他寄来的支票，这是上个月的治疗费。我注意到他在支票上的签名，不再是名字的简称“特德”，而是签上了他的全名“西奥多”，我打电话问他：“这是什么原因？”

“我本来就希望你注意到它，”特德说，“我想我仍在以某种方式，有意隐藏自己的秘密，对吗？小时候，我姑妈就告诉过我，西奥多这个名字是‘爱上帝的人’的意思，我应该以此为荣。我当时的确很骄傲，就去告诉了哥哥，他们却拼命嘲笑我，还说我是个娘娘腔，以后我就不敢再用这个名字了。现在我突然觉得，这个名字不会让我感到尴尬。我决定以后经常使用我的全名，毕竟，我本来就是一个爱上帝的人，不是吗？”

婴儿与洗澡水

前面举出的例子，都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信仰上帝是否是一种心理病态？要消除童年时的传统观念与迷信思想的束缚，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从上述事例可以发现，答案不止一个。有时候，答案是肯定的，例如天主教会和母亲灌输的信仰就阻碍了凯茜的成长。她对信仰提出质疑，找到出现问题的原因，才过上了更有活力的生活，让心灵得到了成长的自由。有时候，答案又是否定的，例如马西娅认同了自己的信仰，才脱离了童年时狭隘的小宇宙，进入更辽阔、更温暖的大宇宙。同样，特德的心灵重新焕发生机，与找回信仰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答案亦是亦非，我们该如何面对呢？探求真理是科学家的天职，但科学家也是凡人，和普通人一样，他们在潜意识中，也希望为最复杂的问题找到最简单明确的答案。这样一来，他们探索宗教与信仰的问题时，常常会陷入两种陷阱：一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采取排斥和摒弃的态度，即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股脑倒掉；另一种则是画地为牢，不肯承认在熟悉的小圈子以外，还存在更值得深入探索的神秘事物。

不夸张地说，在真实的上帝周围，其实流淌着大量肮脏的洗澡水：残酷的圣战、宗教审判、动物牺牲、活人献祭、极度的迷信、愚民政策、教条主义、极端无知、伪装虔诚、自以为是、顽固不化、焚烧书籍、把女巫处以火刑、阻碍人类的思想进步、制造恐惧感、强迫服从、病态的原罪、疯狂的朝拜等等，可谓不可胜数。追根溯源，这一切究竟是上帝有负于人类，还是人类对不起上帝呢？无数宗教信仰都是以毁灭性的教条主义为特征，那么，问题是出在我们过于信仰上帝，还是我们天生就容易流于教条主义呢？熟悉顽固无神论者的人都知道，他们从不信仰神灵，以打破神灵崇拜为荣，乃至到了独断专行的程度。他们实际上并不比狂热的宗教信徒好到哪里。那么，我们该摒弃的是信仰本身还是教条主义呢？

科学家容易把婴儿和洗澡水一道泼掉的原因，还在于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刚刚接受科学启蒙的新生代科学家，其狂妄和偏执的程度，可能丝毫不逊于基督教的十字军，或者狂热的圣战勇士。如果他们的家庭或文化背景原本就带有宗教的无知、迷信、顽固与伪善成分，他们的狂妄和偏执就可能更严重。在破除原有的信仰崇拜方面，我们的动机不仅有知性因素，也含有情感的成分。科学家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够意识到，像其他任何宗教一样，科学也可能流于教条主义。

我坚定地认为，对于别人教给我们的一切，包括通常的文化观念以及一切陈规旧习，采取冷静和怀疑的态度，才是心智成熟不可或缺的元素。科学本身很容易成为一种文化偶像，我们亦应保持怀疑的态度。

我们的心智可能很成熟，成熟到足以摆脱对上帝的信仰，与此同时，我们也可能成熟到去信仰上帝，即接受宗教信仰。充满怀疑色彩的无神论或不可知论，未必属于更高级的世界观。我们甚至可以相信，尽管世上有各种谬误的神灵观念，但必然存在一个真正的“神灵”。

著名的神学家保罗·迪里奇曾提出过“神外之神”的观念，某些睿智的基督教徒也曾欢欣鼓舞地宣布：“上帝已死。上帝永生。”心智的成熟，意味着走出迷信，进入不可知论，再脱离不可知论，真正认识神灵的存在。

900多年以前，杰出的伊斯兰教智者阿华凯尔，走的便是这样的道路，他在一首诗歌中写道：

我们无法确知心智成熟之路是否需要经过充满怀疑的无神论或不可知论，逐步通往真正的信仰，但是可以肯定，像马西娅和特德这样经过治疗而开始采取怀疑立场的人，似乎全然在朝着信仰上帝的方向迈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培养的信仰，跟凯茜摆脱掉的那种信仰截然不同。宗教分为很多种，信仰的层次也分为很多种，对于某些人而言，某些信仰可能具有危害性，另一些则未必有害，甚至可以造福民生。

上述认识对于心理医生大有必要，毕竟他们要直接面对患者心智成熟的问题。对患者信仰体系的合理性做出判断，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心理医生以理性为前提，他们即使没有继承弗洛伊德的衣钵，也至少属于怀疑主义者，所以他们常把狂热的信仰视为病态的表现，这就很容易导致彻头彻尾的偏见。

不久前，我接触过一个大四学生，他几年前曾考虑到修道院出家。他在一年前开始接受心理治疗，目前治疗仍在持续。他说：“有关我的信仰以及我想出家的想法，我一直不敢告诉医生，我认为他不会理解我。”我对这个年轻人的了解有限，无法准确评估他信仰的本质。我不知道他曾打算出家的想法，是否带有神经官能症倾向，不过我很想告诉他：“你应把想法和感受告诉医生，坦率地说出一切，这样治疗才能产生更好的效果。你应该给予医生充分的信任，相信他能采取客观的态度。”但是我没有对他说这些话，因为我不能确定他的医生能否保持客观，能否通过宗教和信仰的观念，进一步了解他的患者。

心理医生对宗教的过分简单化，会使患者处于不利境地。不管是坚持认为宗教大有好处，还是把宗教一律视为致命的魔鬼，都会造成程度不同的问题。但以保持中立客观为幌子，对患者的宗教信仰问题一概回避，同样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这些问题上采取平衡、客观的立场，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我真诚地希望，心理治疗者面对患者的信仰，能够采取更成熟、更稳妥的态度，而不是不屑一顾或敬而远之，甚至避之唯恐不及。

有的心理医生发现，病人在视觉上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这些病人只能看见正前方一片非常狭窄的范围，上下左右全都无法看到。他们不能同时看见并排放置的两件东西，一定要偏转头才能看得见另一件东西。这就像透过隧道或一根管子看东西一样，只看见一个小圈子里的事物。这种人没有任何生理上的视力疾病，而是在心理上自己给自己设置了限制。科学家之所以会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泼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患了管窥症，没有看见那个婴儿。如果我们能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事物，就会感受到身边处处有奇迹。最后一部分，我们就来讨论恩典和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