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本人，美国人，西班牙人，俄国人，所有人的脖子上都接着相机，下了火车。让•马克试图让尚塔尔从他视线中消失。宽阔的人群好像一下子浓缩了一样，消失在月台下的自动扶梯处。在自动扶梯尽头的候车室中，一个电影剧组冲向前去，后边跟着一群笨手笨脚的乌合之众。他们挡住了他的路。从火车上下来的乘客们被迫停了下来。当一些孩子从边上的楼梯下去时，人群中传来一阵喝彩声和喊叫声。他们都戴着头盔，不同颜色的头盔，仿佛他们是一个运动队，摩托车或是滑雪比赛的运动队。他们就是被拍的人。让•马克踮着脚尖，想高过那群人的头顶，寻找尚塔尔的踪影。终于，他看到她了。她在这一纵队孩子的另一边；一个电话亭中。她把听筒举在耳边，正在说着什么。让•马克想努力为自己从人群中开出一条路。他推搡着一个脖子上挂着机相的人。那人气愤地踢了他一脚。于是，让•马克用胳膊肘猛击那个人，只差没有砸落他的相机了。一个警卫挤了过来，他要求让•马克在拍摄结束之前不能离开。就在这时候，尚塔尔走出了电话亭。他的目光与尚塔尔的相遇了。他心急如焚地想接过人群去，但那名警卫随即紧紧地夹住了他的手臂。让•马克痛得弯下腰去，于是，尚塔尔又在他视线之外了。

最后一个戴头盔的孩子走过去了，那个警卫终于松开了他，允许他离开。他望向那个电话亭，但它已经是空的了。一群法国人在他身边停住了脚步，他认出他们是尚塔尔的同事。

“尚塔尔去哪儿了？”他问其中一个女孩子。

她用一种责备的语气回答：“你才应该知道她去哪儿了。你向她发出了信号，我全看见了，你毁了一切。”

赖拉的声音插了进来：“我们走吧！”

那个女孩儿问：“那尚塔尔呢？”

“她知道地址。”

“这位先生，”那位手指上戴满了戒指的优雅的夫人说：“他也在找她。”

让•马克确信，赖拉见过他，就像他见过赖拉一样。“你好。”

“你好。”赖拉回答道。他微笑着：“我看见你在与人发生争执，一个人对一群人。”

让•马克想，他从那个男人声音里听出了一些同情。在他的痛苦中，它就像一只向他伸出的援助之手。他想抓住它；它就像一点火花，在片刻之间向他承诺了友谊，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他们并不相识，而仅仅出于一种对突然产生的相互同情的好感。他们准备帮助彼此。它就像一个美丽的梦，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他自信地说：“你能告诉我你们下榻的宾馆的名称吗？我想到时打个电话或直接过来看看尚塔尔在不在。”

赖拉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问：“她没告诉你吗？”

“没有。”

“那么，很抱歉，”他友好地，几乎是遗撼地说：“我不能把它告诉你。”

那火花一下子被掐灭了。让•马克突然感到肩膀上被那个警卫扭伤的地方隐隐作痛。他绝望地离开火车站。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向何方，只是沿着路向前方走去。

他一边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他所有的钞票又数了一遍。那些钱足够付回程的车票，但再也没有多余了。如果他已下定决心，他可以立即离开。今天晚上，他就能在巴黎了。显而易见，这是最合情合理的作法。他在这儿能做些什么呢？什么也不能，但他仍然不能走。他绝不能走。只要尚塔尔在伦敦，他就不能离开这儿。

但他还必须省下回程车票的钱，所以他也不能住旅馆。那他睡在哪儿呢？突然，他意识到了，他对尚塔尔的声称最终得到了证实：他最深的使命感，是为了一个边缘人，为了一个舒适地，真实地，但却是在完全不确定的临时环境下生活着的可加入任何一方的人。突然，他在这儿恢复了自我，他回到了那些他本该属于的人中去：那些仅有屋顶遮蔽他们的一无所有的穷人中。

他回亿起他与尚塔尔的争论。他有一种幼稚的想法，想要她立即就站在他面前，然后他就可以对她说，看，我是对的，我并没有骗你，我确实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无关紧要，无家可归的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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