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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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的死》（1886）的主人公长期以来与妻子毫无感情可言，他的几个孩子对他来说像谜一样毫不了解，他也没有任何朋友，他所有的社会交往就是那些能够在事业上对他有所提拔的人，这些人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对他来说是无比荣耀的诱惑。伊凡·伊里奇是一个以全副身心去关注身份的人。他住在圣彼得堡一间宽敞的公寓里，公寓根据当时最流行的风格装修，在这所公寓里经常举行一些了无生气的宴会，宴会上没有任何人会讲一些热心的或真诚的话。他是一名高等法院的法官，他喜欢这个职业主要因为这个位置能够给他带来他人的尊敬。有时候，在深夜，伊凡·伊里奇阅读一本关于“当下城里的人们在谈论什么”的书，他也通过杂志来掌握社会的流行趋势。托尔斯泰这样概括这位法官的生活：“伊凡·伊里奇从工作中获得的乐趣是自尊心的满足；他从社会中获得的乐趣是虚荣心的满足；而他从打牌中获得的乐趣才是真正的乐趣。”

然而，在伊凡45岁的时候，他的身体一侧开始疼痛，然后疼痛开始逐渐扩散到全身。他的大夫们对他的病情不知所措。他们不着边际、夸夸其谈地论说肝脏移位和不和谐的盐分水平，给他开了一大堆非常昂贵，却没有任何疗效的药物。他身体太虚弱，已经无法上班，他的内脏就像着了火一样难受，他开始对饮食不感兴趣，而更重要的是，他对打牌也失去了兴趣。慢慢地，这位法官和周围的人都开始觉得他快要死了。

对伊凡在法院的好多同事而言，这实在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在想，一旦伊凡去世，自己很可能会得到施塔别尔的职位或文尼科夫的职位——而这次晋升将意味着增加800卢布的收入外加办公室开销。另外一个同事，彼得·伊凡诺维奇也在规划自己的前景，认为这将是把他的内弟从卡卢加调来的绝妙机会，这样就会使他老婆高兴，从而缓解紧张的家庭关系。这个消息对伊凡的家庭来说略为有点沉重。他的妻子虽然毫不在乎他这个人的死亡，但她担心死亡抚恤金的数额，而伊凡的女儿是个交际花，她所担心的是父亲的葬礼将会影响她的婚礼安排。

而对伊凡自己而言，现在只剩下几周好活了，他意识到自己浪费了在世上的光阴，意识到自己一直过的生活在表面上虽然显得春风得意，而内心里却是无聊苍白。他回首往事，追忆自己的成长过程、教育经历和职业生涯，这才发现他曾经做过的每一件事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即想使自己在他人心目中显得更加重要；为了给别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他牺牲了所有的兴趣和对其他事物的感受，然而他现在发现，别人对他根本就不在乎。在一个晚上的凌晨时分，他忍受着痛苦的煎熬，“他突然意识到，他身上的那些与上层社会的人群所称道的东西相背离的难以觉察的冲动，那些他经常压抑的模糊的冲动，很可能就是真正的价值之所在，而其他的事物则都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他的公务职责、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家庭、社会上的人和从事他的职业的人所称道的价值——这一切的一切很可能都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他浪费了自己短暂的一生，这让他痛苦，然而更加令他难以释怀的是他意识到他周围的人所喜欢的仅仅是他的身份，而不是他真正的、脆弱的自我。他因为是一个法官、一个有钱的父亲、一家之长而受人尊敬，而现在这一切身份都即将消失，在痛苦和恐惧中，他知道他不能指望任何人能够爱他：“最折磨伊凡·伊里奇的是没有人能够给予他同情，而这是他最渴望得到的。在经过长时间的折磨之后，他最希望得到的是（虽然让他公开承认显得有失体面）有人能够像对待生病的小孩那样疼他。他希望有人抚摸着他、亲他、抱着他哭，就像生了病的小孩一样被人宠着，被人抚慰着。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重要官员，而且胡须已经花白，因此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不管怎样，他都渴望得到这些。”

当伊凡咽气之后，他的那些所谓的朋友来吊唁他，但他们一直感到惋惜不已的是伊凡的死打乱了他们打牌的日程安排。他的同事彼得·伊凡诺维奇看着伊凡蜡黄、凹陷的脸躺在棺材中，开始想到终有一天死亡也会降临到他的头上——这个想法将会对他产生一些严肃的涵义，特别是针对他花费大量的时间打牌这件事来说更是如此。“‘唉，这一同样的事件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彼得·伊凡诺维奇想，有一阵工夫，他感到惊慌失措。但很快地，他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习惯性的想法使他摆脱了困境，他看见这一切已经发生在伊凡·伊里奇的身上，而不是发生在他的身上，这件事不可能，也永远都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同时他也认识到一旦他承认这一可能性，他将会陷入无穷的忧虑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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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的死》，用基督教最优良的传统来解释，就是研究通过思考死亡如何使我们的追求减少世俗的成分，而增加精神的内容；如何使我们减少对打牌和宴会的迷恋，转而追求真理和仁爱。

如果托尔斯泰明白死亡的力量可以改变我们对生活关注的理解，那是因为在写这部中篇小说的几年之前，他意识到有一天他会死去，正是在这种意识之下，他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了反省。他在《忏悔录》（1882）中记录了死亡所引发的各种思考，他解释说，在他51岁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此时的他已是举世闻名、家财万贯，他意识到自己从早年起，就没有按照自己的价值，或按照上帝的价值生活，而是遵照“社会”的价值生活；同时他也意识到这一情况使他在心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欲望，要比他人更强；要比他人更加出名、更加重要、更加富有。在他的社交圈子里，“野心、权力欲望、贪婪、好色、骄傲、动怒和报复受到普遍的尊重”。但现在，心中装着对死亡的思考，他开始怀疑他以前的各种抱负的合理性。“‘那么好吧，你在萨马拉省有六千俄亩[1俄亩约合2.75英亩。——译者]土地，三百匹马，那又怎样呢？……好让你的声誉比果戈理、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比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高，那又怎么样？’我什么都不能回答。”

最终平息他所有问题的答案就是上帝。他将完全遵从耶稣基督的教导度过余生。不管我们如何理解托尔斯泰用经典的基督教的途径来解决他的意义危机，他的怀疑旅途遵循着一个熟悉的轨迹。这是一个对死亡的思考使人们获得一种更加真实、更加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的例子；这是一个庄严的呼唤，要求我们决定在生活中真正值得追求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对巴赫的编号为BWV106的康塔塔《上帝的时光，是最美好的时光》来加深对这一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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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致命性的疾病到底是怎样使我们远离对身份的过度关注的？

从本质上来说，是通过去除社会赖以赋予它的成员以荣誉的理由来实现的：例如，举办宴会的能力、高效率工作的能力以及施与赞助的能力。通过这样的途径，死亡向我们揭示出我们妄图通过身份获得的各种意图都是极为脆弱、或毫无价值的。当我们身体健康、事业发达之际，我们从来不会去探究他人对我们的赞誉之声是出于真诚的感情，还是出于想从我们身上获得好处的、容易消失的需要。我们往往缺乏勇气或以愤世嫉俗的态度来思考：“他人尊敬的是我，还是我在社会中的地位？”疾病能够消除这些世俗之爱赖以存在的各种外在条件，从而使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变得快速而残酷地明显。当我们穿着医院的病服，等待死亡的来临时，我们易于对那些因为我们的社会地位而爱我们的人产生愤怒和反感，同时对他人精心策划这些缺乏感情的诱惑，以及我们虚荣地受到他们的诱惑而生气不已。即将死亡的想法能够让真实回归社会生活。要想把我们的社会交往名单进行筛选和清除，最好的方法就是思考在我们的熟人中间，有哪些人会跑到医院去探望我们。

随着依赖外在条件的感情开始丧失对我们的吸引力，我们为了得到这样的感情而一直矢志追求的事物也开始丧失其吸引力。如果财富、尊严和权力能够为我们购买某种感情，而且只要我们的身份仍在继续，这种感情就会继续，但问题是，我们注定要在无助和落魄中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在弥留之际肯定渴望像小孩一样被人关怀，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极为清晰的理由，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那些最能够经受住我们身份变化腐蚀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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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曾经记录了埃及宴会即将结束之时的习俗，这些饮酒狂欢的人正处于兴高采烈的高潮时刻，此时仆人们会在担架上抬着骷髅走进宴会厅，并在饭桌之间穿行。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进一步解释死亡的思考给这些寻欢作乐的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死亡的想法使他们投入更大的精力去寻欢作乐呢，还是使他们带着一种新发现的严肃精神回到家里呢？

死亡的想法对我们的影响或许就是引领我们去追求任何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是在尼罗河畔饮酒，写一部书，还是发一笔财；同时还会鼓励我们漠视他人对我们的评价，因为他人的评价毕竟与我们的死亡没有丝毫的关系。对死亡的预见能够使我们追求我们内心中最渴望的生活方式。

人生难免一死的想法使得安德鲁·马韦尔做出了一件广为人知的事情，他成功地通过一首诗引诱一位犹豫不决的年轻女子跟他上了床，在诗中他不仅强调她的美丽和他的忠诚，而且强调了一个缺乏浪漫情调的事实，那就是她和他两人很快将不复生存于世。“致羞涩的情人”（1681）的女主人公很显然因为担心周围人的风言风语而不敢表达自己的欲望，马韦尔利用死亡的幽灵，使她的注意力不再关注她在社会中的地位，转向关注她自己的愿望。诗人解释说，倘若情形不是这样，那她的羞涩踌躇就不会是一种罪过：

莎士比亚好像也精于此道，他知道，通过提醒他人对死亡进行思考来勾引他们往往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在他的几首十四行诗中，他督促他心爱的人们要预见到这一刻：

虽然死亡的想法很可能会被人滥用（如使他人惊慌失措，从而干一些他们从来都不愿意干的事情），但我们依然希望它能够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因为我们总是在追求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而把我们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一再延迟，好像我们总是有足够的时间来这样做，死亡的想法能够改变这一切。对死亡的思考能够赋予我们以勇气，使我们能够摆脱社会对我们的期望中的那些毫无道理的成分。在一具骷髅之前，他人观点中那些令人压抑的东西将会习惯性地丧失赖以吓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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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死亡的角度来看待人的生命中什么事才算得上富有意义，基督教和世俗的看法各不相同，但不管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差异，它们似乎都强调仁爱，强调真诚的社会交往，强调乐善好施；同时它们都反对过度关注权力、武力、财富欲的膨胀和它们所带来的荣誉。在人类的生活中有一些行为，一旦与死亡的思考联系到一起，不管在何时何地，都会显得无关紧要。

希罗多德在另一个地方记录了波斯势力强大的国王的事迹。克谢尔克谢斯在公元前480年率领一支约200万的军队成功地侵占了希腊，当他看到海列斯彭特停满了他的战舰，每一个平原驻满了他的军队时，他开始为自己的幸运和能力庆幸不已。但时过片刻，他开始痛哭失声。站在旁边的他的叔叔阿尔塔巴诺斯惊呆了，问他处在一个像克谢尔克谢斯的位置上的人还会有什么可以痛哭的呢。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因为他意识到在百年之后，他眼前所有的这些人，帮助他使全世界为之战栗的每一个士兵、每一个水手，都将作古。

有一张照片，上面是1902年春天芝加哥的亨氏公司销售员在参加会议的情景，当我们现在看到这幅照片上的与会者时，我们体会到的是同样的伤感和对一些成就的价值以及对意义的界定的怀疑。我们可能一边想着他们为了提高在全美国的番茄酱和泡菜的销售量而制定了振奋人心的计划，一边像波斯国王克谢尔克谢斯那样痛苦地放声大哭。

当然，死亡擦去的并不仅仅是攻占他国，或创建品牌，而是包括我们从事的所有的事情。当我们看到一位母亲在教她的长着酒窝的小孩如何系鞋带，并想到他们有一天也要离开人世，我们不禁为之落泪。但不管怎样，我们依然觉得抚养小孩要比推销调味品在死亡面前更有意义；帮助朋友要比率军打仗更有价值。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第1章，第2节）的作者慨叹道，“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然而，基督教的伦理学家认为，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样徒然虚妄的。在16世纪的基督教地区，一种新的绘画题材得以发展，并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深深地吸引了购画阶层，引发他们的想象。这个画派根据《传道书》的主题取名为“虚空艺术”，其作品悬挂在家庭环境中，往往挂在书房或卧室。画面上是一张桌子或一个壁柜，其上摆放着一堆相互抵触的东西。它们是鲜花、硬币、吉他或曼陀林、象棋、桂冠和酒瓶：寻欢作乐和人间荣耀的象征物。在这些东西中间，摆放着两种代表死亡和人生苦短的象征物：头骨和沙漏。

这些作品的目的并非要让拥有者因万物皆虚妄的事实而沮丧不堪，相反，这些画的目的是赋予人们以勇气，让他们能够以批判的眼光检查自己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同时给予他们以理由，让他们能够以更严肃的心态去关注关爱、善良、真诚、谦卑和友好等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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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我们自己必死的命运进行思考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思考他人的死亡来摆脱身份的焦虑，特别是那些取得很高的成就使我们自卑和嫉妒的人的死亡。不管我们生活在如何遭人遗弃和忽略的境况中，也不管他人多么势力强大，多么受人尊敬，一旦想到每一个人都将最终化为世界上最平等的物质——尘土，我们便会顿感释然。

1658年在诺福克的沃尔辛厄姆村外，一个农民在耕地时挖出了排成一溜的50个骨灰罐，里面是罗马时期或撒克逊时期的贵族，当初以极为隆重的仪式将他们埋葬于此。这批骨灰罐的发现在东英格兰地区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尤其引起了居住在诺里奇的一位博士的注意。在当年年底，托马斯·布朗爵士以发现骨灰罐为出发点写了一篇文章，“骨灰罐葬礼，或关于诺福克最新发现的骨灰罐的简要评述”，文中对追求世俗名利的徒劳、对人类天生的缺陷，以及我们只有依靠上帝才能获得救赎的认识做了广泛性的思考。

“几个月以前，在古老的沃尔辛厄姆的田野里，挖出了40到50个陶罐，”布朗用他那节奏独特、冗长臃肿的英语记录道，“陶罐掩埋在干燥的沙质土壤里，连1码深都没有，陶罐之间距离也相去不远……有些陶罐里面装着两磅的骨头，其中可以清晰地辨别出头骨、肋骨、颚骨、大腿骨和牙齿。”布朗最为关注的是，这些死者曾经一度是这个地区最富有、最重要的人物，但他们的身份却在历史的流逝中完全丢失了。有人认为这些陶罐里装着罗马人的尸骨，因为埋葬地点距离古罗马卫戍区不远；布朗则认为他们更像是“我们不列颠、撒克逊或丹麦祖先”。但没有人能够知道他们的名字，更别说他们死于哪个世纪。据此，布朗进而思考时间的无情力量，嘲笑我们孜孜以求的人世间的伟大与名声：“谁会知道自己尸骨的命运呢，或活了多久之后就要被埋葬入土呢？”他质问这些死去的贵族，他们曾几何时处在世上的一些位置上倍感安全，举办宴会，演奏竖琴，在早晨满怀信心地从镜子里审视自己。“对时间的鸦片没有任何有效的药物……几代人相继谢世了，而一些树木依然活在世上，古老的家族存活的时间还赶不上3株橡树。”用布朗的话说，一个诚实的基督徒的职责不是为了“让尘世的人记住自己”而奋斗，而应该为了“让上帝接纳自己”而生活。

这样的思想令人为之神伤，对那些正在把自己的快乐完全建立在上层身份地位上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那些被社会忽略的人已经非常熟悉遭人遗弃的滋味，而这种被遗弃的滋味是那些身处高位的人终究也要品尝的。正是那些富可敌国的人、貌美如花的人、声名远播的人和位高权重的人能够从死亡那里获得最残酷的教育，用基督教教义来解释，正是这些类型的人因世俗的追求而离上帝最远。

在18世纪中叶的英国，这种以基督教义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在一批诗人的笔下得到反复的表达，人们称他们为墓园派诗人，因为他们的主要作品都是描绘以下一些情景的诗歌：诗中的叙述者在一个明朗的、月光如银的夜晚，漫步在墓地中，在几个表面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的坟墓旁，开始思考死亡废除一切成就与荣耀的能力——很显然，这一现象并没有使诗人过度忧伤，相反，它似乎对诗人来说是一个微微受到压抑的快乐源泉。在爱德华·扬格的诗歌《夜思》（1742）中，叙述者坐在一块长满青苔的墓碑上，他的思绪转向那些过去的伟人以及他们的命运：

他同时代的诗人罗伯特·布莱尔的诗歌《坟墓》（1743），其背景虽是另外一个墓地，表达的主题却依然相同：

以下几行诗歌是墓园派诗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托马斯·格雷在他的《墓园挽歌》（1751）一诗中反复使用的：

对那些饱受社会虐待的人们而言，当他们预见到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将永远地消亡时，他们无疑获得了一种提前实现的报了仇、雪了耻的美妙感觉。

画家们也同样热衷于绘制一些自己的文明在将来惨遭破坏的画面，以此来警告和谴责那些自命不凡的时代维护者。18世纪的法国画家于贝尔·罗贝尔非常痴迷于把一些现代法国的伟大建筑绘制成一片废墟，并因此获得了一个绰号：“废墟罗贝尔”。在英国，跟他同时代的约瑟夫·甘迪因为画了一幅屋顶坍塌的英格兰银行的画而闻名一时。

大约70年之后，居斯塔夫·多雷为伦敦绘制了一幅21世纪的想象图，其情景有点类似于古罗马晚期的样子。画面上有一个新西兰人，与多雷同时代的人认为新西兰人代表着未来的人类，他正在描摹教士街车站的废墟，就像英国人曾经跑到雅典或罗马去为帕台农神庙和罗马圆形大剧场做素描一样，而多雷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教士街车站才刚刚建成，崭新异常。

18世纪伊始，受相同情绪的影响，游客们四处游历，缅怀历史的废墟：特洛伊、科林斯、帕埃斯图姆、忒拜、迈锡尼、科诺索斯、巴尔米拉、巴尔贝克古城、佩特拉和庞培。德国人是构造合成词的大师，他们曾经为逃亡者和心灵独特者专门制造了一些词汇（Weltschmerz[德语，意为“悲天悯人”。]、Schadenfreude[德语，意为“幸灾乐祸”。]和Wanderlust[德语，意为“漫游成癖”。]），他们现在又为了描绘对古老遗迹的感情而制造了一些新词：Ruinenempfindsamkeit[德语，意为“面对废墟发思古之幽情”。]、Ruinensehnsucht[德语，意为“憧憬废墟”。]、Ruinenlust[德语，意为“爱墟成癖”]。在1787年，歌德曾两次参观庞培。“历史上发生过众多的灾难事件，”歌德在那不勒斯写道，“但从来没有哪一个灾难事件能像庞培遗迹一样给后世诸多的享受。”“我在罗马圆形大剧场的遗迹中度过了多么美妙的早晨，我完全沉醉于巨大的废墟中了！”司汤达在他的《罗马漫步》（1829）里这样回忆道，他认为参观遗迹是“记忆所能摄取的最强烈的乐趣”。他甚至断言，罗马圆形大剧场的遗迹要比当初崭新时更加富有魅力。

居斯塔夫·多雷：《新西兰人》，1871年“我是奥西曼德斯，众王之王/强悍者呵，谁能和我的业绩相比！”这是雪莱的诗《奥西曼德斯》（1818）中埃及拉美西斯二世法老雕塑基座上的铭文。但万能的上帝，甚至普通人，都无需为他的成就而绝望。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的支离破碎的尸骨埋于地下：“在这巨大的荒墟四周/无边无际/只见一片荒凉而寂寥的平沙。”

我们总是牺牲自己宁静的心情而去追求那些转瞬即逝的世间的荣华富贵，而遗迹能够揭示出我们这些行为的愚蠢本质。当我们看到这些古老的石头之时，我们对自己成就的焦虑——以及缺乏成就的焦虑——会随之减弱。如果我们在他人眼中是个失败者，如果没有人为我们树碑立传，如果没有人为我们列队致意，如果在最近一次聚会中没有人对我们以笑脸相迎，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任何事物注定都要消失，新西兰人总会在一定的时候来为我们居住的大街和工作的办公室留下的遗迹做素描。与永恒相比较，扰乱我们心神的那些东西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啊。

遗迹能够让我们放弃辛苦劳作，放弃我们自以为是的完美感和成就感。遗迹提醒我们，我们永远不可能抗拒时间，我们只是自然破坏力的玩物，而我们只能暂时压制自然破坏力，不能真正地克服它。我们可能会享受一时的成功，我们可能会在短短几年内赋予混乱以秩序，但任何事物都终将退回到以前原初的状态。如果这种想法能使我们心情宁静，那是因为我们的绝大部分焦虑来自于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目标和关注的重要性。由于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评价过高，我们便因此受到惩罚，进而接受理想的折磨。

基督教的伦理学家们长期以来都明白，要安抚焦虑者，最好的方式并不是像乐观的心态教我们的那样，告诉他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的——相反，我们应该告诉他一切事物最终都将变得非常糟糕：屋顶将会塌陷，银行将会变成废墟，我们将会死去，每一个我们所爱的人都将去世，我们所有的成就，甚至连同我们的名字都将深埋于地下。如果这样的想法能够安抚我们，那是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们本能地知道我们的痛苦与抱负之庞大密切相关。如果从1，000年的角度来看待我们那些渺小的身份焦虑，我们将会非常难得地认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从而获得心情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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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的自然景观与废墟一样，能够起到相同的减缓焦虑的作用，因为宏大的自然景观是无限空间的代表，就如同废墟是无限时间的代表一样，与无限的时间相比，我们虚弱的、短暂的生命与飞蛾或蜘蛛的生命一样微不足道。

不管人们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差别，但一旦我们把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同荒原大漠、崇山峻岭、巨大的冰河以及世界的大洋相提并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会变得非常微弱，几于消失。它们都是自然现象，其所占的空间如此之大，很容易就可以使任何两个人之间的差异显得可笑地微弱。身处宏大的自然景观，我们会感受到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人类的渺小，我们的心情会随之宁静，我们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感受到的人微言轻的感觉也会随风消散。

要想克服认为自己微不足道的自卑感，我们无须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重要，而是要认识到所有的人相对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一旦面对那些比我们要大上千亿倍的东西时，我们对他人比我们高几毫米的关注（如图3）就会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些巨大的东西的敬畏之情，我们往往称这种力量为无限、永恒——或很简单地，同时也最顶用地，称之为上帝（如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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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身份低下的焦虑进行治疗，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旅游——在现实中旅游或在艺术作品中旅游——去感受世界的广阔无垠。

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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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代世俗社会的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一个人最不体面的命运莫过于变得“同每一个其他的人相像”：因为“每一个其他的人”是包括平庸无能的人、墨守成规的人、无聊乏味的人以及土里土气的人在内的一类人的总称。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的目标就是想方设法使自己区别于周围的人群，在他们能力许可的前提下使自己“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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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基督教教义，与他人相似并非不幸，因为耶稣的核心主张是，所有的人，包括智障者、无能者和无名之辈都是上帝的创造物，他们都平等地得到上帝的爱——因此他们也应该得到上帝的每一件创造物应该得到的尊严。用圣彼得的话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具备“神性”的潜力——这一思想彻底地颠覆了那些认为一些人天生平庸，而另一些人天生显赫的想法。在上帝之爱的范围之外别无人类，基督教如此认为，并把神的权威归结为相互尊重的理念。我们与他人共有的东西恰恰构成了我们身上最珍贵的东西。

基督教要求我们透过人们之间表面的差异，去关注那些被公认为是普遍的真理，建立在这些普遍真理之上的是集体感和亲情感。我们中有一些人可能很残酷，有些人可能很焦躁，有些人可能会很愚笨，还有些人可能会很无聊，但把我们拉在一起，并在我们之间建立起相互联系的纽带的是我们对自身的脆弱的共识。在我们的缺点背后，总有两个基本要素在起作用：恐惧和对爱的渴望。

为了鼓励人们之间的相互感情，耶稣力劝我们要像对待小孩那样对待成年人。一旦我们把他人想象成一个小孩，我们对他人品格的评价立刻就会产生180度的大转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能够更容易地对成年人表达同情和宽容，就像我们总是很自然地以同情和宽容的态度对待小孩，如我们总是说孩子很调皮，而不说他品质糟糕，我们说孩子很任性，而不说他很傲慢自大。要讨厌一个小孩很难，要讨厌一个正在熟睡的人同样很难。熟睡者紧闭的眼睛，放松而毫无防备的表情，都能让旁观的人产生关怀和爱护的心理——这种情形非常明显，我们在火车上或飞机上对身旁睡着的人长时间地盯着看也会因此而显得尴尬不已。他们的脸让我们立即产生亲近感，日常人际关系赖以为基础的后天形成的漠不关心也随之受到质疑。基督徒认为，世界上并没有陌生人这回事，只可能因为没有意识到他人和我们具有相同的需求和弱点从而对他人产生一种陌生的印象。从本质上来说，从真正重要的东西来说，我们同他人实际上并无二致，认识到这点才是一个最高贵的人生和最完整的个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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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为他人很可能既不是无法理解，也不是令人厌恶的想法，对我们身份的关注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因为我们想在社会上扬名立万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作为一个普通人对所具有的种种不利因素的恐惧心理。我们越认为普通生活令人耻辱、肤浅、低贱或丑陋，我们想要同他人区分开来的欲望就会更加强烈。集体越堕落，个人成就的诱惑力就越大。

基督教从一开始，就试图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促进我们的集体归属感，其途径之一就是通过举行教堂活动的仪式和演奏教堂音乐——在这些情况下，众多互不相识的人感觉到对他人的猜疑因这种超验媒介的存在而减弱消退了。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情形：我们在一个大教堂里，周围是陌生的人群，我们来此地的目的是为了欣赏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所有时代、所有民族的最伟大的音乐作品，”——汉斯格奥尔格·内格里，1817）。世间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能够把我们彼此区分开来，如年龄、收入、着装和家庭背景。我们可能从来没有相互交谈过，我们可能很小心地不让别人发现我们注视他们的目光。然而一旦《弥撒曲》开始演奏，一种社会融合的过程也就随之开始了。这首音乐表达了那些我们一直认为不成熟和隐私的感情，作曲家和音乐家把我们心灵的活动变成声音，从而为我们和他人去感觉体会，在欣赏这首曲子时，我们因为对内心感情的释放和对作曲家和音乐家的感激而热泪盈眶。小提琴、合唱团、长笛、低音提琴、双簧管、巴松管和小号共同演奏，把我们灵魂深处最隐秘、最模糊的东西以声音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由于音乐演奏是面向大众的，我们可以意识到，既然他人对音乐做出与我们一样的反应，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是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不可理解的人物。他们具有与我们一样的感情，他们也为同样的一些东西所感动。因此，尽管我们在外部形象和行为方式上有天壤之别，我们却拥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在此核心之上可以建立起真挚的联系，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演奏《弥撒曲》本身的价值。一群陌生人在开始的时候从外表看来非常陌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借助合唱音乐的力量，相互间就会明显产生朋友的亲近感；我们从冷酷的外表走出来，与我们身边的人共同分享音乐带给我们的消遣，即便这段时间非常短暂，也不乏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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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我们对他人的看法很少像在教堂里对他人的看法那样美好。公共场所往往更加腐朽和可怕，使我们产生在物质和精神上独立于它的冲动。

就有这样一些国家，由于住房、交通、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众条件过于糟糕，人们自然而然地躲避与公众打交道，而把自己关闭在厚厚的墙壁后面。如果做一个普通人就意味着过一种连一般的尊严和舒适的需求都无法满足的生活，那么对上层身份的欲望则会变得异常强烈。

然而也有另外一些地方，在数量上要少得多，它们中的大多数有强大的（经常是新教的）基督教传统，这些地方的公共场所因为其规则和建筑渗透出一种尊严，因此在这些地方想要遁入私人空间的需求并不强烈。当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本身看起来充满了辉煌，民众想要获得个人辉煌的欲望就会有所减少。只要能做一个普通老百姓就会觉得命运相当不错了。在瑞士最大的城市里，想拥有一辆私车，从而避免同陌生人共乘一辆公共汽车或火车的欲望没有在洛杉矶或伦敦那么强烈，这是因为苏黎世拥有世界顶尖级的有轨电车交通网——干净、安全、暖和，而且在准时和技术先进方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既然仅仅用几个法郎就可以乘坐高效而华贵的电车穿越城市，而且其舒适程度令以前的皇帝看了都要眼红，那么还有什么必要独自开车上路呢？

我们可以从基督教中获得某种洞察力，并将其用于社会伦理中：只要我们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有其可贵的价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只要我们对各种社会环境和社会行为模式做好心理准备，洞察其人为的特征，那么对普通人的观点将会去掉更加负面的含义，从而相应地，追求成功的欲望和想独自躲在坚实的墙壁后面的欲望将会减弱——当然，这对所有人的心理健康不无益处。

在一个理想的基督教社会里，人们对自己不是获胜者的恐惧将会因为尊严和资源的最根本的平等而减弱，进而易于控制。成功意味着兴旺发达，而失败意味着衰退消亡的二分法，也会随之丧失其令人痛苦的清晰度。

两座城市：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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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一个核心精神可以追溯到耶稣的职业选择上。作为加利利地区的木匠所从事的行当是半技术活，是个并不可靠而且很难赚钱的职业。但就是做木匠的耶稣，用圣彼得的话说，同时也是“在上帝的右边”，是上帝之子、万王之王，是上帝派来拯救我们于罪孽的人。一个人可以在他身上兼具两种迥异的身份，可以同时是一个走乡串户的商贩和一个最圣洁的人，这一思想构成了基督教身份理论的基础。根据这种解释，每一个人都同时拥有两个毫不相干的身份：世俗的身份，取决于一个人的职业、收入和他人对他的评价；以及灵魂的身份，取决于一个人灵魂的素质以及在审判日上帝眼中一个人的功过。一个人可以在世俗领域中地位显赫、受人景仰，而在灵魂领域中贫瘠堕落。或者如同《路加福音》中的生疮的讨饭的拉撒路一样，一个人可以是衣不蔽体，但却闪烁着神性的光辉。

在《上帝之城》（公元427年）一书中，圣奥古斯丁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通过两种模式进行解释，基督教模式和罗马模式。罗马人所极为看重的东西——积累财富、大兴土木、百战百胜——在基督教的框架之下变得毫无价值，而一套全新的关注——爱自己的邻人、行为谦恭、乐善好施，以及认识到自己的一切受上帝的控制——提供了获得基督教上层身份的途径。奥古斯丁把他所区分的这两种价值体系分别命名为两个城市，即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他认为这两个城市（在审判日之前）同时存在，但相互分开：一个人在世俗之城中可以贵为国王，但同时在上帝之城中可以贱为仆人。

但丁进一步充实了奥古斯丁的思想，他详细地描述了基督教等级思想的最终体现：天堂与地狱。在《神曲》（1315）中，他所描写的地狱至少包括9层（由17个分开的区域组成），每层地狱都是为犯了某种罪孽的人准备的。同时，他描写的天堂也有10重，每一重都是为具备某种美德的人准备的。宗教的等级制度似乎是世俗等级制度的歪曲和颠倒。地狱是好多曾经辉煌一时的人的最终归宿：将军、作家、诗人、皇帝、主教、教皇和商人——到了此时，他们因为触犯了上帝的戒律而被剥夺了特权，被投入地狱忍受极端痛苦的折磨。在第9层地狱的第4区，但丁听见一些人凄厉的叫声，他们在人间的时候权势熏人，但狡诈阴毒，现在被三头巨怪琉西斐慢慢吞噬。在第7层地狱的第1区里，诗人来到一条河流旁边，河里满是沸腾的血液，亚历山大大帝和匈奴王阿提拉在河里拼命挣扎，而在河岸上有一群人面马身怪物朝他们头顶射箭，强迫他们钻入令人作呕的泡沫中。在第5层地狱的是一些在生前身居要位、脾气暴烈之人，他们的怒火曾经使他人丧命，现今被投进一个稀乎乎的、臭气熏天的粪池里，被粪泥呛得难以呼吸。在第3层地狱里的则是那些生前饕餮之人，他们在地狱里不得不忍受着大便从天上像下雨一样落在他们的身上。

人们在天上和世俗里身份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有助于虔诚之人摆脱单方面的、令人压抑的对成功的理解。基督教并没有废除等级，它的功绩是用伦理和非物质的方式重新定义等级——强调贫困能够与美德共存，低贱的职业能够同高贵的灵魂同在：“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拥有财物的多寡，”圣路加，这位加利利的不名一文的木匠的追随者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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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并不是简单地宣称灵魂的胜利远胜于物质的胜利，相反，基督教同时还赋予它所重视的价值庄严和美丽，使我们为之吸引——它达到此一目的的其中一个途径就是对绘画、文学、音乐和建筑的雍容高雅的使用。它利用艺术作品为美德提供辩解，使之在统治者和他们民众的心目中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而这种重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历史上最优秀的石匠、诗人、音乐家和画家，曾经一度被召来赞美皇帝的荣耀和针对野蛮部族的血腥胜利，而基督教在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利用他们来赞美一些诸如乐善好施和尊重穷人的美德。当然，在基督教时代，世俗价值的荣耀并未消失——有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在提醒这个世界关于金钱或地产或权力的无穷魅力——但是，在好多地区，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视野所及的最宏伟的建筑所颂扬的是穷人的高贵，而非皇室或政府的权势，并且最感人至深的音乐咏唱的不是个人的成就，而是上帝之子所受的折磨，他曾经：

通过利用手中掌握的审美资源、建筑、绘画和弥撒曲，基督教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防御阵地，用来抵抗世俗价值的权势，从而使得对灵魂的关注成为首先进入心田和视野的东西。

在大约1130至1530年之间的400年时间里，100多个大教堂在欧洲的大城小镇相继被建成，它们的尖顶成为半空中最主要的景致，它们高高耸立在粮仓、王宫、办公室、工厂和民房之上。它们气势宏伟，其他任何建筑都无法与之相比；它们提供了一个环境，三教九流之人都会在这里相聚一处，来思考诸如忧伤与天真、谦和与怜悯的价值，从建筑史的角度来说这是极为不寻常的。城市的其他建筑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世俗的需要——遮蔽身体、提供食物、帮助休息，为了实现此一目的，这些建筑往往会借助于机器和工具——大教堂的目的则全然不同，它是为了荡涤人们心头的凡尘俗念，引领他人去信仰上帝，去感受上帝之爱。因世俗事务而奔波操劳的居住在城市的人们，在一天的忙碌中，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见这些耸立在天空中的巨大建筑，他们就会在心中产生对生命不同寻常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是对日常追求的价值的否定。法国沙特尔大教堂的尖顶高达105米，同34层的摩天大楼一般高，就像这样的大教堂被认为是穷人之家，被认为是他们将在来世享受的美妙事物的象征。不管他们现实生活中居住的房子有多么破旧不堪，这些大教堂都是他们心灵的住所。大教堂之美反映了人们的内在价值；教堂窗户上绘着图案的玻璃和屋顶向人们解说着耶稣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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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基督教从来没有成功地废除世俗之城及其价值观，但如果我们依然能够把财富和美德两者截然分开，依然能够关注一个人的美德，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那么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一门宗教在西方人心中留下了印象。在几个世纪以来，这门宗教利用手中的资源和名望锲而不舍地在维护一些不同寻常的道理，这些道理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人们的身份。正是那些为基督教服务的艺术家和工匠们的聪明才智使他们的宗教的价值具有了持久的形式，他们通过对石头、玻璃、声音、语言和图像进行处理，把基督教的价值观变得真实可感。

在现今世界里，世俗建筑在持续不断向我们讲述世俗权势的重要性，但即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大城小镇的上空耸立的大教堂一直在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精神第一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