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这个十九岁的男人来到了我的故乡，此后的三十年，他缓缓地被这座小城吞没了，人们慢慢遗忘了他。他便像一棵树、一株草、一块石头那样，悄无声息地生长在这片土地上。

一九九二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才刚刚吹入我们这座小镇，日子像变戏法儿似的，一天一个新花样。大人们也都如孩童一般，总是睁大着眼睛，新奇地望着身边每日发生的新变化。

比如，城里那家传了七代人的老牌饭店——和平酒楼被拆了，拔地而起的是一座十六层的大厦，名叫昆嵛大酒店。一块块方方正正的蓝色大玻璃，水晶似的，在日头底下闪着大片大片的光，盯的时间久了，眼睛都会被它们灼伤。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的兴致，这座小镇有史以来最高的建筑物，承载着每个人对新生活的期盼和仰望。在成群结队前来参观的人群中，有天挤进来了个陌生男人，他上身穿一件宝蓝色衬衣，领口不高不低，开了两颗扣子，恰好能隐约瞧见健康的胸肌；衬衣别在一条紧身牛仔裤里，裤腰高高的，衬得他更显挺拔修长；他的皮鞋擦得锃亮，鞋尖处还溜着光。没有人认识他，所有人却免不了都要看他一眼，他神态悠然，气定神闲，接受着众人的瞩目，好一副摩登气派。这时一个孩子扯着清亮嗓子的喊叫声打破了人们骚乱又神秘的情绪，他尖叫了一声：“妈妈，他是个瞎子！”

那位年轻的母亲赶忙揍了儿子的屁股两下，满是羞态地看了男人一眼。高瘦的男人摘下墨镜，冲着这对母子笑了笑。他一笑，薄薄的唇灿烂地咧开，露出一对虎牙、一对酒窝，一双俊俏的桃花眼扑闪扑闪地眨着，把女人的脸看得更红了。这座小镇上，人们第一次瞧见戴墨镜的男人，和电影海报里的那些电影演员真是一模一样。年轻一些的小伙子们投来艳羡的目光，女人们只能用余光偷偷地看，看得仔细了，便会发现那镜片上还弥散着霓虹色的光，在太阳底下，就更好看了。

又比如，镇中心老夜市所在的一块宝地上，那只陪伴了这座小镇七十多年的铜牛被搬走了，据说那还是民国时期蒋介石赐给登州府的祥瑞礼物。老人们纷纷哀叹世风日下——这是要破风水的。但一排排水泥砌的方格子状的小房子还是如雨后春笋般在街道两旁蹿了出来。早市、夜市那些平日里闲散着摆地摊儿的摊主被统一安排到了右街的商贸市场中，人们在一片骂骂咧咧声中调侃着自己：好似一头头猪被人圈养起来了。政府满怀雄心命名的“振华商贸市场”没人叫，大家伙儿私下悄悄自发地起了一个新名字——“小猪圈”。但没过多久，这些摊主就意识到了“小猪圈”的好处：整齐划一的店铺、干净明亮的过道、分门别类的管理。“小猪圈”越来越有名气，俨然成了小镇最繁华的所在，老百姓们皆慕名而来。时间久了，大家心中一致认为，要想买到好的东西，在集市上是不成的，必得到“小猪圈”里来。摊主们也不再自视为摆地摊儿的了，纷纷改口称自己是商户。

那条后来被叫作“步行街”的街道左侧，景象更是一时无两、繁华无双，一间间各具特色的店铺鳞次栉比，宣告着一个沸腾时代的到来。

小香港便在其中——步行街上唯一的一家理发店名叫小香港，理发师是那个喜欢戴墨镜的男人。

小香港不是本地人，人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便跟着店名唤他，于是这个年轻的男人，在这个小镇有了新名字：小香港。他的到来给这座偏安一隅的东海小城带来了不小的热闹和风波。几十年里，镇里的理发师多是女人，虽也有几个年纪大些、鬓发苍苍的老先生，但这么年轻的大小伙子做理发师，人们还是头一次瞧见。况且他店面外还挂着一张四四方方的告示，清清楚楚写着：本店服务项目除理发外，也可单独洗头或吹头，价格干净，童叟无欺。男人们见了，扯着嗓子喊，谁会闲得专门去洗个头啊，再说一个大老爷们儿给另一个大老爷们儿揉揉搓搓的，害不害臊；女人们也觉得不好意思，想想自己的发梢在一个年轻小伙子的手指尖缠缠绕绕，脸上就浮出了一朵朵恋爱的绯云。

但小香港长得是真好看，面若冠玉，唇红齿白，一米八的个头儿，肩膀是肩膀，腰身是腰身，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太羸弱了些，扎在北方男人堆里，就更显得有些弱不禁风了。但这也给他添置了些惹人怜爱的气质，尤其是配上大笑起来时露出的一对虎牙，让人没法儿不爱他。很快，“小猪圈”里的一群女人就在连日窃窃私笑声中推选出了一位胆子大的代表，将她推推搡搡着挤进了店门——专门卖广东牛仔裤的马秋妮，就这样成了小香港理发店的第一位客人。

马秋妮不仅在小香港洗了头、吹了头、理了头、烫了头，而且还把头发染成了亚麻色。这件事一下子在小镇炸开了锅，人们纷纷前来围观历史上第一个把头发染了色的女人，大家都说她像香港的女明星，真好看。小香港一夜之间火了，在这个小镇最繁华的中心地带，理发店门前那两个灯柱子模样的发光装置二十四小时不停歇地闪烁着，尤其是到了夜里，霓虹色的光恣意飞舞，仿佛这里真是电影里的香港。

第二年春夏之交，小香港买回来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每天傍晚，他都会定点打开电视，收看一部名叫《新白娘子传奇》的电视剧。那时大多数人家都还没有彩色电视，一开始只是几个相邻店铺的大人小心翼翼地前来打听，说家里的孩子们特别想看白蛇传，能不能让他们跟着看一会儿。小香港一家接着一家应承了下来，店里的孩子便越来越多。小香港喜欢小孩子，孩子们也喜欢小香港，到了傍晚放学时分，小香港里不仅有彩色电视，有白蛇青蛇，还有瓜子、奶糖和苹果。

平日里，小香港话不多，他说不好本地的方言，偶尔与人交流，总是操着一口吴侬软语。但这却不妨碍人们喜欢他，因为他和谁说话都是彬彬有礼的，又爱笑，那笑清冽干净，连着同他说话的人都倍觉神清气爽。渐渐地，越来越多认识的、不认识的女人拖家带口地搬着板凳来到小香港门口，看电影似的隔着窗户看电视。小香港有些惶恐，却毫不吝啬，他干脆把电视搬了出来，一时间天上繁星密密点点，地面人群熙熙攘攘，天地之间，好不热闹。

我第一次见小香港，是在一九九三年的夏天。

那年我五岁，邻家大我一些的孩子带我一起去看电视。远远地，我看见一个仪姿风流的年轻男子，斜倚在门口的栏杆上，静静地看着自家门口前一大群陌生人围在他的电视机前喧嚣聒噪地叫着，闹着，欢笑着。他微微仰起脸，望向天空。夏日白昼渐长，已近七点，东升的月亮与西落的太阳同时悬挂在青明色的天幕上，若瞧得仔细，便能隐约看见几颗最亮的星也不甘寂寞，奋力地闪着光。几丝流云悠悠地走，它们不在意人间的步履匆匆。他吐出了一圈又一圈清清淡淡的烟，烟软软地在空气里弥散，一些飞走了，一些又落回了他脸上。在霭霭的烟火气中，他浮现出了一种淡淡的、愉悦的、心满意足的笑容。

他似有一种亲切感，这个小城正是他的家乡，眼前闪烁着的身影，都是故人。

再见到小香港，已是近三十年后。

二〇二二年春，在全世界蔓延了三年的新冠疫情依然没有缓和的迹象。德尔塔病毒来势汹汹，香港、深圳、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纷纷陷入了与病毒的苦战，我的家乡小镇也未能幸免。春节过后，因各地疫情严重，小镇被迫临时封城，我被困在了故乡半年之久。起初因工作被耽搁，心中难免烦闷焦急，但外力不可拂逆之事，只能靠内力慢慢调整心绪，于是我每日在家看书、写作，倒过起了一段“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闲适时光。渐渐地，脸也懒得洗了，胡子几日不刮，头发长到十几厘米，整个人看起来邋里邋遢。以往受工作性质的影响，常要露脸做节目，每日都要早起洗脸、吹头发，如今过上这样松散的日子，我倒是大大体味到了孙猴子逃离五行山的快感，甚是自在开心。但父亲母亲却似乎受不了我的糟糕形象，一解封，母亲便拖着我理发去了。

那日春风平静，樱花已落，梨花跟了上来。路两旁还有几株大玉兰开得长久，粉白的、朱红的，掩映在排排绿柳之间，分外妩媚。母亲替我约了一位理发师，据说是小镇这几年最受欢迎的理发店里的首席。春光甚好，又因多日未曾外出，我便提议与母亲一同漫步前往，母亲欣然同意。

虽常回故乡，但多是看看父母，吃顿便饭，片刻即走。来去匆匆，尚不如候鸟——候鸟还能短暂停留。小镇已是一派新天地，我却浑然不知晓。城市在向东发展，东城道路宽阔，景观精美，高楼挺拔；市政府、城市图书馆与公园错落有致；天然的丘陵山脉如一张张秀美的屏风间隔其中。回想我往日去过的许多发达国家的最现代的城市，其面貌也不过如此。我望着如今的故乡，心里情难自抑地涌出一些感动，既因为这片土地，也因为这土地上世世代代辛苦勤劳、日耕月织的父老乡亲。

自东城向西穿越老城，却另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小猪圈”早已没落，曾经辉煌一时的金都大厦、昆嵛大酒店等建筑物处处显露着老去时代的面孔，仿佛一座座回荡着遥远钟声的遗迹。往昔那耀眼的蓝色大玻璃窗在夕阳的余晖下喘着沉重的粗气，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尘土蒙上了擦拭不去的斑斑伤痕。时代的车轮在它们身上滚滚而过，贪婪又无情，犹如美人迟暮，空留人落落叹息。

我们走过一条熟悉的街道，我瞧见了一张陌生的脸。

在一张落地的大玻璃窗前，他安静地坐着，痴痴地望着窗外，没有丝毫表情。我仔细凝视他，他应该也来正视我，但他没有，他眼神空落落的，里面什么也没有。他的头发有些衰白，夹杂着一些灰、一抹黄。春意如此浓烈，他却仍穿了一件厚厚的黄色针织毛衣，靠着一把老黄木椅子，端端正正地坐着。他如此沉默，沉默得出奇，反生出一种脱离尘俗的道骨仙姿。我已端详着入了神，母亲的一声哀叹惊醒了我：“唉，小香港啊！”

“小香港？”遥远的记忆自深潜的海水下蓬勃袭来，镜头一下子拉回了三十年前，那杨柳依依、月上枝头的夏日傍晚，那斜倚在窗口的美少年。

我吃惊地回头看了看母亲，又回头望了望那个寂寞的人。

“是啊，以前他是多么风光的一个人啊！我年轻那会儿，大家伙儿都挤破头地去他店里烫头染头，他也不招其他店员，就靠自己的一双手。那时候谁能让他剪个头，可以炫耀好几天呢！”母亲也随我驻足，满眼怜惜。

“那他现在不理发了吗？”我问母亲。

“理不了了，几年前出了车祸，胳膊和腿都废了一只，脑子也不怎么灵光了。现在是他带的两个徒弟在剪，但你看，新开的审美、时尚造型，人家都是什么装潢，有多少员工。况且，实在地说，他的技术也都过时了，没人再来小香港了。”母亲悠悠然看着窗户，像刚刚穿过了一条时光隧道，“如今还来的，也都是一些当年的老顾客，像我这样六七十岁的老人了。”

我犹豫了片刻，跟母亲商量：“我就是把头发剪短，也不需要啥技术，要不我们就在这里剪吧？我要是剪得好，你再剪。”

母亲大方地笑笑：“我怎么都可以，我也不需要啥造型。”

我们进了屋，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热情地招待我们，又是端茶又是倒水。母亲与他聊得火热，我则急切地扭头望向小香港，试图捕获他新的神情，他只是微微冲我们笑了笑，又那样空空地望回窗外，一脸茫茫。

店里一共有两位理发师，年纪二十岁左右的叫阿城，高高瘦瘦的，打扮时髦，性格也热情活泼，听口音应该是东北来的，一打听，果然，是沈阳人。年长一些的，约莫四十岁，不怎么爱说话，体态微胖，显得容貌也憨厚可掬，阿城唤他大强哥。

阿城给母亲剪发，大强哥给我剪，店里没有其他客人。阿城是个话痨，母亲也不遑多让，两个人闲聊起来，越聊越兴奋。

母亲说：“以前咱们胶东的人都去闯关东，现在东北却留不住人了。你看咱们这儿的年轻人，一多半都是东北来的了。”

“是啊，咱们这儿我们老乡贼多，好多也都是爷爷辈从山东去东北的，现在又回来了。谁叫俺们那儿这些年发展得不好呢？唉……”也不知阿城是真遗憾，还是假抱怨，他说起话来宛若一只童真的百灵鸟，一个腔调转着一个腔调，听不出一丝愁绪。

“都不容易啊。”母亲只要遇到自己解释不清的事，就会说一句“都不容易”收尾。这句话有魔力，可抵万事，解百忧。

我安静地听着母亲与阿城热切地闲聊，偶有趣处，我从镜子里悄悄观察大强，他弥勒佛一样的脸上也会露出微微笑意，笑容亲和慈悲。

我对新发型很满意，母亲倒是颇有微词。她在小香港里当然表现得很得体，连连称赞，回家后却对着镜子几番审视，换着角度问父亲，是不是刘海太短，后脑勺儿太高，又念叨，人老了，不能再剪这么短的头发了。父亲笑笑，并无应答。

母亲六十岁了。岁月终于在她的脸上留下了痕迹。她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标准的大美人，如今年纪大了，对自己愈发变得挑剔。母亲并不情愿接受衰老这件事：比如，她变得越来越不爱拍照了；再比如，去商场试衣服，不过几件，情绪便会变得焦急暴躁，因为过往中意的衣服，再穿在身上，已不是那个味道了；又比如，她常常觉得日子空虚无聊，只有偶尔提起年少时光，眼睛里才会闪过几分神采，却也转瞬即逝。

也许是我亦不再青春，才突然意识到母亲是真的老了。

我看着镜子前的母亲，又想起了小香港。

他曾有着一副轰动小城的好皮囊，一段快意风流的好时光，三十个春秋不长不短，他何以成了如今这般模样？

我向母亲打听，可她也只了解一些只言片语，她建议我再去找找大强，或许他会有答案。

次日早，我又来到了小香港理发店，店面尚未正式营业，只有大强一人在清扫。我真诚地表明来意，我说我是一个写文章的，大强笑笑说一看我就是个文化人。我说我三十年前曾见过他师父，大强说他师父一生坎坷。我说我对他的命运充满关心，大强说那他试着跟我说说师父的往事。

这个男人的半生，渐渐在我眼前清晰明亮。

故事还要从周建平讲起。

一九九一年，二十三岁的周建平告别了家乡的土地，在城里开了一家售卖五金零部件的小店铺。当年秋，周建平跟随老乡一同去浙江温州进货采购。初到温州，一下火车，已是轻车熟路的老乡们说先带他享享福，几个人来到了一家装潢显阔的美容美发店，三四位衣着鲜艳、妆容明媚的女人热情洋溢地迎了上来，寒暄不过片刻，她们便一人带着一位老乡进了里屋，说去洗头。老实木讷的周建平平生第一次见这样的阵仗，整个人吓得晕晕乎乎，直愣愣地傻站着，不知所措。一个梳着马尾的女孩子前来挽他的胳膊，她挺着大大的胸脯，一半雪白的球体赤裸在外，周建平的眼珠子转都不敢转。他只得抬头盯着天花板，连连摇头，嘴里念念叨叨：“我不洗我不洗，我没有钱。”女人笑得咯咯响，笑声越来越远。不一会儿，一个年轻男孩子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那我给你洗吧，放心，正规的，只要两块钱。”

周建平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听了他的话，呆呆地跟在他身后。周建平活了二十三年，第一次感受到有人可以把头发洗得这么舒服。男孩的手指肚像一只只小蚂蚁，在他的头颅上长征、跳舞、歌唱。他很想笑，又不敢笑，他憋着笑，偷偷睁开眼，瞧见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也正看着他。周建平心里刚冒出来一个问题，嘴巴一张就问出来了：“你这双眼睛，睫毛怎么那么长？”

一九九一年，十八岁的杨扬从苏州投奔嫁到温州的表姐，在姐夫的理发店里做起了学徒。是年秋，杨扬遇见了自胶东来温州采买的周建平。一九九二年春，杨扬来到了这座小城——周建平的故乡——他开了一间理发店，名叫小香港。

周建平的五金店搬迁进了“小猪圈”，生意日益红火；杨扬的理发店开在了步行街的正中央，名气如日中天。两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哪里知道人世凶险，正沉浸在玫瑰色的青春幻想里不可自拔，自以为可以凭借善良与努力偷得浮生，却不知命运汹涌，来日变故一重接着一重。重重困厄，皆是命定。

一九九七年秋，小香港来小镇的第六年，那年香港真的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周建平却结婚了。

两人约定最后一次见面。小香港给周建平洗头，周建平躺在软软的椅背上，他睁大着眼睛，从下往上直扑扑地望着小香港，他说：“我对你是真的，可我没办法了。我对不住你。”

小香港俯着身子给周建平洗头，他一根一根地摸着这些他曾轻抚过千万次的短发，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仔细。泡沫在发梢上堆起了一层层云朵，不一会儿就幻灭了。他说：“我明白的，我都懂，你要好好待人家。”

这个城市不知道小香港的秘密。

几日后，周建平大婚。小香港关了店门，喝了一整天的酒。他撑起身子想在屋子里走走，可没走几步，他的五脏六腑就把他绞得生疼。他实在疼得撑不住了，疼得连喘一口气的力气都没有。马秋妮——他在这个小城的第一位顾客，也算是他唯一交心的朋友——来看他，他忍不住向她倾诉了所有的疼。马秋妮把他的脑袋抱进自己怀里，哄啊哄，哄啊哄，哄了一整晚，等到他哭累了，入睡了，才悄悄离开。

第二天，小镇起了风暴。

人人都说，小香港是个二刈子，是个精神病，是个大变态。男人们见了小香港都躲得远远的，生怕这种病传染给自己；女人们见了小香港也躲得远远的，生怕这种病传染给孩子。也有些浑不论的年轻人，会故意等在某些地方堵他，见了他，便要扒他的裤子，他们说非得亲眼验证一下，他裤裆里到底有没有长男人那玩意儿。

朝去夕来，故人变恶鬼，他乡成地狱。

小香港彻底崩溃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彻底消失在这个小城的视野里。又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听闻小香港又重新开门营业了，价格降了大半，而且店里还多了两个理发师：一个年纪大一些的女理发师和一个年轻的男理发师。人性健忘又贪婪，慢慢地，消失的客人们又渐渐回来了，好似小香港从没得过“病”，又似他的精神病已经治好了。

眨眼又九个秋天。

二〇〇六年夏天刚过，三十八岁的周建平发觉自己连着几天总是大便出血，偷偷吃了很多偏方也不管用，直到最后晕倒在厕所里，才被送去医院。一检查，肠癌晚期。

“天塌了。”周建平在医院里刚睁开眼，就听到老婆张如娟淡淡地和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她坐在病床边的一条四腿板凳上，也许是坐的时间太久了，整个人显得僵硬麻木，看不出有什么表情，也似乎毫无悲伤。她才不到四十岁，皱纹却已密密麻麻地爬在她的眼窝里、嘴角上。她看见丈夫醒了，只是嘴角动了动，好像要死的是她自己，铆足了劲儿吐了最后一口气，只剩下一副干瘪的空皮囊。

周建平与张如娟结婚九年，有一女一儿，姐姐八岁，弟弟五岁。九年里，“小猪圈”没落了，五金店倒闭了，周建平和张如娟贩卖起了海鲜，两人白手起家，经历风风雨雨，日子刚有些起色时，周建平的小舅子、张如娟的亲弟弟来给他们打下手，把两人的积蓄全都卷走了。家里报了警，警察说查到他搞传销去了，从此杳无音信、人财两空。夫妻二人不甘失败，从头再来，又卖起了蔬菜，正是艰难的时候，周建平倒下了。

麻绳专挑细处断，噩运只找苦命人。

周建平说不治了。张如娟说治。周建平说上哪儿去弄钱治。张如娟不说话。

二〇〇六年的槐树花开得格外香甜，蜜蜂嗡嗡嗡的叫声宛如盛夏协奏曲。小香港正准备送上一位客人出门，就瞧见一个女人面色冷清地推开了门。

九年来，小香港从没与张如娟正脸撞面过。可怨这小城太小，在七里塘农贸市场门前、在实验中学门口、在周建平家楼后的拐角处……小香港其实见过这个女人很多很多次。

“我来求你救救建平，他肠癌晚期，医院说要尽快做手术，我们没钱了。”张如娟死死地盯着小香港，腰杆儿挺得笔直，她一个字一个字咬得真真切切，却并非求人的口气。

小香港的脸忽一阵红，忽一阵白。围观的人面面相觑，平日里能说会道的女人们一秒间都变成了哑巴鹦鹉，只能干愣愣地坐着，一动也不敢动，生怕发出一丝声响。就连门口槐树上轰鸣的蝉和采蜜的蜂，也都噤了声。

“救，多少钱都救，钱我有！”小香港说。

关于小香港的风暴再度在这个小城崛起了，只不过，这风暴是在每个人的眼里、心里、神经里。没人敢开口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大家只是稀里糊涂地看着，看着张如娟日日风雨不动地带着一双儿女早出晚归地摆摊儿赚钱，看着小香港月月沉默无声地带着周建平从小镇去了青岛、济南、杭州、北京……

周建平说：“不治了。”小香港说：“治。”周建平说：“我没钱了。”小香港说：“我有。”周建平说：“那是你的钱。”小香港哭了，号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哭得那叫一个震天响，哭得周建平的命都要没了。

一九九七年，周建平来和小香港告别，说他要结婚了。小香港笑着送他走，没落一滴泪。

周建平摸着他的头发说：“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我不值得。”

小香港把头往病床前靠，好方便他摸：“是你对我好，我这辈子没人珍贵我，只有我妈妈珍贵我，可她去得早，狠心留下了我一个人。爸爸说我是怪胎，喝点儿酒就拿铁棍打我。我十三岁就辍学打工，四处漂泊，任人欺辱。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只孤魂野鬼，只有你不嫌弃我，尊重我，给了我一个家。我这一辈子，要说没白来，也只是因为有你和我妈妈的缘分。”

周建平笑着说：“我哪儿敢嫌弃你，我长得那么丑，你长得那么好看！”

小香港也抹着鼻涕笑：“你才不丑，你最好看！”

周建平说：“你当年为什么不走？还留在这里做什么？”

小香港说：“当年我从温州随你来，你给了我你所有的积蓄。你说你得为我负责，给我在这儿安个家。我哪儿也不去，小香港就是我们的家，我也想着总有一天要把这些钱还给你。”

周建平玩笑着说：“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我的命贱，你的钱我可不要，这可是催命钱啊！”

小香港又哭了：“这是救命的钱，别说是钱，就是拿我的命换你的命，我也心甘情愿。我的命不值钱，可你的命贵重。你要赶紧好起来，你还有老婆、孩子要养，孩子们多无辜。你这次要像个男人扛起来啊，不要像当年，就那么把我一个人抛下了。”

周建平也哭了：“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如娟。”

二〇〇七年冬，周建平去了。

周建平葬礼那天，风特别大，但雪花很小，在天空里零零落落，如纸做的蝴蝶。

天色尚未清，周建平的父母、大姐，张如娟的母亲，以及家族中几位血脉亲近的男人来送周建平的遗体去火化。小香港也来了，是张如娟打电话叫他来的。他站在人群的最后，遥远地看着。殡仪馆说只能进三个人，张如娟转身跟小香港说：“你带着两个孩子进去，看他最后一眼。”

小香港满眼惊恐，手足无措，连声推辞。张如娟坚持这样做，她的语气镇静平和，却果断干净：“你听我的。”

小香港小心翼翼地将目光投向周建平的父亲，老人家低头不语，其他人也都默不作声。

小香港牵着周建平与张如娟的一对儿女的手进了火化室，六岁的小儿子周星星问九岁的姐姐周梅梅：“姐姐，爸爸这是要去哪儿呢？”周梅梅不知道怎么回答，挂着泪珠抬头望小香港。小香港一手搂着姐姐，一手搂着弟弟，说：“爸爸要和我们玩捉迷藏的游戏呢，他躲在另一个世界，那里有很多小天使和小怪兽，等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的。”

葬礼结束后，按照风俗，周家要张罗一桌酒席宴请来送殡的亲朋好友，名曰“诀别酒”。小香港没有身份参加，转身要走，张如娟拉过一双儿女，让他们跪下来，给小香港磕了个头。

“这使不得。”小香港弯腰扶起他们，他曾缎子似的腰身已近佝偻。

“你别介意，老人们心里多少过不去。”张如娟态度寡淡如旧，“可这一年多来，你为建平舍了命似的，我们也不瞎，都看在眼里。”

小香港不知该说一句什么，此情此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他鼻子泛了酸，不想让张如娟看到他的软弱，他转头离去，墓地里一排排参天的松柏将他掩埋。

他走了好久，风灌到脖子里，一刀一刀地割。

“我恨了你好多年！”背后传来女人的哭声，比寒风还凄冷。小香港站在原地，终于回了头，远远地，他看见张如娟追了上来，像一株孱弱的树，飘荡在一个小小的山头。

一九九七年，小香港被命运又一次抛弃的那一年。林大强来小香港的店里当学徒，他比小香港小五岁，一口一个师父地叫，去了的周建平，他也跟着叫师父。

一九九六年冬，林大强的母亲在“小猪圈”卖杂货，一个跟头栽倒在了地上，医生说可能是脑瘤，要动大手术。林大强人在外地当兵，家里只有母亲一人，小香港在街坊邻居那儿听闻此事后，去医院垫了钱，救了林母一命。次年，林大强当兵回来，林母说：“大强啊，看人要看良心。”林大强说：“我明白，小香港是真汉子。”

店里的学徒来来去去，只有林大强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其间又有关于小香港和林大强的风言风语，林母说：“是非都在人心。”后来，大强娶了个理发师叫小桃，小桃听闻小香港的往事，对他愈加敬重。从此夫妻二人，勠力同心，流言即散。

大强说，人人都以为师父是意外出了车祸才成了今天这副模样，其实他是自己开车撞崖寻死的。因为出事前一晚，小香港曾给大强讲了一个故事，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幼时，我的母亲曾养了一对笼中鸟，它们结伴吟唱，虽是囚徒，苟且偷生，倒也偶得畅快。不料一日风雨大作，雄鸟淋了雨，病死了。雌鸟夜夜悲啼，不肯进食，不几日，也随雄鸟去了。我那时尚幼，不懂情深，只是朦胧间觉得应把它们葬在一起，又想着，要有一天，我能同我的伴儿同生同死，那真是这辈子最大的造化了。可惜天意弄人，他去了，我却没去成。”

大强说：“你听，师父是不是早就有意跟着周师父去了。”

我长叹一声，未有言语。片刻，我又想起了什么，问他：“张如娟与一双儿女后来如何？”

张如娟来过两次。

第一次，她是来给小香港道歉的。她说这事埋在她心里太久了，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当年新婚夜，张如娟和周建平因琐事大吵了一架，气急败坏中，她把以前听到的流言蜚语都发泄了出来，大骂周建平和小香港是两个变态。周建平面红耳赤，悲愤交加，去河边独坐了一夜。张如娟以为他新婚夜弃自己于不顾，真的去找小香港了，便去找媒人大闹了一场。第二天，满城皆知，小香港是个二刈子。

小香港听着张如娟一悲一慈地倾诉，好像这些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他拍了拍张如娟的肩膀，安慰她说：“没事儿了，都过去了。”

张如娟问小香港：“有没有恨过建平，恨过我？”

小香港低头长叹：“怨过，但没有恨。我也不能恨你，咱仨都是苦命的人。”

张如娟说：“我也不恨他。我俩是中学同学，他念书好，心眼儿好，我其实稀罕他好多年了。那时我婆婆闹自杀，逼着他结婚，是我找的人主动去说媒的。我知道他不爱我，但他对我的好，我也说不出半个不字来。”

小香港说：“要是以后有什么难处，你尽管来找我。”

张如娟说：“不了。这么多年，你能一个人做的，我也能。只要不看见你，建平就还是我一个人的。”

小香港噙着泪，张如娟也是，都不怕对方笑话了。

第二次，是小香港出车祸后的第二天，张如娟带着女儿周梅梅和儿子周星星来给小香港送了一万六千块钱。大强推搡不过，他知道，这该是他们娘儿仨所有的积蓄了。

听说张如娟搬去了另一个小城，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她。

小香港总是糊糊涂涂的，偶尔清醒。大强说这样也好，他把世间的烦恼都忘了，这座小城也把他遗忘了。没有人再特别地瞩目他，他就像这座城里本来就长着的一棵树，一株草，一只飞鸟，自然而然地存在着。

他一辈子都只想做个普通的正常人，如今这愿望，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