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我是你爸爸。你很快就会醒了，这里是赫尔辛堡，时间是平安夜的早晨，我刚才杀了一个人。没错，我知道，童话故事的开头一般不是这样的，可我刚刚夺走了一条人命！那么问题来了，我该不该告诉你被我杀掉的那个人是谁呢？

也许不应该。因为大多数人都一厢情愿地相信，每一颗停止跳动的心脏都值得我们一视同仁地悼念，绝对没有高低贵贱、亲疏远近之分，假如有人问我们：“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吗？”大多数人都会响亮地回答：“是的！”然而，如果有人指着某个我们爱的人问：“那这个人的生命呢？”答案恐怕就不会那么一致了。

假如我杀的是个好人呢？一个被爱着的人呢？一个有价值的人呢？

假如死去的是个孩子，又会怎么样？

她今年才五岁。一周之前我遇见了她。医院的休息室里有一把红色的小椅子，那是她的。她刚来的时候，椅子还不是红的，但她看出椅子想要变成红色的，就帮了点忙，把它涂成了红色，足足用了二十二盒蜡笔。这倒没关系，反正她负担得起，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会送她蜡笔做礼物，仿佛她可以用蜡笔把自己身上的病涂抹掉似的，仿佛那些针头和药片见到了五彩的颜色，就不再是针头和药片。当然，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她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但为了不辜负他们的好心，她必须假装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于是她每天都在纸上涂涂画画，因为这样可以让所有的大人都高兴起来。到了晚上，她还会给椅子涂颜色，因为它真的希望变成红的。

她有一个毛绒玩具，一只兔子。她叫它“渡渡”。给兔子玩具取名字的时候，她刚刚学会说话，大人们猜测，她之所以叫它“渡渡”，是因为发不准“兔兔”的音，可她是真的想叫它“渡渡”，因为它的名字本来就叫“渡渡”，不能随便给它改名——哪怕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个道理也不难理解，对不对？渡渡有时候会觉得害怕，它一害怕就必须坐在那把红椅子上，虽然并没有临床证据表明红色的椅子能够让你不那么害怕，但渡渡不知道这一点。

渡渡害怕的时候，小女孩会坐在旁边的地板上，拍着它的爪子，给它讲故事。有天晚上，我躲在走廊的角落里，听见她说：“我很快就要死了，渡渡，每个人都会死，只不过，大多数人几百万年以后才会死，而我明天就可能死。”说完这些，她又很小声地补充了一句：“我希望不要是明天。”

她突然惊恐地抬起头，打量着周围，似乎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然后，她飞快地抱起渡渡，对红椅子小声说了晚安。“是她！她来了！”小女孩低声叫着，跑进她的房间里，钻到她妈妈旁边的被子底下，躲了起来。

我也跑了。我一直都在东躲西藏，因为每天晚上都有个穿着厚厚的灰色针织毛衣的女人在医院的走廊里巡逻，她捧着一个文件夹，里面写着我们所有人的名字。

今天是圣诞前夜，当你醒来的时候，雪很可能已经化了。赫尔辛堡的雪总是化得很快。只有在这里，我才分辨得出风是从地底的什么方向钻出来的。它总是贴着地面刮过来，气势汹汹，就像要搜你的身一样。在这里，打伞的人最好是把伞倒过来拿，才能保护自己不被风吹到。虽然我就出生在这里，但我从来不习惯倒着打伞，所以赫尔辛堡和我永远都不可能握手言和。也许每个人都会如此看待自己的家乡：我们出生和长大的地方从来不跟我们道歉，从来不承认它误解了我们。它只会稳稳地坐在高速公路的另一头，口中念念有词：“你现在或许有钱了，翅膀硬了，可能还会戴着名贵手表、穿着漂亮衣服回到我这里来，但你可骗不了我，因为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什么样的人，不就是个胆小如鼠的小屁孩嘛！”

昨天晚上，我遇见了死神。她和我并肩站在我那辆撞坏了的汽车旁边，到处都有我的血。那个穿灰色针织毛衣的女人不以为然地看着我，说：“你不应该来这里的。”我很怕她，因为我一向以胜利者和幸存者自居，幸存者都怕死，正因为怕死，所以我们才活到了现在。我的脸被切成了碎片，肩膀脱臼，整个身体被困在一堆标价一百五十万克朗的钢材和所谓的“高科技”里。

看到那个女人的时候，我急忙喊道：“带别人走吧！我能找到替死鬼！”

可她只是向前倾了倾身子，非常失望地对我说：“没有这种规矩。况且我说了也不算，我只是个负责物流和运输的。”

“对谁负责？上帝还是魔鬼？还是……别的什么人？”我哭丧着脸问。

她叹了口气：“我最讨厌搞关系，只喜欢埋头做事。把我的文件夹还给我。”

我不是出了车祸才进医院的，我早就住在医院里了，因为癌症。六天前，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小女孩。当时，为了不被护士发现，我正躲在消防通道里抽烟，他们总喜欢絮絮叨叨地提起抽烟的坏处，说得好像香烟真的可以那么迅速地干掉我似的。

通向走廊的门半遮半掩，我听见小女孩和她妈妈在休息室里说话，她们每天晚上都玩同一个游戏。整座医院非常安静，你都能听到雪花落在玻璃上的声音，好像晚安吻一样轻柔。只听妈妈轻声问女儿：“你长大了以后，想要干什么呀？”

其实，小女孩是为了让妈妈开心才玩这个游戏的，不过她假装成为了哄自己高兴。她笑着回答说“医生”和“工程师”，又补充了一个“太空猎人”，她从小最想当的就是太空猎人。

后来，妈妈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睡着了，小女孩守在她身边，继续给那把想要变成红色的椅子涂颜色，还和那只本来就叫渡渡的兔子玩具聊天。“死了以后会不会觉得冷呢？”她问渡渡，但是渡渡不知道，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小女孩往自己的背包里塞了一副厚厚的手套。

小女孩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了我，可她一点都不害怕，这也是我对她的父母非常不满意的地方：他们是怎么教育孩子的？我，一个四十五岁的老烟鬼，隔着消防通道的门玻璃，盯着他们的女儿看，这个小孩却压根儿不害怕！还朝我招了招手！于是……我也朝她招了招手，她握着渡渡的爪子，走到门边，通过门缝和我说话。

“你也得了癌症吗？”

“是的。”我说，因为这是事实。

“你是名人吗？妈妈的报纸上有你的照片。”

“是的。”我回答，因为这也是事实。报纸上只提到了我的钱，还没有人知道我病了，可我不是普通人，连我的诊断报告都能上新闻，我死的时候更不会悄无声息，大家都会知道我的死讯。而这个五岁的小女孩死了以后，没人会写新闻报道她，晚报上也不会出现纪念她的文章。她还太小，世上的大人物已经够多了，没人在意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家伙。而他们之所以关注我，是因为我会给这个世界留下东西，我是有事业、财产和资本的成功人士，我和你们不一样，钱对我来说并不是钱，没错，我存钱，也数钱，但我从来不担心缺钱，钱在我眼里只是数字，是衡量我有多么成功的工具。

“我的癌症和你的癌症可是不一样的呦。”我对小女孩说。这一点是诊断报告里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地方，医生曾经抱歉地和我解释：“你得了一种非常非常罕见的癌症。”

瞧见没有，我连癌症都和你们得的那些普通的癌症不一样。

小女孩镇静地眨了眨眼睛，问：“死了以后会不会觉得冷？”

“我不知道。”我说。

其实我应该说点别的，比如讲几句大道理或者好听的话，但我不是那样的人，所以我只是扔掉香烟，咕咕哝哝地告诉小女孩：“别在家具上乱画。”

我知道你是怎么看我的：真是一个王八蛋。没错，你说得对，不过，绝大多数成功人士可不是后来才变成王八蛋的，我们早在成功之前就是王八蛋了，这就是我们成功的原因。

“得了癌症就可以在家具上画画了，”小女孩突然耸了耸肩，说，“不会有人说你什么的。”

虽然不太明白她是什么意思，我却笑出了声，我上一次笑是什么时候来着？小女孩也笑了，然后她就抱着渡渡跑回她的房间里去了。

杀人是很容易的，一个像我这样的杀人犯，只需要一辆车和几秒钟的时间就能杀死一个人，因为你这样的人相信我这样的人。当你驾驶着几千公斤重的金属制造出来的汽车，以每小时上百公里的速度在夜幕中飞驰，而你最爱的人就在汽车后座上熟睡的时候，假如某个像我这样的人开车从相反方向朝你逼近，你不会想到我的刹车系统可能失灵，也不认为这时的我也许会在座位之间摸索自己的手机，不相信我会超速行驶，或者为了挤走眼中的泪水而拼命眨眼睛，不小心开到反向车道上去，抑或是故意关掉大灯，把车停在111号高速路入口的导流线，只等着过路的车撞上来。你相信我，不觉得我会醉驾，更想不到我打算杀了你。

今天早晨，那个穿灰毛衣的女人把我从残破的汽车里拖了出来，把我的血从她的文件夹上抹掉。

“带走……别人吧。”我恳求道。

她抿着嘴，无奈地用鼻孔深深吸气，缓缓喷出。

“规则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的法力也没那么高，不能一命换一命，只能一生换一生。”

“那就一生换一生！”我尖叫起来。

女人忧伤地摇了摇头，伸出手来，从我的前胸口袋里抽出一支香烟，烟卷已经压弯了，幸好还没碎，她叼着烟，慢慢地吸了两大口。

“其实我已经放弃了。”她戒备地说。

躺在地上流着血，我指了指她的文件夹。

“我的名字在里面？”

“每个人的名字都在里面。”

“‘一生换一生’，什么意思？”

她恼火地嘟囔了一声。

“你可真是个白痴，一直都是。”

在人生中的某个时间段，你可是完全属于我的，儿子。

医院里的小女孩让我想起了你，想起你出世的时候发生的那件事：你哭得很大声，听到你的声音，我头一次为了除自己之外的人感到心痛，意识到自己无法和拥有这种力量的人待在一起。

每个做父母的人，有时开车回到家门口，会先在车里静静地坐上五分钟。这是为了调整呼吸，鼓起勇气，好再次踏进门槛，重新承担起所有的责任，应付那些令人窒息的期待。他们偶尔还会在楼道里愣愣地站上几秒钟，手里拿着钥匙酝酿情绪，并不急于打开家门。老实说，每次没酝酿多久，我都会受不了，产生拔腿就逃的冲动。正因如此，你小的时候，我经常出差，或者找借口不在家里待。你和那个小女孩年纪差不多大的时候，曾经问我整天都在忙些什么，我说赚钱，你说人人都在赚钱，我说：“不，大多数人只是生存而已，他们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价值，其实不是这样，有价值的东西几乎不存在，它们只有价格，价格取决于期望，我就是利用人们的期望来做生意的。世界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时间，一秒钟就是一秒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你现在看不起我，因为我把人生中的每分每秒都贡献给了工作，可我至少没有浪费时间，我为那些分分秒秒找到了正经的归宿。你朋友们的父母又把时间用在了哪里？是烧烤派对、泡吧还是打高尔夫？度假还是看电视？他们会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

你现在恨我，但你曾经也是我的。有一次，你坐在我的腿上，被满是星星的天空吓得瞪大了眼睛，因为你听别人说，星星并不是真的在我们的头顶，而是在我们脚下，因为地球转得很快，所以假如你又小又轻，很容易被地球甩出去，掉进群星之间的黑暗深渊。当时，前廊的门敞开着，你妈妈在听莱昂纳德·科恩的歌。我告诉你，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舒服的山洞里面，天空就是挡住洞口的透明罩子。“那星星是什么？”你问。我说，星星是夜幕上的裂缝，透过这些裂缝，光才能照进来。我又说，在我心里，你的眼睛是和星星一样的东西，也是透光的裂缝，光顺着这样的小裂缝一点一点地漏出来。你听了哈哈大笑，那以后你还这么大声地笑过吗？我也笑了。我，一个立志过得比任何人都要好的人，却有个宁愿活得平凡普通的儿子。

客厅里，你妈妈调高乐曲的音量，笑着跳起了舞，你往我的腿上又爬了爬。虽然好景不长，但那时我们是一家人，我属于你们两个，哪怕只是暂时的。

我知道你希望自己有个平凡的父亲，不用出差、没有名气、仅仅被自己的孩子关注就感到很快乐，不需要别人的注目。你不希望每次说出自己姓什么之后，都会听到有人问：“不好意思，你爸爸是不是……”可我远没有那么平凡，以至于从来没送过你上学，没有拉过你的手，没帮你吹灭过生日蜡烛，没让你把小脑袋靠在我的锁骨上，听我读睡前故事，更不会在第四个故事读到一半的时候躺在你的床上睡着，然而你会拥有其他人渴望的一切：财富与自由。没错，我抛弃了你，可我至少在抛弃你的同时满足了你物质方面的所有需要。

但你关心的不是这些，对吗？你是你妈妈的儿子，她比我聪明。因为这个，我从来没能彻底原谅她。她也比我感性，这是她的弱点，意味着我可以用言语伤害她。你可能不记得她是什么时候离开我的，那时候你还很小，我竟然丝毫没有注意到她离开了我。一次旅行之后，我回到家，过了两天才意识到你们两个已经都不在那里了。

过了几年，你十一、二岁的时候，你们两个不知为了什么大吵一架，你半夜坐巴士来找我，说想和我住在一起，却被我拒绝了。你完全不知所措，坐在我家走廊的地毯上哭个不停，一会儿抽泣，一会儿哀嚎，尖叫着说这不公平。

我看着你的眼睛，说：“人生本来就不公平。”

你咬住自己的嘴唇，垂下眼睛回应道：“算你走运。”

也许就是从那天开始，你不再属于我，我失去了你，但我对此也并非十分确定，因为，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说明我错了，人生其实是公平的。

四天前的那个晚上，小女孩又跑过来敲我的窗户。

“你想玩吗？”她问。

“什么？”我说。

“我很无聊。你想玩吗？”

我告诉她该睡觉了，因为我就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残忍的人，会对一个快要死了、想和我玩的五岁小女孩说“不”。她抱着渡渡朝自己房间走去，半路上却又回过头来，看着我问：“你也很勇敢吗？”

“什么？”

“大家总是说我很勇敢。”

看到她的眼皮抖个不停，我诚实地回答：“不要那么勇敢，要是你害怕，那就害怕好了，害怕的人才会活下来。”

“你呢？你怕那个拿文件夹的女人吗？”

我冷静地嘬了一口烟，慢慢地点点头。

“我也是。”女孩说。

她转过身去，抱着渡渡继续往房间走，那一刻，我突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也许我的身上出现了大裂缝，里面的光趁机漏了出来，要么就是外面的光漏了进去。我不是魔鬼，我认为癌症也应该有年龄限制，于是我在小女孩的身后叫道：“但今天晚上你不用害怕，我会在这里守着，不让她今晚去找你。”

女孩笑了。

第二天早晨，坐在走廊地板上的我醒过来，听到小女孩和她妈妈在玩一个新游戏。妈妈问：“你想邀请谁参加明年的生日派对呀？”尽管她知道女儿不会再有下一个生日派对。小女孩也很配合地陪妈妈玩游戏，她报出了一大串自己喜欢的人的名字，对一个五岁的小孩来说，那真是一张很长很长的名单，而且我的名字也在里面。

我是个利己主义者，你应该早就知道了吧，你妈妈经常尖叫着大骂我自私自利，从来不为别人着想，只知道媚上欺下。她说得对，我不停地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直到最后不再有人踩在我的肩膀上。

可你知道我自私到什么程度了吗？你既然知道我什么都能用钱买到手，世界上也没有我卖不出去的东西，那你觉得我会不会踩着别人的尸体当垫脚石呢？我会杀人吗？

我从来没告诉过你，我曾经有个双胞胎兄弟，我们出生的时候他就死了，也许因为这个世界只能容下我们两人的其中之一，而我的求生欲更强，想要的更多。我是踩着他的尸体爬出我妈妈的子宫的，从那时开始，我就是赢家。

拿文件夹的女人不止出现在医院里，许多照片上也有她。有时候，我妈妈晚上一个人喝得醉醺醺的，会忘记把这一类的照片藏起来。从照片上，你会看到那个女人无处不在，有时鬼鬼祟祟地躲在窗外，并不处于镜头的中心，有时则是走廊里的一团模糊的暗影。其中一张我们出生之前的照片里，我父母在加油站排队，她就站在他们身后，怀着孕的妈妈大腹便便，爸爸在笑，我从来没见过他笑得如此开怀，在我的记忆中，他偶尔只会微微一笑。

五岁的时候，我在铁轨旁边看到那个拿文件夹的女人，我打算横穿铁轨，她却从铁轨对面一下子蹿过来，嘴里喊着什么。我惊呆了，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火车转瞬之间开到了面前，巨大的轰鸣声吓得我跌倒在地，火车离开之后，她也不见了。

十五岁的时候，我和最好的朋友爬到库拉博格的海边礁石上玩，爬了一半的时候，一个穿灰毛衣的女人与我们擦肩而过。“小心点，这些石头下雨的时候会很滑。”她嘟囔道。直到她消失，我才想起她是谁。一个小时之后，天开始下雨，我最好的朋友脚上一滑，摔破了脑袋，为他举行葬礼的时候，雨还在下，似乎根本不打算停下来。离开教堂时，我看见那个女人站在外面的广场上，撑着一把伞，可雨水依然星星点点地打在她的脸颊上，简直跟赫尔辛堡的雨一个德性。

我爸爸生病时，我在护理中心他的房间外面看到了她，那是他在世的最后一晚。当时我从厕所出来，她没注意到我，依然穿着那件灰色毛衣，拿一支黑铅笔在文件夹里写写画画。第二天早晨，爸爸去世了。

妈妈生病时，我在国外工作。和我打电话时，她的声音很虚弱，好像耳语：“医生说一切正常。”这是为了不让在外工作的我担心她会突然死掉。我的父母总是希望一切看上去都正常，自从我的兄弟死去之后，他们就只求和普通人一样，过平淡的日子，也许这就是我变得出类拔萃的原因——出于和父母对着干的叛逆心理，立誓绝不随波逐流。妈妈去世后，我聘请了一位评估师给她的公寓和财产估价，他把评估照片发给了我，其中的一张里，卧室的地板上躺着一支黑色的铅笔。我回到家时，却发现铅笔不见了，妈妈的拖鞋摆在走廊里，鞋底上沾着几团小小的灰色羊毛绒。

我辜负了你，父亲应该教孩子做人，可是你也让我失望了。

去年秋天，你在我生日那天给我打电话，我四十五岁了，你刚满二十岁，你说你在老蒂沃利大厦找到一份工作。为了给新兴的私人公寓腾空间，市里把整座大厦平移到了广场对面，说到“私人”这个词的时候，你的语气中透着厌恶，因为我们是那么的不同，你看到的是历史，我看到的却是发展，你看到怀旧，我看到弱点。我本可以给你一份工作，甚至几百份工作，但你只想在葡萄酒吧做调酒师，还是在一座摇摇欲坠、一百多年前是个汽船轮渡站的老建筑里。我直截了当地问你是否快乐，没错，我就是如此坦率，你回答：“我很知足，爸爸，我现在的生活已经足够好了。”之所以这样回答，是因为我讨厌“知足”和“足够”之类的字眼，你总是很容易就快乐起来，却根本意识不到这份乐观是一种多么大的福气。

也许你是在你妈妈的强迫下才给我打的电话，她可能已经怀疑我生了病，但你还是邀请我到你工作的酒吧去，你说那里的咖啡座供应丹麦开放式三明治，因为你记得小时候和我搭轮渡去丹麦过圣诞节时，我总会吃这种三明治。你妈妈以前经常唠叨着提醒我，要我陪你做一些特别的事，至少每年做一件，我觉得你知道这一点。可我不习惯和别人坐着谈心，哪怕对方是自己的孩子，我需要时常体验在路上的感觉，于是我带你去旅行，而你却容易晕车，所以我们选择了轮渡。我们都喜欢这种交通方式，不同之处在于，我向往出发，你憧憬归程。我喜欢把一切都抛在身后，你却喜欢站在甲板上，看着赫尔辛堡慢慢出现在地平线上。回家的路途中，自己熟悉的城市的天际线在视野中变得越来越清晰，你爱这种感觉。

去年秋天，我开车来到渡轮码头广场，透过酒吧的窗户看着你，你在调鸡尾酒，逗人们笑。因为害怕自己会不小心告诉你我得了癌症，我没有进去找你，否则你的同情会让我不知所措。况且，当时我已经喝醉了，以至于想起你和你妈妈住过的那座房子门口的台阶，每次我没有遵守承诺去看你，你都会坐在那里等着我；想起你曾经为我浪费掉的时间；想起圣诞节期间的轮渡——总是一大早就开船，这样我们就可以及时回家，让我能喝着酒度过这一天里余下的时间。你十四岁的时候，我们最后一次去丹麦，我在赫尔辛格的一家地下室酒吧里教你玩扑克，给你演示如何识别牌桌上的输家，告诉你那些喝烈酒的家伙通常都是菜鸟，教你利用那些无法理解游戏规则的人来赢钱，结果你赢了六百克朗，我想继续玩下去，但你恳求地看了我一眼，说：“六百已经足够了，爸爸。”

返回轮渡站的路上，你进了一家珠宝店，用赢来的钱买了几副耳饰，我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才想明白，你买这些不是为了讨好女孩，而是打算送给你妈妈。

自此以后，你再也没有玩过扑克。

我辜负了你，我尝试把你培养成心硬的人，你的心却变得很软很软。

昨天深夜，在医院里，拿文件夹的女人进了走廊，看到我时，她停下脚步，但这一次我没有跑，我记得过去我们每一次的邂逅：她带走我的兄弟、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父母。我不会再害怕了，我要为最后的时刻保留些许的勇气。

“我知道你是谁，”我平静地说，语调丝毫没有打颤，“你是死神。”

女人皱起眉头，看起来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冒犯。“我不是死神，”她喃喃地说，“那只是我的工作而已，不能完全代表我。”

我感到呼吸困难，必须承认，在眼下的时刻，这可不是我期待的回答。

女人拉下脸来重复道：“我不是死神，我只是个接人上车和送人到站的。”

“我——”我说，但她打断了我。

“你还真是自恋，竟然以为我跟在你屁股后面追了一辈子，一心想要逮住你。可你不明白，我那是在照看你，我怎么会喜欢你这么个白痴的……”她无奈地揉着太阳穴。

“喜……欢？”我结结巴巴地说。

她伸出手，搭上我的肩膀，冰冷的手指向下挪动，从我的前胸口袋里抽出一支烟。女人点燃香烟，抓紧手中的文件夹，也许是被烟呛到了，一滴眼泪沿着她的脸颊滚落下来，她低声说：“有喜欢的人是违反规定的，会让我们变得很危险，可有的时候……我们都有……工作不顺心的时候，我去接你的兄弟时，你哭得很厉害，我转过身去，一下子看进了你的眼睛里。按照规定，我们不应该这样的。”

我哑着嗓子问：“这么说，你那时就知道……我长大之后会做什么？我将来取得的成就……你全都知道？所以你才带走我兄弟，没有带上我？”她摇摇头：“不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未来的事，我们不过是些干活的，但我在你身上犯了个错误，我看了你的眼睛，那感觉很……疼。我们不应该有感觉的，更不应该尝到痛苦的滋味。”

“我兄弟是我杀的吗？”我抽着鼻子问。

“不是。”她说。

我绝望地抽泣着。“那你为什么带他走？你为什么带走我爱的人？”

她轻轻地把手搁在我的头上，低声道：“我们没有权力决定谁走谁留，这就是我们不应该感到痛苦的原因。”

医生把诊断报告交给我时，我并没有大梦初醒的幻灭感，只是默默地给自己算了一笔账：我一生中做成了哪些事、留下了哪些东西。只有那些软弱的家伙，才会看着我这样的人，指指点点地评论说：“他很有钱，可是他快乐吗？”仿佛这是必然规律，但快乐是给小孩和动物准备的，并不具备任何生物学功能。快乐的人什么都不创造，他们的世界没有艺术，没有音乐，也没有摩天大楼，不需要发明和创新。而所有的领导者、所有你心目中的英雄，他们始终都痴迷于某些目标。快乐的人从不迷恋什么，不会把人生投入治愈疑难杂症或者制造飞机的宏大工程中去；快乐的人不会留下任何遗产，他们只为了活着而活着，是纯粹的消费者。我可不是这样的人。

然而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拿到诊断报告后的当天上午，我沿着海滩散步，两只狗跑进大海，和浪花玩得不亦乐乎，看到这一幕，我不由得很想知道：你是不是就始终处于这种状态，跟它们一样无忧无虑？你能快乐成那个样子吗？这样值得吗？

拿文件夹的女人收回搁在我头上的手，看上去几乎有点惭愧了。

“我们不应该有感觉，但我不是死……那只是我的工作而已。我也有……爱好，比如织毛衣。”

她指了指自己的灰毛衣。我试探着点点头，因为她看起来似乎非常期待我的赞赏。隔着烟雾，她也朝我点点头，我鼓起勇气，做了人生中最用力的一次深呼吸。

“我知道你是来带我走的，我也做好了死掉的准备。”我勉强地说，仿佛讲出一句不情愿的祷告。然而，她接下来说的话比我想象中的更令人恐惧：“我不是来找你的，时候还没到，明天你还会健健康康地活着，你会活很长一段时间，也来得及实现你所有的梦想。”

我浑身颤抖，像小孩一样抱着自己的胳膊，抽泣着问：“那你来这里干什么？”

“干我的工作。”

她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颊，继续沿着长廊向前走，最后停在一扇门前，打开文件夹，慢慢地掏出一支黑色的铅笔，划掉文件夹里的一个名字，然后打开了小女孩房间的门。

前天，我听到小女孩和她妈妈吵了起来。女孩想用牛奶盒做一只恐龙，可是没有时间了，她很生气，妈妈也哭了起来。看到妈妈哭，小女孩没再继续发脾气，但她失望地紧抿着嘴，眼睛委屈地一眨一眨，好像在跳摇绳，她握住妈妈的手，说：“好吧，那么，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怎么样？”

于是她们玩了一个假装打电话的游戏。妈妈“打电话”告诉小女孩，她被海盗绑架，海盗带她去了一个秘密岛屿，让她帮他们建造会飞的海盗船，船造好后才能放她回家。小女孩哈哈大笑，非要妈妈答应等她从秘密岛屿回来之后，她们要一起做一只牛奶盒恐龙。女孩在“电话”里说，她正待在一艘飞船上，和“爱星人”在一起。“是‘外星人’。”妈妈纠正她。“爱星人，”小女孩纠正妈妈，“他们有许多神秘的机器，机器上有大按钮，他们在我的胳膊上贴了管子。爱星人脸上戴着面罩，身体套在那种一动就会发出沙沙的声音的制服里，只有脑袋露在外面，他们小声说着‘这个那个，这里那里，那里这里’什么的，然后从十开始倒数，数到一的时候，你就会睡着，哪怕你根本不想睡！”

女孩陷入沉默，因为虽然这只是个小游戏，可妈妈还是忍不住，再次哭了起来，她只好安慰妈妈：“爱星人会救我的，妈妈，他们是最棒的。”

妈妈不停地亲吻小女孩，护士来了，抱起女孩，放到担架车上，推着她进了手术室。手术室里有各种带大按钮的神秘机器，女孩的胳膊上贴着管子，“爱星人”们穿着沙沙作响的制服，戴着面罩，围在床边观察小女孩，她只能看到他们的脑袋，听见他们小声说“这个那个，这里那里，那里这里”，然后从十开始倒数，数到一的时候，小女孩睡着了，尽管她根本不想睡。

承认自己并非你所以为的那种人，称得上是一种相当可怕的经历。你们这些普通人会尽自己所能地拯救一个孩子，对不对？回答毫无疑问是肯定的。所以，当那个穿灰毛衣的女人打开女孩的房门时，我身体的一部分好像裂开了，因为事实证明，我原来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平凡得多，所以我猛地把女人推开，抢过文件夹，拔腿就跑，一辈子自命不凡的我竟然做出了和普通人一样的反应。

我的车就停在医院外面，我跳上去，一路不停地向前开，车轮在雪地里疯狂打滑，仿佛徒劳地想要抓住什么。我沿着伯格莱登路驶向市区，又顺着海滨大道向北，来到海边，那里有世界上最美的岬角。我在索菲罗城堡的树林间左奔右突，朝拉勒德的那些带露台的房子疾驰，直到抵达111号高速路的入口才放慢车速，在通往主路的导流线上停下车，关掉大灯。一辆运货的卡车驶近了，我踩着油门迎了上去，我不记得撞击的一瞬间发生了什么，只记得撞上去之后耳朵疼得厉害，钢制的车身像锡箔一样皱起来的时候，我的全身都被强光淹没，血流了一地。

女人把我和她的文件夹从汽车的残骸里拖出来，我声嘶力竭地大声哀求：“我能找到替死鬼！”她知道所谓的“替死鬼”指的就是我自己，然而这也无济于事，因为她没法用一命换一命，只能一生换一生。

我躺在地上，赫尔辛堡的风倾巢而出，全部灌进我的衣服里，女人耐心地解释道：“你死了也没用，为了给小女孩换来活下去的名额，要把另一个活人存在于世的记录抹去，所以，假如你甘愿献出生命，我必须彻底清除你曾经活过的痕迹，所以你根本不会死，因为你从来不曾存在过，从来没有降生到这个世界。”

一生换一生，原来是这个意思。

所以，她把我带到你的身边，因为她需要让我知道，做出如此疯狂的决定，意味着我必须放弃怎样的人生。

一个小时之前，我们站在渡轮码头广场，透过酒吧的窗户看你擦吧台。“一旦失去了孩子对你的关注，你就永远不会重新获得它。”你妈妈曾经这样告诉我，“他们不再会像过去那样仅仅出于礼貌而听你讲话，那个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女人站在我旁边，指着窗户里的你说：“如果把你的生命送给医院里的那个小女孩，你就不再是他爸爸了。”

我疑惑地眨眨眼睛，有点没理解她的意思。

“假如我死了……”

“你不会死，”她纠正我，“你只会被抹掉。”

“可是……假如我不曾……假如我从来没……”

看到我傻乎乎的样子，她疲倦地摇了摇头。“你儿子会继续存在，但他会有一个不同的父亲，你留下的一切也不会消失，但它们会变成别人的成就，消失的是你在人间生活过的痕迹，让人觉得你不曾存在过，你们人类总以为自己随时都能为了什么东西献出生命，可你们根本不知道后果是什么。你很迷恋自己给后世留下的遗产，对不对？你无法忍受死去和被人遗忘的感觉。”

我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我设想了一下假如你是我会怎么做，你是否会为了别人放弃自己的人生？我觉得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因为你是你妈妈的儿子，而她曾经放弃过自己的人生——假如不是为了你和我，她会过着一种与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

我转身看着那个女人：“自从生病之后，我每天晚上都会来这里看看他。”

她点点头：“我知道。”

我知道她知道，我现在对某些事的体会加深了许多。“我每天晚上都在想，有没有可能改变一个人。”

“你的结论是什么？”

“我们始终是我们自己。”

她径直朝你走过去，我慌忙喊道：“你要去哪里？”

“我必须确定你的心意。”她回答，说着便穿过停车场，开始敲葡萄酒吧的门。

我跟在她后面跑过去，嘶哑地低声问：“他能看见我们吗？”

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否希望你看到我们。女人转过身来看着我，嘲弄地挑起一侧的眉毛：“我们又不是该死的鬼魂，他当然能看到我们！”

开门的人是你。虽然你耐心地——像你妈妈一样——和穿灰毛衣的女人解释，酒吧已经打烊了，但她充耳不闻，兀自咕哝着说：“给我来杯啤酒。”这时，你看到了我，那个瞬间，我觉得我们两人各自的世界同时停止了转动。

看到我皱巴巴的西装和脸上的血，你什么都没说，你见过我更糟糕的状态。穿灰毛衣的女人吃了开放式三明治，一连喝掉三杯啤酒，而我只要了一杯咖啡。我意识到你做这份工作是真的开心。我们只交谈了几句，因为我想说的太多，反倒不知从何说起，所以总是陷入冷场。你擦净吧台，把酒杯分类放好，看得出你很爱惜它们，你总是小心翼翼地对待喜欢的东西，仿佛它们有自己的脉搏。你显然爱这家酒吧，爱这座城市，爱这里的人、建筑和那延伸覆盖到厄勒海峡的无边夜幕，甚至也爱这里刁钻古怪的风和那支差劲透顶的球队。这里一直是你想待的地方，而我则恰好相反，在这里，你无须刻意寻求正确的生活方式，你从一开始就处于最适合自己的起点。

我告诉穿灰毛衣的女人你对我说过的话：他们把整座蒂沃利大厦平移到了广场对面。没错，这就是父亲们惯常的作风——当着自己儿子的面，给第三个人讲儿子的故事，而不是让他自己来讲。女人频频向我投来不耐烦的目光。

“你不感兴趣？”我问。

“我真的、真的、真的不感兴趣。”她回答。

你笑了，笑声很响亮，听到你的笑，我的心简直要欢快地唱歌。

我提问，你回答。你告诉我，酒吧里的所有东西都是你设计的，目的是向这座建筑的历史致敬。我很想告诉你，你设计得非常成功，我这样说不是为了你——你很快就会忘记关于我的一切，包括我说过的话——而是为了我自己，我真应该对你说出那句“我为你骄傲”的。

你把整个酒吧都打扫了一遍，我跟在你身后亦步亦趋，尴尬地紧握咖啡杯，你转过身来接我手中的杯子，我们的双手短暂地交叠在一起，透过你的手指尖，我感觉到了你紧张的心跳。

你瞥了一眼穿灰毛衣的女人，她正在研究店里的鸡尾酒单，读到“琴酒、酸橙、茴香酒和橙皮甜酒”那一行时，她顿住了——因为这种鸡尾酒的名字叫做“起死回生者三号”，女人笑起来，你也笑了，尽管你们发笑的原因完全不一样。

“我很高兴，你遇见了一个……就是……跟你合得来的同龄人。”你对我悄声耳语。

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我没有说话。

你微笑着亲吻我的脸颊。“圣诞快乐，爸爸。”

我的心仿佛跌落在地板上，你进了厨房，我没有勇气喊你回来，一秒钟就是一秒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然而每个人都会试图讨价还价，所以，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进行各色各样的人生交易，现在轮到我了。

女人喝光了她点的最后一杯啤酒，拿起搁在吧台上的文件夹，和我走到外面的露天座位区。坐在这个地方，赫尔辛堡最美的景色一览无余，但这里却有一种格外沉静自信的气质，因为它深知自己的美丽是根本不需要炫耀的：海中的波浪翻滚涌动，渡轮泊在港口，丹麦静候在海峡另一边的水天相接处。

“需要怎么操作？”我问。

“我们往里面跳。”女人回答。

“疼吗？”我问。

她忧愁地点点头。

“我害怕。”我说，可她摇了摇头。

“你不害怕，你只是难过而已，你们人类分辨不出悲伤和恐惧的区别，它们会带给你同样的感受。”

“因为什么难过？”

“因为时间。”

我朝酒吧的窗户点点头，低声问：“他会记得什么吗？”

她又摇摇头。“有时候，在某些瞬间，他可能会觉得若有所失，但是那种感觉……很快就会……”她打了个响指。

“那个小女孩呢？”

“她会继续过她的生活。”

“你会一直照看他们吗？”

女人缓缓地点点头：“反正我从来都不喜欢那些规定。”

我系好夹克上的扣子，风一如既往地从下朝上吹。“我们去的地方……冷不冷？”我问。

女人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递给我一副针织手套。手套也是灰色的，但其中一只上面有根细细的红线，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剪刀，仔细地把线剪掉，然后抓住我的双手，带着我往里跳。你永远不会读到这些话，永远不会坐在你妈妈家门口的台阶上等我，我也从来没有浪费过你的时间。

我和拿文件夹的女人一起往里跳的时候，最后看了赫尔辛堡一眼，它还是那座你我都熟悉的城市，剪影有着家的轮廓，在这最后的时刻，它终于同时属于我们两个人了。

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好了。

你很快就会醒来，现在是平安夜的早晨。还有，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