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关于平房里的家，最和平的记忆。

我爸爸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但我的户口祖籍，写的是山东莱州。

莱州是这几年换新户口本时才改的名字，以前它还叫作掖县，在山东的东北部，临渤海湾。我不清楚爷爷奶奶究竟是年轻时自己跋涉来了东北，还是在襁褓中便被父辈带着背井离乡。只记得爷爷读过几年书，做过会计，会讲一些东北话，而奶奶只会说山东话。

小时候我见到的第一只螃蟹就来自掖县。在外面和小伙伴玩了一天，回到家，一进门便看到小小的熊猫彩色电视机上摆着一只漂亮的红彤彤的大怪物，梭子形状，两颊尖尖的，有两只威武的大爪子。我妈妈也觉得它长得漂亮，于是摆在了电视机上，下面还压着一盒糕点。妈妈说是掖县的亲戚送了一些珍贵的海产品，奶奶刚拿过来的。

在那个储秋菜的年代，海鲜对于东北来说用“珍贵”来形容并不过分，很长一段时间里，东北价格最昂贵的几家酒楼，无论名字如何，后缀一定是“海鲜大酒店”。

螃蟹给我家带来了一场小战争。妈妈看我高兴，于是自己也高兴，直到她打开糕点发现里面已经发霉长毛，而螃蟹壳子一打开，已经馊了。

我妈妈终于得知真相，是奶奶把礼品留了很多天，能送人的都送人了，剩下一盒糕点一只螃蟹舍不得吃，放着放着，就放坏了，这才拿出来给我这个孙女，说，给荟荟吧。

很多年后我自己定居在了海边，当地的朋友总会叮嘱我，螃蟹和蛤蜊千万不要隔夜再吃，留也留不住的。说不出什么科学道理，只是海边居民的“常识”。我想这或许证明了，我的爷爷奶奶是祖辈带到东北的，对掖县的海，他们一无所知。

我妈，人敬她一尺她和煦如春风，人欺她一丈她上房揭瓦。之后自然又是一通好吵。

她们为一件事吵，为以前的很多事情吵，为基于对彼此的了解所推测出的动机而吵。婆媳之间的积怨是一汪深不见底的油，更原则性的冲突都发生过了，螃蟹只是一点点火星。

鸡也是。

鸡是一种很不友好的动物，居然只长了两条腿。这两条腿在早年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意义又非常重大，它们代表着地位和宠爱，分配不均，就会有人介怀。“有人”就是我妈。

鸡一端上桌，我奶奶便拆了两只腿，一只递给我姑姑的女儿，她比我大两岁；另一只给了怀孕的小婶婶；而饭桌上只有我和姐姐两个小孩。

我妈霍然起身，领着我下桌走了。

这件事完全没有伤害到我，反而因为戏剧冲突短促强烈却又一言不发，在我脑海中深深扎下了根。

四溅的火星里还包括蜂窝煤、我爸的病、大雪天的中心医院、去天津的火车票、卧虎牌羊毛毯……战火燃烧过后，渣滓沉淀进仇恨的油汪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我甚至有些着迷于我妈和我奶奶这两个硬派女人了，相较之下，我沉默的爷爷和爸爸几乎不需要被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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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很多人讲过我的出生。大家都在走廊等，我哭声特别大，旁边有人拱火说这一听就是个大胖孙子，结果抱出来是个女孩。

不知道描述得是否太过夸张——据说爷爷奶奶掉头就走。

他们盼了很多年孙子。爸爸的大嫂甚至为此生了两个孩子，比我大了十岁有余，都是女儿。后来闹翻了，逢年过节都不再出现，这两个姐姐我几乎没有见过。轮到我妈妈生产的时候，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广泛推行，这个生儿子的机会再次被浪费了。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还没全面实行双休日，周六爸妈是要上班的。每个星期日我会去外公外婆家。那边是楼房，有高高的抽水马桶，我坐不上去，外婆就拿便盆给我。洗手间和厨房连着一条短短的走廊，外婆在厨房择菜，四五岁的我正是非常爱学人说话的年纪，在便盆上正襟危坐，绘声绘色地给她学，我妈和我奶奶是怎么吵架的，她说了什么，她又说了什么，邻居探头进来笑嘻嘻说了什么，我妈把人轰走，大吼：“看什么热闹？滚！”

我外公会过来问：“那你觉得是谁不对？”

我装作思考了一下。其实我懂个屁，干脆学着电视里面的台词回答，各打五十大板。

外公就大笑，然后深深地叹息。我妈妈是他们最宠爱的小女儿，大专毕业坐办公室，红着脸话都不说一句，低头看小说，看的是《简·爱》。

我小时候初识字，抓到什么都读，我外公看的苏联侦探小说，我爸看的武侠小说，我小叔订阅的通篇男女生殖科普问答的《家庭医生》杂志——后来他发现我居然在看就连忙锁起来了。但我最喜欢的，是我妈妈看的杂志，封面上有笑容驯顺的日本女人，穿着色彩柔和的针织衫，内容不是讲家居布置就是棒针织法，这些杂志让我模模糊糊想起曾经的她，声线圆润，总是笑眯眯的，和画报上一样温柔。

难道人的婴儿时期也有记忆？反正自打我三四岁记事起，她就是女战神了。

毕竟简·爱也是个烈性女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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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奶奶也是个烈性女子。

短直发，头发花白，面容严肃，法令纹很深，眼皮耷拉着，没有多少笑模样，常年佝偻着背，走路一撅一撅的，身体左右摇摆。因为她是“解放脚”，裹小脚没几年便赶上妇女解放运动，解下了裹脚布，但有些部位还是已经无可挽回地坏死了。我印象中她几乎从来没有脱下过袜子。

偏偏她走路极快。

极快。我和她一起去买过菜。小孩都精力旺盛，我却跟不上她的步伐，人头攒动的菜市场，奶奶从一个摊位赶往另一摊位的时候总是一路“超车”，轻轻拨开晃动的行人，恨不能领先全世界。

明明走路不稳，又那么要强。

自打记事起，我一直住在老城区的小平房，邻居众多。奶奶家是两间砖瓦房，由一个小小的、堆满杂物的院子相连，平日大家会在院子里洗晒衣服。小叔叔新婚，爷爷奶奶便从宽敞的正屋搬出来，直接在门外的宽走廊里摆了一张床，守在正屋和进门的厨房之间。我一直想去正屋里玩，却从来都没成功越过这道防线——奶奶怕小婶婶不高兴。老人本就偏疼小儿子，何况小儿媳是生孙子的最后希望。

经过院子就是我爸妈住的屋子，西晒很严重，很多年后我妈妈提起那里，还一直叫它“偏厦子”，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写法。

奶奶不喜欢开灯。记忆中正屋那边的厨房总是昏暗的，灶台下是黑黑的煤炉和风箱，她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借着微弱的天光择菜，当我冲进门和她大声地讲邻居家的小伙伴如何如何，她会快速地瞄一眼窗外的院子，似乎很怕被我提及的小孩跟进来听到什么。邻居们聚在一起说话，她也是最沉默的那一个，附和几句便急着回家，从不表态，也不掺和任何事。

这似乎是她的某种生存智慧。然而我也记得，妈妈曾在某次吵架中说过，奶奶是最会暗地里搅事的人，多少破烂事最后追根溯源，大多是她的指使或暗示。

有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我妈的惯用语）会围在厨房吃饭。没有客人来，正屋是绝不启用的，小婶婶常年关着门，饭桌都直接支在灶台旁，头顶只有一盏非常非常暗的小灯泡，每个人的脸都藏在阴影里。

像梵·高的一幅画，《吃马铃薯的人》。

饭桌上只有奶奶、爷爷和她除了大儿子外的三个子女，没有“外姓人”。大儿子年长早持家；二儿子十几岁夭折；老三是我爸，承上启下，孝顺到死心眼；小儿子狡黠机警；小女儿保守顾家；性格各有千秋，唯一的共同点是，听话。

听奶奶的话。爷爷几乎是不说话的。

我偶然参与过一次，蹲在旁边用冰棍杆戳蜂窝煤玩，反正年纪小，没人在意。爷爷吃饭很快，早早下桌了，只有奶奶垂着眼，听孩子们讲一天的生活。

她一辈子没有出去工作过，绕着灶台转，只会讲山东话，却熟悉每个孩子的老师、领导、同学、同事、同事的女朋友……只凭她一双谨慎的耳朵，和寥寥几句肯定或否定的话。

“不行。”

“做得对。”

“就这样。以前她不是还跟别人一起挤对过你。就该这样。”

“我说了，不行。”

“以后别跟那人一起吃饭。”

…………

奶奶是家里不容挑战的人。她像一只倔强固执的食蚁兽妈妈，坚持将所有孩子都背在背上，警惕着天敌的来袭。

大儿子比弟弟妹妹们年长很多，成家也早，为家里立下过汗马功劳，有韧性的大儿媳终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将他从这个家的小饭桌上剥离了出去。

这是奶奶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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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和重男轻女的奶奶一起住，其实我的童年非常愉快。

住平房的孩子都很野，能跑能疯，膝盖几乎就没有愈合过，永远挂着新嫩的结痂。小男孩撒尿和稀泥，小女孩偷自家珍贵的“洗发香波”来勾兑吹泡泡的肥皂水，被旱厕的毒蚊子叮了屁股而痛得大哭，下一分钟又可以因为一袋两毛钱的话梅而破涕为笑。

童年有永不结束的夏天。

我也很喜欢和大两岁的姐姐玩。姑姑和姑父都是话不多、很能算计的人，听闻婚姻到了后期连彼此都算计得干净，姐姐却一丁点都没继承父母的缜密心思，一直是个漂亮而憨直的姑娘，有一张饱满小巧的苹果脸。

姑姑是小女儿，前面已经有三个哥哥撑腰，倒是因此被爷爷奶奶稀罕，连带姐姐这个外孙女也一样。姐姐和我爷爷奶奶很亲，就像我对我的外公外婆一样亲，这世间事莫不如此。

妈妈的单位很早就倒闭了，她盘了门市房做生意，门面租给理发店，里面的屋子是小美容院，有蒸面机、文眉笔、几把和牙科诊所里一样的多功能躺椅、一整面墙的大镜子。

爸爸上班，妈妈开店，他们又错过了公立幼儿园的报名，外公外婆带着舅舅家的哥哥姐姐，奶奶和妈妈又都是硬骨头——于是我每天在她的美容院里翻跟头，惹祸了就被揍一顿，哭完了接着翻跟头，或者把纱巾桌布缠一身，扮成西游记里的玉兔精，唱着“沙里哇”对着镜子跳舞。

我最喜欢客人卸下的“石膏面具”。土豆泥一样的糊糊涂在脸上，二十分钟后便硬成了石膏面具，可以热气腾腾地整个揭下来——其实现在已经不新鲜了，就是清洁面膜而已。

姐姐也喜欢石膏面具，可以遮在脸上扮神秘女子，被我苦苦追逐，最后再一揭开面具，哇，绝世美人儿！然后我便扑倒她在她脸上狂亲。

真的是她手把手教我的，我发誓。

为了我这个戏很足的玩伴，也为了获得石膏面具，姐姐有时会让爷爷去美容院接我回家陪她过家家。大人是很微妙的动物，我妈看我蜷在沙发缝那里睡觉会难受得叹气，但每当爷爷的自行车铃在前院响起，她又会因为“给外孙女找个伴”的动机而气恼。

他们的计较，对我和姐姐不重要。

但是奶奶摔了我们的石膏面具。玩得正欢呢，被她看见，一把夺过来，在小院里摔得粉碎。

“什么玩意儿，脏不脏！”

其实她说的是对的，沾满了脸部汗毛和黑头的东西能不脏吗——只是摔得那么用力，很难相信只是因为洁癖。

姐姐吓得哇哇大哭，爷爷沉默地抱起她进屋去了，我站在小院里看着奶奶。

这是我妈妈至今不知道的事。

过了几天，我爸要送我去外公外婆家，奶奶忽然说她正好要去买菜，直接送过去吧。

那片平房面临拆迁，沿途挖得乱七八糟，暴土扬尘，我跟着奶奶爬上大坡，穿过长满荒草的废弃铁轨，再走下一条长长的土路。一路无话，我第一次好奇她的解放脚为什么可以走得那么快。

经过一个小卖店，她突然说：“过来。”

她给我买了一瓶喜乐，细细的吸管戳进锡纸盖，递给我，说：“走。”

吸溜着喜乐的一路都很快乐，最后都喝完了，我还一直嘬吸管玩，发出刺耳的嗤嗤声。

她听烦了，看我一眼，却没有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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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的时候发生了三件大事。小婶婶生了儿子，奶奶家拆迁，我妈和奶奶正式绝交。

抱孙子这件事，爷爷表现得比奶奶开心，脸上的皱纹都舒展了。小弟弟长得像小婶婶居多，这是爷爷奶奶略微遗憾的地方。说来有趣，孙辈中，长得最像爷爷的人竟然是我——这又是我妈妈略微遗憾的地方了。

拆迁前，妈妈和奶奶爆发了最后一次大吵。我爸是孝子，又不能为了孝道抛妻弃女，他本人又从没表现出任何处理问题的智慧，于是双方最终约定，以拆迁为契机，媳妇和婆家再不见面。

包括我。我妈说，反正你们也不稀罕一个孙女。爷爷奶奶没有反驳。

小孩子没什么故土难离的伤感，伴着轰隆声的拆迁最刺激不过了。街坊邻居因为拆迁面积而爆发了不少冲突，可惜我忙着四处挖宝，没有再密切关注，自然也不能继续给我外婆做便盆实况转播。

最后一天，各家都雇了车来做收尾，该拉走的都拉走了，房子里连能拆下来贱卖的木材板料都不剩一根。我爸妈不知为什么吵起来，两个人火气冲冲地上车，司机发动，开走。

我蹲在排水沟旁边，玩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被落下了。

又过了一会儿，爷爷推着自行车过来，奶奶抱着小弟弟跟在后面，他们看到了我。

然后经过了我。

最后是舅舅来接的我，我妈发现我不见了，急哭了，可车已经开远了，慌忙打电话给他。我坐在舅舅自行车后座上，听他一路咒骂，一家子浑蛋，你妈也是浑蛋。

我就在后座哈哈笑。

回迁之前，我们搬了很多次家，最后因为我要读小学了，就住到了外婆家。大高楼有大高楼的好，可以往下面扔会转的竹蜻蜓，看它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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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见到奶奶，已经是初二的时候了。

中间这么多年居然真的没见过。因为我妈妈言出必行，一口唾沫一个钉；因为我爸懦弱；因为爷爷奶奶和我，并没有想念过彼此。

但我爸这次终于鼓起勇气——背着我妈——来凶我。

他说：“你奶奶脑梗，醒过来就不认识人了，但这几天一直念叨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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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奶奶一直和小叔叔一家一起住，小弟弟是他们看护长大的。我跟着爸爸，敲门进屋，心里沉甸甸的，说不清是因为害怕妈妈突然找我，还是不知如何面对多年未见的亲人。

房门打开，扑面而来一股老人特有的味道。

我先注意到的是床。

床褥上扑着厚厚的塑料布。很快我就知道这层塑料布是用来做什么的了——我爸一进屋就敏锐地喊，她是不是又拉了？

我这才看见了奶奶。她比我印象中还瘦，脸颊深陷，密布老人斑，发色已经是完全雪白，还是以前的短直发，却柔软了许多，因为静电统统贴在头皮上。她歪靠在床头，目光是浑浊的，对于我爸爸的喊声，没有一丝反应。

我爸一个箭步冲上去，双手穿过她胳膊下方，从背后将她小心地架起来，拖动到了床边的简易马桶上面坐好。这个马桶和我外婆用的是一样的，许多有偏瘫病人的家庭都买了，深红色，外形像一把老板椅，坐垫却是马桶圈，中间一个洞，下面是可抽拉的粪便箱。

我爸迅速卷起了床上的塑料布，扔进了洗手间，打开淋浴喷头冲洗，晾在一旁，又拿起备用的另一张铺到床上去，然后拿起湿毛巾给奶奶擦洗，整套流程毫无犹豫。

他和我妈妈轮流陪护过外婆，已经很有经验了。外公去世后，外婆的精神状态时好时坏，她清醒的时候，是决不允许子女把她放在简易马桶上的，想方便也不会喊人，一定要自己勉强扶着墙偷偷地往洗手间挪动，往往中途摔倒，反而更加重病情。妈妈和舅舅们气愤难当，不明白为什么老人听不懂道理，一定要这样折腾自己和儿女。

因为自尊心。

大小便失禁，要子女帮忙擦拭，人已经没有尊严了，清醒比混沌还痛苦。

奶奶已经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了。她坐在房间中央，被扶手堪堪框住不至于歪倒，光着的腿，只有骨架支棱着，附着的皮皱皱松松地垂下去，触目惊心。

我发现我认不出她了。

我像个傻子一样杵在奶奶对面站着。我爸忙完了过来，像呵斥一个六岁孩子一样对我说：“怎么不喊人，叫奶奶啊！”

小叔叔从厨房进来，爷爷和姑姑也买东西归来，看到我都很惊讶，更多是尴尬，彼此完全无话。我爸解释说，他听到奶奶念叨婉荟婉荟，就把我带来了。小叔叔附和说：“对，我也听见了。”

就在这时奶奶终于说话了。盯着地面上的某一块，嘟嘟囔囔的。我爸凑在她耳边说：“妈，你看，婉荟来了！”

奶奶微不可见地点头，继续嘟囔。

我僵硬地凑过去，说：“奶奶，我来看你了。”

我听见了她念叨的那个词。抬头对我爸说：“她喊的是二姐。”

我爸愣住了。

我的名字叫婉荟，因为爸爸的大哥连生两个女儿，中间的字都是“婉”，我是第三个女孩，爷爷对起名字不甚上心，说：“就跟着喊，干脆也叫婉什么就好了。”妈妈有点不高兴，但那时还是温顺的，只是在第三个字上自己花了点心思，按我八月份的生日，取名叫“荟”，意指草木繁盛的样子。

所以前两个姐姐也叫婉。奶奶喊的是二姐。

二姐才是奶奶几乎连见都没见过几面的孩子。虽然计划生育没有强制执行，宣传风向已经非常明确，就是只生一个好。大孙女刚出生，大儿媳就再次怀孕，在单位里影响很不好，于是我大姐姐小时候一直在奶奶家住着，以便她的爸爸妈妈躲避同事和领导们的质询。不料第二个又是女儿，奶奶连见都不想见了。

老年痴呆的奶奶，已经逃离了时间线的困缚，在密密匝匝的过往画面中，她念起了二姐姐。

人类真是复杂的动物。

我爸也凑近了听，终于听清楚了，尴尬地看了我一眼，想笑，又笑不出来，只好说：“你让开，我扶你奶奶起来。”

他急切地拉我来，还因为我流露出的一丝担忧怯懦而大发雷霆，就是因为，他以为我是奶奶的念想。

到最后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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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这样的状况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就去世了，从另一个角度讲，她没有受太大的罪。

葬礼过后，我和爸爸又去了爷爷家。家里已经挂起了奶奶的遗照，黑白照片上，她还是不苟言笑。角落里有一只香炉，爸爸递给我三根香，说：“去给奶奶上香。”

可能是我笨手笨脚的吧。我点燃，拜了拜，插进香灰中，断了。

我爸又递给我三根，我插进香灰，又断了。

我爸忍着怒，又递给我三根，居然还是断。

“上香你都不会吗？！”他气愤，我无言以对，每一次我都极为小心了，香本不应该是这么脆弱的东西。

我突然想，或许是奶奶也硬气得很，不愿意接受我的供奉呢？或许她也觉得，我们没有做亲人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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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和妈妈关系还没那么僵的时候，我正是学会跑跳之后十分淘气的阶段，又爱鹦鹉学舌，十分适合在正屋和“偏厦子”之间来回跑，充当信使，给她们传话。冬天快来了，家里烧煤取暖，烟道穿过火炕和墙壁背后，滚烫滚烫的。我睡在床的最里侧，挨着墙，妈妈怕我被烫到，就琢磨着找一块薄薄的木板，贴墙放着，把我隔开。

奶奶说，她那边有。

妈妈说，好呀，拿来看看。

两个女人在各自的房间做家务，我快活地来回跑着，从奶奶那边拿来两块板，一块接近正方形，一块是长方形，妈妈留下了第二块，说：“去谢谢奶奶。”

我跑到正屋，大声地喊：“第一块不要啦，谢谢奶奶！”

我的奶奶送过我的、我唯一记得的东西，是一块隔热的木板，很认真地刨掉了毛刺。虽然它是一块，用来隔绝热气的板。多有意思的寓意。

那是我关于平房里的家，最和平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