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柏林

托马斯·马赫看着沃洛佳·别斯科夫走出柏林的苏联大使馆。

六年前，德国秘密警察转型为更有效率的新型警察组织——盖世太保，但马赫支队长依然掌管监视柏林的叛徒和破坏分子的部门。最危险的破坏分子无疑要接受菩提树下大街63-65号——苏联大使馆的指令，因此马赫和手下时刻监视着从那里进出的人。

苏联大使馆是一幢白色大石建成的城堡。八月的阳光照射在建筑的石料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使馆中间的屋子前竖着一根巨大的灯柱，两侧的廊道上开着几扇像站岗哨兵一样的落地窗。

马赫坐在大使馆对面人行道上的露天咖啡馆。柏林最优雅的大马路上车水马龙；女人们穿着最漂亮的裙子在商店里购物，男人们穿着西装和制服在街道上来来往往。很难相信这样的德国还会有共产主义者。怎么还会有人反对纳粹呢？德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希特勒消灭了失业——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能做到这一点。起义和罢工已经成为过去坎坷岁月的久远回忆。警察可以严肃高效地扫除罪恶。德国正在加速发展：许多家庭都有了收音机，不久之后老百姓的私家车就能奔驰在新造的高速公路上了。

这还不算什么。在经历了上次大战后的萎靡不振以后，德国又重新强大起来了。军队武器精良，军力强大。过去两年中，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被并入了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强大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德国签订了《钢铁条约》，借此和德国联起手来。这一年早些时候，马德里最终落入了佛朗哥的叛军之手，西班牙成立了一个亲法西斯的政府。德国人怎么会无视这些成果，把国家送入布尔什维克之手呢？

在马赫眼里，这些人是垃圾，是害虫，必须找出来全部肃清。一想到这些人，马赫的脸就气得扭曲变形。他用脚狠跺着人行道，像是想踏死一个共党分子似的。

这时他看见了别斯科夫。

马赫看见的这个年轻人穿着蓝色的华达呢大衣，胳膊上挂着似乎为换季准备的薄外套。尽管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但几乎剃光的头发和飞快的步速却说明这是个军人。从他随意却完整地观察街道的姿态来看，这个人不是红军情报机关的特工就是苏联内务部的秘密警察。

马赫心跳加快，他和手下认得出大使馆里的每一个人。盖世太保的文件上有苏联使馆所有人员的护照照片，他们每天都要看上几遍。但马赫对别斯科夫知之不多。别斯科夫非常年轻——马赫记得文件上记录的是二十五岁——多半是个无足轻重的低级别外交官。不然，他就是故意让自己显得普普通通。

别斯科夫穿过菩提树下大街，朝马赫所在的菩提树下大街和弗里德里希街的拐角处走了过来。马赫发现走近的苏联人非常高，有着运动员的身材。他的目光锐利，眼神机警。

马赫移开视线，突然间非常紧张。他拿起杯子，喝了口冷咖啡，用杯子挡住自己的半边脸。他不想直面那双蓝色的眼睛。

别斯科夫拐进弗里德里希街。马赫向站在对面街角的莱因霍尔德·瓦格纳点头示意，让瓦格纳跟上别斯科夫，然后他从桌旁站起来，跟上了瓦格纳。

红军情报机关的雇员不一定都是间谍。他们取得的信息大多数是从合法渠道得来的，比如说看报纸。他们不需要什么都信，只需记下诸如哪个军工厂又招聘了十个熟练的机床工这类细节。另外，苏联人可以在德国各地旅行——苏联则不然，没有苏联特工的陪同，任何国家的外交官都别想离开莫斯科一步。马赫和瓦格纳追踪的这个年轻人也许只是个从报纸上收集信息的情报人员——只要能掌握熟练的德语，具有一定的总结能力，任何人都能从事这份工作。

他们跟着别斯科夫走过了马赫弟弟开的饭店，那里仍叫罗伯特酒馆，但顾客群完全变了。罗伯特酒馆原来招待的是有钱的同性恋者、犹太商人和他们的情人，以及那些能挣钱也能喝酒的女演员。现在这些人不是被送进了集中营，就是躲起来不敢露面。一些人干脆离开了德国——赶他们出去非常好，马赫想，即便酒馆不能像以前那么赚钱，他也不愿意和这类人呼吸一样的空气。

他想到酒馆原先的主人罗伯特·冯·乌尔里希，他依稀记得罗伯特去了英国，也许在英国又开了家为同性恋服务的餐馆吧。

别斯科夫走进一个酒吧。

一两分钟后，瓦格纳也进了酒吧，马赫在酒吧外负责监视。这是个普普通通的小酒吧。等待别斯科夫重新现身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士兵和他的恋人、两个穿着考究的妇女和一个衣衫不整的老头走出这间酒吧。接着瓦格纳出来了，他直视着马赫，双手一摊做了个迷惑不解的手势。

马赫穿过街道。瓦格纳非常丧气：“他不在酒吧里。”

“你全部都看过了吗？”

“是的，连厨房和厕所都看了。”

“你问过酒吧里有谁看见他从后门出去了吗？”

“他们说没看见。”

马赫害怕极了。这是全新的德国，出点小错不是能轻易糊弄过去的，他也许将遭到严厉的处罚。

但这次应该没事。“很好，就这样吧。”他说。

瓦格纳显然松了口气：“真的吗？”

“至少我们得到了一些重要情报，”马赫说，“从摆脱我们的熟练程度看，这家伙是个间谍——而且是非常优秀的间谍。”

沃洛佳进入弗里德里希车站，坐上地铁。他脱下让他看起来像个老头的帽子、眼镜和脏雨衣。他坐下来，拿出手绢，擦掉使鞋子显得脏污的粉末。

他有点担心那件雨衣。这是个大晴天，他害怕盖世太保注意到它，意识到他的换装。不过盖世太保没有他想象的那么聪明，自从在酒吧厕所快速换装离开以后就没人跟着他了。

他要去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被人看见他和德国持不同政见者联系，最好的结果是事业失败被遣送回苏联。运气差一点的话，他和联系人可能会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的地堡里销声匿迹。苏联人会对外交官的失踪进行抗议，德国人会装模作样地进行失踪人员的搜索，最后遗憾地报告说没有结果。

沃洛佳自然没去过盖世太保的总部，但他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列森伯格街11号的苏联贸易大厦建有相同的设施：钢门，用便于清洗血迹的方砖建成的审讯室，一个便于分割尸体的大盆，以及焚烧人体的电炉。

沃洛佳被派到柏林的任务是扩展这里的间谍网。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取得了胜利，德国对苏联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斯大林撤了外交部长利特维诺夫的职，让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坐上了外交部长之位。但莫洛托夫又能做些什么呢？法西斯势力以不可阻挡之势在欧洲蔓延。在一战中，德国军队战胜了苏联的六百万大军，这样的回忆让苏联高层寝食难安。斯大林想和英法签订一项抑制德国的条约，但三国无法达成一致，这份条约在最后一刻流产了。

德国和苏联这场仗迟早要打，沃洛佳的任务就是为苏联打赢这场仗而收集尽可能多的军事情报。

他在柏林市中心以北贫苦的工人区维丁下了地铁。他在站外停住脚步，假装读墙上的海报，窥视着其他行色匆匆的乘客。确定没人跟踪后，才重新往前走。

他朝选择碰面的廉价咖啡馆走了过去。和以往每次接头一样，他没有立刻走进去，而是站在街对面的公交车站盯着咖啡馆的入口。他确信自己已经甩掉了尾巴，但还得看看沃纳有没有被人跟踪。

他不知道他是否认得出已经二十岁的弗兰克·沃纳，他俩上次见面还是六年前。沃纳也同样无法确定能不能把他认出来。于是两人约定把当天的《柏林摩根邮报》打开到体育版。沃洛佳看着一篇足球新赛季的前瞻报道，不时抬起头看沃纳来了没来。在柏林读书时，沃洛佳是柏林成绩最好的柏林赫塔队的球迷。他经常放声高唱：“前进！前进！柏林赫塔！”他很想知道这支球队的前景，但等人的焦急打断了他的专注力，他一遍遍地看着这篇报道，里面的内容却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在西班牙的两年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促进他的事业——情形恰恰相反。沃洛佳发现了不少类似海因茨·鲍尔这类纳粹安插的“志愿兵”，但苏联秘密警察随后以纳粹奸细为名，逮捕了大量仅仅对共产主义抱有微词的真正“志愿兵”。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几百名抱着理想而来的有志青年被折磨致死。相比法西斯分子，共产党人似乎对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更加感兴趣。

志愿军的努力徒劳无功。斯大林的政策是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内战以叛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苏联最不想见到的右翼法西斯支持者建立了西班牙独裁政权。那些被派到西班牙参战的人，尽管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却承担了所有失败的后果。其中一些人回到莫斯科就失踪了。

马德里陷落以后，沃洛佳带着恐惧不安的心情回到莫斯科。他发现这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斯大林分别于1937年和1938年对红军进行了清洗，几千个指挥官不知所踪，其中包括不少和父母同住在政府公寓的红军高层。格雷戈里·别斯科夫这类原本靠边站的人却得到了重用，他的事业有了新的发展。沃洛佳的父亲现在主管莫斯科的防空工作，一天到晚都非常忙。他的得势也许是沃洛佳没有成为斯大林在西班牙失败政策替罪羊的最主要原因。

伊利亚·德沃尔金不知怎地也逃过了处罚。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娶了沃洛佳的妹妹安雅。这让沃洛佳耿耿于怀。谁也无法解释安雅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安雅已经怀孕了。沃洛佳经常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安雅给一个贼眉鼠眼的婴儿喂奶的可怕情形。

休息了短暂的一段时间后，沃洛佳就被调往柏林验证他的价值去了。

他把目光从报道上移开，看见沃纳沿着街道朝咖啡馆走来。

沃纳的变化不大。他长高长壮了，但额前垂下的那撮栗色卷发，蓝色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幽默还是让少女们为之痴狂。他穿着淡蓝色的薄外套，袖扣上的金链闪闪发光。

没有人跟踪沃纳。

沃洛佳穿过马路，在沃纳抵达咖啡馆之前拦住了他。沃纳张口大笑，露出一口大白牙。“你头发剃那么短，我都认不出你了，”他说，“很高兴在这么多年之后再一次见到你。”

沃洛佳发现，沃纳还是以前那个沃纳，热情和魅力依旧。“我们进去吧。”

“你不是真的想进那个垃圾场吧，”沃纳说，“里面都是些吃蘑菇猪肉肠的乡巴佬。”

“我不想在街上久留，会被任何一个路过的人发现。”

“再过三个门洞有一条小巷。”

“我们就去那吧。”

他们走了一小段距离，走进堆煤场和杂货店中间的一条小巷。“最近你在忙什么？”沃纳问。

“和你一样同法西斯分子作斗争，”沃洛佳权衡着是不是要告诉他更多有关自己的事情，“我去了西班牙。”这点没什么好隐瞒的。

“和我们在德国的斗争一样，你们在西班牙也失败了。”

“但反法西斯的斗争还远没完呢！”

“问你一个问题，”沃纳靠在墙上说，“如果你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邪恶的话，你愿意做反苏的间谍吗？”

沃洛佳想说：不，绝对不想！话还没说出口，他突然意识到这么说太生硬了——为了理想背叛祖国不正是他让沃纳做的吗？他怎能想当然地说自己不愿意呢？“我说不清，”他说，“即便痛恨纳粹，让你做针对德国的工作一定也很难。”

“你说得对，”沃纳说，“战争爆发以后又会怎么样呢？我会帮你杀死德国的士兵，轰炸德国的城市吗？”

沃洛佳很担心。沃纳似乎比以前软弱了不少。“这是战胜纳粹的唯一途径，”他说，“你很清楚这一点。”

“是的。很久之前我就下定了决心。这些年来，纳粹变本加厉，我的决心也一直没有变。但老实说，和他们对抗非常难。”

“我明白。”沃洛佳同情地说。

沃纳说：“你让我再找些别的人做你让我做的事，是吗？”

沃洛佳点了点头：“是的，比如说威廉·伏龙芝。你记得他吗？学校里最聪明的那个男孩。伏龙芝是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被冲锋队员破坏的会议正是他主持的。”

沃纳摇摇头说：“你指望不上他了，他去了英国。”

沃洛佳心一沉：“为什么要去英国？”

“他是个物理学者，现在正在英国进修。”

“真该死！”

“我帮你想到了另一个人。”

“很好。”

“你认识海因里希·冯·凯塞尔吗？”

“不怎么认识，他是我们学校的吗？”

“不是，他读的是天主教学校。那时他和我们的政治观点也不一样。他的父亲是中央党的大人物。”

“就是1933年协助希特勒掌权的中央党吗？”

“是的。那时海因里希为他父亲工作。他父亲现在加入了纳粹党，但海因里希却充满了罪恶感。”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醉酒后把心里的郁闷告诉了我妹妹弗里达。我妹妹今年十七岁，我想他喜欢她。”

沃洛佳精神一振，这的确是个突破口。“他是共产党员吗？”

“不是。”

“你为何觉得他会为我们工作？”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如果有机会通过做间谍的方式和纳粹斗争，你愿意为苏联做间谍吗？’他说愿意。”

“他是做什么的？”

“他在军中服役，但他的肺有毛病，因此担任文书的工作——这对我们非常有利，因为现在他在德军经济计划和采购部门工作。”

沃洛佳备受感动。这样的人一定确切地知道每个月德军卡车、坦克、机关枪、潜水艇的增加数量——知道德军把这些武器部署在哪里。他感到非常兴奋。“什么时候能让我见见他？”

“马上就可以。我约了他下班后在阿德隆饭店喝一杯。”

沃洛佳兴奋地大吼一声。阿德隆饭店是柏林最奢华的饭店，坐落在菩提树下大街。因为处在柏林的政府和外交区，那里的酒吧是柏林记者最喜欢收集市井闲话的地方。沃洛佳绝不会选那种地方作为碰头地点，但他不想错过这样一个好机会。“很好，”他说，“但不能让人看到我和你们中的任何一位在那儿见面。我跟在你后面进酒吧，先认出海因里希是谁，等他独自出来以后再和他搭话。”

“没问题，我开车和你一起去。我的车就停在街角。”

走到巷子的另一头时，沃纳把海因里希的工作地址、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都告诉了沃洛佳，沃洛佳把这些信息牢牢记在了脑子里。

“这就是我的车，”沃纳说，“我们上车吧。”

沃纳的车是辆梅赛德斯540K库里尔汽车。这种车非常漂亮，挡泥板线条完美，引擎盖比整部福特微型车还要长，还有一个斜背式的车顶。这种车非常贵，整个德国只卖出了很少的几部。

沃洛佳惊呆了。“为什么不找辆不那么招摇的车啊？”他难以置信地问。

“这是种障眼法，”沃纳说，“没人以为真正的间谍会如此招摇。”

沃洛佳本想问沃纳哪来的钱买这么好的车，但他马上就想起沃纳的父亲是个有钱的工厂主。

“我不坐这种车，”沃洛佳说，“我坐地铁过去。”

“行，你坐地铁过去吧。”

“我们在阿德隆饭店见面，但别和我打招呼。”

“没问题。”

半小时后，沃洛佳发现沃纳随意把车停在饭店前。他原本认为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非常愚蠢，但现在他的看法有了改变，他觉得这也许是沃纳勇气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许正是这种漫不经心使他有勇气承担刺探纳粹的风险。如果时时刻刻想着所承担的风险，也许他就会畏惧不前了。

阿德隆饭店的酒吧里满是衣着时尚的先生、太太们，许多男人都穿着裁剪得体的制服。沃洛佳很快认出了沃纳，沃纳和一个多半是海因里希·冯·凯塞尔的人坐在一起。经过他们身旁时，沃洛佳听到海因里希雄辩地说：“巴克·克莱顿的小号吹得比热唇乐队里的小号手要好得多。”沃洛佳挤进吧台旁边的座位，点了杯啤酒，然后认真地观察起这位潜在的间谍人选来。

海因里希皮肤苍白，留着一头以军队的标准来说过长的黑色头发。尽管他们谈的是无关紧要的爵士乐，他的表情却非常严肃，不时用手势和不断摇晃的手指表达自己的观点，还反复用手指捋着自己的头发。他的制服上衣口袋里塞着个小本子，沃洛佳猜测上面记的全是诗。

沃洛佳慢悠悠地喝了两杯啤酒，装模作样地翻着手里的《柏林摩根邮报》，他试着不对海因里希流露出明显的兴趣。海因里希的确有当间谍的潜力，但无法保证一定能与之合作。

征召信息员是沃洛佳工作中的难点。搞不清目标人物的态度，未雨绸缪也成了句空话。与目标人物见面经常必须安排在一些不太适合的地方，常常是在一些公众场合。很难知道接触对象会如何反应：对方很可能会生气，大声呵斥予以拒绝，或者害怕得转身就走。但此时征招者能做的并不多。有时他只能问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你愿意为我们做间谍吗？”

他琢磨着接近海因里希的办法。宗教也许是一个突破口。沃洛佳记得他的上级莱米托夫曾经说过：“堕落的教徒是最佳的特工人选，抛弃了主的权威以后，他们才能信服于党的权威。”海因里希也许想为自己犯下的错误做些弥补。但他愿意承担付出生命的风险吗？

沃纳付了账，和海因里希一起离开了酒吧。沃洛佳跟在他们后面。和海因里希在酒吧外道别后，沃纳就开着梅赛德斯离开了，海因里希则步行穿过公园。沃洛佳跟上了海因里希。

入夜了，但光线很亮，沃洛佳的视野非常好。许多人在温暖的夜晚散步，大多数是成双成对的情侣和夫妇。沃洛佳不时回头看看，确定没人从阿德隆饭店跟上他和海因里希。他做了个深呼吸，定了定神，跟上海因里希。

沃洛佳走到海因里希身边说：“我可以告诉你一种赎罪的方法。”

海因里希像见到疯子似的警觉地看着他：“你是神父吗？”

“你完全可以和你帮助创建的这个罪恶国度作斗争。”

海因里希没有停住脚步，但表情非常忧虑。“你是谁？你又了解我多少？”

沃洛佳还是没有回答海因里希的问题。“纳粹总有一天会被击败的。有了你的帮助，那一天就会更快到来。”

“如果你是个想陷害我的盖世太保特工，那就请你别费这个心了，我是个热爱祖国的德国人。”

“你没注意到我的口音吗？”

“注意到了——你说话有一点俄国口音。”

“哪个盖世太保会用俄语腔的德语和人说话？或者故意装出一口俄语腔？”

海因里希紧张地笑了笑。“我对盖世太保特工一无所知，”他说，“这个话题原本就不该提——我真是太蠢了。”

“你的办公室负责提交军队订购的武器和给养数量的报告。这些报告的副本对纳粹的敌人来说具有着不可限量的作用。”

“你是说苏联红军吗？”

“除了苏联，还有谁会想和德国作对？”

“我们对这些报告的去向管理得非常严密。”

沃洛佳抑制住得胜的喜悦。海因里希已经在思考实际操作中会遇到的困难了。这意味着他原则上已经同意为自己服务了。“复写一份出来，”沃洛佳说，“或者速记一份，或者拿走别人的复制文件。办法多着呢！”

“办法当然有，但任何一种办法都会让我付出死的代价。”

“如果不对这个国家犯下的罪行做些什么的话……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吗？”

海因里希停住脚步，瞪着沃洛佳。沃洛佳猜不出海因里希在想什么，但直觉告诉他先别说话。过了很久，海因里希叹了口气：“我会认真考虑一下的。”

拿下了，沃洛佳喜出望外。

海因里希问：“怎么联系你？”

“你不必联系我，”沃洛佳说，“我会联系你的。”他碰了碰帽沿，然后沿着来时的路回去了。

沃洛佳非常兴奋。如果海因里希不接受这个建议的话，他肯定会坚定地予以回绝。同意考虑基本等于答应了。海因里希会认真考虑为苏联当间谍的建议，他会想到可能会遇上的危险。但最后肯定会答应的。沃洛佳对此非常确信。

他让自己不要过分自信。板上钉钉的事有时也会出错。

离开公园，经过菩提树下大街的商铺和餐馆时，他内心还是充满了希望。他没吃晚饭，但付不起在这条大街上吃饭的钱。

他搭上向东开行的电车，朝弗里德里希斯海因连栋住宅的一间廉价出租屋进发。一个淡黄色头发、小巧漂亮的女孩为他开了门。女孩今年十八岁，穿着粉红汗衫和黑色宽松裤，脚上没穿鞋，尽管身材苗条，但拥有令人渴望的丰满胸部。

“很抱歉我没打招呼就过来了，”沃洛佳说，“你方便吗？”

女孩笑了。“没事，”她说，“进来吧。”

沃洛佳进门后，女孩关上门就搂住了他。“每次见你，我都非常开心。”然后热情地吻了他。

丽丽·马克格拉芙是个多情的女孩。到了柏林后，沃洛佳每星期都会和她约会。他不爱丽丽，也知道丽丽和包括沃纳在内的许多男孩约会，但两人在一起时丽丽总会很投入。

过了一会儿，丽丽突然问他：“你听到那条新闻了吗？你是为了那件事来的吗？”

“什么新闻啊？”丽丽在一家通讯社做秘书，总能得到第一手的新闻。

“苏联和德国签订了条约！”她说。

这太不可思议了。“你是说苏联和英国、法国签订了对付德国的条约吗？”

“不，当然不是！这事有点奇怪——斯大林和希特勒结成了同盟！”

“可……”沃洛佳欲言又止，困惑不已。斯大林怎么会和希特勒交朋友呢？这简直太疯狂了。和德国结盟是苏联新任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提出的方案吗？苏联没能阻挡世界反法西斯的浪潮——于是就要和他们化敌为友吗？

父亲参加革命就是为和法西斯结盟吗？

四年后，伍迪·杜瓦又一次见到了乔安妮·罗赫。

认识乔安妮父亲的人都不相信他会在丽思-卡尔顿酒店强奸一个小演员。女孩撤销了指控，但这种平淡无奇的新闻没人会去关心，新闻在报纸上占的篇幅也非常小。最终他在布法罗人眼里还是个强奸犯。于是乔安妮的父母迁居到了棕榈滩，伍迪和乔安妮也失去了联系。

这一次，两人在白宫再次相见了。

伍迪和父亲格斯·杜瓦参议员去白宫面见总统。伍迪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见过几次，他父亲和总统是多年的好朋友。总统曾经握住小伍迪的手，问他学上得怎么样，但那都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这将是伍迪第一次和罗斯福总统在会上讨论国家大事。

杜瓦父子俩从白宫西翼的入口进去，两人穿过前厅，来到一个宽敞的接待室——伍迪一眼就认出了站在接待室里的乔安妮·罗赫。

伍迪欣喜地看着乔安妮。乔安妮没有太多变化。她瘦削如初，鼻子坚挺，表情一如既往地冷傲，像个古代王室的公主似的。和以往一样，一套平常衣服在她身上就能显出非凡的效果：这天，她穿着一件深黑色棉麻大衣，戴着黑色宽帽檐的帽子。伍迪暗自庆幸，幸亏早上穿了干净的白衬衫，戴了新的条纹领带，如果邋邋遢遢地出现在她面前，那就太不像样了。

乔安妮见到他似乎也很高兴。“你看上去很棒！”她说，“你在特区工作吗？”

“不过是暑假在父亲的办公室帮帮忙，”他回答，“我还在哈佛读书。”

乔安妮转身对伍迪的父亲谦恭地说：“参议员，下午好！”

“乔安妮，你好！”

伍迪对遇见乔安妮感到非常兴奋。乔安妮还和以前一样迷人。伍迪想使对话继续进行下去：“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在国务院工作。”

伍迪点点头。他明白了乔安妮为何对父亲这般敬重。国务院的普通工作人员必须对议员们表示出必要的尊重。伍迪问：“你在国务院干什么啊？”

“我是一位助理的助理。我的上司正和总统在一起，我现在只是打打杂，没法在正式场合抛头露面。”

“你对政治一向很感兴趣。我还记得你在布法罗就私刑的问题和人吵得很厉害。”

“我很怀念布法罗。我们曾经多么快乐啊！”

伍迪想起在帆船俱乐部亲吻乔安妮的事，不自觉地脸红了。

杜瓦参议员说：“请帮我跟你父亲问个好。”他在提醒儿子他们该走了。

伍迪想问乔安妮要个电话号码，没料到乔安妮却先开口了，“伍迪，我想再和你见一面。”她说。

伍迪喜出望外。“当然可以！”

“今晚你有空吗？我和几个朋友要办个鸡尾酒会。”

“当然有空，我一定来！”

乔安妮把地址告诉伍迪，那是离这不远的一幢公寓楼。记下地址以后，他和父亲匆匆地从接待室的另一头走出去。

一个熟识的门卫对格斯点点头，他们进入了另一个接待室。

父亲对他说：“伍迪，除非总统主动和你说话，否则什么话都不要说。”

伍迪试着把思绪集中在即将开始的会议上。欧洲政坛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了和平协定。伍迪的父亲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关键人物，罗斯福总统想听听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格斯还有别的话题想和总统探讨，他想劝罗斯福促成国际联盟重启。

总统很难接受他这个提案。美国没有加入国际联盟，他们也不怎么喜欢。30年代的历次危机国联都没能很好解决：国联在日本对远东的入侵，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纳粹在欧洲的横行，以及西班牙民主制度被毁等事件中，都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格斯决心试一试。伍迪知道这是父亲的一个梦：健全国联这个世界性组织，使其发挥预防战争，解决冲突的功效。

伍迪全然同意父亲的这个观点。他在哈佛的辩论会上就这个话题发表过演讲。当两国有冲突时，最糟的结果才是让两国人民相互杀戮。在他看来这个道理人人都应该明白。“我自然明白为何会发生这种事，”他在辩论中说。“正如我明白醉汉为什么会用拳头打架一样，明白归明白，但不能把这种事合理化。”

见到了乔安妮以后，伍迪发现自己很难把心思放在战争对欧洲的威胁上了。旧情瞬间复燃。他很想再找个机会和乔安妮接吻——也许就在今晚。乔安妮过去就喜欢他，也许现在依然喜欢——不然为何请他参加今晚的聚会呢？1935年，乔安妮拒绝了他，那完全可以理解，那时他们其中一个十八岁，另一个只有十五岁，尽管当时他抗拒着不肯接受这个事实。不过四年过去了，现在两人的年龄差不像之前那样突兀——他和乔安妮差得很多吗？他觉得不会。伍迪在布法罗和哈佛都约会过一些女孩，但他对她们的感情都远不如乔安妮。

“你明白了吗？总统不问你话，就别和他搭话。”父亲说。

伍迪觉得自己很傻。爸爸来白宫是为了向总统提出和平建议的，可他满脑子想的却是亲吻乔安妮。“好的，”他说，“我绝不先开口和总统说话。”

一个四十岁出头、身材苗条的高个女人走进接待室，她看上去自信而从容，很像这里的女主人。伍迪认识她，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秘书玛格丽特·莱汉德，大家都叫她米茜。她脸长，鼻梁很挺，乌黑的头发中已经生出了几缕白发。她热情地对格斯笑着：“参议员，很高兴又见到你了。”

“米茜，最近怎么样？你还记得我儿子伍德罗吗？”

“当然记得，总统正准备见你们。”

大家都知道，米茜对总统很忠诚。华盛顿都在传说，罗斯福总统和她的亲密程度已经超出了一个已婚男士的界限。伍迪从父母背着他们，却被他偶然听见的私房话里得知，罗斯福总统的妻子埃莉诺自从替他生了第六个孩子以后，就没再和他同房了。他们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的五年后，总统中风了一次。但中风造成的肢体麻痹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性能力。一个性感的秘书对二十年没和妻子睡觉的男人来说也许是应得的奖赏吧。

米茜带他们经过另一扇门，穿过一道狭窄的走廊，进入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

总统坐在书桌后面，背后是三面巨大的弧形落地窗。百叶窗拉上了，遮住了八月强烈的阳光。伍迪发现总统坐的不是轮椅，而是一把普通的办公椅。总统穿着白色西服，手里正拿着一根烟枪，在抽烟。

总统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英俊了。他的发际线后移，下巴突出，戴着一副使两只眼睛看起来并拢在一起的夹鼻眼镜。但他那温暖的笑容没变。他伸出手，和蔼可亲地说：“格斯，很高兴见到你，进来吧！”

“总统先生，你一定还记得我的大儿子伍德罗吧？”

“当然记得。伍迪，在哈佛过得怎么样？”

“谢谢你，我在哈佛过得很好，我还参加了辩论队。”伍迪知道政客都有认人的本领。不是他们的记忆真的很好，就是秘书们在会见前及时做好了准备。

“我也是在哈佛念的书。坐下吧，你们快坐下吧。”罗斯福从烟枪里拿出抽剩下的烟蒂，摁灭在已经满是烟蒂的烟灰缸里。“格斯，欧洲到底是怎么回事？”

总统肯定很清楚欧洲发生的事，伍迪想。国务院的人肯定就欧洲的形势做过详尽的分析。但总统就是想听一听格斯·杜瓦的分析。

格斯说：“在我看来，德国和苏联还是一对死敌。”

“我们都这么想，但他们为何要签订那样一份协定呢？”

“只是为了求得暂时的和平而已。斯大林需要时间。他希望建立一支强大的红军，以期在遭到纳粹侵略时可以与之对抗。”

“那另一方呢？”

“希特勒显然对波兰有所图谋。德国媒体铺天盖地都是波兰人欺凌境内讲德语的民众的荒唐故事。希特勒才不会没目的地挑起民族仇恨呢。无论在谋划什么，他肯定不希望苏联挡他的道。于是这份协定便应运而生了。”

“赫尔也这样说，”科德尔·赫尔是罗斯福总统的国务卿，“只是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斯大林会任由希特勒为所欲为吗？”

“我想德苏会在接下来几周瓜分德国。”

“那之后呢？”

“几小时前英国和波兰签署了一份新的条约。英国向波兰做出承诺，如果波兰受到攻击，英国就将伸出援手。”

“英国能做些什么呢？”

“先生，他们什么都做不了。英国的陆海空三军对德国入侵波兰根本无能为力。”

“格斯，你觉得我们该做些什么？”总统问。

伍迪知道父亲的机会来了。格斯好不容易才把总统的吸引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少有地得到了参与国政的机会。伍迪优雅地交叉起手指。

格斯的上半身略微朝总统那边倾斜。“我们不想让下一代再像我们一样卷入到战争中去了。”罗斯福的四个儿子都在二三十岁的壮年。伍迪突然明白了父亲带他来的原因——他想让总统想起自己的儿子们。格斯缓缓地说：“我们不能让美国的青年再去欧洲送死，维持世界和平不能光靠美国。我们需要建立一支世界警察。”

“你想怎么样？”罗斯福饶有兴致地问。

“国联不像世人们想象的那么不堪。二十年代国联解决了芬兰和瑞典以及土耳其和伊拉克之间的领土纷争。”格斯扳起指头数起来。“国联制止了希腊和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的入侵，劝说希腊撤出了保加利亚，还派出一支维和部队化解哥伦比亚和秘鲁之间的敌对。”

“你说的没错，但30年代……”

“国联没有能力对付法西斯主义的横冲直撞。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我国议会拒绝加入，国联自成立起就能力有限。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游离在国联之外。现在，我们需要由美国所领导的加强版国联。”格斯顿了顿，又说，“总统先生，现在放弃和平还为时尚早。”

伍迪屏住呼吸。罗斯福点了点头。伍迪知道，这是总统的习惯动作，什么问题都说明不了。罗斯福很少在公开场合反对别人的意见。他不喜欢造成对峙的局面。格斯曾经对他说过，你必须千万小心，别把总统的点头视为默认。伍迪没敢看坐在身边的父亲，但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紧张。

总统思考了一会儿，终于发话了：“我想你是对的。”

伍迪按捺住喜悦的心情。总统同意了父亲的提案，真是太了不起了！他看了看格斯。平时喜怒不形于色的父亲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他也没想到能这么快说服总统。

格斯想赶紧把自己的提议落实下来。“这样的话，能让我和科德尔·赫尔以此为基础起草一份计划吗？”

“赫尔有好多事要做，你去找韦尔斯吧！”

萨姆纳·韦尔斯是内阁的助理国务卿。他做人浮夸而又野心勃勃，伍迪知道父亲不怎么愿意和这种人合作。但他是罗斯福家的故交——在总统的婚礼上，韦尔斯是新郎新娘的花童。

无论如何，格斯绝不会在这种时候给自己找麻烦。“我会尽力与他合作好的。”他说。

“还有别的事吗？”

总统显然是在给他们下逐客令。格斯站起身，伍迪跟着站了起来。格斯问：“先生，您母亲最近还好吗？我听说她待在法国。”

“昨天她乘船回来了，感谢上帝，她一切都好。”

“这真是太好了！”

“感谢你专程前来，”罗斯福说，“我非常珍视和你的友情。”

格斯说：“您能这样讲，我真的很高兴。”他和总统握了手，伍迪也和总统握了握手。

接着，他们便离开了。

伍迪希望乔安妮还没走，但她已经不见了。

走出白宫的时候，格斯对儿子说：“我们去喝杯庆功酒吧。”

伍迪看了看表，下午五点。“行，我们这就去。”他说。

两人前往第十五大街近第六大街的老埃比特餐馆。餐馆里装饰着彩色玻璃窗，绿色羊绒地毯，大铜灯和打猎的战利品，显得富丽堂皇。这里的客人大多是参议员、众议员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助理、说客及记者们。格斯叫了杯不加冰块的马提尼，为伍迪点了杯啤酒。伍迪笑了：父亲没有替他点马提尼。尽管他不喜欢，但也许他想要一杯呢——虽然在他看来，马提尼和琴酒没有什么区别——伍迪只是希望父亲能问一问他的想法。他举起杯子对父亲说：“你得到了你想要的，祝贺。”

“我这是为了世界和平着想。”

“你的说法很有说服力。”

“罗斯福不会被任何人说服。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同时也是个实用主义者。他知道自己无法尽善尽美。他会挑能够成功的事情去做。新政是他现在的第一要务——让失业者重回工作岗位。他不会做与之相抵触的任何事。如果我的提案惹恼了他的支持者，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份提案。”

“这么说来，我们还是没得到最终的胜利。”

格斯笑了笑。“我们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但你说的也对，我们的确还什么都没得到。”

“很遗憾，总统让韦尔斯跟你搭档。”

“我倒不这么看。萨姆纳的确更有影响力，他和总统比我亲近得多。但萨姆纳是个很难把握的人，很可能把我的提案引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伍迪把视线抛向餐厅的另一头，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人。“猜猜谁来这了，我早该想到他也会来这。”

格斯循着伍迪的视线看了过去。

“你看到吧台边和几个戴帽子的家伙，以及和金发女郎在一起的人了吗？那是格雷格·别斯科夫。”和往常一样，虽然穿着一身很贵的衣服，格雷格看上去却很糟糕——他的丝绸领带很皱，衬衫露在腰带外面，奶白色的裤子上粘着一团烟灰。但他身旁的金发女郎却崇拜地看着他。

“是他啊，”格斯说，“你经常在哈佛见到他吗？”

“他主修物理，但我不大在教授身边看见他——上学对他来说也许过于枯燥了吧。我倒经常在《猩红》报社看到他。”《猩红》是哈佛的校报，伍迪为报纸拍照，格雷格为报纸写专栏。“今年夏天他在国务院当实习生，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估计是新闻办公室，”格斯说，“和他在一起的两个男人是报社的记者。穿棕色西服的是《芝加哥信使报》的记者，抽水烟的是克利夫兰《诚实商人报》的记者。”

伍迪看见格雷格像和老朋友交谈一样和两个记者密谈，他搭着一个人的肩膀凑着对方的耳朵说着什么，然后又拍拍另一个人的背，似乎在表示祝贺。两个记者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放声大笑，似乎真的很喜欢格雷格，伍迪很羡慕格雷格这方面的能力。这对政治家很有用——尽管称不上必须：格斯就没有这种呼风唤雨的能力，但他仍然是美国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伍迪说：“不知道他同父异母的姐姐黛西怎么看待这场战争。黛西现在在伦敦，她嫁给了一位英国的贵族。”

“准确地说，她嫁给了菲茨赫伯特伯爵的儿子，我和菲茨赫伯特伯爵恰好非常熟悉。”

“布法罗的所有女孩都妒忌她，国王参加了她的婚礼。”

“我还认识菲茨赫伯特的妹妹茉黛——茉黛是个真正完美的女人。她嫁给了德国人沃尔特·冯·乌尔里奇。如果不是沃尔特捷足先登的话，我本有机会把茉黛娶到手的。”

伍迪惊讶地竖起了眉毛，格斯很少这样说话。

“当然，那是我和你妈妈相爱以前的事了。”

“那是当然。”伍迪微微一笑。

“希特勒取缔社会民主党以后，我就再没有沃尔特和茉黛的消息了。希望他们都好。如果发生战争的话……”

伍迪发现战争的话题把父亲拖入回忆之中。“至少美国不会参战。”

“上次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格斯转变了话题，“最近你有你弟弟的消息吗？”

伍迪叹了口气说：“爸爸，他不肯改主意。他不想读哈佛或其他任何大学。”

这是杜瓦家的一个难题。查克说，满了十八岁他就要加入海军。没有大学学位的他只能是一个普通士兵，没机会当上将校。地位显赫的杜瓦夫妇对此非常失望。

“妈的，这小子完全考得上大学。”格斯说。

“国际象棋我就下不过他。”

“我也一样。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他不爱学习，他只爱划船。他满心想的都是出海游玩。”说完这句话，伍迪低头看了看表。

“别顾忌我，快去约会吧。”格斯说。

“我还不急——”

“快去吧。她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姑娘。赶紧走啊！”

伍迪笑了。父亲是个很会察言观色的人。“爸爸，谢谢你。”说完他站起身。

格雷格·别斯科夫正巧也在这时离开，和伍迪并肩离开餐馆。“伍迪，你还好吗？”格雷格和蔼地问，走出餐馆以后，两人又恰巧走向同一个方向。

伍迪曾经想为格雷格在戴夫·罗赫事件中的不光彩表现好好教训他一顿。但时间已经平息了他的怒气，事实上该为那事负责的是列夫·别斯科夫，而不是当时年仅十五岁的格雷格。尽管这样，伍迪还是不想对他客气。“我很喜欢华盛顿，”他沿着眼前这条宽阔的巴黎式大街往前走，“你呢？”

“我也很喜欢。另外，他们很快就对我的名字不再惊讶了。”看到伍迪探询的目光，格雷格说：“国务院里尽是些名叫史密斯、法贝尔、扬森、麦卡利斯特的人，名字和我类似的科辛斯基、科亨、帕帕多普洛斯几乎找不出一个。”

伍迪意识到格雷格说得没错。美国政府由极小的精英团体组成。以前他为什么没意识到呢？也许是因为学校、教堂、哈佛大学也都是这样，他已经见怪不怪了吧！

格雷格说：“不过他们很开明，让我这样一个能说流利俄语的富家子弟加入到他们中间。”

这话听上去是在炫耀，但伍迪从格雷格的口吻里听到了怨气，看来格雷格在国务院也遭了不少罪。

“他们觉得我父亲是个强盗，”格雷格说，“但他们不怎么在意，大多数富人的祖上都有一个强盗。”

“你好像不怎么喜欢华盛顿啊！”

“正相反，我不会去任何其他地方。这里是美国的权力中心。”

伍迪觉得格雷格很傲慢。“我来这是因为这里有我想做的事，能创造出我所期待的变化。”

格雷格笑了：“那还不是和我一样——你想要的也是权力吧。”

“嗯。”伍迪其实并没有这么想过。

格雷格问：“你觉得欧洲会发生战争吗？”

“你在国务院当实习生，这事应该比我更清楚！”

“这话不错，但我实习的地方是新闻办公室，那里只有提供给记者的胡编乱造。我知道的事情并不比你多。”

“我也不怎么清楚。我刚才去见了总统，他给我的感觉是他也不太清楚。”

“我姐姐黛西就在欧洲。”

格雷格的语气变了，看来他是真的在为姐姐担心。伍迪连忙安慰他：“嗯，我知道。”

“如果战争中发生轰炸的话，妇女和儿童也很难幸免。你觉得德国会轰炸伦敦吗？”

伍迪只能诚实回答：“我想他们会的。”

“我希望她能回来。”

“也许不会发生战争。去年，战争一触即发时，英国首相张伯伦就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与希特勒达成了协议。”

“最后关头的叛卖。”

“是的，他同样也会在最后关头抛弃波兰——只是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格雷格沉重地点了点头，然后换了话题：“你要去哪儿？”

“去乔安妮·罗赫的公寓，她晚上要办个聚会。”

“我听说了。我认识她的一个室友。不过她没有邀请我去，原因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她住的房子——哦，我的天哪！”格雷格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脚步。

伍迪也站定下来。格雷格正呆呆地望着前面。循着他的视线，伍迪看见一个漂亮的黑人姑娘正在第五大街上行走。她和他们年纪相当，嘴唇肉感诱人，让人有想亲的冲动。她穿着一身女佣的朴素黑裙，但头上的俏皮小帽和脚上的漂亮靴子给人一种时髦的感觉。

她也看见了他们两个，和格雷格双目对视了一会以后，她马上转开了视线。

格雷格说：“杰姬？你是杰姬·杰克斯吗？”

女孩没有理他，而是沿着街面继续朝前走，但伍迪看得出她内心很痛苦。

格雷格说：“杰姬，是我，格雷格·别斯科夫！”

杰姬——如果真是她的话——没有答话，但她看上去几乎要哭了。

“杰姬——或许叫你的真名玛贝尔会好一点。你应该认识我的啊！”站在人行道中间的格雷格张开手臂，做出恳求的手势。

女孩绕过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看他，然后继续朝前走。

格雷格转过身。“等一等！”他冲着她的背影大喊，“四年前你突然不告而别——你还欠我一个解释！”

平时的格雷格可从不这样，伍迪想。在高中和哈佛大学，格雷格面对女孩都从容自如。现在他的样子却非常灰心：茫然，痛苦，几乎要绝望了。

四年前，伍迪似乎想起了什么。这女孩就是丑闻的女主角吗？丑闻就是发生在华盛顿。这个女孩无疑就住在这里。

格雷格奔跑着追了上去。一辆出租车停在街角，一个穿着无尾礼服的男人下了车，站在路沿上把车费递给出租车司机。杰姬跳上车，使劲关上了门。

格雷格跑到车窗边，隔着车窗对女孩说：“和我谈谈，可以吗？”

穿着晚礼服的男人对司机说：“钱不用找了，”接着便离开了。

出租车开走了，格雷格怔怔地看着女孩渐渐远去。

格雷格缓缓地走回到伍迪站着的地方。“我真的闹不明白。”他说。

伍迪说：“她看起来吓得不轻。”

“她害怕什么？我从没有给她带来过任何伤害。我爱她还来不及呢！”

“我想她是在害怕一些别的事情。”

格雷格似乎想使自己振作起来。“对不起，”他说，“这和你无关，抱歉朝你发脾气了！”

“没关系。”

格雷格指着几步之外的一幢公寓。“乔安妮就住在那里，”他说，“祝你玩得高兴。”然后就走开了。

伍迪带着困惑的心情走到乔安妮住的公寓门口。他很快忘了格雷格的情事，想起自己和乔安妮的事情来。乔安妮还喜欢他吗？今晚也许还不能接吻，但至少可以提出约会。

这是幢没有配备门卫和行李搬运工的普通公寓。大堂里的住客单上显示罗赫和斯图亚特以及费舍尔住在一起，斯图亚特和费舍尔可能是与乔安妮共用一套公寓的两个姑娘。上了楼梯以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没带礼物——他原本应该带糖果或花束过来的。他琢磨着是不是要回去买些东西，但又觉得随意些会比较好。他按响了门铃。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打开了门。

伍迪说：“你好，我是——”

“进来吧，”她没听他的名字就交代起来，“饮料在厨房里，食物在客厅桌子上，不过我想已经不多了。”说完她转身就走，显然是觉得这样的招待已经足够了。

狭小的房间里到处是吸烟喝酒的人，他们的大嗓门超过了留声机里的乐声。乔安妮先前对他说“几个朋友”，但围在咖啡桌前讨论欧洲危机的至少有八到十个年轻人。他有点失望：公寓里这么多人，让他很难有机会向乔安妮展示自己的成熟。

他四处查看，寻找着乔安妮。他比这里的大多数人都高大，视线越过这些人的头顶寻找着，但哪里都没有乔安妮的踪影。他拨开人群，这时，一个棕色眼睛的丰满姑娘过来和他搭话：“高个儿，你好，我是戴安娜·塔夫娜。你叫什么名字？”

“我在找乔安妮。”他说。

她耸了耸肩。“祝你好运。”说着便走开了。

他走进厨房。噪声小了一点，但乔安妮并不在厨房里。他想，既然来了，就先在这里喝一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宽肩膀男人正在摇鸡尾酒调制壶。他穿着褐色西装，淡蓝色衬衫，戴着一条深蓝色领带，他不像是个酒保，倒像是这里的主人。“威士忌在那儿，”他对厨房里的另一位客人说，“你自己去拿，我在为想喝鸡尾酒的客人调制马提尼。”

伍迪问他：“这里有波本酒吗？”

“给你，”男人递给他一瓶，“我是贝克斯福特·罗斯。”

“我是伍迪·杜瓦。”伍迪拿了个杯子，给自己倒了杯波本。

“冰桶里有冰。”贝克斯福特说，“伍迪，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参议院的实习生，你呢？”

“我在国务院主管意大利科的事务。”贝克斯福特开始把调制好的马提尼分发给众人。

显然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伍迪想。这个男人的过分自信让他有一丝恼怒。“我在找乔安妮。”

“她应该就在附近。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伍迪觉得这方面他可以高贝克斯福特一筹。“哦，我们是老朋友了，”他轻飘飘地说，“事实上我很小就认识她了，我们在布法罗是青梅竹马。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贝克斯福特抿了口马提尼，满意地叹了口气，上下打量着伍迪。“我和乔安妮认识的时间可能没你长，”他说，“但我想，我肯定比你更了解她。”

“怎么会呢？”

“我准备娶她。”

伍迪觉得自己像是被人打了一巴掌。“你俩要结婚了？”

“没错。是不是非常棒？”

伍迪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乔安妮知道吗？”

贝克斯福特笑了，他同情地拍了拍伍迪的肩膀。“她当然知道，并同意和我结婚，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

贝克斯福特显然猜到了伍迪对乔安妮的感情，伍迪觉得自己像个傻瓜。“祝你们幸福。”他无精打采地说。

“谢谢你，现在我必须去招呼其他客人了。伍迪，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贝克斯福特离开了。

伍迪放下手中没喝的酒。“该死。”他轻声骂了句，然后离开了公寓。

九月第一天，柏林又闷又热。一身是汗的卡拉·冯·乌尔里希在烦躁中醒来，被单在半夜里因为热早已被她踢掉了。她透过卧室的窗往外看，低空中密布的云层像个罐头盖一样把柏林封得密不透风。

这天对她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甚至可以说能决定她的人生走向。

她站在镜子前看了看自己，她和妈妈一样具有菲茨赫伯特家的黑头发和绿眼睛。卡拉比方脸的母亲漂亮。茉黛称不上漂亮，但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两人之间的差别很大。卡拉的母亲能让遇到的每个男人都爱上她。卡拉却恰恰相反，循规蹈矩，根本不懂得调情。她知道许多其他十八岁女孩吸引男人的招数——媚笑，弄紧上衣凸显她们的胸部，挽起头发，把睫毛弄得很长——但卡拉觉得那样会让她很不好意思。茉黛当然不会像无知女孩那么张扬，但那些男人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她吸引。

今天卡拉更不想表现得过于性感。相反，她想给人留下聪明、能干和感性的印象。她穿了一条长到小腿的栗色裙子，脚上穿着便鞋，扎了两根女仆式的小辫。镜子里出现了一个标准的德国女学生：保守，平淡，一点都不招摇。

家人醒来以前，她就穿好了衣服，然后帮厨房里的女仆艾达准备好了早饭。

接着，卡拉的哥哥埃里克也下楼来了。埃里克这年十九岁，和希特勒一样留着修剪好的黑色小胡子，他支持纳粹，这种态度激怒了家里所有人。他和最好的朋友，纳粹党人赫尔曼·布劳恩一样，在柏林夏洛蒂医科大学就读。冯·乌尔里希夫妇付不起他的学费，但他获得了大学提供的奖学金。

卡拉向夏洛蒂医科大学申请了同样类型的奖学金。这天，校方将对她进行面试。如果顺利通过的话，她就能进入夏洛蒂医科大学就读，进而成为一名医生，如果失败了……

她完全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纳粹的掌权毁了乌尔里希夫妇的生活。沃尔特不再是德国议会的议员，在社会民主党和纳粹党之外所有其他政党被宣布为非法后，他失去了工作。沃尔特只有从政和外交方面的经验，其他什么工作都做不了。他靠给有几个朋友的英国大使馆翻译些德国报纸上的文章勉强挣几个钱。茉黛原先是左翼杂志的知名记者，但德国的所有报纸杂志早就禁止刊登她的文章了。

卡拉对家里的近况感到心碎。她深爱着这个包括女仆艾达在内的家，尤其对以前在政治上充满干劲，现在却失意潦倒的父亲感到悲伤。让人痛心的还有母亲茉黛，这个战前的英国女权领袖如今却要为挣几个马克教钢琴课。

但沃尔特和茉黛说，只要孩子们能过上快乐有意义的生活，他们什么都可以忍受。

卡拉和父母一样，都想当然地抱着致力于使世界更美好的想法，她不知道自己会像父亲那样从政还是像母亲那样当个记者，但这两样至少现在都行不通。

在无情暴戾的政府统治下，卡拉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哥哥的专业给了她启示。排除政治的因素，医生这个职业无疑能让世界更加美好。于是她打定主意要上医学院。她比班上的其他女孩都用功，每门课的成绩都是第一，科学这门课更是把其他所有人甩了一大截。她比埃里克更有资格获得奖学金。

“我们年级没有一个女孩。”埃里克气鼓鼓地说。卡拉知道埃里克不想看到她紧随他的脚步也上医学院。尽管政见不一，但沃尔特和茉黛都为他的成绩而骄傲。埃里克很可能是怕被卡拉超越了。

卡拉说：“我所有科目的成绩都比你当初好：生物、化学、数学……”

“是、是、是，我知道。”

“更主要的是，女生也能获得这项奖学金——我查过了。”

母亲穿着细腰上绕了两圈腰带的灰色波纺绸睡袍走过来，加入他们的对话。“有规矩就得遵守，”她说，“毕竟这是有法可依的德国。”茉黛说她喜欢这个自己入籍的国家，也许她说的是真心话。但纳粹掌权以后她的冷嘲热讽可真是不少。

卡拉把面包在混浊的咖啡里浸了浸。“妈妈，如果英国向德国发起进攻，你会感觉如何？”

“和上次一样感觉很不好，”茉黛回答，“我和你们的父亲在上次大战开始前结了婚，四年里的每一天我都在担心他会不会死在战场上。”

埃里克挑衅地问：“但你会站在哪边呢？”

“我是德国人，”茉黛说，“无论好坏我都已经嫁过来了。当然，嫁给你父亲时我们没想到现在上台的纳粹会如此暴虐。没人能料到。”埃里克抗议了两句，茉黛没去理他，“但婚约就是婚约，不管怎么样，爱你爸爸就意味着也要爱这个国家。”

卡拉说：“我们至少还没有开战。”

“暂时还没有，”茉黛说，“如果波兰人有理智的话，他们会放下手中的武器，屈服于希特勒的恫吓。”

“他们应该投降，”埃里克说，“德国非常强大，不管他们喜不喜欢，我们都可以予取予求。”

茉黛揉了揉眼皮。“愿上帝保佑我们！”

屋外响了声汽车喇叭。卡拉笑了。一分钟以后，她的闺密弗里达·弗兰克走进厨房。她将陪卡拉去面试现场，给予卡拉精神上的支持。弗里达和卡拉一样穿着普通的学生装，但和卡拉不同的是，她有一衣柜时尚的女装。

弗里达的哥哥沃纳跟在她后面走了进来。卡拉觉得沃纳看上去棒极了。和其他徒有外表的男孩不一样，沃纳有思想有操守。他一度非常左倾，但那段热血澎湃的生活早就过去了，现在他根本不问政治。他有很多漂亮时尚的女朋友。如果卡拉知道如何取悦他，她一定会设法接近他。

茉黛说：“沃纳，给你来点咖啡吧，不过我们家的是冲调咖啡，没有你们家的咖啡香。”

“冯·乌尔里希夫人，要不要我从厨房里给您偷点带过来？”沃纳问，“您值得喝上更好的咖啡。”

茉黛有点脸红了。卡拉很受刺激，四十八岁的母亲对沃纳来说，依然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沃纳看了看腕上的金表。“我必须走了，”他说，“空军部这些天几乎忙疯了。”

弗里达说：“谢谢你让我搭便车。”

卡拉问弗里达：“等等——你坐沃纳的车过来，那你的自行车在哪？”

“就在外面，我把自行车绑在汽车后背上了。”

两个女孩参加了水星自行车俱乐部，到哪儿都骑车。

沃纳说：“卡拉，祝你面试顺利。大伙，再见了！”

卡拉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最后那点面包。准备出门时，父亲下楼了。他没有刮胡须，也没有打领带。卡拉小的时候，沃尔特很壮实，但现在他非常消瘦。他深情地吻了吻卡拉。

母亲说：“我们还没听新闻呢。”说着，她打开了架子上的收音机。

伴着收音机嘈杂的开机声，卡拉和弗里达出了门，因此她们没听见这一天的新闻。

大学医院就在冯·乌尔里希家住的市中心米特老城区，因此卡拉和弗里达只骑了很短的一段路。卡拉开始紧张。周围汽车的尾气让她想吐，她觉得刚才如果没吃那顿早饭就好了。她们很快到了20年代新建的医院，找到了负责推荐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拜尔教授的办公室。一个傲慢的秘书告诉她们来早了，让她们坐着等会儿。

卡拉后悔没戴上帽子和手套，那样能让她显得老成一些，可以被患者所信赖。秘书或许会对戴帽子的女孩更礼貌些。

等待的时间很长，但秘书说教授可以见她的时候，卡拉却仍然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

弗里达小声对她说：“祝你好运。”

卡拉走进拜尔教授的办公室。

拜尔教授是个四十多岁的瘦子，嘴唇上留着灰白的胡须。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灰色的西装外面套了件褐色的大衣。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他和希特勒握手的照片。

他没有和卡拉寒暄，一上来就大声问：“什么是虚数？”

卡拉被教授的唐突惊呆了，不过还好这只是个简单的问题。“是个负实数的平方根，比如说负一的平方根，”她声音颤抖着说。“它不是一个真实意义上的数值，但可以用于计算。”

教授似乎有些吃惊。也许他原本想给卡拉来个下马威的。“回答正确，”他犹豫了一下以后说。

她看了看四周。办公室里没有别的凳子。教授要她一直站着回答问题吗？

教授又问了卡拉几个生物和化学方面的问题，她都轻松地答上了。她慢慢放松下来。这时他突然问：“你晕血吗？”

“不晕血，先生。”

“啊哈！”他得意洋洋地说，“你怎么会知道呢？”

“我十一岁时接生过一个婴儿，”她说，“那场面很血腥。”

“你应该去找个医生！”

“我叫人去找了，”她争辩道，“但孩子没等医生来就生了。”

“嗯，”教授站了起来，“在这儿等着。”说完便离开了。

卡拉站在教授让她站的地方。她本以为会接受严格的测试，但到现在她都应答如流。很幸运，她已经习惯和各个阶层的男男女女进行这种你问我答的交流，冯·乌尔里希家经常进行这种针锋相对的谈话。从记事起，卡拉已经与父母和兄长进行过不下千次这样的对谈了。

拜尔教授离开了好几分钟。他去干什么了？他去找同事来见这个天赋异禀的女学生了吗？她似乎想得太多了。

卡拉想拿拜尔教授架子上的书来看，但她害怕触怒拜尔教授，于是只好干站着。

十分钟后，拜尔教授拿着一包烟回来了。让她干站了十来分钟就是为了去买包烟吗？这难道是另一种测试？她生起气来。

他慢慢点起烟，似乎想借此集中注意力似的。他吐了口烟：“作为一个女人，你准备如何诊治一个下体感染的男人？”

卡拉很尴尬，她感觉自己脸红了。她从没和哪个男人谈过下体的事情。但她很明白，如果想成为一个医生的话，在这种时候就要强势一些。“我会像您这样的男医生一样，治疗一个下体感染的男病人。”她说。拜尔教授面露惊色，卡拉心想自己是不是太放肆了。她急忙补充道：“我会仔细检查受感染的区域，弄清感染的实际情况，可能会用磺胺类药物进行治疗。但我必须承认，高中生物课可没教这些内容。”

拜尔教授疑惑地问：“你见过裸体男人吗？”

“见过。”

他似乎要发怒了。“可你还是个大姑娘啊！”

“爷爷快死的时候，他卧床不起，又大小便失禁。我和妈妈帮他整理——爷爷太重了，妈妈一个人对付不了。”她挤出笑容，“这种事只能由我们女人来做。博士，你应该知道，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不管是病人还是残疾人，照顾他们的都是我们女人。我们已经习惯了。只有男人才会觉得这种事令人尴尬。”

尽管她对答如流，拜尔博士的表情却越来越难看。到底是哪里不对？如果卡拉被拜尔博士的问题吓到而做出愚蠢回答的话，他应该得意才对啊！

他把烟蒂放在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恐怕你不适合拿到这份奖学金。”他说。

卡拉惊呆了。她失败了吗？每道题她都答对了啊！“为什么不适合？”她问，“我的这些回答都对啊。”

“你根本不像个女人，竟然毫无顾忌地谈论男人的下体！”

“这个话题是你挑起来的！我只是在回答你的问题。”

“你显然是在没有教养的环境里长大的，你家大人竟然让你看男性长辈的裸体。”

“你觉得男人会帮老人换尿片吗？我倒想看看你换尿片的样子。”

“最糟的就是你这种目无尊长的态度。”

“这种具有冲击性的问题是你问出来的。如果我应对软弱的话，你会说我不够坚强，不能成为医生——是吗？”

拜尔博士一时间无话可说了，卡拉意识到自己点中了他的心思。

“你在浪费我的时间。”说着她朝门口走去。

“结婚去吧，”他说，“为元首生上许多许多孩子。女人本来就应该承担这种责任。尽你的本分去！”

卡拉走出拜尔博士的办公室，狠狠摔上了门。

弗里达吃惊地抬起头：“怎么了？”

卡拉一语不发地向大楼出口走去。她看了秘书一眼，秘书面露喜色，显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卡拉对她说：“老娘们，省省你脸上的假笑吧。”看到秘书又惊又怕的神色，她稍稍感到了一丝安慰。

走出大楼以后，卡拉对弗里达说：“因为我是女人，他根本没打算推荐我拿奖学金。我的成绩再好在他看来都无关紧要。这么多年，我算是白学了。”她大哭起来。

弗里达紧紧搂住她。

片刻后她感觉好了些。“我才不为该死的元首去生孩子呢。”她小声说。

“你说什么？”

“我们回家吧，回家后我再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她们骑上了自行车。

街上的气氛很奇怪，不过卡拉沉浸在自己的伤心事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人们集中在高音喇叭周围，似乎在等待收听希特勒在国会大厦被烧以后时常在国家大剧院发表的演讲。元首兴许又要发表演讲了吧。

回到冯·乌尔里希家以后，卡拉发现父母仍然待在客厅里，父亲皱着眉专注地听着收音机。

“他们刷下我了，”卡拉说，“医学院的入学规则写得天花乱坠，但他们根本不想招收女生。”

“卡拉，我很为你难过。”茉黛说。

“收音机里说了些什么？”

“你没听到？”茉黛说，“今天早上，德国入侵了波兰。我们开战了。”

伦敦的社交季已经结束，但因为欧洲正处于危机之中，大多数人都留在城里。通常在每年这个时间休假的议院被特地召集在一起。但没人举办聚会，没人举办舞会，皇室也没有任何招待会。在黛西看来，这和大冬天去海边度假地没什么两样。这天是星期六，可她却得去公公菲茨赫伯特伯爵的家里吃晚饭。还有什么比跟两个长辈待在一起更无趣吗？

黛西坐在梳妆台前，穿着青黛色的丝绸晚礼服，V领，细褶裙摆。她在头上插了丝绢花，脖子里戴着钻石项链。

丈夫博伊已经在梳妆室里穿好了衣服。黛西很高兴他在家里。博伊经常在外过夜。尽管他们同居一室，但很多时候她一整天都看不到博伊。至少今晚他在家。

黛西手里拿着母亲从布法罗寄来的信。奥尔加从女儿的家信中察觉了黛西婚后的种种不快，她的直觉一向非常准。“我只希望你能高兴点，”她在信中写道，“因此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不要这么快就放弃。总有一天你会成为菲茨赫伯特伯爵夫人，如果生了儿子的话，你儿子以后会成为伯爵。如果仅仅因为丈夫对你关注不够就放弃这段婚姻的话，将来你一定会后悔的。”

母亲也许说得没错。这三年来，人们见到她就叫她“尊敬的夫人”。像吸烟时吐烟圈一样，每次听见人们这么称呼自己，黛西都会感到一阵快意。

不过博伊似乎认为婚姻对生活没什么影响。他和好哥们儿一起过夜，到全国各地参加赛马比赛，很少告诉黛西自己要去哪里。黛西觉得在某个聚会上和丈夫不期而遇会让她很尴尬。但让她去问博伊的贴身男仆丈夫去了哪，那又未免太掉价了。

博伊能逐渐成长，开始有丈夫的样子吗？难道他会一直这样下去吗？

博伊把头凑了过来。“黛西，快走吧，我们要迟到了。”

她把母亲的信放在抽屉里，锁上抽屉，然后走出了梳妆室。博伊穿着呢外套等在门厅里。菲茨稍微做了点让步，同意他们穿着不那么正式的外套回家吃饭。

他们可以走去父母的家。但这天下着雨，博伊把车开了出来。这是辆奶白色宾利，博伊和他父亲一样喜欢漂亮车。

伦敦已经在进行着战争的准备。在两千英尺的高空，军方放了不少阻拦战斗机的探空气球。就算探空气球被敌人破坏，重要建筑物外面还垒上了层层的沙袋。因为前一天开始的灯火管制，人行道的边沿都被刷成了白色，以利夜间开车的司机。大树、雕像和人行道上其他容易引发事故的障碍物也都被刷上了白色的条杠，防止夜间行路的人不慎撞上。

碧公主跟博伊和黛西打了声招呼。五十岁的碧身材浑圆，但却喜欢穿着一身少女装。她穿着一件镶有玻璃小珠和亮片的夜礼服。碧从没讲过黛西父亲婚礼上提到的那件事，不过现在她再也不暗示黛西出身低微了，虽然不是十分热情，但陪着小心跟她说话。黛西同样也很小心，如同对待精神不稳定的老伯母一样对待自己的婆婆。

博伊的弟弟安迪已经到了。他和梅尔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据黛西观察，梅尔很快就要生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了。

博伊自然想要个男孩以承袭他的爵位和财产，但至少到目前为止黛西还没成功怀孕。这是个让人心酸的事实，安迪和梅尔接二连三地怀孕让他更显得尴尬。如果博伊不是经常流连在外的话，黛西怀孕的几率无疑会更高一点。

黛西很高兴看到伊娃·穆雷——不过伊娃的丈夫没来：吉米是个少校，没法离开连队。这个时候大多数士兵都在营房里，军官得和他们待在一起。因为梅尔嫁给了安迪，作为梅尔的嫂子，伊娃也成了菲茨赫伯特大家庭的一员。博伊只能放下对犹太人的偏见，对伊娃以礼相待。

伊娃和三年前刚嫁给吉米时一样，与他相敬如宾。这三年里，他们也生了两个孩子。不过这天晚上，伊娃神色忧虑，黛西知道这是为什么。“你父母都好吗？”黛西问。

“他们无法离开德国，”伊娃痛苦地说，“德国政府不给他们出境签证。”

“我公公能帮得上忙吗？”

“他已经试过了。”

“德国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们？”

“我父母不是特例。和他们相同境遇的有好几千人，只有少数的几个人能拿到出境签证。”

“我为你感到难过。”黛西不只是难过，她更为先前和博伊对法西斯的支持感到尴尬。她的疑虑随着法西斯主义在英国内外的愈发暴戾而越发浓厚。当公公明确表示他为儿子儿媳加入法西斯运动感到羞耻，要他们尽快脱离莫斯利一党的时候，黛西一下子松了口气。现在她只觉得当初真是太傻了。

博伊可从来没感到过后悔，他仍然觉得优越的白种人是上帝指派统治欧洲的，但他觉得法西斯专政不是那么实际。尽管对英国式民主感到恼火，但他不支持践踏民主。

他们早早地坐在餐桌前。“七点半，内维尔将在下院发表声明。”菲茨说。内维尔·张伯伦是现在的英国首相。“我应该到旁听席去旁听一下，也许得在吃甜点前离开。”

安迪问他：“爸爸，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我真不知道，”菲茨略显夸张地说，“我们都想避免一场战争，但重要的是不能给外界一种优柔寡断的印象。”

黛西很惊讶：菲茨是个忠诚的人，很少在众人面前批评自己的同僚，即便像现在这样拐弯抹角都很少。

碧公主说：“如果打仗的话，我就住到泰-格温去。”

菲茨摇了摇头：“一旦打仗，政府就会把宽敞些的乡村别墅征为军用，以备不时之需。作为政府官员，我必须率先垂范。我也许会把别墅借给威尔士步枪营作为训练中心，也许会把它改成伤兵医院。”

碧生气了：“那是我们家的别墅！”

“我们可以留下别墅的一小部分私用。”

“我是个公主——我才不要只住一小部分呢！”

“虽然小但也会很舒适。我们可以把餐具室作为厨房，把平时吃早饭的小房间作为餐厅，再留下三四个小客房作为卧室。”

“这叫舒适吗？”碧像难以忍受的东西放在眼前一样神情不悦，但她也没多说什么。

安迪说：“我和博伊可能会加入威尔士步枪营。”

梅尔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悲鸣。

博伊说：“我会加入空军。”

菲茨惊呆了。“你不能加入空军，阿伯罗温子爵必须加入威尔士步枪营。”

“步枪营又没战斗机。下一次战争将是空中大战。皇家空军一定急缺飞行员，我已经飞了好几年了。”

菲茨想说服他，但这时管家进来了：“伯爵阁下，车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菲茨看了看壁炉架上的钟。“糟了，我要迟了，格罗特，谢谢你，”接着他对博伊说，“下最终决定前，我还要找你再谈谈，你的想法是不对的。”

“那好吧，爸爸。”

菲茨转身对碧公主说：“抱歉，亲爱的，我不能等用餐结束再走。”

“没事，你快去吧。”碧公主说。

菲茨从餐桌边站起身，走到门旁。黛西发现他的脚有点跛，这是上一次战争留给他的残酷记号。

饭桌上的时间非常无趣，所有人都在暗自猜测首相会不会对德宣战。

女士们起身离开的时候，梅尔让安迪扶着她的手臂送她回房。安迪向留在餐厅没走的博伊夫妇打了声招呼：“最近她的身体很虚。”这是对妻子怀孕的一种比喻说法。

博伊说：“我也希望妻子的身体能虚起来。”

这句暗讽让黛西的脸涨得通红。她忍住不去反驳，但马上又责问自己为什么要让丈夫欺到头上。“博伊，你没听足球运动员是怎么说的吗？”最后她还是忍不住发火了，“踢球可得往门里射啊！”

这下轮到博伊脸红了。“你怎么敢这么说！”他怒气冲冲。

安迪笑了：“哥哥，这是你自找的。”

碧开口了：“你们都少说两句。博伊、安迪，你们等女士们走了以后再说这种没品的笑话吧。”她一阵风似的离开了房间。

黛西跟着碧走出餐厅，但她和其他女眷在楼梯口分别，径直走上了二楼。她正在气头上，想一个人待会儿。博伊怎么能这么说？他真的以为不能怀孕是她的错吗？很可能是他的原因。也许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故意在人前把责任推给她，以免别人以为他不行。但无论如何，这种事都不能在大庭广众下讨论。

她走进博伊原先的房间。婚后因为自家房子装修的原因，他们在博伊婚前睡的这个屋子住了三个月。除了这间房以外，隔壁的房间也归他们用，不过那时他们晚上总睡在一起。

她走进门，打开房间里的灯。令人吃惊的是，博伊似乎根本没搬离这里。洗脸台上放着剃须刀，床头柜上放着《飞行》杂志。黛西打开抽屉，看到一罐博伊每天早饭前必吃的护肝片。醉得不省人事难以面对妻子的时候，博伊难道都会躲到这儿来吗？

下面一层抽屉锁上了，但黛西知道博伊把钥匙放在壁炉架上的一个小罐子里。黛西理所当然地打开了抽屉：在她看来，夫妻间应该没有任何秘密。

她先看到了一本满是裸体女人照片的杂志。在画像和艺术照里，女人们都会对身体的敏感部位半遮半掩，但这些女人恰恰相反：她们不仅脱去了内裤和胸罩，连阴部也打开给人看。如果有人闯进来发现黛西在看这本书，她会装得非常震惊，但其实她非常喜欢这本杂志。她怀着极大的兴趣看完了整本书，拿自己和书上的那些女人比较：乳房的大小和形状，阴毛的数量，性器官的外观，等等。女人的身体真是一座探之不尽的宝库啊！

那些照片里，有些女孩在自慰，或装出自慰的样子来。其中两个女孩在互相挑逗。男人会喜欢这些照片，黛西不觉得奇怪。

她觉得自己像个偷窥者。这让她想起了结婚前在泰-格温潜入博伊房间的陈年往事。那次潜入之后，她急切地想多了解博伊一些，想与钟爱的他更加亲近，使他成为自己的丈夫。现在她又在干什么呢？窥探似乎不再爱着自己的丈夫，难道是为了弄清自己失败的理由吗？

杂志底下有个棕黄色的纸袋。纸袋里有几个写有红字的白封套。黛西看了看这几行红字：

商标认证

塞维斯普

注意

本品敏感

请勿将封套和内容物放在公共场所

英国制造

成分：硅胶

任何季节都适用

黛西不明白这几行字是什么意思，说明中没写清封套里放着什么。于是她打开了封套。

封套里放着几个橡胶套。她展开橡胶套。橡胶套形状像个管子，一头封着口。她很快就明白这是什么了。

以前她从没见过这种东西的实物，但听很多人说起过。美国人叫它“特洛伊木马”，英国人称之为“宝宝杀手”。它的学名是避孕套，用途是帮助女性避免怀孕。

丈夫为什么会有一包避孕套？只会有一种可能：避孕套是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时用的。

黛西真想放声大哭。她给了博伊他想要的一切。黛西从没以累为理由拒绝和博伊做爱——哪怕她真的很累——也没有推挡过他玩的那些花样。只要博伊想要，她甚至愿意摆出那本杂志里的姿势。

她做错什么了吗？

黛西决定好好问问他。

悲伤很快转变成为愤怒。她站了起来，想把封套里的东西带到餐厅，和他对质一番。这种时候为何还要保全他的面子呢？

这时，博伊走了进来。

“我从过道里就看见这里亮着灯，”博伊说，“你在我的房间里干什么？”他看着打开的床头柜抽屉，“你竟然敢偷窥我的隐私！”

“我怀疑你不忠，”她拿起避孕套，“我猜得没错。”

“该死的偷窥狂！”

“该死的通奸犯！”

他举起手：“我会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丈夫一样打你。”

黛西从壁炉架上拿起一个沉重的烛台。“有种你就试试，我会像一个20世纪的妻子那样还击。”

“太荒唐了。”博伊重重地坐进门边的椅子里，似乎受到了重挫。

他的失意消散了黛西的怒意，她悲从中来，颓然地坐在床上。不过她还是很好奇：“那个女人是谁？”

他摇摇头说：“跟你没关系。”

“我就是想知道！”

他不安地在椅子里蠕动着身体。“真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非常重要。”博伊看起来会和盘托出的。

博伊没敢看黛西的眼睛：“你以前不会认识，将来也永远不会认识。总之是你完全不认识的人。”

“是妓女吗？”

他被这句话惹恼了：“当然不是。”

黛西故意气他：“你给她钱了吗？”

“没，哦，给了些。”他显然耻于承认给钱的事实，“我给了些零花钱。那和付钱嫖妓是两码事。”

“如果她不是个妓女，那你为什么还要付钱呢？”

“付钱是因为我不想让她们见别的男人。”

“她们？你有好几个情妇吗？”

“没，我只有两个。她们是住在阿尔德盖特的一对母女。”

“什么？你不是认真的吧？”

“有一天，乔妮……法语里的说法是‘见红’。”

“我们美国女孩说那是‘诅咒’。”

“于是珀尔就……”

“做她的替补吗？这是我所知道的最肮脏的解决方式。于是你就跟她们两个都睡了吗？”

“是的。”

黛西想起那本满是不堪照片的杂志，突然想到了一种邪恶的可能。她必须把这事搞搞清楚。“你和母女俩同时上床过吗？”

“有过几次。”

“真恶心。”

“别担心会得病，”博伊指着她手中的避孕套说，“这东西预防感染。”

“你这么为我考虑，我真是太感动了。”

“你应该知道，大多数男人都会在外面寻欢作乐。至少，上层阶级的大多数男人都是这样的。”

“才不是呢。”但她马上想到了自己的父亲，除了黛西的母亲和情人玛伽外，列夫又找了新欢格拉迪丝·安格鲁斯。

博伊说：“我爸爸就很不安分，到处都有他的狗崽子。”

“我才不信呢，他对你妈妈很忠诚。”

“他至少有一个私生子。”

“在哪儿？”

“我不知道。”

“那还说什么‘至少’？”

“我听他和本·韦斯特安普敦吹过，你知道本的德行。”

“我确实知道。”黛西说。这似乎是个道出事实的时候。“他一有机会就摸我的屁股。”

“他是个老流氓。那次，本和我们父子俩都有点醉了，本说，‘我们这种人都有一、两个私生子，老哥，你说是吗？’爸爸说：‘我就有那么一个。’说完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连忙装傻咳嗽了两声，马上转移了话题。”

“我不管你爸爸有几个私生子。我是个现代的美国女孩，无法和一个不忠的丈夫住在一起。”

“你想怎么样？”

“我会离开你。”黛西做出毅然决然的表情，但她的心很痛苦，像是被当胸捅了一刀似的。

“夹着尾巴回布法罗吗？”

“也许吧，但我有很多钱，也可以有些别的选择。”他俩结婚时列夫的律师做了文件，没让博伊染指黛西父母家的财产，“我可以去加利福尼亚，在爸爸的某部电影里找个角色。我打赌我一定能做个电影明星。”尽管强装坚韧，但黛西的眼角还是泛着泪光。

“那你走吧，”博伊说，“想死到哪儿就死到哪儿，我一点儿都不在乎。”黛西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心话。从脸上的表情看，这不像是真心话。

屋外传来汽车停下的声音。黛西把深色窗帘拉开一点，看见菲茨的黑白劳斯莱斯停在外面，车头灯的光线在重重雨幕中显得不是那么亮眼。“你爸爸回来了，”黛西说，“我们还要继续吵下去吗？”

“最好下楼看看去。”

“我跟你一起去。”

博伊走出房间，黛西站在镜子前看了看自己的样子。她惊讶地发现自己和半小时前走进这个房间时没什么两样。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脸上却看不到丝毫痕迹。她为自己感到悲哀，想扯上嗓子大哭一场，但她抑制住了想哭的冲动。她定了定神，匆匆走下楼。

菲茨穿着肩膀上沾有雨点的外套坐在餐厅里。因为临走前没吃甜点，管家格罗特替他拿出了水果和奶酪。全家人都坐下以后，格罗特又替菲茨倒了杯红葡萄酒。菲茨喝了口葡萄酒：“真他妈太可怕了。”

安迪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菲茨吃了口干酪说：“内维尔只说了四分钟话，从来没有哪个首相像他表现得如此拙劣，他咕哝着说德国可能会从波兰撤军，但没人相信他的话。他没有提到开战，甚至没提到会给德国下最后通牒。”

安迪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内维尔私下说他想等法国结束犹豫之后再和它们一起宣战。但许多人觉得这只是个打肿脸充胖子的理由。”

菲茨又喝了口葡萄酒，然后说：“阿瑟·格林伍德在他之后发了言。”格林伍德是工党的副主席，“他站起身以后，列奥·艾梅里——说明一下，这个人是议院的保守党议员——扯着嗓子喊了一句：‘阿瑟，你可要站在英国的立场上说话啊！’连保守党议员都对本党的首相看不下去了，要社会主义的工党为英国说话！内维尔实在是太懦弱了！”

格罗特往菲茨的酒杯里加满了酒。

“格林伍德口气温和，但他的话很有分量：‘不知道我们还要犹豫多久？’听了他的话，议院两边的议员们都拍手称快。内维尔这时可能连打个地洞钻下去的心都有。”菲茨拿了个桃子，用刀叉子切成小块。

安迪问：“后来做了什么决定吗？”

“没做出任何决定！内维尔回了唐宁街十号首相府，但大多数内阁成员都去了下议院西蒙爵士的办公室。”约翰·西蒙爵士是本届政府的财政大臣，“他们说内维尔不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他们就不离开西蒙爵士的办公室。与此同时，工党的全国委员会也在开会，还有些不满的议员去了温斯顿的公寓。”

黛西总说自己不喜欢政治，但自从成为菲茨家的一员，学会从内部的角度看待政治以后，她就开始对政治感兴趣了。她觉得这幕大戏既可怕又有趣。“这样一来，首相就必须有所行动了。”她说。

“这样一来，”菲茨说，“在议院下一次开会之前——应该是在明天正午——内维尔要么宣战，要么向国王递交辞呈。”

过道里的电话响了，格罗特走出餐厅去接电话。一分钟后他回来说：“阁下，外交部来了电话。对方等不及你来接电话了，让我直接把消息转达给你。”老管家面露难色，似乎犯了越俎代庖的差池一样，“他说首相马上要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很好，行动够快的。”菲茨说。

格罗特说：“如果你方便的话，外交部长想让你也列席这次会议。”菲茨不是内阁成员，但副部长们有时也会受邀参加内阁会议。他们坐在会议室侧面的座位上就各自分管的领域回答阁员们提出的问题。

碧看了看钟。“快十一点了，但我想你必须去。”

“当然得去，‘如果方便的话’只是句客套话。”菲茨用白色的餐巾布擦了擦嘴，一跛一跛地走出餐厅。

碧公主说：“格罗特，多做些咖啡，带到客厅。今天我们可能会弄得很晚。”

“遵命，殿下。”

众人回到客厅热烈地聊了起来。伊娃非常想打这一仗：她希望看到纳粹的覆灭。她当然也担心吉米，但她知道战斗是士兵的天职，必须得冒送命的危险。碧也希望英国能向德国宣战，因为德国竟和她所痛恨的布尔什维克结了盟。梅尔害怕安迪会在战争中送命，听到可能打仗的消息就哭哭啼啼的。博伊就是不知道英国和德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为什么要为了波兰那块半原始的土地剑拔弩张。

瞅了个机会，黛西把伊娃带进了一个可以私下谈话的小房间。“博伊找了个情妇，”她一进房间就给伊娃看了避孕套。“我找到了这些。”

“黛西，我为你感到难过。”伊娃说。

黛西想像以往那样把这件事的细节全告诉伊娃——但博伊母女同侍的私生活实在令她感到羞耻，所以她只是对伊娃说：“我找他核实，他爽快地承认了。”

“他觉得羞愧吗？”

“他根本就不知羞，他说包括他父亲在内的英国上流阶级都有情妇。”

“吉米就不会有。”伊娃肯定地说。

“是的，吉米不是那种人。”

“你准备怎么办？”

“我想离开他。我们可以离婚，让别的什么女人去做子爵夫人。”

“如果打仗就离婚不了了。”

“为什么不能离婚？”

“对一个即将上战场的男人来说，离婚未免太残酷了。”

“在和阿尔德盖特的那对妓女睡觉以前，他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了。”

“但那是懦夫的行为，你不能和舍弃生命保护你的男人离婚。”

黛西不太情愿地接受了伊娃的想法。战争会把博伊从一个被世人唾弃的偷情者转变成避免妻子、母亲和国家遭受占领和侵略之苦的国家英雄。如果和博伊离婚，不光伦敦和布法罗的人会把她看成懦夫，连她自己都会这么想。如果发生战争的话，不管会发生什么事，她都希望自己能勇敢一些。

“你说得对，”黛西怨愤地说，“发生战争的话，我就不能和他离婚了。”

外面响了声炸雷。黛西看了看钟，已经是午夜了。听外面的声音，刚才的中雨已经转变成了瓢泼大雨。

黛西和伊娃回到客厅。碧在沙发上睡着了。安迪抱着仍然在悄声哭泣的梅尔。博伊一边吸烟，一边喝着白兰地。黛西决定一会就开车回家。

零点半的时候，菲茨回来了，他的夜礼服几乎被雨水打湿了。“内维尔不再犹豫了，”他说，“早上他将向德国下最后通牒。如果英国中午时间十一点德国人不从波兰撤退——英国将向德国宣战。”

众人站起身，准备各自离开。在过道里，黛西对博伊说：“我来开车。”博伊没和她争辩。上了奶白色的宾利以后，黛西发动了车子。格罗特在他们身后关上大门。黛西打开雨刷，但没有马上开车。

“博伊，”她说，“我们再试一次吧。”

“你是什么意思？”

“我不是真的想离开你。”

“我自然也不希望你走。”

“别去找阿尔德盖特的女人，天天晚上回家和我一起睡觉。我们试着生个孩子。你也想要一个，不是吗？”

“是的。”

“那你会答应我的请求吗？”

博伊思考了一阵，然后说：“好吧。”

“谢谢你。”

黛西看着博伊，希望他能吻她，但博伊只是直直地看着前方的雨刷，它正有节奏地刮掉无休无止的雨水。

星期天，雨停了，太阳出来了。劳埃德·威廉姆斯觉得伦敦似乎被昨日的雨水冲刷干净了。

这天早上，威廉姆斯一家集合在阿尔德盖特艾瑟尔家的厨房里。没有事先的安排，众人自发地集中在了一起。劳埃德猜想，宣战时每个人都想和家人在一起。

劳埃德希望对法西斯主义采取行动，但同时对战争的前景又有一丝害怕。在西班牙内战中他见够了杀戮，希望再也不要参加任何一次战斗。他甚至放弃了拳击。但他满心希望张伯伦不要退缩。他在德国亲眼见证过法西斯的暴行，据说西班牙那边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佛朗哥政权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前政府支持者，学校又回到了天主教会手里。

夏天，从大学毕业以后，他很快成为了威尔士步枪营的一员。因为参加过军官训练营，加入之后他就获得了中尉军衔。步枪营已经在准备参战了：他费了好大的劲才争取到二十四小时周末探访母亲的许可。如果首相马上宣战的话，他将是第一批的参战人员。

星期天，吃过早饭，比利·威廉姆斯就来到努特利街的艾瑟尔家。劳埃德和伯尼坐在收音机旁边，餐桌上摊开着一份报纸，艾瑟尔弄了条猪腿准备午饭。看到穿着制服的劳埃德，比利舅舅的眼眶润湿了。“我只是想起了大卫，”他说，“如果从西班牙回来的话，他也会应召入伍。”

劳埃德一直没告诉比利，大卫死亡的真相。他假装不知道那件事的细节，只知道大卫死在贝尔希特的战役中，并被安葬在了那里。比利参加过上次世界大战，知道战地上的尸体都是如何处理的，这也许增加了他的哀伤。他最大的愿望是等西班牙摆脱法西斯统治以后，到贝尔希特去一次，向为正义而战、牺牲了自己生命的儿子致敬。

莱尼·格里菲斯也未能从西班牙回来。没人知道他安葬在哪。他或许还在佛朗哥的哪个战俘营里呢。

这时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张伯伦首相前一天晚上在议会里的讲话，但是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永远预料不到之后会发生什么龌龊事。”比利说。

“英国广播公司不会报道那些事，”劳埃德说，“他们总想让报道听上去令人信服。”

比利和劳埃德都是工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劳埃德是青年部的代表。从西班牙回来之后，他设法取得了在剑桥大学复读的资格。结束学业后，他在全国各地的工党集会上演讲，告诉人们本国和法西斯为友的现政权是如何背叛西班牙民选政府的。这些演讲没有任何用处——毕竟佛朗哥的反民主叛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劳埃德却借此成了名人，甚至被左翼青年视为英雄——顺利地进入了工党的全国委员会。

劳埃德和比利舅舅作为工党全国委员会的一员都参加了前一天晚上的工党高层会议。他们知道张伯伦屈服于内阁的压力，对希特勒下了最后通牒。现在他们如坐针毡，观望着局势的下一步进展。

就他们所知，希特勒至今还没有给出回应。

劳埃德想起了妈妈的朋友茉黛和茉黛在柏林的家人。他琢磨着，茉黛的两个孩子现在应该是十八岁和十九岁。他很想知道他们是否也坐在收音机前等待着德国和英国会不会开战的消息。

十点钟时，劳埃德同母异父的妹妹米莉走进厨房。她今年十九岁，嫁给了诺米的哥哥皮革批发商亚伯。米莉在一个高档服饰店做营业员，收入很不错。米莉盼望开一家自己的店，劳埃德相信她一定能实现这个愿望。尽管服装业不是伯尼为米莉选择的，但看得出他还是为女儿的头脑、野心和精明的生意手段感到骄傲。

但是今天，米莉的自信荡然无存了。“你们在西班牙的经历已经够可怕了，”她流着泪对劳埃德说，“大卫和莱尼一去不返，现在你和我的亚伯又要去参战了。我们这些女人每天都要守在收音机旁，担心着你们是不是已经牺牲了。”

艾瑟尔说：“你们的表弟凯尔也要参战，他十八岁了。”

劳埃德问母亲：“我的生父在哪个连队？”

“哦，这很重要吗？”也许是为伯尼考虑，艾瑟尔从没提过劳埃德生父的事情。

但劳埃德很想知道。“这对我非常重要。”他说。

她重重地把一个剥了皮的土豆扔在放满水的平底锅里。“他是威尔士步枪营的。”

“和我一样！为什么以前不告诉我？”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劳埃德知道，母亲的小心也许还有另一层原因。艾瑟尔结婚的时候，多半已经怀上了他。劳埃德对这倒并不怎么在乎，但在当时可是件令人羞耻的事。但他还是不依不饶地追问道：“爸爸是威尔士人吗？”

“是的。”

“是阿伯罗温本地人吗？”

“不是。”

“那他是哪儿的？”

艾瑟尔叹了口气。“他的父母经常搬家——他父亲从事一种流动性很强的工作——但我想你的祖籍应该是斯旺西那边的，你满意了吗？”

“是的，我满意了。”

劳埃德的舅母米尔德里德从教堂过来了，米尔德里德时尚美丽，只是有些龅牙。她戴着顶别致的帽子——她经营一家很小的女帽加工厂。她第一段婚姻里的两个女儿，埃妮德和莉莉安，如今都快三十岁了，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大儿子大卫死在了西班牙，小儿子凯尔跟着她一起走进了厨房。尽管丈夫比利反感宗教，但米尔德里德每周日都会带孩子们去教堂。“我小时候一直听布道，”他经常说，“如果我得不到救赎，那任何人都无法被救赎。”

劳埃德四下里看了看。周围陪伴着他的家人：母亲、继父、同母异父的妹妹、舅舅、舅妈和表弟。他不想离开他们，在鬼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死去。

劳埃德看了看手腕上伯尼当毕业礼物送他的不锈钢表。十一点钟了，电台里，播音员阿尔瓦尔·里德尔用动情的声音告诉听众，首相马上要发表一项声明。里德尔说完以后，电台首先播放了一首肃穆的古典乐。

“你们都安静，”艾瑟尔说，“待会儿，我给你们每人弄一杯咖啡。”

厨房里一下子静了下来。

阿尔瓦尔·里德尔宣布，内维尔·张伯伦首相马上要开始发表讲话了。

在劳埃德看来，张伯伦是法西斯主义的纵容者，是把捷克斯洛伐克拱手交给希特勒的人，是在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明显帮助西班牙叛军之后仍然顽固地拒绝援助政府军的人。这次，他还会继续当缩头乌龟吗？

劳埃德注意到父母携起手。艾瑟尔不怎么长的指甲嵌进了伯尼的手掌。

他再一次看了看表，已经是十一点十五分了。

接着他们听见首相说：“我从唐宁街十号首相府的内阁会议室对大家发表讲话。”

张伯伦的声音有点破，用词又过于精确，听上去像个迂腐的学校教导主任。劳埃德觉得，英国需要的不是什么教导主任，而是位真正的英雄。

“今天上午，我们驻柏林的大使向德国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通牒中说，除非英国政府确定德军从波兰撤军，否则英国和德国之间将爆发一场国与国的战争。”

劳埃德对张伯伦的故弄玄虚非常不耐烦。“否则英国和德国之间将爆发一场国与国的战争，”这种表达方式未免也太奇怪了吧。他想：快说到点子上吧。这毕竟是性命攸关的事啊！

张伯伦的声音突然变得像政治家一样庄严。也许此时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麦克风，而是坐在收音机前等待他讲出决定他们命运的千百万国人。“我必须告诉大家，到目前为止，德国并没有做出撤军的表示。”

劳埃德听到艾瑟尔说：“哦，饶了我们吧！”伯尼的脸色变得惨白。

张伯伦慢慢说出了众人等待已久的惊人话语：“……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和德国开战了。”

艾瑟尔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