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针指到九点半时，女孩翻身下床，拾起掉在地板的衣服，慢慢悠悠地穿到身上。我在床上躺着，枕着胳膊用眼角呆呆地瞧她穿衣。那一件件衣服裹上身体的光景，使得她宛如冬日里瘦削的小鸟一样动作流畅而得体，充满静谧感。她向上拉起裙子拉链，依序扣好衬衣扣，最后坐在床沿穿上长筒袜，末了，吻了吻我脸颊。脱衣服的方式富有魅力的女孩想必为数不少，而穿衣服时给人以美感的则寥寥无几。她穿罢所有衣服，用指尖往上撩起长发理了理，于是房间里的空气仿佛置换一新。

“谢谢你招待的美餐。”

“不客气。”

“你经常那样自己做东西吃？”她问。

“要是工作不很忙的话。”我说，“工作忙时做不来。随便吃点剩的，或到外面吃。”

她坐在餐椅上，从手袋里掏香烟点燃。

“我自己不怎么动手。从根本上说我不很喜欢弄锅弄勺，一想到七点前要赶回家做一大堆东西再逐个打扫到肚子里，就觉得头痛。你不觉得那一来活着就像只为这张嘴巴似的？”

“或许。”我也有同感。

我穿衣服的时候，她从手袋里取出小记事簿，用圆珠笔写了点什么，撕下递给我。

“家里的电话号码。”她说，“要是想见我或有好吃的剩下，就请打个电话，我即刻报到。”

女孩带着该还的三本哺乳类书走后，房间里顿时寂静得出奇。我站在电视机前，取下T恤罩，再次细看那独角兽头骨。尽管堪称证据的东西一件也未掌握，但我还是开始觉得这头骨很可能就是那位薄命的青年步兵大尉在乌克兰前线掘得的谜一样的头骨本身。越看越恍惚觉得头骨在漾出某种类似奇特因缘的氛围。当然，或许是由于刚刚听过那段叙述才有如此感觉罢了。我几乎下意识地用不锈钢火筷再度轻叩头骨。

之后，我归拢碟碗杯子，放在水槽里洗了，用抹布擦净餐桌。差不多到了该开始“模糊”的时间。为免受干扰，我把电话转到录音服务功能，拔掉门铃接线，除了厨房外熄掉家里所有的灯。我必须在两小时之内自己一人集中全副精力进行模糊运算作业。

我进行模糊作业的通行令是“世界尽头”。我根据“世界尽头”这一标题下带有高度私人意味的剧情，将分类运算完毕的数值转换为电脑计算用语。当然，虽说是剧情，却同电视上经常出现的那种完全是两回事，而且相比之下更为混乱、更无明晰的情节，无非姑且称之为“剧情”而已。但不管怎样，全然没有人教给我它具有怎样的内容，我所知道的仅仅是“世界尽头”这个标题。

决定“剧情”的是“组织”里的那伙科学家。我为当计算士经受了一年训练，通过最终考试后，他们把我冷冻了两个星期。这时间里，他们把我的脑波巨细无遗地审查了一遍，从中抽出我的意识核，将其定为我进行模糊作业时的通行令，又反过来输入我的脑中，然后告诉我：这便是你用于模糊的通行令，标题叫“世界尽头”。由此之故，我的意识彻底成了双重结构。就是说，首先具有作为整体混沌状态的意识，而其中有个如同梅干核那样的集约混沌状态的意识核。

但是他们没有将意识核的内容教授给我。

“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个。”他们对我解释道，“因为这世上再没有比无意识性更正确的了。到达一定年龄——我们经过缜密计算设定为二十八岁——之后，人的意识就整体来说基本不再变化。我们一般所称呼的意识变革，从整个脑功能来说，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表层误差。所以，‘世界尽头’这个意识核，在你停止呼吸之前将始终不渝准确无误地作为你的意识核发挥作用。说到这里你可明白了？”

“明白了。”我说。

“所有种类的理论分析，都好比用短小的针尖切西瓜。他们可以在表皮划出痕迹，但永远无法触及瓜瓤。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将瓜皮和瓜瓤利索地分离开来。当然，世上也有光啃瓜皮而沾沾自喜的怪人。”

“总而言之，”他们继续道，“我们必须使你的通行令永远免受你自身意识的表层摇晃的干扰。假如我们教给你所谓世界尽头是如此这般一回事，也就是说像削西瓜皮一样，那么你肯定要这样那样摆弄个没完——什么这里这样合适啦，那里再加进那个啦等等。而一旦真的这样，作为通行令的普遍性必然转眼之间全部消失，模糊也就无以成立。”

“所以我才给你的西瓜包上厚厚的皮。”另有一个人说，“你可以将其呼叫出来，因为那是你本身，但你不能知道。一切在混沌的大海中进行。就是说，你将空手潜入混沌之海并空手而归。我的意思你懂吧？”

“我想是懂的。”

“还有一个问题，”他们说，“那就是：人是否应该明确知道自己的意识核？”

“不懂。”我回答。

“我们也不懂。”他们说，“可以说，这是个超越科学的问题。这和在洛斯·阿拉莫斯研究原子弹的科学家们碰到的是同一类问题。”

“恐怕比洛斯·阿拉莫斯还要重大。”一个人说，“就经验而言，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实验。”

“实验？”我问。

“实验。”他们说，“再不可告诉你更多的了，对不起。”

随后，他们教给我模糊作业的方法：一个人单独进行，半夜进行，不可空腹或满腹，反复听三遍业已确定的发音方式。这样我就可以呼叫出“世界尽头”的剧情。但在它呼出的同时我的意识即沉入混沌之中。我在这片混沌中模糊数值。模糊完毕，“世界尽头”的呼叫便被解除，我的意识也从混沌中浮出。模糊作业固然结束，而我什么也不记得。逆反模糊则不折不扣是逆反，为此需听逆反模糊的声音模式。

这就是输入我脑中的程序。可以说，我不过类似无意识的隧道而已，一切从这隧道中通过。所以进行模糊作业时，我每每感到极度惶惑不安。分类运算则不同，虽然费事，但可以对当时的自己怀有自豪感，因为必须将全部才能集中于此。

相比之下，在模糊作业方面则谈不上任何自豪和才能。自己无非是被利用。有人在利用我所不知道的我的意识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处理什么。在模糊作业上面我觉得自己甚至不能算是计算士。

然而无须说，我无权选择自己中意的计算方式。我仅仅被赋予分类和模糊这两种方式，并严禁我擅自改变。若不满意，只能放弃计算士这一职业，而我又无意放弃。只要不同“组织”发生龃龉，作为个人还真找不到比当计算士更能充分施展自己才干的职业，且收入可观。若干上十五年，即可积攒一笔足够日后悠闲度日的钱款，为此我才不止一次地攻破几乎令人头晕的高倍率考试，忍受住了严格的训练。

醉酒对模糊作业并无妨碍。总的说来，上边的人往往示意适当喝点酒以消除紧张情绪，但作为我个人，则原则上在开始模糊之前要把酒精从体内排泄干净。尤其自模糊方式被“冻结”以来，我已有两个月未曾接触这项作业，眼下就更得小心从事。我用冷水洗了淋浴，做了十五分钟大运动量体操，喝了两杯浓咖啡，这样醉意即可大致消失。

然后，我打开保险柜，取出打有转换数值的纸和小型录音机摆在餐桌上，准备好五支削得恰到好处的铅笔，在桌前坐定。

首先要调好录音带。我戴上耳机，转动录音带，让数字式磁带计数器向前转至16，返回到9，再前进到26。如此静止十秒以后，计数器上的数字即告消失，从中发出信号音。若进行与此不同的作业，则录音带的声音自动消失。

调好录音带，我把新记录本放于右侧，左侧放转换数值。至此一切准备就绪。安装在房间的门和所有可能进入的窗口上的报警器亮起红灯“ON”。毫无疏漏。我伸出手，按下录音机的放音键，信号音旋即传出。俄尔，温吞吞的混沌状态无声无息地涌上前来，将我吞入其中。

（将我）

吞入——俄尔    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