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道出口到青山一丁目车站没有多远的距离，我们走在地铁线路上，电车来时就躲在立柱后面等它通过。车内光景历历在目，而乘客对我们则不屑一顾。地铁乘客没有人往窗外张望，他们或看报纸，或干脆怔怔发呆。地铁无非是方便人们在都市空间移动的权宜性工具而已，任何人都不会为乘地铁而喜出望外。

乘客数量不很多，几乎无人站立。虽说上班高峰已经过去，但依我的记忆，上午十时后的银座线该更挤些才是。

“今天星期几？”我问女郎。

“不知道，从来不理会星期几。”女郎回答。

“就平日来说，乘客未免过少。”我摇了摇头，“说不定星期天。”

“星期天又怎么样？”

“也不怎么样，星期天不外乎是星期天。”我说。

地铁线路比预想的好走得多。坦坦荡荡，无遮无拦。没有信号，没有车辆，没有街头募捐，没有醉汉。墙上的荧光灯以适当的亮度照亮脚下，空调器保持着空气的清新，至少比地下那霉烂气味强似百倍，无可挑剔。

最先从身旁通过的是开往银座方面的电车，其次是开往涩谷的电车疾驰而过。走到青山一丁目站旁时，从立柱背后窥视了站台情况。如果在地铁线路上行走时被站务员逮住，那可是件麻烦事，因为想不出如何解释才能使对方相信。站台最前头有一架梯子，翻越栅栏估计轻而易举，问题只在于怎样避开站务员的视线。

我们站在立柱后面，静静看着开往银座方向的电车进站台停下，开门放客，又载上新的乘客后关门。列车长下到站台，确认乘客上下情形，又上车关门，发出开车信号。电车消失后，站务员便不知去了何处。对面站台也已不见站务员的身影。

“走吧。”我说，“别跑，要装得若无其事。跑的话会招致乘客的怀疑。”

“明白。”

两人从立柱背后走出，快步走到月台的这边一头，然后装出习以为常且毫无兴致的样子爬上铁梯，跳过木栅栏。有几个乘客看见我们，露出费解的神情，想必在怀疑我们担当的角色。无论怎么看，我们都不像是地铁有关人员，满身污泥，裤子裙子湿得一塌糊涂，头发乱蓬蓬一团，眼睛被灯光晃得直流泪。如此人物当然不会被看成地铁工作人员，可究竟又有谁会乐此不疲地在这地铁线路上行走呢？

不等他们得出结论，我们已三步两步穿过站台，朝出站口走去。走到跟前才意识到没有车票。

“没票。”我说。

“就说票丢了，付钱补票可以吧？”女郎道。

我向出站口的年轻站务员说票弄丢了。

“好好找过了？”站务员说，“衣袋左一个右一个的，再找一遍试试？”

于是我们在出站口前装出把全身上下摸遍的样子。这时间里站务员不无疑惑地定定注视着我俩的装束。

还是没有。我说。

“从哪里上的？”

涩谷，我回答。

“花了多少钱，从涩谷到这里？”

“忘了，”我说，“不是一百二十元就是一百四十元。”

“记不得了？”

“想问题来着。”

“真从涩谷上的？”站务员问。

“开进这站台的不都是涩谷始发的吗？如何骗得了人！”我提出抗议。

“从那边的站台来这边也是可能的，银座线相当长嘛。比方说可以从津田沼乘东西线到日本桥，从那里换车来这里。”

“津田沼？”

“比方说。”站务员道。

“那么津田沼到这里多少钱？照付就是。这总该可以了吧？”

“从津田沼来的？”

“哪里，”我说，“根本就没去什么津田沼。”

“那为什么要照付？”

“你不是那么说的么！”

“所以我不是说打比方吗？”

此时又开来一列电车，下来二十多个乘客，通过出站口走到外面。我看着他们通过。没一个人丢票。随后我们重新开始交涉。

“那么说，从哪里付起才能使你满意？”我问。

“从你上车那里。”站务员说。

“所以不是从涩谷吗？”

“却又不记得票价。”

“忘了嘛，”我说，“你可记得麦当劳的咖啡价格？”

“没喝过什么麦当劳的咖啡，”站务员说，“纯属浪费。”

“打个比方嘛，”我说，“就是说这类琐事是很容易忘记的。”

“反正丢票的人总是往少报，全都到这边站台说是从涩谷来的，无一例外。”

“所以不是说从哪里起算都照付就是么？你看从哪里起算合适？”

“那种事我如何晓得！”

我懒得再这么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便放下一张千元钞票，擅自走到外面。背后传来站务员的喊声，我们装作没有听见，兀自前行。在这世界即将步入尽头之际，实在懒得为这一两张地铁票挖空心思。其实追究起来，我们根本就没乘地铁。

天上在下雨，针一般的霏霏细雨将地面和树木淋得湿漉漉的，想必从夜里便一直在下。下雨使我心绪多少有些黯然。对我来说，今天是宝贵的最后一天。不希望下什么雨，最好一两天万里无云，而后像J·G·巴拉德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连降一个月倾盆大雨，反正已不关我事。我只想躺在灿烂阳光照耀下的草坪上听着音乐痛饮冰凉冰凉的啤酒，此外别无他求。

然而事与愿违，雨不像有止息的迹象。仿佛包了好几层塑料包装纸的色调模糊的阴云把天空遮掩得密密实实，雨不间断地从中泻下。我想买份晨报看看天气预报，但买报必须走到地铁出站口附近，而一到出站口势必又要同站务员重开那场徒劳无益的论战。于是我只好放弃买报的打算。一天刚开头就这样不顺心。连今天星期几都无从判断。

人们撑伞而行，不撑伞的惟独我们两人。我们站在大楼的檐下，像观看古希腊卫城遗址似的茫然注视着街景。雨中的十字路口，五颜六色的车辆熙来攘往。无论如何我也无法想象在这下面有个广大而离奇的夜鬼世界。

“幸好下雨。”女郎说。

“好在哪里？”

“要是晴天，肯定晃得我们好久都不敢走上地面。下雨好吧？”

“倒也是。”

“往下怎么办？”女郎问。

“先喝点热东西，再回家洗澡。”

我们走进附近一家自选商场，在门口处的饮食间要了两个浓汤和一个火腿鸡蛋三明治。柜台里的女孩见我们这副狼狈相，起初像是相当惊愕，旋即若无其事地用职业性口气应对下来。

“浓汤两个火腿鸡蛋三明治一个。”女郎道。

“一模一样。”我说。接着问，“今天星期几？”

“星期日。”对方回答。

“瞧，”我对胖女郎说，“猜得不错。”

汤和三明治上来之前，我翻阅邻座丢下的《体育日本》来消磨时间。尽管看体育报也解决不了什么，但总比什么也不看好些。报纸日期为十月二日星期日。体育报上没有天气预报，不过赛马专版报道的雨情相当详细：傍晚可能雨停，好在并不影响最后一场的赛马，而这一场的竞争恐怕相当激烈。神宫球场上进行的是棒球比赛，益力多队对中日队的最后一场，结果益力多以二比六败北。谁都不晓得神宫球场的正下方即是夜鬼庞大的巢穴。

女郎说她想看最上面的那版，我便分下来递过去。她想看的似乎是那篇《喝精液是否有助于皮肤美容》，其下面是篇小说类的东西：《被关入笼子强奸的我》。我无法想象如何强奸关入笼子的女士。想必自有其行之有效的手段，但不管怎样，肯定很费操办，我可做不来。

“喂，喜欢给人喝精液？”女郎问我。

“怎么都无所谓。”我回答。

“可这里是这样写的：‘一般来说，男子喜欢在被爱抚时由女性吞下精液，由此确认自己被女性所接受。此乃一种仪式，一种承认。’”

“不大明白。”我说。

“可让人喝过？”

“记不得了，大概没有。”

她“唔”了一声，继续看那篇东西。

我则阅读中央棒球联队击溃太平棒球联队的前后经过。

汤和三明治端了上来。我们喝着汤，把三明治一掰两半，于是烤面包片味儿和蛋清蛋黄味儿荡漾开来。我用纸巾擦去嘴角沾的面包屑和蛋黄，再次喟然长叹，长得仿佛把全身所有的叹息都汇成了这一声，如此深长的喟叹整个一生里都不会出现几次。

走出店门，拦了辆出租车。由于浑身脏污，等了好些时间才碰上一辆肯停下来的。司机是个留长发的小伙子，助手席上放一台组合音响式的大型收录机，里面淌出“警察乐队”的歌声。我大声告以去处，然后深深缩进座席。

“喂，怎么脏成这样？”司机对着后望镜问道。

“在雨中抓打起来了。”女郎回答。

“嗬，厉害厉害。”司机说，“不过也太狼狈了。脖子侧面红一块青一块的。”

“知道。”我说。

“没关系，这个我不在乎。”司机说。

“为什么？”胖女郎问。

“我只拉看上去喜欢听流行歌曲的年轻人，哪怕脏点也无所谓，只听这个就足够开心的了。喜欢‘警察’？”

“差不多。”我适当应和一句。

“公司不让放这种歌，要我用收音机放电台的音乐节目。开哪家的玩笑！什么玛蒂啦松田圣子啦，谁听那无聊玩意儿！‘警察’才叫绝！听一天都听不厌。牙买加音乐也蛮好。你看呢，牙买加如何？”

“不坏。”我说。

“警察”磁带转罢，司机给我们听鲍勃·马利的情歌。仪表板上堆满了盒式磁带。我早已筋疲力尽，加之又冷又困，全身活像要散架似的，谈不上欣赏音乐。但不管怎样，能让坐他的车已算是谢天谢地了。我从后面木然望着司机一边手扶方向盘一边用肩头打着拍子。

开到我住处门前停下，我付罢车费下车，给了一张千元小费：“买磁带好了。”

“太高兴了！”司机说，“能再次碰到一起？”

“是啊！”

“不过，你不认为再过十年十五年世上大多数出租车都会大放流行歌曲？你不觉得那样很好？”

“是很好。”我说。

但我想那是不可能的。吉姆·莫里逊死了十多年了，我还从未碰上哪辆出租车放着“大门”的音乐赶路。世间有变化的有不变化的，不变化的永远一成不变，出租车上的音乐便是其中之一。出租车收音机播放的永远是歌曲节目或不堪入耳的名人一席谈或棒球赛转播之类。商店扩音器传出的是雷蒙·卢浮布尔的管弦乐，酒吧放的是波尔卡舞曲，年末商业街上听到的是本查兹的圣诞歌。

我们乘电梯上楼。房间的门本应依然处于合叶脱尽的状态，不料不知何人已将门整个嵌入门框，乍看似乎门关得好好的。谁干的不晓得，肯定花了不少时间和气力。我像克罗马努人[欧洲的史前人种。]打开洞窟盖子那样卸掉不锈钢门，把女郎让入室内，又从里面把门移过来，以免房间里的光景给人看见，而后自欺欺人地扣上防盗链。

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一瞬间我甚至怀疑昨天那狼狈场面是自己的错觉。原先所有四脚朝天的家具全部各就各位，一片狼藉的食品被清除干净，打碎的瓶罐和餐具的残片了无踪影，书和唱片返回书架，衣服被收进立柜，厨房卫生间卧室也已被擦洗得闪闪发光，地板不见半点垃圾。

不过仔细检查的话，仍可随处发现遗痕。打烂的显像管如时间隧道一样赫然开着空洞；电冰箱呜呼哀哉，里边空空如也；四分五裂的衣服已被统统扔掉，剩下的仅能装满一小皮箱；餐橱里仅存几个盘子和玻璃杯；挂钟停了；没有一件电器运转正常。显然，有人把不堪再用的东西挑出处理掉了，房间因而给人以神清气爽之感，宽宽敞敞，别无多余之物，甚至必不可少的东西想必都不止缺少一种。然而我又有些茫然，弄不清对于现在的我到底何为必不可少之物。

我去卫生间打开煤气热水器，确认未被损坏之后，开始往浴槽里放水。香皂刮须刀牙刷毛巾洗发水基本剩在那里，淋浴没有问题，浴巾也在。卫生间应当有许多物品不翼而飞，但我想不起失去的是什么，一件也想不起。

我往浴槽放水和巡视房间的时间里，胖女郎躺在床上看巴尔扎克的《农民》。

“法国也有水獭，嗯？”她说。

“有的吧。”

“现在也有？”

“不晓得。”我回答。那种事我哪里晓得。

我坐在厨房椅子上，动脑思索究竟何人为我收拾了这形同垃圾场的房间。是有人出于某种目的富有耐性地彻头彻尾拾掇了房间，或许是那两个符号士，也可能是“组织”里的人。我无法想象他们所思所为依据的是何基准，但不管怎样，我都得感谢谜一样的对方把房间整理得如此整洁漂亮。回到这样的房间的确令人心情舒畅。

水放满后，我让女郎先洗。女郎在书里夹上一枚书签下床，在厨房里三下两下脱去衣服。脱得十分潇洒自然，我不由坐在床沿怔怔地看着她的裸体。她的体形很妙，既像孩子又像大人。浑身都是白白嫩嫩的肉，俨然普通人的身体上上下下涂了一层果冻，而且胖得十分匀称，不注意会险些忘记她长得胖这一事实。胳膊大腿脖颈腰部都膨胀得赏心悦目，如鲸鱼一般珠滑玉润。较之身体，乳房并不很大，紧绷绷地隆起。臀部也丰满得恰到好处。

“我的身体不坏吧？”女郎从厨房问我。

“不坏。”

“让肉长到这个程度是件很辛苦的事。要吃很多很多饭，还得吃蛋糕啦油炸的东西啦等等。”

我默然点头。她洗澡时，我脱去衬衫和湿裤子，换上剩下的衣服，倒在床上思忖下一步怎么办。时间已近十一点半，剩余时间仅有二十四小时多一点点。必须好好筹划一番才行，决不能让人生的最后二十四小时稀里糊涂地过去。

外面仍在下雨，静静的细细的雨，几乎分辨不出。若窗前没有雨滴顺檐滴下，甚至下没下雨都无从知晓。汽车不时从窗下驶过，传来溅起路面薄薄积水的声响。也可听到几个小孩招呼谁的声音。女郎在卫生间里哼着听不清旋律的小曲，大概是她自己创作的。

躺到床上不久，睡意汹涌袭来。但不能就势睡去，一睡必是几个小时，什么也做不成。

但若问不睡干什么，自己也全然不知干什么好。我取下床头灯伞上的橡胶圈，摆弄了一会又放了回去。反正不能呆在房里不动，闷在这里一无所得。要去外面做点什么，至于做什么走到外面再作打算不迟。

想来，人生仅剩二十四个小时这点颇有点妙不可言。该干的事原本堆积如山，实际上却一个也想不起来。我又取下台灯伞的橡胶圈，用手指来回旋转。蓦地，我想起超级商场墙壁上贴的法兰克福旅游宣传画：有河，河上有桥，河面浮着天鹅。地方似乎不坏。去法兰克福终此一生倒也十分可取。问题是二十四小时以内不大可能赶到，即使可能也要被塞在飞机座位上十几个小时，不得不吃下机上那索然无味的食品，况且亲眼目睹时又未必有画上的那么好看。看来无论如何只能如此心灰意冷地结束此生了，无可回避。既然这样，也就无需计划旅行。旅行太费时间，而且大多不如预想的那般开心惬意。

结果我能想得起来的，只有同女孩一起美美地吃上一顿喝上一通，此外没有任何感兴趣的事。我翻开手册，找到图书馆电话号码，拨动转盘，唤来负责参考文献的那个女孩。

“喂喂。”女孩招呼道。

“最近有关独角兽的书，实在谢谢了。”我说。

“哪里哪里，应该谢谢你的招待才是。”

“如果方便的话，今晚再吃一顿如何？”我放出引线。

“吃一顿？”她重复道，“今晚有研究会呀！”

“研究会？”我也复述一遍。

“关于河流污染的研究会。噢，例如合成洗衣粉造成鱼类灭绝等等，就研究这个。今晚轮到我报告研究成果。”

“倒像很实用的研究。”我说。

“嗯，那当然。所以如果可能，吃饭的事最好改到明天，好么？明天星期一，图书馆休息，尽可慢慢来。”

“明天下午我已不在。电话中说不清楚，总之我要远离一段时间。”

“远离？旅行不成？”她问。

“算是吧。”

“对不起，等一下。”

女孩似在接待来参考文献室商谈什么的人。从听筒里不难感觉出周日图书馆大厅的光景：一个小女孩大嚷大叫，父亲则好言劝慰。电脑键盘声也传来了。看来世界安然无恙。人们在图书馆借书，站务员向无票乘车者投以火眼金睛，赛马场的马在雨中飞奔。

“关于民房拆迁的资料，”女孩解答对方提问的语声清晰可闻，“F5号书架上有三册，请到那边看看。”

接着又听得对方就此说了什么。

“抱歉抱歉，”女孩返回拿起听筒，“OK，好了，研究会就算啦。肯定得给大家说三道四。”

“对不起。”

“没什么。反正这一带河里鱼已死绝，我的研究成果迟一周报告也无所谓。”

“兴许是那样。”我说。

“在你那里吃？”

“不不，我的房间报废了。电冰箱一命呜呼，餐具也几乎荡然无存。做不成饭菜。”

“知道。”她说。

“知道？”

“嗯，不是收拾得很整齐吗？”

“你收拾的？”

“当然。不行么？今早上班顺路前去送另一本书，发现门掉了，里面乱七八糟，就打扫了一下，上班倒是晚了点儿。也算是对你招待的回报吧。帮倒忙了？”

“哪里哪里，”我说，“实在求之不得。”

“那，傍晚六点十分左右能来图书馆门前接我？只有星期日是六点闭馆。”

“好的。”我说，“谢谢。”

“不客气。”说罢，女孩放下电话。

我正在寻找吃饭时穿的衣服，胖女郎从卫生间出来了。我把毛巾和浴巾递给她。女郎接过后却不动，在我面前伫立片刻。洗过的头发紧紧贴着额头和脸颊，尖尖的耳朵从中直挺挺地竖起，耳垂上仍戴着金耳环。

“总是戴着金耳环洗澡？”我问。

“那自然。上次不是说过么？”女郎答道，“绝对掉不下来，别担心。喜欢这耳环？”

“是不错。”我说。

卫生间里晾着她的内衣、裙子和衬衫。粉红色胸罩粉红色三角裤粉红色裙子粉红色衬衫。泡在浴槽里一瞧见这些物件，两个太阳穴便一剜一剜地作痛。我本来就不喜欢什么内衣长筒袜晾在卫生间里。原因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喜欢。

我三下五除二洗了头发，洗了身体，刷了牙，刮了须。而后走出卫生间拿浴巾擦干身体，穿上裤头和长裤。尽管鲁莽的行动接二连三，但腹部伤痛却比昨天轻了许多，洗澡前我甚至想不起还有伤口在身。胖女郎坐在床上，一面用吹风机吹头发一面继续看巴尔扎克。窗外细雨依然，没有止息的迹象。如此目睹卫生间晾着内衣、床上坐着女孩用吹风机吹发看书、外面细雨飘零的时间里，我恍若回到了几年前的婚姻生活。

“不用吹风机？”女郎问。

“不用。”

吹风机还是妻子离家出走时留下的。我头发短，用不着吹风。

我坐在她身旁，背靠床头闭起眼睛。一闭眼，黑暗中便有各种颜色时闪时灭。回想起来，我足有好几天没像样睡过觉了，每次躺下都有人来把我叫醒，以致现在一合眼皮，睡意顿时急不可耐地将自己拖进深重的黑暗，犹如夜鬼之手企图把我拉入暗处。

我睁开眼睛，双手搓脸。由于时隔好久才洗脸刮须，皮肤紧如鼓面，搓脸简直像在搓别人的脸，被蚂蟥叮过的地方火辣辣地痛。想必两条蚂蟥没少吸我的血。

“嗳，”女郎把书放在一边，“真的不想让人喝精液？”

“现在不想。”

“没那个情绪？”

“嗯。”

“不想同我睡觉？”

“现在不想。”

“嫌我胖？”

“哪里，”我说，“你的身子十分诱人。”

“那干嘛不想睡？”

“不明白。”我说，“原因我不明白。总觉得现在不该同你睡。”

“是出于道德上的原因？还是因为违背你的生活伦理？”

“生活伦理。”我重复一句。这四个字眼很是不同凡响。我眼望天花板思索了一会。

“不，不是，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两码事。可能近乎本能或直觉吧，或者同我的记忆倒流有关，很难解释清楚。其实我现在极想同你睡觉，但有什么从中作梗，说眼下不到时候。”

女郎胳膊支在枕头上凝视我的脸。

“不是说谎？”

“这方面是不说谎的。”

“真那样想？”

“那样感觉。”

“可有证据？”

“证据？”我愕然反问。

“就是说可有什么东西能让我相信你想同我睡觉？”

“已经勃起。”我说。

“看一眼！”

我略一迟疑，终归还是脱掉裤子亮相。我实在筋疲力尽，无心继续争辩，况且我已不久人世，即使向十七岁女孩出示勃起的健全的阴茎，我也不认为会发展成为重大社会问题。

“唔。”女郎看着我说，“可以摸摸？”

“不行。”我说，“作为证据总可以了吧？”

“也罢，算啦！”

我提起裤子。外面传来重型卡车从窗下缓缓驰过的声响。

“什么时候返回你祖父那里？”我试着问。

“睡一会，等衣服干了就走。”女郎说，“水要到傍晚才能消，消了才好再经地铁返回。”

“这种天气晾衣服，得等到明天才能干。”

“真的？”她说，“那如何是好？”

“附近有家自动洗衣店，去那里烘干就是。”

“可我没出门的衣服啊！”

我歪头想了想，但想不出好办法，看来只好由我跑去自动洗衣店把她的衣服扔进烘干机了。我走进卫生间，将她的湿衣服塞入汉莎航空公司的塑料袋，然后从剩下的衣服中挑出橄榄绿棉布裤和蓝色带扣开领衫穿了，鞋穿的是褐色乐福平底鞋。这么着，剩给我的宝贵时间的几分之一便将在自动洗衣店那寒伧的电镀椅上毫无价值地消耗掉了。时间已指向十二点十七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