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周日，又是雨天，四台自动烘干机塞得满满的，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和购物袋挂在各自的烘干机把手上。烘干室里有三个女子，一个是三十六七岁的主妇，另两个看样子是附近女子大学宿舍里的女生。主妇百无聊赖地坐在电镀椅上俨然看电视似的定定地看着旋转的洗涤物，两个女大学生则在并肩翻看《JJ》。我进去时她们朝我这边瞟了几眼，旋即把目光收到自家洗涤物和自家杂志上去。

我把汉莎航空公司的塑料袋置于膝头，坐在椅上排号等待。女大学生两手别无他物，看来东西已全部投入烘干机转筒了。这样，四台烘干机若有一台空出，便非我莫属了。估计不至于久等，我松了口气。在这等场所眼望旋转的洗涤物消磨一个小时——光这么一想都令人扫兴。剩给我的时间已仅有二十四小时。

我在椅子上放松身心，茫然注视着空间中的一点。烘干室荡漾着由衣服干燥过程中特有的气味和洗衣粉味儿混合而成的奇异气味。身旁两个女大学生在谈论毛衣图案。两个都算不上漂亮。乖觉的女孩断不至于周日午后在烘干室里看什么杂志。

出乎意料，烘干机怎么也停不下来。烘干机自有烘干机的法则，“等待过程中烘干机半永久性地旋转不已”便是其一。从外面看去洗涤物已彻底烘干，然而它硬是不肯停转。

等了十五分钟，转筒还是不停。这时间里一个身段苗条的年轻女子提着一个大纸袋进来，将一大包婴儿尿布塞入洗衣机，打开洗衣粉袋撒进去，合上盖子往机器里投硬币。

我原想闭目打个瞌睡，又担心睡着时转筒停转而由后来者投入衣服，果真那样，又要白白耗费时间了，只好勉强打起精神。

我不由后悔：带本杂志来就好了。若看点什么，便不至于昏昏欲睡，时间也可转瞬即逝。不过我弄不清快速打发时间到底正确与否。对现在的我来说，大约应该慢慢受用时间才对，可问题是在这烘干室里慢慢受用时间又有何意义呢？大概只是扩大消耗而已吧？

一想到时间我就头痛。时间这一存在委实过于空洞。可是，一旦将一个个实体嵌入时间性的框架中，随后派生出来的东西究竟是时间属性还是实体属性又令人无从判断。

我不再思考时间，转而盘算离开烘干室后如何行动。首先要买衣服，买像样的衣服。裤子已无暇修复，在地下决心定做的苏格兰呢料西装也难以实现。固然遗憾，但只好放弃。裤子可用身上这条凑合，就买件轻便西服、衬衫和领带算了。另外要买件雨衣，有了它去任何地方的饭店都不在话下。购齐衣服约需一个半小时。三点之前采购结束。到六点约会时还有三小时空白。

我开始思索这三小时的用法。居然全无妙计浮上心头。睡意和疲顿干扰思路的运转，而且是在我鞭长莫及的远处干扰。

我正在一点点清理思绪，最右边那台烘干机的转筒停止了旋转。确认并非眼睛的错觉之后，我环视四周：无论主妇还是女大学生都只是朝转筒投以一瞥，她们坐着岿然不动，全无从椅子上欠起身来的意思。于是我按照烘干室的规则打开烘干机的盖子，把躺在烘干机底部的暖乎乎的洗涤物塞进挂在门把手上的购物袋，再将我这航空袋里的东西倾倒一空，然后关门投币，返回椅子。时针指在十二时五十分。

主妇和女大学生一直在背后打量着我的一举一动，继而目光落在我已放入洗涤物的烘干机转筒上，又瞥了下我的脸。我也抬起眼睛，看了看容纳我带来的衣物的转筒。根本问题在于我投入的洗涤物的数量非常之少，又清一色为女人的外衣和内衣，而且无一不是粉红色，不管怎么说都未免过于惹人注目。我烦躁得不行，便把塑料袋挂在烘干机把手上，到其他地方消磨这二十分钟。

霏霏细雨一如清晨绵绵地下个不停，仿佛在向世界暗示某种状况的出现。我打着伞在街上兜来转去。穿过幽静的住宅地段，便是商店鳞次栉比的马路。有理发店，有面包店，有冲浪器材店（我揣度不出世田谷区何以有这种商店），有香烟店，有糕点店，有录像带出租店，有洗衣店。洗衣店前一块招牌写道：雨天光顾降价一成。为什么雨天洗东西便宜呢？我无法理解。洗衣店里边，秃脑袋店主正神情抑郁地在衬衫上烫熨斗。天花板上垂着好几条粗常青藤般的熨斗拉线。店主居然亲手熨衣服——此店显然古风犹存。我对店主油然生出好感。若是这样的洗衣店，想必不会用钉书器在衬衫底襟钉上取衣编号，我很讨厌这点，所以才不把衬衫送去洗衣店。

洗衣店前有个长条凳样的木台，上面摆着几盆花，我细心看了一会，竟无一种花叫得出名。至于为什么叫不出花名，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盆花一看就知道是随处可见的普通品种，我觉得若是地道的人，应该一一晓得才对。从房檐落下的雨滴拍打着盆中的黑土。凝神注视之间，不禁一阵感伤：在这世上活了整整三十五个年头，居然叫不出一种极为普通的花的名称。

仅看了一家洗衣店自己就有不少新的发现，对花名的无知即是其一，雨天洗衣便宜又是一个。几乎每天在街上行走，竟连洗衣店前有长条凳这点都视而未见。

长条凳上爬有一只蜗牛。对我来说又多了一项新发现。迄今为止我一直以为蜗牛这东西仅仅梅雨时节才有，不过仔细想来，假如蜗牛惟独梅雨时节出现，那么其他季节它又在何处做什么呢？

我把十月的蜗牛投入花盆，又放在绿叶上。蜗牛在叶片上东摇西晃地摆动了一会，打斜安顿下来，一动不动地环视着四周。

接着，我转回香烟店，买了一盒百灵鸟牌长过滤嘴和一只打火机。本来烟五年前便已戒了，但在这人生最后一天吸一两盒怕也无甚害处。我在香烟店前叼上一支“百灵鸟”，用打火机点燃。好久不吸烟了，嘴唇有一种始料未及的异物感。我慢慢吸入一口，缓缓吐出。两手指尖微微发麻，脑袋晕晕乎乎的。

往下我又去糕点店买了四块糕点，哪一个上面都带有一长串法文名称，装入盒子后竟想不出到底买了什么。法语那玩意儿一出大学校门便忘个精光。西式糕点店的店员清一色是冷杉树一般的高个子女孩，和服带子的扎法实在惨不忍睹，我还从未碰到过个高而手巧的女孩。不过我不晓得这一理论能否世间通用，仅仅是我个人的巧合也未可知。

相邻的录像带出租店是我常去之处。店主夫妇年纪同我相仿，太太长得甚为漂亮。店门口一台二十七英寸电视荧屏正在播放沃尔特·希尔的《拳击者传奇》。查尔斯扮演拳击手贝尔，詹姆斯扮演其经纪人。我进去坐在沙发上，看拳击场面来打发时间。

里头的柜台内，店主太太一个人在值班。见她一副无聊的样子，我劝其吃块糕点。她挑了洋梨馅饼。我捡了块夹心乳酪饼，边吃边看查尔斯同秃脑袋大汉对打的场面。观众大多数预测大汉获胜，我因几年前看过一次，坚信查尔斯必胜无疑。吃罢糕点，开始吸烟。吸到半截，查尔斯便将对方彻底打翻在地了。看清之后，我离开了沙发。

“再慢慢看一会嘛！”太太劝道。

我说很想看，但洗涤物已经放进了投币式自动烘干机，不能不管。一看表，一点二十五分。烘干机早已停转。

“糟糕糟糕！”我连声叫苦。

“没关系，肯定有人好好取出收进袋子，绝对没人偷你的内衣内裤。”

“那倒是。”我颓然应道。

“下周来时，会有三部希区柯克导演的旧片子进来。”

走出录像带出租店，我沿同一路线返回烘干室。所幸里面已空无一人，只有我放的衣服躺在烘干机底部静等我的归来。四台烘干机仅有一台在转。我将衣服收进塑料袋，提回住处。

胖女郎在我床上睡得正香。或许由于睡得太实，乍看我还以为她死了过去。凑上耳朵一听，尚在微微喘息。于是我从袋里掏出衣服放在枕边，将糕点盒放在床头灯旁。如果情况允许，我真想钻到她身旁大睡一场，偏偏不能。

我去厨房喝了杯水，又蓦地想起小便。便后坐在餐椅四下环顾，但见厨房里水龙头、煤气热水器、换气扇、煤气灶、各种规格的锅和壶、电冰箱、电烤箱、餐橱、菜刀、焊接的大铁罐、电饭锅、咖啡豆粉碎机等等，不一而足。“厨房”二字说起来简单，却是由各种各样的器具、物品构成的。如此重新审视厨房之间，我从世界井然有序的构成上感到了一种异常费解的静谧。

搬进这套公寓时，妻子还在。已是八年前的事了。当时我经常坐在这餐桌旁独自看书到深夜，妻子睡觉也十分安静，以致我往往担心她死在床上。尽管我这人并不健全，但也还是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她。

回想起来，我已在这公寓里住了八年。八年前这房间里住着我、妻子和猫。最先弃我而去的是妻，其次是猫，而今我也即将离去。我把失去托盘的咖啡杯当作烟灰缸，吸了支烟，接着又喝了杯水。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住八年之久呢？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既非特别称心如意，房租又绝对算不上便宜。太阳过于西晒，管理员也不和蔼可亲，况且住进之后人生并未因此而变得如花似锦，就人口而言也是急剧下降。

但不管怎样，这一切都将打上句号。

永恒的生——我想。不死。

博士说我将进入不死之国。他说这个世界的完结并不意味着死，而是新的转换。在那里我将成为我自身，重新见到业已失去或正在失去的东西。

或许果真如此。不，可以说是必然如此。那位老人无所不晓。既然他说那是不死的世界，笃定不死无疑。然而博士的话还是一句也不能让我心悦诚服。那些话过于抽象，过于空洞。即使是现在这样，我已十足地觉得这便是我自身，至于不死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不死性，这个问题实在远远超出了我贫乏的想象力。倘若有独角兽和高墙出现，我更是无法想象，恐怕还是《OZ国历险记》略为现实一点。

我到底失去了什么呢？我抓耳挠腮地思索。不错，我是失去了许许多多的东西。详细开列起来，说不定有一本大学听课笔记那么厚。既有失去的当时不以为意而事后追悔莫及的，又有相反的情形，而且似乎仍在继续失却各种各样的人、事以及感情。象征我这一存在的大衣口袋里有一个命中注定的洞，任何针线都不能缝合。在这个意义上，纵令有人打开我房间窗扇伸进头来朝我吼道“你的人生是零”，我也无法否认，没有否认的根据。

可我又好像觉得，即使能够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恐怕也还是要走老路。因为那——继续失去的人生——便是我自身。我除了成为我自身别无选择。哪怕有更多的人弃我而去，或我弃更多的人而去，哪怕五彩缤纷的感情出类拔萃的素质和对未来的企盼受到限制以至消失，我也只能成为我自身，岂有他哉！

更年轻的时候，我也曾设想过成为自身以外的什么的可能性，甚至以为能够在卡萨布兰卡开一间酒吧同英格丽·褒曼相识，或者现实一点——实际上现实与否另当别论——度过与我自身的自我相适相符的有益人生。为此我也进行过变革自我的训练。《绿色革命》读了，《轻骑兵》也看了三遍。不料还是像船舵弯曲的小艇一样终归驶回原处。这就是我自身。我自身无处可去。我自身待在这里，总是等待着我的归来。

人们难道必须将其称之为绝望？

我不得而知。或许是绝望。屠格涅夫可能称之为幻灭，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称为地狱，毛姆恐怕称之为现实。但无论何人如何称呼，那都是我自身。

我无法想象不死之国是何模样。在那里，也许我真的会找回失去的一切，确立崭新的自身。也许有人拍手有人祝福，也许会幸福地度过同自己相适相符的有益人生。可是不管怎样，那已是与现在的我无关的另一自身。现在的我拥有现在的我自身，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撼动的历史事实。

如此思来想去，终于得出结论：恐怕还是假定自己将在二十四小时多一点之后死去较为合乎逻辑。而若以为迁往不死之国，事情难免像《唐璜遗训》那样虎头蛇尾。

我将死去——我决定姑且这样认为。这样远为符合我的性格。于是心情多少开朗起来。

我熄掉香烟，走进卧室看了看女郎熟睡中的脸，然后确认裤袋里是否装有我需要的一切。不过仔细一想，眼下的我已几乎不存在需要的东西。除了钱夹和信用卡，还需要什么呢？房间钥匙已无用处。不需要计算士执照，不需要手册，汽车已经扔掉，车钥匙也不需要。不需要小刀，不需要零币。我把裤袋里的零币统统掏出摊在桌上。

我先乘电车来到银座，在“保罗·斯图尔特”买了衬衫、领带和轻便西服，用美国运通卡付了款。穿好往镜前一站，形象相当不坏。橄榄绿棉布裤的裤线快要消失这点多少不尽人意，但一切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藏青色法兰绒轻便西服加深橙色衬衫这一搭配，赋予我好似广告公司年轻有为的职员那样的氛围，起码看不出是刚在地下往来爬行并且将在二十一小时后从世上消失之人。

摆正姿势一看，发现轻便西服的左袖比右袖短了一点五厘米。正确说来并非衣袖短，是我左臂过长。不知何以至此。我通常惯用右臂，不曾有勉强使用左臂的记忆。店员说两天内可将衣袖改好，劝我不妨一试。我当然加以拒绝。

“您打棒球什么的吧？”店员边递回信用卡边问。

我说不打什么棒球。

“大多数体育活动都会使身体变形。”店员告诉我，“对西服来说，最好避免过度运动和过量饮食。”

我道谢走出店门。看来世上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法则。的的确确每步都有新的发现。

雨仍在下着，我已没心思买衣服，不再物色雨衣，便走进啤酒屋喝生啤吃生牡蛎。不知何故，啤酒屋居然在播放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听不出是第几交响曲，任何人一般都听不出布鲁克纳交响曲的编号。反正啤酒屋放布鲁克纳是头一遭。

除我以外，啤酒屋里只有两张桌子有顾客：一对年轻男女和一个戴帽子的瘦小老人。老人戴着帽子一口一口喝啤酒，年轻男女则只顾悄悄低语，啤酒几乎没动。雨天午后的啤酒屋大多如此。

我边听布鲁克纳边往五个牡蛎上挤柠檬汁，按时针转动方向依序吞进肚去。喝了不大不小一杯啤酒。啤酒屋巨大挂钟上的指针指向三点差五分，钟盘下端有两只狮子面对面站着，扭着身子对抱针芯，两只都是雄性，尾巴卷成披大衣样的形状。不一会，布鲁克纳长长的交响曲放完，换上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奇特的组合。

要来第二杯啤酒后，我去厕所再次小便。小便怎么等都不结束，自己都不明白何以小便如此之多。不过反正没什么急事，任其慢慢倾泻就是。估计小便花了两分钟左右。背后接连传来“波莱罗”。一面听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一面小便颇有些不可思议，恍惚觉得将永远小便下去。

完成漫长的小便，感到自己好像彻底脱胎成了另一个人。我洗了洗手，对着变形镜照罢自家嘴脸，返回桌旁喝啤酒。想吸支烟，发现那盒“百灵鸟”忘在了公寓厨房，便叫来男侍买了盒“七星”，讨了火柴。

在这空荡荡的啤酒屋中，时间仿佛停止了脚步。但时间实际上仍在一刻不停地移动。狮子继续相对转体一百八十度，时针已推进到三点十分的位置。我注视着钟针，臂肘支在桌上喝啤酒吸“七星”。无论怎么想，眼盯时针打发时间都毫无意义可言，但我又想不出替代的好办法。人们的大多数行动，都是以自己仍将生存下去这一点为前提的，倘若去掉这一前提，便几乎没什么可做的了。

我从衣袋里掏出钱夹，逐一清点里面的东西：万元钞五张，千元钞数张。另一侧衣袋里，二十张万元钞同回形针混在一起。除了现金，还有美国运通卡和维萨卡，另有银行现金支票两张。我把两张现金支票折为四折扔进烟灰缸，横竖已无用处。室内游泳池会员证、录像带出租店会员证和买咖啡豆时给的优惠券也同样扔了。留下驾驶证后两枚旧名片也一扔了之。烟灰缸中满满堆着我的生活的残骸。这样，最后剩下来的便只有现金、信用卡和驾驶证。

时针指到了三点半时，我欠身离座，付款出店。喝啤酒当中雨已差不多停了，便索性把伞留在伞筒内。征兆不错。雨过天晴，神清气爽。

去掉伞后，顿觉如释重负。我很想移身别处，而且最好是人头攒动的地方。我在索尼大厦那里同阿拉伯游客一起观看了一会一字排开的电视的画面，然后下到地铁，买了张丸之内线去新宿的车票。刚一入座，睡意立时袭来，等睁开眼睛，电车已驶进新宿站了。

走出地铁出站口时，想起了保管在行李寄存处的头骨和模糊运算完毕的数据。虽然事到如今那玩意儿已全无用场，而且没带取货凭证，但反正无所事事，遂决定将其领出。我登上车站台阶，走到行李暂存处窗口，说取货凭证弄丢了。

“仔细找过了？”男职员问。

我说找得好苦。

“什么样的？”

“带有耐克标记的蓝色运动提包。”

“耐克标记是什么样的？”

我借用便笺和铅笔，画出如被压得变形的弧形飞标样的耐克标记，在上边注以NIKE字样。男职员半信半疑地看罢，拿起便笺去货架转了一圈，片刻提着我的包折回。

“这个？”

“是的。”我说。

“可有什么能证明你的住址和姓名？”

我递过驾驶证，男子将其同提包上的标牌对比着看了看，然后摘下标牌连同圆珠笔一起放在柜台上，叫我签名。我在标牌上签了名，接过提包道声谢谢。

东西自是成功地领出来了，但这带有耐克标记的蓝色运动包怎么看都与我这身装束格格不入。不可能提着耐克运动包同女孩去吃饭，买包替换倒不失为一计，问题是只有大型旅行箱或保龄球箱那样大的东西才容得下这头骨。旅行箱太重，而若提着保龄球箱，还不如索性提这耐克包要好得多。

如此思忖之间，终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方法而言，恐怕还是租一辆小汽车把这包扔在后座上最为地道稳妥。这样既无提包走路的麻烦，又无需顾虑它同衣服的谐调。如果可能，最好租气度不凡的欧洲车，倒不是我对欧洲车情有独钟，但毕竟是我一生中相当特殊的一天，还是相应地乘坐考究些的车为好。生来至今，除了几欲报废的“大众”或国产微型车，我还没开过别的。

我走进饮食店，借来按行业编排的电话号码簿，用圆珠笔在新宿站附近的四家租车代理店的号码处画上记号，依序拨动电话。哪家代理店都没有欧洲车。这种季节的星期天，一般都不会有车剩在店内，再说压根就不备有进口车。四家店中，有两家根本就没剩下冠以“乘用车”字样的车。另一家剩一辆本田思域。最后一家各剩一辆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和马克Ⅱ，服务台的女子说都是新车，车内均有音响。我再懒得打电话，决定租那辆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其实怎么都无所谓，本来我对车也没有多大兴趣，甚至新型卡利那1800GT和马克Ⅱ是何样式都一无所知。

接着去唱片店买了几盒磁带，有约翰尼·马西斯的最佳选曲、杰宾指挥的阿诺德·贝尔克的《净夜》、肯尼·巴雷尔的《周日暴风雨》、埃林顿公爵的《大家的埃林顿》、多列巴·皮诺克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和鲍勃·迪伦的包括《像一块滚石》的磁带。这种搭配固然杂乱无章，但也只好凑合——自己也搞不清到底在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上想听怎样的音乐。其实坐进车座后，想听的说不定是詹姆斯·泰勒，或许是维娜·华尔兹，也可能是“警察”，或者是“嘭嚓嚓”也未可知。抑或干脆什么都不想听。总之无从预料。

我将六盒磁带放进提包，去租车代理店看了汽车，递过驾驶证签了名。较之平时常用的车，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的驾驶席竟同宇宙飞船上的毫无二致。若坐惯这卡利那1800GT的人再去坐我的车，很可能以为是竖井式民居。我把鲍勃·迪伦的磁带塞进音响机，一边听《看水奔流》，一边不慌不忙地逐一确认仪表盘上的开关。开车时按错开关可非同小可。

我正在车内逐个检查按钮，接待我的那位态度和蔼的年轻女郎离开办公室走来车旁，问我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女郎的微笑显得冰清玉洁，楚楚可人，极像电视上演技娴熟的广告模特。牙齿莹白，口红颜色得体，双腮毫不松垂。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说，只是检查一下以防万一。

“明白了。”说罢，她又莞尔一笑。她的笑容使我想起高中时代的一个女孩。那是个聪明爽快的女孩，听说后来同大学时代认识的一个革命活动家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而后扔下孩子离家出走，现在无人晓得去了哪里。租车代理店的女郎的微笑使我想的便是这位高中同学。有谁能预料这个喜欢J·D·塞林格和乔治·哈里逊的十七岁女孩几年后居然为革命活动家生下两个孩子并就此下落不明呢？

“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小心驾驶，我们实在太感谢了。”她说，“近来车上的电脑式操纵盘，不习惯的人很难应付自如。”

我点下头。不习惯的人并非只有我。

“求185的平方根，答案按这个钮可以知道？”我问。

“在下一个新车型出现之前怕是难以如愿。”她笑着说，“这是鲍勃·迪伦吧？”

“是的。”我应道。鲍勃·迪伦正在唱《一路向前》。虽说过了二十年，好歌仍是好歌。

“鲍勃·迪伦这人，稍微注意就听得出来。”她说。

“因为口琴比史蒂维·旺德吹得差？”

她笑了。逗她笑出来委实令人惬意。我还是可以逗女孩笑的。

“不是的，是声音特别。”她说，“就像小孩站在窗前凝视下雨似的。”

“说得好。”我说。的确说得好。关于鲍勃·迪伦的书我看了好几本，还从未碰到过如此恰如其分的表述。简明扼要，一语中的。我这么一说，她脸上微微泛起了红晕。

“说不好，只是这样感觉的。”

“将感觉诉诸语言是非常困难的事。”我说，“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感觉，但很少有人能准确地表达出来。”

“很想写小说。”她说。

“一定能写出佳作。”

“多谢。”

“不过像你这样年轻的女孩喜欢听鲍勃·迪伦也真是稀罕。”

“喜欢往日的音乐。鲍勃·迪伦、甲壳虫、‘大门’、‘飞鸟’、吉米·亨德利克斯等等。”

“很想再跟你慢慢聊一次。”我说。

她嫣然一笑，微微侧首。脑袋转得快的女孩晓得三百种回答方法，即使对于离过婚的三十五岁疲惫男人也一视同仁。我道过谢，驱车前进。鲍勃·迪伦开始唱《再度放歌孟菲斯》。遇见她使我的心情好了许多，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到底没有白选。

仪表板上的电子表打出四点四十二分。街上失去太阳的天空正在向黄昏过渡。我以蜗牛爬行般的速度沿着拥挤不堪的道路朝自己所住方向驶去。正值周日，加上拥挤，不巧又有一辆绿色小赛车一头扎在载有混凝土预制块的八吨卡车的腰部，致使交通处于近乎无可救药的瘫痪状态。绿色赛车严重变形，俨然被谁不小心一屁股坐瘪了的纸壳箱。身穿黑雨衣的几名警察围在旁边，急救车正在连接赛车后面的挂钩。

花了很长时间才穿过事故现场。距会面时刻还有段时间，我便悠悠然吸着香烟，继续听鲍勃·迪伦的磁带，并思索同革命活动家结婚是怎么一回事。能把革命活动家作为一种职业来看待吗？准确说来革命当然不是职业。但既然政治可以成为职业，革命也该是其变种才是。这方面的事情我还真不好把握。

莫非下班归来的丈夫在餐桌上边喝啤酒边谈论革命的进展不成？

鲍勃·迪伦开始唱《像一块滚石》，于是我不再考虑革命，随着鲍勃·迪伦哼唱起来。我们都将年老，这同下雨一样，都是明白无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