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有人摇我的肩膀。最先感觉到的是沙发气味，接着那人开始为我的迟迟不醒感到焦躁。任何人都想剥夺我犹如秋日蝗虫般恬适的睡眠。

不过，我体内也有某种东西强行要我起来，告诉我已无暇再睡，并用铁花瓶打我的头。

“起来，求你起来！”她说。

我从沙发上坐起，睁开眼睛。我身穿橙色浴衣，她穿着男式白色T恤，几乎扑在我身上摇我肩膀。她那只穿白T恤和白内裤的苗条身段宛如站不稳的小孩，仿佛只消一阵强风便可将她吹为委地的尘埃。我所吞食的一大堆意大利风味消失到何处去了呢？我的手表又去哪里了呢？四周还是一片黑暗。若非眼睛出了问题，便是天还未亮。

“看那茶几！”女孩说。

我往茶几看去，上面放着小圣诞树样的东西，却又不是圣诞树。作为圣诞树未免太小，况且现在刚交十月。不可能是圣诞树。我依然双手压住浴衣底襟，目不转睛地看着茶几上的物体。原来是我放的头骨！不，也可能是她放的，这点我已记不起了。谁放的都无所谓，反正茶几上如圣诞树一般闪闪烁烁的是我带来的独角兽头骨。光点点散布在头骨的顶端。

一个个光点非常细小，光本身并不强，小小的光点如满天星斗缀满头骨。光色莹白，微弱柔和。每个光点周围都仿佛包笼着模模糊糊的光膜，轮廓绵软，扑朔迷离。或许由于这个缘故，那光看起来与其说是头骨表面在闪烁，莫如说是连片浮出于头骨之上。我们并坐在沙发上默不作声，久久凝视着小小的光之海。她的双手轻轻握住我的胳膊，我的双手仍放在浴衣底襟。夜半更深，四下阒无声息。

“这里有什么机关不成？”

我摇摇头。我曾同头骨一起过了一夜，那时它根本没有发光。倘若那光是由某种夜光漆或光苔一类东西发出的，肯定不至于有时亮有时不亮，应该一暗下来必有光亮现出才是，何况两人睡前头骨并未发光。不会是什么机关，而是某种超越人力的特殊物。任何人为的努力都不可能制造出如此柔和如此怡然的光。

我悄悄拿开她抓住我右臂的手，把手伸向茶几上的头骨，静静地拿起来放上膝头。

“不怕的？”她低声询问。

“不怕。”我说。何怕之有。这玩意儿说不定在某处连着我的自身，谁都不会害怕自己本身。

我用手心罩住头骨，手心生出残火般微弱的温煦感，甚至指尖也好像包笼在淡淡的光膜中。我闭目合眼，将十指浸入这柔弱的余温，于是纷纭的昔日回忆如遥远的云絮浮现在我心头。

“不像复制品。”她说，“莫不是真的头骨？带着远古的记忆而来……”

我默默颔首。可我能知道什么呢？无论它是什么，反正现在它在发光，光在我手中。我所知道的，只是那光在朝我倾诉着什么，这点我可以直接感觉出来。它恐怕在向我暗示着什么，那既像是应该到来的新天地，又似乎是留在我身后的旧世界，我还不能充分领悟。

我睁开眼，再次审视染白了手指的光。我虽然难以把握光的含义，但可以清楚看出其中并无恶意和敌对因素。它收敛于我的手心，并对此显得心满意足。我用指尖轻轻跟踪其中浮现的光。根本无需害怕，我想。全然没有理由惧怕自己本身。

我把头骨放回茶几，用指尖触摸女孩的脸颊。

“暖乎乎的。”她说。

“光暖和嘛。”

“我摸摸也不要紧？”

“没问题。”

女孩将双手置于头骨上面，闭起眼睛。她的手指也和我一样被镀上了一层莹白的光膜。

“有所感觉。”她说，“是什么倒说不清，总之像是过去在什么地方感觉过的：空气、光线、声音等等。表达不好。”

“我也表达不好。”我说，“嗓子渴了。”

“啤酒可以么？还是喝水？”

“啤酒可以。”

女孩从电冰箱里取出啤酒，连同杯子拿到客厅。趁这时间我拾起躺在沙发背后的手表看了眼时间：四点十六分。再过一个小时多一点天将放亮。我拎过电话机拨动自己住处的号码。还从来没往自己房间打过电话，好一会才想起号码。无人接起。等铃响到十五次我放下话筒，再次拨通让铃响了十五次，结果同样，无人接起。

莫非胖女郎回到她那在地下等待的祖父那里去了？还是被来我房间的符号士或“组织”的人抓住带往什么地方去了？不管什么情况，我想她都能够顺利应对。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她的应变能力都是我的十倍，而其年龄却仅及我一半。实非等闲之辈！我放下话筒，想到此生再也见不到那女郎了，不禁生出几分怅惘，就像在观看一个个沙发和吊灯从倒闭的宾馆中被运出，一扇扇窗口被关合，一幅幅窗帘被卸下。

我们坐在沙发上边喝啤酒边注视着头骨闪闪烁烁的白光。

“头骨是同你发生感应才发光的不成？”女孩问。

“不晓得。”我说，“不过有那个感觉。也可能不是我，而同别的什么发生感应。”

我把剩下的啤酒全倒进杯里，从从容容地喝干。黎明前的世界万籁无声，同森林中无异。地毯上东一件西一件扔着我的衣服和她的衣服：我的轻便西服、衬衫、领带、长裤，她的连衣裙、长筒袜、小背心之类。我觉得地上的衣服摊似乎是我这三十五载人生的一个总结。

“看什么呢？”

“衣服。”我回答。

“干嘛看什么衣服？”

“刚才还是我的一部分来着，你的衣服也是你的一部分。现在则不然，活像别人的别的衣服。看不出是自己的。”

“怕是做爱的关系吧？”她说，“做爱之后，人往往变得内省起来。”

“不，不是那么回事。”我手拿空杯说，“并非变得内省起来，只是注目于构成世界的许多琐碎部件而已。蜗牛、雨帘、五金店的商品阵列——对这类东西十分敏感。”

“不收拾衣服？”

“不必，那样蛮好，那样使人坦然。用不着收拾。”

“再讲讲蜗牛。”

“蜗牛是在洗衣店门前看见的。”我说，“没想到秋天里还有蜗牛。”

“蜗牛一年到头都有的。”

“想必。”

“在欧洲，蜗牛具有神话意味。”她说，“外壳意味着黑暗世界，蜗牛从壳中探头意味着阳光普照。所以，人们一看见蜗牛，就本能地想敲打外壳使它从里面出来亮相。这事可做过？”

“没有。”我说，“你懂的还真不少。”

“在图书馆工作嘛，自然知道很多。”

我从茶几上拿起那盒七星烟，用啤酒屋的火柴点燃，再次眼望地毯上的衣服。她的淡蓝色长筒袜上压着我的衬衫袖，天鹅绒连衣裙腰部像拧劲似的扭歪着，旁边薄薄的小背心如垂头丧气的旗帜。项链和手表扔在沙发上，黑皮挎包躺在屋角的咖啡桌上。

她脱掉的衣服看上去比她本身还像她。也许我的衣服看上去比我本身还像我。

“干嘛在图书馆工作？”我问。

“喜欢图书馆。”她回答，“安静，到处是书，知识成堆。我不愿意在银行或贸易公司工作，也懒得当老师。”

我朝天花板喷出一口烟，注视其行踪。

“想了解我？”她问，“例如哪里出生，少女时代如何，读哪所大学，什么时候不再是处女、喜欢的颜色等等。”

“不，”我说，“现在不急。想一点点了解。”

“我也多少想了解一点你。”

“在大海附近出生的。”我说，“每次台风过后的第二天早上都跑去海滩，海滩都有许多许多东西，海浪打上来的。好些东西简直想象不到。从瓶子、拖鞋、帽子、眼镜盒到桌椅板凳，无所不有。为什么有这种东西打上来呢？叫人摸不着头脑。不过我喜欢物色这些，来台风是一大乐事。怕是别处海滩扔的东西被卷进海里，又被浪打上岸来。”

我把烟在烟灰缸里熄掉，空杯放在茶几上，继续道：“奇怪的是，大凡被海水打上来的东西全都干干净净。虽说无一不是没用的垃圾，但一律洁净得很，没有一件脏乎乎的碰不得。海这东西也真是特殊。每当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总是想起海滩上的垃圾。我的生活便总是这样：把垃圾收集起来，以自己的方式弄干净，再扔去其他地方——只是派不上用场，徒然朽化而已。”

“不过那样做——就是说弄干净——要借助某种形式吧？”

“可形式到底又有什么用呢？若说形式，蜗牛也同样具备。而我无非是在海滩上到处走来走去罢了。那期间发生的各种事固然清楚记得，但也仅限于记得，同现在的我毫不相干。仅仅记得，如此而已。洁净，然而无用。”

女孩用手搭住我肩膀从沙发上站起来，走进厨房打开电冰箱，取出葡萄酒斟上，连同一瓶啤酒一起用盘子托来。

“我喜欢黎明前的一段黑暗。”她说，“因为洁净而无用，肯定。”

“但这段时间过得飞快。天一亮，就开始送报送奶，电车也投入了运行。”

她滑溜溜地钻到我身旁，把毛毯拉到胸口，喝了口葡萄酒。我把新拿来的啤酒倒进杯子，拿在手里打量着茶几上尚未失去光芒的头骨。头骨朝茶几上的啤酒瓶、烟灰缸和火柴盒投以淡淡的光。女孩把头靠在我肩上。

“刚才看你从厨房往这边走来着。”

“怎样？”

“腿很迷人。”

“中意？”

“非常。”

她把杯放在茶几上，往我耳下吻了一口。

“嗯，知道么？”她说，“我，顶顶喜欢别人夸奖。”

随着天光破晓，头骨的光像被阳光冲掉了似的慢慢减弱下去，不久变回毫无奇异之处的光滑滑的白骨。我们在沙发上拥抱着观望窗帘外面的世界被晨光夺去黑暗的情景。她热辣辣的呼吸弄得我肩头潮乎乎的，乳房娇小而柔软。

喝罢葡萄酒，她利用这短暂的时间蜷起身子静静地睡了。阳光明晃晃地照亮了相邻人家的房脊。鸟飞来院子，转而飞离。电视新闻的播音传来了。不知何处传来了汽车发动的声响。我已再无睡意。我记不清自己到底睡了多少个小时，总之睡意全消，醉意也没剩下。我把她搭在自己肩上的头轻轻放下，离开沙发走去厨房，喝了几杯水，吸了支烟，然后关紧厨房和客厅之间的门，打开餐桌上的小收录机，调低音量听立体声广播。本想听鲍勃·迪伦的歌曲，遗憾的是没有播放，而代之以罗杰·威廉姆兹弹的《枯叶》。秋天了！

她家的厨房同我家的很相似，有水槽有换气扇有电冰箱有热水器，大小、功能、使用年头、用具数量也大同小异，不同之处是没有煤气烤炉，而以微波炉代替，还有电动咖啡豆粉碎机。菜刀也按不同用途准备了好几种，不过磨法多少有点毛病，女的很少有人能磨好菜刀。烹调用的盘子清一色是容易在微波炉中使用的硼硅酸玻璃盘。长柄平底锅油光光地毫无污痕。水槽中的垃圾篓也清扫得一干二净。

我自己也不明白何以对别人家的厨房如此关心备至。其实我无意查看他人的生活细节，不过是厨房里的东西自然而然地映入自己的眼帘。罗杰·威廉姆兹的《枯叶》放完，换成弗兰克管弦乐队的《纽约之秋》。我在秋日的晨光中出神地望着餐桌上排列的锅、碗和调味瓶等物。厨房俨然世界本身，一如莎士比亚那句台词：世界即厨房。

乐曲放罢，主持人说了声“已是秋天了”，随即谈起秋日初次所穿毛衣的气味，说厄普代克的小说对这种气味做过出色的描写。下一支乐曲是伍迪·赫尔曼的《昔日秋光》。餐桌上的钟已指向七时二十五分。十月三日，上午七时二十五分，星期一。天空晴得如被尖刀深深剜开一般深邃而透彻。作为结束人生的最后一天，场景似乎不错。

我用锅烧了开水，从电冰箱里拿出西红柿，又切了大蒜和手旁一点蔬菜做成西红柿酱汤，然后加进斯特拉斯堡香肠“咕嘟咕嘟”煮了一阵子。同时细细切了甘蓝和圆椒，做了个色拉。又把咖啡放入咖啡壶，在法国式面包上淋了点水并用箔纸包住放入微波炉加热。准备妥当后，我叫醒女孩，撤下客厅茶几上的杯子和空瓶。

“好味道！”她说。

“可以穿衣服了吧？”我问。先于女孩穿衣服是我的一忌，文明社会称之为礼仪。

“当然可以，请。”说着，女孩脱下自己的T恤。晨光在她的乳房和腹部照出淡淡的阴影，汗毛闪着光泽。她以这样的姿势欣赏了一会自己的身体。“不坏呀！”她说。

“不坏。”

“没有多余的肉，腹部不见皱纹，皮肤仍有弹性——还可风流一段时间。”说到这里，她双手拄在沙发上，转向我说，“不过这些会在某一天突然消失吧，是这样的吧？就像一条线断了，再也不能恢复。我总有这个感觉。”

“吃饭吧。”我提议。

她去隔壁披上黄色运动衫，穿上旧得褪色的牛仔裤。我穿上长裤和衬衫。我们隔着餐桌面对面坐下，吃着面包、香肠、色拉，喝着咖啡。

“你能马上这样习惯别人家的厨房？”她问。

“本质上每家的厨房都大同小异。”我说，“做东西吃东西，不存在大的差别。”

“一个人生活不厌烦？”

“不太清楚，因为从来没这样考虑过。婚姻生活倒是持续了五年，但如今已根本记不起那是一段怎样的日子。好像一直单身生活过来的。”

“无意再婚？”

“怎么都无所谓。”我说，“反正都一回事，就像有出口和入口的狗窝，从哪个口进去都差不多。”

她笑笑，用纸巾擦去嘴角沾的西红柿汤汁：“把婚后生活比喻成狗窝的人，你是第一个。”

吃完饭，我把壶里剩的咖啡热了热，斟了两杯。

“西红柿酱汤非常可口。”她说。

“要是有月桂叶和牛至[oregano，一种草本植物，是墨西哥菜肴中使用的香草。]，会做得更好。”我说，“煮的东西也差十分钟火候。”

“不过已经很好吃了。好久都没吃这么讲究的早餐了。”她说，“今天往下怎么安排？”

我看了看表：八点半。

“九点离开这里。”我说，“找一处公园，两人晒太阳喝啤酒。十点半开车把你送去什么地方，之后就动身。你怎么办？”

“回家洗衣服，清扫房间，独自沉浸在交欢的回忆里。不坏吧？”

“不坏。”我说。是不坏。

“跟你说，我可不是跟任何人都立刻上床的哟！”她补充似的说。

“知道。”

我在冲洗台洗餐具的时间里，她一面淋浴一面哼唱。我用几乎不起泡的植物性油脂洗锅刷盘，用抹布擦干摆在餐桌上，然后洗洗手，借用厨房里的牙膏刷了牙，又去浴室问她有没有刮须用具。

“打开上边右侧的壁柜看看，记得有他以前用过的。”

壁柜里果然有柠檬香型刮脸膏和漂亮的刮须刀。刮脸膏已少了半盒，盒口沾有已干燥的白沫。所谓死，便是将刮脸膏剩下半盒。

“有了？”她问。

“有了。”我拿起刮须刀、刮脸膏和一条新毛巾折回厨房，烧水刮须。刮完须，把刀片和刀架冲洗干净。于是我的胡须同死者胡须在洗面盆里混在一起，沉入盆底。

她穿衣服时，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翻阅晨报。出租车司机开车途中心脏病发作，车子一头扎进高架桥栏杆，死了。乘客是一位三十二岁的女性和一个四岁女孩，双双身负重伤。某市议会午间吃外购盒饭时因油炸牡蛎变质致使两人身亡。外务大臣对美国的高利率政策表示遗憾。美国银行家会议讨论对中南美贷款的利息。秘鲁财政部长指责美国对南美实行经济侵略。西德外长强烈要求纠正对日贸易逆差。叙利亚谴责以色列，以色列反唇相讥。十八岁儿子向父亲行凶，就此事刊登了大家谈一类的文章。报上刊载的，没有一样对我最后几小时有所裨益。

女孩身穿驼色棉布裤加褐色格子开领衫，站在镜前用梳子梳理头发。我系好领带，穿上外衣。

“独角兽骨头怎么处理？”她问。

“送给你。”我说，“放在什么地方当装饰算了。”

“电视机上如何？”

我拿起已不发光的头骨走到房间角落，放在电视机上。

“怎么样？”

“挺好的。”我回答。

“还会发光？”

“没问题。”说罢，我再次把她搂在怀里，将这份温煦刻入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