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表达了作者对长度的迷恋，一条道路、一条河流、一条雨后的彩虹、一个绵延不绝的回忆、一首有始无终的民歌、一个人的一生。这一切犹如盘起来的一捆绳子，被叙述慢慢拉出去，拉到了路的尽头。

在这里，作者有时候会无所事事。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发现虚构的人物同样有自己的声音，他认为应该尊重这些声音，让它们自己去风中寻找答案。于是，作者不再是一位叙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听者，一位耐心、仔细、善解人意和感同身受的聆听者。他努力这样去做，在叙述的时候，他试图取消自己作者的身份，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位读者。事实也是如此，当这本书完成之后，他发现自己知道的并不比别人多。

书中的人物经常自己开口说话，有时候会让作者吓一跳，当那些恰如其分又十分美妙的话在虚构的嘴里脱口而出时，作者会突然自卑起来，心里暗想：“我可说不出这样的话。”然而，当他成为一位真正的读者，当他阅读别人作品时，他又时常暗自得意：“我也说过这样的话。”

这似乎就是文学的乐趣，我们需要它的影响，来纠正我们的思想和态度。有趣的是，当众多伟大的作品影响着一位作者时，他会发现自己虚构的人物也正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他。

这本书其实是一首很长的民歌，它的节奏是回忆的速度，旋律温和地跳跃着，休止符被韵脚隐藏了起来。作者在这里虚构的只是两个人的历史，而试图唤起的是更多人的记忆。

马提亚尔说：“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写作和阅读其实都是在敲响回忆之门，或者说都是为了再活一次。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日

这是一本关于平等的书，这话听起来有些奇怪，而我确实是这样认为的。我知道这本书里写到了很多现实，“现实”这个词让我感到自己有些狂妄，所以我觉得还是退而求其次，声称这里面写到了平等。在一首来自十二世纪的非洲北部的诗里面这样写道：

可能吗，我，雅可布-阿尔曼苏尔的一个臣民，

会像玫瑰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死去？

我认为，这也是一首关于平等的诗。一个普通的臣民，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一个规矩人，一个羡慕玫瑰的美丽和亚里士多德的博学品质的规矩人，他期望着有一天能和他们平等，就是死亡来到的这一天，在他弥留之际，他会幸福地感到玫瑰和亚里士多德曾经和他的此刻一模一样。海涅说：“死亡是凉爽的夜晚。”海涅也赞美了死亡，因为“生活是痛苦的白天”，除此以外，海涅也知道死亡是唯一的平等。

还有另外一种对平等的追求。有这样一个人，他不知道有个外国人叫亚里士多德，也不认识玫瑰（他只知道那是花），他知道的事情很少，认识的人也不多，他只有在自己生活的小城里行走才不会迷路。当然，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有一个家庭，有妻子和儿子；也和其他人一样，在别人面前显得有些自卑，而在自己的妻儿面前则是信心十足，所以他也就经常在家里骂骂咧咧。这个人头脑简单，虽然他睡着的时候也会做梦，但是他没有梦想。当他醒着的时候，他也会追求平等，不过和那个雅可布-阿尔曼苏尔的臣民不一样，他才不会通过死亡去追求平等，他知道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他是一个像生活那样实实在在的人，所以他追求的平等就是和他的邻居一样，和他所认识的那些人一样。当他的生活极其糟糕时，因为别人的生活同样糟糕，他也会心满意足。他不在乎生活的好坏，但是不能容忍别人和他不一样。

这个人的名字很可能叫许三观，遗憾的是许三观一生追求平等，到头来却发现：就是长在自己身上的眉毛和屌毛都不平等。所以他牢骚满腹地说：“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是比眉毛长。”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使用标准的汉语写作，我的意思是——我在中国的南方长大成人，然而却使用北方的语言写作。

如同意大利语来自于佛罗伦萨一样，我们的标准汉语也来自于一个地方语。佛罗伦萨的语言是由于一首伟大的长诗而荣升为国家的语言，这样的事实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如同传说一样美妙，而且让我们感到吃惊和羡慕。但丁的天才使一个地方性的口语成为了完美的书面表达，其优美的旋律和奔放的激情，还有沉思的力量跃然纸上。比起古老的拉丁语，《神曲》的语言似乎更有生机，我相信还有着难以言传的亲切之感。

我们北方的语言却是得益于权力的分配。权力的倾斜使一个地区的语言成为了统治者，其他地区的语言则沦落为方言俚语。于是用同样方式书写出来的作品，在权力的北方成为历史的记载，正史或者野史；而在南方，只能被流放到民间传说的格式中去。

我就是在方言里成长起来的。有一天，当我坐下来决定写作一篇故事时，我发现二十多年来与我朝夕相处的语言，突然成为了一堆错别字。口语与书面表达之间的差异让我的思维不知所措，如同一扇门突然在我眼前关闭，让我失去了前进时的道路。

我在中国能够成为一位作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在语言上妥协的才华。我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语言的故乡，幸运的是我并没有失去故乡的形象和成长的经验，汉语自身的灵活性帮助了我，让我将南方的节奏和南方的气氛注入到了北方的语言之中，于是异乡的语言开始使故乡的形象栩栩如生了。这正是语言的美妙之处，同时也是生存之道。

十五年的写作，使我灭绝了几乎所有来自故乡的错别字，我学会了如何去寻找准确有力的词汇，如何去组织延伸中的句子；一句话，就是我学会了在标准的汉语里如何左右逢源，驶驭它们如同行走在坦途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已经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了。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一日

有一个人我至今没有忘记，有一个故事我也一直没有去写。我熟悉那个人，可是我无法回忆起他的面容，然而我却记得他嘴角叼着烟卷的模样，还有他身上那件肮脏的白大褂。有关他的故事和我自己的童年一样清晰和可信，这是一个血头生命的历史，我的记忆点点滴滴，不断地同时也是很不完整地对我讲述过他。

这个人已经去世，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我的父亲，一位退休的外科医生在电话里提醒我——是否还记得这个人所领导的那次辉煌的集体卖血？我当然记得。

这个人有点像这本书中的李血头，当然他不一定姓李，我忘记了他真实的姓，这样更好，因为他将是中国众多姓氏中的任何一个。这似乎是文学乐意看到的事实，一个人的品质其实被无数人悄悄拥有着，于是你们的浮士德在进行思考的时候，会让中国的我们感到是自己在准备做出选择。

这个人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建立着某些不言而喻的权威，虽然他在医院里的地位低于一位最普通的护士，然而他精通了日积月累的意义，在那些因为贫困或者因为其他更为重要的理由前来卖血的人眼中，他有时候会成为一名救世主。

在那个时代里，所有医院的血库都库存丰足，他从一开始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让远道而来的卖血者在路上就开始了担忧，担忧自己的体内流淌的血能否卖出去？他十分自然地培养了他们对他的尊敬，而且让他们人人都发自内心。接下去他又让这些最为朴素的人明白了礼物的意义，这些人中间的绝大部分都是目不识丁者，可是他们知道交流是人和人之间必不可少的，礼物显然是交流时最为重要的依据，它是另一种语言，一种以自我牺牲和自我损失为前提的语言。正因为如此，礼物成为了最为深刻的喜爱、赞美和尊敬之词。就这样，他让他们明白了在离家出门前应该再带上两棵青菜，或者是几个西红柿和几个鸡蛋，空手而去等于失去了语言，成为聋哑之人。

他苦心经营着自己的王国，长达数十年。然后，时代发生了变化，所有医院的血库都开始变得库存不足了，买血者开始讨好卖血者，血头们的权威摇摇欲坠。然而他并不为此担心，这时候的他已经将狡猾、自私、远见卓识和同情心熔于一炉，他可以从容地去应付任何困难。他发现了血的价格在各地有所不同，于是就有了前面我父亲的提醒——他在很短的时间里组织了近千名卖血者，长途跋涉五百多公里，从浙江到江苏，跨越了十来个县，将他们的血卖到了他所能知道的价格最高之处。他的追随者获得了更多一些的收入，而他自己的钱包则像打足了气的皮球一样鼓了起来。

这是一次杂乱和漫长的旅程，我不知道他使用了什么手段，使这些平日里最为自由散漫同时又互不相识的人，吵吵闹闹地组成了一支乌合之众的队伍。我相信他给他们规定了某些纪律，并且无师自通地借用了某些军队的编制，他会在这杂乱的人群里挑选出几十人，给予他们有限的权力，让他们尽展各自的才华，威胁和拉拢、甜言蜜言和破口大骂并用，他们为他管住了这近千人，而他只要管住这几十人就足够了。

这次集体行为很像是战争中移动的军队，或者像是正在进行中的宗教仪式，他们黑压压的能够将道路铺满长长一截。这里面的故事一定会令我着迷，男人之间的斗殴，女人之间的闲话，还有偷情中的男女，以及突然来到的疾病击倒了某个人，当然也有真诚的互相帮助，可能还会有爱情发生……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另外一支队伍，能够比这一支队伍更加五花八门了。

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将这个故事写出来，有一天我坐到了桌前，我发现自己开始写作一个卖血的故事，九个月以后，我确切地知道了自己写下了什么，我写下了《许三观卖血记》。

显然，这是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只是跟随那位血头的近千人中的一个，他也可能没有参加那次长途跋涉的卖血行动。我知道自己只是写下了很多故事中的一个，另外更多的故事我一直没有去写，而且也不知道以后是否会写。这就是我成为一名作家的理由，我对那些故事没有统治权，即便是我自己写下的故事，一旦写完，它就不再属于我，我只是被它们选中来完成这样的工作。因此，我作为一个作者，你作为一个读者，都是偶然。如果你，一位德语世界里的读者，在读完这本书后，发现当书中的人物做出的某个选择，也是你内心的判断时，那么，我们已经共同品尝了文学的美味。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我写作这篇简短前言之时，想起十五年前一个真实的感人故事，一位父亲靠卖血换来的几万元钱，供儿子读完中学又上了大学，这期间儿子的每一封要钱的来信都是卖血的通知单，让父亲不断卖血去凑足儿子所要的数目。可是儿子却中途退学不知去向，留给父亲的是一个永远无法打通的电话号码。这位生活在偏远山区的父亲每次打电话都要走三个多小时的路程，即使这样他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去拨打那个已经不存在的电话号码。当时媒体的报道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儿子在电台里听到父亲寻找自己的声音以后，终于出来说话了，然而他不愿意暴露自己，他只是同意在网上和记者进行一次对话。他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穷困的处境使他无脸去见自己的父亲，他说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在中国，这只是千万个卖血故事中的一个。《许三观卖血记》出版六年或者七年后，我曾在网上搜索，那时候就可以找到一万多条关于卖血的报道。卖血在很多地方成为穷人们的生存方式，于是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卖血村，那些村庄里几乎每个家庭都在卖血。卖血又带来了艾滋病的交叉感染，一些卖血村成为了艾滋病村。一位名叫李孝清的四川农民卖血三十年，感染艾滋病后在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去世。李孝清是第一位勇敢面对媒体的艾滋病患者，他在生前就为自己准备了寿衣，曾经四次穿上寿衣躺到他的竹床上，前三次他都活过来了，第四次他才真正死去。他死后，贫穷的儿子们还是用三百五十元一天的价格请来了三个民间吹鼓手，在他的遗体前吹吹打打。

我知道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养育了我的写作，给了我写作时的身体、写作时的手、写作时的心跳。而文学给了我写作时的眼睛，让我在曲折的事件和惊人的现实那里，可以看到更为深入和更为持久的事物。就像在这个卖血供儿子读书的故事里，文学的眼睛看到了什么？我相信是那位父亲每次都要走上三个多小时的路途去拨打那个不存在的电话号码，正是这样的细节让文学在现实生活和历史事件里脱颖而出；同样在李孝清的命运里，文学的眼睛会为他四次穿上寿衣而湿润。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和事件总是转瞬即逝，而文学却是历久弥新。我希望《许三观卖血记》就是一部这样的小说。

---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许三观卖血记》一九九五年发表在中国的《收获》杂志上，一九九九年在韩国出版，至今已经翻译成三十四种语言，与《活着》一样，韩国是最早出版这部小说的国家之一。

这部小说的译者，我的朋友崔容晚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绿林出版社请他找到我，签署《活着》的出版合同。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在我家里，崔容晚一只手拿着已经签署的《活着》合同，另一只手拿着刊载《许三观卖血记》的《收获》杂志，对我说，趁着在韩国的那些汉学家还不知道这部小说，他要抓住机会把它翻译出来。他需要得到我的同意，我当时看着这个年轻人，心想这小子是做翻译的料吗？我问他，你的文字能力怎么样？他自信地说，非常好。我又问他，你读中学时写的作文有没有得到老师表扬？他开始吹牛了，说他中学时的作文写得比老师还好。然后他说自己做过音乐，他有能力把《许三观卖血记》的民谣风格翻译出来。这句话打动了我，我同意他的翻译请求。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崔容晚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他没有吹牛，他的文字表达能力很强，《许三观卖血记》在韩国出版后，崔容晚的译文得到很多的好评。

与《活着》一样，我也是第四次为《许三观卖血记》韩文版写自序，也是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为此我去豆瓣，一个在中国广受欢迎的网站，很多人聚集在那里讨论艺术、电影、电视和图书等，很多人也在那里发表创作出来的不同类型的作品。我去豆瓣是想看看，《许三观卖血记》在中国出版二十八年后，今天读者的评论。我注意到一个来自黑龙江的网名叫Amy的读者朋友写下的一段评论，这位读者朋友就是今天写下的，评论显示的时间是二〇二三年八月九日00:11，距离此刻十五个小时二十五分钟，这位读者朋友是这样评论的：“一本有声音的书——从一开始的嘈杂，到逐渐安静的尾声。一个简单的故事，但阅读的过程中，心中总会忍不住感慨：生活在那个年代真好，现在的生活真好。”

Amy最后这句话让我这个作者感慨了，《许三观卖血记》描述的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但是Amy在阅读中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这样的美好感受又延伸到了现在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一部小说能够让读者同时感受过去生活和现在生活的美好，作为作者的我深感欣慰，我知道《许三观卖血记》传达出来的信号很多，这个虽然只是众多信号中的一个，但是很重要，因为生活中的美好往往与贫穷和富贵无关，或者说不是由贫穷和富贵来衡量的。

---二〇二三年八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