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开始写作一部望不到尽头的小说，那是一个世纪的叙述。二〇〇三年八月我去了美国，在美国东奔西跑了七个月。当我回到北京时，发现自己失去了漫长叙述的欲望，然后我开始写作这部《兄弟》。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连结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的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起初我的构思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可是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篇幅超过了四十万字。写作就是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走窄门。”他告诫我们，“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我想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

---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一日

我今天起关闭手机，真正开始修改《兄弟》下部。家里的电话九月中旬就不接听了，我那时就开始修改，可是一个多月来一直被各种事务纠缠，我已经无法回到《兄弟》上部出版前的安静之中了，这是一个教训，以后不能再分上、下两部出版了。我原来以为八月初就可以回到写作中，到了九月仍然没完没了，我强行截止和《兄弟》上部相关的一切活动，结果别的活动冒出来了。通过这一次，我明白了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来想象今后的生活。今天我关闭了手机，觉得自己断开了和外界的接触，当然我不会断开这个博客，我现在需要这个博客来让自己感受到：我还在人间。

一些有关《兄弟》叙述语言的批评和你的一样，先是说一口气读完，后又说语言拖沓。我的费解就在这里：拖沓的语言如何让人一口气读完？我想这可能是对语言功能理解上的差别。我的理解是，文学作品的语言不是为了展示自身的存在，是为了表达叙述的力量和准确。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文学叙述语言不是供人观赏的眼睛，长得美或者不美；文学叙述语言应该是目光，目光是为了看见了什么，不是为了展示自身，目光存在的价值就是“看见了”，叙述语言就像目光在生活的世界里寻找着什么，引导阅读进入到故事人物和思想情感之中。中国传统美学中的“烘云托月”，可以用来解释叙述语言的功能，就是画月亮的时候只画云彩，不画月亮，可是让人看到的只有月亮，没有云彩。在我看来，一部小说的叙述，尤其是在长篇小说的叙述里，语言应该功成身退。另外，下部是写现在的故事，我正在修改，你放心，我没有任何顾忌。

我觉得可以谈论一下《兄弟》的语言了，因为下部就要出版。我想你已经注意到了上部中的一些流行语，这样的流行语在下部中会更多地出现。回顾自己过去的作品，我很少，或者说不敢使用流行语，生活式的流行语和政治式的流行语，那是因为我过去的叙述系统拒绝它们进入。写作的经验告诉我，叙述的纯洁和表达的丰富之间永远存在着对立，作家必须时刻做出取舍，是维护叙述，还是保障鲜活？有时候两者可以融为一体，有时候却是水火不容。通常意义上，寻找一个角度来叙述的小说，我称之为“角度小说”，往往可以舍弃其他，从而选择叙述的纯洁。可是正面叙述的小说，我称之为“正面小说”，就很难做到这样，这样的小说应该表达出某些时代的特征，这时候流行语就不可回避了。“角度小说”里的时代永远是背景，“正面小说”里的时代就是现场了。流行语的优点是它们总能迅速地表达出时代的某些特征，缺点是它们已经是陈词滥调。我在写作《兄弟》时，曾经对流行语的选择犹豫不决，后来迫不得已，只好破罐子破摔，大规模地使用起了流行语。为什么？二十多年的写作让我深知叙述是什么，如果小心翼翼地少量使用流行语，那么流行语在叙述里的效果就会像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一样，与其这样，还不如大规模地使用流行语，这叫虱子多了不怕咬。

严锋说我的《兄弟》写得非常放肆，我想他可能主要是指下部，我同意他的话。回顾自己过去的写作，我的每一部小说都是“收”回来叙述的，只有这部《兄弟》是“放”出去叙述的，尤其在下部。我想是自己经历的两个时代让我这样写作，我第一次知道正面去写作会带来什么，当时代的某些特征不再是背景，而是现场的时候，叙述就会不由自主地开放了。写作上部的时候，我就努力让自己的叙述放肆，可是被叙述的时代过于压抑，让我的叙述总是喘不过气来。到了下部，进入了今天这个时代，我的叙述终于可以真正放肆。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放肆的时代里。比起我们现实的荒诞，《兄弟》里的荒诞实在算不了什么，我只是集中起来叙述而已。

《兄弟》上部和下部的叙述差距，我想是来自于两个时代的差距。去年八月上部出版时，应责任编辑请求，我为封底写了一个后记，我说上部是“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下部是“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我用了“天壤之别”这个成语来区分这两个时代，是希望上部和下部的叙述所表达出来的也能天壤之别，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到了，不过上下两部确实不一样。我要说的是，天壤之别的两个时代在叙述中表现出来时，如果没有差距的话，应该是作者的失败。我非常同意严锋的话，他说：“我们今天最大的现实就是超现实。”

《兄弟》下部正式出版快有一个月了，我没有想到它会引起这么多的争议。去年八月上部出版时已经出现的争议，现在也被下部带来的争议所稀释了。我原来以为读者对下部可能会有更多的认同，这毕竟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个时代，结果我发现自己错了，很多读者反而对上部更容易认同。现在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兄弟》上部所处的时代，“文革”的时代已经结束和完成，对已经完成的时代，大家的认识容易趋向一致；而《兄弟》下部的时代，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今天，是一个未完成的还在继续的时代，身处这样一个每天都在更新的时代里，地理位置和经济位置的不同，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诸如此类的更多的不同，都会导致极端不同的观点和感受。从社会形态来看，“文革”的时代其实是单纯的，而今天这个未完成的时代实在是纷繁复杂。

为什么作家的想象力在现实面前常常苍白无力？我们所有的人说过的所有的话，都没有我们的历史和现实丰富。《兄弟》仅仅表达了我个人对这两个时代的某些正面的感受，还不是我全部的感受，我相信自己的感受是开放的和未完成的。即便我有能力写出了自己全部的感受，在这两个时代的丰富现实面前，就是九牛一毛的程度也不会达到。《兄弟》的出版，让我经受了写作生涯里最为猛烈的嘲讽，认真一想这是很正常的。很多年前，文学界的一些人常以自己的狭隘为荣，骄傲地宣称除了文学，不关心其他的。现在文学界这样的人仍然不少。去年《兄弟》上部出版时，一位女记者采访我时，我说到佘祥林的遭遇充分说明了我们生活在荒诞之中，可是这位女记者根本不知道差不多已经家喻户晓的佘祥林案件，我想她对化妆品的品牌和服装的品牌可能非常了解。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我几次说过，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应该更多地关心别人的生活，尤其是关心素昧平生的人的生活，因为更多地关心别人的生活，才可以更多地了解自身的生活。同时我也几次说过，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生活在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里。我还说过艾略特的一行诗句：“鸟说，人类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

这部小说最先是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写的，而且是一个无赖的讲述。后来发现第一人称，那个无赖的“我”无法表达出更多的叙述，其实在上部宋凡平死后的叙述段落里，已经没有“我”的空间了，到了下部也很难给“我”有立足之地，于是将叙述方式修改成了伪装的第三人称，可是由于语调已经形成，很难纠正过来，所以我用了“我们刘镇”，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的讲述者究竟是谁。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几个人，有时候是几百上千人，我能够知道的就是故事讲述的支点，这是从二〇〇五年开始讲述的故事，这样有利于流行语的大量使用。我的感受是，这个“我们刘镇”的讲述者玩世不恭，在下部的大部分篇幅里，这个“我们刘镇”都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几乎嘲讽了所有的人，只有在涉及宋钢的段落时，“我们刘镇”才有了怜悯之心。

虽然我写下了《兄弟》，可是我没有你这么悲观。纵观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从社会形态来看，“文革”这个时代其实是这一百年里面最为单纯的，而今天这个时代是最为复杂的。“文革”是一个极端，今天又是另一个极端，一个极端压抑的时代在社会形态剧变之后，必然反弹出一个极端放荡的时代。我的预期是，今天这个时代的放荡和荒诞差不多应该见顶了，应该到了缓缓回落的时候了。我相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希望，接下去的十年或者二十年里，中国的社会形态会逐步地趋向于保守，趋向于温和，因为我们人人需要自救。

这次的主题是“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万之说《兄弟》的话，万之是中国八十年代初期重要的小说家，后来因为专业研究西方戏剧，以及漂泊海外和旅居瑞典之后，写作小说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和他十年没见了，这次在斯德哥尔摩朝夕相处了四天，他随身背着的黑包里放着我送给他的《兄弟》上部和下部，他间隙地读完了，他从网上知道这部小说引起的争议，他读完后告诉我，这部小说引起争议一点都不奇怪。他说我写作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他有很多美妙的分析，我这里不再复述，也许有一天他自己会认真地说出来。他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不喜欢《兄弟》的下部，是因为我在下部里叙述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后的时代。这句话让我为之一震，在斯德哥尔摩机场和万之挥手告别后，我继续在欧洲旅行，可是我每一天都会想起他的这句话。

今天这个时代，从种种社会弊病来看，可以说是群魔乱舞。我反思自己在这个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后的时代里又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也许我也在乱舞，可能我只是一个区区小魔。很多人已经习惯在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后的生活，可是有多少人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我经历了《兄弟》上部和下部所叙述的两个时代，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写出这么多的弊病，因为我也有一份。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写这样一部作品，一部将极端的悲剧和极端的喜剧熔于一炉的作品。为什么？因为在这过去的四十多年，我们的生活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这部作品在中国出版以后，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有趣的是，就像我在这部作品里写下的两个极端的时代一样，赞扬和批评的声音也形成了两个极端，有人说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也有人说这是一部垃圾小说。中国的媒体对一部虚构的作品议论纷纷，确实令我吃惊，而且西方的媒体也介入进来，《法兰克福汇报》认为这部作品表达了“巨大欲望的时代”，《纽约时报》则认为我写下了“精神错乱的中国画面”。

我知道自己写下了一部冒犯人们审美习惯和道德观念的作品。当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优雅才是文学的风格时，我却要告诉他们：粗俗也同样是文学的风格；当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应该由时装店和咖啡馆组成时，我却要让他们看到：不堪入目的画面比时装店和咖啡馆更加普遍；当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如何掩饰自己时，我却开始了活生生或者说是赤裸裸的写作……我觉得自己的写作很像是一台没有被定时的闹钟，在一些人刚刚进入美梦的时候，突然铃声大作。

这部作品就是《兄弟》，它分为上部和下部。从叙述的基调来看，上部是悲剧，下部是喜剧。我的写作是这样的：在上部作为悲剧的旋律里，我写下了很多喜剧的音节；而在下部作为喜剧的旋律里，我则让悲剧的音符跳跃不止。这是因为我希望自己在写下一个大悲大喜的故事的同时，也写下了一个悲喜交集的故事。

一部作品一旦完成并且出版，那么作者也就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好比是一个孩子长大后开始了独立的生活。没有一对父母可以替代孩子的生活，同样的道理，也没有一个作者可以掌握一部作品出版后的命运，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那么每一部作品也同样有它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且在不同的环境里，它会遭遇不同的经历。现在《兄弟》来到了日本，如果你们遇到了它，并且通过阅读了解了它，那么它在日本的人生道路也就正式开始了。

感谢泉京鹿小姐，她在经历将近两年时间的又哭又笑的翻译之后，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健康。感谢文艺春秋和田中贵久先生，他们接受了这部情绪失控的作品。尤其是田中贵久先生，作为《兄弟》日文版的编辑，他的敬业精神和他对作品的尊重，令我难忘。

---二〇〇八年三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