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姓名不详的古罗马人，留下了一段出处不详的拉丁语，意思是“他们著书，不像是出自一个深刻的信念，而像是找个难题锻炼思维”。另一位名叫欧里庇德斯的人说：“神的著作各不相同，令我们无所适从。”而古罗马时期的著名政客西塞罗不无心酸地说道：“我们的感觉是有限的，我们的智力是弱的，我们的人生又太短了。”

这其实是我们源远流长的悲哀。很多为了锻炼思维而不是出于信念生长起来的思想影响着我们，再让我们世代相传；让我们心甘情愿地去接受那些显而易见的逻辑的引诱，为了去寻找隐藏中的、扑朔迷离和时隐时现的逻辑；在动机的后面去探索原因的位置，反过来又在原因的后面去了解动机的形式，周而复始，没有止境。然后我们陷入了无所适从之中，因为神的著作各不相同。接着我们开始怀疑，最终怀疑还是落到了自己头上，于是西塞罗的心酸流传至今。

两千多年之后，有一位名叫墨里·施瓦茨的美国人继承了西塞罗的心酸。他大约在一九一七年的时候来到了人间，然后在一九九五年告别而去。这位俄裔犹太人在这个充满了战争和冷战、革命和动乱、经济萧条和经济繁荣的世界上逗留了七十八年，他差不多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他所经历的世纪是西塞罗他们望尘莫及的世纪，这已经不是在元老会议上夸夸其谈就可以搞掉政敌的世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在以赛亚·柏林眼中，这是“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写下了《蝇王》的戈尔丁和法国的生态学家迪蒙继续了以赛亚·柏林的话语，前者认为“这真是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后者把它看作“一个屠杀战乱不停的时代”；梅纽因的语气倒是十分温和，不过他更加绝望，他说：“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却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与理想。”

这就是墨里·施瓦茨的时代，也是很多人的时代，他们在喧嚣的工业革命里度过了童年的岁月，然后在高科技的信息社会里闭上了生命的眼睛。对墨里·施瓦茨来说，也对其他人来说，尤其是对美国人来说，他们的经历就像人类学家巴诺哈所说的：“在一个人的个人经历——安安静静地生、幼、老、死，走过一生没有任何重大冒险患难——与二十世纪的真实事迹……人类经历的种种恐怖事件之间，有着极为强烈显著的矛盾对比。”墨里·施瓦茨的一生证实了巴诺哈的话，他确实以安安静静的人生走过了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纪。他以美国的方式长大成人，然后认识了成为他妻子的夏洛特，经历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婚姻，他有两个儿子。他开始时的职业是心理和精神分析医生，不久后就成为了一名社会学教授，并且以此结束。

这似乎是风平浪静的人生之路，墨里·施瓦茨走过了儿子、丈夫和父亲的历程，他在人生的每一个环节上都是尽力而为，就像他长期以来所从事的教授工作那样，认真对待来到的每一天。因此这是一个优秀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人，或者说他的优秀之处正是在于他以普通人的普遍方式生活着，兢兢业业地去承担命运赋予自己的全部责任，并且以同样的态度去品尝那些绵延不绝的欢乐和苦恼。他可能具备某些特殊的才华，他的工作确实也为这样的才华提供了一些机会。不过在更多的时候，他的才华会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更加肥沃的土壤，结出丰硕之果，从而让自己时常心领神会地去体验世俗的乐趣，这是一个真正的人、同时也是所有的人应该得到的体验。而且，他还是一个天生的观察者，他对自己职业的选择更像是命运的安排，他的选择确实正确。他喜欢观察别人，因为这同时也在观察自己。他学到了如何让别人的苦恼和喜悦来唤醒自己的苦恼和喜悦，反过来又以自己的感受去辨认出别人的内心。他在这方面才华横溢，他能够在严肃的职业里获得生活的轻松，让它们不分彼此。

可以这么说，墨里·施瓦茨的人生之旅硕果累累，他的努力和执着并不是为了让自己作为一名教授如何出色，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加地道的人。

因此，当这样一个人在晚年身患绝症之时，来日有限的现实会使残留的生命更加明亮。于是，墨里·施瓦茨人生的价值在绝症的摧残里闪闪发光，如同暴雨冲淋以后的树林一样焕然一新。在这最后的时刻，这位老人对时间的每一分钟的仔细品味，使原本短暂的生命一次次地被拉长了，仿佛他一次次地推开了死亡急躁不安的手，仿佛他对生命的体验才刚刚开始。他时常哭泣，也时常微笑，这是一个临终老人的哭泣和微笑，有时候又像是一个初生婴儿的哭泣和微笑。墨里·施瓦茨宽容为怀，而且热爱交流，这样的品质在他生命的终点更加突出。他谈论心理建设的必要性，因为它可以降低绝望来到时的影响力；他谈论了挫折感，谈论了感伤，谈论了命运，谈论了回忆的方式。然后他强调了生活的积极，强调了交流的重要，强调了要善待自己，强调了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内心。最后他谈到了死亡，事实上他一开始就谈到了死亡，所有的话题都因此而起，就像在镜中才能见到自己的形象，墨里·施瓦茨在死亡里见到的生命似乎更加清晰，也更加生机勃勃。这是一位博学的老人，而且他奔向死亡的步伐谁也赶不上，因此他临终的遗言百感交集，他留下的已经不是个人的生命旅程，仿佛是所有人的人生道路汇聚起来后出现的人生广场。

墨里·施瓦茨一直在对抗死亡，可是他从来没有强大的时候，他最令人感动的也是他对抗中的软弱，他的软弱其实是我们由来已久的品质，是我们面对死亡时不约而同的态度。他的身心全部投入到了对自己，同时也是对别人的研究之中，然后盛开了思想之花。他继承了西塞罗的心酸，当然他思想里最后的光芒不是为了找个难题锻炼思维，确实是出于深刻的信念，这样的信念其实隐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墨里·施瓦茨说了出来，不过他没有说完，因为在有关人生的话题上没有权威的声音，也没有最后的声音，就像欧里庇德斯所说的“神的著作各不相同”。于是在结束的时候，墨里·施瓦茨只能无可奈何地说：“谁知道呢？”

然而，墨里·施瓦茨的人生之路至少提醒了我们，让我们注意到在巴诺哈所指出的两条道路，也就是个人的道路和历史的道路存在着平等的可能。在巴诺哈所谓的时代的“真实事迹”的对面，“安安静静”的个人经历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而且这样的经历因为更为广泛地被人们所拥有，也就会更为持久地被人们所铭记。墨里·施瓦茨的存在，以及他生命消失以后继续存在的事实，也说明了人们对个人经历的热爱和关注。这其实是一个最为古老的课题，它的起源几乎就是人类的起源；同时它也是最新鲜的课题，每一个新生的婴儿都会不断地去学会面对它。因为当墨里·施瓦茨的个人经历唤醒了人们自己经历的时候，也就逐渐地成为了他们共同的经历，当然这样的经历是“安安静静”的。与此同时，墨里·施瓦茨也证实了波普的话，这位启蒙主义时期的诗人这样说：“人类的正当研究便是人。”

墨里·施瓦茨年轻的时候曾经为到底是攻读心理学还是社会学而犹豫不决：“其实我一直对心理学很有兴趣，不过最后因为心理学必须用白老鼠做实验，而使我打了退堂鼓。”内心的脆弱使他进入了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并且取得了博士学位。在一家心理医院从事研究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他明白了心理学并不仅仅针对个人，社会学也并不仅仅针对社会。他的第二份工作使他和阿弗列德·H. 施丹顿一起写下了《心理医院》，此书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经典之作，这是他和他的朋友在一家非传统的精神分析医院的工作成果，也是他年轻时对心理学热爱的延伸。《心理医院》的出版使他获得了布兰代斯大学的教职，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他是一个勤奋和成功的教授，虽然他没有以赛亚·柏林那样的显赫名声，可是与其他更多的教授相比，他的成就已经是令人羡慕了。对生存处境的关心和对内心之谜的好奇，使墨里·施瓦茨在六十年代与朋友一起创建了“温室”，这是一个平价的心理治疗机构，用他的学生保罗·索尔曼的话来说——“他认为那里是他疗伤止痛的地方，开始是哀悼母亲之死，最后则是为了身染恶疾的自己。”墨里·施瓦茨似乎证实了因果报应的存在，当他最初在一家心理医院开始自己的研究，随后又在一家精神分析医院与阿弗列德·H. 施丹顿共事，又到“温室”的设立，最后是建立了“死亡和心灵归属”的团体，墨里·施瓦茨毕生的事业都是在研究人，或者说他对别人的研究最终成为了对自己的研究，同时正是对自己的不断发现使他能够更多地去发现别人。因此当他帮助别人的内心在迷途中寻找方向的时候，他也是在为自己寻找出路，于是他知道了心灵的宽广，他知道了自己的心并不仅仅属于自己，就如殊途同归那样，经历不同的人和性格不同的人时常会为了一个相似的问题走到一起，这时候一个人的内心就可以将所有人的内心凝聚起来，然后像天空一样笼罩着自己，也笼罩着所有的人。晚年的墨里·施瓦茨拥有了约翰·堂恩在《祈祷文集》里所流露的情感，约翰·堂恩说：“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

墨里·施瓦茨当然遭受过很多挫折，他的母亲在他八岁时就离开了人世，他的童年“表面上嘻嘻哈哈，其实心里充满了悲伤”，而且童年时就已经来到的挫折在他成年以后仍然会不断出现，就如变奏曲似的贯穿了他的一生。然而这些挫折算不了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承受过类似的挫折，与巴诺哈所指出的二十世纪的真实事迹相比，墨里·施瓦茨的挫折只是生命旅程里接连出现的小段插曲，或者说是在一首流畅的钢琴曲里不小心弹出的错音。这位退休的教授像其他老人一样，在经历了爱情和生儿育女之后，在经历了事业的奋斗和生活的磨难之后，他可以喘一口气了，然后步履缓慢和悠闲地走向生命的尽头。当然他必须去承受身体衰老带来的种种不便，这样的衰老里还时刻包含着疾病的袭击，可是几乎所有的老人都不能去习惯这一切，墨里·施瓦茨也同样如此。就像他后来在亚历山大·罗文的著作《身体的背叛》里所读到的那样，“罗文医生在书中指出，我们总以为我们的身体随时都应该处于最佳状态，至少也应该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仿佛我们奉命必须永远健康无恙，身体必须永远反应灵活。一旦它不符合我们的期待时，我们就觉得被身体背叛了”。墨里·施瓦茨心想“这或许是让我们相信自己是不朽的一种方式”，可是“我们终究会死，我们其实很脆弱，而且随时都可能一命呜呼”。

大概是在一九九二年，这位七十五岁的老人开始迎接那致命疾病的最初征兆，“那时我正在街上走着，看到一辆车对着我冲过来，我想跳到路边去……但是我跌倒了”。衰老欺骗了墨里·施瓦茨，他以为这是自己老了的原因。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他一直睡不安稳，他感到困惑，同时也感到好奇，他不断地询问自己：“是因为我老了吗？”后来在一次宴会上，当他开始跳舞的时候，他的步子“一个踉跄”。再后来就是诊断的结果，他知道了问题并不是出在肌肉方面，而是神经性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这就是来到墨里·施瓦茨体内的疾病的名字。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名字，它将一个人的生命一下子就推到了路的尽头，当时的墨里·施瓦茨是“我哑口无言”，他开始遭受这致命的打击，这时候他毕生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帮助了他，使他在面对自己的时候也像面对别人一样，他成为了一个观察者，成为了一个既身临其境又置之度外的人，于是他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至少我知道了那些失眠是为什么了。”接下去的日子里，这神经系统的疾病开始在墨里·施瓦茨体内泛滥起来。对疾病明确了解的那一刻，往往像洪水决堤那样，此后就是一泻千里了。“从那时开始，我亲眼目睹身体机能因为肌肉神经失去知觉而日益衰败……现在，我的吞咽动作也越来越困难了……其次是我说话的能力，当我想要发出‘O’的声音时，声音却卡在了喉咙里……”

墨里·施瓦茨来到了生命的尾声，“所以我的对策是哭……哭完了，我就擦干眼泪，并且准备好面对这一天”。在接下去为数不多的日子里，这位老人选择了独特的活着的方式，一位名叫杰克·汤玛士的记者这样写道：“在布兰代斯大学当了三十多年教授后，墨里·施瓦茨教授现在正在传授他最后的一门课，这门课没有教学计划，没有黑板，甚至连教室也没有，有的只是他在西纽顿家中的小房间，或者是他家厨房的餐桌，这里是他定期和学生、同事讨论的场所，他们讨论的课题非同寻常——墨里本人即将来临的死亡。”墨里·施瓦茨显示了与众不同的勇气，就像他的同事所说的：“大多数得了重病的人都会朽木自腐，他却开出了灼灼之花。”事实上，墨里·施瓦茨的勇气得益于他对现实的尊重，这也是他长期以来所从事的研究训练出来的结果，这位在心理医院和精神分析医院工作过的老人，早就学会了如何客观地去面对一切，包括客观地面对自己。因此可以这么说，他的勇气同时也是因为他的脆弱，他不想可能也不敢“默默地走进黑夜”，他选择了公开的死亡方式，为此写下了七十五则关于死亡的警句，并且为自己举行了预支的告别仪式，“我要现在就听到，当我还在的时候”，因为“我不想等到我两腿一伸以后再听到大家聚在一起追悼”。这样的追悼对墨里·施瓦茨来说无济于事，他要的是能够亲耳听到的追悼，因为“死亡并不是最后的一刻，最后的一刻是为了哀悼用的”。当然，这位老人临死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杰克·汤玛士所说的“最后的一门课”，在每一个来到的星期二，在墨里·施瓦茨身体不断的衰落里，关于人生和关于死亡的话题却在不断地深入和丰富起来。当他失去了吞咽的能力，又失去了发音的能力，可是他的心脏还在跳动，这“最后的一门课”就会继续下去。墨里·施瓦茨在身体迅速的背叛里，或者说当他逐渐失去自己的身体时，他一生的智慧和洞察力、一生的感受和真诚却在这最后的一刻汇聚了起来。然后奇迹出现了，这位瘦小和虚弱不堪的老人在生命的深渊里建立了生命的高潮。而且，他在临终之前用口述录音的方式，用颤抖的手逐字逐句写下了从深渊到高潮的全部距离。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一本书，一本题为《万事随缘》的书，一本在死亡来临时讲述生存的书。

我想，墨里·施瓦茨的最后一课是一首安魂曲，是追思自己一生时的弥撒。这是隆重的仪式，也是安息的理由。就像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若诸位不嫌，我愿意在此抄录《德意志安魂曲》的歌词，这些精美的和安抚心灵的诗句来自于马丁·路德新教的《圣经》：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流泪撒下的种子，必欢呼收割。那带着种子，流着泪出去的，必定欢喜地带着禾捆回来。

温和的歌唱是安魂曲的第一乐章，这是对生者的祝福，也是在恳求死者永远的安息。接着第二乐章的合唱升了起来：

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所有他的枯荣，都如草上之花。草会凋残，花会谢落。

弟兄们哪，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耐心地等待着地里宝贵的萌芽，直到它沐到春雨和秋雨。

第二乐章是一段葬礼进行曲，阴沉和晦暗的乐句似乎正将全曲带向坟墓，可是它的结束却是狂欢：

永恒的欢乐必定回到他们身上，使他们得到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第三乐章是男低音与合唱的对话：

主啊，求你让我知道生命何等短促。你使我的一生窄如手掌，我一生的时日，在你面前如同虚无。世人奔忙，如同幻影。他们劳役，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更何待！我的指望在于你。

义人的灵魂都在上帝的手上，再没有痛苦忧患能接近他们。

第四乐章回到了温和的田园般的合唱：

耶和华啊，您的居所令人神往！我的灵魂仰慕您；我的心灵，我的肉体向永生的神展开。

第五乐章是女高音与合唱之间的叙事诗一样的并肩前行，女高音反复吟唱“我要见到你们”，而合唱部唱出“我会安抚你们”：

你们现在也有忧愁，但我现在要见到你们，你们的心就会充满欢乐，这欢乐再也没有人能够夺去。

你们看我，我也曾劳碌愁苦，而最终却得到安抚。

我会安抚你们，就如母亲安抚她的孩子。

第六乐章男低音与合唱的对话再次出现：

世上没有永久存在的城市，然而我们仍在寻找这将要到来的城市。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一切都要改变。就在一瞬间，在末日的号角响起的时候。因为号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我们都要改变。那时《圣经》上的一切就要应验：“死亡一定被得胜吞灭。”死亡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就是荣耀、尊贵和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因你的旨意而创造、而生息。

第七乐章是最后的合唱，是摆脱了死亡的苦恼之后的宁静：

从今以后，在主的恩泽中死亡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平息了自己的劳苦，他们的业绩永远伴随他们。”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七日

应《环球时报》周晓苹女士的邀请，我来为这部出色的小说集作序。其实这份工作应该属于陈众议教授，正是他的不懈支持，当然还有周晓苹的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小说山庄》的结集出版。

我不知道如何来谈论这部书带给我的阅读感受，这样的感受就像是在热烈的阳光里分辨着里面不同的颜色。这里的作者遍及世界各地，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不同的语言文化，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年龄，还有不同的嗜好和不同的习惯。太多的不同使他们无法聚集到一起，可是文学做到了，他们聚集到了这部书中，就像不同的颜色被光的道路带到了阳光里。

阅读这部书有时候仿佛是在阅读一幅世界地图，然而我们读到的并不是一张平面的纸，在那些短小的篇幅里，在那些巧妙的构思里，在意外的情节和可信的细节的交叉里，在一个个时而让人感动时而让人微笑的故事里，我们读到了什么？我觉得自己读到了一段段的历史，读到了色彩斑斓的风俗，读到了风格迥异的景色，当然这是人的历史、人的风俗和人的景色，因为在我们读到的一切里，我们都读到了情感的波动。我想这就是文学，文学中的情感就像河床里流动和起伏的水，使历史、风俗和景色变得可以触摸和可以生长。所以这部书并不是一幅关于国家和城市的地图，也不是关于航线和铁路的地图，这一幅地图是由某一个村庄、某一条街道、某一幢房屋、某一片草地和某一个山坡绘成的，或者说它是由某一个微笑、某一颗泪珠、某一个脚步、某一个眼神和某一个转瞬即逝的念头堆积起来的。它是由生活的细节和想象的细节来构成的，如同一滴一滴的水最终汇成了无边无际的大海一样。

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只属于自己的生活，世界的丰富多彩和个人空间的狭窄使阅读浮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阅读打开了我们个人的空间，让我们意识到天空的宽广和大地的辽阔，让我们的人生道路由单数变成了复数。文学的阅读更是如此，别人的故事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阅读这部书就是这样的感受，在这些各不相同的故事里，在这些不断变化的体验里，我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得到了补充，我们的想象在逐渐膨胀。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会不断地唤醒自己的记忆，让那些早已遗忘的往事和体验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并且焕然一新。阅读一部书可以不断勾起自己沉睡中的记忆和感受，我相信这样的阅读会有益于自己的身心健康。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五日

一九九九年的时候，比我年轻十三天的朱德庸来到北京，我在三联书店第一次见到了他，同时也见到了他的端庄能干的太太冯曼伦。此后朱德庸每次来北京我们都会见面，自然也会见到冯曼伦。就像在《双响炮》里读到丈夫时，必然会读到妻子一样。

这可能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但绝不是一个影射。我不是说朱德庸和冯曼伦的家庭生活是另外一部《双响炮》，我要说的是没有一千个男人的形象，朱德庸就不会创造出《双响炮》里的男人；没有一千个女人的形象，朱德庸就不会创造出《双响炮》里的女人；没有一千个家庭的形象，朱德庸就不会创造出《双响炮》中的家庭。

有时候一个作者和一部作品的关系总是让人迷惑，当读者在作品中突然读到了自己的感受，甚至是十分隐秘的感受时，心领神会的美妙经历就会指引着他一路前行，到头来他会想入非非地以为这就是自己的经历，同时也会坚定不移地认为这也是作者的经历。可以这样说，一部作品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作者自己，因为实实在在的经历并不是作者全部的生活，作者的生活里也包括了想象和欲望，理解和判断，察言观色和道听途说。其实读者也是一样，当他身临其境地读完一部作品后，这部作品中所有的人物也都是他自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部作品完成以后，作者和它的关系并不比读者多。

我想这也是《双响炮》为什么会如此引人入胜如此令人遐想的理由。几年前第一次拿起《双响炮》时，我只是为了随便翻上几页，结果我从夕阳西下一口气读到了旭日东升。在那个不眠之夜里，我差不多经历了一生中所有的笑声，大笑、微笑、嬉笑、苦笑、怪笑、冷笑、暗笑、坏笑、讥笑、似笑非笑，然后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漫画的方式。朱德庸的夸张简洁传神，将漫长杂乱的人生过滤成了铅笔清晰的线条，他寻找到了令人不安的叙述，男人永远在内心深处拒绝他的妻子，女人则是时时刻刻都在显示自己的不幸，而丈夫是她不幸的永恒的源泉。他们几乎每天吵闹，几乎每天都在盘算着如何摆脱对方和如何统治对方，事实是他们永远也无法摆脱对方，永远也无法真正统治对方。在这样的家庭里读不到爱情，甚至连爱情的泡沫都没有，读到的总是战争，这两个人就是家庭军阀，似乎一旦丧失了吵闹，他们也就丧失了生活的勇气。朱德庸几乎云集家庭生活里所有反面的素材，他表达出来的却是正面的经验，我觉得朱德庸说出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内容，那就是相依为命。对于追求片刻经历的男女来说，似乎玫瑰才是爱情；而对于一生相伴的男女来说，相依为命才是真正的爱情。朱德庸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一种漫画的巧妙的方式，一种激烈的争吵的方式，一种钝刀子割肉的折磨的方式，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方式，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方式，一种上了贼船下不来的方式，一种两败俱伤的方式，告诉我们什么是爱情。

---二〇〇三年一月五日

第奇亚诺·斯卡尔帕生于一九六三年的威尼斯，与苏童同龄。我见过他两次，第一次在罗马，在一家古老的餐馆里；第二次在都灵，在鸵鸟出版社的一个聚会上。第奇亚诺·斯卡尔帕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光头男人，他和人拥抱时十分用力，而且喜形于色。《铁栅栏上的眼睛》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作品，也是我第一次读到的他的作品。这个光头以前写过故事等其他形式的作品，后来也写过不少，他的主要作品有《宣言》《阅读》《影线》和《团结》等等，我想以后会有机会读到这些作品的中文版。

《铁栅栏上的眼睛》是一部歪曲生活的小说，我的意思是第奇亚诺·斯卡尔帕为我们展示了小说叙述的另一种形式。当我们的阅读习惯了巴尔扎克式的对生活丝丝入扣的揭示，还有卡夫卡式的对生活荒诞的描述以后，第奇亚诺·斯卡尔帕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叙述生活的小说，这就是歪曲生活的小说。

这部小说在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之间展开，不过这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三角爱情小说，他们之间似乎有一些爱情，问题是第奇亚诺·斯卡尔帕的叙述油腔滑调，使小说中原本就寥寥无几的爱情也散发出了阵阵馊味。这三个人都是大学生，卡罗琳娜是美术学院的学生，她的谋生手段是给一家日本的漫画杂志补画人体的生殖器官，她的才华是为了让这些器官变得稀奇古怪和扑朔迷离，她认为自己的工作是要重新塑造这些玩意儿，而不是惟妙惟肖地去展示它们，一句话就是要歪曲它们。法布里齐奥是经济专业的学生，他的房东太太不相信香奈尔或者兰蔻这类化妆品，而是迷恋于年轻男子的精液，于是法布里齐奥每天都要为这位房东太太像挤奶一样挤两次精液，以此作为他的房费。阿尔弗雷德学的是文学，他正在准备一份让他时常陷入噩梦的论文，这篇论文专门议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反面人物。

应该说阿尔弗雷德是小说的叙述者，这位沉沦在“极度的苦闷和毁灭性的幻想之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者，在四月的某一个下午走出了图书馆，他想闻一闻雨的味道，然后上了一艘小轮渡汽船。就这样故事开始了，阿尔弗雷德遇上了卡罗琳娜。当时的卡罗琳娜一副精神失常的模样，她浑身湿透，腹泻的污迹从裙子下面滴下来，渗到浅色的袜子上，若无其事的卡罗琳娜随后翻身跳进了大运河。阿尔弗雷德与卡罗琳娜相遇之后，他研究的热情开始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面人物转到了卡罗琳娜这里，他收集整理了这位姑娘以及她和法布里齐奥关系的消息、资料和日记。整部小说的叙述似乎就是消息、资料和日记，如同烟火似的零散和耀眼。卡罗琳娜和法布里齐奥是一对年轻的情人，可是若要从他们那里去寻找爱情，就像在两棵枯树身上寻找绿色一样困难。法布里齐奥每天必须两次将自己的精液挤出来，带着体温贡献给房东太太已经衰老而且还在衰老的脸，当他再面对卡罗琳娜时，他还有什么呢？卡罗琳娜也强不到哪里去，由于经济拮据她只能住在爷爷的房子里，她那好色的爷爷连孙女都不会放过。卡罗琳娜不堪忍受爷爷的性入侵，决定搬走，于是她的爷爷就向她保证再不会强暴她了，她留了下来，可是没多久，她的爷爷又重操旧业，卡罗琳娜夺门而出，在雨中走上了轮渡汽船。小说结尾时解答了开始时留下的疑问，卡罗琳娜为什么走在人群里时让腹泻物顺着腿往下滴？卡罗琳娜为什么跳进了大运河？

第奇亚诺·斯卡尔帕在这部小说中尽情发挥了他歪曲生活的才华，叙述是由截然不同的两组语言组成，一部分是堂皇的书面语言，另一部分则是粗俗的垃圾语言，两类风格的语言转换自如，就像道路和道路的连接一样，让阅读在叙述转弯的时刻几乎没有转身的感觉。这样的叙述风格有助于第奇亚诺·斯卡尔帕写作的欲望，这个光头作家在描述生活时，甚至是浅显明白的生活时，使用的差不多都是被歪曲或者正在被歪曲的材料，他这样做其实是为了让生活在我们的视野里突出起来，或者说让我们的感受在我们的生活中浮现出来。

我想这是第奇亚诺·斯卡尔帕歪曲生活的真正用意，也是他写作的乐趣所在。值得注意的是，第奇亚诺·斯卡尔帕在使用那些歪曲的材料时，并不是将它们建立在虚无之上，或者说建立在歪曲之上。恰恰相反，他将这些歪曲了的材料建立在扎实的生活之上，而且很好地去把握这中间的分寸。当写到卡罗琳娜跳进大运河，阿尔弗雷德也跳进水中去救她时，第奇亚诺·斯卡尔帕没有忘记一个小小的生活细节，他让阿尔弗雷德在落水之前先将照片塞进衬衣里。那是阿尔弗雷德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篇论文所筛选的照片。我的意思是说，第奇亚诺·斯卡尔帕在这样的叙述里要做的不是抹杀什么，而是要抢救什么。让那些逐渐消散到岁月里的记忆，让那些逐渐淹没在生活中的奇思妙想重新出人头地。有时候，歪曲生活的叙述比临摹生活的叙述更加接近生活本身，第奇亚诺·斯卡尔帕很轻松地证明了这一点。

很多年前，我在阅读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时，曾经读到过拉伯雷引用的大段的法国民间谚语，其中有一句让我至今难忘，意思是若要不让狗咬着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永远跑在狗的屁股后面。我在想，要是用跑在狗的屁股后面这样的思维方式来阅读这部《铁栅栏上的眼睛》，那么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乐趣。

---二〇〇三年一月二日

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一岁的高本汉搭乘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北京号”货轮，与一千公斤炸药结伴同行，经过两个月的海上漂泊，抵达了上海，然后一路北上，在北京稍作停留以后，来到了山西太原。就这样，这位伟大的学者在中国的战乱和瘟疫里，在自己的饥寒交迫里，开始了他划时代的研究工作——历史音韵学和方言学。很多年以后，高本汉的学生马悦然教授指出：在索绪尔死后发表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前一年，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已经发表。

这是一位勤奋的学者，马悦然在《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的中文译本的序言里说：“通过其充沛的精力与过人的智慧，高本汉独立地使瑞典成为世界上汉学方面具有领先地位的国家之一。高本汉的研究涉及汉学的许多方面，如方言学、语音学、历史音韵学、语文学、考证学以及青铜器的年代学。他在学术上的著作对深入了解汉语的历史演变有重大意义。”

从马悦然精心编辑的高本汉作品年表来看，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七六年期间，他的专著出版和论文发表似乎应该按季节来计算，而不应该按年度计算。我看不出他什么时候休息过。偷懒的事他肯定是一辈子都没干过，就像他的母亲艾拉一样，艾拉说过：“懒的长工和温暖的床很难分开。”我担心高本汉可能成年后就不知道床的温暖滋味。好在他小时候知道母亲怀抱的温暖滋味，他在一九一〇年十月发自山西太原的一封信里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还是一个小不点的时候，‘懒’在妈妈的怀抱里是多么舒服。”

马悦然在书中写道：“一九五四年为庆祝高本汉六十五岁生日，远东博物馆里的人把他过去发表在博物馆年刊上的文章结集后用精装出版，高本汉激动地喊出：‘真他妈的，我多么勤奋哪！’”

如此勤奋的老师必然会带出勤奋的学生，一九九七年我们一行人在斯德哥尔摩参观瑞典学院图书馆时，图书馆工作人员事先将马悦然的专著和翻译作品堆满了一张很大的桌子，就在我们感到惊讶时，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还有一些马悦然的作品没有放上去。当时站在一旁的马悦然不好意思地微笑着，令我印象深刻。

高本汉、马伯乐、伯希和这一代汉学家艰苦的学习经历，是今天学习中文的西方学生难以想象的，后来的马悦然这一代学者也是同样如此。马悦然在正式学习汉语之前，在准备拉丁文考试时，为了消遣，阅读了英文、德文和法文版的《道德经》，他惊讶三种译文的差距如此之大，便斗胆去请教高本汉，歪打正着地成为了高本汉的学生。马悦然没有回到乌普萨拉，他留在了斯德哥尔摩，最初的几周里他“在中央火车站大厅长椅上、在公园里和四路环行电车上度过很多夜晚，甚至在斯图列广场，那里有适合人躺着的长椅子”。马悦然写道：“这些困难丝毫没有降低我得以在高本汉指导下学习中文的兴趣。”

二〇〇七年八月，我们开车从斯德哥尔摩前往乌普萨拉的路上，马悦然回首往事，讲述了高本汉第一次正式给他们上课时，拿出来的课文是《左传》。我听后吃了一惊，想象着高本汉如何在课堂上面对几个对中文一窍不通的学生朗读和讲解《左传》。马悦然最早对中文的理解，就是发现中文是单音节的，他用手指在桌子上单音节地敲打来记住中文句子的长度。我在想，马悦然为何有很长一段时间沉醉于四川方言的研究？可能与此有关，是中文全然不同于西方语言的发音引导着他进入了汉语，然后又让他进入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也是二〇〇七年，我在中国的报纸上读到马悦然的学生罗多弼教授接受采访的片段。罗多弼是在六十年代，也就是“文革”时期跟随马悦然学习汉学，当时瑞典的大学生里也有不少左翼分子，罗多弼和他的同学们要求马悦然停止原来的中文课程，改用《毛泽东选集》和《红旗》杂志上课。

七十年代，西方的留学生来到中国之前，开始接受简单的中文教育，教材是中国政府提供的，都是“我的爸爸是解放军”“我的妈妈是护士”之类的。他们来到中国，和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接受同样的教育。当中国的工农兵大学生问他们的爸爸和妈妈是做什么工作时，几乎所有的西方留学生都是这样回答：“爸爸是解放军，妈妈是护士。”因为除了“解放军”和“护士”之外，他们不知道其他职业的中文应该怎么说。

到了八十年代，“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开始了，留学生一到中国就学会了“下海”“市场经济”这样的汉语词汇。九十年代以后，我遇到过一个美国女学生，到北京才几天时间，就会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我觉得，汉学家的历史，或者说学习汉语的历史，其实也折射出了中国的历史。这是从一个奇妙的角度出发，浓缩了中国社会的动荡和变迁。

因此，当我收到马悦然所著的《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时，我知道自己将要阅读的是汉学史的起源。这本书伴随了我今年五月至六月的欧洲七国之行，又伴随了我七月的三次中国南方之行。每次住进一家旅馆时，我打开箱子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将这本书拿出来放在床头。

这是漫长的阅读，也是密集活动和旅行疲劳里的短暂享受。阅读这本书是愉快和受益匪浅的经历，可是评论这本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马悦然在《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一书中，将人物传记、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叙述和汉学研究熔于一炉。

在这本书中，我们随时可以读到马悦然对老师高本汉由衷的尊敬之情，然而对老师的爱戴并不影响马悦然客观的叙述。马悦然在序言里引用了威尔斯的话：“一个人的传记应该由一个诚实的敌人来写。”其后他自己写道：“我猜想，这句话的用意在于提醒那些传记作家，切记不要过多地美化他们描写的对象。我在写作时，把这句话牢记心中。”

确实如此，当一场战争阻止了高本汉强大的学术竞争对手，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进入与高本汉相同的研究领域时，高本汉当时幸灾乐祸的心情在马悦然的笔下栩栩如生。还有高本汉年轻时的狂妄和功成名就后的骄傲，马悦然也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当然，我要说明一下，马悦然在这里是用一种欣赏的笔调来表达高本汉如何从狂妄走向骄傲的。有趣的是，在马悦然笔下，年轻时的高本汉虽然狂妄，却仍然有着和现实妥协的本领。高本汉高中时当选为“母语之友”协会的主席，该协会每年的迎春会都要演出一部话剧，当协会的多数理事提议演出斯特林堡的作品时，立刻遭到高本汉的反对，他的理由是斯特林堡“在广大公众中的形象不佳，在选择剧目的时候应该考虑观看演出的公众”。

这本书是从一篇优美的散文开始的，是高本汉十三岁的时候描写自己家乡延雪平的一篇作文。高本汉的文学才华在此初露端倪，差不多四十年以后高本汉用克拉斯·古尔曼的笔名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多数评论家给予了赞扬。马悦然用顺叙的方式讲述了高本汉的故事，同时又不失时机地将中国的动荡和欧洲的变迁尽收眼底，还有音韵学、文字学、语言学、语音学等等十分专业的研究，也是水到渠成地书写了出来。

我的阅读时快时慢。最快的部分来自高本汉的成长故事和他家人的性格描写，我喜欢高本汉的兄弟姐妹，更喜欢高本汉的母亲艾拉，这位一生勤劳的女性十分风趣，她说自己“只有到永远不做弥撒，猪该剪毛时才肯休息”，而且每个孩子都会从艾拉那里获得一个美好的外号，比如高本汉是艾拉的“我的帅哥”。艾拉的幽默里时常是尖酸刻薄，她说：“你向一只手发愿，向另一只手啐唾沫，你看哪一只手最行！”还有“有时候魔鬼该杀也得杀”。高本汉在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写给未婚妻茵娜的信中，尖刻和幽默地提到了他在学术上的劲敌伯希和，他在信中说：“我今天本来想给沙畹写信，问一问伯希和是否还活着。他肯定还活着，坏人长寿。再说了，打死这么能干的一个人也不光彩。”

马悦然在书中写道：“我们有理由相信，高本汉戏剧性幽默和有时尖刻的语言可能是来自母亲的遗传。”

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阅读斯特林堡的作品时，被他尖刻的幽默深深吸引。此后心里十分好奇，因为瑞典人在我心目中曾经是稳重和保守的形象，斯特林堡的作品改变了我的这个看法。现在我读完《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以后，相信尖刻的幽默是瑞典人性格的重要内容，因为我在这本书中读到了这样的句子：“你是如此的愚蠢，就像上帝是那么的聪明。”

最慢的阅读部分来自这本书的第八章“他使遥不可及的语言变得近在咫尺”。虽然马悦然使用了散文一样的亲切笔调，深入浅出地展示了高本汉的学术成就，可是没有经过相关专业训练的我，阅读起来仍然感到吃力。我在阅读这一章所花去的时间，超过对其他所有章节的阅读时间。

马悦然从汉字的结构开始，经过了汉语的语音系统、古代汉语的音韵学结构等，论述了高本汉构拟和训释方面杰出的研究工作。最后讲述了高本汉如何让拉丁字母东进，在一九二八年的伦敦中国学会上做报告《汉语的拉丁字母》。高本汉在这一年“认为中国必须创造西方文字的拼写方法，以便创造一种基于口语的新文学”。

在这个问题上，马悦然客观地赞扬了高本汉的老朋友，美国伯克利大学的赵元任教授。马悦然说：“由赵元任等创造并遵循高本汉讨论的原则的那套标音系统国语拉丁字母系统不为高本汉所接受，理由是‘离真实的读音相去甚远’。”马悦然继续说：“高本汉似乎没有发现赵元任拉丁字母系统的最大优越性。主要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组成的现代普通话的词借助拉丁字母拼音系统很容易联写：huoochejann（火车站），tzyhyoushyhchaang（自由市场）。”

就像在阅读全书时可以感受到马悦然的博学多才一样，阅读本书第八章的专业叙述段落时，可以充分领教马悦然深厚的学术功底。这一章的阅读给予我这样的暗示：马悦然是以自己的学术研究来阐释高本汉的学术研究。

事实上，这样的暗示一直贯穿着我对这本书阅读，当叙述来到高本汉丰富的人生经历时，我也同样感受到了马悦然的丰富人生经历。我在读到这些段落的时候，眼前总是浮现出马悦然的形象，他喝着威士忌，兴致勃勃地讲述自己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讲到关键处常常戛然而止，举起空酒杯，用四川话说道：“没得酒得。”

为什么我要将马悦然所著的《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的副标题借用过来，改成《两位学者的肖像》作为此文的题目？这是因为我在阅读陌生的高本汉时，常常感受到熟悉的马悦然。基于这样的理由，我相信任何一个文本的后面都存在着一个潜文本。

---二〇〇九年八月八日

记得二〇〇九年六月初的一天，法兰克福阳光明媚，德国电视一台(ARD)的摄制组拉着我到处走动，让我一边行走一边面对镜头侃侃而谈。他们首先把我拉到了法兰克福著名的红灯区，妖艳的霓虹灯在白天里仍然闪烁着色情的光芒，他们试图让我站立在某个暧昧的门口接受采访，马上有人从里面走出来驱赶我们，尝试了几次又被驱赶了几次以后，我只好站到了车来车往的十字路口回答他们的第一个提问。然后又被他们带到了几处又脏又乱的地方，或站或坐地继续接受采访。我的德国翻译跟在后面，一路上都在用中文发出不满的嘟哝声，他说法兰克福有很多美丽的地方，为什么不去那里？为什么尽是在法兰克福落后的地方拍摄？

现在，罗伯特·凡德·休斯特的《中国人家》在中国出版了。我想，可能也会有一些中国人发出不满的嘟哝声。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繁荣的景象随处可见，可是罗伯特·凡德·休斯特却热衷于在中国的落后地区摁下快门，虽然他的镜头也有过对准富裕人家的时候，可是次数太少了。因此一些中国人可能会觉得，罗伯特·凡德·休斯特没有足够地表达出中国三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他的作品里已经流露出了这样的变化，问题是在为数不多的表达了生活富裕的画面上，罗伯特·凡德·休斯特却让它们尽情散发出庸俗的气息。反而是在那些表达生活贫困的画面上，罗伯特·凡德·休斯特拍摄下了真诚和朴素的情感。于是，一些中国人可能会感到疑惑，这个荷兰人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想，这样的批评者往往以爱国主义自居。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爱国主义常常是用来批评艺术和艺术家的最好借口。我不认为这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这只是一种口水的爱国主义，或者说爱国病，在其骨子里其实展示了人类的虚荣之心。虽然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存在着废墟，可是我们愿意展示的却是美丽的公园。

就像人们独自在家中的时候可以是一副邋遢的模样，可是走出家门的时候就要梳妆打扮一番。人人都想拥有一个光鲜体面的外表，除非穷途潦倒成为了乞丐。如果让人选择，是以邋遢的模样面对照相机，还是以体面的模样面对照相机时，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选择体面的模样。我和罗伯特·凡德·休斯特也不会例外，因为虚荣之心人皆有之。

当然，这也是每个人的尊严。问题是人们对尊严的理解不尽相同，有些人认为富贵和繁荣代表了尊严，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商店里奢侈品琳琅满目等等的景象代表了尊严。另外一些人却并不这么认为，这些人认为尊严来自于人们的内心，表达于人们的表情，尊严和富贵繁荣没有必然的关系。

我之所以乐意为罗伯特·凡德·休斯特的《中国人家》写序，就是因为我在他的摄影作品里看到了从内心出发，抵达表情的尊严。

罗伯特·凡德·休斯特精心设计了他需要的画面，然后摁下了快门。我感到，他在摁下快门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对被拍摄者的尊重，无论是人物，还是景物，罗伯特·凡德·休斯特都以感激之情对待。

这位不会说中国话的荷兰人，日复一日地游走在中国的农村，试图融入到一个又一个中国的家庭之中。他是如何跨过这条文化鸿沟的？他说：“用眼神、用情感、用我的感受来交流。”

然后他成功了。他的尊重之心在那些贫穷的中国家庭那里得到了回报，他们热情地为他敞开了屋门，将他请入家中，用粗茶淡饭招待他。罗伯特·凡德·休斯特说：“我被摄入镜头的中国家庭体现的强烈好奇心、极大的热忱和友善所感动。每次在他们家里，我还会感受到他们的决心、勇气和意志力量。看来他们只有一个行进的方向，那就是前进。”

如果有人质问罗伯特·凡德·休斯特：为何不是更多地去拍摄中国的富贵家庭？我愿意在此替他回答：那些亿万富翁的家门会向这个高个子灰头发的荷兰人敞开吗？中国人一直在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罗伯特·凡德·休斯特的作品告诉我们，热情好客的民族传统现在更多地存在于中国的贫穷家庭，而不是富贵家庭。

而且，这个荷兰人的镜头在面对中国的穷人时，时刻感受到了“他们的决心、勇气和意志力量”。他们虽然贫穷，可是“他们只有一个行进的方向，那就是前进”。

我欣赏罗伯特·凡德·休斯特作品的客观性，《中国人家》将会令人难忘。里面的画面真实地表达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我记得在一幅画面上，一个目光坚定的头像，其背景的桌子上摆着四个闹钟。我想借此提醒人们，在中国三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还有很多中国人的生活，只是从一个闹钟到四个闹钟的进步。

---二〇一〇年三月三日

《国际》每年最后一期是一个国家的短篇小说，作为一个时事政治类周刊，拥有如此美好的传统，令人尊敬，这是我愿意编辑今年中国专辑的原因。

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写下了不计其数的优秀短篇小说，受到篇幅的限制，我选择了八篇，五位男作家和三位女作家的短篇小说。由于我的阅读有限，我选择的都是我认识的作家，张惠雯虽然没有见过，但是我与她有着通信联系。我选择这八个短篇小说的理由有两个，首先这是来自中国的精彩故事，其次是风格题材的多样性。

我先说说三位女作家。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常青树，我三十八年前刚开始写作时，王安忆已是名闻遐迩，这三十八年来，她在作家和读者那里受到的尊重与日俱增。《比邻而居》延续了王安忆娓娓道来的叙述风格，通过公寓里的公共烟道，叙述者细致描述了邻居做菜的气味如何飘到自己家里的厨房和客厅。王安忆笔下没有出现一个邻居，出现的都是邻居做菜的气味，通过这些气味，王安忆写出了邻居的饮食喜好与生活态度。在上海大都市的喧哗嘈杂里，王安忆给予了读者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意境。

《水晶孩童》是我读到的张惠雯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应该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她在新加坡，现在她住在美国。我第一次读完《水晶孩童》时深受触动，感觉一个独特的作家出现了，这次重读时我是感动落泪。一个水晶男孩出生在小镇上，他的父母和小镇上大人孩子对待他的种种言行举止，令人唏嘘。在这部短篇小说里，张惠雯用真实的生活细节写出了她飞翔的想象力。

金仁顺的《纪念我的朋友金枝》是这组故事里的今天故事。金仁顺生活在中国东北的长春，这个短篇小说里所表现的是长春的年轻人的生活，也是今天中国城市里年轻人的生活。金仁顺在这个短篇小说里，展示了她刻画人物和写人物对话的能力，这应该是《纪念我的朋友金枝》为什么引人入胜的原因。

接下来我说说五位男作家，苏童和格非是与我同时出道共同成长的作家。苏童的《西瓜船》是这组短篇小说里篇幅最长的，故事背景应该是“文革”结束不久的苏州，故事的起因是陈素珍买了一只没有成熟的西瓜，她儿子寿来与卖西瓜的福三争执后，寿来用刀把福三捅死了。苏童没有去写寿来与福三的争执，也没有寿来捅死福三的描写，苏童是借助这个事件，用烘云托月的方式写下了芸芸众生，写下了那个时代，写下了这个精彩的短篇小说。

格非的《戒指花》是这组故事里最具有社会性的，不长的篇幅里有三条线索，记者丁小曼去采访一个子虚乌有的奸杀案，丁小曼与一个小男孩的相遇，丁小曼与主编邱怀德的暧昧关系。格非在这个短篇小说里保持了他从容睿智的叙述风格和驾驭复杂结构时的轻松自如，他把看起来不相关的内容不经意间拧成一股绳，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的荒唐和心酸，关键是让荒唐和心酸同时来临。

毕飞宇是作家中的雕塑家，他的写作向来以人物为中心，与大多数作家在故事里安插人物不同，毕飞宇热衷于用人物去展开故事。《虚拟》是标准的毕飞宇风格，里面的祖父，还有父亲，每一个细节描写都是那么的扎实，扎实到了让人觉得他不是用笔，更不是用键盘，而是用雕刻刀，一刀一刀刻出来的。

《你不知道她有多美》里的时间地点是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写下这个故事的东西，不是唐山人，他生活在距离唐山两千五百公里以南的南宁，也就是一点点道听途说，让东西才华横溢了，写出了隽永的单相思。他在描写青葵的美丽时充满了少年的憧憬，在描写从地震废墟里爬出来的人伤痕累累跑向机场时，既壮观又感伤，因为传言毛主席派飞机来接他们了。

双雪涛是这八位作家里最年轻的，他在东北的沈阳出生长大，现在定居北京。沈阳过去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之后逐渐衰落，双雪涛在衰落的环境里成长起来，他的作品里因此有一些衰落感。《杨广义》是一个衰落的传说，这是一个别具一格的短篇小说，字里行间都是规矩的写实，可是散发出来的气息里有着挥之不去的神奇。

很高兴为《国际》编辑完成这组来自中国的故事，感谢八位作家对我的支持，希望意大利读者能够在这组故事里读到中国的过去现在，读到中国的人情世故，最重要的是读到中国当代的文学。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八日

二〇一九年三月，我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有两个硕士研究生已在等待我这个导师了，其中一个是叶昕昀。叶昕昀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不怎么说话，一副冷眼旁观的表情，即使在微信群里讨论某个文学话题时也不发言，只是在结束时会发上来一句“谢谢老师”，这也是跟在其他同学的“谢谢老师”后面。她第一次给我私信是想考博，理由是继续学习写作。那时候我对她文学方面的才能不了解，没有读过她的作品，也没有听过她对文学的见解。我回信说欢迎报考，没有录取的话不要生气。可能是意识到应该让我这个导师对学生有更多的了解，她给我发过来三个短篇小说，有两篇收录在这个小说集里，《孔雀》和《乐园》。另一篇《慈航》没有收入进去。

叶昕昀是一个对自己的写作和作品有些刻薄的人，我们在讨论这个小说集的目录时，她不想把《慈航》和《乐园》收入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她觉得这两篇小说不够优秀。我觉得可以放弃《慈航》，因为《慈航》与整个小说集的风格有冲突，但是《乐园》应该在里面。

我认为她低估了《乐园》的价值，家人之间的冷漠在她笔下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重要的是冷漠在她的叙述里不是僵硬的，温情在冷漠里时隐时现，从而让冷漠显得生动和真实，尤其是真实，因为冷漠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故事的角度说，通常情况下母亲和女儿各自失去儿子，会让读者感到过于巧合，在《乐园》里没有这个问题，成熟的叙述可以去抹平、填补和消解故事中的不合理因素。《乐园》虽然是叶昕昀最初的写作，可是她出手就已成熟。况且，《乐园》的叙述风格与这部小说集也是吻合的。

《孔雀》可以说是叶昕昀的成名作，是我读的叶昕昀的第一篇小说，是她建议我先读《孔雀》。我读完后很惊讶，这不是学生的习作，这是一个成熟作家完成的一篇优秀作品，尽管小说里还存在些许不足，但是足够令我满意了。我把《孔雀》发给莫言，请他读一下。我给莫言的微信里说我们学生的作品普遍缺少烟火气，这篇《孔雀》有烟火气。莫言很快读完，他很欣赏这篇小说，他认为小说还有上升的空间，应该好好修改一下。我和莫言准备用一个下午的时间与叶昕昀讨论《孔雀》，我们国际写作中心其他老师知道后，不同意只是我们三个人讨论，应该让所有学生参与进来，于是有了后来的写作指导工作坊，给一个又一个学生的作品开讨论会，我们开的不是表扬会，是指出学生作品中的不足，这有益于他们的成长。

我把叶昕昀修改后的《孔雀》发给苏童，苏童读完后给我电话说写得好，他的声音很高兴，为我们有这样优秀的学生高兴。之后，《孔雀》在《收获》杂志的青年作家专辑里重点推出，叶昕昀因此崭露头角。

《孔雀》是一篇宽阔的小说，叶昕昀的描述触及到了不同的社会生活，这是在大约两万字的篇幅里做到的。《孔雀》并非开放结构，开放结构的优点是可以扯进来不同的和不相关的人与事，缺点是稍有不慎就会四散开去，无法追回，一盘散沙。《孔雀》有着完整的故事，故事的最后还有反转，有反转必然要有之前的铺垫，这些叶昕昀都很好地处理了。里面的人物也就两个，加上父亲的话勉强三个，其他有名字和没有名字的人物都是在杨非和张凡的讲述中顺理成章出现的，没有节外生枝之感。叶昕昀在处理杨非和张凡的讲述时，不是简单地让两个人讲述各自的经历，而是与讲述时的情绪、环境和故事的发展环环相扣。比如张凡当兵时因为抓捕一个毒贩，被毒贩用刀刺瞎眼睛，杨非说毒贩挺狠毒的，张凡却说毒贩没下狠手，要是朝他脖子捅的话，他肯定死了。叶昕昀是一个不失时机的叙述者，她不会放过这只被刺瞎的眼睛。杨非觉得张凡那只假眼挺逼真的，问他是不是马眼睛。因为杨非小时候住在丝厂大院时，一个男孩被鞭炮炸瞎了眼睛，眼眶里装上了马眼睛。张凡摇头说不是，是玻璃的。这个延续性的对话表现出来的是小说的质感，也是生活的质感。

关于假眼的情节还在延续，重要的是叶昕昀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叙述者，上面的对话引出丝厂，然后是以前的生活片断和正在发生的生活片断，叶昕昀对人物状态和生活状态的把握十分细致，差不多六页之后，与假眼有关的情节再次出现，那时候杨非和张凡坐在河边，耐心的景物描写和简洁的忆旧之后，思维时常跳跃的杨非突然问张凡，毒贩扎他眼睛的时候疼吗。张凡没有马上回答，他看着眼前宽阔的大桥，从前是很窄的桥，他上中学时自习后骑车过桥，借住在大伯家只有三平米的小房间，这个房间之前是他奶奶住的。叶昕昀在这里让张凡引出了他的奶奶，奶奶很安详地死去，“那对陪伴她大半辈子的、长长的玉石耳坠将她的耳朵坠到了底。”张凡小时候问奶奶，你什么时候死？奶奶说耳洞坠到底，就死了。张凡在记忆里结束有关奶奶死去的样子时，感觉当时眼睛被毒贩刺中时，自己的眼睛也坠到底了。然后张凡说，当时没感觉，后来觉得疼。杨非问那个毒贩呢，张凡说被他的战友一枪击毙。然后李哥出现了，那个击毙毒贩的战友，另一类型的生活开始被讲述了起来。需要说明的是，李哥不是紧接着出现的，是在张凡讲到毒贩被击毙的三页之后出现的。我前面说过，叶昕昀是一个不失时机的叙述者，但她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叙述者。

《孔雀》就是这样的叙述构成的，上面所举例的只是一个方向，小说里还有其他方向，叶昕昀不断地写开去，又轻松地写回来，行云流水般的自如，而且描写与刻画准确到位。在这篇不到两万字的小说里，呈现给我们的是远远超过篇幅的丰富。在这样一篇有着完整故事，并非开放结构的小说里，叶昕昀写出了开放性，叙述面向了最大化。这个不是深谋远虑，是写作时即兴的感觉，叶昕昀拥有了小说家十分宝贵的品质，天赋的感觉，感觉指引她以这样的方式写下了《孔雀》，这让我意识到这个学生蕴藏的写作能量。

《河岸焰火》是叶昕昀第四篇完成的小说，是这个小说集里篇幅最短的。这是一篇没有表现因果关系的小说，小说写下的只是一个片断，或者说是人生中的一个瞬间，一个女人决定离开人世，之后又放弃了这个决定。这是一篇两段式的小说，第一段写下了与女儿告别的场景，叶昕昀写下了冷酷的平静，没有一丝情感的流露，只是事物的描写。小城习惯放烟花来庆祝元宵节，人们拿着烟花走向河流最为宽阔之处，只有母女两人坐在警务亭的街对面的露台上。看着走去的人们，好奇心让天真的女儿一直在向女人发问，女人只是麻木地回答，叶昕昀细致入微地写下这个生活场景。第二段是女人告别女儿之后走向死亡的描写，与第一段一样细致的生活场景描写，也是一样的随意，只是这随意里涌动着心如死灰般的机械言行。

对话在叶昕昀的叙述里占据重要的地位，每次出现都是恰如其分，她既能写不动声色里暗藏玄机的对话，也能写一目了然的生活对话。在父亲这个角色始终缺席的《河岸焰火》里，天色稍暗时刻，母亲终于点燃女儿手中的烟火，烟火熄灭后，女儿的快乐意犹未尽之时，母亲决定与女儿诀别了。

“你在这里玩，妈妈去买点东西。”女人说。

女孩乖巧地点头。

“一会儿天黑了，如果我还没回来，你应该去哪里，记得吗？”女人问。

女孩指了指街对面不远处的警务亭，说：“找警察叔叔。”

女人点点头，她这时蹲下来，再次为女儿拉了拉头上的帽子，女孩躲在帽子里，笑脸红扑扑的。

她说：“我走了。你玩的时候要小心。”

女孩点点头。

女人站起来的时候，又问女孩：“记得见到警察叔叔要说什么吗？”

女孩说：“记得。”

这个对话到此为止，叶昕昀没有让女孩说出见到警察叔叔应该说什么，只让女孩说“记得”。这是感觉的天赋，也是冰山一角式的对话，《河岸焰火》就是一篇冰山一角式的小说，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母亲忍心抛弃女儿去向死亡，无人知道，叶昕昀也不知道，因为原因已经深在海水之中。

再来看看叶昕昀叙述里另一类型的对话，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一目了然的生活对话。这是《孔雀》里一段对话，杨非小时候学习民族舞，老师说她跳孔雀舞好看。杨非说到这里问张凡，杨丽萍你知道吗？张凡点头说，知道，我妈喜欢吃的那个糕点，包装上印着她。

《河岸焰火》之后，叶昕昀不再是散漫的写作，进入了正式写作的轨道，一年多时间里写下了《午后风平浪静》《雪山》《最小的海》《周六下午的好天气》和《日日夜夜》。

《午后风平浪静》将现在与过去、虚与实交织在一起，可以看出来叶昕昀充分自信以后放飞自己的写作，我觉得现在和过去的两个部分里的生活场景描写很精彩，这是实的部分，而虚的部分，或者说是人物精神扩张之后的幻觉描写，虽然显示了叶昕昀拥有了去进行大幅度描写的才华，仍然没有令我满意。当然文学是开放的，不同的读者会从中获得不同的感受，我这里所说的，只是其中一个读者的声音。

《雪山》是一篇让我吃惊的小说，初稿是另外一个题目，叙述是另外一个方向，我当时告诉她，我担心她的写作可能因此走上弯路。她思考了几天后将这篇小说搁置下来，去写其他的，直到准备结集出书的时候，才把修改稿发给我，我当时琐事缠身，没有认真读，只是看看叙述的方向是否修改过来了，看到改过来了，告诉她可以收进小说集了。这次认真重读后，十分吃惊，远超我的预期。我读到的是锋利精准的描写，貌似平凡实质强劲的对话，故事充满张力，直指人性的深处。

《周六下午的好天气》在这八篇小说的集子里有点特别，也是我读到的叶昕昀第一篇以群像描写开始的小说，“我”“大瘤”“米线”“武松”的“门诊友谊”写得十分生动，在“我”与“基努”的叙述线索里，生动的叙述很好地下沉了。我对于叶昕昀能够将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没有感到惊讶，这部小说集没有收入的《慈航》，大概是叶昕昀第一篇小说，里面的人物个个生动有趣。但是她刻画群像的能力我是第一次领受，她写得秩序井然收放自如，这让我对她接下去的长篇小说的写作充满期待，因为长篇小说对于作者的索取比短篇小说更加贪婪。

《最小的海》和《日日夜夜》可以放到一起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故事，各自的人物也不同，但是两个叙述指向一个方向。我在她最初发给我的《孔雀》和《乐园》里，已经看到了她写作的这个方向，当时是隐隐约约，经历了《河岸焰火》《午后风平浪静》《雪山》，包括《周六下午的好天气》，逐渐明显起来，到了《最小的海》和《日日夜夜》的时候，可以说是一览无余了。那就是叶昕昀擅长刻画畸形的人性，不是那种表面的变态的畸形，而是深入到人性深处的畸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日日夜夜》比《最小的海》更为深入。她是怎么做到的，我想这是她拥有了十分有力的叙述，娓娓道来之中让我们的阅读心神不宁。

这几年来，作为叶昕昀的导师，每次阅读她的新作都是一次新的体验，我不知道她接下去的写作里还能爆炸出什么能量，她自己也不知道，只有写下去才知道。

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叶昕昀每次的写作恍若一次不归之旅，像是《河岸焰火》里的女人，抛弃女儿走上了不归路，谢天谢地的是，女人最终还是回到了女儿那里。叶昕昀每次的写作也是如此，最终还是回来了，因为写作对于叶昕昀是自我解放，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解放。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一日

武茳虹是我从苏童那里摘来的桃子，她的硕士导师是苏童，博士导师是我。传言因此出来了，说我抢了好几个苏童的学生，其实我只摘了一个桃子，苏童其他的桃子我至今没有再摘，以后就不好说了。我也鼓励我的硕士们去考苏童和莫言的博士，不要一直跟着我，换一个导师就是换一片天地。武茳虹换了导师之后好像没有换出一片新天地，她只是增加了一个导师。虽然武茳虹就读博士之后，苏童向她宣布：以后我不管你了，余华管你。苏童嘴上这么，私下里仍然插手武茳虹的事。苏童是难得的好老师，别说是跟随他学习了三年的武茳虹，就是其他教授的学生向他请教时，他也是倾囊相授。苏童早我四年调入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他了解我们的学生，尤其是武茳虹，她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现在武茳虹也是我的得意弟子之一。武茳虹博一的时候，我几次去与苏童交流她写作的长处和短处，以及她写作的方向应该在哪里，因为苏童深知她写作的成长过程。每次与苏童讨论，我们都是看法一致，然后我再去与武茳虹说，你应该怎么怎么写，谈话结束时我会加上一句，苏童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与武茳虹讨论她新写的小说时，不再用苏童的虎皮了，我现在对武茳虹的了解不亚于苏童，自我感觉有些方面更胜一筹。

我们作为北师大文学创作方向的导师，是无法教学生写出优秀作品的，学生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全靠自己的天赋和努力，但是有一点我们能够做到，就是让学生少走弯路，最好别走弯路。我们自己的写作历程里都是走过弯路的，而且不止一次，这样的弯路往往是写作的起步阶段走上去的，幸运的是我们都走回来了。我们的经验可以让学生起步的时候尽量避开弯路，坚持走在正道上。

苏童在对武茳虹众多的表扬里，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武茳虹听得懂我们的话。这句话看上去其貌不扬，其实是单刀直入，说出了武茳虹是一个领悟力很强的写作者，只要指出她的小说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她马上自我纠正过来，而且往往超出我们的期待，所以我和苏童一致认为武茳虹已经在文学之中了。

现在的武茳虹是一个天赋型作家，拥有广阔的想象力，很好的语言感觉，叙述行云流水。《收获》主编程永新表扬她有奇思异想，我的感觉是她有着在写作中凭空捏造事实的本领，这里的凭空捏造是褒义。武茳虹至今的人生里还没有离开过学校，将来她走出校门，走上社会，摸爬滚打，有时候春风得意，有时候鼻青脸肿，这之后我不知道她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我对此充满期待。武茳虹性格里有一种让我深感欣喜的特征——深入，不断深入。她对待文学，对待自己的写作，一直在不断深入进去。有一次，天刚黑下来的时候，我们走在北师大的校园里，一起去西北餐厅吃晚饭，苏童提到她小说中的一个细节可以展开来写，那是她不熟悉的事，所以一笔带过，这又是苏童熟悉的，她因此缠着前导师苏童一个接着一个地追问，苏童详细讲述之后，她还在追问，她要让自己身临其境。她的这种死缠烂打似的追问，换个好听的成语，锲而不舍的追问，也不会放过我这个现导师。

《河桥孝子》是武茳虹第一部小说集，收录了她进入北师大之后写下的十二个短篇小说，这不是她全部的作品，是她挑选出来的。里面的《儿子》，是我读的武茳虹的第一篇小说，正是这篇小说，让我看到武茳虹在写作中凭空捏造事实的本领，她写作时凭空捏造出来的事实，不是胡涂乱抹，不是胡编乱造，她是以证据确凿的方式，步步为营写下来，最后谣言变成了事实。

儿子来的时候并无征兆，他径直穿过街道，旁若无人一般，自然又冷静地敲开了单身汉家的大门。

起先单身汉是感到惊悚的，因为他打开门时看到了一张酷似自己的脸。那人风尘仆仆，正静静地端详着他，或者说他们在端详彼此，这种冰凉的打探让他怀疑是日暮之下的错觉。但那人只是温和，甚至有些谦卑地说，父亲，我是您的儿子。那人好像能看穿他的心思一样。单身汉茫然地说，开什么玩笑，我哪来的儿子？说着他抬头触到了那人的目光，像是想起什么似的，他开始越发语气强烈地否认，我真的没有儿子，更没有私生子。

那人只是静静地站着，他的声音混入了黄昏的钝感，听来尤为肃穆，父亲，我就是您的儿子。您曾经说过在您过寿的日子我要来找您的，为了不让父亲食言，我片刻也没有停歇。我的母亲，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是白各庄的白寡妇，您不会忘了她吧？

这是《儿子》的开篇，从这个开篇里就能看出来，武茳虹叙述里有一股气势，虽然这样的气势在武茳虹现有的作品里时有时无，这是因为题材和故事不同之后，让武茳虹没有机会发挥出来，但是她拥有了，已经存在自己的账户里了，以后需要的时候她就会取出来挥霍一阵子。况且她还有另外的账户，里面储存的是细腻和敏感。在文学才华方面，武茳虹已经实现财务自由。

《儿子》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老单身汉一生没有碰过女人，只有一次偷看村里寡妇偷情的经历，就是这仅有的一次偷看，也是匆忙又惊慌。单身汉遭受村里人的嘲讽和寡妇的辱骂，他的自尊受到伤害后吹牛了，虚构了一个白各庄和一个白寡妇，又虚构了他和白寡妇生有一个孝顺的儿子，将来会来为他养老送终。小说开篇就是他虚构的儿子来了，接着武茳虹一步一步写下去，让这个凭空捏造的儿子成为事实中的儿子，并且心甘情愿地让这个儿子给自己送终，让儿子亲手埋葬自己。

我很想在此仔细分析武茳虹在叙述上如何以步步紧逼的方式让单身汉就范的，可是稍作尝试我就放弃了，我意识到要完成这个工作，需要引用大段的原文，而且引用的原文篇幅会超过这篇序言的篇幅。在《儿子》里，虽然有些细节和对话的叙述分寸在我看来存在不足，这个不重要，她在以后的写作中会自觉地逐渐解决。我要强调的是，将不可能写成可能，需要充沛的想象力和扎实的表现力，武茳虹已经拥有这些了，让我高兴的是，在《儿子》这样逼迫似的叙述里，武茳虹时常放松地支离一下，从而增强小说的生活质感。

《萨耶沙漠》是我读到的武茳虹第二篇小说，这是她进入北师大以后写下的第一篇小说，可以这么说，《萨耶沙漠》是武茳虹正式写作的开始。武茳虹来到北师大后出手阔绰，上来就是《萨耶沙漠》。从短篇小说的要素来看，《萨耶沙漠》是那类可以经受挑剔的小说。小说结构既紧凑又松弛，语言准确生动，比喻诙谐独特，尤其是人物状态的描写，冷漠、无奈和孤独扑面而来之后，我们看到的是生活状态的模棱两可和没有方向的人生。在这篇小说里，武茳虹控制节奏时的得心应手，让我既欣赏又欣慰。

我认为《萨耶沙漠》是武茳虹写作生涯的奠基之作，她写作时凭空捏造事实的本领在这里已是初见端倪，而生活状态的模棱两可和没有方向的人生也是她这部小说集的精神主题。

我无法预测武茳虹将来的写作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甚至叙述风格也可能与现在的大相径庭，但是我相信必有惊喜，因为她的才华已经喷薄而出。虽然在《萨耶沙漠》之后的写作里，武茳虹经历了一些不稳定的时刻，这个不是坏事，是好事，这个证实了武茳虹一直在苦苦寻找文学的自己。

我读到的武茳虹的第三篇小说是《宛远是个美人窝》。她的其他作品我忘记了阅读的顺序，只知道《河桥孝子》是我最新读到，《河桥孝子》也应该是这个小说集里最新的一篇。

《宛远是个美人窝》再次向我展示了武茳虹叙述的能力，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在她笔下流放出来时让人感到确有其事。这篇小说会让人联想到卡夫卡的《城堡》，与《城堡》的无法进入不同，宛远是进入后无法出来。虽然叙述方向不一样，武茳虹还是受此启示。事实上武茳虹受到很多作家作品的启示，作为一个刚刚走上写作之路的青年作家，那些伟大作品是一个又一个的路标，可是这些路标并不是指向同一个方向，它们指向不同的方向，有时甚至是相反的方向。在这部小说集里，我们可以看到武茳虹步履不停，有时候往东走，有时候往西走，有时候往南走，有时候往北走，她走得理直气壮，没有晕头转向。

《三个人的晚餐》里有一个贝克特主题，但是她的叙述很不贝克特，是彻头彻尾的武茳虹。既然约恩·福瑟的《有人将至》里有一个贝克特主题，武茳虹为什么就不能有呢？

武茳虹的叙述是自己的，这是关键。在《宛远是个美人窝》里，武茳虹让我欣赏的是她一步一个脚印写下来，将一个空想的故事写得十分饱满，她擅长利用生活细节去填补自己的空想，空想因此降落下来，与事实一起浪迹天涯。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武茳虹在写作时有着凭空捏造事实的本领。《三个人的晚餐》在叙述上也是如此，“等待”在武茳虹笔下是一层一层剥出来的，不是停留在一个层面上的唠唠叨叨。

《一对夫妇》和《父亲》是武茳虹空想小说的另外两个代表作品，这两篇小说在叙述上有着共同之处，就是语言前行时是匀速的，武茳虹语言的诗性特征因此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一对夫妇》的空想是降落下来的，武茳虹不动声色地写下了冷漠与自私，重要的是武茳虹是从温暖写到冷漠，从无私写到自私。《父亲》的空想没有降落下来，一直在飞翔，是想象力的优美飞翔，形成了一道雨后彩虹般的景观。

《山的那边是海》应该是这部小说集里唯一的现实小说，如果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来衡量的话。这是武茳虹十分熟悉的中学生题材，她信手拈来地写下来，我关注的是两个空间在叙述上的转换，武茳虹自信自如地完成了。

武茳虹究竟有多少写作的能量，自从她弃明投明，离开苏童来到我这里，我开始考虑她接下去应该怎么写。

我给过她一个建议，希望她的荒诞小说的叙述调转方向，不要先弄出一个荒诞的想法，再用生活细节去缝补，而是从一个真实的生活细节出发，扩张，不断扩张，扩张出荒诞来。像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那样的小说，堵车，这个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在科塔萨尔笔下扩张出了荒诞。荒诞不是离开生活或者不像生活，而是放大生活，放大现实。武茳虹是一个信任老师的学生，为此读了两遍也可能是三遍《南方高速》，摸索之后，写出了正是我想要的《河桥孝子》。虽然《南方高速》给了武茳虹启示，但是在《河桥孝子》里，无论是情节还是细节，丝毫看不到与《南方高速》有相似之处。

《河桥孝子》给予我们一个焕然一新的武茳虹，她用一种热火朝天的方式写下人性和社会性，死亡和葬礼闹剧般地演出，人生百态世事无常尽情演绎，讽刺无处不在，这篇锣鼓喧天似的小说可能是武茳虹第一次大大咧咧的写作，她达到了我的期待。

我的期待还在继续，我期望武茳虹今后的写作能够完全走进自我发现，不断的自我发现，从自己的突然感到，突然看到和突然想到里诞生写作的灵感。武茳虹值得期待。

---二〇二三年十月九日

二〇〇一年，中国的漓江出版社出版了伊沃·安德里奇的《桥·小姐》，收入在诺贝尔奖获奖作家丛书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这部伟大作品的书名就是《桥》。当时在书店里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以前看过的那部电影的原著，克尔瓦瓦茨导演的电影《桥》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曾经在中国红极一时，我去电影院看了几遍。

去年，中国的上海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伊沃·安德里奇的作品，波斯尼亚三部曲——《德里纳河上的桥》《特拉夫尼克纪事》和《萨拉热窝女人》。我重读有了正确书名的《德里纳河上的桥》，另外两部是第一次阅读。

伊沃·安德里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通向了波澜壮阔的叙述，他是这方面的大师。很多作家在叙述的时候都会在重要的部分多写，不重要的部分少写，伊沃·安德里奇不是这样，他在描写事物、人物和景物时的笔墨相对均匀，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是重要的，也没有什么是不重要的，只有值得去写和不值得去写，他写下的都是值得的。我们不会在他的书中读到刻意的渲染和费力的铺张，他的叙述对所有的描写对象一视同仁，没有亲疏远近之分，又是那么的安静自然，犹如河水流淌风吹树响。用这样的方式写下不朽之作的作家不多，伊沃·安德里奇是其中的一个，如果再去寻找，托马斯·曼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因为笔墨相对均匀的叙述是坦诚的，是很难用技巧来掩饰缺陷的，这样的叙述可以说是最大限度挑战了作者的洞察力。《德里纳河上的桥》是这方面的典范，这部小说的时间有四百多年，涉及了几十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这样的题材让很多作家望而生畏，可是在伊沃·安德里奇这里却是轻松自如。他叙述的时候，什么地方选择什么样的故事和人物真是恰到好处，令人赞叹，他写下了一个个生动的场景和人物，这些场景这些人物如同一叶见秋，既表现了各自活生生的命运，又命名了岁月的动荡和历史的变迁。他没有参考编年史这种过于兢兢业业而显得笨拙的方式，虽然这四百多年里出现了众多重大历史事件，但是他的写作不是举重比赛，倒是有点像跳高和跳远，然而最终呈现出来的却是文学史上难得的沉重之作。

伊沃·安德里奇对他笔下的人物、事物和景物一视同仁，这是他的叙述立场。如果不去关注他的塞族身份，单纯去看《德里纳河上的桥》，我无法判断作者是穆斯林，天主教还是东正教。我相信他在写作的时候首先将自己虚构成了一名叙述者，然后再用这名叙述者去虚构作品，二度虚构之后出来的作品已经没有了作者的宗教信仰和民族身份。

不仅是叙述立场，在叙述情感上他也维护了写作时的一视同仁。《德里纳河上的桥》是这样，《特拉夫尼克纪事》也是这样，即使在《萨拉热窝女人》里，伊沃·安德里奇毫不留情地写出了拉伊卡的自私和冷漠，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写下了对拉伊卡的同情和怜悯。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伊沃·安德里奇，一位在写作时努力摒弃偏见的作家。

一九七五年，伊沃·安德里奇去世了。我不知道他生前是否预感《德里纳河上的桥》的故事还会延续，从一九九二年四月到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他出生、成长和生活过的地方战火纷飞，然后南斯拉夫没有了，世界各地介绍他时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前南斯拉夫的伟大作家。

我们的朋友彼得·汉德克，这位一直保持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德语作家，在关乎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时，为了他看到和知道的事实，单枪匹马和整个西方媒体对着干。他一九九五年底来到塞尔维亚，写下了冬天旅行故事。一九九六年夏天，又来到塞尔维亚，他的旅行故事因此得到补充，他还来到波黑，来到维舍格勒，站到了这座“德里纳河上的桥”上。他学会了一些波斯尼亚语骂人的脏话，其中有一句“你家房子上CNN新闻了”，意思是起火了和爆炸了。可见，CNN在报道波黑战争时出现过太多起火和爆炸的画面。

我有一位朋友的孩子，小时候就去了美国，他现在美国念大学了。一起发生在美国的事件，他先看了左倾的NBC新闻，又看了右倾的FOX新闻，然后他疑惑了，NBC和FOX说的是同一件事吗？

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偏见，而且偏见都穿上了真理的外衣，我的意思是真理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件随时可以换掉的外衣，他们的衣柜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堂而皇之的外衣。如果你想去反驳偏见，你不会赢，因为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偏见已经换了外衣。有一个方法可以考虑，就是用彼得·汉德克学会的波斯尼亚语脏话“你家房子上CNN新闻了”去回击他们，这是很高级的脏话，用中国的俗话说，这叫骂人不带脏字。

现在我应该说感谢的话了。感谢安德里奇中心，感谢三位评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约万·德里奇和姆哈勒姆·巴茨德里，感谢你们授予我伊沃·安德里奇文学奖，这个荣誉让我觉得自己和伊沃·安德里奇亲近了。确实亲近了，我已经在维舍格勒，在安德里奇城，在德里纳河畔，在穆罕默德·帕夏·索科洛维奇石桥这里了。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好！

我在二〇〇七年九月的时候，访问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当然也访问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列夫·托尔斯泰出生和居住了一生的庄园。

这次旅行最为难忘的时刻就是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我站在安静的枝繁叶茂的树林里，站在列夫·托尔斯泰墓前，阳光照射下来时，颜色留在了树叶上，光来到了列夫·托尔斯泰墓地。

这是我见过的最平凡又最不平凡的墓地，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只是在草地里隆起的一块长方形草地。列夫·托尔斯泰经历了朴素和震撼人心的一生，他长眠的墓地也是同样的朴素和震撼人心。

我在那里站立良久，想起第一次见到列夫·托尔斯泰著作时的情景。那是一九七七年，我十七岁，“文革”结束一年后，“文革”期间被禁止的世界文学名著重新出版了。

当时印刷出来的文学书籍数量远远无法满足社会上的阅读需求，我们经历了没有书籍的十年，我们在阅读饥渴里生活得太久了。

第一批到达我生活的小城的世界文学名著只有五十种，供不应求，书店只能发放书票，一张书票买一种书。这五十种书里面，列夫·托尔斯泰的有三种，《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

那天，天刚亮我就去书店排队，走到那里时看到已经排出三百来人的队伍，排在前面的都是一夜没睡，搬来家里凳子在书店门口坐了通宵的人。这些排在前面的人觉得自己稳获书票，正在讨论应该买什么书，他们都认为首先要买四卷本的，买不到四卷本，就买两卷本的，如果只有一本，也要挑厚的买。排在队伍后面的都是睡了一觉后过来的，他们关心的是发放多少张书票。于是前面的人和后面的人争论起来，前面的人说不会超过一百张书票，后面的人不同意，说会有两百张书票。这时候排在两百位以外的人不同意了，他们说应该有三百张书票。

书店开门后，一个工作人员走出来喊叫地说只有五十张书票，排在五十位后面的可以回家去了。失落的情绪立刻弥漫开来，排在后面的人陆续离去。排在第五十一位的那个人表情十分难过，他是和朋友玩牌玩到深夜才来到书店门口排队，他也是一夜没睡，他很懊恼，他说要是少打一圈牌就不会是第五十一位，就能进前五十了。

得到书票的五十个人里面也有失落的，他们不能自己选择买什么书，每张书票上印有书名，只能按照书名买书。于是买到一卷本《复活》的人羡慕买到两卷本《安娜·卡列尼娜》的人，买到《安娜·卡列尼娜》的羡慕买到四卷本《战争与和平》的人。但是比起买到巴尔扎克《高老头》的那个人，买到《复活》的人感到了一些安慰，因为《复活》比《高老头》厚了很多，虽然《高老头》里还有巴尔扎克的另一部小说《欧也妮·葛朗台》。

当时有十多个没有书票的人仍然站在书店门外，等着里面买了书走出来的熟人，羡慕地伸手去摸摸他们的书。我也站在那里，我认识的一个人买了《安娜·卡列尼娜》，他检查了我的手是干净后，同意让我双手把书捧上一会儿，之后他慷慨地翻开书页，让我的鼻子凑上去闻闻新鲜油墨的气味。

这是四十五年前的事了，现在进入中国的实体书店和网上书店，不知道该买什么书，因为书太多了。现在中国到处可以看到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安娜·卡列尼娜》有一百多个版本。

此刻，我是在北京的一个小树林里讲述这个故事，我感觉讲述的时候，这个树林正在向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树林致敬。

谢谢你们！

谢谢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的评委们！谢谢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主席！谢谢你们将如此重要的荣誉授予我的小说《兄弟》。

谢谢TEXT出版了《兄弟》！谢谢邓月娘翻译了《兄弟》！

再次谢谢你们！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