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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顽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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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母亲脸上掩饰不住的兴奋和自豪,即便再过几十年,我也不会忘记。我那时才知道,自己一丁点儿的小成功就可以让母亲那么的骄傲。 ■ 在中国,父母对孩子特别关爱,生怕孩子受一点伤害,不愿让孩子冒险尝试与众不同的东西。其实,孩子从小就需要独立性、责任心、选择力和判断力。很庆幸的是,早在四十年前,我父母就把选择权交给了我,让我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 “书不算是礼物,你要买多少书,只要是中外名著,随时都可以买。” ■ 母亲像打造一块璞玉一样,精心地打磨和教育我。是她教会了我什么是严谨和务实,什么是品行和礼仪,什么是快乐和温馨,什么是忠孝和诚信。 ■ 父亲的冷静却让我感到意外,他只是把我叫到他跟前说,“希望你以后不要让自己这么失望!”这句话掷地有声,它的力量,让我的愧疚到了极点。那种突如其来的自卑和悔恨,让我感觉到自己如此失落。从此之后,我时时刻刻铭记着这句话,这让我内心的城堡里有了一个守望者,让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让自己失望。 翻开旧旧的相册,发现勇于选择的基因早就埋藏在父辈的血脉中。父亲曾只身跳上通往日本的航船,苦学5年。母亲在12岁的时候就自己做主,踏上一列从东北开往北京的列车,执掌自己的命运。两个人在人生某一个节点奇妙地相遇。 1938年的冬天,抗日战争的烽火弥漫了大半个中国,北平、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纷纷沦陷,全国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西安某地,任职于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所”的李天民正在进行抗战宣讲,抗战形势不容乐观,台下青年们的激情被台上这个年轻人点燃了。爱国演讲使这个年轻人周身散发出迷人的光芒,他个头不高,但情绪激昂,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此时,他并不知道,在台下的茫茫人海中,有一个19岁的年轻女孩,正满眼爱慕地注视着他。 那就是我的母亲,王雅清。那一天,是我父亲母亲的第一次相遇。这次相遇,也是他们相伴50载风雨人生的起点。 站在演讲台上的李天民,就是我的父亲,1909年生于四川华阳(现今的成都市华阳镇)。父亲不苟言笑,严肃谨慎,加上我11岁时又远渡重洋,此后多年在美国生活。所以,天然的距离导致一条无形的鸿沟,让我和父亲沟通很少。 所以,关于父亲,很多细节现在已经无从知晓,这成了我最大的遗憾。此后多年,我把对他的了解,尽最大的努力拼接成一幅完整的人生图画。 对于父亲,我的五姐李开敏曾经写文章对他有点滴回忆,“父亲13岁从军,身高还不及枪杆子高,后来因为内乱,部队解散,重返家园,曾被安排到一父执辈家中协助管家,但父亲一心向学,后经何姓乡亲的赞助,前往日本留学。” 母亲告诉我,不懂日语的父亲,寒窗苦读5年,获得了早稻田大学经济学学位。那段时间,独在异国他乡的父亲经常感觉寂寞。晚年的时候,他多次回忆起当年的留学生活,每当想起一位中国太太吟唱《阳关三叠》一解乡愁,都会为之动容,不能自已。 从日本回国以后,父亲先是在南京《中国日报》任总编辑,他在当时算是个才子,文笔极佳。后来,父亲在“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任教,抗战前参加民族复兴运动,后又至西安行政训练所办理训导教务,在成都“青年团”工作,任干事长。1948年,他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立法委员”。 在遇到我母亲之前,父亲曾结过一次婚。那时候他也就19岁,婚后留有一儿一女,也就是后来跟随我母亲生活的大姐和大哥。不过,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在生下老二后不久就过世了。父亲十分悲痛,这也导致他之后4年没有再婚。我真不知道他是怎样拉扯着一双儿女,度过这4年漫长岁月的。 母亲和父亲性格迥异。她年轻时候的经历更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险记,一部现代女性奔向自由的奇趣史。 母亲出生在东北(辽宁通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的哥哥姐姐都生得人高马大,她却只有一米五八。据说,她从小就像个男孩儿,性格活泼爽朗,喜欢各种体育运动。不过很快,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就结束了。 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了傀儡政权,时局纷乱,人心惶惶。那一年,母亲只有12岁,却毅然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她跳上火车,跟随流亡学生到了北京,从此背井离乡,与家人经别数年。后来,我发现我的命运与母亲惊人的相似,也是11岁那年,我离开了台湾。 在北京,母亲和流亡学生一起,在天坛附近继续求学,上了东北人专为流亡学生设立的一所中学。6年后,她考上了上海东南体育专科学校,只身闯荡大上海。 母亲老爱给我们讲她当年上海之行的一次“壮举”。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母亲靠车窗坐着,悠闲地用勺挖半个西瓜吃,站台上,几个小混混不怀好意地冲她指指点点。过了一会儿,笛声长鸣,火车就要开动,这时,母亲冲那几个混混招招手,等他们不明就里地跑到窗前,母亲一扬手,半个西瓜啪的一声扣在了一个混混的脑袋上。此时,火车缓缓离站,将几个呆住的小混混远远抛在了身后。 多年以后,做了祖母的母亲还经常给我的两个女儿讲起这段往事,女儿们常被逗得哈哈大笑。 在上海东南体专,母亲专修体育,她的短跑成绩非常突出,曾经拿到过全国第二。她当时的梦想是参加一次奥运会,甚至开始为1940年的奥运会作准备,但是无奈,因为“二战”的原因,那届奥运会取消了,母亲的奥运梦也因此破灭。 母亲年轻的时候端庄美丽,她最常向我展示的是一张卷着头发、穿着舞会盛装的照片。这张照片被照相馆老板看中,放大数倍挂在了照相馆门口。没想到,这张巨幅照片常常引起复旦大学男生们的关注,一些男生总能通过照相馆老板问到母亲的地址,跑到东南体专偷偷地“欣赏”。据母亲说,当时怎么也算是“轰动一时”了。 母亲到了80多岁,还经常回忆起这段往事,自己年轻时的“辉煌”还能让她小小地得意一番。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永远开心的、淘气的形象。 时间回到1938年父母亲初相遇的那个下午,正在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所”受训的汉中女教师,我的母亲,站在聆听抗战宣讲的人群中间。一个身材不高的四川人,我的父亲,正操着一口川音演讲,他专注的表情、幽默的言语和火热的激情深深地吸引了母亲。一种奇妙的感情在她的头脑里升腾,直到宣讲结束,她的眼神再也没离开过他。 说来也巧,母亲在体专的一个“闺密”正好是四川省“青年团”任觉五的夫人。通过任氏夫妻介绍,母亲终于和父亲见面了,两个年龄相差10岁的年轻人就这样恋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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