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学生打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学生入学时，哥伦比亚实行need-blind admission（需求不视）的制度，也就是说，哥大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并不询问你的家庭能否承担学费。而一旦被录取，学费的问题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哥大会让学生填写表格，了解学生家长的收入情况和储蓄情况，以便知道学生能否支付学费。

对于比较贫穷的家庭，哥大会分析它能负担多少学费，然后会补足所有的差额。这个差额通常是由三种形式补足，分别是助学金、勤工俭学和贷款。在我读书的时候，大约一半的学生都在“勤工俭学”。

总之，在哥伦比亚，大多数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都能通过贷款和“自力更生”完成学业。在常春藤盟校，这种“需求不视”的制度相当普遍，帮助它们吸引到最好的学生，这也是常春藤盟校崛起的重要理由，值得中国高校参考。

大学一年级，我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因此只能申请到家教方面的工作。当时，学校把我分配到黑人区去教一些墨西哥裔或黑人青少年，教书的地方就在我提到过的哈莱姆区，那是纽约最危险的地区之一，与哥大相隔几个街区。有一次，我走错了路，闯到了哈莱姆区最核心的地方，经历了一次“哈莱姆惊魂”。

当时为了完成艺术历史课的一些课程，我经常要去博物馆看画展，看完画展后就坐巴士去做家教。有一次，我一不留神多坐了两站，下车的地点正是哈莱姆区中心。我可以再买一张车票坐回去，可我心疼车票钱，挣扎了半天还是决定走回去。就在走回去的这10分钟里，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掩藏在纽约繁华外表下我无法想象的世界。一排排的流浪汉蜷缩在地上，吸毒的人在大笑着吞云吐雾，手持武器外表狰狞的人凶神恶煞地说话，那一段10分钟的路，让我觉得无比漫长，那种穿行在恐惧中的感觉，甚至给我的一生都留下了无比深刻的烙印。那里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一个东方面孔，他们用杜撰的中国话冲我“哇哇”乱叫。那一天，我把最后一次课上完，决定再也不去哈莱姆区冒险了。

到了大二，我开始在计算机中心打工。在这里打工与做家教有着天壤之别。首先，这属于有“特长”的打工，因此，薪水比做家教高得多。另外，到了暑假，我也给一些公司做一些计划，写点程序，最有意思的是写了前面说的那个称钻石重量的程序，这个程序让我对“自食其力”充满了信心。

然而，1981年在法学院的一次打工经历，却让我得到了非常严厉的教训。当时，法学院有一套非常老的学生选课系统，是用Cobol语言编写的。法学院院长想把这个软件从昂贵的IBM主机移植到价格低廉的DEC VAX计算机上，但是，院长找到的每一个承包商都报出了昂贵的价格。

后来，院长听说我是编程高手，就来找我，“你能不能帮学院做这个工作？我可以给你每个小时7美元的工钱。”我特别开心，因为这对于当时的我真的是“天价”了。我特别有信心地说，“我肯定能把这个工作做好，不会影响秋季开学的使用。”院长听了非常高兴，问我什么时候能有初步的结果，我告诉他，大概8月初就可以让整个程序跑起来，到了9月开学前可以调整一段时间。

接下工程以后，我当时觉得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a piece of cake”（小菜一碟），所以没有认真对待“8月初就可以让程序跑起来”的承诺。7月初，我又疯狂地打了三个星期桥牌。到了7月底，我才如梦初醒，想起对院长的承诺，开始为法学院的软件忙活起来。谁知道，这个工作的繁琐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我这个时候才开始着急，开始没日没夜地写。眼看到了8月，我只好跑到院长面前惭愧地说，“这个工作比我想象得复杂，整个程序要8月底才能跑起来。不过，应该不会影响到9月开学的时候。”

我原以为，这样的解释不会让院长生气。而且我已经后悔7月的疯狂，并决定接下去好好把工作做好。没有想到，院长非常生气，他说，“既然你不能按期交工，我看你就不用接着做下去了。”院长决定还是把这个工程交给承包商去做。很显然，我已经失去了他的信任。

对于他这个决定，我感到非常震惊。回到家里，我整整反思了一个晚上。这时候，我才感到，失去别人的信任，是对自己最大的惩罚，你也会感到失去了自身的价值，那种痛苦会把人完全淹没。第二天，我找到院长，对他说，“我知道我的不负责任让您失望了，我没有兑现我的承诺，因此，我要把您已经付给我的工资还给您。”院长这时候反倒已经心平气和，他对我说，“不用了，我想你已经接受了教训。你没有工作经验，犯错也是难免的。”

被拒绝的这一课，一直到现在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这件事情如同一面镜子，让我时时刻刻地监督着自己，让自己在一些关键时刻保持一种律己的心态。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可贵，在于他是一个诚信和负责的人。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品质，不但会丧失很多宝贵的机会，也会让周围的人接二连三地失望。而这样的人，自己不但会丧失通往成功之路的基础，也会让他人处于“失信”的阴霾当中。法学院院长的最后几句话后来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若干年后，我自己也走上了公司的管理岗位，面对上司和下属更高的期望，我一直以“言行如一、言出必践”的原则提醒自己。

大二暑假，我开始自己寻找“暑期工”的机会来进行社会实践。其中在投资银行高盛工作的机会，是一个打桥牌的朋友介绍的。某一次桥牌比赛后，我们聊得比较投机，她就说，“既然你是学计算机的，为何不到我们这边试试？”于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进一家投资银行来进行面试。

面试的过程非常有趣，因为企业里有一些很敏感的信息，因此这家公司对员工的品质要求特别高。他们用测谎仪对面试者进行测试，我之前没有见识过测谎仪，虽然自己没做过什么坏事，但还是有点紧张。

一开始，面试官问：“你有没有酗酒？”

“没有。”

“有没有吸毒？”

“没有。”

“有没有盗用过公款？”

“没有。”

“有没有赌博？”

“没有。”

“确定没有吗？为什么你的心跳忽然加速了？”

当时，我正在想：桥牌算不算赌博？我确实有几次和同学玩桥牌时，下了小小的赌注。然后他继续追问：“你为什么心跳这么快？你一个礼拜输多少钱？一千？五百？”我赶紧解释说：“只是打桥牌时和同学玩玩。”他又追问：“真的吗？请讲实话！”很严厉的口气。我心中暗叹：真是太可惜了！难道我就因为打桥牌下注断送了这样一份很好的工作吗？没想到听完我解释打桥牌的故事后，面试官最后说：“你的人品非常优秀，准备来上班吧！”这个时候，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原来，我申请的工作可以接触相当多的敏感数据，例如高盛即将推荐的那些股票，以及收购案中的一些并购资金的数目，他们怕暑期工拿这些数据去发财，所以他们必须吓唬吓唬每个申请者，这样才能筛除品行不好的应聘者。

回顾我的这些打工经历，几乎每一次都会留给我不同的感受和经验。但是，每次都会在不同的程度上增进我对社会的了解。无论是成功的喜悦、失败的挫折、被拒绝的悲壮、被夸奖的开心，都不知不觉让我调整着自己迈向社会的步伐。让我感知到，世界是如何看我的，世界需要我具备哪些素质，世界需要我做哪些调整。

我认为，“暑期工”其实是大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必修课”，在这样的必修课里，人们开始真正地接触挫折，感受成功，社会也开始用真正的尺子丈量你的价值，学生也能够提前对真正的打拼进行“热身”。暑期工，让大学生学会学校里很难学习的东西，比如，如何和同事交往，如何创造性地完成工作。这些经验，对未来的生活都是弥足珍贵的。

多年以后，在我与大学生的交往过程中，经常会有人问到我：“暑假是不是要打工？”我总是回答：“暑假千万别闲着，暑假是最宝贵的接触社会的机会，你们要走出去，去工作！”对于大学生来说，暑期是接触社会、锻炼自己的黄金时间，如果失去了，机会就不会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