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证阶段度过之后，两方律师都会对彼此掌握的证据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而双方也会整理出一份诉状送达给对方的律师。这样的诉讼程序体现了美国法律的一种观念，“公平竞争”。这样，在真正的庭审阶段，双方就不会认定还有隐藏的证据没有发现，也不会让事实产生歪曲。

律师们都觉得我在取证阶段的表现沉着、冷静，没有在对方律师的狂轰滥炸之下乱了阵脚，他们都为我松了一口气。他们说，“这些表现为诉讼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接到了微软的“诉状”以后，律师们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们发现，微软希望在《如何在中国成功》一文上大做文章。他们指控这篇我离职前发给Google CEO艾瑞克·施密特的文章不当地使用了微软购买的数据。

我这时又回想起，鲍尔默在取证阶段不断重复着的几个奇怪的数字，比如英特尔在中国卖了多少芯片，惠普在中国卖了多少PC。我也想起我在日记里的疑惑，“为什么鲍尔默会对这些和微软无关的数据长篇大论？难道是他们的律师在其中发现了什么，然后以此引诱我跳进他们设好的陷阱吗？”

《如何在中国成功》确实是我在微软任职期间撰写的一篇文章，内容主要论述跨国公司如何在中国取得成功，以及微软应该怎么去赢得中国市场。当时，微软在中国的政府关系以及公众印象都已经降至舆论冰点，为了让比尔·盖茨以及微软的其他高管更加理解中国，我在文章里讲述了很多中国国情，并且还提供了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实现“适者生存”的方法！

但是，我发给艾瑞克·施密特的那个版本是个公开版本，早在我离职前一年就已经发表。里面不但删除了所有有关微软的字样和内容，甚至连感谢人中的微软员工的名字都删除了。当时我提供给艾瑞克·施密特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让Google了解在中国运营的困难。如果Google希望在中国取得成功，那么它就必须了解在中国放权和具备长远眼光的重要性。另外，我也希望知道Google是否愿意充分放权并是否有着长期的打算。

在跨国公司中，大家都很自律，言行举止都很谨慎，生怕泄露出本公司的机密。比如，即使Google副总裁在面试我的阶段，也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公司的技术，尤其在谈话中，不泄露哪怕半点口风。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泄露公司机密不但违法，而且也是有违道德的。若有泄露，永远不会有公司敢再雇你。”

因此，在传递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严格按照职场规则，发送给艾瑞克·施密特一个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使用的删节版，里面保留的内容是适合于任何跨国公司的通则。而且，我在高校演讲时曾将这篇文章复印过多次，将其作为演讲的教材分发给商学院的学生们。于情于理，我也想不出这篇文章究竟存有何种商业机密！

“没有秘密！是公开的版本！”我坚定地对Google的律师说。

“那你是否有证人来证明，你这个版本是公开版本呢？”他们问。

这句话一下子让我陷入了沉思！虽然我确实复印过很多份，也分发给很多听演讲的学生，但那些学生我并不认识，更不知道如何在茫茫的人海中将他们找到。

一时间，我陷入了沉默！

我闭上眼睛，开始在记忆里搜索，有哪些我能够联系上的朋友可以帮我证实这件事。谁帮我打印过这份资料？有谁在演讲现场帮我散发过资料？渐渐地，我的眼前浮现出那张满是笑容的面孔——玛丽·何熏登（Mary Hoisington）。一个快乐的老人，花白的头发，慈祥的声音，还有她总在认真凝视的眼睛。她是我在微软期间的秘书，在给我当秘书之前，她是我微软研究院时代的老板里克·雷斯特的秘书。每一次我去大学演讲，不都是她细致地帮我打印数百份资料吗？

我相信，这位善良的老人一定会帮我，因为她总是乐于为别人着想。

想起她当初和雷斯特一起访问中国时，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傣家村吃饭。为了吃到当地的特色，我特意点了各种稀奇古怪的菜肴，例如蚂蚁、蝎子、蛇血等，她每样都吃得很香。我觉得这个老人很有意思。但多年后她才告诉我说，她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如果中国人请客，那么客人一定要给面子，不但什么都要吃，而且还要吃得很香，所以在傣家村她才显得如此“享受”。其实，她很害怕吃那些菜，以致后来的一个星期都没有食欲。

玛丽·何熏登和我的关系一直非常好。她会经常提醒我注意哪些部门的员工士气不高，哪些事情应该特别关注，而且她也介绍了很多的微软高管给我认识。她因为上了年纪所以反应不是很快，但我一直很体谅她，常常忽略她犯的一些小错误。

还记得她要退休的时候，我走到她的桌边问她，“玛丽，你要退休了，要怎么帮你庆祝？”她温和地笑着说：“那就先请我吃上一顿大餐，然后再痛饮一瓶酒，最后再潇洒地抽一根大雪茄吧！”后来，我们真的就是这么做的。

那一天，我拨通了玛丽的电话，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开复，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她听我讲述完来龙去脉以后，很爽快地对我说，“我非常乐意帮助你。”她还说，“开复，看到报上那些批评你的文章，我很伤心，但是我一直没有打电话给你，因为我知道你特别忙。我祝愿你早点渡过这一关。”

除了答应对打印资料作证，她还帮我找到了华盛顿大学邀请我讲课的教授，那位教授愿意证明我的文章确实早已公开。

我非常感动，她在微软公司已经服务了15年，而且因为加入微软的时间很早，拥有许多公司股票。其实，她完全可以用种种理由拒绝如此麻烦的事情，但她答应得却如此爽快。直到今天，我对玛丽仍心存感激。

有了证人的证实，我悬着的心轻轻放下了。但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又差点儿把我推向深渊！可以说，这是我整整6个星期以来，唯一一次有了放弃的想法。

8月下旬的某一天，我从西雅图飞往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记不清这样的飞行有多少次了，只是这次飞行，心情最为沉重。因为微软律师刚送来他们的诉状，诉状附录了几百页支持诉状的证据。

在机场，我开始阅读整本诉状。我刚打开诉状时感觉还算轻松，因为我有了玛丽和华盛顿大学的教授的证词，我想当然地觉得里面的控诉是荒诞无稽的。

但是，当我看到作为附录PPT文件的其中一页时，我的心忽然一沉。我看到了那张写着英特尔和惠普数据的PPT，在它右下方不起眼的角落里写着“A咨询公司提供给微软”几个非常小的英文字！而这些就是微软指控我在《如何在中国成功》中引用的“不当数据”。怪不得鲍尔默总是重复这些数字，我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玄机。

仔细一看，这些数据来自一个与微软合作的咨询公司。如果微软是从这家公司购买的商业数据，而这些数据又恰巧被我的文章使用，那就可以说这篇文章使用并公开了微软的内部数据，无论这些数据看起来是多么无足轻重，无论我是否早已把这篇文章公开！天啊！

如果法律如此认定，那我这场官司将毫无胜算！那一刻，我眼前一阵发黑，脑海里急速闪过无数种可能！巨大的创痛和悲伤不禁扑面而来。难道这几个我无意中引用的数据就可以把我送上“断头台”吗？为什么我如此迟钝、一直没有发现？虽然这些数据对于Google其实没有用处，但显而易见，微软只是需要一个借口!

难道，这几个数字真的会把我的理想、我去中国的愿望打破？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太糟糕了！

如果说，我的一生中还未曾体验过心碎的感觉，那么，那一刻我已经真实地体会到了！那一刻，我听不到周围的声音，只听到自己的心在碎裂。一种就此放弃的想法，涌上了心头。

如果真的犯了错，那就只能自己承担! 尽管这只是我不经意间犯的错误，但如果真的要面对失败，那我情愿自己承担也不想拖累任何人！

我站起身来，拿起机场的电话，第一个拨给先铃。

“完了！”这是我当时说的第一句话。

“怎么回事？”她问。

“微软说我把微软买的数据给了Google！”

“那事实呢？”

“我给了Google一篇已公开的论文上有几组数据，微软说这些数据来自微软付费的咨询公司。”

“是什么数字？”

“没有什么重要的，就是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成功的案例，包括惠普、英特尔一年赚了多少钱。”

“这些内容应该是早就公开的吧！”

“这些数据应该是早就公开的，不过，我现在好像都能看到微软律师脸上的笑容了。他说如果是微软购买的数据，那就不能够公开。我真没有想到，7年内的几十万封邮件都能证明我毫无问题，但我没有想到，问题会出在这里！”我的声音已经开始颤抖！

“放轻松点，会有办法的！”先铃在电话那头安慰我。

“我要放弃了！我要告诉Google，把板子都打在我身上吧，他们雇错人了！他们不应该被我牵连！”在此刻，泪水已经布满了我的脸颊。

“放松点，你没有做错，那个数据根本不是所谓的机密。Google一定不会放弃你，他们会尽全力保护并支持你的！”

“我一到家就立刻上网查询，如果在网络上也能找到这个咨询公司公布的数据，那才能证明数据是公开的。”

放下电话，我依然觉得一股寒意爬上脊背。难道，追随我心就这么艰难吗？难道，一次简单的工作选择，却让我惨遭厄运？我一时无法相信。

深深的绝望之后，希望往往就会不期而至！

回到加州的家中，我马上就给我的朋友黄勇拨通了电话，对他讲明了所有的情况，因为我知道他和A咨询公司的职员有一些联系。他听了我的倾诉之后，冷静地说：“开复，以我个人的理解，微软其实并没有和A咨询公司有过咨询合作。我会帮你好好查一查的！”

在等待消息的这一刻，我打开笔记本电脑，记录下了此刻的心情：

“如果我输了，就会熄灭微软那些和我一样的人们寻找梦想的希望。这一刻，我想说服自己坚强起来，继续为正义和希望斗争下去！”

几个小时之后，黄勇的电话打来了。希望再一次燃起。

他高兴地对我说：“开复，你不用担心了，这根本不是A咨询公司与微软之间有购买协议的数据，微软也根本没有付费。”

“是吗？如果微软没有购买这样的数据，那微软又是怎么拥有并使用这份数据的呢？”

“A咨询公司的人告诉我，这家公司号称‘中国通’。他们为了吸引客户而制作了一份PPT，其中包含的数据都是从公开数据里面得到的。他们为了争取‘潜在客户’，每到一个公司都会展示这份看起来像是量身打造的招标报告，以证明自己了解中国市场。其实，这份报告不仅在很多公司里露过脸，还被该公司放在专门的网站上！”

“这么说，这些数据也是公开的了？那为什么PPT上会标注A咨询公司提供给微软？”

“他们每到一个公司作演讲都会打上这样的字眼，以便让对方认为这是A公司为该公司量身定做的PPT。”

“哦，是的。我慌得都乱了头绪，你说得有道理。但是，他们整天散发这些负面消息抨击我，又该怎么办呀？”

“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开复，你不会因此受伤害的。我看到你为了这几个无关紧要的数据受到伤害，心里很难过！开复，你要把拳击手套摘下来，勇猛还击。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你不应该再有一丝一毫退缩和示弱的想法!”

24个小时之内，我经历了从地狱到天堂般的转换，经历了从失望、绝望再到重新燃起希望的历程。当危机结束时，对胜利的渴望又一次把我的信心点燃。是的，“把拳击手套摘下来！”我决不能示弱。很多时候，我给外界的形象都是温和有礼，从不愿与任何人发生争执，更不愿意揭任何人的伤疤。但现在，我要捍卫自己选择工作的权利！

我同样在日记中看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都是律师苏珊·哈里曼在对我进行模拟庭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她扮成微软的律师对我进行“审问”，苏珊一改往日温和、喜欢开玩笑的风格，俨然一个当仁不让、毫不心慈手软的女性。

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5点钟准时醒来，然后从硅谷的家中出发，开车一个小时，8点在旧金山的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会面。

这是一家规模不大却异常优秀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地点是位于唐人街的一座历史久远的建筑。整个建筑的屋顶很高，处处都有精致的雕刻。这家律师事务所号称旧金山第一，甚至有人说它是加州第一，律师们不用为了“生计”而毫无筛选地接手案子，而是喜欢接一些“高调”的案子，以此改变世界或者改变法律判决的先例。他们不需要接形象不好，或者“为作恶辩护”的生意。他们也会“免费”（pro bono）接手一些重大的案件，例如帮助种族歧视的受害者。相比之下，大部分律师都没有这样自由选择的“资本”。

就在承接我的案件的2005年，这家律师事务所被评选为全美“最佳精品律师事务所”。

在“集中训练营”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审讯”。我本来以为苏珊会按照她提供给我的问题顺序提问，但没有想到，她并不是一个很好对付的“考官”，因为她根本不按顺序提问。我当时提出了抗议，但苏珊却凝视着我的眼睛，颇为严厉地说，“在真正的法庭上，没有所谓的提问顺序，律师不仅不按照顺序提问，而且随时都会给你设下陷阱。我们都知道你没有犯错，难道你自己想掉到文字游戏的陷阱当中吗？”

在准备庭审的那段日子里，我和律师们可谓风雨兼程。律师们一次次地梳理所有的问题，并一直对诉讼保持乐观。他们总是对我说，“开复，这是一次非常符合程序、非常职业的离职！经历诉讼，肯定是人生的一次打击，但我们相信你，能安然渡过这次难关，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律师们的鼓励让我内心颇感安慰，同时也让我得到了精神上的放松。后来，很多人无数次问起我：“你后悔你当时的决定吗？”“如果知道会遭遇诉讼，你会考虑留在微软吗？”“如果知道微软抹黑你，你会放弃辞职吗？”

而我的回答，从来都是“不”。后来，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会客厅》节目中，主持人也追问了几个这样的问题，我说：“人生在世时间非常短，如果你总是不敢做想做的事情，那么一生过去了，你留下来的只有悔恨，只有懊恼。我常常说追随我心，当然追随我心必须是要在负责、守信、守法的前提之下。在这个前提之下，冒一些风险也是值得的。虽然经历风险的日子可能会比较艰难，但如果我不这样做，那蹉跎十年、二十年后，我可能会后悔终生。”

因为这次诉讼，我更加清楚我将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因为这次诉讼，我更加清楚将要为什么样的公司工作。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因此，在奋斗中，我深深地感觉到，坚信“邪不压正”会带来巨大的勇气，坚守正义会充满无穷的力量。这是一次让我终生难忘的人生历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