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两场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人出于对时任总统阿卡耶夫的不满，强占总统府，阿卡耶夫逃往国外。此次革命被称为“郁金香革命”。随后，反对派领导人巴基耶夫接任总统。巴基耶夫来自吉尔吉斯南部，上任后大量任用南方派系官员，导致北方派系不满，加之经济危机爆发，以及在处理美国空军基地问题上同时开罪美俄，最终于2010年再次被革命推翻。革命爆发后，比什凯克街头出现大规模群众抗议，南部重镇奥什发生了吉尔吉斯族群与乌兹别克族群的冲突。]的发生之地，就位于曾经的列宁广场，只不过列宁雕像早已被请至他处。同样被“请走”的，还有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前两任总统：第一任总统倒台后成为莫斯科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第二任总统则逃至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被迫过起退休生活。

苏联解体后，列宁广场改名为“阿拉套广场”，名字取自比什凯克郊外的外伊犁阿拉套天山。在这个宜人的夏日黄昏，天山锯齿状的白色山峰清晰可见，仿佛革命大戏散场后未及时撤下的布景。广场中央，吉尔吉斯的民族英雄玛纳斯骑在一匹铜马上，旁边矗立着国旗杆。鲜红的吉尔吉斯国旗，像一团燃烧的火焰，飘荡在深蓝色的空中。

我漫步在玛纳斯雕像周围，望着来往的人群，顺便等待一位未曾谋面的朋友。几天前，我在天山深处徒步，偶然碰到一位英语流利的吉尔吉斯向导。听说我是作家，他执意要我见一下他的朋友：“他叫阿拜·扎尔扎科夫，是一位青年作家，参加过革命活动。”

此刻，站在阿拉套广场上，我试图找到一丝革命的痕迹，但看到的仅是一座天山脚下的暧昧边城。2005年，第一场革命发生时，吉尔吉斯刚刚独立十五年。它在国际版图上的重要性，因为美国入侵阿富汗而大大提升。美国在比什凯克附近建立起一座空军基地，成为军事行动的中转站。吉尔吉斯人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大发其财。不过，随之而来的贪污腐败，也令这个国家饱受折磨。仅仅五年之后，革命群众第二次赶跑了总统。

“你就是下一个莫言？”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吉尔吉斯青年问我。

我一愣，伸出手：“你是下一个艾特玛托夫？”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是我唯一知道的吉尔吉斯作家。

“我是阿拜，”这个人一脸喜庆，“你听出我在开玩笑吧？”

“当然。”

我们的手握在一起，使劲摇了摇——莫言和艾特玛托夫——历史性的时刻。

“走，喝杯酒去！”阿拜说。

我们穿过广场，沿着遍植白杨树的楚河大道，往奥什大巴扎的方向走。我问起阿拜2010年的情景，他当时还是中亚美国大学[中亚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建于1993年，由美国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主办，是中亚第一个按照美国模式运行的高等教育组织。]的学生。

在阿拜的记忆中，那是一段革命与血的日子，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不少灵感。同时也充满了荷尔蒙气息，甚至还有一丝浪漫。

那段时间，他不用去上课，每天游荡在街上，与试图阻挡他们的警察兜圈子。他还在抗议活动中结识了现在的女友——一个头脑聪明、思想开放的比什凯克姑娘。她支持他抗议，也支持他写作。

“她希望我有朝一日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阿拜说，“她说，阿拜，你要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就可以在颁奖晚宴上跳舞了。”

我笑着问：“你有为此努力吗？”

“我已经辞去了工作，试着每天写作。”

我们谈起艾特玛托夫。他既是苏联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吉尔吉斯作家中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人。2008年，艾特玛托夫与世长辞，人们在阿拉套广场上为他送葬。如今，广场一侧还伫立着他的铜像。

在阿拜看来，艾特玛托夫是第一代完全融入苏联体制的吉尔吉斯人。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高官，在“大清洗”中遭到处决。他在大学时代学习畜牧业，随后到莫斯科进修文学。1958年，他在苏联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查密莉雅》，描绘了遥远的群山、秋天的草原和草原上的爱情故事。这篇小说让他一举成名，那年他不过三十岁。

我问阿拜是否读过艾特玛托夫。

“当然，艾特玛托夫是每个吉尔吉斯人必须阅读的作家，就像中国的鲁迅。”阿拜说，“不过我现在认为，艾特玛托夫的成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怎么讲？”

“在苏联的大家庭里，每个加盟共和国都要有一个作家，能够代表那个民族的文学——这既是苏联体制的要求，也是一种政治需要——艾特玛托夫恰好成为吉尔吉斯文学的代表。”

我们走进一家看上去不错的英式酒吧，由苏联时期的剧院改造。然而，除了我们，顾客只有一个西方男人，带着一位漂亮的吉尔吉斯女伴。我和阿拜坐下来，要了啤酒。这时，我才有机会仔细审视阿拜的面容。

他有一张孩子气的圆脸，肤色苍白，长着一对很大的、颜色接近透明的招风耳。头发软塌塌地耷拉在额头上，发际线很高。他不时狠抓发根，好让头顶的头发形成一个鸡冠似的造型。尽管生于1992年，他的眼角已经长出轻微的鱼尾纹。他告诉我，这是游牧民族的基因特点。

“对我这代吉尔吉斯人来说，苏联就像史前时代，与我们无关。”阿拜说，“从父母那里，我听过不少苏联时代的故事，但却无法激起太多共鸣。”

与父辈不同，阿拜从小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他的吉尔吉斯语很差，母语是俄语，但能讲流利的英语和不错的法语。他认为自由和民主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批评政府是作家的义务。对其他中亚邻国，他没有太多兴趣。他认识几个哈萨克作家，仅此而已。

“我以后会去美国，”他对我说，仿佛在陈述一个既成事实，“当然，中国也不错……在吉尔吉斯，如果能卖出两万本书，那几乎就是人手一册了，因为读书的人口就这么多。”

“既然你用俄语写作，是不是可以在俄罗斯发表作品？”我问。

“当然，”阿拜说，“在俄罗斯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很容易，但那不是最好的出路。”

他喝了口啤酒问我：“除了契诃夫、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你听说过任何当代俄罗斯作家吗？”

“没有。”

“所以就算我在俄罗斯发表作品，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说到这里，阿拜停下来看我，仿佛在等着我提出问题。于是，我问他在哪里发表作品。

“我的一篇小说被翻译成了英文，发表在一本美国期刊上。”

我突然想起，在天山碰到的吉尔吉斯向导也对我说过这件事。看得出，在比什凯克的青年文学圈里，此事非同小可，算得上令人瞩目的成就。

我告诉阿拜，我有兴趣读一读他的小说。谁知话音刚落，他就掏出手机，把那篇小说发给了我——速度之快，让我感到其实他早就把这封邮件存在了草稿箱里。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阿拜说。

我答应尽快阅读，不过直到快要离开吉尔吉斯斯坦，我才在长途汽车上把小说读完。小说写了一个普通的吉尔吉斯男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去莫斯科打工。在那里，他受尽屈辱，在建筑工地干活，每月把微薄的收入寄回老家。为了赚钱，他把积蓄借给一个放高利贷的同乡，结果血本无归。他回到吉尔吉斯，不甘心失败的命运，再次回到莫斯科。这一次，他当上了夜总会的保安，却失手打死一名寻衅滋事的花花公子。他被判刑入狱十五年，妻子也改嫁他人。这篇小说的名字叫“移民的命运”。

在酒吧里，我问阿拜以后打算写什么。

他眨了眨眼睛：“通常，一个作家不会把自己要写的东西告诉另一个作家。因为好主意会被偷走——这种事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不要抨击绿色和平，更不要抨击LGBT——这是我的女友说的。她说，阿拜，如果你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你就不要抨击绿色和平，更不要抨击LGBT。”

“她确实聪明。”

“艾特玛托夫原本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自己搞砸了。有一次，他在某个欧洲国家演讲，顺口抨击了LGBT，从此西方就不再理他。你知道那届诺贝尔文学奖给了谁吗？高行健！”

我向阿拜保证，以后既不抨击绿色和平，也不抨击LGBT，更不会偷走他的好主意。

于是，阿拜告诉我，他打算写“全球化对吉尔吉斯人的冲击”：“苏联解体后，全球化将这个国家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冲击得七零八落，成为一片废墟，而我们这代人——后苏联时代的吉尔吉斯人——就在废墟当中，艰难地寻找可以依赖的东西。”

阿拜一口干掉杯中酒，然后问我：“你觉得怎么样？”

2

传说，上帝分配土地时，吉尔吉斯人正在睡觉。等他们一觉醒来，发现土地已经分完。他们请求上帝多少分给他们一些土地，于是上帝就把自己的后花园给了吉尔吉斯人。

吉尔吉斯人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这表明他们是上帝（或真主）的宠儿。这个故事也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家园非常满意。

他们喜欢告诉我这样的外国旅行者，吉尔吉斯是“中亚的瑞士”。这里既有阿尔卑斯般雄伟的天山，也有明净如眼泪的伊塞克湖，还有向远方延展的大草原，上面点缀着枣红色的骏马和白色的蒙古包。

不过，考古学家认定，吉尔吉斯人的传统家园并不在这里。公元9世纪以前，他们的祖先还在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沿岸游牧。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他们才一路漫游到位于中亚的新家园。

当时的中亚一片混乱，不同的族群和势力彼此征战。弱小的吉尔吉斯人不得不一直生活在各路强权的阴影下。他们的焦虑与抗争构成了《玛纳斯》的主体。这部史诗比希腊的《荷马史诗》和印度的《摩诃婆罗多》都要长，有二十多万行。史诗的主人公就是吉尔吉斯的民族英雄玛纳斯。史诗中，玛纳斯和他的儿孙带领着吉尔吉斯人，不断反抗一个又一个敌人。

乾隆在位时期，吉尔吉斯人曾经臣服于清朝。当时，清朝军队歼灭了蒙古准噶尔汗国，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不过到了19世纪20年代，浩罕汗国的势力开始渗入到楚河河谷和天山地区。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发现，他们被孤立于偏远的天山牧场之间。为了守护通往喀什的商路，浩罕汗国建立起一系列城堡哨所，比什凯克就是边境线上的哨所之一。

浩罕汗国是从乌兹别克人建立的昔班尼王朝中衍变出来的小国，中心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浩罕。我去过浩罕，参观过浩罕的可汗宫。那是一个并不怎么气派的院落，有着孤立的小国君主所特有的浮夸和局限。可以想象，当时作为前哨站的比什凯克，是一个更为荒凉的地方。

中亚史学家巴托尔德称18世纪的中亚正处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堕落期”。在腐败的伊斯兰毛拉的影响下，整个地区的道德和信仰水平急转直下。此前，西欧国家开辟出全新的海上贸易线路，古老的丝绸之路日趋衰落，整个中亚陷入更深的隔绝与疏离，成为地图上的一个黑洞。

乌兹别克人的统治十分残暴，令吉尔吉斯人无法忍受。与此同时，为了开辟前往印度的通路，俄国在中亚的扩张逐渐加强。19世纪60年代，俄国已经牢牢控制了整个哈萨克草原。与比什凯克一山之隔的阿拉木图，成为俄国的军事堡垒。

1862年，吉尔吉斯人邀请浩罕的将军赴宴，将其杀死，随后向比什凯克的浩罕驻军发起进攻。由于缺乏现代化武器，吉尔吉斯人选择向阿拉木图的俄国人求助。在俄国重炮的轰击下，比什凯克很快陷落。俄国人顺水推舟地接管了整个楚河地区。正是在俄国和苏联的统治下，荒凉的比什凯克逐渐成为地区的行政中心，在吉尔吉斯独立后成为首都。

在莫斯科飞往比什凯克的飞机上，我意外发现比什凯克的机场代码依然写作FRU——“伏龙芝”（Frunze）的缩写。这多少道出了如今存在于这个国家内部的冲突。

伏龙芝是比什凯克在苏联时代的旧称。这位布尔什维克将领，出生在今天的比什凯克。他平定了中亚地区反对苏联统治的“巴斯玛奇运动”，让中亚与俄国的捆绑关系又维持了将近七十年。

伏龙芝死后，斯大林将中亚地区分割为五个民族共和国。在他看来，应付五个小共和国，显然比对付一个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容易得多。然而，这样的划分方式，也让中亚出现很多切开族群的奇怪界线。吉尔吉斯南部的奥什地区，位于费尔干纳盆地，历史上一直是乌兹别克人的聚居地，却被划入吉尔吉斯斯坦。这为日后的政治动荡和族群分歧埋下了伏笔。

在比什凯克这座城市，全球化的冲击或许还没大到成为问题的地步。这里没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国际快餐店，商场里也见不到任何耳熟能详的品牌。某种程度上，比什凯克仍然是一座苏俄城市，有着棋盘一样规划整齐的街道、高大的行道树、雕像众多的公园，以及每个俄国城市都有的芭蕾舞剧院和马戏团。走在街上，我有时会产生一种恍惚感，觉得眼前的街景似曾相识。

然而，苏联已经离去，成为历史的弃儿。独立近三十年来，苏联留下的遗产正在无可奈何地磨损、折旧，甚至渐渐沦为废墟，成为怀旧的对象。所以，阿拜是对的，也是错的。如果说吉尔吉斯人正在废墟上寻找着可以依赖的东西，那废墟也并非全球化冲击的结果。恰恰相反，全球化有意无意地放弃了这里，甚至放弃整个中亚。废墟，只是苏联离去后留下的遗迹。

比什凯克的街道两侧，原本是苏联时代的混凝土排水沟，但由于疏于管理，大都扔满了垃圾。苏联时代的供电系统也处于慢性电力不足状态。夜幕降临后，除了楚河大道，整座城市显得照明不足。坑洼不平的路面，莫名失踪的井盖，让夜间行走变得惊心动魄。在比什凯克的最初几日，我的行程几乎全都沿着楚河大道展开。不过，我知道，我必须走到更远的地方，才能发现这座城市的秘密。

3

一天傍晚，我决定步行前往一家远离市中心的餐厅。这家传统的吉尔吉斯餐厅开业于1998年。在变幻不定的比什凯克，几乎算得上恒定的存在。我绕过路边的壕沟，穿过柏油开绽的马路，经过有些破败的苏联公寓。一只眼窝潮湿的公狗悻悻地尾随着我，干咳般地叫了几声，然后消失在坑洼的街巷里。

我想去的餐馆，在马路一侧的小巷里。当我终于找到那里时，发现餐馆没有营业。太阳就要落山，天空呈现出一种兑水威士忌的颜色。这时，我发现就在这家餐馆对面，有一家规模更大、但有些可疑的餐厅。透过窗玻璃，我看到餐厅里摆着几张大圆桌，桌上堆满干果点心，摆着漂亮的茶具。每张桌子旁都坐着衣着古板的吉尔吉斯人，像是家庭聚餐，只是没人开动。我突然意识到，现在是斋月，他们大概在等待日落时分的降临。

此前，比什凯克并没有给我强烈的宗教感——我没有听到过宣礼声，在市中心也没看到过清真寺。在我所熟悉的楚河大道上，散落着一些追求情调的餐厅，追求时尚的年轻人进进出出。没人在意斋月的问题，随时随地有人进餐。然而，在稍微偏僻的郊区，我却感到迥然不同的气氛：这里有一屋子正在虔诚等待开斋的吉尔吉斯人。

我走进餐厅，里面有些昏暗。我在门口的一张小桌子旁坐下来。一个年轻的吉尔吉斯姑娘走过来，以标准的美式英语问我要吃点什么。我问她有没有菜单，她转身去找。她穿着白棉布衬衫、淡蓝色牛仔裤，非常瘦，但显得活力十足。她拿着一本菜单走过来，抱歉地告诉我，菜单没有英文，但她愿意给我翻译。

我能看懂菜单，但是出于好奇，我让她帮我翻译。她有一张小巧的瓜子脸，小麦色的皮肤，黑色的眼睛，浓密的眉毛，鼻梁坚挺。然而，从她的五官中，我却难以判断她来自何处。她像吉尔吉斯人，也像维吾尔人，甚至有点像墨西哥人。她年纪不大，但威严十足。她用吉尔吉斯语命令服务员拿来餐具，又用俄语命令另一个服务员去厨房看看，然后用英语向我解释，什么是laghman，什么是manty。

我点了拉条子和烤串——我的标配晚餐。她说烤串要等一段时间，我问她有没有酒。

“没有，”她抱歉地一笑，仿佛感到了我的失望，“我们这里不供应酒水。”

我点了一小瓶可乐。她亲自拿过来，为我倒上。她说她叫佐伊，是这家餐厅的老板。餐厅刚刚开业四天，一切还在磨合之中，所以有点混乱。

我一边喝着可乐，一边看着忙前忙后的佐伊。她时而指挥服务员，时而自己上阵。在我看来，她的英语、俄语和吉尔吉斯语全都无懈可击。如果在中国，想必早已成为精英人士。可是，在比什凯克，她却在郊区开着一家刚刚起步的本地餐厅，为我这样偶然进来的外国人讲解什么是拉面，什么是蒸包。

佐伊为我端上拉条子时，我问她是不是吉尔吉斯人。她告诉我，她出生在吉尔吉斯，但在沙特长大，又在美国佛罗里达读了两年大学。她的母亲是吉尔吉斯人，后来嫁给了一个荷兰男人。

“他是我的继父，在石油公司工作。”佐伊说，“我从小跟着他一起在世界各地生活。”

几年前，佐伊的父母离婚。佐伊带着母亲和未成年的妹妹离开美国，回到比什凯克。她开了这家面向穆斯林家庭、不卖酒精饮料的餐厅——没去争抢楚河大道上的繁华地带——是因为她注意到整个国家渐趋保守的氛围。她的思路看起来颇为正确。刚刚开业不久，餐厅已经口耳相传，涌进大批以家庭为单位的顾客。

这时，餐厅内突然出现一阵骚动。我看到围坐在桌边的人们，纷纷举起双手，开始喃喃祈祷。窗外，太阳已经落山，天色黯淡下来，远处的棚户区露出歪歪扭扭的剪影。祈祷结束后，盛大的晚餐开始了。服务员手忙脚乱地穿梭在大厅里，把一盘盘烤肉和面条端上桌来。

佐伊说，她要去厨房监工。不过，等送走这些客人后，她想请我去楚河大道上的酒吧喝一杯——如果我愿意的话。

“这么说，你自己喝酒？”

“不喝一杯的话，我就没办法把身体的零件装回去。”佐伊说。

4

我们去了一家有户外座位的酒吧，就在楚河大道南侧。有人在我们旁边抽着水烟，一副醉生梦死的样子。佐伊点了一杯格鲁吉亚白葡萄酒，轻轻晃着杯子，然后啜饮一小口，脸上露出放松下来的表情。

我问佐伊：“每天都这么神经紧绷？”

她说：“这些天就像打仗一样。”

这是她第一次开餐馆，从里到外都要亲力亲为，还要不断面对“突发事件”。前一天，后厨的食材竟然全都用完了，佐伊不得不向那些已经点菜的顾客道歉。第二天一早，她和厨师一起去市场，买了多一倍的食材回来。这天，餐厅一共招待了两百五十多位客人。如果照这样下去，一个月大概会有六千美元的流水。

我向她祝贺，说这是很好的起步。

“我需要照顾母亲，需要交房租，需要给妹妹交学费。她今年十四岁，在比什凯克念国际学校。她和我同母异父，是我母亲和荷兰继父生的。不过，对我来说，她就像个小天使。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对她说，你知道我爱你，对不对？她以前会说，姐姐，我也爱你。现在，她只是看我一眼，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态——她正在叛逆期。”佐伊笑起来。

我问佐伊，她的生父在哪儿。

佐伊说：“他住在托克马克附近的村子里。我母亲也是那里的人。那时，母亲家里很穷，而父亲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母亲十八岁时怀上了我，但父亲一家不想让儿子娶一个穷人家的女儿。后来，母亲的家人就找到父亲家里，说这里是伊斯兰国家，他们的女儿已经怀孕，男方不能不负责任。”

佐伊喝了一口葡萄酒：“他们结了婚，不过关系很不好。尤其是父亲得知母亲怀的是女孩后，他坚决要求打胎。母亲不同意，她不顾反对，生下了我。”

三岁那年，佐伊的父母离了婚。母亲带着她来到比什凯克，从此佐伊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生父。佐伊十岁时，母亲认识了一个荷兰裔的印尼人，他在中亚的石油公司工作。母亲和他结了婚，成为家庭主妇。一家人先是搬去荷兰，后来又因工作需要搬去沙特。

在沙特的美国军队学校里，佐伊读完了中学，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假期时，一家人会去欧洲度假。她最喜欢西班牙，希望有一天能去那里生活。她也喜欢旅行，去过很多地方，但还没有去过中国。她觉得中国太过神秘，而中国人都是那么努力。

“比什凯克有很多中国人，做生意，承包工程。”佐伊对我说，“但你看上去和他们不太一样。”

“是吗？”

“他们都很实际，很有目标，但你似乎无所事事……你是来寻找什么的吗？还是逃避什么？在餐厅里，我看到你一直在记笔记。或许你是作家？这让我觉得，可以对你说很多话。”

我告诉佐伊，我的确是作家，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写作上。这些年来，我用自己的方式旅行、写作。

佐伊微微一笑。“我也想过当作家。直到有一天，我和母亲失去了经济来源。”

高中毕业后，佐伊去了佛罗里达大学。大二那年，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到了无法维系的地步。她和荷兰人离了婚，然后发现她们连房租都交不起，更别提在美国立足。

佐伊退了学，带着母亲和妹妹回到比什凯克。这里的物价水平很低，她们的积蓄还可以维持。那是2011年，革命的狂热还未退却。南部的奥什地区又刚刚发生了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的族群冲突，造成数百人死亡。一天，佐伊在比什凯克的出租车上被人拦住。一个吉尔吉斯青年拉开车门，愤怒地质问她：是不是乌兹别克人？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

“因为我的眉毛很浓，像乌兹别克人。”佐伊微微侧过脸，给我看她的眉毛，“实际上，我有吉尔吉斯、维吾尔、塔吉克和土库曼血统。”

借着酒吧外昏暗的灯火，我看着佐伊的脸，寻找着突厥、蒙古和波斯的痕迹。那是一张中亚的民族熔炉塑造出来的面孔，但眼神不是。佐伊眼神中波动的光以及随之细微变化的神态，完全是美国式的。

回到比什凯克后，佐伊在这里继续上学，仍然是英语文学系，可她的英语比学校里的任何一位老师都好。学校让佐伊给其他同学补课，她坚持了一个学期。有一天，上完补习课，天已经黑了。她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想到：不对，我是来花钱上课的，不是来免费教课的！

佐伊说，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恍然大悟的时刻。她恍然大悟时，家里的积蓄刚好捉襟见肘。于是，她决定退学。她先是和一个女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翻译公司。然而，因为钱的问题，两人发生矛盾，最终分道扬镳。这让佐伊认识到，尽量不要与好朋友做生意，因为那迟早会消耗掉双方的友谊。

回顾过去几年的生活，佐伊发现自己交往的都是年纪大于自己的人。比如，现在餐厅的合伙人是一个哈萨克中年商人。他们至今都算不上朋友，只是看重对方的才能。在阿拉木图，哈萨克商人开了几家成功的餐厅。他想进军吉尔吉斯市场，因而选择佐伊作为合作伙伴。

我问佐伊，是否想过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体制，比如政府。

佐伊说，她的确认识很多吉尔吉斯官员。其中一位高官想让她进入外交部工作，负责与那些让人头痛的美国人打交道，但她拒绝了。

“我始终觉得政治太过肮脏。”佐伊说，“我也不想属于任何体制或派系。在这里，你要么属于北方势力，要么属于南方势力，但我不属于任何地方。”

我问佐伊，在比什凯克是否容易找到倾心交谈的朋友。

她摇摇头。

“更多的情况是，在我说完一句话，表达完一个想法后，对方会怀疑地盯着我问，这话是谁说的？因为他们从没这么想过，也不相信有人会这么想。他们总是需要一个权威来佐证。于是，我经常对他们开玩笑说，这话不是任何人说的，这话是佐伊说的。”

我笑着点点头，但没说话。

“十岁之前，我一直是一个不爱开口说话的孩子。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无法和任何人交流。母亲把我抱到亲戚朋友面前时，我总是转身就跑，一句话也不想说。后来，我去了沙特，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军队学校就像沙漠里的绿洲。我在那里学会阅读，从此就像发现了不停冒出的泉水。我喜欢阅读，有时候也把自己的想法写到纸上。”

佐伊喝了一口葡萄酒，拂了一下眼角边被风吹乱的头发：“我在很多地方生活过，可到哪里都没有归属感。美国不是我的家，沙特不是，吉尔吉斯斯坦也不是。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可能不属于这个星球……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告诉她，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在内心深处，我始终觉得自己流淌着游牧民族的血液——不是草原游牧民族，而是当代游牧民族。这样的人总是不停移动，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缺乏归属感，家只不过是当下的落脚之处。对他们来说，旅行不是为了去任何地方，只是为了旅行。最重要的事情是移动。

“当代游牧民族。”佐伊深吸了一口气，“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喝完酒，晚风正吹着路边的杨树叶，发出哗哗的海浪声。我们离开酒吧，穿过阿拉套广场。路边有很多做生意的小贩，也有很多无所事事的青年。

走过射气球的摊位时，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冲我喊道：“叔叔，你要是能打爆六只气球，我就送你一只泰迪熊！”佐伊把男孩的话翻译给我，然后笑起来。

另一个摊位上，一群吉尔吉斯年轻人正围着一只沙袋拳打脚踢，与沙袋连通的音箱，随之发出人的哀嚎。

在沙袋的砰砰声和哀嚎声中，佐伊挑起眉毛：“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跟这里的年轻人一起玩了吧？”

我发现那种略带讥讽的笑容，完全是美国式的。在比什凯克，这让她与众不同，也令她倍感孤独。

5

来比什凯克之前，我在莫斯科的一家旅馆里，碰到了一位吉尔吉斯姑娘。当时，我不知道她正遭遇不幸。

我花了一个月时间，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从海参崴到达莫斯科。当我找到这家位于特维尔大街上的旅馆，把行李塞进房间，走到公共厨房，想弄杯袋泡茶喝时，我看到一个亚洲脸的姑娘，正在做白汁鸡肉。

厨房不大，我们聊起来。

姑娘叫阿丽莎，来自比什凯克。我告诉她，我正打算去吉尔吉斯斯坦旅行：比什凯克、伊塞克湖、天山，然后南下奥什。

阿丽莎不理解我为何要去奥什。虽然奥什是吉尔吉斯的第二大城市，但她从来没去过。

“奥什有很多乌兹别克人，”阿丽莎警告我，“那里很危险。”

“比什凯克危险吗？”

“比什凯克都是吉尔吉斯人，很安全。”

我告诉阿丽莎，我之所以要去奥什，是打算从那里出发，沿着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狭长边境线，绕过几块飞地，前往塔吉克斯坦。

“你要去塔吉克斯坦？为什么？”

“旅行。”

“塔吉克斯坦有什么？”

“帕米尔高原和瓦罕走廊。”

“有朋友在那边？”

“没有。”

“一个人去？”

“对。”

“塔吉克人都是疯子！你到那儿会被人杀死的！”阿丽莎此刻真的在惊呼了，仿佛旅馆里正有一个塔吉克疯子，挥舞着砍刀冲过来。

“不要去奥什！更不要去什么塔吉克斯坦！”阿丽莎认真地说。“如果你非去不可，至少找个朋友一起。”

“那会不会把朋友也害了？”

阿丽莎噗嗤一笑，继而怜悯地望着我。从那眼神中，我看出自己大概命在旦夕。阿丽莎认为，只有去欧洲才叫旅行。除了伊塞克湖，她甚至从没想过在自己的国家旅行。她对几个斯坦邻居更是充满隔阂，毫无兴趣。这倒是让我觉得，或许只有外来者，才能超越偏见地观察这片土地。

阿丽莎盛了一份白汁鸡肉，又盛了一份米饭，端到我面前，说是给我吃的。她坐在我对面，依然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不知道她自己也有烦心事。

阿丽莎说，她有个好朋友住在比什凯克，叫拉克希米。她会跟拉克希米说一下我的事，让她好好关照我。

“拉克希米这个名字怎么听上去像是印度人？印度教中有个女神就叫拉克希米。”我说。

“拉克希米是吉尔吉斯人，但信奉印度教。”阿丽莎说，“她还是素食主义者。”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在吉尔吉斯有人信奉印度教，而且吃素。我一边吃着白汁鸡肉一边想，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如果吃素的话，究竟能吃些什么？

到了比什凯克，我与拉克希米取得联系。她邀请我第二天中午去她家里做客。第二天，我在住所楼下的蛋糕店买了一个十寸的蛋糕，然后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拉克希米的小区。

那是一片苏联时代的高层住宅区，位于一条还算宽阔、干净的巷子里。巷口停着一辆报废的拉达轿车，漆面锈迹斑斑，像得了皮肤病，车厢里堆满杂物。我在骄阳下寻找着单元入口。和所有苏联时代的住宅区一样，这片住宅区也像一座巨大的迷宫。经过岁月的磨损，单元门牌号已经模糊不清。

我正站在明亮的、满是尘土的院子里不知所措，楼上突然传来一声呼叫。我抬头，看到一个留着黑色长发的姑娘站在阳台上——这片住宅楼全是那样的阳台，从我的位置看上去，就像一排排俄式剧院的包厢。阳光照在那个姑娘的脸上。她不说话，只是微笑着，向我招手。

我上了楼，找到拉克希米家的房门。刚才那位黑头发的姑娘站在门口，脸上带着笑容。房间是一套一室公寓，墙边摆着一张玻璃餐桌，两边各有一把黑色椅子。拉克希米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色套头衫，一条洗得发白的破洞牛仔裤，光着脚在地板上走。她刚才正在做饭，平底锅里冒出饭菜的热气。现在，她走过去把电磁炉关掉，把蛋糕放进冰箱里。

房间里的家具不多，显得有些空旷，但摆在四处的小装饰，还是多少透露出一点主人的品味。一面墙上挂着一张拉克希米童年时期的黑白照片，梳着童花头，露出两个小酒窝。梳妆台上还有一张拉克希米母亲小时候的照片——同样的发型，同样的神态——可以看出母女二人在童年时期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房间出乎意料的凉爽，窗户向外敞开着。风轻轻吹动淡紫色的窗帘，阴影随之舞动。我发现窗户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神龛，上面摆着香炉，还有象头神迦尼萨的雕塑纪念品。

拉克希米端上饭菜。她特意为我做了鸡肉，自己吃蘑菇炒蛋。此外，我们还共享一盘番茄黄瓜沙拉和一些朝鲜泡菜。

为了打破僵局，我率先谈起阿丽莎，谈起我们在莫斯科旅馆的相遇，以及阿丽莎说去奥什有多危险，去塔吉克斯坦会被杀。拉克希米笑得眯起眼睛，眼角露出两条很深的鱼尾纹。她告诉我，其实阿丽莎那时正伤心欲绝。她去莫斯科，是因为丈夫要和她离婚。阿丽莎的丈夫常年在莫斯科打工，认识了别的女人。那个女人怀上了孩子，丈夫便提出离婚。

“阿丽莎还好吗？”我问。

“她还在莫斯科，想在那边找个工作。”拉克希米说，“可能是不甘心放弃她的丈夫，也可能只是不想一个人回来。”

“这种事多吗？听上去有点像小说里的情节。”

“不是小说，”拉克希米说，“这样的事很多很多。吉尔吉斯有三分之一的男人去俄罗斯打工，妻子就留在国内。很多男人在那边认识别的女人，又成了家，之后就不再联系国内的妻子。妻子去俄罗斯找丈夫，发现丈夫早已不在原先的城市。俄罗斯那么大，想在另外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真的太容易了。”

我想起我在俄罗斯旅行时碰到的那些吉尔吉斯人：有出租车司机，有建筑工人，有餐馆服务员，有开小卖部的……也许每个人背后都有类似的故事。

“相比那些突然失踪的丈夫，阿丽莎的丈夫是不是还算好的？至少他没有不辞而别。”

“也不尽然，”拉克希米说，“有的妻子会骗自己，宁愿相信失踪的丈夫是在俄罗斯死了，这会让她们的心里好受一些。就像战争年代，丈夫上了前线，没有回来一样——你感到伤心，但不会感到背叛。对有些女人来说，背叛和抛弃造成的心理创伤，可能更难愈合。”

“可怜的阿丽莎！”

“她会好起来的，我相信这点。昨天我们通了电话，她说她已经好多了。她还问你有没有联系我。”拉克希米下意识地撸起袖子。我发现她的左手腕上戴着两个细细的银镯。

“这是从印度买的吗？”我问。

她抬起手腕看了看，笑着说是的。她告诉我，她去过好几次印度。上一次在瑞诗凯诗待了三个月，学习瑜伽和冥想。

“你真的是印度教徒，还是只是喜欢那种生活方式？”

“我真的是印度教徒，”拉克希米说，“从两岁开始。”

“你的父母也信印度教吗？”

“我母亲信。因为这个，父亲后来和她离婚了。”

年轻时，拉克希米的母亲在莫斯科上大学。有一天，她在图书馆读到一本介绍印度教的书，被其中的哲理深深吸引，埋下了信仰的种子。大学毕业后，她母亲回到比什凯克，在医院工作，认识了一个在报社上班的吉尔吉斯男人。两人相爱，结婚，生下拉克希米。

拉克希米本名叫“艾格丽姆”，在吉尔吉斯语里是“满月”的意思。我后来查到，“艾格丽姆”源自19世纪的一首哈萨克诗歌。诗人用“艾格丽姆”一词形容妻子的美貌。

“那你是怎么变成拉克希米的？”

“两岁那年，比什凯克来了一位印度上师。母亲抱着我去听上师的讲座。大学时代埋下的种子，此时再度发芽。讲座结束后，母亲找到上师，想让我和她一起皈依印度教。上师问了我的名字。母亲回答，艾格丽姆。”

“不，从今天开始，她应该叫拉克希米。”上师说。然后在母女俩的额头上点上吉祥痣。

从此，比什凯克多了两个印度教徒。母亲在家里供奉起印度教的神灵，并且开始吃素。拉克希米的父亲不能理解妻子的行为。在他看来，在吉尔吉斯斯坦信奉印度教，绝对不够理智。更过分的是，妻子不仅自己不吃肉，也拒绝给他做肉。这意味着，他每天下班回家后只能自己下厨，而且也没法带朋友回家做客。对于吉尔吉斯男人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

拉克希米的母亲非常坚定。她对丈夫说：“你不能理解我，是我们之间的业力所致。如果我阻碍了你的幸福，你就去另寻他人吧。”这话颇有印度气息。一气之下，拉克希米的父亲选择了离婚。

“不过，除了信仰方面的原因，父亲其实很爱母亲。离婚之后，两人仍然是朋友，仍然不时见面，而且都没有再次组建家庭。”

“他们现在在哪儿？”

“十五年后，他们复婚了。现在他们一起生活在伊塞克湖畔的小镇。”

说到这里，拉克希米笑了。父母一生的情感纠葛，听起来充满了浪漫的回响。不过，我内心的好奇还没有完全得到解答。

拉克希米是由母亲带大的，这是否意味着她从小到大都没吃过肉？在印度，或许这不是问题，但吉尔吉斯并不以食物的丰富性著称，更缺乏素食的传统。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吉尔吉斯人只是把有限的几样菜（全是肉菜）尽量发挥到极致。

“我没吃过肉，”拉克希米笑着回答，“也许两岁前吃过，但完全忘了。”

“这么说，像烤肉、纳仁、抓饭、羊肉包子这些吉尔吉斯食物，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肯定会闻到。毕竟大街小巷，走过任何一家餐馆，都会有烤肉之类的味道飘出来，然后你就大致明白是这个味道。但我自己从来没尝过。”

我表达了钦佩之情。

拉克希米告诉我，中亚的素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少。“比如，比什凯克有很多朝鲜人，是苏联时代从远东地区迁徙过来的。他们的泡菜都是素食。”

午饭后，拉克希米泡了红茶，我们一起分享蛋糕。这是星期五下午，外面非常安静，只有知了不停地叫着。我问拉克希米，会不会耽误了她的工作。她说不会。她在给一个美国艺术家做私人助理。这位艺术家长期住在吉尔吉斯，经常跑到山里写生，不过他目前正在哈萨克斯坦办展。

“等他回来，我才开始工作。”拉克希米说。

这份工作为她带来每月一千美元的收入，而公寓的租金不到两百五十美元。拉克希米正打算买一辆雪佛兰轿车。在我们交谈期间，她接到车商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整个吉尔吉斯都没有雪佛兰的官方经销商，买车需要经过一套较为复杂的“运作”。

我问拉克希米是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

“是我的前男友介绍的，”拉克希米说，“他是一个美国大兵。”

我想到了比什凯克曾经的美军基地——为美军提供配套服务，一度构成这个国家重要的收入来源。很长一段时间里，吉尔吉斯的国民经济就是靠赴俄打工者寄回来的卢布和从美军基地赚取的美元支撑起来的。

我问拉克希米，怎么认识的美国大兵。拉克希米说，要想讲清楚这些，她必须从最开始讲起：

“我八岁开始学习小提琴，梦想去俄罗斯做一名小提琴演奏家。可是直到十七岁那年，我才意识到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没有难过，反而感到巨大的解脱。以前，我总是觉得世界上只有成为演奏家这一条路。放弃之后，我才发现，道路其实有千万条。因为学琴，我没有考上大学。十八岁那年，我去美国空军基地里当餐厅服务员。”

在那里，拉克希米认识了一个二十三岁的美国大兵。接下来的事，拉克希米不说，我也可以猜到。一个身在中亚的美国大男孩，遇到一个不戴头巾、素食主义、会拉小提琴、又有灵性追求的年轻姑娘，他会做什么？

“我们在一起五年，直到他要退役回国。”拉克希米说，“他想让我和他一起去美国，但我拒绝了。”

“为什么？”

“二十二岁那年，我第一次去印度。在玛亚普尔的节日上，我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他是澳大利亚籍的孟加拉人。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爱一个人的滋味。自从认识他的那一刻起，我就无时无刻不在想他。我发疯似的想见他，但是我们不能约会，甚至不能长时间交谈。因为他已经结婚，而且是带着家人一起来的。”

拉克希米失魂落魄地回到比什凯克。就是在那时，美国大兵说想带她一起回美国。然而，她无法答应他。

“我心里装的全是另外一个男人。”拉克希米说，“我告诉他，我在印度爱上了别的男人。他问我，是不是他做错了什么。可他越是这样追问，我就越不爱他，甚至开始鄙视他。我知道我们的关系没办法维持下去了，因为我无法和一个不再爱的人远走他乡。”

美国大兵一个人回了美国。他们还会联系，像普通朋友那样。有一次，美国大兵说他有一个回来工作的机会。他离开了军队，但仍然在一个为军队服务的公司工作。这个公司承包了比什凯克美军基地的一些项目。他问拉克希米，他是否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我知道，如果他回来，我们可能重新开始。我也知道，他期待我给他一个肯定的回答。但我只是说，我真的不知道，这取决于你。于是，他留在了美国。后来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他认识的一个艺术家要来吉尔吉斯斯坦，需要一个懂英语的人当助理。他推荐了我。这是我们最近的一次联系。”

“对这件事，你的朋友怎么说？”我问。

“她们说我浪费了大好机会，我应该跟他去美国，我一生的命运都会改变。”拉克希米笑起来，眼角的鱼尾纹再次出现，但很迷人，“我不想被感情束缚，而且我不害怕一个人。”

“有没有交过吉尔吉斯男朋友？”

“交过一个，在一次舞会上认识的。不过那是一个渣男，我不想谈论他。”

拉克希米的语气颇为坚决，我决定不再追问。

我看了下表，五点了。我们已经聊了将近五个小时。阳光从窗外钻进来，照在地板上，象头神缄默在阴影中。我问她是否愿意去哪儿喝一杯。她答应了。

我们很快走出公寓，置身于停着废弃拉达轿车的巷子里。走到巷子的尽头，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比什凯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