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本书结尾所写，当我第一次站在霍尔果斯口岸眺望天山时，我对中亚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我踏上旅途去写一本书。对我而言，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诱惑：如果我想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和经验，想理解我所身处的现实，还有什么比旅行和写作更好的方式？

2011年，我第一次前往中亚，震撼伴随着那次旅行。可回到家中，我却沮丧地发现，震撼帮不上忙。虽然我有意识地做了笔记，还是写不出一个字。

我面对的是一个极其陌生的世界，有着复杂而悠久的文化和传统。历史上，中亚曾被不同文明和族群征服和塑造，它们都在这里留下独特的印迹。

苏联解体后，中亚像一颗失落的卫星，迷失了方向。它在全球化的边缘与大国的夹缝中校正着自己的轨道。我迷恋这种挣扎、寻觅的失重状态，而这种迷恋最终又转化为理解历史潮流的渴望——不管愿意与否，我们一直被这种潮流裹挟着前进。

我明白写这样一本书并非易事。这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必须慢下来，沉下去，从学习语言、阅读资料、积累知识这样最基础的事情做起。

某种程度上，这本书见证了这个不断求索的过程——我称之为“剥洋葱”——将表皮层层剥离，逐渐接近事物的内核。写这本书时，我更多地将视角聚焦于当下。或者说，苏联解体后的岁月。我写到形形色色的人物，试图通过他们的故事理解这片土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忽略了中亚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它们宛如地平线上的帕米尔高原，是这本书永恒而壮丽的布景。

在调研过程中，我幸运地得到了单向街“水手计划”的支持，为此我必须感谢“水手计划”的创办人许知远老师。基金会的慷慨让我得以完成哈萨克斯坦部分的旅行和写作。如你所知（或者不知），哈萨克斯坦是很难进入的国家。仅办签证、找黄牛就需要一笔巨款，更不用说前往核试验场这样偏远难行的地方。我完全可以想象，没有“水手计划”的资助，这本书将面对多少额外的困难。

我想感谢公众号“行李”的主理人黄菊。2017年，在她的邀约下，我再赴乌兹别克斯坦。那次旅行也坚定了我写作本书的决心。经黄菊牵线，我结识了乌兹别克朋友萨卫和印尼作家奥古斯丁，与他们的交流令我获益匪浅。

为了写作本书，我需要查阅大量书籍和资料。有些时候，这些资料在国内不易找到。感谢我的朋友孔小溪，她从巴黎为我带回关于塔吉克斯坦内战的书籍。另一位朋友陈治治从美国为我背回了若干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资料。

2019年，本书的乌兹别克斯坦部分有幸参与全球“真实故事奖”（True Story Award）评选。我必须感谢初选评委吴琦、李海鹏、梁鸿的错爱。他们的赏识让四万字书稿译成英文，并在随后的全球决选中获得“特别关注奖”。初秋的瑞士十分美丽，我要感谢瑞士文化基金会的Yuxi Lu、Miao Jiang和《Reportagen》杂志的Rocío Puntas、Daniel Puntas为这趟旅程提供的帮助。

本书的部分章节曾在《南方人物周刊》《正午故事》《行李》《孤独星球杂志》《悦游》《旅行家》《蚂蜂窝·寻找旅行家》《南方周末》《中外对话》等媒体发表。我很高兴能跟数位经验丰富的编辑合作：周建平、杨静茹、郭玉洁、黄菊、崔晓丽、王筱祎、贺兰、rollwind、Ag、杨嘉敏和马天杰。

令我难忘的是，当时在《ELLEMEN睿士》工作的陈晞邀请我为路易威登旅行箱写一篇游记。我想感谢他十分宽容地允许我用一篇与路易威登完全无关的文字交差（本书97—102页）。这篇文章的报酬和路易威登旅行箱的价格一样让我感动。

在出版过程中，设计师孙晓曦付出了杰出的劳动。我的前同事、插画师Nath在很短的时间内绘制了精美的手绘地图。编辑罗丹妮对部分章节提出宝贵意见。我尤其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老师。他拨冗阅读了整部书稿，以史学家的洞鉴和作家的敏锐，提出很多细致入微、深具启发的意见。

我的编辑杨静武、郑科鹏做了大量精细而繁琐的事实核查工作，并提出诸多关键性的修改建议。他们的信心和职业精神让我再次深刻地感到，一本书的诞生绝不仅仅是作家一个人的战斗。

这些年来，我的家人始终默默支持我的工作，容忍我有时长达数月的“失踪”。没有他们的宽容和鼓励，我无法在作家之路上走下去。

旅行中，我有幸与一些中亚人成为朋友。他们面对生活的真诚与坦然，乐观与勇气，展示出中亚人性格中最美好的部分。写作时，这些回忆始终鼓舞和激励着我。我深知，正是一次次偶然相遇成就了这本书。没有人与人的互动，旅行只会沦为空壳。

我由衷感激他们的善意与信任——是他们让中亚不再遥不可及，也让我对苍茫的未来始终怀有一份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