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偷车贼，是一个警察把他送回家的。这位谨慎严肃并且富有同情心的权力的代表人根本不会想到，他送的是个冷酷无情的违法分子，他之所以拉着此人的胳膊，只是因为怕那可怜的人绊倒和跌跤，而不是像在其他情况下那样为阻止其逃跑。作为报应，我们不难想象偷车贼的妻子把门打开时吓成了什么样，眼前一名身着制服的警察揪着一个在她看来失魂落魄的犯人，从犯人脸上那悲伤的表情来看，他遇到了比被捕更可怕的事情。在这一刹那，妻子首先想到的是丈夫在犯罪现场被抓，警察到家里来搜查；不论看来多么有悖情理，这个念头倒使她大大放下心来，因为她想到丈夫只偷汽车，而汽车这么大的物件是不能藏在床底下的。她的疑惑没有持续多久，警察说，这位先生双目失明了，您来照顾他吧；警察只是陪丈夫回家的，妻子本该松一口气，但是，当泪流满面的丈夫扑到她的怀里，说出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些话的时候，她才明白遭到了灭顶之灾。

戴墨镜的姑娘也是被一名警察送回她父母家里的。试想一下当时的情况，她说自己瞎了，赤裸着身子在酒店里大喊大叫，其他客人惊慌失措，和她在一起的男人企图逃走，手忙脚乱地穿着裤子，显然，这种场面的讽刺性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她失明带来的悲剧色彩。失明的姑娘羞得无地自容，毕竟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不论那些虚伪的卫道者对她从事的有偿性爱怎样嘀嘀咕咕，说三道四。在撕心裂肺的喊叫之后，她明白了失明不是刚才的快感带来的出人意料的结果，所以当胡乱穿上衣服，被连推带搡地带出酒店的时候，她不敢再继续哭闹了。警察问了她的住址之后，以粗鲁并带有讥讽的口气问她是不是有钱付出租车车费，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会付，他说；请注意，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这个姑娘属于不为其不道德的营利纳税的那类人。她点点头，但是，因为已经失明，她以为警察可能没有看到她的动作，就小声说，有，我有钱，接着又自言自语，还不如没有呢。我们一定会觉得这句话出乎意料，但是，只要注意到人类思想的盘绕曲折，在其中没有捷径可走，那么就不难理解这句话了，她想说的是，她因为自己的不检点行为和不道德举止受到了惩罚，这就是后果。她曾对母亲说不回家吃晚饭，而现在却要准时到家，比父亲还早。

眼科医生的遭遇却不相同，这不仅由于他患上失明症时正在家里，还因为，作为医生，他不会像那些只有在疼痛时才意识到自己身体出问题的人一样束手就擒，惊慌失措，歇斯底里。即使在现在的情况下，内心痛苦不堪，要面临难熬的一夜，他还能想起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写的那句话，在诸多诗篇中，它以描写死亡和痛苦著称。一位医生本身胜过好几个男子，对这句话，我们不该单单从数量上理解，应该主要从质量上理解，这一点不久就会得到证明。他表现出足够的勇气，躺到床上，没有叫醒妻子，甚至妻子在半睡眠中嘟囔了句什么，在床上向他身边挪近些时也没有叫醒她。他整小时整小时地醒着，即便偶尔睡一会儿也纯粹是因为筋疲力尽。他的职业是为别人治疗眼病，所以他希望夜晚不要结束，免得自己被迫说，我失明了。但同时他又希望白天的光线快些到来，想到的正是这些话，白天的光线，他知道自己再也看不见了。实际上，一位失明的眼科医生不会有多少作为，但他有义务通知卫生局，告诉他们这可能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灾难，这大概是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失明症，种种迹象表明它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从他知道的病例来看，病前没有炎症感染或病变之类的症状，他从接待的第一个失明症患者身上发现了这一点，他本人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轻度近视，轻度屈光不正，一切都是轻度的，因此决定不用戴眼镜矫正。眼睛看不见了，完全失明，而实际上它们状态良好，没有任何原有的或者最近的，先天的或者后天的损伤。他回忆起为前来就诊的那位患者所做的详细检查，检眼镜能看到的眼睛的各个部位都很正常，没有任何病变迹象。那人说他三十八岁，看上去还不到这个年龄，这种情况着实罕见。那个人不该失明，他想，此时却忘了他本人也已经失明，可见人能够达到怎样忘我的境界。这种事不只现在才有，我们记得荷马曾经说过，不过他的用词似乎有所不同罢了。

妻子起床的时候他假装还在睡觉，他感到她吻了一下他的前额，非常轻地吻了一下，仿佛以为他还在沉睡，不想惊醒他，也许妻子在想，真可怜，为了研究那个盲人的奇怪病症睡得太晚了。卧室里只剩下医生独自一人，他觉得好像有一团浓密的云渐渐地把他捆住，压迫他的胸膛，钻进他的鼻孔，让他的五脏六腑全部失明，这时他忍不住发出一声短短的叹息，两滴眼泪流了出来，是白色的眼泪，他想，白色眼泪浸湿了眼眶，溢出来顺着太阳穴往下流，两边脸颊各有一滴，这时候他理解了他的病人们的恐惧，医生先生，我觉得快要瞎了。家里轻轻的响动传进卧室，妻子很快就会进来看看他是不是还在睡觉，是去医院的时候了。他小心翼翼地起了床，摸索着找到睡袍，穿在身上，走进洗漱间，小便之后转过身，面对着他知道挂着镜子的地方，但这一次没有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没有说，有千万条理由让大脑封闭起来。他只是伸出双手，摸到玻璃，他知道自己的影像正在里面望着他，他的影像看得见他，而他却看不见自己的影像。他听见妻子进了卧室，啊，你已经起来了，她说；他回答说，起来了。接着，他感觉妻子来到了身边，你好，亲爱的。结婚多年，两个人还这样亲切地问候。这时，他们像是在演一出戏，妻子的话在给他提示台词，于是他说，我觉得不太好，眼睛里有个什么东西。妻子只注意到了后半句，于是对丈夫说，我来给你看看。她仔细察看了丈夫的眼睛之后说，我什么也看不见，这句话显然角色颠倒了，不是她的台词，而应当由丈夫说，丈夫的确说了，但比妻子说得更简单，我看不见，接着又补充一句，估计我被昨天那个病人传染了。

由于长时间的耳濡目染，医生的妻子们往往也对医学略知一二，而这位妻子在一切事情上都跟丈夫如影随形。她凭借学到的知识足以知道失明症不像时疫那样会传染蔓延，一个不瞎的人不会仅仅因为看了一个瞎子一眼就染上失明症，失明症是人自身和与生俱来的眼睛之间的私密问题，与别人无关。无论如何，一位医生有义务知道他说的话的含义，正是因此他才会去读医学院，而这位医生不仅宣称自己患了失明症，还公开承认是被传染上的，那么，这位妻子，不管她如何熟知病理，又有什么理由怀疑他呢。因此，人们可以理解，面对不可否认的证据，这位可怜的太太和任何普通人的妻子一样，这样的妻子我们已经认识两位了，她们搂住丈夫，自然而然地表示出心中的焦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她哭哭啼啼地问；通知卫生局，通知卫生部，十万火急，如果确实是时疫，必须采取措施；可是，失明症时疫，这种事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妻子说，心中还抓住最后一线希望不放；人们也从来没有见过无缘无故失明的，而到此刻为止至少已经有两个了。最后一个字还没有说完，医生的脸色突然变了。他近乎粗暴地把妻子推开，自己后退了一步，离开，不要靠近我，我会传染你，接着又用双拳敲着脑袋说，愚蠢，愚蠢，白痴医生，怎么就没有想到呢，一整夜和你在一起，本该留在书房里，关上门；尽管如此，妻子还是说，请你不要这样说，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走吧，跟我来，我去给你做早点；放开我，放开我；我就是不放开，妻子大声喊，你想怎么样，你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摸索着找电话，碰翻家具，就是找到电话簿也看不见需要的号码，而我却要钻到防传染的玻璃罩里静静地看你的笑话吗。她用力抓住丈夫的胳膊说，走吧，亲爱的。

医生刚刚吃完妻子执意给他准备的烤面包片和咖啡，我们可以想象他吃到嘴里是什么滋味，时间还早，他要通知的人还没有上班。理智和效率要求他以最快的速度把正在发生的事情直接告诉卫生部的高级负责人，但他很快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发现，仅以一个医生的名义说有紧急的重要情况报告，不足以说服电话那头的公务人员，况且还是在他一再恳求之后女接线员才接通电话的。那人说在向顶头上司报告之前先要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显然，任何有责任感的医生都不肯向头一个接待他的下层官员宣布出现了失明症时疫，若果真如此，会立即引起恐慌。官员在电话中说，阁下自称是医生，如果阁下非让我相信这一点，那好吧，我相信，但我要听上司的命令，要么你说清楚是怎么回事，要么我不予报告；是秘密问题；秘密问题不能通过电话处理，你最好亲自来这里一趟；我无法出门；这么说你病了；对，我病了，医生稍稍犹豫了一下说；既然如此，你应当去请一位医生，一位真正的医生，对方反驳说，她显然对自己的幽默感扬扬自得，把电话挂断了。

这傲慢无理的态度无异于打在医生脸上的一记耳光。几分钟之后他才平静下来，向妻子讲述受到的粗暴对待。又过了一会儿，他仿佛刚刚发现早就应当知道的什么事一样，凄然地小声说，我们都是这样的混合物，一半是冷漠无情，一半是卑鄙邪恶。他正要犹疑地问，现在怎么办呢，却突然间明白了，这样做一直是在浪费时间，要把这个消息传递到有关部门，唯一可靠的办法是与他所属医院的医疗部主任谈一谈，医生对医生，中间不隔着官僚体制，应该由主任负责让那个该死的官方齿轮运转起来。妻子记得医院的电话号码，接通了电话。医生通报了姓名，之后很快就说，很好，谢谢你，显然女接线员刚才问他，医生先生，你今天好吗。我们在不想告诉对方不好的时候就会说，很好，即便我们正在走向死亡，这被俗称为把肠子当作心脏，这种颠倒内脏的现象只有在人类中间才能看到。主任来接电话了，有什么事吗，医生问他是不是独自一人，旁边有没有人能听见，对女接线员倒不用担心，她顾不上听关于眼科问题的谈话，她只对妇科感兴趣。医生的讲述简短而又全面，完全是医学学术报告式的干巴巴的风格，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没有一句多余的话。鉴于这种特殊的形势，主任吃了一惊，这么说你也失明了，他问；完全失明了；不过，还可能是巧合，可能实际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传染；我同意，还没有证实确有传染，但现在的情况不是我和他分别在自己家里失明，我们并不是没有见过面，他失明了，来到我的诊所，我几个小时以后也失明了；我们怎样才能找到那个人呢；诊所里有他的姓名和地址；我立即派人去；派一位医生；对，一位同事，当然；你不觉得我们应当把正在发生的情况向卫生部报告吗；我觉得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你想想，这个消息会在公众中造成多么大的恐慌，活见鬼，失明症是不传染的呀；死亡也不传染，但我们所有人都会死；好，你先留在家里，这事由我来处理，之后我派人去接你，我想为你检查一下；不要忘记，我是为一个失明症患者做了检查而得了失明症的；还不能肯定；可以肯定，至少是相当可靠的因果关系的设想；不错，但是，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两个孤立的病例在统计学上没有意义；如果现在患者人数已多于两个呢；你的精神状态我理解，但我们不应当被事后可能证明为毫无根据的悲观情绪所左右；谢谢；我会再和你谈的；再见。

半小时以后，医生刚刚在妻子的帮助下笨拙地刮完脸，电话铃响了，是医疗部主任打来的，但现在他的声音变了，我们这里有个小男孩，也是突然失明，说眼前一片白色，他母亲说昨天带儿子到你的诊所去过；我猜那个男孩左眼斜视；对；毫无疑问，就是他；我现在开始担心，情况确实严重；卫生部呢；对，当然，我立即与医院领导谈话。三个多小时以后，医生和妻子正在默默不语地吃着午饭，医生用餐叉摸索着被妻子切成小块的肉，这时电话铃又响起来。妻子走过去接，马上又回来了，得你去接，卫生部打来的。妻子扶着他站起身，把他领到书房，把话筒递到他手里。交谈时间很短。卫生部想知道头一天到他的诊所看过病的患者都是哪些人，医生回答说，病历上有那些人的姓名，年龄，婚姻状况，职业，住址等全部资料，最后他还表示愿意陪同有关人员去取病历。对方的回答非常刺耳，我们不需要。接着，对方换了人，电话里的声音变了，下午好，是部长在说话，我代表政府感谢你的热心帮助，我相信，由于你及时提供了信息，我们能控制局势，但请你留在家里。最后这几个字的口气表面听来很客气，但显然是在下达命令，不容置疑。医生回答说，好，部长先生，可是对方已经把电话挂了。

几分钟以后，电话又响了。是医疗部主任打来的，他说话的声音有些紧张，结结巴巴，我刚刚知道，警察得到消息，有两个人突然失明；是警察失明吗；不是，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警察在街上遇到那个男人时他正大声喊着他瞎了，女人是在一家酒店失明的，好像与床上的风流事有关；应当了解一下他们是否也是我的病人，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警察没有告诉我；卫生部已经和我谈过了，他们要去我的诊所取病历；情况真复杂；谁说不是呢。医生放下电话，举起手捂住眼睛，仿佛想保护它们不受更厉害的疾病侵袭，最后他瓮声瓮气地叹息一声，我真累啊；睡一会儿吧，我带你到床上去，妻子说；没有用，我睡不着，再说，今天还没有结束，一定还会出事。

快到六点钟的时候，电话铃最后一次响了。医生正坐在旁边，他拿起话筒，喂，是我，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对方说话，直到挂断电话时才轻轻点了点头。是谁呀，妻子问道；卫生部，半小时之内有辆救护车来接我；你已经料到会这样吧；对，大概如此；他们要把你送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估计是医院吧；我去给你准备箱子，挑出要带的衣服和内衣；这不是去旅行；我们还不知道去干什么。妻子小心地把他扶到卧室，让他坐在床上，你安静一会儿，其他事我来做。他能听见妻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声音，打开又关上抽屉和衣柜的声音，拿出衣服叠好装进放在地板上的箱子里的声音，但他看不见，除了他的衣服，妻子还往箱子里装了几条裙子和几件女式衬衫，两条裤子，一件连衣裙和一双女鞋。医生曾模模糊糊地想到，用不着带那么多东西，但他没有说什么，因为现在不是谈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的时候。传来锁箱子的声音，随后妻子说，准备好了，救护车该来了。她把箱子搬到靠近楼梯的门口，丈夫要帮忙，说，让我来帮你搬，这事我还做得了，还没有残废到那种程度，但妻子不让他动手。之后两个人就坐到沙发上等着。他们手拉着手，医生说，不知道我们要分开多长时间；她回答说，你不用担心。

等了近一个小时，门铃响了，妻子站起来去开门，但楼道里一个人也没有。她又去接楼内对讲机，很好，他马上下去；接着她转身对丈夫说，他们在楼下等着，得到明确命令不准上楼；看样子卫生部真的害怕了；走吧。两人乘电梯下去以后，她帮助丈夫走下最后几级台阶，把他扶上救护车，又回到台阶上把箱子取来，独自搬上救护车，往里边推了推，最后自己也上了车，坐在丈夫旁边。坐在驾驶座上的救护车司机表示不满，我只能把他带走，这是命令，请太太下车。妻子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把我也带走吧，我刚刚失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