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寝室原本是学校体操馆。那里从前曾举行过比赛，为此，光亮可鉴的木板地上到处画着直的和圆的线条；篮球架上的篮筐还在，但网早已脱落。馆内四周是一溜供观众坐的看台。我想我仍可以隐隐约约，如某种残留影像一般，闻到一股刺鼻的汗味、混杂着口香糖的甜味和观看比赛的女生用的香水味。先是电影上才能见到的穿呢裙的女生，然后是穿超短裙的，接着是穿裤子的，再后来就是只戴一只耳环、剪刺猬头并染成绿色的。这儿想必也曾举行过舞会。你听，乐声回旋萦绕，各种无人倾听的声音交叠糅杂在一起，一种风格重复着另一种风格。隐约的鼓点，悲苦的低泣，棉纸做的花环，硬纸板的魔鬼面具，还有一个旋转的反射镜球，在舞者身上洒下片片雪花般柔软的亮光。

这里曾经有过性、寂寞及对某种无以名状之物的企盼。那种企盼我记忆犹新。那是对随时可能发生，但又始终虚无缥缈、遥不可及的事物的企盼。它永远无法像在停车场上，或是电视厅内那搂着我们的腰背或身上其他地方的双手一样近在眼前、可感可触——声音已经关小，惟有画面在血脉贲张、蠢蠢欲动的肉体前闪现。

那时，我们渴求未来。这种贪得无厌的本能究竟从何而来？它弥漫在空气中，即使当我们躺在排列成行的简易行军床上，相互间隔开着使我们无法交谈，只有一心强迫自己入睡的时候，回想起来，它仍在空气中挥之不去。我们用的是绒布床单，就像孩子们用的那种，还有年代久远的军用毯，上面可见“美国”的字样。我们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脚后面的小凳上。屋内灯光已经调暗，但没有完全关掉。莎拉嬷嬷和伊莉莎白嬷嬷来回巡视着；她们的皮腰带扣上挂着电动赶牛刺棒。

不过她们没有枪，即使是她们也未能得到足够的信任配以枪支。佩枪的只有那些从天使军里挑选出来的警卫，但他们只有在被叫到时才允许进入大楼。我们是不准迈出大门的，除了一天两次的散步，两个两个地绕着足球场走。球场已停用了，周围用铁栏杆圈起来，顶部是带尖钩的铁丝网。天使军士兵背对我们，守在铁栏杆外。他们既使我们感到害怕，同时也令我们心猿意马，产生其他一些感觉。但愿他们能转过身来看我们一眼。但愿能与他们交谈。要真能如愿，我们想，相互就可以做些交换，达成什么交易买卖的也说不准，毕竟我们还拥有自己的肉体。我们常这么想入非非。

渐渐地，我们学会了几乎不出声地低语。趁嬷嬷们没留意的时候，我们会在昏暗的灯光下，伸出手臂，越过床与床之间的空隔，相互碰碰对方的手。我们还学会了解读唇语，平躺在床上，半侧着头，注视对方的嘴唇。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互通姓名，并一床一床地传过去：

阿尔玛。珍妮。德罗拉丝。莫伊拉。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