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八月的某天，我造访了一座北方城市。它位于狭长海湾的湾顶。在远古冰川期深蚀入内陆的咸涩海水中，春有鲱鱼，夏有鳗鱼，秋有鳕鱼，冬有海鲤、梭子鱼和鲂鱼，渔业因而至今不衰。几百年来，渔夫和家人们住在这一隅名副其实的画境，其中只有两条石铺路、一方晒网场、一座有两位高贵老妇长居的庵堂。简言之，就是那种仿佛摆脱了时间的地方，在此太容易受到诱惑，以为迷人的往日依稀犹在。可特别让我难忘的，不是涂白的矮房前怒放的玫瑰丛或高耸的锦葵，不是彩绘的木门或从建筑间穿行而过、直通向石质海岸的窄径，而是一种异常的情境：在居住区中心我找不到市场，却看见青葱如夏的菩提树荫中围以铸铁藩篱的墓园，于是，素来钱物相易之地，亡魂于土下，如人们出于不腐愿念的善言，“安息着”。有人提醒我注意一个妇人的房子，当我意识到，她能在煮饭时从厨房看到夭亡之子的坟冢，起初让我不适的讶异放大成强烈的震撼。于是我明白了，是此地几百年之久的葬丧帮会，把已逝者和未亡人如此紧密地安排在同一个家庭中，就像此前我仅略有耳闻的几个太平洋小岛的状况。我当然还曾造访过其他显赫的墓地：比如死岛圣米凯莱，红砖墙从威尼斯泻湖蓝绿色的水中高耸而出，仿佛攻不可破的堡垒；或是好莱坞永恒公墓每年仿照墨西哥亡灵节举办的浮华年市，那里有橙黄作饰的坟丘，有缤纷彩糖和纸糊的骷髅，它不腐朽，却被诅咒永远狞笑。可从没有什么如渔村墓园这般触动我。在它妥协了圆与方的独特轮廓中，我只能相信，我亲眼见到阴森乌托邦的征象：视死而生。很久我都坚信，在丹麦名意味着“小岛”或“被水所围”的此地，人离生命更近，因为他们确确实实把死者接回到他们的中心，而不是——按我们在此纬度上的普遍做法，将其从群落最内驱逐至城门外，虽然城市空间势不可挡的扩张常常在不久之后又重新吞并了墓地。

直到现在，直到我几乎写完这部以种种颓毁现象为主角的书，我才洞悉，在无数种处理死亡的方式中，它仅代表其一。本质上，它并不比希罗多德笔下卡拉提耶人的习俗更朴拙、更温情——他们习惯吃掉死去的父母，听闻希腊人火葬时，他们骇然大惊。不断把有死性放在眼前，或成功驱散掉死，何者更近于生？对此问题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就像去问，万事皆有终抑或皆无尽，何种想象更让人毛骨悚然？

无可争辩的是，如何应对人的突然离场与身后物的仍在，如何处理从尸体到无主之产的种种，死亡及随之而来的问题在时间的进程中要求答案、触发了行动，其意义已超越其单纯的目的，它让我们的先祖从兽域踏入人界。不把同类死后的残骸放任给自然的朽败过程，总体上是人类的特性，虽然在其他高等动物身上也能观察到可相比拟的行为：比如说，大象会集聚在临死的象群成员身旁，用象鼻轻触它数小时之久，同时不安地吼叫，在最终用泥土和树枝埋葬尸体之前，它们常会试图扶起失去生命的身躯。数年后，死亡地点仍会被定期探望。这无疑需要优良的记忆，甚或某种对彼世的想象，那不会比我们的所想更乏味，也同样无法证实。

死亡的休止是继承与回忆之始，哭丧则是种种文明之源，人们以之填补开裂的空缺、突兀的静寂，逝者则在歌声、祈祷和故事里再度焕发生机。丧失的经历就像铸模，它使应诉之事显现出轮廓，又常常在悲悼的神化之光中转变为欲望的对象，或如一位海德堡动物学教授在新布雷姆书系的一册小书前言中所说：“西方人可能有种理性无法把握的特征，相比于尚存之物，他总是更高看已逝者，否则就无法解释袋狼消亡后散发的古怪魅力。”

留住过去、制止遗忘的策略林林总总。若相信流传，我们的历史书写之初，就是波斯人与希腊人之间一系列毁灭性的战争，今天几乎已被遗忘的记忆术就始于一场人死如麻的灾难：那是在色萨利，公元前5世纪早期，一幢倾塌的房屋把整群节日赴宴者埋入废墟，唯一的幸存者诗人西莫尼德斯凭借训练有素的记忆，成功地在心智中重新踏入被毁建筑、点出客人座次，被废墟毁至面目全非的尸首因此得以鉴定。生死的非此即彼含有许多悖论，其一则是，一旦说逝者永逝，失去他的伤恸也就同时翻倍和减半，反倒是失踪或隐匿者幽隐不明的命运，把亲人囚入半是忐忑希望、半是禁忌之悲的漫漶噩梦，使生活既不能清整亦无法继续。

活意味着，经历失去。将会如何的问题，一定不比人类本身更晚，未来令人不安的一个绝对特性在于，它摆脱了预见，因此也把死亡的时间和情状隐入晦暝。谁不曾提前忍痛，谁不识这甜苦交杂的抵抗幻术、这以玄思之先扼制忧怖的致命冲动？人们早已预感到苦厄，想象出可能的灾难，并妄图以此辟除邪恶的意外。在古代，梦许以慰藉，希腊人对此议论纷纷，它们如神谕般预言将临之事，未来虽仍旧不可改变，却已被抽走恐怖和不可逆料。不少人因畏死而寻死。自尽似乎是战胜未来不确定性的最极端手段，当然，以缩短存在为代价。据说，奥古斯都在萨摩岛上接受的印度使者的礼物中，不仅有一头老虎和一个能以足代手的无臂少年，还有一个出自婆罗门种姓、名为扎尔马洛斯的人，他想自行了断，正是为了让生命行其所愿。为确保不遭遇任何意外，他在雅典大笑着跳入火中，赤裸身体，遍涂膏油，无疑痛苦地活活烧死，并随他自主自导的死亡走入历史，虽然在卡西乌斯·狄奥那部曾有80卷之多的《罗马史》里，这只是某卷中一则内容偶然留传下来的吊诡轶事。可毕竟，一切仍在者，无非只是残余。

本该保留一切的记忆，本质上什么都留不住。一位加利福尼亚女人，不靠助记术就能想起1980年2月5日以来的每个日夜，被禁锢在不断向她坍塌的记忆的回响空间——她是地米斯托克利的女性翻版，那位能叫出家乡城邦中每位公民的名字、可与强记者西莫尼德斯比肩的阿提卡统帅更渴求遗忘的艺术，而不是学会记住：“不想记的，我也记得；想忘的，却忘不了。”可遗忘术绝无可能，因为一切符号都表现着在场，甚至当它们指向缺席。百科全书声称，几乎每位在罗马帝国被刑以除忆诅咒的人，都能被辨认出名字。

忘记一切固然糟糕。更糟的是，什么都不忘。毕竟每种知识都要先经遗忘才会得到。倘若像耗电的数据存储器那样不加区分地贮存一切，它们就丧失了意义，就将成为无序堆垒、不可使用的信息。

或许，每份档案（Archiv）的建立，都如其蓝本方舟（Arche），怀载着保存一切的愿望。想把南极大陆甚或月亮变成一个民主的、平等展现所有文明成果的中心地球博物馆，无疑充满魅力，却也同样极权，且像重建天堂一样，注定失败，即便所有人类文明都在想象中清晰保存着它诱人的原型和欲念图像。

本质上，每件物品都已是垃圾，每座建筑都已是废墟，一切创造都无非是毁灭，所有自诩保护人类遗产的学科和机构的所作所为亦如是。甚至考古也是一种破坏，哪怕它如此细致谨慎地借口要探索往昔时代的沉积，——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动物园和自然保护区都无异于被管理的墓地，其仓储之物常常被剥夺当下生的循环，被收藏、被遗忘，一如那些以其纪念碑占满城市风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也许幸运的是，人类并不知道他们已失去哪些伟大的想法、何种摄人心魄的艺术品和革命性成就，不论它们是被蓄意摧毁，还是在时间的流淌中单纯地销声匿迹。或许有人认为，不知则不忧。可不少近代西方思想家却诡异地在规律性的文明没落中看到一种理性甚或疗愈的手段。就好像文化记忆是一种世界生物，只有活跃的新陈代谢才能维系其生的功能，每次吸收养分都要先消化和排泄。

如此狭隘自负的世界观，把肆无忌惮地占领、洗劫陌生领土，征服、奴役、屠杀非欧洲的民众，消灭他们可鄙的文明，理解为自然进程的一部分，把被误解的进化论老话，所谓的强者生存，当作罪行的辩护。

当然，只有失去的、想念的，才会被哀悼，——它们留下的一件遗物、一声回响、一则有时无非是谣言的消息、一息半已抹去的痕迹来到了我们这里。我多想知道，秘鲁草原上纳兹卡地画意味着什么，萨福的第31残篇如何结束，希帕提娅到底有多可怕，竟不止她的所有作品被销毁，连她自己也遭千刀万剐。

有时候，些许命运的残存似乎会自我注释。所以，蒙特威尔第的歌剧《阿丽安娜》只留下一首叹咏调，女主角在其中绝望地唱道：“让我死。谁能在如此残酷的命运、如此残酷的痛苦中安慰我。让我死。”卢锡安·弗洛伊德那幅从鹿特丹博物馆失窃、只留下复制品的画作被一位盗贼的母亲在一家罗马尼亚浴室的火炉里焚毁，上面画了一个闭着眼睛、无法确定只是睡着还是已经死去的女人。悲剧诗人阿伽通的作品也只传下两句名言，因为亚里士多德引用了它们：艺术爱偶然，偶然爱艺术，以及，诸神也不能改变过去。

诸神无力之事，历代暴君却要一再追求：写入当代，满足不了他们毁灭性的塑造欲。谁要控制未来，就必须清除过去。谁自命为新朝始祖、一切真理之源，就必须消灭前人的观念、禁止任何批判性的思想，就像自命为“秦首位庄严神君”的始皇帝，在公元前213年安排了第一场有据可查的焚书，任何反抗者均被处死或服苦役，修造帝国道路网及中国长城；或是建设那座巨大的陵墓，其狂妄的陪葬品兵马俑包括真人大小的士兵及车、马、武器，如今，它们的复制品在世界史中随处可见，这种空前的亵渎实现、也同时挖空了它们的主人曾渴望的纪念。

彻清过去的可疑计划，屡屡源自要从头开始的合理愿望。17世纪中叶，英国议会曾郑重讨论过是否烧毁伦敦塔的档案，“以销毁任何对过去的记忆，重新开始生活”，正如某处我再也找不到的博尔赫斯对塞缪尔·约翰逊的引用。

众所周知，地球本就是已逝未来的废墟，人类则是杂乱堆积、自相矛盾的群体，他们所继承的无数过往必将被不断侵占、转化、摈弃、摧毁、忽略、驱散，因此，一反常见，真正的可能性空间，不是未来，而在过去。正因如此，新统治体系的第一批官方动作中总是包含着历史的重释。谁曾向我这样经历过历史的断裂，经历过胜利者的偶像破坏、纪念碑拆除，就不难辨认出，未来的景象无异于未来的过去，比如说，重修的柏林城市宫废墟将不得不让位于共和国宫的复制。

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五年，1796年的巴黎沙龙上，曾记录过攻陷巴士底狱、拆毁默东城堡和破坏圣-丹尼斯皇陵的建筑画家休伯特·罗伯特在卢浮宫展出了两幅画。其中一幅表现出他把皇宫改造为卢浮宫大画廊的设想——满是画作和塑像的大厅因玻璃顶而光线充足、令人流连，另一幅则是同一空间未来的废墟。在第一种未来景象中可见高窗之处，另一种未来敞开了多云的天空：穹顶坍陷，墙壁空空荡荡，地面上躺着破碎的雕塑。只有观景殿的阿波罗，那份拿破仑劫掠的战利品，从废墟中昂起熏得乌黑但仍然完好的身体。遇难的游客四散在废墟之中，搜挖着被埋覆的躯干，靠在火边取暖。穹顶断裂处绿意萌动。废墟是一处乌托邦，过去与未来在此合一。

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的“废墟价值”理论更为乖张，他在纳粹结束十年后宣称，为这不限于从隐喻上理解的千年帝国，他的设计不仅拟用极其长命的材料，甚至还考虑到每座建筑未来的废墟形态，哪怕它们陷入颓败，其情境亦可媲美罗马废墟的伟大。反之，奥斯维辛被不无道理地称作没有废墟的毁灭。那是节奏细密、无休运行的工业化杀戮机制彻底离弃人性的建筑，它用几百万人的消逝留给20世纪的欧洲最大的空白，不论对于受害方还是犯罪方，这次重创在幸存者及其后代的记忆中仍是劈裂开来、难以整合的异体，始终在等待着全面清整。到底能在何种程度上体验丧失？恰恰是种族灭绝的罪行，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迫切，并引发不少年轻人得出无力却合理的确断：发生过的，根本无法再现。

“史料保存什么？不是占领列日时被踩踏的紫罗兰的命运，不是洛文大火中母牛的痛苦，不是贝尔格莱德前云朵的聚散”，特奥多尔·莱辛如此写道，他在这本“一战”期间写成的《赋予无意义者意义的历史》里揭穿了理性发展的历史，——那些有始有终、有涨有落、有盛有衰的历史主要遵循叙事规则，而它们的所有史学设计全都是事后对无形式者的赋形。

虽然演化的规律性已经显示出，某段时间内持存着什么，实际上是由偶然与适应错综复杂的共同作用负责，可启蒙的进步信仰几乎仍未间断地持续发挥着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汲汲营营的历史时间轴有着简单的吸引力，并且吻合着西方文明的线性字形——因为它，人们太容易折服于自然主义的谬误，甚至在神职式微后，仍将一切给定者视作有所需、有意义。在一种不断展开的单线、压制性的剧本中，过去的唯一用处在于铺垫新事物，历史——不论私己生命、一个民族还是全人类——都被想象成注定如此、绝非偶然的前进。然而，所有档案管理员都知道，为每一个新条目分配连续数字的年表，在其无助的连贯性中体现着最无创造力的组织原则，因为秩序只是装模作样。

某种意义上，世界本身就是它自己看不透的档案——地球上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质，都是一个无比庞大、没完没了的记录系统的文件，这个系统不断尝试以过去的经验为鉴、从中得出结论，分类则无异于，把看似客观的结构安排给演化传统纯粹无尽的混乱。本质上，在这个档案里什么都不会丢失，因为能量不变，任何事物似乎都会在某处留下痕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说，任何一个梦、任何一种念想都不会被真正忘记。倘若这条让人想到能量守恒定律的惊人名言属实，那么考古发掘活动就不止会从人类记忆的腐殖土中挖出过往经验似曾相识的挣扎——一次遗传的创伤，一首诗里不相关的两行，幼儿时风雨夜里幽灵般的梦魇，色情的恐怖画面——就像挖出骸骨、化石或陶片，它还会从冥府中再次夺出无数没落家族的印象，只要开始寻找他们的痕迹，真相就不可否认，连被驱散或清除、被改换成错误甚或托付给遗忘的那些，也永远在场。

可物理法则只能有限地提供安慰。因为大部分转换过程不可逆，能量守恒定律及其变形的胜利却对这有限性只字不提。燃烧艺术品的热量又有何用。灰烬里再也找不到值得赞叹的东西。早期无声电影提走了银盐的胶片材料被继续加工成台球，无动于衷地滚过铺绿毡的桌面。最后一头巨儒艮的肉很快被消化一空。

当然，灭亡是所有生命与创造的存在条件。一切都会消失，瓦解腐败，灰飞烟灭，这自然只是时间的问题。甚至往昔独特证据的存在，也只能归功于灾难：那些很久无法破译、象形文字般的古希腊音节文字线性B仅存的文献之所以能够留下来，仅仅因为公元前1380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摧毁了克诺索斯宫，同时把上千块记录着该宫廷收支的黏土板烧硬、使之坚固得可以流传；庞贝的石膏模型得之于维苏威火山喷发时被活埋的人和动物，他们的尸体腐烂后在凝固的岩石中留下可灌铸的空腔；或是幽灵摄像术般留在广岛的房屋墙壁及街道地表的剪影，那是原子弹爆炸时蒸发的人们。

有死之见令人感伤，抗拒无常的渴求亦情有可原，他们想把痕迹留给未知后世。在记忆里，是的，“永垂不朽”——就像凿在花岗岩墓碑上孜孜不倦的意愿宣告。探测器旅行者1号和2号携载的两个将永远在星际空间里漂泊的时间胶囊的讯息，也见证了这个生俱理性的物种欲彰显其存在的动人愿望。两张完全相同的镀金铜盘刻有图像、曲目、噪音及55种不同语言听觉上的问候，“你好，来自地球的孩子”——这无所畏惧的无能为力吐露出多少人性。想象令人神往，人类曾留下的一切都会被播放出来，莫扎特的《夜后咏叹调》、路易·阿姆斯壮的《忧郁蓝调》、阿塞拜疆的悠悠风笛，只要地外发现者不仅成功破解出以画谜形式模拟刻录在唱片上的说明，还将其付诸实施。然而，连太空漂流瓶的发起者们也承认，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次行动不如被解释为在科学中续命的巫术思想之果，重要的是，它在此排演了一场助长自信的仪式，因为这个物种还不愿接受自己全然的无足轻重。然而，没有接收地的档案、没有发现者的时间胶囊、没有继承人的遗产，又算什么？经验告诉我们，对于考古学家，过往时代的废弃物是最有说服力的收藏。无需我们插手，由技术废料、塑料及核垃圾构成的地层就会超越时代，原汁原味地提供关于我们种种习惯的信息，并还将持久地纠缠我们身后的地球生活。

也许，那个时候，我们的后代早已启程去往自始以来人类就在向往的第二个地球，以调回时间、弥补曾犯的错，必要时用难以描述的代价把不慎摧毁的东西重新创造出来。那个时候，人类的文明遗产可能真的会以人工DNA的形式储存在一种极其强韧的菌株的遗传物质里。

一份从古埃及第一王朝中期，约公元前2900年，保存下来的莎草纸文卷，由于状况棘手，至今仍未被打开，因此我们无从知道它包含着怎样的讯息。有时我也会这样想象未来：后代们无措地面对着今天的数据存储器，由于平台和程序语言、文件格式和读取器的急剧更迭，那些古怪铝盒的内容都变成了没有意义的编码。可作为物品，它们显然不再散发什么光晕，比不了印加人如此多言、如此沉默的奇普绳结，也远不及不知是胜利柱还是哀悼碑的神秘古埃及方尖塔。

无物永恒，却总有一些更久长：教堂和庙宇胜过宫殿，文字文明超越了没有复杂符号系统的同侪。曾被花剌子模学者比鲁尼描述为借时空繁衍之物的文字，最初起就是一个平行于遗传、不依赖血缘的信息传递体系。

人们可以凭书写和阅读挑选祖先，相对于常规的生物传承确立第二条精神上的遗传线。

若如某些建议所愿，把人类本身理解为神性归档世界、保管宇宙意识的器官，那么无数被书写、印刷的书籍——当然，神自身所撰或其众多流射者除外——就是在履行这徒劳的义务，尝试把万物的无限存入实体的有限。

也许是我贫乏的想象力所限，我依旧认为，书籍是最完美的媒体，虽然已用了几百年的纸不如莎草、羊皮、岩石、陶瓷或石英那么结实，虽然连印刷最频繁、译成最多种语言的《圣经》也不能完整地传到我们手中。复本提高了书在几代人时段内传播的概率；这颗开放的时间胶囊，从它被写下、被排印起，就把流逝的时间之痕一并记录下来，它的每一版文本都会开显出与废墟不无相似的乌托邦空间，死者滔滔不绝，往昔生机勃勃，文字成真，时间失效。或许，相比于似无实体、挑剔继承者、提供信息浩瀚无度的新媒体，书籍在很多方面处于弱势，是本原意义上的传统媒体，可正是文、图、设计的彻底融合，使书体隔绝自成，它才有希望独一无二地安排世界，甚或取而代之。宗教思维的分裂，有死和不死——身体和灵魂——各半，或许代表着克服失去最令人心安的策略。然而，载体与内容的不可分割，却是我不止写书、也要设计的原因。

一如所有书籍，本书也想让某些事物活下去，它想让过往的前现、遗忘的还魂、喑哑的说话、被错过的得到悼念。书写什么也不能挽回，却让一切都可能被体验。因此，这本书同等关心寻找和发现、失去和获得，它让人隐约感到，只要有记忆，在和不在的差别或许就不那么重要。

为此书工作的几年里，我似乎曾在某些宝贵的瞬间感到，注定消逝的观念，与架上蒙尘的样品，同样可堪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