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帝国的第二次邂逅发生在遥远的亚洲草原和雪地上，一片难以抵达的广袤领土，整个地理环境都由陌生而奇特的名字组成——被称作额尔古纳、温达和恰伊恰尔的河流，被称作青安、伊尔丘里和扎格迪的山脉，以及被称作基尔科克、通吉尔和布卡查查的城市。仅用这些名字，就可以创作出铿锵有力、充满异国风情的诗篇。

西伯利亚铁路列车正在进行它为期九天的前往莫斯科的旅程，它前一天从北京出发，在经过中国的哈尔滨后，驶入苏联的边境车站外贝加尔斯克[外贝加尔斯克，又译“后贝加尔斯克＂，是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的市级镇，靠近中俄边界，设有外贝加尔斯克火车站。]。每接近一处边境，我们的心情都会紧张起来；情绪也随之高涨。人并不适合生活在边界环境中，他们避免这种环境，或者试图尽快逃离。但是，人到处都会遇到边界，到处都能看到或感受到它们。让我们看看世界地图，里面到处都是边界。大洋和陆地的边界。沙漠和森林的边界。降水、季风和台风的边界。耕地和休耕地。永久冻土和沼泽。石质土和陶土。让我们再加上第四纪沉积层和火山流的边界。玄武岩、白垩岩和粗面岩的边界。我们还可以看到巴塔哥尼亚板块和加拿大板块的边界，温带气候区和北极气候区的边界，阿迪查流域和乍得湖侵蚀区的边界。各种哺乳动物栖息地的边界。各种昆虫的分布边界。各种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分布边界，包括极其危险的黑色眼镜蛇，以及可怕但幸而极其懒惰的水蟒。

也许还有君主国与共和国的边界？遥远的帝国和失落的文明？契约、条约和联盟？黑色部落和红色部落？民族迁徙？蒙古人曾抵达的边界。可萨人。匈奴人。

多少生命，多少鲜血和苦难，都与边界事务息息相关！为保卫边界而死去的人的墓地看不到尽头。同样无边无际的，还有勇敢扩张其边界的鲁莽者的墓地。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行走过，但最终命丧荣耀战场的人中，有一半死于因边界问题而起的各种争端。

这种对边界问题的敏感性，这种不断划定边界、扩大边界或捍卫边界的不懈热情，不仅是人类的特点，也是整个生物界的特点，是陆地、水和空气中一切活动的特点。各种哺乳动物为了捍卫牧场的边界，甘愿被撕成碎片。各种猛兽为了巩固新的狩猎领地，也会把对手活活咬死。甚至我们那安静而温驯的小猫，为了挤出几滴尿液以在各处标记上自己的领地，也会何其努力，何其压榨而折磨自己。

还有我们的大脑呢？毕竟，有无数种边界编码于其中。左脑和右脑之间，额叶皮层和颞叶皮层之间，胼胝体和小脑半球之间。还有脑室、脑膜和脑回之间的边界呢？延髓和脊髓之间的边界呢？请注意我们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会想：这就是极限了，越过它就不行。或者我们会说：小心，别走太远，否则你会越界的！更何况，所有这些思想和感情的边界，命令和禁令的边界，都在不断变化，不断交叉渗透，层层堆积。在我们的大脑中，边界的运动永远不会停歇——跨越边界，接近边界，占领边界。这就有了头痛和偏头痛，有了脑中的骚乱；但也由此产生了一些珍贵的东西：幻觉、启示、灵光一闪，以及——很遗憾更为罕见的——天才。

边界意味着压力，甚至意味着恐惧（相对较少的是：解放）。边界的概念可能包含某种终极性；门在我们身后永远地关上了：这就是生与死之间的界限。诸神知晓这种焦虑，所以他们向人类承诺，得救者将进入没有边界的神圣王国，以此来赢得信众。基督教上帝的天堂，耶和华与真主的天堂，都是没有边界的。佛教徒相信，涅槃境界是一种无止境的喜乐状态。简而言之，人们最渴望、最期待、最憧憬的，正是这种无条件的、完全的、绝对的——无边界。

带刺铁丝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带刺铁丝网做成的栅栏。它们从雪地里探出来，悬浮其上——线条、支架、栅栏。多么奇妙的组合啊，纠结，起伏，整个带刺铁丝网结构将天空和大地连接在一起，嵌入每一寸冰冻的土地，融入白色的风景和冰冷的地平线。乍看上去，这条沿着边界延伸的贪婪而多刺的屏障，似乎是一种荒谬而超现实的想法，因为谁会强行通过这里呢？眼前只有一片雪的荒漠，没有道路，没有人，积雪足有两米深，根本无法迈出一步。然而，这些带刺铁丝网做成的栅栏有话要说，有事情要跟你交流。它们说：小心，你正在跨越边界，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你再也无法逃脱；你走不了。这是一个极其严峻、充满绝对服从和命令的世界。你要学会倾听，学会谦卑，学会占据尽可能小的空间。管好你自己。最好保持沉默。最好不要提问。

总之，在驶向火车站的整个旅程中，带刺铁丝网一直在教育你；它以一种无情的方式把那些你从现在开始就该记住的东西印在你的大脑里，把一连串限制、禁令和指示灌注进你的思想，但这终归是为了你好。

接下来出现的是狗。德国牧羊犬，狂怒、震颤、疯狂。列车刚一停下，它们就扑到车厢底下，不停狂吠。但是，在这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天气里，谁会待在车厢底下？多少羊皮大衣都没用，只消一个小时，人就会冻僵，而我们已经连续行驶了整整一天。这些追捕犬的景象是如此摄人心魄，以至于很久之后你才会注意到下一个画面——士兵瞬间站立在火车两侧，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他们列队的方式使火车车厢处于完全的监控之下，如果，比方说，有哪个乘客——某个疯子（也可能是个特务，一个渗透者，一个间谍）——决定跳出车厢，投身到雪白冰冷的广阔天地中去，那他将立刻被发现，并被处以枪决。

但谁能立即射杀他呢？事实上，那些站在瞭望塔上、用枪口瞄准车厢门窗的哨兵可以在一秒钟内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我刚才正朝窗外张望，其中一个枪口正对着我的方向——是的，直接瞄准我！）然而，另一方面，没有疯子（或者特工、渗透者、间谍）能跳出来，投身到雪原中，因为所有车厢的门窗都紧紧关闭着，完全封死了。

简而言之，跟那些密集的、一层楼高的铁丝网一样，这种全方位的监控也起到了同样的警示作用：这是无声但强烈的警告，免得那些荒谬的念头一不小心闯进你的脑袋。

但事情还没结束。那些兴奋而多半饥肠辘辘的德国牧羊犬才刚刚从车厢下面穿过，士兵们才刚刚警觉地排列在铁轨两旁，瞭望塔上的哨兵才刚刚用枪口对准我们，巡逻队就进了车厢（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拿着长长的钢矛），把所有乘客都赶到过道上。车厢搜查开始了，他们在架子上、座位底下、储物柜及烟灰缸里翻找着，敲打着墙壁、天花板和地板。寻找、观察，又摸、又闻。

现在，乘客们带着所有东西——行李箱、袋子、包裹、包袱——进了车站大楼，那里摆着长长的铁皮桌子。到处都是红色的横幅，欢迎我们来到苏联。横幅下面，海关检查员站成一排，有男有女，个个凶狠严厉，甚至带着怨愤的神情。是的，明显是怨愤。我试着在他们中间寻找一张稍微温和开朗的面孔，因为我自己也想放松一下，暂时忘记周围的铁丝网、瞭望塔、猛犬和面无表情的哨兵。我想建立任意一种联系，礼节性地互相致意，聊上几句。一直以来，这都是我非常需要的东西。

“你嬉皮笑脸地干什么？”一个海关检查员厉声问道，满脸狐疑。

我感到一阵寒意。权力是严肃的：在跟权力打交道的时候，微笑是不得体的，代表缺乏尊重。同样，不可以长时间凝视那些拥有权力的人。我早就从军队中知道了这一点。我们的班长扬·波克里夫卡会惩罚那些长时间盯着他看的人。“过来，”他喊道，“你盯着我看什么？”他会让那些人去打扫厕所，以示惩罚。

检查开始了。打开，松开，解开，倾倒一空；摸索，插入，拉出，摇晃。这是什么？那又是什么？这是干什么用的？这个呢？那个呢？这个呢？那个呢？怎么用？为什么？最糟糕的是书。带着书旅行是多么可怕的事！你可以带一箱可卡因，然后放一本书在上面。可卡因不会引起任何兴趣，但所有的海关检查员都会冲那本书扑过去。而如果——不得了了！——你带的是一本英文书，那么真正的浏览、检查、翻阅、阅读就开始了。

然而，尽管我带了几本英文书（主要是学习汉语和日语的教材），但我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被安排在一张单独的桌子旁，属于二等公民的桌子。这些人都是当地人，是苏联公民，瘦弱的不起眼的人们，穿着破旧的外套和满是窟窿的毡靴，是肤色黝黑、眼睛狭长的布里亚特人和堪察加人，通古斯人和阿伊努人，奥罗奇人和科力亚特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去的中国，但无论如何，他们回来了，还带来了食物。我用余光看到，他们的袋子里装满了荞麦。

荞麦正是问题所在。除了书，荞麦是最容易引起怀疑的物品之一。它似乎具备一种模糊性，一些反常、狡猾的特质，一些欺骗性，一些两面性。是的，看起来是荞麦，但实际上可能并不完全是荞麦；是荞麦，但并不百分之百是荞麦。所以海关官员把整袋荞麦都倒在桌子上。桌子开始闪烁着金色和褐色的光泽，好像一座撒哈拉沙漠的微缩模型摊在面前。筛选荞麦的工作开始了。用手指小心翼翼、细致入微地筛选。海关检查员让荞麦流过他们的手指，筛啊筛，然后突然间——停！手指停下来不动了。出现了一颗奇怪的谷粒。手指感觉到了；它们向海关检查员的大脑发出信号，大脑随即做出反应——停！手指停下来，等待着。大脑说，再试一次，小心一点。手指轻轻地、难以察觉地，轻轻地、难以察觉地，但非常小心、非常警惕地又摩挲了一遍谷粒。手指在调查。苏联海关检查员那经验丰富的手指，训练有素，随时准备把这颗谷粒扼杀在摇篮中，逮捕它，把它关起来。但这颗小谷粒只是它本来的样子——也就是说，只是普通荞麦的一颗普通谷粒，外贝加尔斯克边防站的桌子上撒落着百万颗谷粒，而让它脱颖而出的是一种奇特的形状，是磨盘上某处凸起造成的后果，它变得扭曲、不平整。所以，海关检查员的大脑得出结论，这不是违禁品，没有阴谋诡计，但它仍不死心。相反，它命令手指继续筛选，继续检查，继续触摸，哪怕有一丝丝怀疑也要停下来——立刻停下来！

让我们思考一下，毕竟，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磨坊陈旧而低效。让我们思考这会给外贝加尔斯克的海关检查员带来什么问题。有无数形状不规则的可疑谷粒。每秒钟，手指都会向大脑传送信息。大脑不时发出警报——停！一粒又一粒，一把又一把，一小袋又一小袋，一个又一个布里亚特人。

我无法把目光从这个奇观中移开。我看得入了迷，忘记了铁丝网和瞭望台，忘记了那些狗。这些手指应该去雕刻黄金、打磨钻石。多么细微的动作，多么灵敏的颤动，多么敏锐的感觉，多么精湛的技艺！

我们在黑暗中返回车厢。雪正在落下，靴子底下的冰嘎吱作响。在外贝加尔斯克，我学到了另一个教训，即这里的边界不是地图上的一条线，而是一所学校。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分为三类。第一类——彻底愤怒的人。他们将是最不幸的，因为周围的一切都会给他们带来压力，使他们陷入愤怒的状态，直至疯狂。他们将烦恼痛苦，饱受折磨。在意识到自己无法改变周围的现实、一切都不会改善之前，他们就会因为心脏病或中风而倒下。

第二类会观察苏联人民，模仿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种姿态的本质是顺应既有的现实，甚至从中获得某种满足。有句话在这方面很有帮助，值得每天晚上对自己和他人说一遍，不管刚刚过去的这一天多么糟糕：“享受这一天，因为再也不会有像今天这样美好的日子了。”

最后是第三类人。对他们来说，所有东西都很有趣，非同寻常，不可思议，他们想了解这个迄今为止不为自己所知的世界，研究它，探测它。他们知道如何用耐心（而不是傲慢）来武装自己，并以冷静、专注、清醒的目光保持着距离。

这就是置身于帝国的外国人所持的三种态度。

透过飞驰的火车车窗，我想：西伯利亚，原来就是这个样子！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七岁的时候。我们街上那些严厉的母亲警告我们说：“孩子们，要听话，不然他们会把你们流放到Sybir（西伯利亚）去！”（她们用俄语说，Sybir，因为这样听起来更具威胁性，更有世界末日的感觉。）温和的母亲们则会生气地说：“怎么能这样吓唬孩子呢！”

很难想象西伯利亚是什么样子。直到一个朋友给我看了书里的一张图画：大雪纷飞中，走着一列衣衫褴褛、佝偻着背的人，他们的手脚都被沉重的铁链拴住，铁链末端还系着铁球，他们就拖着这些铁球在路上行走。

西伯利亚，在其邪恶而残酷的形象中，是一个冰冷而凝固的空间……再加上专政。

冻土地带存在于很多国家，这些土地大部分时间都被冰冷和死寂所覆盖。比如加拿大的广袤地区，丹麦的格陵兰岛，或者美国的阿拉斯加。但没有人会用下面的话来吓唬孩子：“洗手去，要不就送你去加拿大！”或者“好好跟那个小姑娘玩，要不他们会把你流放到美国去！”那些国家没有人会用铁链拴住别人，没有人会被囚禁在集中营里，被派去地狱般的严寒中工作，迎接必死的命运。那里的人们只有一个敌人：寒冷。而在这里，人的敌人有三个：寒冷、饥饿和武装暴力。

1842年，在巴黎，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在法兰西学院发表了两场纪念科佩茨将军[即约瑟夫·科佩茨（Józef Kopeć，1762—1833），波兰军官，出生于平斯克，在科希什库暴动失败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演讲。科佩茨将军在马切约维采附近与科希丘什科[塔德乌什·科希丘什科（Tadeusz Kościuszko，1746—1817），波兰军队领导人，领导了反抗沙俄和普鲁士王国的科希丘什科起义。]并肩作战，被俄国人俘虏并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他们押解着科佩茨在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荒原上行驶了大约一万公里，最终抵达堪察加。

那是一次真正的地狱之旅。

正如将军所写的，他们用一辆警用马车载着他，马车的形状像个箱子，外面盖着兽皮，里面则是铁板，只在一侧有个小窗户，用来递水或食物。

科佩茨继续写道：“箱子里没有座位。因为我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所以他们给了我一个装着稻草的麻袋。我被指定为秘密囚犯，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编号。对他们来说这是最重的囚犯，任何人都不能和他交谈，甚至不能知道他的名字和被捕的原因，否则就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他坐在警用马车里，就像被关在一口棺材里，只能通过声音来推断自己的位置。听到路石的隆隆声，他猜他们大概是在一个城镇：“第六天，我听到了路石的声音，那是斯摩棱斯克[斯摩棱斯克，位于俄罗斯西部第聂伯河畔，距离莫斯科三百六十公里。]。”他们把他从黑暗的警用马车中直接转移到了一个漆黑的牢房里，所以科佩茨无从分辨是白天还是晚上。“有两扇带铁栅栏的窗户，用黑色木板钉住，这样就透不进一丝光线。只能猜测是晚上还是白天。看守们从未跟我说过一句话。”旅途困顿，但科佩茨无法入睡——在进入西伯利亚腹地的旅途中，这个休息站竟成了一个折磨人的地方：“我睡不着：我似乎听到了墙外的殴打声、酷刑的声音和镣铐的摩擦。”

他们把他押去审问。密茨凯维奇写道，“他们问科佩茨，为什么叛乱？他回答说，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委员会对这个回答感到愤慨，然后中断了审讯，他们无法忍受一名囚犯的骄傲。”

他们载着他继续向东。“从斯摩棱斯克到伊尔库茨克[伊尔库茨克，位于贝加尔湖南端，是西伯利亚最大的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距离莫斯科约五千公里。]，”将军回忆道，“我的押解人员中有三名士兵死亡，其他人则从马车上摔下来，摔断了胳膊或腿。他们醉醺醺的，心不在焉，驶下山坡时像飞一样，然后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当马突然狂奔起来的时候，车子翻倒，被马拖出四分之一里，而我被关在里面，像木桶里的鲱鱼一样四处乱撞。幸好我被麻袋裹着，里面的麦秸和稻草让我免于一死。”

尽管被囚禁在马车棺材里，但将军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自己是享有特权的——他乘着车，其他人则被迫步行数年。“在路上，我遇到了几百个被押往伊尔库茨克的男男女女，只有一个很小的押解队，把他们从一个流放定居点送到另一个定居点，要到第三年的年底，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才能从欧洲抵达伊尔库茨克。一路上没有人可以逃脱，因为任何地方都没有次级定居点……如果有个囚犯想偷偷溜到一边，溜到森林里，他会被野兽吃掉……”

流放者的这种漂泊并不仅仅是空间和时间上的位移。它还伴随着一种去人性化的过程：那些到达终点的人（如果没有死在路上）已经被剥夺了一切人性。他没有姓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他不知道会受到何种处置。他被剥夺了语言：没有人愿意跟他交谈。他是一件被交运的货物，他是一个物品，一件微不足道的东西。

后来，连马车也被剥夺了，他们强迫他步行前进：“我们总是从早走到晚，没有任何休息。”

然后他补充道：“没有任何道路，只有可怕的高山和峡谷。”

“没有任何道路，只有可怕的高山和峡谷。”

我梦想着看到贝加尔湖，但那是晚上，贝加尔湖只是结霜的窗户上一个黑色的斑块。直到早上我才瞥见高山和峡谷。一切都被雪覆盖着。

雪，无尽的雪。

时间是一月，西伯利亚的冬天正走到半途。

窗外的一切都因寒冷而显得僵硬，连冷杉、松树和云杉也像是巨大的、石化的冰柱，如同深绿色的钟乳石一样从雪地中升起。

这种静止，风景的静止，使得火车仿佛停在原地，好像它也是这个地区的一部分——也一动不动。

还有白色——到处都是白色，耀眼、深不可测、绝对的白色。一种能把人吸进去的白，如果有人任自己被引诱，任自己踏入陷阱并继续向前，深入那白色的核心处——他将会毁灭。白色摧毁所有试图接近它的人，所有试图破译其神秘的人。它把他们从山顶上推下去，抛弃在冰冻的平原上。

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人把所有白色的动物视为神圣，他们相信，杀死白色的动物是犯罪，会招致死亡。他们把白色的西伯利亚视为神殿。他们对着平原顶礼膜拜，向风景致以敬意，他们时刻恐惧着，担心从那白色的深渊中，死亡降临。

白色经常与终结、结束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在那些惧怕死亡的文化中，哀悼者会身着黑色，为的是把死亡从自己身边吓走，隔绝它，把它限制在死者身上。但在这里，死亡被视为存在的另一种形式，生命的另一种形态，哀悼者身着白色，给死者也穿上白色的衣服：在这里，白色是接受、默许、对命运表示屈服的颜色。

在这一月份的西伯利亚风景中，有一种征服一切、压倒一切、震慑人心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它的广袤，它的无限，像海洋般无边无际。地球在这里没有尽头；世界在这里没有尽头。人不是为这种无限性而生的。对他来说，他的村庄、他的田地、街道和家都是舒适的、可感知的、实用的尺度。在海上，甲板的大小就是这样一种尺度。人是为那种他只需尝试一次、只需努力一次就能征服的空间而生的。

过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已经是旅行的第四天了吗？），天色开始变亮。（在这个季节，这里白天和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被黑暗笼罩。）我喝着茶，望向窗外。雪原一如昨日，一如前天（而且我很想补充说，一如去年，一如数个世纪之前）。同样无边的森林。同样的森林和林中空地，开阔地带同样高高的雪堆，被风雕刻成最奇特的形状。

我突然想起了布莱斯·桑德拉斯[布莱斯·桑德拉斯（Blaise Cendrars，1887—1961），瑞士出生的法国作家，其诗作中经常出现轮船、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和他的《西伯利亚铁路和法国小让娜之歌》。这首诗写于“一战”前，桑德拉斯描述了这同一条铁路线上的旅行，不过他的方向刚好相反——从莫斯科到哈尔滨。在这首诗的叠句部分，他那惊恐万状的女友让娜反复问出下面的问题：

布莱斯，告诉我，我们真的离蒙马特很远了吗？

让娜经历了置身于西伯利亚那无垠白色中的每个人所共有的感觉——沉入非存在之中，一种渐渐消逝的感觉。

作者不知道说什么能安慰她：

很远，让娜，你已出发七日。

你远离了蒙马特。

巴黎是世界的中心，是参照点。该如何衡量距离和遥远？远离什么？远离哪里？我们星球上的那个点在哪里——离那个点越远，就感觉离世界的尽头越近？这个点是情感意义上的（我的家是世界的中心），还是文化意义上的（如希腊文明）？又或者是宗教意义上的（如麦加）？当被问及哪里是世界的中心，是巴黎还是墨西哥城时，大多数人会说，是巴黎。为什么呢？其实，墨西哥城比巴黎大，同样有地铁，同样有宏伟的古迹、伟大的绘画和杰出的作家。然而，人们会说，世界的中心是巴黎。如果有人宣称，对他而言，世界的中心是开罗呢？毕竟开罗比巴黎大，有古迹，有一所大学，还有艺术。但有多少人会把票投给开罗？所以，就是巴黎（至少，当惊恐的让娜忧心忡忡地穿越西伯利亚时，世界的中心就是巴黎）。是欧洲。欧洲文明是唯一一个拥有全球野心并且（几乎）实现了这种野心的文明。其他文明要么因为技术原因无法实现（比如玛雅文明），或者干脆没有这种兴趣（比如中国），因为他们坚信自己就是整个世界。

只有欧洲文明表现出了克服民族中心主义的能力，从其内部产生了了解其他文明的愿望，并诞生了如下理论（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波兰人类学家，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新的民族志的写作方法，被称为“民族志之父＂。]提出），即全球文化是由一系列平等的文化共同构建的。

白天，黑夜，又是白天。

车轮单调而固执的轰隆声越来越难以忍受，在夜间尤为嘈杂：人被囚禁在那轰隆声中，就像待在一只颤动、摇摆不定的笼子里。我们遇上了一场暴风雪，雪突然间封住了窗户，在车厢里都能听到风的呼啸。

“没有任何道路，只有可怕的高山和峡谷。”

旅行的第六天，也许是第八天。在这广袤而单调的空间里，时间的尺度消失了；它们不再拥有任何力量，也不具备任何意义。时间变得无形无状，像萨尔瓦多·达利的钟表一样伸缩自如。此外，火车穿越不同的时区，要不停调整手表的指针，但这有什么用呢？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在这里，对变化的感知（时间的首要决定因素）萎缩了；对变化的需求也萎缩了：人活在一种沉闷、麻木的状态，一种内在的瘫痪。现在是一月份，夜晚很漫长，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也弥漫着一种灰暗而持久的阴霾。太阳只是偶尔出现，世界随之变得明亮、蔚蓝，被一条明确而果断的线描画出轮廓。但之后，阴霾似乎变得更加深重，也愈发弥漫不散。

在西伯利亚铁路上旅行时，人们能从这个国家的所谓现实中看到什么？什么都看不见，真的。大部分路程被黑暗笼罩，即便在白天，除了朝各个方向蔓延的白雪皑皑的空旷之外，也几乎什么都看不到。一些小小的火车站，在夜晚发出孤独微弱的灯光，一些幽灵凝视着在雪埃中飞驰的火车，然后立刻消失了，沉没在视线中，被近处的森林所吞噬。

我待在一间双人包厢中，但全程只有我一个人。一种压抑的孤独感。没办法阅读，因为车厢朝各个方向摇晃，字母跳动，模糊不清，眼睛一会儿就痛了。没有人可以交谈。我可以去过道里走走。但然后呢？所有的包厢都关着门。我甚至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因为没有往里看的小窗户。

“这些包厢里有人吗？”我问乘务员。

“说不好。”他含糊地说，然后消失了。

没办法跟任何人开启谈话。人们（即便从某个地方出现了人）要么立刻绕过我，要么——如果我几乎抓住他们的袖子——回答一句然后马上消失。即使他们真的回答了，也是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说一些单音节的词，无法从答案中推断出什么。他们说，“看情况吧”；他们说，“嗯，是的”；或者他们说，“谁说得准呢？”或者“当然了”。但他们最常说的那句话表明他们已然洞悉了一切，他们已经深入到事实的核心。他们说：“嗯，生活就是这样。”

如果的确存在所谓民族天分的话，那俄罗斯民族的天分首先表现在这句话中：“嗯，生活就是这样。”

如果充分地思考这些话的意义，能明白很多东西。但我想了解更多——却做不到。我周围都是空虚；都是焦土。都是墙。原因并不神秘：我是一个外国人。外国人会引发复杂的情感。他引发好奇心（必须扼杀这种好奇心！），引发嫉妒（外国人总是过得更好，看他衣着光鲜就知道了），但最重要的是引发恐惧。这个系统赖以存在的一个支柱就是与世界隔绝，而一个外国人仅仅凭借他的在场就能破坏这个支柱。跟外国人接触的人会被判处五年、十年监禁，甚至遭到枪决，所以人们像害怕火一样害怕外国人就不足为奇了。

我也坐在一辆警用马车里，只不过它比运送科佩茨将军的那辆要舒服得多。我没有被判刑；我不是被流放者。但隔离的原则是相同的。这凸显了一个事实，即你在这里是陌生人，是他者，是入侵者，是个可恶的、不和谐的东西，是个麻烦。这还是最好的情况。因为一个外国人有可能危险得多，有可能是渗透者和间谍！他为什么一直盯着窗外，他在找什么？他什么也不会看到的！整条西伯利亚铁路已经清除了一切能引起间谍注意的东西。火车像在塑料隧道里行驶——只有光秃秃的墙：夜晚之墙，雪之墙。他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他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他为什么要知道这些？他记笔记了吗？他记了。他记了什么？所有东西吗？他把那些笔记放在哪里？一直带在身上吗？这可不妙！

那他问了什么？他问这里离斯玛还有多远。斯玛？我们不在斯玛停。没错，但他的确问了。那你说什么？我？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说是什么意思？你总得说点什么吧。我说还有很远。这可不好！你应该说我们已经过了斯玛了，这样就会迷惑他！

所以，看到了吗？最好回避问题，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很容易说出一些愚蠢的话来。人类的某些本性使他很难直来直去地回答一个问题。最糟糕的是，任何与外国人见面并交流过的人都会被怀疑，会被贴上标签。一个人必须这样活，必须以这种方式在城市、马路和火车车厢的过道里行走，免得发生上述情况，免得为自己招来不幸。

越来越接近古老的、本原的俄罗斯，尽管离莫斯科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没有任何道路，只有可怕的高山和峡谷。”

上大学的时候，我读过别尔嘉耶夫[尼古拉·别尔嘉耶夫（1874—1948），俄罗斯宗教和政治哲学家。]的一本旧书，他在书中反思了帝国疆域之辽阔如何影响了俄罗斯人的灵魂。在叶尼塞河畔，在阿穆尔针叶林的深处，俄罗斯人在思考什么？他走的每条路似乎都没有尽头。他能沿着它走上几天，几个月，而俄罗斯会一直环绕着他。平原没有尽头，森林没有尽头，河流没有尽头。别尔嘉耶夫说，要统治这样无边无际的领土，必须创造一个无限的国家。如此一来，俄罗斯人便陷入了一个悖论——为了维持广袤的领土，俄罗斯人必须维持一个巨大的国家；而为了维持这个巨大的国家，他们耗尽了自己的精力，以至于没有足够的精力做其他事，例如优化组织、发展畜牧业，等等。他们把精力花在一个国家上，而这个国家却束缚、压抑他们。

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这种广袤和无限对其居民的思维方式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因为它不需要他们集中精力、绷紧神经、增强能量，或者创造一个富有活力、生气勃勃的文化。一切都七零八落，被稀释了，被淹没在这种难以把握的无形无状之中。俄罗斯——这片广阔的土地，一方面是无尽的、宽广的，另一方面又如此令人窒息，让人喘不过气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呼吸。

疲惫，一种越来越折磨人的、令人窒息的、催眠般的疲惫，一种黏滞而麻木的感觉。在罕见的能量迸发中，人只想跳出这个疾驰的、颤动的牢笼。我钦佩科佩茨的忍耐力，还有成千上万跟他一样的人，我对他们承受的痛苦和折磨表示敬意。

起初是绿色的、积雪覆盖的树林，以及更多树林，然后是树林和房屋，然后是越来越多的房屋，然后是房屋和公寓楼，最后只剩下公寓楼，越来越高。

乘务员从包厢里收走了床单、枕头、两条毯子和一个茶杯。

过道里挤满了人。

莫斯科。